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樣板戲拍攝中絕密隱情
1974年4月28日《人民日報》消息：“在批林批孔運動深入開展的大好形勢下，為進一步掀起普及革命樣板戲的熱朝，從5月1日到5月23日，全國各地城鄉將舉行革命樣板戲影片匯映”。
匯映期間，全廣大城鄉的電影院、放映隊將集中放映《智取威虎山》《紅燈紀》《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沙家浜》《龍江頌》《海港》《奇襲白虎團》等八部革命樣板戲彩色影片，以及在革命樣板戲帶動下攝製的《火紅的年代》《豔陽天》《青鬆嶺》《戰洪圖》四部彩色故事片。”
在世界電影分類詞典裏，“樣板戲影片”是中國人的獨創。回望中國電影發展100年的曆史畫廊，這一道很獨特的景觀無法被人忽視，更無法讓人回避。十年的時間，除了屈指可數的幾部故事片和紀錄片外，“革命樣板戲”成為銀幕上無可撼動的絕對主角，而這樣的影片在上映時竟能場場爆滿。
“八億人民八台戲”，這種荒唐不要說外國人難於理解，即便是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也不會相信當年他們父輩們所接受的文化熏陶竟然是那樣的可憐、可悲。
“樣板戲影片”緣起：摒棄才子佳人，提倡革命現代戲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國戲劇界的演出劇目雖然出現了少量的革命現代戲，如話劇《智取威虎山》(1958)、滬劇《碧水紅旗》(1959)等，但不可否認，舞台上大多上演的還是傳統戲。江青對此非常不滿，同時也自認為這是撈取政治資本的絕好機會，於是開始著手京劇傳統戲的批判和現代戲的“指導”。1964年6月5日到7月31日，由文化部舉辦的“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全國有29個劇團帶著35個劇目興致勃勃地來京亮相，共演出了244場。周恩來、康生、陸定一、江青、郭沫若等都出席了大會並觀看了部分演出。其中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色娘子軍》等被確定為八個保留節目。
江青對這次觀摩演出熱情很高，7月5日她參加了觀摩演出人員舉辦的座談會，儼然以一個“文藝領袖”的形象發表了題為《談京劇革命》的長篇講話。講話中稱，全國3000多個劇團中的2800多個戲曲劇團演出的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舞台上是封建主義的一套，資產階級的一套。戲劇藝術家們都是在為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服務，而沒有為廣大工農兵服務。我們提倡革命的現代戲，要反映建國15年來的現實生活，要在我們的戲曲舞台上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來。這是首要的任務。江青甚至很“專業”地提出了一些技術問題：改編京劇，要注意兩方麵的問題，一方麵要合乎京劇的特點，有歌唱，有武打，唱詞要合乎京劇歌唱的韻律，要用京劇的語言。否則，演員就無法唱。
“文革”開始以後，江青公開以“革命文藝旗手”自居，加緊插手戲劇界。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製定了“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在1967年5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公開發表。她宣稱文藝戰線上存在著“黑線”和 “紅線”的鬥爭，“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江青在會上還發表了“關於電影問題的談話”，對當時的68部與部隊有關的影片進行了褒貶，建國後拍攝的影片竟然有三分之一受到了批判。此次座談會以後，江青的地位迅速上升，擔任“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
第一副組長的威懾力實在不容小視。1967年恰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5月1日至6月17日，江青在北京舉辦了“八大革命樣板戲匯演”，京劇《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海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以及交響樂《沙家浜》等八大樣板戲集中獻演218場，曆時一個多月，觀眾多達33萬。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都觀看了這次“文藝革命”成果的隆重展現。1967年5月 10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江青在1964年的那篇題為《京劇革命》的講話，1967年第6期《紅旗》雜誌發表題為《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的社論，稱京劇革命已經出現了一批豐盛果實，《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等京劇樣板戲的出現就是最可寶貴的收獲。它們不僅是京劇的優秀樣板，而且是無產階級的優秀樣板，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個陣地上的鬥、批、改的優秀樣板。
匯演的成功似乎給江青注射了一支強心劑，她馬上又開始籌劃將樣板戲迅速地搬上銀幕，以鞏固京劇革命的成果，擴大樣板戲的影響。就這樣，一種被稱為是“樣板戲影片”的片種在濃厚的政治氣氛下，榮幸地得到了“文藝旗手”的親自關懷，登場亮相了。
《智取威虎山》：北影派係林立，江青沒轍向毛主席求援
演出單位：上海京劇院
拍攝單位：北京電影製片廠
出品時間：1970年
將樣板戲搬上銀幕，江青首先選中的是《智取威虎山》。
1958年，文化部召開全國現代戲座談會，提出戲曲藝術要進行革新。上海京劇院一團的幾位演員非常興奮，他們在觀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此時正在上海公演的根據曲波同誌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林海雪原》後，自發地決定將其中楊子榮打人“威虎山”的一段故事改編成京劇，並改名為《智取威虎山》，於 1958年9月17日在上海中國大戲院正式公演。這部戲初稿的結構和劇情，基本是按照原著的故事脈絡展開的。在這之後，為迎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劇團又對該劇進行了再加工，壓縮了部分反麵人物的戲，加強了楊子榮和少劍波的戲。
1963年1月中旬，江青到上海參加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時任上海市委文教書記的張春橋特地把江青請到京劇《智取威虎山》劇組進行現場“ 指導”。在1969年第11期《紅旗》雜誌上，刊登了劇組撰寫的“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一文，專門提到江青對這出戲的關注：
她“看出它在內容上有相當大一部分糟粕，同時又看到它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京劇表現現代生活的可能，因此便決定把它拿過來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從那時起，這個戲及其代表的劇種，便逐步走上了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革命道路。”
打這以後，這部戲由於有了“江青同誌”的“指導”，頓時身價百倍。1964年，在“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上，《智取威虎山》由於藝術上還比較粗糙被安排在第三輪上演，但開幕式後突然就被提到了首輪上演的劇目中，並在“江青同誌”的親自“關懷”下，率先被搬上了銀幕。
《智取威虎山》是上海的戲，按照邏輯應該交給上影廠拍攝，但是這家電影廠的大部分老藝術家都是從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影壇走過來的，知道江青底細的人太多，他們早就被清出了廠，此時這家人才濟濟的老牌電影廠竟然陷入了無人可用的境地。除了上影，當時國內實力雄厚的電影廠還有長影、八一和北影。但是這些電影廠也有許多藝術家被打人了冷宮。1968年9月，江青在接見一些 文藝團體的代表時正式宣布，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要把一些犯過錯誤的同誌從文藝黑線中保出來，重新工作。在她宣布的名單裏有北影廠導演謝鐵驪和攝影錢江，看來江青是相中北影了。
1968年初秋，全國第一家樣板戲影片籌拍組——京劇《智取威虎山》攝製組在北影成立。謝鐵驪、錢江和李文化(後被調走籌拍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負責籌備工作。1968年11月，上海京劇團《智取威虎山》劇組來到北京“報到”，萬事似乎已經具備，隻等開機了。
拍攝的命令是下來了，但是樣板戲影片如何拍，拍出來應該是個啥樣子，誰都說不出個子醜寅卯。於是江青就領著大家觀摩、探討，在一些中外影片中尋找創作靈感。這一觀摩半年就過去了，影片還沒有一點眉目。大家都有些著急，特別是那些從上海來京的劇團成員，離家半年多了，誰不想早點完成任務回上海和家人團聚。拍攝工作之所以進行不下去，最大的障礙是攝製組人員配不齊。盡管這第一部樣板戲影片的主創人員是江青“欽定”的，但攝製組除了導演、攝影和演員之外，還有錄音、美術、化妝、照明、燈光、剪輯等多個工種，這些成員遲遲難以確定。
當時北影和全國一樣，派係林立、鬥爭激烈，對立的派係之間互相攻擊、拆台，再加上好幾年都沒有拍片了，好不容易等到成立攝製組的機會，誰不想擠進來?可鬥來鬥去，誰又能擠進來呢?這一回江青也沒轍了，她找到毛主席，結果是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進駐到北影廠。
1969年5月，攝製組終於完成了人員調配。進入夏天，根據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北影廠除了攝製組的成員之外，大部分職工都被派往北京郊區大興縣的五七幹校，廠裏的喧囂結束了，攝製組也終於能夠安靜下來分鏡頭，進入實拍階段。
盡管大家對成型的樣板戲影片缺乏足夠的想象，但拍攝的總原則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整個拍攝過程要自始至終貫徹“三突出”原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在正麵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江青為此還專門到攝製組宣布，要用最好的色彩、角度和光線來塑造英雄人物。隻要有利於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什麽都可以改。不僅要“還原舞台”，更要“高於舞台”。攝製組曾在1971年第3期《紅旗》雜誌上撰文，大談“還原舞台，高於舞台 ”的經驗：
“所謂還原舞台，主要是忠實地還原樣板戲的革命精神，還原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還原舞台演出的革命氣氛，還原樣板戲在藝術創作上的卓越成就；所謂高於舞台，就是運用電影藝術手段進一步塑造和突出無產階級英雄形象，彌補在舞台演出條件下受到限製的不足部分，進行再創作。”
這一條經驗也成為後來樣板戲影片拍攝的一條原則被廣泛運用。
1970年夏天，拍攝曆時兩年之久的第一部樣板戲影片終於完成了。這部影片拍攝積累的各種經驗，成為後來者的示範。
1970年10月1日，樣板戲影片《智取威虎山》在全國公映，它所帶來的轟動效果是主創人員意想不到的。
《紅燈記》：不要蘇修式的“總導演”
演出單位：中國京劇院
拍攝單位：八一電影製片廠
出品時間：1970年
繼《智取威虎山》之後，第二部投拍的樣板戲影片是京劇《紅燈記》，這部片子是由八一電影製片廠來完成的。
《紅燈記》講述的故事發生在抗戰時期的東北，鐵路工人李玉和在一次完成傳遞“密電碼”的任務時，由於叛徒王連舉的出賣，與母親李奶奶、女兒李鐵梅先後被捕，他們與日本憲兵隊長鳩山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李玉和、李奶奶英勇犧牲，李鐵梅在群眾幫助下，將“密電碼”送到了遊擊隊手中。
這個故事最初與觀眾見麵，是1962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故事片《自有後來人》。影片公映後，觀眾如潮，並且很多戲劇工作者也感興趣。很快這個故事就被改編成多種戲曲形式搬上了舞台，主要有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話劇《紅燈誌》、昆劇《紅燈傳》、滬劇《紅燈記》等。
1963年2月，江青在上海觀看了上海愛華滬劇團演出的滬劇《紅燈記》後，覺得劇本比哈爾濱京劇院的《革命自有後來人》要好，於是通過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推薦給了中國京劇院。中國京劇院動用了最有力的陣容來排演此劇，邊排演邊修改，共計九稿。李玉和由著名演員李少春、青年演員錢浩梁 (後改名“浩亮”)任A、B角；李鐵梅由劉長瑜擔任；李奶奶一角通過公開選拔，選由高玉倩擔任；鳩山一角則非袁世海莫屬。隨後劇組專程到東北山區和鐵路車站體驗生活。1964年5月，該劇在內部試演，獲得一致好評。6月又在“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亮相。1965年2月，劇組南下演出，場場爆滿。“ 臨行喝媽一碗酒”、“我家的表叔數不清”等唱段不脛而走，廣為傳唱。
1969年《紅燈記》被確定為投拍對象，5月，江青在對中國京劇院、北影、八一廠部分人員講話時說，此劇要搞穩一些，先成立攝製組，要執行導演就可以了。執行導演要綜合大家的意見，沒有集中的民主是假民主，不要總導演，那是蘇修的一套。要為人物服務，又不忽視技巧。搞創作的人要有幹勁，廣泛聽取意見，不斷修改，精益求精。
指示雖然下了，但江青卻對八一廠的創作力量不屑一顧。在她眼裏，八一廠的導演不是政治上有問題，就是業務水平還不夠。她最後選中了曾經拍攝過《鋼鐵戰土》《南征北戰》等影片的北影廠著名導演成蔭。
攝製組成立了，導演也到位了，根據首長的指示，1970年6月《紅燈記》正式開拍，年底前必須完成任務。
當時在國內的幾家電影廠裏，八一廠的攝影棚堪稱之最。北影廠在拍攝《智取威虎山》的時候，曾借用這裏的攝影棚，但卻被八一廠以要拍攝《紅燈記》為由很快被“請出來”了，為此兩家電影廠還鬧出了一些不愉快。這回自己要真刀真槍地幹了，八一廠領導決定用廠裏最大的攝影棚作為《紅燈記》拍攝場地。
樣板戲影片的拍攝實際上與一般的故事片拍攝有很大的不同，樣板戲影片一定要遵循“三突出”的原則進行拍攝，所以拍攝正麵人物和反麵人物的機位角度是完全不一樣的。八一廠現有的攝影棚在拍攝反麵人物的時候還可以，因為多采用的是俯拍的方式。但是要拍正麵人物，特別是主要正麵人物，為了突出其形象的高大魁梧，一定要降低機位，采用低角度仰拍的方式，這樣人物的腦袋就很容易穿透攝影棚的天幕。為此攝製組專門請北京重型機械廠製作了一個小型升降機，靠氣泵啟動，升降自由，解決了拍攝難題。
在1971年2月28日的《光明日報》上，有一篇“英雄正氣貫長虹”的文章，專門以《紅燈記》的拍攝為例，分析在拍攝樣板戲影片的時候，如何用鏡頭體現“三突出”的原則。其中“赴宴鬥鳩山”一場戲鏡頭運用最為典型——
先是鳩山凶相畢露：“我幹的這一行，你不會不知道吧?我是專給下地獄的人發放通行證的!”(俯拍中景)
李玉和針鋒相對：“我幹的這一行，你還不知 道嗎?我是專門去拆你們地獄的廠(仰拍半身)
鳩山妄圖恐嚇：“勸你及早把頭回，免得筋骨碎!”(俯拍中景)
李玉和：“寧肯筋骨碎，決不把頭回!”(仰拍近景)
鳩山一聲嚎叫：“憲兵隊裏刑法無情，出生入死!”(俯拍半身)
李玉和斬釘截鐵：“共產黨員鋼鐵意誌，視死如歸!”(仰拍特寫)
在這段戲的拍攝中，一高一低、一仰一俯的鏡頭運用，形成了層層遞進、步步緊逼的鮮明對比，以鳩山的陰險、垂死掙紮，突顯了李玉和氣宇軒昂、威懾敵寇的英雄氣概。
1970年12月中旬，彩色影片《紅燈記》終於遵照“江青同誌”的指示如期完成了。元旦前夕，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員審看了影片，給予了肯定。江青雖然也在發言中“感謝軍隊辦了一件好事”，但是她的“藝術鑒賞力”終歸還是要表現一下的，她再一次提出了影片的“出綠”問題，認為影片中對綠色的運用不夠，故事發生的環境雖然沒有可以表現的綠源，為什麽就不能在李奶奶家的門簾上加一塊綠色的補丁呢?為什麽就不能在李家的窗台上擺上一盆綠色的蒜苗?影片拍出來就不好修改了，為了彌補綠色的不足，攝製組隻好在上字幕的時候打上讓觀眾不解的綠顏色的字。
1971年元旦，《人民日報》刊發消息：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已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攝製完成。1971年1月27日新春佳節之時，將在全國各大城市同時上映。
《紅色娘子軍》：為出鏡率多少起爭執
演出單位：中央芭蕾舞團
拍攝單位：北京電影製片廠
出品時間：1971年
1960年，一部名為《紅色娘子軍》的電影在全國引起轟動。在1962年首屆電影百花獎評比中，這部影片共獲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最佳女演員、最佳男配角等4項大獎。一時間“向前進、向前進”的旋律響徹全國。
1963年，中央芭蕾舞團在討論製作革命題材芭蕾舞劇的時候，《紅色娘子軍》被提到了改編日程上。當時中央芭蕾舞團正在上演芭蕾舞劇《巴黎聖母院》，周恩來看了演出後認為，中芭應該走自己的路，進行自主創作。總理提議可以排演外國革命曆史事件“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的題材。不久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林默涵召開會議，落實總理建議。林默涵提議改編電影《達吉和她的父親》，這是個中國現代民族團結題材的劇目，比總理提議的外國曆史題材進了一步。思路打開以後，時任中芭創作組負責人的李承祥想到了電影《紅色娘子軍》，這部獲獎影片在國內反響很大，不僅劇中的人物瓊花、洪常青、南霸天等性格鮮明，而且故事發生地海南島有美麗的熱帶自然風貌，況且芭蕾舞又是以女性舞蹈為主，排演娘子軍這種女性題材非常合適。經過討論，《紅色娘子軍》改編芭蕾舞劇被確定下來。
1964年9月26日，我國第一部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北京天橋劇場首演，周恩來觀看演出後給予了肯定。緊接著劇團又到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演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都到場觀看。毛澤東對這部舞劇給予了三句話的評價：“方向是對的，革命是成功的，藝術上也是好的。”首演大獲成功後，在隨後的40多年裏，這部芭蕾舞劇久演不衰。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從故事的構思到人物的塑造，從音樂到舞蹈的編排都非常出色，而且又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這樣一部舞劇自然也受到了“江青同誌”的青睞，她決定把這部芭蕾舞劇列入首批搬上銀幕的劇目。
任務交給了北影廠，江青為此還將李文化從《智取威虎山》籌備組抽調出來，作為《紅色娘子軍》攝製組第一把手，組建拍攝班子。李文化請來了潘文展和傅傑做導演。在籌拍之初案頭工作階段，樣板團和攝製組的關係非常融洽，大家互相尊重，發揮各自的業務特長，盡可能地將芭蕾舞和電影這樣兩種藝術形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用他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來完成英雄人物的塑造。
開機實拍的日子是在1970年7月，實拍畢竟不是紙上談兵，真刀真槍地操練，一些隱藏起來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一一暴露出來。比如在拍攝第一場“常青指路奔向紅區”的時候就出現了紛爭。這場戲情節很簡單：吳清華逃出南霸天的牢籠，半路卻被抓住。在遭到南霸天爪牙一陣毒打後，昏死過去。南霸天以為吳已被打死，帶著家丁打道回府。這時洪常青路過此地，救起了吳清華，給了她兩個銀毫子讓她投奔紅區。從情節上看，這場戲的主角應該是吳清華。在編排時她的動作比較多，是中心，洪常青不僅要圍著她轉，有時甚至被甩出了畫麵。當時扮演洪常青的是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芭蕾舞劇團一把手劉慶棠。他對樣片非常不滿意，洪常青是主要英雄人物，你們這樣處理，怎麽體現“三突出”的原則?而攝製組卻認為，如果不這樣拍，故事情節就無法交代清楚。雙方爭執起來，陷入僵局，拍攝工作無法往下進行。
事情鬧到了江青那裏。當時謝鐵驪和錢江剛剛拍完《智取威虎山》，還未得喘息，就像救火隊員一樣，又被江青調遣到《紅色娘子軍》攝製組。謝鐵驪加入進來以後，認為攝製組的做法並沒有錯，如何拍攝、鏡頭給誰都應該服從劇情敘述的需要，這是常識。他對第一場戲的樣片進行了重新剪接，主基調並沒有改變。導演換了，但主演的思想還是沒有轉過彎。果然，在拍攝第二場“清華控訴參加紅軍”時，劉慶棠又因為洪常青的鏡頭多少問題與謝導演發生了衝突。謝鐵驪不斷地解釋、磨合，總算把這部影片堅持拍完了。
《紅色娘子軍》的拍攝，同樣“傾注了江青同誌的許多心血”，大到人員的調配，小到一個場景的設置她都要關注到。比如在“序幕”一場戲中，江青認為圈吳清華的牢房太大，誇大了敵人的力量，要改。攝製組設計了土牢、水牢和地牢等多種方案都被江青否定了，最後采用的辦法是她自己想出來的，用椰子杆架起一個圈當作土牢，這才算完成了拍攝。那時成功的標準就是“江青同誌”點頭。這種文化專製，使電影導演的職能範圍被限製得極為狹小，導演在拍攝過程中絲毫感受不到創作帶來的樂趣。即便如此尊重江青的意見，即便影片在送審過程中一路順利，但拍攝出的結果還是有她不滿意的地方。她特別強調在第四場表現軍民大聯歡的場景時，雲彩的設計不好，應該讓海南瓦藍色的天空上漂浮著兩層白雲，這樣才能更好地映襯出軍旗的鮮豔和英雄樹的火紅。
1971年元旦過後，彩色芭蕾舞影片《紅色娘子軍》繼《智取威虎山》和《紅燈記》之後，作為第三部被拍攝成電影的樣板戲在全國上映。
《沙家浜》：毛主席指示“要以武裝鬥爭為主”
演出單位：北京京劇團
拍攝單位：長春電影製片廠
出品時間：1971年
上個世紀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滬劇團將革命回憶錄《血染著的姓名——三十六個傷病員的鬥爭紀實》改編為滬劇《碧水紅旗》，1960年公演時更名為《蘆蕩火種》。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觀看了演出，將它推薦給了剛從港澳演出歸來的北京京劇團，要求他們盡快改編成京劇。1964年元旦，江青接見劇團的主創人員，送給每人一套 《毛澤東選集》，提出要求，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把這場具有世界意義的京劇革命進行到底。
接受任務後，團裏組織力量改編了劇本，在劇情上突出了地下鬥爭的主題，並改名為《地下聯絡員》。但因倉促上馬，彩排時大家都不滿意。為了改好劇本，北京市委安排劇組到部隊體驗生活，1964年，又借上海滬劇團赴京演出之機，組織大家觀摩學習。1964年3月底，北京市市長彭真觀看了重新改用原名的京劇《蘆蕩火種》後，大加讚賞，立即批準對外公演，結果連演百場，盛況不衰。1964年7月23日，在觀摩大會期間，毛澤東觀看了這出戲的演出，他指出：要以武裝鬥爭為主，並建議將該劇的劇名改為《沙家浜》。
不可否認，江青對這出戲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都給予過具體指導。她要求，調動一切藝術手段，加強新四軍指揮員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武裝鬥爭的主題。改編後的《沙家浜》有了兩條線，主線是以郭建光為代表的武裝鬥爭，輔線是以阿慶嫂為代表的秘密工作。在全劇的整個結構布局中，特別突出了武裝鬥爭，而其中又以第五場“堅持”為全劇的核心。
這場戲講述的是指導員郭建光等18名傷員被困在蘆葦蕩裏十多天，沒吃沒喝，但革命鬥誌始終不減的故事。在戲的編排上，一方麵要強調環境的艱苦、險惡，另一方麵又要突顯英雄人物開朗、樂觀。改編者特別對郭建光在這場戲中的主唱做了增改。唱詞在簡單的“要鼓勵戰士察全局，觀敵情，堅守待命，緊握手中槍”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毛主席黨中央指引方向，鼓舞著我們奮戰在水鄉。要沉著冷靜，堅持在蘆蕩，主動靈活，以弱勝強。河湖港汊好戰場，大江南自有天然糧倉。漫道是密霧農雲鎖蘆蕩，遮不住紅太陽萬丈光芒。”等唱詞。改編者在談創作體會時說，這樣改，郭建光所表現的革命樂觀主義就有了更充實的內容，胸懷也顯得更為開朗豪邁。
改編後的《沙家浜》上演以後，更加受到觀眾的歡迎。江青要拍攝樣板戲影片展現她京劇革命的成果，自然會鎖定這部戲。當時全國比較有實力的電影廠主要是上影、北影、八一和長影。由於20世紀30年代混跡上海灘演藝界的那點事，上影廠成了江青的忌諱。而北影、八一已經相繼有樣板戲影片問世，於是在1970年，江青經過對長影廠的考察，決定把下一部樣板戲的拍攝基地挪到長春，而且一次就分配兩部戲在這裏拍攝，這就是《沙家浜》和《奇襲白虎團》。
拍攝樣板戲影片，這是政治任務，長影廠自然不敢有所怠慢。他們選定曾經拍攝過《英雄兒女》的武兆堤做導演，舒笑言擔任攝影，騰出廠區內最好的房子——小白樓，讓《沙家浜》劇組居住，甚至還專門開了一所小賣部，以解決樣板團成員的生活之需。
樣板戲影片組建的劇組，成員比較奇特，一部分是演出單位——樣板團，另一部分則是拍攝單位——攝製組。樣板團是樣板戲的締造者，自然也是“首長”眼裏的紅人。而攝製組的成員大部分都是掃地出門的黑幫，隻因拍攝的需要剛剛才被特批“解放”出來的。成員的組成不同，矛盾自然是免不了的。在拍攝前幾部樣板戲影片時，樣板團和攝製組大相徑庭的生活待遇就曾引起攝製組的不滿，更令這些藝術家們無法容忍的是，藝術創作上一旦出現紛爭，必定是讓攝製組服從樣板團，《沙家浜》的拍攝同樣也沒有躲過這一對矛盾。
還是第五場戲“堅持”，在拍攝時由於導演和樣板團的意見不統一，這場戲反複攝了多次。導演從邏輯出發，追求真實的效果，認為這時候的傷病員缺衣少食，人物的形象不能過於英俊，麵帶菜色才能體現出“苦”來。於是他要求在演員的臉上加一點灰色，並在拍攝時將光線調暗。樣片洗出來引起樣板團強烈不滿，這不是往英雄人物臉上抹黑嗎!在他們的堅持下，這場戲全部推倒重拍。觀眾後來在銀幕上看到的是這樣的畫麵：背景光線暗，表現天低雲暗、無邊無沿的蘆葦蕩，暗示著環境的險惡；人物光線亮，表現英雄人物的年輕英俊，不畏艱險的革命樂觀主義。遠景是烏雲滾滾、天水一色的蘆葦蕩，前景是容光煥發，服裝和臂章色彩異常鮮明的主人公，對比非常強烈。樣板團認為，隻有這樣處理才能把18個新四軍傷病員的形象襯托得像青鬆一樣雄偉高大。
在如此沉重的壓力下，攝製組的藝術家們是無法很順暢地將自己的藝術思想貫穿到拍攝之中的，所以幾乎所有的重場戲都經過了反複重拍的幾個回合。加上長影廠又遠離“首長”，攝製組不能隨時聆聽上麵的指示，隻能一次次派人進京送樣片。一直折騰到1971年8月，曆經了種種波折，《沙家浜》總算封鏡完成了。相比拍攝過程，審查過程還算比較順利。一個月以後，彩色影片《沙家浜》作為第四部被搬上銀幕的樣板戲，在全國公映。
《奇襲白虎團》：“首長”最滿意的一部
革命現代京劇《奇襲白虎團》的故事，來自於朝鮮戰場上的真實事跡。
1953年6月，中朝方麵與美李軍已基本達成停戰協議的框架。然而李承晚偽軍“王牌”部隊首都師卻氣焰囂張，不斷越過“三八”線向我方挑釁。7月13日，誌願軍向美李軍陣地發起進攻，203師負責攻殲號稱“白虎團”的首都師第一團。
師黨委決定：由擔任主攻任務的607團組成一支奇襲小分隊，在我軍發起總攻時，直插“白虎團”團部，然後大部隊再全線發起進攻。小分隊隊長由團偵察排副排長楊育才擔任，他挑選了十名智勇雙全的偵察員，化妝成敵偽軍，在總攻炮火的掩護下，直奔李偽軍“白虎團”團部。14日淩晨2時前後，“白虎團 ”團部被奇襲小分隊徹底搗毀，敵團長被擊斃，5000多人被殲。
這件事被203師的通訊幹事王程遠知道後，他將勝利的喜訊編成“號外”，其中就有一篇題為《偵察英雄楊育才，化裝奇襲創奇跡》的報道。王後來又對陣地進行了實地考察，並對多名戰鬥英雄進行了采訪，在停戰——周年的時候他完成了2萬多字的報告文學，以《奇襲》為題在《解放軍報》上發表。回國後，王程遠調入《誌願軍英雄傳》編輯組。經過三個多月的修改，6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奇襲白虎團》被收編在《誌願軍英雄傳》第三輯中，並在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1957年5月，長春電影製片廠約請王程遠把《奇襲白虎團》改編成電影劇本。1961年，故事影片《奇襲》在全國放映。
其實早在朝鮮期間，中國人民誌願軍京劇團就已經將楊育才的事跡創作為京劇《奇襲白虎團》，但最初的劇本很粗糙，在演唱形式上也基本上是傳統戲的表演程式。誌願軍京劇團回國後，與膠東軍分區娃娃兵劇團合並，改為山東省京劇團，他們對此劇又進行了細致的修改，演出陣容也有所加強。
1964年，在“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期間，劇組被江青請進了中南海，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或許可以歸結為這是來自江青故鄉的劇團。江青覺得這出戲很有潛力，於是親自插手，調整演員班子，並將其列為第二批搬上銀幕的重點劇目之一。
1971年初，《奇襲白虎團》劇組住進了長影，這部戲最後確定由《我們村裏的年輕人》導演蘇裏和《戰火中的青春》導演王炎聯合執導。
在已經拍攝的幾部樣板戲影片中，《奇襲白虎團》可以說是劇組最融洽，拍攝最順利，“首長”最滿意的一部。作為樣板團的山東省京劇團，沒有一般大劇團的那種霸氣，攝製組也很謙遜，所以拍攝之中，遇到問題都是兩家商量著來解決，一些畫麵的拍攝完全可以貫徹導演的意圖，讓表演服從於電影化的需要。比如在拍攝第一場“戰鬥友誼”時，為了表現嚴偉才和戰士們與阿媽妮告別時的心情，鏡頭先從阿媽妮與張順和握手唱“別親人說不出千言萬語”的中景，搖向嚴偉才的半身，隨著他唱“鴨綠江，白頭山，唇齒相依，休戚相關”，表現了依依惜別的感情。緊接著，在“告別鄉親赴前線”的音樂中，鏡頭很快拉成全景：前景是嚴偉才氣吞山河的亮相，後景是戰士們整裝待發的群像，表現了誌願軍戰士英勇殺敵的氣概。最後，全景又推成嚴偉才與阿媽妮深情握手的半身，並緩緩地退出畫麵。這樣的拍攝，可以說是很成功地運用了電影語言揭示人物內心活動與外部動作的變化。導演設計的諸如此類的拍攝方案，都得到了樣板團的認可。
《奇襲白虎團》在拍攝的氛圍上還比較令人滿意，但“好事多磨”，影片在拍攝之初，由於扮演嚴偉才的演員患肝炎住了將近一年的醫院，拍攝工作隻能順延，直到1972年9月拍攝任務才完成，而這時候全國已經有8部樣板戲被搬上了銀幕。《奇襲白虎團》可真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白毛女》：沒搞清主角究竟應該是“白毛女”喜兒還是大春
《白毛女》故事原型的來源頗有些傳奇色彩。1945年，西北戰地服務團從晉察冀前方回延安的途中，聽說了流行於河北阜平一帶的“白毛仙姑”的傳說，當時魯迅藝術學院的幾化藝術家決定以此為題材創作一‘部歌劇，並確定丁“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
1945年4月28日，五幕歌劇《白毛女》在延安中央黨校會堂舉行廠首場演出，觀眾反映非常強烈。不久，這出根據觀眾反映修改過的歌劇，又為全體“七大”代表進行演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誌都來到現場觀看。隨後，他們在延安演出了30多場，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一時間《白毛女》旋風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陝北，席卷了解放區，最終席卷了全國。1950年，東北電影製片廠將這部歌劇改編為電影劇本，搬上銀幕。
1964年上海市舞蹈學校出於教學和實習的需要，根據歌劇《白毛女》的情節和音樂改編出小型芭蕾舞劇《白毛女》。隨後這部小型舞劇又被大幅度地增加了內容，擴大成大型舞劇。舞劇保留了原作中的基本人物關係和戲劇衝突，成功地濃縮了情節，並保留了歌劇的唱段和音樂，同時大量運用中國民間舞蹈、古典舞蹈的動作，使之與芭蕾舞藝術相結合，深受觀眾喜愛，一經演出便在全國上下引起轟動。20世紀50年代，日本著名芭蕾舞演員鬆山樹子也曾經將歌劇《白毛女》改編為芭蕾舞劇，並由她本人長期扮演喜兒的角色。
1970年底，被“首長”冷落的上影廠終於接到拍攝樣板戲影片的任務，這就是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上影廠選派了資深導演桑弧擔任攝製組的首席導演。桑弧導演雖然在解放前就奠定了自己在電影界的地位，解放後又成功地拍攝了新中國第一部彩色戲曲片《梁山伯與祝英台》和故事片《祝福》，但這一回執導畢竟是剛剛從“黑幫”堆裏解放出來之後的第一次，心中的忐忑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為了保險起見，導演組專門到北京《智取威虎山》劇組取經，切身領會“ 三突出”原則和“還原舞台、高於舞台”的精髓。
在拍攝過程中，一個不該成為問題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攝製組，即這部戲的主角到底應該是誰。顧名思義，《白毛女》的主角自然應該是“白毛女”喜兒了，但是江青在拍攝前提出了要求：“要盡力突出大春”。“首長”留下了一句話倒是簡單，攝製組卻為難了。這段故事從起源到創作，從歌劇到電影再到芭蕾舞劇，喜兒一直都是無可爭議的一號人物，現在要在故事框架不能改變的前提下，將二號人物大春提升到一號人物的位置上，如何才能通過鏡頭體現這一變化，攝製組真是大傷腦筋。
1972年2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雄姿英發倔強崢嶸——讚革命現代舞劇(白毛女)彩色影片》的文章，對影片成功地刻畫了“大春”這一英雄人物形象大加讚賞。文章特別提到大春離開楊各莊的第一場戲和大春回到楊各莊的第五場戲拍攝時鏡頭的運用。兩場戲都使用了近景與大全景結合的兩極鏡頭。第一場戲表現大春投奔八路軍的情景：先是一個大全景，鄉親們與大春揮手告別；然後是大春站在土坡上，左手握拳，右手高擎八路軍袖章的近景。第五場戲表現的是大春帶領八路軍回到了楊各莊：先是一個大全景，兒童團員告訴鄉親們大春回來的喜訊，緊接著出現的是臂佩八路軍袖章英姿勃勃的大春的近景。兩組兩極鏡頭遙相呼應地使用，突出了大春成長的過程。特別是用大全景表現鄉親們的活動，而將近景留給了大春，這樣運用鏡頭，符合“三突出”的原則，很成功地突出了大春高大英武的英雄形象。
《白毛女》的拍攝用了13個月的時間，其中有8個月的時間耽擱在最後一場戲的拍攝上。
這場戲名為“將革命進行到底”，在影片快結束時，大春帶領鄉親們鎮壓了惡霸地主黃世仁和穆仁智，喜兒和男女青年們參加了八路軍，大家奔向東方冉冉升起的紅太陽，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太陽如何出，怎樣才能出得美，攝製組想了多種方案。他們別出心裁，設計讓人群在光照下變成剪影，這樣不僅可以突出太陽，鏡頭也很美，而且在太陽升起之前，被紅霞映照的萬物確實有剪影的感覺。送審時江青對這場戲非常不滿意，以“天不夠亮、樹不夠綠、太陽不真實”等為由，命令重拍。攝製組前後返工了三次，最後出現在銀幕上的是這樣的畫麵：霞雲絢爛，碧野蔥翠，喜兒和鄉親們簇擁著奔向群山的主峰。主峰背後，一輪紅日正冉冉升起，光芒四射。太陽就是毛主席!太陽就是共產黨!緊接著，喜兒歡笑著轉過身來，燦爛的陽光灑在她的臉上，與她頭上的紅頭巾交相輝映，形成了頌歌的高潮。
1972年春節，彩色影片《白毛女》在全國公映。
樣板戲《龍江頌》：龍江大隊黨支部書記江水英
《龍江頌》：未經江青審查就獲得了通過
現任中國女排主教練的陳忠和出生在福建省龍海市，他在自傳《笑對人生》中有這樣一段敘述：“在我的記憶中，龍海有不少聞名全國的人和事。家鄉曾經還有一出很出名的戲，叫《龍江頌》，後來改成了‘革命現代樣板戲’，移植成京劇，拍成電影，講述的原型和背景也在龍海。隻不過，《龍江頌》的女主人公江水英，在家鄉的原型是個男子漢而已。”
《龍江頌》講述的故事，正是發生在龍海市的榜山鎮。
1963年，當時還是“縣”的龍海縣發生了曆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為抗擊災情，全縣人民以戰天鬥地的英雄氣概，團結一致，投入到艱苦的堵江抗旱鬥爭中。在九龍江西溪堵江截流中，榜山公社做出自我犧牲，淹掉1300畝小麥和秧田，確保截流工程勝利，這種顧全大局的精神，被譽為“榜山風格”。
這件事經《人民日報》《福建日報》報道後，迅速傳開。福建省話劇團以這一故事為原型，很快就創作推出了話劇《龍江頌》。劇中故事的地點被改成玉溪人民公社龍江大隊。主人公是龍江大隊支部書記鄭強，他發揚共產主義風格，說服了大隊長林立本，堵江淹田，救出了公社受旱的田地。這出話劇上演後受到觀眾歡迎，在1964年2月中國劇協舉辦的座談會上，這出話劇和上海人民藝術劇院推出的《激流勇進》，都受到了曹禺先生的肯定，曾專門撰文予以推薦。不久，江青介入了此劇，並指示上海京劇院將其改編為同名京劇。在隨後的改編中，人物塑造和情節編排上都有不小的改動。
京劇《龍江頌》中最大的變化，是龍江大隊黨支部書記鄭強“搖身一變”成了女書記江水英，落後的大隊長也改名叫李誌田。創作之初，一部分創作人員認為，這出戲反映的是一場戰天鬥地的堵江抗旱戰役，應該突出表現人與自然的矛盾。他們為了渲染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困難，專門為江水英設計了一個拆屋獻柱搶救大壩的驚險情節。但是這樣改編的效果最終大家並不滿意，他們感覺，如果不承認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丟掉階級鬥爭這個綱”，矛盾衝突就得不到加強，江水英的英雄形象也不夠鮮明。於是劇本的主線改為江水英和李誌田的思想鬥爭，通過一組組的戲劇衝突，把各種各樣的矛盾都匯集到江水英的麵前，讓她的光輝形象在發現矛盾、解決矛盾之中突顯出來。
這出戲是被江青“相中”而後改編成京劇的，隨後被搬上銀幕自然也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江青把拍攝任務又交給了“信得過”的北影廠，導演、攝影仍然用已經積累了不少樣板戲影片拍攝經驗的老搭檔謝鐵驪和錢江。他們兩位也真是輕車熟路，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將影片“搞定”。而且令他們感到欣慰的，是影片的色彩基本上滿足了“首長”的藝術追求。
江青對於影片中的“配色”一直有較高的要求，為了在色彩上達到更加滿意的效果，在拍攝《龍江頌》之前，她特意讓攝製組觀看墨西哥影片《冷酷的心》，讓主創人員學習其中的色彩運用。《龍江頌》是農村題材的戲，有山水相映，有各種各樣的植物，這就為色彩的運用提供了廣闊的舞台。為了迎合“首長”對綠色的格外偏好，滿足“出綠”的要求，攝製組特意設計了立體的“綠”，有嫩草和青苗、也有翠柳和蘆葦，各種各樣的綠在銀幕上分層次地大展“綠”之風采。
這部影片拍得快，審查過程也快得出人意料，甚至破了例，未經江青審看，影片就予以通過，而且是由毛澤東親自點頭批準的。原來在影片等候審查期間，毛澤東觀看了這部新片，對戲裏所展現的龍江風格大加讚揚，很快，這部影片就順利地公映了。其實這部影片更引人關注的是另外一件事，1972年7月，毛澤東特地宴請江水英的扮演者李炳淑，席間，毛澤東感慨“現在戲劇、文藝作品少了”，這一番講話經媒體報道後傳播出去，它發出了一個讓電影工作者興奮的信號，恢複故事片的拍攝恐怕為期不遠了。
《海港》：突出中國工人支援非洲人民的國際主義精神
《海港》是上海京劇團根據淮劇《海港的早晨》集體改編的現代京劇劇目。故事是這樣的，1963年夏，上海港某裝卸區碼頭工人們緊張搶運援助非洲的稻種，暗藏階級敵人錢守維趁機破壞，將玻璃纖維倒入散包小麥裏，並造成了錯包。裝卸隊黨支部書記方海珍及時發現陰謀，組織工人連夜翻倉，追上駁船，調回散包，勝利完成援外任務。
1964年，上海淮劇團在深入生活的基礎上，創作演出了反映新中國海港工人生活的現代戲《海港的早晨》，由著名淮劇表演藝術家筱文豔主演，受到熱烈歡迎。
1964年4月，周恩來來到上海，觀看了《海港的早晨》，認為不錯，不過也提出了一個疑問，戲中的主角、青年餘昌寶(京劇《海港》中改名為韓小強)輕視碼頭勞動，造成了事故。他有那麽多碼頭工人叔叔，有那麽好的舅舅，本人也是碼頭工人的後代，為什麽會變成這樣?這說明我們教育還存在問題……不久他還特意向劉少奇推薦此劇。1964年7月的一個夜晚，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以及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等，觀看了上海淮劇團演出的《海港的早晨》。
其時，江青也看過這出戲，並且認為在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充斥戲劇舞台的狀況下，這部劇能很好地反映碼頭工人的生活，真是難能可貴。當時正忙於“京劇革命”、樹“樣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讓工農兵占領舞台，她手中已經有了寫農民的《龍江頌》，寫解放軍的《智取威虎山》，而寫工人的戲選了好久都沒有合適的，《海港的早晨》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她甚至為改編這出戲特意搞了一番“調查研究”，詢問《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劇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碼頭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實?玻璃纖維事件是否真有其事?
兩個月後，京劇《海港的早晨》便在上海京劇團著手排演，由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楊子榮的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主演。1965年3月，京劇《海港的早晨》在上海演出，江青審看後竟大為不滿，指責把這出戲改壞了，隻寫了個“中間人物”，為什麽沒有寫英雄人物?必須重編!而且童芷苓的動作太軟，演得一點都不像碼頭工人。於是在修改過程中，上海京劇團專門從寧夏京劇團請來聲音寬厚、骨骼健壯的李麗芳扮演方海珍。三個月以後，戲改完了，劇名也改為《海港》，可是審查的結果江青還是不滿意，理由是犯了“無衝突論”的錯誤。
怎樣才能表現戲劇衝突?創作人員真是煞費苦心，劇組在1972年第5期《紅旗》雜誌上撰文，專門提到這個問題。為此他們把原劇本中的人民內部矛盾改為敵我矛盾，將由韓小強造成的事故改成錢守維利用韓小強的思想問題一手造成的政治事故，並將原劇本中的“出國大米”改為“援非稻種”，以突出中國工人支援非洲人民的國際主義精神。
為了在戲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需要，他們甚至對人物都進行了刪改。原劇本中有一場韓母對韓小強進行家史教育的高潮戲，因為突出了韓母的作用，相對減少了方海珍的戲份，改編者幹脆直接將韓母這個人物去掉，讓小強的舅舅、老碼頭工人馬洪亮對小強進行家史教育，由方海珍進行港史和革命傳統教育。
改編後的《海港》終於讓“首長”點頭了，但接下來在將其搬上銀幕的過程中，又發生了不少令江青“添堵”的事。
1972年8月，由北影和上影聯合攝製的影片《海港》殺青，攝製組帶著幾分得意、幾分忐忑等待著審查。審查結果令他們大吃一驚，“首長”暴怒，指責影片中將方海珍拍得太醜，絲毫沒有英雄人物的樣子，而且畫麵烏突突的一點都不明朗。她下令將原編導“請”出攝製組，讓剛剛拍完《龍江頌》正雄心勃勃籌拍故事片《海霞》的謝鐵驪和錢江，再一次充當“救火隊員”，火速趕來與上影廠的謝晉一起，二拍《海港》。
謝鐵驪和錢江雖然對於樣板戲影片的拍攝已經輕車熟路，但《海港》不一樣，既然已經被首長“斃”了一回，重拍就要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他們特別在方海珍的形象上下足了功夫，從發型到著裝都設計了多種方案。為了謹慎起見，拍完幾場戲後，攝製組先暫停拍攝，送審樣片，等候下文。
這一回江青的怒氣一點也不亞於上一次，突出問題還是方海珍的形象，她從方海珍身上的襯衣到圍巾的顏色，從環境中樹種的選擇到花壇裏花的色彩，指出了一大堆她認為難以容忍的毛病。沒有辦法，謝鐵驪和錢江隻好以個人和攝製組的名義，連寫了兩篇檢討，“從靈魂深處”分析重拍失敗的原因。
“燒香敬佛”的事都做完了，第三次重拍《海港》也變得順利起來，攝製組僅用了40多個工作日就完成了拍攝，1973年8月送審的時候，居然得到了江青的讚許，說片子比過去有進步也有特色了。謝鐵驪和錢江如釋重負，希望盡快回廠，籌備等候已久也渴望已久的故事片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