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澤東與共和國的大“三線”
轉自中華網論壇
按照中國軍事經濟地理區劃，我國沿海一帶為第一線，中部地區為第二線，內陸地區為第三線。所謂“三線建設”，就是指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雲南、貴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晉西、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地區所進行的規模宏大的國防經濟建設。這項建設，從“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開始醞釀決策，到70年代末基本結束，經曆了15年左右的風雨曆程。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依據當時的世界形勢作出了進行“三線”建設的重大決策，利貫當代、功蓋千秋，為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持續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勳！
（一）
眾所周知，全國解放以後，新中國一直處在帝國主義的封鎖、包圍和戰爭的威脅下。進入六十年代，隨著中蘇兩黨關係的破裂，兩國關係日益惡化，後來又發展到邊界地區的武裝衝突（珍寶島之戰）。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邊界地區挑起事端，中國人民被迫進行自衛還擊。與此同時，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軍隊也趁火打劫，加緊對我東南沿海一代進行騷擾和破壞，瘋狂叫囂“反攻大陸”。1964年8月，美國一手製造了“北部灣事件”，將侵越戰爭規模擴大到越南北方，並對我東南邊境地區及內地進行偵察、轟炸和破壞。中國所麵臨的國際及周邊形勢，異常嚴峻。
本來，在六十年代以前，黨中央製定並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發（蘇聯）麵朝東”，在戰略方向上可以專顧美、蔣集團，我國的總體形勢還算樂觀。即使發生了“朝鮮戰爭”，但黨和毛澤東仍然保持著清醒頭腦，認為：“美國並沒準備在目前發動世界戰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26頁）“說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我們要爭取十年工夫建設工業，打下強固的基礎。”（《毛澤東文集》第七卷，26頁）
基於對形勢的這種認識和判斷，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充實、提高”，到1964年我國基本度過了“困難時期”，經濟形勢趨於好轉，因此黨和政府及全國人民熱切渴望在即將製定的“三五”（1966――1970）計劃中，將盡快解決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吃穿用”問題，作為中心工作。這年2月到4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由我國農業、財政和工交三方人員參加的長期規劃會議，在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開。其中，譚震林負責研究落實我國5億畝農田的穩產、高產問題；李先念主持財貿會議，重點討論我國農產品的收購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會議。隨後，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會議情況，製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規定我國“三五”規劃的中心任務是，一、按不高的標準基本解決人民群眾的吃穿用問題，即在1970年使我國糧食產量達到600億斤左右，人民群眾的衣著消費量（包括各種紡織品）達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顧國防需要，解決國防所需的常規武器，突破國防尖端技術；三、加強基礎工業對農業和國防工業的支援。歸納起來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礎工業第二，國防建設第三。因此，“三五”計劃曾一度被周恩來總理比喻為“吃穿用計劃”。
1964年5、6月間，中央召開北京工作會議。
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擬了《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指出：根據目前形勢的發展，我國“三五”計劃必須立足於戰爭，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強“三線”建設，集中力量盡快把“三線”地區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建設起來，逐步改變工業布局，同時注意發展農業生產，相應發展輕工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匯報提綱》認為，加快“三線”建設是“三五”計劃的核心。至此，原來的農輕重的順序發生改變，“三五”計劃的製定將把國家的“生存與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黨中央和毛澤東之所以將“三五”規劃的重心向“三線”建設傾斜、調整，主要出於三個方麵的考慮：一是因為我國確實麵臨著十分嚴峻的國際和周邊形勢，尤其是“北部灣事件”的爆發，加快了“三線”建設的決策進程；二是我國國內情況也確實很不符合戰備工作的實際需要。當時，總參作戰部曾提出一個報告稱：如果敵人突然襲擊，我國情況相當嚴重：（1）工業過於集中。在全國14個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2）大城市人口多。全國14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區，而且防空問題尚無任何有效措施。（3）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4）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壞，將會釀成巨大災害。這個報告，堅定了黨中央進行“三線”建設的決心；三是毛澤東研究總結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由於某些地區沒有防空措施，結果招致嚴重損失和巨大破壞的經驗教訓。他對一位主管工業的同誌說：斯大林的經驗值得研究。戰爭初期，斯大林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沒有重視烏拉爾以東地區的工業基礎建設，以至戰爭爆發後十分被動，造成了巨大破壞和損失。
基於以上情況，毛澤東批準了修改後的《匯報提綱》，並於1965年9、10月間再次召開的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正式做出了“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戰略決策。從此，國家“三五”計劃的基本方針，便從“先抓吃穿用”轉變為“備戰、備荒、為人民”。
1966年，毛澤東對這一方針作過具體解釋。他說：一是“備戰”，軍隊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則即使有槍有炮也無所用之；二是“備荒”，若遇荒年，地方沒有糧、棉、油儲備，僅依靠國家的接濟，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則困難更大；三是“為人民”，國家的積累不能太多，一則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糧食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二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即在照顧農業、輕工業發展和解決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時，迅速展開“三線”建設，以增加積累，加強戰備，增加儲備，做到防患於未然。
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便成為我國“三線”建設的基本方針。
（二）
“三線”建設決策於“文革”之前，結束於“文革”之後，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幹擾和破壞。尤其是“文革”初期“全麵奪權，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形勢，使“三線”建設遭受了嚴重影響和損失，不少建設項目陷入癱瘓。
1968年9月，因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了“革委會”，整個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進入“鬥、批、改”階段，國內形勢開始比較平穩和安定了一些。此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廣大建設者們排除幹擾，積極工作，“三線”建設也逐步恢複正常。
無獨有偶。在戰爭的危險性、緊迫性上，中共中央內部也實際存在著兩種意見。一是以林彪為首，以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組”的意見，他們過高估計了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認為戰爭迫在眉睫，必須做好戰爭準備。二是以陳毅牽頭，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為主要成員的“國際形勢研究小組”的意見，他們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題為《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樹》的報告，認為歐洲仍是美國、蘇聯目前的爭奪重點，它們最迫切、最突出的是安定歐洲，鞏固歐洲，控製歐洲。因此，盡管珍寶島事件發生了，但並未改變這一戰略格局。同時還指出：也不能低估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要抓緊時間搞好戰備。應該說，第二種意見是符合實際的。但在當時，第一種意見占了上風。從此，以加強戰備、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和進行國防工業建設等為主要內容的“三線”建設及其它各項工作，便大規模地全麵展開，進入高潮……
兵法雲：寧使我有虛防，毋使彼得實償。從近年來國內外一些檔案材料的紛紛解密以及“美國：灰色核大棒頻頻舉起”、“蘇聯：紅色核按鈕一觸即發”等報道看，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進行“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是有戰略眼光的，是英明、正確之舉。
不久，毛澤東發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我國在一方麵進行“三線”地區國防工業建設的同時，另一方麵許多的工廠也先後進山、進洞和分散，全國大中小城市也先後建設起民用的防空地道設施。“三線”建設和防空戰備工作，有效遏製了蘇美等國企圖對我國發動的核襲擊，避免了一次次“核”大戰的爆發。當時外界曾對我國的防空措施作過積極評價：中國的防空設施，“即使在空中爆炸氫彈，隻要離爆炸中心兩、三公裏，或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文革”十年，內憂不止，外患無窮，中國卻能從內外交困的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走出來，是同我國建設的各種防空掩體能大大銳減敵人核攻擊的威力，中國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戰爭的各種物質和思想準備，使來犯之敵有所顧忌有關的。共和國以“三線”建設為代表的各項國防建設和措施，對核大戰的爆發起到了“遏製”作用，從另一方麵說明“三線”建設對於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三）
“三線”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據統計：“文革”前，僅從1964年下半年醞釀決策並開始建設，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時間裏，我國就在西南和西北擴建、續建和新建了300餘項大中型項目。其中鋼鐵14項、有色金屬18項、石油工業2項、化學工業14項、化肥10 項、鐵道工程26項，同時還建設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紡織、輕工、建材等關鍵性項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線”地區，我國先後建起了常規兵器、電子、戰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餘個工業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個個完整的工業係統，大大改善了我國工業布局，提高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生存能力、生產能力及戰略後勤保障能力和國防實力。到1975年，我國“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和淨值、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等，均已超過一、二線地區的水平，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武器裝備生產主要依靠一、二線的狀況，這對加速我國經濟和國防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同時，在進行“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建設時，我們還著力對西南、西北內地進行了綜合性開發，大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我們先後建成了川黔、貴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條鐵路幹線，新增鐵路
“三線”地區國防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發展，促進了該地區經濟、科技和文化等事業的全麵發展與進步。“三線”地區原來都是各方麵發展都極為落後的省份。比如：四川、貴州、雲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舊中國西南軍閥連年混戰的地方，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貴州幾乎沒有什麽工業，雲南也沒有多少工業。抗戰時期重慶成為陪都，蔣介石從沿海帶去一點工業，解放後初期我們又建設了一些項目，但其工業基礎仍然很差。但僅經過10幾年的建設和發展，就大大改變了該地區的麵貌，出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盤水、十堰和金昌等，則成為著名的新興工業城市。四川的重慶、成都、德陽、綿陽等，則成為我國重要的鋼鐵、機械、電子、航空、輕紡、電力動力設備城市，其產品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線”地區，以蘭州、西安、成都、重慶、貴陽和昆明等為中心城市，形成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心。在這裏，匯聚了西部地區經濟、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華，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進步的動力源泉。因此，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曾經評稱：“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這種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四）
“三線”建設的偉大成就，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依靠廣大建設者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取得的。“三線”建設者們“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懷，是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精神動力。我們僅以攀枝花鋼鐵聯合企業和成昆鐵路建設中，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精神為例。
有資料顯示，攀枝花礦區的儲藏量極為豐富。當時經普查勘探，僅釩鈦磁鐵礦的儲量就達50億噸以上。該地區共有大中型礦區86處，富含鐵、鈦、釩、銅、鋅、鉬、鎳金、鉑族、稀有金屬和非金屬礦等50餘種。攀鋼廠址定在交通閉塞、被高山峽穀大江大河封隔著的荒蠻之地上，而工期隻有5年，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攀鋼一期工程設計年產鐵礦石1350萬噸、生鐵160～170萬噸、鋼150萬噸、鋼材110萬噸，這些指標相當於舊中國鋼鐵最高年產量的2倍左右。要建這樣一個超大型的鋼鐵聯合企業，需要配有大型火力發電站，而電站的特大鍋爐、汽輪機、發電機、冷卻循環係統和送變電設備等，每件都有幾層到十幾層樓高；巨型的高爐、送料係統、熱風爐則有幾十層樓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鋼結構；鐵水運輸、特大轉爐、鋼錠模、加熱爐、開坯機、初軋機、鋼軌軋機、製氧機、設備大修和製造工廠等達幾十萬噸的機械設備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專用設備，製造廠家遠在東北、沿海地區和山西等地，攀枝花當時就連一顆螺絲釘也不能製造。同時，開發運輸鐵礦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煉焦、製造各種耐火材料、高爐和轉爐輔料、水泥、建材等等，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沒有平地，丘陵、群山、峽穀、溝豁、河流等交錯縱橫，建設者們削平山頭、構築台地，精心設計，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
貫穿攀枝花鋼鐵城和礦區的成昆鐵路，是迄今為止世界鐵路史上最危險、最艱巨的工程之一。這條鐵路全長
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在談到“三線”建設時，曾經說：“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經濟、自然條件下，廣大幹部、工人、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所表現出的艱苦奮鬥精神，也是永遠值得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這話不僅是對“三線”建設者們崇高精神的評價，也是我們對待“三線”建設所應取的科學態度。更有一些識之士則說，肯定了攀鋼和成昆鐵路的成就及其建設者們的艱苦創業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個“三線”建設！
（五）
“文化大革命”曾給“三線”建設造成過極大幹擾和消極影響。“文革”初期，重慶、成都等地的武鬥十分厲害，曾動用了機槍、大炮和坦克，“三線”的不少工廠都卷入其中，嚴重影響了生產和建設，甚至造成了一些地區生產建設的嚴重倒退。
“三線”建設的全麵恢複，是在1969年5月毛主席、周總理決定恢複“三線”建設以後。1969年6月，中央召開恢複“三線”建設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自督促、主抓這項工作。年末，中央又決定成立“三線”建設領導小組，小組之下成立“三線”建設指揮部，統一領導恢複和建設工作。
為了穩定武鬥最嚴重的四川地區的局勢，毛澤東主席甚至親自批示將四川兩個造反派頭頭劉結挺、張西挺（為夫婦倆，原為宜賓地區地委書記和宜賓市市委書記，後被判刑）抓了起來。廣大工人、幹部、知識分子和解放軍工程技術人員，對“文革”造成的破壞痛心疾首，但一聽說黨中央和毛主席要他們恢複建設，便紛紛響應複工號召，就連武鬥雙方人員也都停止武鬥，參加到了建設中去。外流人員更是在短短的十餘天內，從全國各地日以繼夜地返回工地，立即投入緊張施工。許多大型工程項目，在這以後相繼建立起來。到1972年，西南“三線”建設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結束。如：成昆、川黔、貴昆、湘黔、襄渝鐵路（公路）全部通車；攀枝花鋼鐵基地、長城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等相繼投產；以重慶為中心的化工工業，建成了重慶化工廠、川南化工廠、成都青黴素廠、西南（重慶）合成製藥廠等；電子工業以成都為中心，包括綿陽、內江等地共建成了20多家工廠；以貴州都勻、凱裏為中心，工廠和研究所配套，也有20多個單位；遵義地區、安順地區和成都地區的飛機製造業，也都形成規模；航天工業、原子能工業，也初步發展起來。總之，盡管“文革”曾給工程建設造成了巨大破壞和損失，但是“三線”的建設者們排除種種幹擾，最終按照黨中央的指示、要求，保質保量地完成了各項工程建設任務。
同時，“三線”建設確實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如：建設規模過大，要求貪大求快，僅算政治帳不求經濟效益，並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費等。尤其是“文革”的爆發，使“三線”建設大起大落，更是人為造成了一些破壞和損失。另外，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有的地區（如貴州）在規劃施工中，機械、片麵地理解和執行“靠山、分散、隱蔽、鑽洞”的方針，將每個工廠、甚至每個車間都規劃建設的極為分散，甚至有的地區還出現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的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的做法和布局，……這些，不僅給“三線”建設造成消極影響，也給整個國家的經濟建設帶來極大損害。
但是，從全局來看，“三線”建設的決策英明、正確，建設成就極其偉大。沒有當初的“三線”建設，就沒有現在的西南、西北的工業基礎。特別是四川，既是“文革”受災最重的地區，也是建設成效最顯著的地區。目前，四川的工業在我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經成為鋼鐵、電子、電站成套設備、重型機械、汽車、化肥生產基地。四川的許多高精尖產品，中外馳名。如：現在牌子很響的“長虹電視機”，就是綿陽搞雷達的廠子生產的。到1985年，四川的社會總產值達到1023.25億元,1991年則實現翻番，達到2591.77億元，曾一度排到全國第5位。這些都與“三線”建設時打下的基礎分不開。
江澤民總書記在談到“三線”建設時，曾經說：當年黨中央、毛主席作出這個戰略決策是非常正確的，很有戰略眼光。給予 “三線”建設以充分肯定！
（六）
七十年代末，我國提出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加快進行沿海地區的建設和發展，“三線”建設告一段落。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三線”建設的論調。有人認為：如果當時我們就把對“三線”的經濟投入，投入到“一線”去，經濟效益就大不一樣了。因此，“三線”建設曾一度陷於困境。
麵對這種情形，一些有識之士深感憂鬱；聽到這些論調，那些“三線”建設的開拓者們顧慮重重。當時曾任西南“三線”建設指揮部負責人之一的一位同誌說：“他們談問題離開了當時的條件。那時帝國主義對我們實行全麵封鎖，南方，美國在發動越南戰爭，矛頭對著我們；北方，蘇聯陳兵百萬，蘇美聯合反華，形成南北兩麵夾擊之勢。加上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不斷騷擾東南沿海，台灣的飛機半個鍾頭就可以飛到上海。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不進行三線建設，作好應付戰爭的準備行嗎？”
基於對國家建設、對曆史和對子孫後代高度負責的精神，這位同誌回憶說：“1983年，我們向某領導反映這個問題。某領導提出，把三線建設問題擺到國家的五年規劃中去。於是，國務院成立了一個三線建設改造規劃辦公室，另外成立了一個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領導小組，主任羅大東，副主任我和鄭漢濤（原國防工辦副主任）”。他說：“1984年1月，開第一次三線建設調整改造會議，李先念同誌給會議寫了一封信。他認為三線建設要肯定。不僅建設了國防工業，而且把工業從沿海推向內地，改變了中國工業的布局。那時正是對三線建設否定的調子唱得高的時候。有的人甚至說，調整改造也沒有用，錢扔下去是白白浪費。李先念同誌的這封信對於頂住這種錯誤議論、堅持進行三線建設的調整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調整改造“三線”工程的第一步，實際是把鑽山太深，生產生活確實困難的廠子搬遷出來，搬到靠近大城市或中小城市，並對“三線”建設進行全麵的規劃布局。為此，國家先後分三批共投資20億元資金。接著，進行“軍轉民”。通過調整改造，許多工廠取得了很好成效。除了“長虹”彩電廠外，陝西的“黃河”、南京的“熊貓”等名牌產品，都是原來搞雷達和通訊設備的廠家經遷移改造後生產出來的。西北“三線”的一部分工廠，通過改造也取得了很好效益。
這位同誌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對發展國民經濟，增強綜合國力，成效顯著，是正確的、必要的。我們允許外國來華投資建廠，但也要掌握好火候、分寸，不能妨礙甚至放棄民族工業的發展。現在我們利用外資1300多億美元，僅次於美國（13000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是第一位。應主要引進新技術或我們技術不足的部分。我們要用市場換取資金、技術。如果去換啤酒、泡泡糖、麥當勞……有什麽意義呢？他接著說：前些年我們重複引進的問題很嚴重，電視機引進了100多條裝配線，真正民族工業隻有十幾條，盲目重複引進造成嚴重浪費，而且犧牲了民族工業，應該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目前，“三線”企業的生產設備大都陳舊、落後，要進行設備更新。廠房是好的，要充分利用；這些年我們在沿海搞了一些標準廠房，實際上隻能“來料加工”，這是一種“泡沫經濟”。“三線”企業的技術力量都是當時全國各地調進去的精華，也要對他們進行技術培訓，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要繼續堅持對“三線”的資金扶持，至少要讓它們能夠維持生產。“三線”企業的產品質量很好，如：西南鋁製品廠生產的鋁合金板，質量超過日本。最早被外國人發現，是在一次國際性的跳水運動會上。這種供跳水用的跳板，是一整塊兒、很長，彈性非常好，又非常牢固。外國人想買，一打聽是中國人造的。他介紹說：這種跳板，是西南鋁製品廠“用12500噸的擠壓機壓出來的。現在這個廠承接了一些項目。波音飛機的起落架，冷加工在上海，整個完成是在這個廠造。波音飛機尾部的三角翼鍛件，也是這個廠生產的，在成都113廠完成。但現在的產值隻達到生產能力的1/10。這個廠要維持生產需要10個億的流動資金。經過努力，有色金屬總公司才給了他們一個億，隻夠運轉半個月。”他最後說道：“這種企業是應該投入的。對三線建設時建成的企業給予一定的投資，加以改造利用，是劃算的。”（以上請參見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第334―340頁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目前，黨和政府正在製定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我想這應該成為“三線”地區加快建設和發展的曆史機遇。“三線”企業應緊緊抓住這個契機，努力恢複其青春和活力，力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再立新功！
轉自中華網論壇
按照中國軍事經濟地理區劃，我國沿海一帶為第一線，中部地區為第二線，內陸地區為第三線。所謂“三線建設”，就是指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雲南、貴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晉西、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地區所進行的規模宏大的國防經濟建設。這項建設，從“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開始醞釀決策，到70年代末基本結束，經曆了15年左右的風雨曆程。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依據當時的世界形勢作出了進行“三線”建設的重大決策，利貫當代、功蓋千秋，為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持續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勳！
（一）
眾所周知，全國解放以後，新中國一直處在帝國主義的封鎖、包圍和戰爭的威脅下。進入六十年代，隨著中蘇兩黨關係的破裂，兩國關係日益惡化，後來又發展到邊界地區的武裝衝突（珍寶島之戰）。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邊界地區挑起事端，中國人民被迫進行自衛還擊。與此同時，退守台灣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軍隊也趁火打劫，加緊對我東南沿海一代進行騷擾和破壞，瘋狂叫囂“反攻大陸”。1964年8月，美國一手製造了“北部灣事件”，將侵越戰爭規模擴大到越南北方，並對我東南邊境地區及內地進行偵察、轟炸和破壞。中國所麵臨的國際及周邊形勢，異常嚴峻。
本來，在六十年代以前，黨中央製定並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發（蘇聯）麵朝東”，在戰略方向上可以專顧美、蔣集團，我國的總體形勢還算樂觀。即使發生了“朝鮮戰爭”，但黨和毛澤東仍然保持著清醒頭腦，認為：“美國並沒準備在目前發動世界戰爭。”（《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26頁）“說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嚇唬人的。我們要爭取十年工夫建設工業，打下強固的基礎。”（《毛澤東文集》第七卷，26頁）
基於對形勢的這種認識和判斷，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經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充實、提高”，到1964年我國基本度過了“困難時期”，經濟形勢趨於好轉，因此黨和政府及全國人民熱切渴望在即將製定的“三五”（1966――1970）計劃中，將盡快解決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的“吃穿用”問題，作為中心工作。這年2月到4月，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由我國農業、財政和工交三方人員參加的長期規劃會議，在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開。其中，譚震林負責研究落實我國5億畝農田的穩產、高產問題；李先念主持財貿會議，重點討論我國農產品的收購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會議。隨後，國家計劃委員會根據會議情況，製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規定我國“三五”規劃的中心任務是，一、按不高的標準基本解決人民群眾的吃穿用問題，即在1970年使我國糧食產量達到600億斤左右，人民群眾的衣著消費量（包括各種紡織品）達到人均24尺左右；二、兼顧國防需要，解決國防所需的常規武器，突破國防尖端技術；三、加強基礎工業對農業和國防工業的支援。歸納起來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礎工業第二，國防建設第三。因此，“三五”計劃曾一度被周恩來總理比喻為“吃穿用計劃”。
1964年5、6月間，中央召開北京工作會議。
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擬了《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指出：根據目前形勢的發展，我國“三五”計劃必須立足於戰爭，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強“三線”建設，集中力量盡快把“三線”地區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建設起來，逐步改變工業布局，同時注意發展農業生產，相應發展輕工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匯報提綱》認為，加快“三線”建設是“三五”計劃的核心。至此，原來的農輕重的順序發生改變，“三五”計劃的製定將把國家的“生存與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黨中央和毛澤東之所以將“三五”規劃的重心向“三線”建設傾斜、調整，主要出於三個方麵的考慮：一是因為我國確實麵臨著十分嚴峻的國際和周邊形勢，尤其是“北部灣事件”的爆發，加快了“三線”建設的決策進程；二是我國國內情況也確實很不符合戰備工作的實際需要。當時，總參作戰部曾提出一個報告稱：如果敵人突然襲擊，我國情況相當嚴重：（1）工業過於集中。在全國14個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2）大城市人口多。全國14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區，而且防空問題尚無任何有效措施。（3）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應付敵人突然襲擊的措施。（4）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壞，將會釀成巨大災害。這個報告，堅定了黨中央進行“三線”建設的決心；三是毛澤東研究總結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由於某些地區沒有防空措施，結果招致嚴重損失和巨大破壞的經驗教訓。他對一位主管工業的同誌說：斯大林的經驗值得研究。戰爭初期，斯大林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沒有重視烏拉爾以東地區的工業基礎建設，以至戰爭爆發後十分被動，造成了巨大破壞和損失。
基於以上情況，毛澤東批準了修改後的《匯報提綱》，並於1965年9、10月間再次召開的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正式做出了“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戰略決策。從此，國家“三五”計劃的基本方針，便從“先抓吃穿用”轉變為“備戰、備荒、為人民”。
1966年，毛澤東對這一方針作過具體解釋。他說：一是“備戰”，軍隊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則即使有槍有炮也無所用之；二是“備荒”，若遇荒年，地方沒有糧、棉、油儲備，僅依靠國家的接濟，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則困難更大；三是“為人民”，國家的積累不能太多，一則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糧食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二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即在照顧農業、輕工業發展和解決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時，迅速展開“三線”建設，以增加積累，加強戰備，增加儲備，做到防患於未然。
毛澤東的這些思想，便成為我國“三線”建設的基本方針。
（二）
“三線”建設決策於“文革”之前，結束於“文革”之後，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幹擾和破壞。尤其是“文革”初期“全麵奪權，全麵內戰，天下大亂”的形勢，使“三線”建設遭受了嚴重影響和損失，不少建設項目陷入癱瘓。
1968年9月，因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相繼成立了“革委會”，整個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進入“鬥、批、改”階段，國內形勢開始比較平穩和安定了一些。此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廣大建設者們排除幹擾，積極工作，“三線”建設也逐步恢複正常。
無獨有偶。在戰爭的危險性、緊迫性上，中共中央內部也實際存在著兩種意見。一是以林彪為首，以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為主要成員的“軍委辦事組”的意見，他們過高估計了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認為戰爭迫在眉睫，必須做好戰爭準備。二是以陳毅牽頭，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為主要成員的“國際形勢研究小組”的意見，他們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題為《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樹》的報告，認為歐洲仍是美國、蘇聯目前的爭奪重點，它們最迫切、最突出的是安定歐洲，鞏固歐洲，控製歐洲。因此，盡管珍寶島事件發生了，但並未改變這一戰略格局。同時還指出：也不能低估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要抓緊時間搞好戰備。應該說，第二種意見是符合實際的。但在當時，第一種意見占了上風。從此，以加強戰備、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和進行國防工業建設等為主要內容的“三線”建設及其它各項工作，便大規模地全麵展開，進入高潮……
兵法雲：寧使我有虛防，毋使彼得實償。從近年來國內外一些檔案材料的紛紛解密以及“美國：灰色核大棒頻頻舉起”、“蘇聯：紅色核按鈕一觸即發”等報道看，當時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進行“三線”建設的戰略決策，是有戰略眼光的，是英明、正確之舉。
不久，毛澤東發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號召，我國在一方麵進行“三線”地區國防工業建設的同時，另一方麵許多的工廠也先後進山、進洞和分散，全國大中小城市也先後建設起民用的防空地道設施。“三線”建設和防空戰備工作，有效遏製了蘇美等國企圖對我國發動的核襲擊，避免了一次次“核”大戰的爆發。當時外界曾對我國的防空措施作過積極評價：中國的防空設施，“即使在空中爆炸氫彈，隻要離爆炸中心兩、三公裏，或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文革”十年，內憂不止，外患無窮，中國卻能從內外交困的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走出來，是同我國建設的各種防空掩體能大大銳減敵人核攻擊的威力，中國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戰爭的各種物質和思想準備，使來犯之敵有所顧忌有關的。共和國以“三線”建設為代表的各項國防建設和措施，對核大戰的爆發起到了“遏製”作用，從另一方麵說明“三線”建設對於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三）
“三線”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據統計：“文革”前，僅從1964年下半年醞釀決策並開始建設，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時間裏，我國就在西南和西北擴建、續建和新建了300餘項大中型項目。其中鋼鐵14項、有色金屬18項、石油工業2項、化學工業14項、化肥10 項、鐵道工程26項，同時還建設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紡織、輕工、建材等關鍵性項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線”地區，我國先後建起了常規兵器、電子、戰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餘個工業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個個完整的工業係統，大大改善了我國工業布局，提高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生存能力、生產能力及戰略後勤保障能力和國防實力。到1975年，我國“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和淨值、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等，均已超過一、二線地區的水平，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武器裝備生產主要依靠一、二線的狀況，這對加速我國經濟和國防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同時，在進行“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建設時，我們還著力對西南、西北內地進行了綜合性開發，大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我們先後建成了川黔、貴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條鐵路幹線，新增鐵路
“三線”地區國防工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發展，促進了該地區經濟、科技和文化等事業的全麵發展與進步。“三線”地區原來都是各方麵發展都極為落後的省份。比如：四川、貴州、雲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舊中國西南軍閥連年混戰的地方，工業基礎十分薄弱。貴州幾乎沒有什麽工業，雲南也沒有多少工業。抗戰時期重慶成為陪都，蔣介石從沿海帶去一點工業，解放後初期我們又建設了一些項目，但其工業基礎仍然很差。但僅經過10幾年的建設和發展，就大大改變了該地區的麵貌，出現了幾十個中小工業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盤水、十堰和金昌等，則成為著名的新興工業城市。四川的重慶、成都、德陽、綿陽等，則成為我國重要的鋼鐵、機械、電子、航空、輕紡、電力動力設備城市，其產品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線”地區，以蘭州、西安、成都、重慶、貴陽和昆明等為中心城市，形成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心。在這裏，匯聚了西部地區經濟、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華，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進步的動力源泉。因此，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曾經評稱：“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這種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四）
“三線”建設的偉大成就，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依靠廣大建設者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取得的。“三線”建設者們“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懷，是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的精神動力。我們僅以攀枝花鋼鐵聯合企業和成昆鐵路建設中，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崇高精神為例。
有資料顯示，攀枝花礦區的儲藏量極為豐富。當時經普查勘探，僅釩鈦磁鐵礦的儲量就達50億噸以上。該地區共有大中型礦區86處，富含鐵、鈦、釩、銅、鋅、鉬、鎳金、鉑族、稀有金屬和非金屬礦等50餘種。攀鋼廠址定在交通閉塞、被高山峽穀大江大河封隔著的荒蠻之地上，而工期隻有5年，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攀鋼一期工程設計年產鐵礦石1350萬噸、生鐵160～170萬噸、鋼150萬噸、鋼材110萬噸，這些指標相當於舊中國鋼鐵最高年產量的2倍左右。要建這樣一個超大型的鋼鐵聯合企業，需要配有大型火力發電站，而電站的特大鍋爐、汽輪機、發電機、冷卻循環係統和送變電設備等，每件都有幾層到十幾層樓高；巨型的高爐、送料係統、熱風爐則有幾十層樓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鋼結構；鐵水運輸、特大轉爐、鋼錠模、加熱爐、開坯機、初軋機、鋼軌軋機、製氧機、設備大修和製造工廠等達幾十萬噸的機械設備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專用設備，製造廠家遠在東北、沿海地區和山西等地，攀枝花當時就連一顆螺絲釘也不能製造。同時，開發運輸鐵礦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煉焦、製造各種耐火材料、高爐和轉爐輔料、水泥、建材等等，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沒有平地，丘陵、群山、峽穀、溝豁、河流等交錯縱橫，建設者們削平山頭、構築台地，精心設計，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
貫穿攀枝花鋼鐵城和礦區的成昆鐵路，是迄今為止世界鐵路史上最危險、最艱巨的工程之一。這條鐵路全長
原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上將在談到“三線”建設時，曾經說：“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經濟、自然條件下，廣大幹部、工人、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所表現出的艱苦奮鬥精神，也是永遠值得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這話不僅是對“三線”建設者們崇高精神的評價，也是我們對待“三線”建設所應取的科學態度。更有一些識之士則說，肯定了攀鋼和成昆鐵路的成就及其建設者們的艱苦創業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個“三線”建設！
（五）
“文化大革命”曾給“三線”建設造成過極大幹擾和消極影響。“文革”初期，重慶、成都等地的武鬥十分厲害，曾動用了機槍、大炮和坦克，“三線”的不少工廠都卷入其中，嚴重影響了生產和建設，甚至造成了一些地區生產建設的嚴重倒退。
“三線”建設的全麵恢複，是在1969年5月毛主席、周總理決定恢複“三線”建設以後。1969年6月，中央召開恢複“三線”建設會議，周恩來總理親自督促、主抓這項工作。年末，中央又決定成立“三線”建設領導小組，小組之下成立“三線”建設指揮部，統一領導恢複和建設工作。
為了穩定武鬥最嚴重的四川地區的局勢，毛澤東主席甚至親自批示將四川兩個造反派頭頭劉結挺、張西挺（為夫婦倆，原為宜賓地區地委書記和宜賓市市委書記，後被判刑）抓了起來。廣大工人、幹部、知識分子和解放軍工程技術人員，對“文革”造成的破壞痛心疾首，但一聽說黨中央和毛主席要他們恢複建設，便紛紛響應複工號召，就連武鬥雙方人員也都停止武鬥，參加到了建設中去。外流人員更是在短短的十餘天內，從全國各地日以繼夜地返回工地，立即投入緊張施工。許多大型工程項目，在這以後相繼建立起來。到1972年，西南“三線”建設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結束。如：成昆、川黔、貴昆、湘黔、襄渝鐵路（公路）全部通車；攀枝花鋼鐵基地、長城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等相繼投產；以重慶為中心的化工工業，建成了重慶化工廠、川南化工廠、成都青黴素廠、西南（重慶）合成製藥廠等；電子工業以成都為中心，包括綿陽、內江等地共建成了20多家工廠；以貴州都勻、凱裏為中心，工廠和研究所配套，也有20多個單位；遵義地區、安順地區和成都地區的飛機製造業，也都形成規模；航天工業、原子能工業，也初步發展起來。總之，盡管“文革”曾給工程建設造成了巨大破壞和損失，但是“三線”的建設者們排除種種幹擾，最終按照黨中央的指示、要求，保質保量地完成了各項工程建設任務。
同時，“三線”建設確實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如：建設規模過大，要求貪大求快，僅算政治帳不求經濟效益，並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費等。尤其是“文革”的爆發，使“三線”建設大起大落，更是人為造成了一些破壞和損失。另外，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有的地區（如貴州）在規劃施工中，機械、片麵地理解和執行“靠山、分散、隱蔽、鑽洞”的方針，將每個工廠、甚至每個車間都規劃建設的極為分散，甚至有的地區還出現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的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的做法和布局，……這些，不僅給“三線”建設造成消極影響，也給整個國家的經濟建設帶來極大損害。
但是，從全局來看，“三線”建設的決策英明、正確，建設成就極其偉大。沒有當初的“三線”建設，就沒有現在的西南、西北的工業基礎。特別是四川，既是“文革”受災最重的地區，也是建設成效最顯著的地區。目前，四川的工業在我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經成為鋼鐵、電子、電站成套設備、重型機械、汽車、化肥生產基地。四川的許多高精尖產品，中外馳名。如：現在牌子很響的“長虹電視機”，就是綿陽搞雷達的廠子生產的。到1985年，四川的社會總產值達到1023.25億元,1991年則實現翻番，達到2591.77億元，曾一度排到全國第5位。這些都與“三線”建設時打下的基礎分不開。
江澤民總書記在談到“三線”建設時，曾經說：當年黨中央、毛主席作出這個戰略決策是非常正確的，很有戰略眼光。給予 “三線”建設以充分肯定！
（六）
七十年代末，我國提出國民經濟調整方針，加快進行沿海地區的建設和發展，“三線”建設告一段落。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三線”建設的論調。有人認為：如果當時我們就把對“三線”的經濟投入，投入到“一線”去，經濟效益就大不一樣了。因此，“三線”建設曾一度陷於困境。
麵對這種情形，一些有識之士深感憂鬱；聽到這些論調，那些“三線”建設的開拓者們顧慮重重。當時曾任西南“三線”建設指揮部負責人之一的一位同誌說：“他們談問題離開了當時的條件。那時帝國主義對我們實行全麵封鎖，南方，美國在發動越南戰爭，矛頭對著我們；北方，蘇聯陳兵百萬，蘇美聯合反華，形成南北兩麵夾擊之勢。加上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不斷騷擾東南沿海，台灣的飛機半個鍾頭就可以飛到上海。在當時那種形勢下，不進行三線建設，作好應付戰爭的準備行嗎？”
基於對國家建設、對曆史和對子孫後代高度負責的精神，這位同誌回憶說：“1983年，我們向某領導反映這個問題。某領導提出，把三線建設問題擺到國家的五年規劃中去。於是，國務院成立了一個三線建設改造規劃辦公室，另外成立了一個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領導小組，主任羅大東，副主任我和鄭漢濤（原國防工辦副主任）”。他說：“1984年1月，開第一次三線建設調整改造會議，李先念同誌給會議寫了一封信。他認為三線建設要肯定。不僅建設了國防工業，而且把工業從沿海推向內地，改變了中國工業的布局。那時正是對三線建設否定的調子唱得高的時候。有的人甚至說，調整改造也沒有用，錢扔下去是白白浪費。李先念同誌的這封信對於頂住這種錯誤議論、堅持進行三線建設的調整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調整改造“三線”工程的第一步，實際是把鑽山太深，生產生活確實困難的廠子搬遷出來，搬到靠近大城市或中小城市，並對“三線”建設進行全麵的規劃布局。為此，國家先後分三批共投資20億元資金。接著，進行“軍轉民”。通過調整改造，許多工廠取得了很好成效。除了“長虹”彩電廠外，陝西的“黃河”、南京的“熊貓”等名牌產品，都是原來搞雷達和通訊設備的廠家經遷移改造後生產出來的。西北“三線”的一部分工廠，通過改造也取得了很好效益。
這位同誌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對發展國民經濟，增強綜合國力，成效顯著，是正確的、必要的。我們允許外國來華投資建廠，但也要掌握好火候、分寸，不能妨礙甚至放棄民族工業的發展。現在我們利用外資1300多億美元，僅次於美國（13000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是第一位。應主要引進新技術或我們技術不足的部分。我們要用市場換取資金、技術。如果去換啤酒、泡泡糖、麥當勞……有什麽意義呢？他接著說：前些年我們重複引進的問題很嚴重，電視機引進了100多條裝配線，真正民族工業隻有十幾條，盲目重複引進造成嚴重浪費，而且犧牲了民族工業，應該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目前，“三線”企業的生產設備大都陳舊、落後，要進行設備更新。廠房是好的，要充分利用；這些年我們在沿海搞了一些標準廠房，實際上隻能“來料加工”，這是一種“泡沫經濟”。“三線”企業的技術力量都是當時全國各地調進去的精華，也要對他們進行技術培訓，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要繼續堅持對“三線”的資金扶持，至少要讓它們能夠維持生產。“三線”企業的產品質量很好，如：西南鋁製品廠生產的鋁合金板，質量超過日本。最早被外國人發現，是在一次國際性的跳水運動會上。這種供跳水用的跳板，是一整塊兒、很長，彈性非常好，又非常牢固。外國人想買，一打聽是中國人造的。他介紹說：這種跳板，是西南鋁製品廠“用12500噸的擠壓機壓出來的。現在這個廠承接了一些項目。波音飛機的起落架，冷加工在上海，整個完成是在這個廠造。波音飛機尾部的三角翼鍛件，也是這個廠生產的，在成都113廠完成。但現在的產值隻達到生產能力的1/10。這個廠要維持生產需要10個億的流動資金。經過努力，有色金屬總公司才給了他們一個億，隻夠運轉半個月。”他最後說道：“這種企業是應該投入的。對三線建設時建成的企業給予一定的投資，加以改造利用，是劃算的。”（以上請參見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第334―340頁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目前，黨和政府正在製定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我想這應該成為“三線”地區加快建設和發展的曆史機遇。“三線”企業應緊緊抓住這個契機，努力恢複其青春和活力，力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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