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偉崗
本文將重點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下同)期間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這一方麵是由於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加強其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基本建設的關鍵時期，一些大建設、大工程、大項目都是這期間完成的，它在中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另一方麵是由於這段曆史長期以來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人把它看成是毛澤東時代的完全失敗的典型例證。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說法是：“文革”時期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還有的說“長期發展緩慢”、“停滯不前”等。是也、非也？對此重大問題發表意見、澄清事實，應是每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責任。
客觀事實不容抹刹“文革”
作為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對它究竟作如何評價，它將對曆史產生什麽作用和影響，這是一個有待曆史驗證的問題，或許在短期內是難能有統一認識的。然而對於“文革”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它卻是一個客觀事實，隻要不抱任何偏見，則是完全能夠得到正確說明的。
其實，要正確說明“文革”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並不是困難的事情。一個簡單方法就是將“文革”後的中國經濟狀況與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較。人們知道，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到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是共和國曆史上經濟發展較好的時期之一，當時大多數經濟指標都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而經過了十年“文革”，中國經濟與1965年相比究竟是降低了、沒有變化，還是大大提高、發展了？這對於稍有一些曆史知識和經驗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兩個時期相比，中國經濟狀況不僅存在著量的巨大差別，而且存在根本層次的差別。
1965年中國經濟形勢雖然很好，但那主要是調整、恢複的結果。應該看到，那時中國的經濟基礎還是十分薄弱的，工、農業、交通等各方麵都還沒有什麽“大東西”，發展並無後勁。工業方麵，那時獨立、完整的體係尚沒有建立起來，交通、能源建設和製造業還落後；農業方麵基本建設很差，水澆地和化肥使用量很少，抗自然災害能力很低，產量不穩定。可以說當時在工、農業基礎建設和科技水平各方麵都不能適應繼續大發展的需要。而這一根本狀況的改變，主要是在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實現的。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發展都上了一個很大台階，基礎、實力大大增強。它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具有十分特殊和重要的地位，成就不可磨滅。
自從“徹底否定文革”以來，人們對當時的經濟建設成就諱莫如深，政壇上對“文革”期間的事情采取“報憂不報喜”、發展數字寧抑不揚的做法。即使如此，依據國家統計部門所公布的數字仍能看出一些真相：止於1978年，(“文革”雖然是在1977年10月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被宣布結束，但到1978年12月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工作指導思想和經濟方針並未改變，當時華國鋒明確宣布“按既定方針辦”，因而這一年就經濟工作來說仍可算到“文革”時期)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這比1965年的1716億元翻了一番還多，年均遞增率達6.8％。主要產品的產量更是大幅度增長，超過曆史最高水平。例如：鋼產量達3178萬噸，原油產量達10400萬噸，原煤產量達61800萬噸，糧食產量達30475萬噸，它們分別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①這樣的增長速度從哪方麵能說是緩慢呢？如果說“文革”時期經濟發展是“停滯不前”，那就是說它比1965年沒發展、沒變化，這豈能是事實！
①據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94)》。
談到“文革”時期的經濟建設，還有兩個重要情況值得指出：其一，當時是在沒有任何外援、借貸情況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建設的。中國在1968年就全部還清了公債，成為世界上少有的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其二，當時經濟發展是沒有任何“泡沫”和虛假現象的。人們都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增長大多年份高達百分之八、九，然而這其中僅銀行不良資產就達百分之三、四十，還有大量的資源浪費、“豆腐渣工程”、腐敗成本等，而這類現象在“文革”時期是極少見的，因而更加真實。
有人說“文革”時期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試問：當時全國沒有任何企業倒閉，沒有一年農業減產，沒有金融危機，沒有通貨膨脹，沒有產品買不出去，沒有工人下崗失業或發不出工資，經濟總量年均增長6.8％以上，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瀕臨崩潰”！所謂“長期發展緩慢”究竟有何根據！ 按工農業總產值計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之後的1979至1981年6.7％的增速。
有許多經濟指標，如煤、石油、鋼鐵、發電量、機床等產量增速更是超過改革之後。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6.9％，遠遠超過1979至1981年年均負1.7％的增長速度。如果說“文革”期間經濟“瀕臨崩潰”，那麽改革之後的1979年至1981年經濟豈不更是“瀕臨崩潰”嗎！
有人說：“自從1957年以後，中國耽誤了二十年”。還說“十年動亂使中國經濟步入低穀，進一步擴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事實真的如此嗎？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資料，從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時間裏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達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長速度是3％，美國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還低於美國。這就是說中國的發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遠遠高於美、英、法、意等，與處於高增長期的日本差不多。從主要產品的產量看，50年代初中國都排在世界工業國家的大後麵，而到了1978年鋼產量就超過了英、法、意，成為繼美、蘇、日之後的第四位國家；石油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而一躍成為基本上自給的世界“第八產油大國”。其他如：原煤躍居第三位；棉紗產量躍居第一位，發電量躍居第七位，糧食產量躍居第二位，棉花產量躍居第三位等。事實充分說明，從50年代以來的中國的一直是迅速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曆史，而關鍵性的建設大都在文革期間。中國同西方國家的差距從沒有拉大，而是逐漸縮小。中國科技和經濟發展，以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所謂中國“耽誤了二十年”從何說起！
70年代，西方國家進入新～輪的經濟危機，美蘇兩霸冷戰不斷升級，西方國家經濟發展普遍趨緩，但這時中國在“備戰”的拉動下投資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據韓德強《中外對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國家GDP年均增長率是、：美國1.34％，英國1.6％，西德2.7％，日本4.7％。其他亞洲有關國家和地區是：新加坡7.6％，韓國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國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韓國、香港與中國速度接近之外，西方發達國家和印度等都遠遠低於中國。所謂中國“經濟發展步人低穀”、“擴大了與西方國家的差距”等等純係一派謊言。
經濟發展有時候並不是單憑產值增長率所能完全說明的。讓我們回顧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國人所於的許許多多大事情，所創造的雄偉業績，也許更具有其真正的意義。
“文革”時期中國工業、交通建設的發展
對於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來說，首先把工業搞起來這是富民強國的關鍵問題。從曆史上看，中國工業投入規模最大、建立企業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一是“大躍進”時期，二是“文革”時期。“大躍進”時期所建立的企業有些在“三年困難”、時期下了馬，(但其中大部分在後來形勢好轉時又陸續恢複發展起來)與此不同，“文革”時期的工業發展卻要謹慎得多，穩健得多，項目建設一個成功一個，幾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業。
在僅僅30年的時間裏，中國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係，在許多領域進入世界先進行列。這隻要看看當時國家在能源、鋼鐵、建材、機械製造、化工、交通、國防工業建設等方麵作出的一係列重大決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項目情況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電力和鋼鐵、水泥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設是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最基礎性的工業。“文革”時期中國工業發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這個方麵。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間國家對能源建設的投資就超過了500億元。在石油工業中，不僅擴建了大慶油田，而且新建了勝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遼河油田、中原南陽油田、江漢長慶油田等。原油產量以每年平均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產量突破了1億噸，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發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時期所無有的。如果沒有當時石油工業的大發展，我國八、九十年代以及現在的石油自給將是大問題，與此相關的化工、化肥、化纖等工業也不會發展起來。在煤炭工業中，新建了山西高陽煤礦、山東兗州煤礦、河南平頂山煤礦、四川寶頂山煤礦、新疆哈密露天煤礦；在電力工業中，不說各地興建的眾多的中小型發電站，僅全國大型的發電站就有：劉家峽水電站、丹江口水電站、龔咀水電站、黃龍灘水電站、碧口水電站、八盤峽水電站以及唐山陡河發電廠、山東萊蕪火力發電廠等，發展同樣是很快的。十年間中國能源產量年均增長率達到9.2％。全國80％以上的縣都建立了水泥廠，產量比1965年增長4.1倍。這都大大超過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長速度。
在看待“文革”期間的經濟發展時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必須看到：當時的中國麵臨的國際環境是十分嚴峻的：在南方正在進行援越抗美戰爭，美國軍事飛機還不斷侵入我國領土上空；北部與蘇蒙的邊境上蘇聯陳兵百萬，戰爭一觸即發；西南印度軍隊不斷侵入我國邊境等。在當時形勢下既要搞建設又要加緊備戰，為此工業發展不能不采取以內地“三線”建設為重點的方針。從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國家在三線建設中投資達2050億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鋼鐵基地、六盤水工業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鋼鐵、有色金屬、機械製造、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等新的工業基地，使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狀況大大改變。這期間中國的造船工業由造萬噸巨輪逐步提高到造五萬噸和十萬噸級巨輪的水平，發展極為迅速。全國有許多著名的大企業，如湖北二汽、貴州鋁廠、邯鄲大型水泥廠、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江油特殊鋼廠、成都無縫鋼管廠、山東托拉機廠等也都是那時新建的。至於各地建設的大型骨幹企業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僅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就由原來的292億元增加到1543億元，增長4.28倍，約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由258億元，增加到1270億元，增長了3.92倍。這極大地促進了中西部經濟、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對於改善經濟布局，克服過於集中於東部沿海大城市的狀況，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人們看到，改革開放以後一改原來的指導方針，實行以東部沿海地區為重點、向沿海傾斜的方針，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資金“孔雀東南飛”，造成地區差別和社會矛盾迅速擴大。可以說，如無過去“三線”建設時期的基礎，目前中西部的經濟發展還會更加落後。
在這期間，各地新建的工業企業特別多。1965年全國企業總數是15.8萬個，其中全民所有製企業4.6萬個，集體所有製的11.2萬個；到了1979年企業總數就達到35.5萬個，是原來的2.25倍。其中全民8.4萬個，集體27.1萬體，分別是原來的1.83倍和2.42倍。而且企業規模普遍擴大，其中大中型企業有4500個。全國職工總數近一億人(9967萬人，其中全民製7693萬人、集體製2274萬人)，比1965年的4965萬人(其中全民3738萬人、集體1227萬人)增長70％以上。這也大大促進了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這時中國基本上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1952年，中國工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就顛倒過來了，工業占72％，農業占28％了。
“要想富，先修路”，這是改革以來喊起來的一個口號，20多年來中國交通發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記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國家就開始大力加強全國的大幹線建設，這期間在鐵路、公路、航空、大橋梁建設等方麵取得的成就是十分驚人的。十多年間，不僅建成了成昆鐵路、湘黔鐵路、川黔鐵路、襄渝鐵路、焦枝鐵路、枝柳鐵路、京通鐵路、陽安鐵路等十多條鐵路幹線，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岡山公路在內的許多貫穿各省城鄉的公路幹線。到1979年，全國鐵路通車裏程達五萬多公裏，有複線的八千多公裏，並且開始了電氣化鐵路建設。內燃機車也投入使用。鐵路貨運量達十億萬噸。全國公路通車裏程達80萬多公裏，全國兩千多個縣基本上每縣都通了公路，大大改變了全國交通幹線落後的狀況。這個時期鐵路、公路建設與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區高山峻嶺的複雜地形條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術、物質條件又很落後，其艱難程度中外少有。工人階級、技術人員硬是靠發揚“敢啃硬骨頭”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戰勝困難，譜寫了人類建設史上最豪邁的篇章。
在交通發展的同時，中國的大橋梁建設步入新階段。1968年世界聞名的大工程一一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此後，十年間中國又先後建成了長沙湘江大橋、山東省北鎮黃河大橋、前扶鬆花江大橋、浙江省蘭江大橋、蚌埠新淮河大橋、上海黃浦江大橋、閩青大橋、洛陽黃河大橋、田莊台遼河大橋、江蘇省淮南大橋、五河淮河大橋、重慶長江大橋等，使我國大橋梁建設無論在設計施工水平，還是在建設速度上都躍上一個新台階。
“文革”時期中國的航空事業發展很快。在國際航空方麵開通了北京、上海與巴黎、與日本、與巴基斯坦、與蘇黎世、與瑞士、與德黑蘭、與地拉那、與亞的斯亞貝巴、與萬象等許多新航線，與外國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業務往來。在國內，新開了上海——蘭州——烏魯木齊、上海——桂林、蘭州——拉薩、成都——上海等航線。到1973年國內建立了以北京為中心連結全國70多個城市的80多條民用航空線。
其他方麵，在大港口建設、長距離輸油管道建設、高壓遠距離輸電變電工程、載波通信幹線工程，衛星通信地麵站建設等方麵都創曆史最高記錄，填補了許多曆史空白。
僅十多年時間，國家工業建設就幹出了這樣多的大事，取得了這麽大的成就，難道就因為當時處於“文革”時期從而可以將其一筆勾銷嗎？
對外開放和經濟技術交流
70年代，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礎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發達國家開展經濟技術交流的渠道，並形成了一個對外引進的新高潮。1972年以後，以“四三方案”為中心，毛澤東、周恩來多次批準關於引進國外設備、技術和擴大經濟交流的報告。先後投資50多億美元，引進了26個大項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還有武鋼一米七軋機，3個大電站、43套綜合采煤機、1套彩色顯象管成套生產技術以及透明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通過這些引進，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山東勝利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廠、北京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化纖維聯合企業、福建維尼綸廠、四川維尼綸廠以及大慶化肥廠、南京棲霞山化肥廠、遼河化肥廠、洞庭氮肥廠、四川瀘州和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等國內一大批化工企業。當時引進的這些項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大大促進了我國基礎工業，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纖、冶金工業的發展，直接為80年代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創造了條件。例如，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投產後，1984年就實現利稅6.85億元，比投產前增長1.66倍，所生產的大量鋼板填補了國內品種的一些空白，減少了進口所需要的大量外匯。
在大規模引進國外技術和設備的同時，70年代我國對外貿易和出口創匯也獲得迅速發展。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國出口總額先後達到58.2億美元、69.49億美元、72.64億美元，分別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975
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147.51億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這樣的增長速度即使在改革開放以來也是沒有達到的。
有人說：“文革”期間中國實行“閉關鎖國”、“自我封閉”政策，“同外界隔斷了十多年”，這完全是對事實的顛倒。相反，正是在這個期間，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奧地利、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土耳其等全世界數十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正是在這個期間，打通了同美國的關係，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兩國進行了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會談，並於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正是在這個期間，中國同歐、亞、美、非洲許多國家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參加了許多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開展了大量經濟技術合作和援助活動，開通了許多國際航空新航線；正是在這個期間，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礎，使我國國際地位大大提高；正是在這個期間，如前所述，我國的對外引進，對外貿易步子迅速加大等等。十年的時問發生這樣大的變化，作出這麽多的重大決策，所謂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同外界隔斷了十多年”、“關起門來搞階級鬥爭”之類的謊言何據之有！
實事說明，中國共產黨在積極開展對外開放方麵是一貫的，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並沒有超過毛澤東。所不同的是：那時的對外開放決沒有帶來這樣多的蒼蠅、垃圾和病毒罷了。
“文革”時期中國農業的巨大成就
在中國農業發展史上，人們都知道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曾出現過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對此有些人歸結為隻是實行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結果。我認為這種看法是很片麵的。
其實，農村幹部和群眾都很清楚：當時實行土地承包，一時調動了農民積極性這隻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還在於農業生產條件的變化。其中主要是：一是農田灌溉麵積大量擴大；二是化肥使用量增加；三是種子改良、病蟲害防治等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而這三個方麵都是70年代取得成就的必然結果。在看待這個問題時，不能隻講果子豐收時的成績而不講當時栽培、灌澆時所投下的勞動和汗水吧！
事實是，“文革”期間中國農業的發展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1965年至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由19445萬噸增長到30475萬噸，超過了曆史最高水平，增幅達42.4％。油料產量增幅達61.6％等，增長速度超過了改革後的90年代。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也不能不承認：“文革”時期“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其實，何止是糧食生產保持了穩定的增長，最重要的還是在提高農業生產力方麵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沒有六、七十年代中國的大規模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支農工業和農業機械化建設、農業科技發展等，能夠有後來中國農業的大發展、大變化嗎？
曆史說明，在“三年困難”時期過後，毛澤東和黨中央對農業發展就一直十分重視，長期堅持“以農業為基礎”和“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方針。尤其是在1965年以後，國家對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發展農村電力、推廣農業機械化等方麵投入越來越大。至70年代後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黃河治理、遼河治理等在內的許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不僅消除了水患災害，而且建立了許多具有綜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樞紐工程，產生了興利除弊的巨大效益。 例如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後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共修築防洪大堤4300多公裏，開挖、疏浚河道270多條，新建涵洞、橋、閘六萬多座，同時還建了許多水庫，對洪、旱、澇、堿等災害進行了全麵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實現了每人一畝水澆地，1973年糧食總產量比1963年增長了一倍。 又如1972年竣工的遼河治理工程，共修築堤防4500公裏，修建水庫220座，流域共建電力排灌站920處，可灌溉農田1100多萬畝。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樞紐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機站、五座中型節製水閘、三座船閘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項工程組成，它把長江、淮河、大運河和裏下河聯結起來，利用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過自流和機動引水結合進行排澇和抗旱，可灌溉農田250多萬畝。
在水利建設中，止於1977年全國各地共興修了近百條人工河，建了七萬多座大中型水庫。例如，令世界震驚的林縣紅旗渠，被稱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總幹渠長104裏，灌溉麵積可擴大60萬畝；湖北省的漢北河也是一條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長110多公裏，建成後擴大灌溉麵積100多萬畝。
諸如以上這樣的艱巨豪邁的工程，是中國幾千年曆史上從未實現的，而且都是在當時物質條件匱乏、施212212具落後的情況下完成的，它完全稱得上是人類史上的一個奇跡！如果不是靠集體的力量、靠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怎有可能實現呢？
人們看到，到了80年代，由於土地承包到戶，農村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不僅大部分停止，而且大量工程失去維護並遭到破壞。一些堤防被扒了，河渠被平了，排灌設施被拆了，以至洪水等自然災害重新肆虐。到了90年代，有些地方雖然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但辦法就與以前大不相同了：大部分是靠資金堆起來，一個工程動輒數千萬、上億投資，幾乎是沒有錢就沒人去幹。有很多工程還帶有“形象”、“政績”的色彩，其中僅吃喝、送禮、慶典等費用就占去不少工程款，更不用說主管部門和承包人層層剝皮。工程建起來有相當部分還是“豆腐渣”。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建設方式何者更有成效？人們豈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嗎？
過來的人們都知道：過去農村的土地不用說山區丘陵地區，就是平原也都是坑窪不平的，絕大部分無法水澆，常年有旱有澇，好年景產量就是每畝二、三百斤。而正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學大寨”運動中，農村公社展開了以整平土地、修畦田為主要工程的農田基本建設。當時廣大群眾和幹部一起奮戰在田野，吃的是窩窩頭、玉米粥，用的是钁、銑、獨輪車，硬是以手推、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將土地搬了家，使大地變了模樣。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把大部分耕地改造成了畦田水澆地，變成了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的確，當時農民勞動的報酬是很低的，差的生產隊一天的工分隻有二、三角錢。然而，他們所創造的真正價值卻遠遠高得多，他們譜寫了中國農業變革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的汗水並沒有白流，其功績惠及當代！
止於1977年，十年內全國農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電站，農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產大隊都通了電，機電排灌動力達到6500萬馬力，有二萬多眼機井，灌溉麵積達到七億多畝，農業人口達到每人有一畝穩產高產田。與1965年相比，全國農田灌溉麵積增長了51％，農業用電增長了470％，機井數增長了935.89％，機電排灌麵積增長了355.58％，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增長了643％。全國拖拉機有56萬台，產量比1965年增長了5.7倍；手扶拖拉機140萬台，增長了65倍。① ①數字來源於《中國農田水利》，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頁。
中國農業的發展，始終是建立在科技發展基礎上的。從70年代始中國在改良品種、消除病蟲害方麵取得的成績就是世界聞名的。我國著名的水稻專家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從60年代就開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開始推廣，新品種使水稻產量提高了20％，畝產達千斤以上。另外，有關科研所培育的小麥新品種、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粱等不斷更新，給農業產量帶來很大的變化。在防止病蟲害方麵，1968年就解決了馬鈴薯退化的問題。到1977年我國連續十年沒有發生蝗災，這一危害中國數千年的“東亞飛蝗”之災被消滅，也是農業科學史上的一個重大勝利。 由於70年代支農工業的發展，我國化肥、農機等產量都迅速增加，1978年化肥產量達到869萬噸，農藥50萬噸。到80年代土地包產到戶時，化肥、農藥已大量使用，這成為當時農業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文革”期間中國農業在基本建設和改變生產條件方麵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生產力發展是具有曆史決定性的。從此中國農業不僅告別了因發生自然災害而使產量顯著下降的曆史，而且為後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其直接成果就是80年代初期的農業大發展。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七十年代的成就，中國農業仍然停留在60年代中期的條件上，盡管你實行什麽樣的管理體製改革，農業產量在短時間內有那麽大的提高是不可能的。
經濟發展事實不可因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褒貶
有人說：“文革”時期中國經濟雖然有發展，但是假如不發生“文革”，一定會有更快的發展。
我們說，社會曆史從來是在曲折、跌宕中前進的，那種理想的直線發展方式從來就沒有。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假設不發生“文革”，但在期間或其之後是否會發生別的什麽動亂，誰能說得清？例如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發生“文革”而在80年代後期豈不都倒台了嗎？曆史就是過來的路程，豈可用假設來說明？問題是，“文革”期間中國經濟發展已是客觀事實，那個時代的人們幹了那麽多事情，難道能夠以假設推理去加以否定嗎？相反，曆史不是更有理由提出：如果沒有當時的建設成就，又怎麽會有後來的改革和發展呢？改革開放難道是建立在空白地上的嗎？的確，現實的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和強大了，然而能夠以此否定前人打下的基礎嗎？
有人會說：難道十年“文革”對經濟建設就沒有帶來破壞和影響嗎？
對這個問題應該實事求是、辨證地看待。一方麵，“文革”動亂對當時各方麵的工作，包括經濟建設確有不同程度的幹擾和影響，這主要是一個時期的派性鬥爭、無政府主義等幹擾了生產、工作秩序，有些單位一度發生停工停產等。但同時還應看到另一方麵，即黨和國家在“文革”前製定的經濟建設方針政策、發展規劃和目標並沒有改變，國家發展的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照常進行和實施。尤其是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一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方針，從總的看經濟建設並沒有放鬆。對“停工停產鬧革命”行為中央始終是不允許的。而廣大幹部和群眾在高漲的革命熱情推動下，夜以繼日、加班加點工作，不過節假日、星期天，而又不講任何報酬的事情更是經常的、大量的。例如，在當時長江大橋建設中，在成昆鐵路、川黔鐵路施工中，在大慶、大港油田的大會戰中，在“兩彈一星”的科學試驗中，廣大工人階級和技術人員頑強拚搏，充分發揮其智慧和力量，建設速度和效率何曾有什麽降低和影響？若講經濟效益，就當時所有建設工程都沒有吃喝浪費、貪汙行賄、造假和截留工程款之類的行為，就使建設成本費用低了許多吧！
誠然，“文革”時期思想宣傳上一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批判封資修”為口號的，但是對於工廠、農村的廣大群眾來說，他們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仍是在搞生產。設想十多年間生產隊和工廠每天都在搞運動、開批判鬥爭會那是離奇的。尤其是農民群眾，他們是最講實際的，不管你上麵喊什麽口號，唱什麽高調，我還是該幹什麽幹什麽。因為這裏不同於機關、學校、事業單位.沒有人給發工資，因此，想要停止生產更加困難。因此說，從政治和人氣因素看，當時的經濟建設既有幹擾又有促進，從總體上說還是按自身規律發展的。
本來，六、七十年代中國經濟是蓬勃發展的，但不幸的是它與那場大受爭議的政治運動趕在一起，有些人處於政治需要必須全麵否定這個時期的經濟建設。曆史就這樣遭到了最粗暴的塗抹和踐踏。一種最膚淺和廉俗化的見解也被當成了真理而載於史冊。
當然，對於“文革”時期的經濟發展主流的宣傳並非是全部否定的，其中也有被高度肯定的年份，那就是1975年。原因很清楚：這一年是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按照吹鼓手們的說法：這一年他力挽狂瀾，使中國經濟“迅速扭轉危局”，實現了比上年增長11.5％(社會總產值)的高速增長。而在此之前和之後的74年、76年經濟都是“嚴重危機”、“全麵下降”。明白人可想：短短的時間難道經濟發展就真的差別如此之大？
眾所周知：鄧小平是於1975年2月任“代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次年一月即被解除職務，在這期間他的確是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批判派性和無政府主義，提出“全麵整頓”方針，大力恢複生產秩序等。然而這段時間畢竟很短，鄧小平當時還隻是“代總理”，他並沒有改變黨和國家總的經濟方針和決策；“全麵整頓”也未來得及全部實施，怎麽有可能根本改變整個發展局麵？“文革”時期的經濟本是一個連續統一的發展過程，怎能把它各個年份割裂開來，得出截然不同的評價？這豈不是典型的因人而異來評價曆史事實嗎？隻因為是鄧小平任代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這一年的經濟就快速發展；然而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周總理一直主持國務院工作，難道經濟就不是發展的嗎？
經驗說明，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任何時候都不會直線前進。在不同的年份、不同階段增長快慢不同、效益不同，這本是正常現象，大可不比凡事都與政治問題連在一起。
拿“文革”中的情況來說，個別年份經濟確有下降。如1967、1968兩年都是負增長，但在1969年以後又逐漸上升，如69、70兩年GDP增率分別達16.9％、19.4％，這不僅高出1975年，而且在建國以來也極為少見。①特別應該看到的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7年和1978年，中國經濟建設也是發展迅速的，各項經濟指標增長幅度都很大。那兩年的GDP增長分別達到7.6％、11.7％。兩年中全國鋼鐵產量增長55.3％，原煤增長28％，原油增長19.5％，發電量增長26％，化肥增長66％。1978年糧食總產量達30475萬噸，比上年增長7.8％，超過曆史最高紀錄。其他方麵：兩年中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16％，外貿總額增長53.7％，財政收入增長44.4％。全國農民從集體分配的平均收入增長17.7％。1977年給全國60％的職工增加了工資等等。當時的經濟形勢確實很好。但是，由於這兩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是華國鋒主持的，因而其經濟成就也就蒙上了政治上的陰影。其理由當然不能再以“發展緩慢”、“停滯不前”問責，那就反而說是“急於求成”、“盲目性”、“搞洋躍進”，成為華國鋒的一個錯誤。
①《數字中國》第11、12頁，《中國GDP增長曆史波動》。
對於華國鋒政治上的問題這裏無意評論，然而那兩年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卻是客觀事實，這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到現在都看不出有什麽大的問題。是“急於求成”、“盲目性”、“搞洋躍進”嗎？當時沒有任何亂開發、亂圈地，沒有任何破壞自然資源和汙染環境現象，沒有任何向群眾亂集資和發放國債，沒有銀行不良貸款，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工人下崗失業，沒有重複建設和效益不好的項目，更沒有照搬外國模式和“與世界接軌”等，所謂“急於求成”、“洋躍進”之類從何說起？如果說有“急於求成”、“盲目性”、“搞洋躍進”錯誤的話，難道還比得上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之後出現的問題嗎？當時已經退居的鄧小平公開批評中央“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號召“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等等。之後，中國各地立即掀起一場亂開發、亂圈地、亂集資、亂上項目的熱潮，1992年、1993年和1994年中國GDP連續劇增達14.2％、13.5％和12.6％，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過熱”和“泡沫”現象。而大量銀行不良資產、重複建設、無效投資、“豆腐渣工程”由此產生；走私、造假活動猖獗、破壞生態環境的事情大量出現，官員們弄虛作假、貪汙腐敗、大搞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的行為推向高潮，其中許多問題成為久治不愈的固疾，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無窮的遺害。然而對此嚴重問題有誰來認真總結和清算過嗎？有誰追究過領導決策的責任嗎？其危害之大難道是任何“急於求成”、“盲目性”、“大躍進”問題所能與之相比的嗎？
有人對改革之前的經濟成就任意詆毀，橫豎指責，不是說成“瀕臨崩潰”、“進人低穀”、“耽誤了二十年”，就是指責為“急於求成”、“盲目性”、“洋躍進”，幾乎達到欲加其罪何患無詞的程度。否定他人、抬高自己，開創了完全以政治需要任意扭曲曆史的先例。在這裏還有什麽黨的真理、曆史的公正可言？是非真偽還將混亂到何時！
寫於2003年2月
注：文中有關數據和資料主要援引：
(1)《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新華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出版。
(2)《中國統計年鑒(1993)》，國家統計局編，1994年出版。
(3)《數字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4)《實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時期”經濟建設》，陳東林，《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
(5)《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國第二次對外引進高潮》，陳東林，《回首“文革”》，第45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6)《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韓德強，《思潮》第14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好像理不直氣不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