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為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曆史責任及本來麵目》
新加坡學者 董玉振
轉自中華網論壇
主要內容：
人本經濟的成功嚐試
民主與獨裁
毛澤東與個人崇拜
毛澤東與女人
鄧小平的曆史責任及本來麵目
結語
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澤東逝世二十二周年祭日，電腦網絡上照例是一陣對毛澤東的批評和指責。作者再也按捺不住積蓄多年要還毛澤東本來形象的衝動，為毛澤東，也為自己和千百萬人的感受和尊嚴辯護，為本來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份榮耀辯護。也為了糾正已被扭曲二十年的一段曆史。而扭曲這段曆史的始作俑者就是鄧小平和中共中央。
人本經濟的成功嚐試
以下是幾個關鍵部門的發展數據：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
由於建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並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隻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窪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預，隻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經濟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於其實際投資額而被計入。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兩萬多公裏的鐵路因多建在地形複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數橋隧占30%以上的成昆鐵路。在今日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於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題，即到底何謂“懂經濟”？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領導人是否懂經濟，那麽毛領導下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不包括廣泛存在的勞動力零成本所關聯的經濟活動)無疑證明毛澤東是一卓越的經濟領導人。是否隻有懂得市場經濟才能稱之為懂經濟呢？市場經濟是否是人類發展經濟的唯一選擇？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給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澤東的智慧和他在舊中國生活的經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場經濟、股票市場等概念。但他試圖尋找發展經濟的一條新路，隻有這樣中國才能更快地趕上英美等發達國家。這條新路作者稱之為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它的特點是以人為中心，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它並不否定貨幣，但僅作為調節物質資源的手段，而不用於購買勞動力。而市場經濟體係中，人和其它生產資料一樣，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相對而言，人本經濟體現了對人的尊重。但它的實現需要較苛刻的環境，即：高尚道德的領導集體，群眾覺悟的空前提高，明確的發展目標，將個體意誌轉化為群體意誌的共同信仰。相對來說，市場經濟實現的條件比較簡單，即為個人欲望的實現創造一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可。
綜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他始終將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簡單的口號讓他領導下的軍人和群眾明白國家的目標、個人的價值和信仰。這是他領導下的軍隊戰勝強大對手的重要法寶，也是他領導下的群眾在沒有物質刺激情況下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這是他比其他領袖們遠高一籌之處。
雖然人本經濟已不適於今天的現實，但這並不能成為否定昨天的理由。畢竟毛澤東創建了適於人本經濟發展的環境，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對昨天的簡單否定將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華，並完善當前市場經濟的機會。毛澤東的經濟實踐為人類的發展道路開辟了新的思路。未來的經濟學家將會發現，毛澤東的人本經濟實踐很可能是人類經濟發展的未來狀態，畢竟它比市場經濟更好地體現了對人的尊重；當然也能更充分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譬如，中國在工業和科技基礎極其薄弱的環境下，隻用十年的時間就成功地發射了人造衛星；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在並不很差的基礎上並同時還伴隨著技術的引進，至今推不出一輛象樣的國產轎車。
當鄧小平否定毛澤東的經濟成就時得到群眾的附和，為什麽？原因很簡單，鄧小平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為重點。而毛澤東時期，敵對的國際環境要求中國不得不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等。對於象新加坡這種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並重則為合適選擇；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隻有優先發展重工業並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不二選擇。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鄧小平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國家將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采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引進就成了一句空話。鄧小平主導下開始的以上海寶鋼一期工程(180億美元)為代表的洋冒進，耗幹中國全部外匯，導致巨額財政赤字，幾乎斷送了“文革”結束時還不是很壞的中國經濟，就是一突出的例證。沒有毛澤東時代在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原材料、軍工企業和三線企業等方麵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國將麵臨更加棘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單地形複雜的中西部地區交通設施等基礎建設就足以讓鄧小平的改革無所誇耀。很明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
令人遺憾的是，當中國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幹二淨。當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是否已忘卻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為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談到毛澤東在經濟方麵的敗筆，就不可能回避“大躍進”。它確實給當時的經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作者在此也無意為“大躍進”辯護。令作者深感遺憾的是，當我們不斷批評“大躍進”時，卻很少有人檢討在毛澤東逝世後由鄧小平主導的“洋冒進”及嚴重脫離實際的“十年計劃”。這是否存在著評價曆史問題時的雙重標準？毛澤東曾為“大躍進”的失誤檢討，而鄧小平卻對“洋冒進”低調處理；華國鋒因當時所處的位置和很快下台，更無意間背上了這口黑鍋。
“洋冒進”的特點是無視國家的外匯支付能力，通過大型工業項目的全套引進來迅速提高工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由於嚴重脫離實際，缺乏科學論證，致使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和外債，為八十年代初可能爆發嚴重通貨膨脹埋下了種子。一些大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慶幸的是，中國農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迅速成功，不僅緩解了財政狀況，而且節省了一筆進口糧食的外匯，化解了“洋冒進”對經濟的巨大衝擊。否則，中國的經濟真要被鄧小平拖到“崩潰的邊緣”。
“洋冒進”的另一惡果，是由於論證的草率而導致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和對地方產業結構優化的永久性破壞。上海就是一例。因上海遠離能源，原材料基地，兩條鐵路已緊張不堪，而上海的優勢在於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勞動力隊伍。因此，上海的產業發展方向應是優質輕工業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然而，重點全套引進項目——寶山鋼鐵總廠的建設卻使上海的產業結構不可挽回地繼續走重型化的道路。當上海汽車工業占中國市場辦壁河山時，人們已經忘了它正是“洋冒進”留下的苦果。當然，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上海與其它地區的發展不平衡。
如果說“大躍進”的後果已經彌補的話，那麽，“洋冒進”的影響將長期地持續下去。當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過《關於建國以來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責毛澤東“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時似乎忘了，他所犯同樣的錯誤還沒來得及糾正。
中國自一八四零年以來，山河殘破，國無寧日。隻有在共產黨革命勝利後，中國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統和發展經濟的良好內部環境。對於毛澤東和鄧小平這一代人來說，希望國家盡快強大起來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長的錯誤也不應給予過多的指責。畢竟他們也是出於良好的心願，而非個人英雄主義作祟，換了別人也很可能犯類似的錯誤。總結曆史的目的應在吸取教訓，而非指責先賢。更不應以雙重標準，貶毛以揚鄧。
鄧小平的改革實際上是將毛澤東時代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化為新時代的市場經濟，將重工業優先的產業政策轉向輕工業優先、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並重的政策。這種轉化本身並不存在進步或倒退的問題，隻是選擇適合當時社會環境的經濟發展道路。鄧小平的對外開放也是將毛澤東時代沒條件開放下的閉關自守，轉化為外部條件許可情況下的打開國門。將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稱之為一場革命，是不客觀的，也有違曆史的辯證法。
毛澤東的經濟也並非完美無缺，它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應因此來否定毛的經濟成就，進而證明鄧改革的合理性。正如莫裏斯·邁斯納所說：“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鄧小平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計劃生育與農民
將計劃生育與農民放在一起討論，概因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民問題。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孩子數量也不超過兩個。在討論經濟問題時，沒有太多涉及農業，比較毛、鄧對農業的貢獻不能回避計劃生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毛澤東無視馬寅初的《人口論》，不搞計劃生育，導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負擔。海內外人士在批評毛澤東的這一錯誤上，始終保持著驚人的一致。
《人口論》無疑是真理。但真理轉化為科學的實踐並非無條件的。首先是現實的需要及該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難易程度。如果現實迫切需要，操作有難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現實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這兩種情況下，雖有爭議，但真理具備轉化為實踐的條件。但如果現實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極其困難，再完善的理論也失去了實踐動力。毛澤東時代搞計劃生育，即屬於後一類情況。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沒有控製人口的緊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國的唯一資源，無論在戰場上，還是在人本經濟的建設中，人的因素被發揮的淋漓盡致。在廣大農村地區的自然經濟狀態下，養一個孩子的負擔並不比養一頭小豬重多少。因此，沒有立即控製人口增長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間，村莊牆壁上寫著“計劃生育，利國利民”的大標語。它除了讓我們這些上學的孩子們練習這幾個漢字外，並沒有任何的用處。鄧小平主政後極力推動計劃生育，加大宣傳力度，但在農村收效甚微。對廣大農民來講，他們的晚年除了依賴子女外別無選擇。如果說城市年邁父母隻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顧，退休金能大幅度減輕對子女經濟上的依賴，那麽農村子女則將承受照顧生活和經濟上的雙重負擔。“一胎化”對農民是極不公正的。
麵對農村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的困難和人口快速增長的嚴酷現實，各級政府麵臨了來自上級的巨大壓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國廣大農村掀起了異常瘋狂的計劃生育風暴，對中國農民的生活和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一影響被社會學家完全忽略。
這場風暴是以高額罰款、拘留等為手段，對付超生的農民。聯產承包責任製讓農民剛嚐到甜頭，高額的計劃生育罰款又將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鄉說，多生一個孩子被罰三、四千元(人民幣，下同)，約相當於當時一個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單一個三百人的小村莊一年的罰款額就高達四，五萬元，連續多年保持這一水平。對大多數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來年補足外，還被牽走羊、豬等家禽，拿走農具等。每到檢查計劃生育季節，小村莊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們講“當年國民黨還鄉團也沒這樣壞過”。由於罰款額由基層幹部確定，罰款也無收據，而國家政策中也無此項規定，所有罰款全部被貪汙。如果說價格雙軌製開啟了城市特權階層大肆劫掠社會財富大門的話，農村幹部的大麵積鯨吞農民財富則始於計劃生育罰款。好不誇張地說，農村年輕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須為基層幹部家白幹三年活。中國的農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達理的群體，即使在他們被罰得苦不堪言時，您聽他們怎麽說：“計劃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後沒地種還吃什麽”。如果鄧小平能象毛澤東那樣善於做思想工作，並將罰款用於公益事業，農民的抵觸情緒也不會那麽強烈。計劃生育對農村經濟和社會關係的破壞也不會那麽巨大。
在毛澤東時代，不要說計劃生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種種強製手段被廣泛應用，即使在北京郊區發生幾起這樣的事件也足以讓毛澤東對整個計劃生育政策喊停。毛澤東那一代領袖們對農民的感情太深了，虧欠農民的也太多了。他們很清楚，是農民的巨大犧牲鋪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當農民終於盼來了解放，成了土地的主人時，卻因多生個孩子而被他們為之犧牲的政權牽走牲畜，罰得傾家蕩產；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寧願選擇和人民一起挨餓。
如果當時實行每對夫婦隻生兩個的話，將麵臨一個殘酷的問題，那就是誰還願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兵。這對處於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的中國來說，是不可能不予考慮的。征兵問題將很快成為中國的一頭疼問題。未來的中國會有打大仗的經濟實力，但支撐大規模戰爭的社會基礎將變的異常脆弱。
很顯然，在毛澤東時代，人口控製在實踐上具有相當大的難度，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可行。
即使毛澤東當時強製推行人口控製(允許生二胎)，考慮邊遠地區的隱性超生，今日的中國人口也將不少於九億，難道說人口問題就解決了嗎？
計劃生育罰款開闊了基層幹部的胃口，在計劃生育罰款開始不久，農村亂收費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製定的政策性收費就高達三十多項。名目繁多的收費已使“幹部進村”和“鬼子進村”具有同樣的含義。農民集體砸壞鄉鎮政府、趕走幹部、乃至幹部嚇得不敢回家的事在九三年之前已時有所聞。作者每當聽到這樣的消息難免“幸災樂禍”，“幸”的是它讓我看到了農民的希望，對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的認識。老實且富忍耐力的中國農民隻要過得去，就不會到政府門前示威，也就沒人注意他們的遭遇。他們隻能以農民式的幽默表達不滿，如“毛主席萬歲，鄧小平萬稅”；江澤民主政後，則有“毛宰東(家)，江宰(人)民”(在江北一些地區，“宰”有時和“澤”讀同音)等。農民的積極性確實被調動起來，但他們不積極行嗎？否則，他們不可能有餘錢購買下一季的化肥等生產資料。“文革”期間，農民每天的工作時間約為十至十二小時，現在至少會在十四個小時以上。當鄧小平的改革讓他們獲取大量收益時，政府和貪官的手又將其全部拿去，留下幾枚可憐的硬幣。農民的節儉會讓他們幾年後建起磚房，買上電視，但他們對鄧小平並不領情。他們說“如果按當年毛主席的方法，咱們現在也會蓋新房，買電視，幹得也不會這樣累”。農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
作者開始讀博士時，對家鄉農民來說無疑是學識“淵博”的。每次放假探親，鄉親們總焦急地問：“政府還讓不讓咱們活”，“共產黨還是毛主席那時的共產黨嗎”，“以後這農業怎麽搞法”。他們用微弱的聲音呼籲“政府能讓我們歇三年，也能攢點生意本不”。很遺憾，我無法給他們一線安慰。由一群不懂農業，對農民沒有深厚感情的官員製定的農業政策，是不會給農民機會的。
改革開放之初，沿海農民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乘上經濟發展的頭班快車。當內陸地區農民商品意識覺醒，準備搭上後一班快車時，計劃生育罰款和無窮的收費已無情地剝奪了他們買票的權力。也許，內陸地區的農民們已永久地錯過了本來存在的發展機會，因創業的成本越來越遠地偏離他們的能力。
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國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對農民的二十九項收費。這是涉及農民生活每個細節的收費。其中有些收費隻需到農家小院站上五分鍾就能發現它的荒謬。之後，作者曾上書國務院，希望政府考慮將糧、棉、油基本作物有關的農業稅全免，經濟作物和農副產品稅收削減，並將其不再納入中央和省級稅。這一基本合理的建議顯然未被考慮。農業稅在中央和省級稅中(工業落後省份例外)所占比例很小，經開源節流，不會對財政造成太大影響。和幹部吃喝開支(二千五百億以上)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這確是給農民的一點安慰和希望。
如果您到廣大內陸地區的縣城走一遭，會見到漂亮的路燈、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廈。可當您得知這兒沒有一家工廠賺錢的時候，就會明白是誰在支撐這個城市的運轉。給農民一份希望，也等於給城市一份希望，給國家一份希望。國家對每個城市人口在市政、就業方麵要大量投資，國家給農民的僅是一塊本來就屬於他們的土地。
固然，農村改革讓中國有能力養活眾多的人口；從國家的角度來看農業政策，顯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產者的角度，以“投入產出比”這一貫用的方法來評價的話，考慮勞動量增加和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及子女教育費用(屬勞動力再生產活動)增加等因素，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政策根本就是一場失敗。
人們也許會拿鄉鎮企業說明鄧小平政策的成功。成功的鄉鎮企業在廣大內陸農村並不普遍。實際上，在“文革”期間，中國農村大隊及公社一級的鄉鎮企業已有一定的規模，但農村改革後，這些企業象集體農業機械一樣被廢棄、黥吞。象作者家鄉所在大隊在“文革”期間建起了塑料袋廠和肥皂廠，但現在一家企業也沒有。江浙一帶鄉鎮企業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與這之前所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澤東時代來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帶鄉鎮企業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薄一波的回憶文集中可知，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從來就沒想過鄉鎮企業這回事，中國農民的巨大創造力豐富了改革的思路。當然，中央政府毫不猶豫地將其劃入自己的政績，似乎鄉鎮企業隻有到了改革開放才出現一般。
鄧小平去世時，村民們見麵打聲招呼“鄧小平死了”。沒有怨恨，但也始終無法產生“毛主席和我們心連心”的那種感覺。他們村邊的河是毛主席領導下挖掘的，路是那時修的，橋也是那時建的，當然已經殘破……。天安門廣場有一條永不幹枯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紀念堂。其中，經常可看到衣著樸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兒孫們的攙扶下表情肅穆地步入紀念堂。他們不知如何獻花，也不習慣城裏人鞠躬的禮儀，隻知道用磕頭來表達對先人的懷念和敬仰。如果紀念堂允許的話，中國億萬農民的雙膝一定能在堅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兩個深深的凹痕。
民主與獨裁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曾高瞻遠矚地指出：“避免中國興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建國時，毛澤東創造性地建立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獨一無二的、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製度，其中甚至包括蔣介石的愛將寵臣及其他國民黨人士。由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打江山，卻和民主黨派共享勝利成果，這不僅需要毛澤東有民主的意識，更需要民主的胸懷。這一製度曾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長級幹部中非共產黨員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澤東率團去莫斯科參加蘇共代表大會，代表團中更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黨的民主和自信？
中國走什麽樣的民主道路至今還是一頗有爭論的問題，尤其是“六·四”和蘇東巨變，才讓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民主建設的複雜性和漸進性。站在今天的立場上要求毛澤東時代有一個健全的民主政體，顯然是不客觀的。
中國從幾千年的封建帝製過渡到民主共和政體需要一個過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理想固然好聽，但在帝製餘毒甚深的環境下根本不好用，導致袁世凱複辟和接踵而來的軍閥混戰；也給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塗上了濃重的“書生造反”的色彩。至蔣介石執政時期，已隻有民主的幌子，再無半點民主的行動。
毛澤東本人雖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及黨內民主集中製的民主體係，但該體係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實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環境；對中國人來說，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參政重要。在毛澤東時代，領導幹部普遍的廉潔奉公使人民對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及民主體製建設根本沒有興趣，也認識不到它的必要性。其次，毛澤東太高的個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礙。“文革”後檢討五十年代政策失誤時，鄧小平等老一輩政治家曾說：“我們也是有責任的，也是舉手讚成過的”，這決不是謙詞，原因是“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當對某問題有不同意見時，最終都證明毛主席是對的，主席看得比我們遠”。《毛澤東傳》形象地描述為“當毛澤東思考時，他的人民已習慣於將自己頭腦中相應的一部分關閉”。在這樣的環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談。“一言堂”和家長製作風的出現將是必然的。很顯然，這並不全是毛澤東的過錯，這更多地屬於曆史的必然。
當鄧小平在《決議》中批判毛澤東家長製作風時，他自己也將犯同樣的錯誤。以軍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內撤換兩個黨的總書記，不能說沒有家長製作風，而且更嚴重，至少毛有家長製作風時自己正在“家長”的位置上。但在鄧小平用非民主的手法處理“六·四”問題上，誰能說他全錯了？這就是曆史。
毛澤東擁有民主開明思想的另一例證是於五十年代末，在海峽兩岸統一問題上，首次提出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兩岸各保留自己的社會製度這一“一國兩製”的核心思想。然而，今人已將“一國兩製”的發明權毫無疑問地送給了鄧小平。如果說海外華人華僑的這一失誤還有情可原的話，那麽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錯誤則是令人費解的。作為毛澤東時代主要領導人，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有關台灣問題的這一重要精神。但他麵對群眾誤送上來的榮譽，並沒有作任何的糾正。
當然，鄧小平作為第一位成功實踐了“一國兩製”的領袖，為國家的統一做出了曆史不可磨滅的貢獻。
知識分子、反右與“文革”
毛澤東是作為一代明主，對文人賢士以禮相邀，厚待有加。建國時，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協，甚至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至於這些老學究們對新政權的建立是否作過值得一提的貢獻，是否有一謀一計之功，不談也罷；他們在舊中國文藝界的聲望和地位獲得新政權的認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於他們在新政權的領導下能有多大作為，毛澤東等建國的領袖們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簡單，他們除了認識幾位中央領導人外，沒證據顯示他們對新政權的本質有深入的認識，他們在古紙堆裏積累的學識也難以應付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他們同樣缺少毛澤東那種對中國社會的深刻了解。
遺憾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並沒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會到田間、工廠去為自己的學識注入新內容；還以為似過去的文臣謀士，靠引經據典就可以治理一個現代國家。建國後不久，老學究們就開始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騷滿腹。毛澤東在《七律·答柳亞子先生》詩文中即表露了對類似柳亞子、梁漱冪等老學究們的規勸和無奈。
這些老學究們所為並非偶然的，實際上表露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所共有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對毛澤東發動反右、“文革”、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識分子在中國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群體。共產黨將知識分子歸類於工人階級實在有點勉強。中國知識分子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在他們身上聚集了這個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麵，膽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計較、自私自利、附庸權貴，另一方麵，淡薄名利、胸懷圜宇、大公無私；高雅與庸俗一體，自不量力與博學廣聞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脫離實際。從群體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囊括了中國人品行的整個光譜，且表現的比工人農民更強烈、更鮮明。故在中國老百姓眼裏有“文化人難打交道”和“讀書人知書達理”的矛盾認識。
毛澤東作為開國明君和大知識分子，他清楚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廣開言路、從諫如流開創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藝界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是他在新時期所作的嚐試。這與他本人在文藝方麵的開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體詩詞方麵的造詣為唐宋後所罕見，但他卻不提倡年輕人作古詩，稱古詩束縛人的思想。他的這種開明思想與現在學術界廣泛存在的學閥作風形成鮮明對照。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不久，中國知識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漸顯露出來。他們在戰爭年代膽小怕死，隻能躲在學堂裏或香港指點江山，清談國政；“百花齊放”似乎讓他們看到了“坐江山”的機會。什麽“紅旗能打多久”、“外行領導內行”相繼出爐，明顯超越了學術爭論的範疇，直接挑戰現政權的意味甚濃。如果回憶一下“六·四”之前中國知識分子的表演，就能想象反右前一些知識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澤東作為政治家，出於維護政權的本能而發動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應。
中國太大，一場運動一旦開始，就很容易產生失控局麵。當發現問題而緊急煞車時，冤假錯案已經鑄成。反右擴大化中將不少無故的知識分子錯化成右派，是令人遺憾的。
中國知識分子無疑令毛失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毛改造知識分子的重要嚐試。中國知識文人輕視勞動，遠離民眾生活的惡習是頗有曆史的；毛澤東試圖讓他們放下高貴的腰板到生產第一線接受鍛煉。今天看來，這種改造知識分子的方法實在有些粗糙。學外語的沒必要在農村生活五年，學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種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包含的積極內容。
中國知識分子脫離實際、遠離民眾的毛病至今並沒有完全扭轉。“六·四”前，如果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能深入基層了解一下工人農民的想法，他們就能知道他們理想的“民主”在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市場。很遺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層去一定是指導工作，而非學習。
人文科學方麵的學者們多了解社會尤其必要，否則必將對國家禍患無窮。(如北大厲以寧在八十年代就提出國營企業的出路在於股份製，以本人對經濟學的認識和在多種公司多年的工作經驗，認為股份製可改善管理是非常可笑的。厲基本不了解國營企業)
如果說反右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針對知識階層和城市青年的話，破“四舊”主要針對中下層人民的落後愚昧，那麽“文化大革命”則是從文化上對整個民族的一次重塑。
“文革”的起因較複雜。擔心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文革”前有所抬頭的幹部搞特權現象令毛擔心資產階級可能在黨內出現；“六·四”後重新回憶毛的一些講話，發現他對西方要在共產黨第三代(赫魯曉夫即屬蘇共第三代領導人)實現“和平演變”有相當高的警惕。這些有可能在發動“文革”方麵發揮了一定作用。
作者認為毛對自己民族的落後和失望有可能是另一重要起因。在延安時，他曾針對自己的成就戲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建國後，代表中華民族最優秀群體的知識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農民和城市底層人民的純樸和落後令他愛恨交加。民族覺醒和崛起，並將中華民族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願望。從他的外交政策中可看出這一點：一方麵在和周邊小國劃定邊界時，他從不斤斤計較，但和美國、蘇聯這些強大民族交往時則寸土必較，決不退讓。在他的潛意識裏是否有尋找安慰的渴望？他對《三國》和《水滸》的熱愛，是否是在尋找這個民族的應有形象：胸懷天下、英雄豪氣兼肝膽忠義？
如果說建立新中國，使毛澤東得以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進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麽一係列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則是他對這個民族精神及靈魂進行改造的嚐試。這就是為什麽打敗蔣介石和發動“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兩件事。
那些認為毛是為了打擊異己而發動“文革”的想法，顯然是淺薄的。以他在黨、政、軍中無可爭辯的威望，打倒十個劉少奇也用不著發動新疆的紅衛兵，更不值得他將此列為最自豪成就之一。
如果看一下“文革”之後二十年共產黨幹部的腐化、人們思想的混亂、“六·四”對中共的嚴峻挑戰，也許能讓後人對“文革”有更全麵的認識。中共某在位的頂級領導人在蘇聯解體後不久的內部會議上曾表示：如果重新回頭看“文革”，將得出(與《決議》)不同的結論。
不可否認，“文革”的發展超越了毛的預料和控製。雖然他反武鬥倡文鬥，但武鬥之風在大城市仍時有發生。“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錯案。但受害人數卻頗有爭論。西方一些人稱蒙冤人數為三千五百萬，也有幾百萬之說，以此證明毛及其黨的殘暴。但據作者的了解，這些數據明顯被誇大了。“文革”對廣大農村和小城市並沒有造成太大衝擊。以作者家鄉及周邊地區來說，田照種、工照作、學照上，隻是政治學習在學校為每周一次，在生產隊則最多每月一次。偶爾有兩個被抓的小偷在街上遊行。對地主富農的批鬥大會也僅限於幾個老農的控訴，絕不允許身體傷害。家鄉為百萬人口的大縣，很少聽說誰受了冤假錯案。作者後來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求學，前後相處的幾十位來自大城市的同學無一人的親屬蒙冤，說起“文革”來反而個個眉飛色舞，情緒高昂，象剛參加完狂歡節一般。如果按當時大小城市共有五千萬個家庭的話，三千五百萬人蒙冤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政府公布的“六十萬人蒙受冤假錯案”應是接近客觀事實的。
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受冤，對其本人或國家都是個損失。“文革”結束後，有些人進行了瘋狂的報複。但同時也有些人則坦然麵對過去，沒有半句怨言；出於他們對毛澤東其人、其事、其文的認識。一位被錯劃為右派的老師曾講：毛主席作錯什麽事都不是為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曉；他並非鼠目寸光的領導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了；他絕非心胸狹隘的庸俗之輩，讀他的詩詞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錯誤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評判的。曾和一中國作協的朋友談及毛澤東，他說：毛主席詩詞中所表露的霸氣、偉美和雄麗在唐宋詩詞中也難見；其文章更如行雲流水，讓下層人民讀之不以為深奧，讓知識階層讀之不以為土氣，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淺顯中見深理，盡顯“五·四”白話文運動之精髓；毛雖沒讓他擁有彩電，但深以曾在毛澤東時代生活為榮。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頗有“以死在英雄劍下為榮”的豪俠氣概，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頗為不俗的一麵。
毛澤東與個人崇拜
“搞個人崇拜”是被寫入《決議》的毛澤東的另一罪狀。作者曾試圖尋找這一罪狀的證據。有關人民群眾自發地對毛澤東崇拜的例證比比皆是，但毛澤東自己搞個人崇拜的證據則無從尋找，倒發現了毛對到處建塑像作法的厭煩。
群眾對毛澤東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個過程。如果說井岡山時期至三次反圍剿勝利，人們對毛還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層麵上的話，到達陝北後不久，根據地群眾對毛澤東的熱愛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中記述了如下情節：毛澤東一度便秘，常由衛兵陪伴到很遠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話，頓時就能在當地群眾中引起一片歡騰。很顯然，這其中已不再是簡單的尊敬了。對延安軍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所表現出的狂熱，斯諾幽默地寫到：“他們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如果忽略朝鮮戰爭，就不能理解為什麽毛澤東在第三世界國家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國際社會。朝鮮戰爭是典型的以弱製強的戰例，它無疑給弱小國家和民族追求獨立的鬥爭以極大的鼓勵。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全球炎黃子孫。
長期以來，留著大辮子、躺在床上吸鴉片，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韓戰結束後，美國學術界在政府充足經費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國的熱潮，從政治、軍事、曆史到文化藝術，誕生了大批中國問題專家。這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世界首次對中國的全麵深入認識。輕視甚至蔑視中國的現象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中逐步消失，這基於美國民族優越論的自然邏輯，那就是美國不應輸給一個劣等民族。當杜勒斯拒絕周恩來伸來的友誼之手時，那不是蔑視，而是難於接受一個他不得不承認的偉大民族。
韓戰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自韓戰以來，世界上再也沒有那個國家將中國和中華民族等閑視之。當海外華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還能意識到毛澤東的存在。
對毛澤東的崇拜在“文革”時期達到高潮。這時，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說朝鮮對金日成父子的崇拜連一水之隔的中國朝鮮族人都不受影響的話，那麽對毛澤東的崇拜則波及外族。有人估計，“紅寶書”共發行了四十億冊，可能超越《聖經》而成為曆史上發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約有不少於三億冊由外國發行。中國政府對外宣傳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對推動海外崇拜浪潮產生大的作用。對毛澤東的研究及熱忱甚至波及美國大學校園。在清華大學就有數位當時從美國畢業後受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陸工作的台灣學子。他們從不為當初的選擇後悔；相反，他們對今日中國大學生隻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華民族是一個含蓄而不狂熱的民族，即使對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實用但不執著的態度。但在毛澤東時代，這個民族卻異常的狂熱，到底誰之過？
在海外期間有機會和來自菲律賓、泰國的小夥子接觸，他們總要和我談有關毛澤東的事。一個菲律賓年輕人坦率地說：“我最佩服毛澤東關於槍杆子裏出政權的理論”。在五七年蘇共代表大會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讓東道主赫魯曉夫沒勇氣走在毛的前麵，雖然赫並不喜歡毛。美國重量級政治家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如此描述他見毛時的感受：“女兒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帶來電磁般的衝擊，我承認我沒這種感覺；但在毛澤東麵前，他確實給了我這種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國家元首訪華，因未能見到毛而淚流滿麵地離開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沒有哪一位亞洲人像毛那樣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許並不喜歡。一些西方學者就毛澤東的貢獻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給予的評價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華民族的學者們所給予的讚譽。作者對《決議》內容的懷疑，也是由《決議》通過後不久一篇法國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太低了。
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時代異乎尋常的狂熱並沒什麽不正常，它正是這個災難深重、注重信義、知恩報恩的民族正常的反應。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曆史上罕見的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這個民族的優秀素質和豐厚的文化積澱。他在東方的出現引起一陣興奮和騷動是完全正常的。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毛澤東與女人
毛澤東一生最大遺憾莫過於其婚姻生活了。從《碟戀花·答李淑一》中可看出毛對先妻楊開慧的深情已然。這種對先妻的感情對毛後來的婚姻的影響將是不可避免的。楊開慧在毛的事業前景未明時與毛相愛，對毛關愛有加，最後因毛而亡，令重情和懷舊的毛澤東不可能完全割舍掉對先人的感激和思念。無論是賀子珍，還是江青都無法取代楊在毛心中的位置。畢竟她們是在毛的事業取得重大成就，取得黨的領導地位後進入毛的生活的，雖能共同革命，但無共同經曆苦難歲月的經曆。沒經曆過坎坷磨難考驗的愛情和友情是相當脆弱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如果了解一下那些曆經磨難而成功的商界钜子對潦倒時的朋友親人，和對成功後接踵而來的友情和美女的不同感情，就能更好地了解毛後來兩次婚姻的遺憾。
從毛的詩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義情調和對所歌頌對象的深情，他對國家和民族的改造也體現了他的深厚感情和理想主義。是否可由此推論，他對自己的婚姻有著某種夢幻般的期盼，這是基於同甘共苦、生死相守、相敬如賓的夫妻深情，這種婚姻遠離事業成敗得失、名譽權位、物質追求等一切世俗內容。很遺憾，他的地位和權力注定了除楊開慧複生，沒有人能給他帶來這種婚姻上的滿足。
毛後來事業上的一帆風順，令賀、江始終無法找到加深感情的機會。從一些毛澤東身邊人員的回憶文集中也可看到，毛與賀、江性格上不是很合的來。這更進一步加劇了毛後兩次婚姻的悲劇色彩。毛賀的不和是賀離國的重要原因，並為江進入毛的生活留下了空間。有人認為毛對賀“始亂終棄”，顯然是不客觀的。
毛和江的關係在建國前已經觸礁，他曾講“要不是快進城了，非和她離婚不可”，體現了毛澤東作為人民領袖的負責和無奈。
建國後，毛澤東的生活中是否出現過其他的女人，這是被議論較多的話題。建國時他才五十五歲，和江青的婚姻已名存實亡。如果他不是領袖，可以選擇離婚；以他大詩人的浪漫、文學家的風采、哲學家的智慧、書法家的灑脫，再配上他那偉岸的形象，幽默的談吐，吸引成群的美女當不成問題。然而他的地位使他放棄了離婚的權力，作為人而不是神，有個別其他女人出現在他空白的生活中應是非常正常的。在這方麵，作為他為之奉獻一生的炎黃子孫們，是否應對他老人家多一份理解和寬容呢？更何況在他放棄離婚的權力時，已同時體現了他犧牲自我而對國家負責的高尚人格。很顯然，以江青在同時代政治家中的不受歡迎，即使毛選擇離婚也不會影響他的權力，但卻會在百姓中造成不良的示範作用，且有可能對江青的人生造成難於預料的後果；作為重情人，毛澤東肯定不忍心。
對毛澤東形象造成重大傷害的當數李誌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簡稱《回憶錄》)。據多位在毛身邊的工作人員講，書中有三分之一的內容是描述李到毛身邊工作之前的事，這部分內容要麽是道聽途說，要麽是自己杜撰。從該書中可以看出，毛和李的關係密切程度到了可談許多重大政治問題的程度，這與毛澤東的處事風格有出入。毛是一位頗有某種神秘感的人物，就連周恩來等相處半生的人也不易把握毛富於超越性和跳躍性的思維；考慮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賴，他不太可能和李談論有關黨內鬥爭的事，毛應該很清楚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麽。
對毛和其他女子關係的描述同樣令人難以置信。沒有衛士長或秘書的許可，李不可能進入毛的房間。在毛不方便時，李更不可能有機會一睹內情了。
假如毛對李的信任程度真的達到可談重大政治問題，及特許李在任何情況下可徑入毛的房間(我相信毛寧可將這種私人感情給農民出身、跟隨他半生的衛士長李銀橋，也不會給交往不久、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李誌綏)。那麽，李將信任自己的主子兼朋友的私生活抖露出來，又算什麽呢？出賣別人信任的人隻能是小人。一個小人的書是否值得相信和捧場呢？很遺憾，有不少人將《回憶錄》作為攻擊毛的又一顆重磅炸彈而反複使用；那不是出於無知和輕信，便是故意或別有用心。
世界大出版商都有自己的出版原則，出版商有權要求作者做一定的修改，如果作者一定要出版的話。《回憶錄》的內容顯然附和了一些西方人搞臭共產國家領袖和他們不喜歡的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方向。要求作者對某些內容作擴充甚至誇張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更懷疑中央情報局參與了此書的出版。
毛澤東私人醫生的特殊身分無疑頗具誘惑力，以此作為醜化毛的利器將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毛的對手們怎能不善加利用？
《回憶錄》的出版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轟動。李應能好好享受一下巨著暢銷的成就感，大量美元的物質滿足，對毛不讓他作衛生部長(本人根據知識分子一向的毛病予以猜測)予以報複後的快感。但不久李即一命烏呼。是死於被人利用的苦悶，良心發現後的深深愧疚，報複的心願總算了結，還是別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李再也沒機會更正書的內容，或揭露該書背後的陰謀。
鄧小平的曆史責任及本來麵目
本文多處以鄧小平及其事業作比較，無意否定鄧的一生為中國所作的巨大貢獻，更無意對改革開放的正確性提出置疑，隻是為了在比較中能更清楚地看毛對中國發展所作的貢獻，及其所犯錯誤的曆史必然性。對過去過分貶毛、過高抬鄧的做法予以糾正，部分地還曆史真麵目。當然，鄧小平是近二十年來瘋狂反毛的罪魁禍首，也是作者不得不作一比較的重要原因。
一九八零年初，學校曾組織我們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看鄧小平七九年訪美的記錄影片。在歡迎鄧的音樂會上，當一群美國小學生用中文演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來表示對客人的尊重和歡迎時，鏡頭在鄧的臉上停留了五秒鍾；鄧僵硬的、沒有半點喜色的臉給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定讓美國主人感到奇怪。過於早熟的政治意識使作者強烈地感覺到一場反毛運動將很快來臨，而以鄧小平為首的“文革”受害者們將在“實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摻入個人的意誌和報複的欲望。
八一年，《決議》在鄧小平的主持下獲得中共中央的通過，拉開了批毛反毛的序幕。《決議》除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澤東領導下的其餘二十年被全盤否定。在全黨學習《決議》的過程中，各界掀起了檢討毛澤東過錯的聲浪。文藝界更不甘落後，通過電視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國以來的成就。當打開國門，看到外國的發達時，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的錯誤，中國就應該如何發達，人民就應如何富有。他們無視其它和中國建國時有相近國情、而已遠比中國落後的國家(如印度)的存在；隻看到發達國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國薄弱的基礎和發展環境的惡劣；“實事求是”變成了反毛的專用借口。毛的語錄被刷掉，畫像被撕毀，塑像被推倒，家裏的石膏像被扔進垃圾箱。讓當時年青的作者感到一絲安慰的還是在農村。農民們將毛主席畫像保留，或擔心犯政治錯誤而象春節後送神像般燒掉，將石膏像悄悄藏起；在這些土氣的鄉下人身上，總算保留了整個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逝世後,知識分子從檢討毛的錯誤迅速上升到檢討共產黨的錯誤、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製度的錯誤，這是必然的發展邏輯。鄧慌忙推出了“四個堅持”，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當然不忘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鄧試圖將毛澤東和共產黨、社會主義製度割裂開來的作法顯然是短見和幼稚的，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和整個中共的曆史、社會主義製度、人民解放軍已熔為一體，沒有毛的中共還是中共嗎？沒有毛的社會主義還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嗎？沒有毛軍事思想的解放軍還是人民子弟兵嗎？隨著時間的推移，鄧小平、周恩來等人的得失可遊離於共產黨之外而作為個體予以評價，但毛任何時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會主義製度分離，和人民軍隊分離。
“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頗為滑稽的集體撈功之舉。打開和毛一齊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鄧小平等的文集，然後再讀毛澤東雄文四卷，能強烈感覺到他們和毛根本不在一個哪怕是接近的思維層麵上。奠定中共革命理論基礎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大作完成時，其他領袖們還沒搞清楚該幹什麽呢；而鄧當時要麽在法國勤工儉學，要麽在中央作個小書記。沒有上述領袖們參與革命，毛澤東身邊肯定會有其他人參與並取得革命成功；但沒有毛澤東參與，上述領袖們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並名垂青史。當然，正如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們的助手也為科學發現做了不少工作，其他領袖們並沒有無所事事，但他們的貢獻還沒到有資格強調“集體智慧”的地步。“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是長期的、成功與失敗的無數次反複實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集體結晶論”無疑是對此結論的歪曲。
流行海內外、將鄧和毛相提並論的作法更是奇怪無比。如果說毛開辟了中國發展的新紀元，那麽鄧則是在新紀元裏開始了一個新階段。毛對中國的影響將是長期的甚至永久的，鄧隻可能是暫時的。鄧比之於毛，如月亮比之於太陽；當鄧試圖因太陽黑子而遮住太陽的光芒時，自己也失去了光亮。
目前中共一個有趣的結論是“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日的幸福生活”，這一結論大有值得商榷之處。“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表明了毛是新中國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是“無數次成敗反複”證明了的；那麽鄧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條件哪？換了別人是否就不行了呢？是否經曆過“無數次成敗反複”證明了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鄧對中國的發展方向並沒像毛那樣製定係統的指導理論，和其它人“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選擇。實際上，經曆毛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後轉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主的輕工業優先戰略是自然的轉換，國際環境許可下對外開放也是曆史的必然，將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也是大勢所趨。趙紫陽任總理時曾講“沒有'文革’的失誤就不會有現在的大徹大悟”，部分說明了改革開放的必然趨勢。沒有鄧，其他領導人最終都會走改革開放的道路，都會“摸著石頭過河”。林彪的五七一紀要中的內容比鄧更早提出改革的思想.
當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內容如果僅指物質上的，那無疑比過去“幸福”許多；但信仰迷失、社會風氣敗壞、貪官汙吏橫行、少兒失學嚴重、百姓怨聲載道等，表明今日的生活並不那麽“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確、為官清廉、民風樸實的年代更多了幾分愁苦。
另外，將“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和“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日的幸福生活”相提並論，強烈暗示了毛澤東主要隻在建國之功，而將建國後的主要發展之功歸於鄧的名下，本文在“人本經濟的成功嚐試”、“計劃生育與農民”兩節裏已對此作了否定。這樣並列的口號不僅有違“實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曆史、抹殺二十八年中幾代人無私貢獻的反動性質。
《決議》的通過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國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亂，“六·四”事件是十年來思想混亂的必然結果。至今還有不少人大罵“共產黨當政以來沒幹多少好事”，能怪他們嗎？在中共自己的文件《決議》中已清楚表明了這一點。“六·四”後鄧小平沉痛地總結道：“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很遺憾，鄧至死都沒有認識到禍根在哪裏。國際間存在明爭暗鬥、利益爭奪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國搞“和平演變”也屬正常，“必自毀，而人毀之”。
“文革”表麵上的混亂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共建立起來的堅實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人民對執政黨和其社會製度的信賴並沒有改變。在華國鋒時代，中國人思想上還基本保持毛澤東時代的純樸和堅定信仰，如果鄧小平能抱更寬闊的胸懷，更高瞻遠矚，采取溫和漸進方式對建國以來所犯錯誤進行黨的集體反思，對建國二十八年曆史指出失誤的同時肯定進步和發展事實，用個案處理兼說服教育的方式對冤假錯案一次性處理，在不損害毛光輝形象的情況下在領導層麵上對毛進行保護性批評，用三、五年時間內實現毛澤東時代的“軟著陸”是完全可能的。“文革”在毛逝世後即自動結束，高考恢複、科技大會召開，人民的思想覺悟和勞動熱情繼續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導，對過去采取辯證的揚棄方法論，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會更加順利，今日中國的很多弊端也不會這樣嚴重。
多年來，每當作者想及中共通過《決議》這種疾風暴雨方式結束毛澤東時代，並放任政界文藝界對毛肆意攻擊和報複時，總深感惋惜。為國家失去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堅固社會和政治基礎而心痛萬分。頭腦中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概念。這一概念隨著研究的深入而越來越明晰：原來，鄧小平正是毛澤東一直擔心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決議》除了“毛澤東同誌的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這一毫無意義的二分遮羞布外，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異曲同工。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開創了蘇聯和東歐曆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時代，培養了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一代領導人和人民。鄧小平及其《決議》開啟了新中國曆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八十年代，並影響了一代人。
蒼天有眼，當我中華民族在東方崛起。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發生及時，讓中國知識分子猛醒，給中國人民上了生動的一課，初步結束了持續十多年的思想混亂。這即是執政黨的幸運，也是我中華之福。毛澤東時代還不太遙遠，那時的人還在。知識分子們重新購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澤東選集》，掀起了全國性的、自發的“尋回毛澤東”的高潮。他們在《毛選》裏看到了對現實世界的精辟分析，開始用“矛盾的、鬥爭的方法”辨別這個本來就很複雜的世界。當克林頓訪華，向中國的大學生們兜售“民主自由”時，學生們非但沒有照單全收，反而送上了“湖南的紅辣椒”。
毛澤東時代培養的年輕人已成功地肩負起當今中國的領導責任，今日的中國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負起這個強國未來的重任，雖然當今教育方法和幹部選拔製度弊端甚多。這是毛澤東幾十年致力於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結果，決不是什麽“集體智慧的結晶”；沒有鄧的“集體智慧”，“結晶”也許會更美。
與受惠於毛澤東思想的大陸知識分子相對照，港台部分知識分子在看待國內國際政治問題、中英關係、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等方麵還停留在“六·四”之前大陸知識分子的思維層麵上。
至此，誰還能說毛澤東建國後一係列政治運動完全錯了呢？
結語
本文並非全麵評價毛澤東，因此較少深談毛所犯的錯誤，因為批評毛的文章實在是太多了。對毛澤東的辯護也不可能以此文結束，因為對毛澤東的詆毀還在繼續。
對毛澤東聲譽的維護，不僅應是中共的自覺行動，也應成為天下炎黃子孫的共同責任。實際上，毛澤東作為民族主義者，他的一生和文化、經濟、政治、軍事方麵的遺產已和整個中華民族熔為一體，沒有毛澤東的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將黯淡許多。
在毛澤東身上更多地表現了民族英雄的形象，意識形態僅僅是他實現民族振興的工具。斯大林對毛的社會主義一直有所保留，一位美國學者曾講：“毛澤東是唯一有勇氣放棄馬克思主義的人，如果他發現籍此不能帶來民族振興的話”。
他革命所走的道路和所建社會主義的模式和馬克思列寧的模式有很大差別。確切地講，毛的社會主義應稱“民族社會主義”才比較貼切。
中華民族是個英雄輩出的民族，而孔子、孫子、毛澤東則是為數不多的具國際影響力的中華偉人。當世界眾多軍事機構對毛的軍事思想進行深入研究，世界範圍的遊擊隊將毛的遊擊戰術作為必學內容，不同政治信念的各國政治家們對毛推崇倍至，國際眾多學者窮大半生研究毛的政治哲學思想和經濟發展道路，更多第三世界國家將毛看成他們的力量和榜樣……，當您看到拳王泰森臂膀上那清晰的毛澤東頭像，作為炎黃子孫，您能毫無感覺？那裏麵沒有意識形態，沒有共產黨，隻有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份驕傲。
當全世界印度人盡力維護聖雄甘地的尊貴，美國人拚命美化林肯的嘴臉時，中華民族的成員們卻為了一己之欲而塗黑自己的民族英雄。他們一定忘了，毛澤東在國際上已經成為這個民族優秀素質和豐厚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在抹黑毛的同時也抹去了自己的一份榮耀。他們是否意識到，一個不出英雄隻出大流氓的民族是難稱“偉大”的，一個詆毀自己英雄的人也必受外人蔑視。
當作者讀到多篇由歐、美人士撰寫的為毛鳴不平的文章，作為毛澤東為之奉獻一生的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真不知該深感欣慰，還是無地自容。
在由西方輿論和文化主導的世界天空上有一顆我們自己的星，那就是毛澤東。希望更多的同胞行動起來，共同拭去上麵的塵埃，恢複其原有的光亮；無需為其裝飾美化，他本來已經夠美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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