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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國崛起的根本

(2010-05-14 07:15:30) 下一個
毛澤東說過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打倒蔣家王朝建立新中國;一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右派及挨整文人們所汙蔑的是為了權力鬥爭!

    左派稱之為,反對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反對修正主義。
 

    其實文化大革命的精髓就是文化革命,革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革西方文化的命,塑造嶄新的可以引領中國輝煌一千年的新文化。

 

    其目的“培養出有高度政治學悟的、全麵發展的億萬共產主義新人。”就“能夠進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能夠更快地鏟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

 

    不明白這一點,就難以理解毛澤東為什麽是千年才出一個偉人。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影響中國文化基礎的兩個巨人,孔子,毛澤東。孔子構建儒學,影響了中國前兩千年,毛澤東建立了“反”論,將影響中國後兩千年!

 

    中西傳統文化及弊病

 

    一個社會要起碼滿足兩點,一,社會穩定,二,社會發展。

 

    任何社會文化都基於這樣兩種狀況,一,人必須以社會形態存在。二,人有千差萬別。

 

    一個穩定的社會要求:人必須以社會形態存在,就要設法盡量消除內部衝突和矛盾,成員之間和諧相處。人有千差萬別,就要設法把社會成員之間差別造成的衝突化解到最低程度。

 

    儒學為此做了兩點:一,提出泛義的“仁愛”,以符合第一種狀況。二,為解決第二種狀況的矛盾,采取了承認等級的合理性,並自覺遵守社會等級。為此儒家選擇了涉及政權和社會穩定的幾個最主要的等級體係------以官職尊卑、以長幼為序,後來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體係。也就是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和諧的實質就成了,一,對待不同的等級要安分守己;二,對相同等級要謙讓和睦。

 

    儒學符合曆代統治者社會、政權穩定的需要,經過幾千年固化,“和”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並對社會、政治產生著深刻影響。

 

    影響主要有三點:

 

    一,民眾對壓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強,為了“和”民眾不輕易反抗統治者的壓迫,社會矛盾要積累到無以複加的地步才會突然爆發,造成中國社會一次次毀滅性巨大震蕩。

 

    二,喪失了社會正確發展方向。是非標準不是以實際情況決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權威來決定,無論對錯,“臣、子、婦”都要無條件服從。而中國曆史幾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決策錯誤層出不窮,幾千年中國科技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於此。

 

    三,人情泛濫,喪失社會正常評價體係。和為貴使人們喪失了判斷社會行為正確與否的標準,人情可以替代製度乃至法律。其結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論文堂而皇之被通過,毒奶粉配方可以獲得國家科技獎,提幹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濫竽充數,十三億人,競拿不到一個諾貝爾獎。人情執法、人情評判使一切社會行為事非不分。

 

    四,腐敗嚴重。承認上級的絕對權威,同時奉行和為貴爭為恥的道德標準,地位越高的人越沒有約束機製,民眾無權幹預也無理幹預,眼睜睜看著官員腐敗。失去監督的權力導致嚴重腐敗。嚴重腐敗又導致政權更替,社會動蕩。

 

    以上弊端嚴重阻礙中國社會的發展,使中國在封建徘徊數千年之久!

 

    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理論上建立在達爾文進化論基礎上,承認優勝劣汰的合理性,否認固有的等級,崇尚競爭,利用法律來保證競爭的公平性。這種體係又承認私有製的合法性,因此不得不維護貧富的差別和等級,使競爭一開始就離開了公平的軌道,成為一個承認以貧富為等級,輔以貌似平等自由競爭的社會文化,而不是實質上的自由平等的競爭。

 

    西方文化體係的弊病為:

 

    一’,富人可以通過財富影響社會、政治,進而維持富人特權。維持不平等的社會製度。

 

    二,沒有宏觀控製的競爭導致社會盲目發展,社會容易走入岐途,其結果往往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動蕩,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發生的經濟危機,其根源就在於此。

 

    三,社會評判標準的依據是價值,富人可以利用手中的巨額財富,改變影響社會評判標準的公正性。

 

    四,基於西方文化的民主製度,效率相對較低。

 

    毛澤東的“反”論

 

    基辛格回憶錄動亂年代也有一段寫道:“毛在1966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恰恰是為了鏟除現代社會中不符合中國特性的東西,為了打擊西方的影響和官僚主義化,以免中國墮落和被納入世界普遍的文化之中。這場革命所要反對的是共產黨本能的東西,是他的人民的傳統,是他自己靈魂深處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千條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反”論的精髓就是造反,造帝國主義的反,造世界霸權的反,造當權派的反,造反動權威的反。

 

    通過造反,不但推翻人剝削人的製度,還要推翻以官尊民卑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金錢決定等級的、武力決定等級的西方傳統文化。建立民尊官卑,勞動光榮,剝削可恥的新等級製度。

 

    他堅信人民是創造曆史的主人,是主宰世界的主人,人民天生就應該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四大自由的權力,要把官員的所有行為置於人民群眾的嚴格監督的光天化日之下,你不想被監督就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下台,就走人。

 

    毛深刻地認識到,民尊官卑的製度不能持久,不深入人心,就一定會“新生資產階級的興起”,“官僚與資本的結合”,“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以及美帝國主義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國內資產階級和買辦與跨國壟斷資本的合流”,“工人階級以及貧農下中農重吃二茬苦,重受二遍罪。”

 

    他希望通過文革培養千千萬萬富有社會正義感,敢於鬥爭造反,維護人民大眾權益,勇於創新,勇於奉獻的社會主義新人。

 

    自程朱以來,中國人的靈魂被長期奴役。他多麽希望中國人洗心革麵,個性解放,恢複漢唐血性,出現無數的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楊佳、鄧玉嬌、荊軻。讓他們去打破中國千年傳統文化,去挑戰全世界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

 

    毛澤東1967年3月30日說:“中國,就現時說,可以說是在世界上起決定因素的國家。對於革命說來,對世界革命說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起決定因素的國家。什麽中等國、大國,如果在這點上比較的話,無論如何,沒有中國的作用大。隻要中國不倒,中國不變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數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們還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來,重新由黑的顏色變為紅的顏色。何況現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經起來,或者正在起來,要革命的總是多數,希望我們給予支持。”

 

    毛在文革中提倡人民關心國事,勇於懷疑和獨立思考,鼓勵造反和“反潮流”,倡導“四大”和“大民主”,把權威的標準由迷信黨組織、社會的集體理性而下放於個人理性。這恰恰是啟蒙精神的標誌。

 

    在文化革命中,他幾乎要求人們破除一切迷信:對黨的機構的迷信,對長官(當權派)的迷信,對文化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迷信(今天我們親眼所見,所謂“磚家”們的所作所為),以至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本身的迷信——甚至包括對毛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對他的吹捧不過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他反對樹立對他的"絕對權威",他認為自己早晚有一天也會“被打得粉碎”——“那又如何?不過粉碎而已。”

 

    在國際上,他不迷信權威,以造反精神打破了雅爾塔兩強瓜分世界協議、打破了冷戰的兩極格局,從而使中國屹立而起成為世界之第三極的人;導致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世界地緣政治發生根本改變。

 

    毛澤東不相信西方選舉民主,那是散發著銅臭的假民主。他更希望“造反”民主,一張張大字報,一個個大喇叭,口誅筆伐,一場場批鬥會,一隊隊示威者,觸及靈魂。任何人隻要有理,都可以隨時向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發起鬥爭。

 

    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義

 

    文化大革命摧毀了解放後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義體製。把懷疑主義、理性主義、平等主義和個性主義的文化啟蒙因素深深地播種到民族的精神中。

 

    毛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以最深刻的曆史悲劇的形式,為中國播下了走向全麵改革和偉大文化解放的火種。建立新中國是紅軍長征所播火種的收獲,中國千年興盛一定是文革播下火種的收獲。

 

    文化大革命雖然暫時失敗了。但是,毛澤東——這個駕馭中國革命徹底改造了中國之人性和生活的人,這個以人民戰爭的形式領導了二十世紀曆史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席卷了數億人口的偉大國內戰爭和群眾運動的人;這個動員了十億人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以超人之偉力,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試圖營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最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消滅私有製、實現人類終極平等的烏托邦理想國的人,這個發起了十字軍東征以來最偉大的群眾行動、使西方勢力被逐出於東方的人;這個最終把千萬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門前那塊孤獨聳立的岩石的人;必將永遠屹立於人類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今天,在日益發達的網絡,在各級信訪局門口,在拆遷現場,在下崗職工維權的道路上,在二代農民工身上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文革遺風。

 

    中國要崛起,必須進行思想文化改造,我們必須進行第二次,第三次乃至多次文化革命!毛澤東的偉大,60年前,他為中國和世界找到了一條井岡山道路,30年前,他為世界人民找到了一條文化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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