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
毛澤東暮年時曾經自我總結說“人生七十歲古來稀,我八十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唧唧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但事物都具有兩麵性，從另一層意義上來講：“文革”的發動與否事關新中國的存亡，假如“文革”中沒有那些小插曲（或者說是鬧劇）又怎麽能發動起群眾？“文革”又怎麽能取得成功？
我們不可否認開國元勳們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所做的曆史貢獻是無比巨大的。沒有開國元勳的群策群力、浴血奮戰，就不會有新中國的誕生；沒有開國元勳們的群策群力、浴血奮戰，就不可能盡早擺脫外國列強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蹂躪和踐踏；沒有開國元勳們的群策群力、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就不可能盡早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愚民奴役統治中解放出來。
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勳們的心性雖然各異，但他們都堪稱是英雄中的英雄、強人中的強人。他們中的每一位都值得後來人用最高的禮儀去崇敬和膜拜。但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勳們又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群體，他們的功名和榮譽不是憑空得來的（是因了他們的出生入死、浴血奮戰）。從另一方麵講：開國元勳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以赫赫戰功自居，他們服從於毛澤東的統一領導是因為他們對毛澤東戰略思想的信服(假如沒有了毛澤東的統一領導，他們誰又會尿誰？)，他們中的哪一位沒有最充足的理由去做毛澤東的“接班人”？假如毛澤東去世後他們因觀點不同、言語不和或所堅持的原則不同鬧起紛爭，又有誰能勸解得了？又有誰能想象得出他們憑借在黨和群眾中的公信力振臂一呼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假如他們在毛澤東逝世後鬧起紛爭，又有誰敢斷言不會把新中國鬧個天翻地覆、四分五裂？
文革是針對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一場政治思想鬥爭，說文革中的亂隻是一個表象是因為文革的發動：1、沒有破壞社會生產；2、沒有引起社會的動蕩；3、沒有牽涉到部隊和國防建設；4、沒有外國列強的趁虛而入——這又何亂之有？
發動文革的另一層意義在於喚醒了民眾，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壓製了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逐步抬頭，把政府的權利運行置於在了人民的監督之下，為喚醒民眾、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打下了堅實的人為思想基礎。
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讓廣大勞動人民真正地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新中國，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執政者的執政權利和執政地位都是人民賦予的，執政者的執政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為人民服務，他們得到的榮譽和地位是因了人民對他們工作成績的認可，他們沒有淩駕於人民之上的特權。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在於消除了社會不穩定隱患，喚醒了民眾，壓製了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的逐步抬頭。
毛澤東“文革”思想中的“喚醒民眾、解放人民的思想、壓製專權主義和專權政治”同“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之間無所謂派生與主流，這些都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條件。把毛澤東“文革”思想中的“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放到第一位，也是從毛澤東思想的大局認識出發，是對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作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的同步思解。
毛澤東的執政思想始終堅持的是“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一切”。從毛澤東的執政生涯中可以感悟出：毛澤東為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這個“大我”，已經完全屏棄了家庭和親情這個“小我”。
為了文化大革命的成功和深入，毛澤東不得不把同他一起經曆戰爭艱難歲月的夫人江青作為一顆棋子來下。但毛澤東在暮年時故意同江青“劃清界線”起到了保護江青的作用嗎？沒有！——多麽可憐又可敬的老人呀！
就毛澤東思想的無可挑剔性和人之常理推解：毛澤東一手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決沒有理由在毛澤東逝世後就隨之去逮捕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在獄中道出真情（我就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的江青也決沒有理由去反動毛主席一手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的中政職權。唯一合理地解釋應該是：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生前對華國鋒的事先安排，是為了消除社會不穩定隱患（毛澤東對江青的思想決策請參見漢初的“呂後叛亂”），並以此提高華的政治威望。但即使是這樣，江青歸去的靈魂也不會去怨恨毛澤東什麽的，因為隻有她的丈夫才真正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才是中華英雄譜中的偉男人！——願江青老人歸去的靈魂安息。
毛澤東的“文革”思想同宋初的“杯酒釋兵權”的比言也僅指兩者發生的社會效力同等相仿，但毛澤東的執政目的（一切為了人民，為了人民一切）同古代封建君王僅僅停留在維護自身權益和階層連帶利益之上的狹義的王權統治思維之間根本沒有可比性而言。
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被迫不得已是因為作為性情中人的毛澤東不可能同與他共同經曆戰爭艱難歲月的開國元勳們沒有深厚的戰友情懷，但受特定的曆史條件的限製，為了新中國的和平穩定，毛澤東又不得不這麽做，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在當時也隻能讓天知、地知、自知——難為老人家了。
“文革”是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定產物。雖然“文革”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雖然“文革”不能也沒有必要再在新中國重新“上演”，但不可否認當今由官府腐敗和路線錯誤所導致的一係列矛盾和問題已經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罪魁禍首。雖然要對當今的社會腐敗進行徹查徹究所造成的“血雨腥風”決不會在“文革”之下，但一切政策的執行都應該以社會穩定為前提，雖然對當今的已經滲入到社會深層的“貪、奸、淫、腐、黑、亂”必須進行徹底鏟除，但必須要注重策略、要發動起群眾。同時，要以推進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道德法製建設去遏製弱化當權者的貪淫思維，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去跳出曆史朝代“盛衰周期律”。
二. 發展社會主義為什麽必須堅持公有製經濟路線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製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
放縱個人私欲，允許資本家私有財富無限積累，允許貧富兩極極端分化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根本的政治製度。在“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家從事社會生產的唯一目的是為了用最小的成本投入去獲取最大的生產利潤。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地縱深發展，隨著工人階級所創造的剩餘價值被資本家的無限剝奪，勢必會造成社會財富的高度集中和資本家對社會資本的壟斷。另一方麵，代表社會整體消費水平，被作為資本家的賺錢工具的廣大勞動人民所創造的勞動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最大限度地剝奪，使代表社會整體消費水平的廣大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平停滯不前、不能與社會經濟發展同步，勢必會導致國民整體消費水平相對於社會生產力的嚴重滯後。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因社會財富的的高度集中、工人農民的工資水平嚴重滯後導致的國民整體消費水平停滯不前和私有資本家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所導致的盲目生產和不正當的壟斷競爭，造成了“生產過剩”的假象。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的“生產過剩”不是因為人民物質生活條件得到了充分滿足，而是因為相對於經濟發展人民購買消費能力的嚴重滯後和資本家為了獲取最大利潤的盲目生產。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由於社會的整體消費水平不能與生產力的發展同步，造成了因盲目生產和“生產過剩”，從而導致了經濟危機。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隨著私有欲望的無限膨脹、社會的私有財富的無限集中，經濟危機的發生頻率也就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嚴重，甚至會造成社會經濟的崩潰。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永遠不可調和，隨著社會私有財富的無限集中和官商勾結所造成的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會不斷激化社會矛盾，伴隨滋生更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直至社會革命的發生和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滅亡。
三.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跳出曆史朝代“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選擇
我國幾千年的封建帝王專製一直陷入了一個奇怪的興亡周期性規律，導致了頻繁戰爭，造成了生產的荒蕪和生靈的塗炭。封建王朝難逃“盛衰周期性規律”是因為封建王朝執行的專權統治、專權政治，是因為代表封建統治階級意誌的“貧富自由天定”的儒家愚民思想對中國人民思想的奴役和桎梏，是落後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的集中表現。
早在1949年建國之前，這個奇怪的“周期律”問題就嚴肅地擺在了共產黨人麵前。在這方麵，具有代表性的是人們所熟知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和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一次談話。黃炎培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會神，辦事盡心盡力。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曆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一部曆史，‘效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初興後亡的‘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當年，毛澤東非常自信地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隻有人民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民主政治，本質就是將一切政治活動都納入憲法和法律的軌道，各種政治力量在憲法的框架內進行和平、理性的協商、博弈，最終達成最大的共識，並上升為全體人民共同遵守的國家意誌。
造化賦予站在曆史新起點上的新中國年輕一代的光輝使命是：積中國曆史和新中國成立60年之經驗，積革命老前輩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實踐之經驗，喚醒民眾，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曆程共同奮鬥。
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跳出“曆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選擇，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解決發展中出現的一係列矛盾和問題的根本途徑。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前提在於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製道德體係，在於憲法賦予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能夠切實執行，在於人民對政府權利運行的監督製約不再是一句空話，在於製定出完善的政府權利運行的民主監督決策製度，在於通過人民的參政議政促進社會的和穩定諧，在於以公有製經濟為中心的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進一步發展完善，在於社會分配製度的公平公正。
當前互連網的相對發達、農民工的崛起、教育事業的不斷拓展、城鄉距離的不斷拉近，對提高人民的思想認識、為人民參政議政提供了可靠的執政監督平台，但前提是政府必須對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曆程提供切實有效的保障機製。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需要黨中央英明地決策部署，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與參與，需要全國人民的上下一心、奮力爭取。
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將是人類曆史文明的新跨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道路是曲折的，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任務是艱巨的，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四.“大躍進”與三年自然災害。
近來網上謠傳著的“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荒謬言論讓人看了憤慨。
我們不排除“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困難時期（1960年）有因饑餓導致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生命劫難的發生。
我們先拋開毛澤東執行“大躍進”政策的初衷不論，假如作為凡人的毛澤東在沒有預見到隨隻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前提下，通過“大躍進”讓飽受磨難的廣大勞動人民能吃飽一些、吃好一些也算得上浪費的話，我們不妨使用“浪費”這個字眼。
誰的心中都有一杆秤。我們不妨思索推算一下毛澤東執行的“大躍進”政策到底有多少糧食被“浪費”進了人民的肚子裏？這些“浪費”掉的糧食加起來能讓當時的中國人在維持正常生活條件下能共同消費幾天？當受饑的人民吃完這些被“浪費”掉的糧食後能不能躲過三年饑荒給中國人造成的生命劫難？
假如那些反毛者妄論的“大躍進政策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是為了叫高解恨，那為什麽不把五年，十年，或者一百年的中國人口死亡數字都推給“大躍進”？為什麽不把“大躍進”造成的人口死亡數字增加至一億，十億，或者一百億呢？
從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戒掉了肉食和《毛澤東的兒女們》中描述的李訥在三年困難時期經常挨餓上就可以看出：在三年困難時期忍受饑餓對中國人民（從城市到農村）來說是相當普遍的。
生命的任務是整體的永存、人類的法則是個體的死亡。人類的生命史是一部無時無刻不在同自然災害進行頑強的抗爭史。
從人類生命發展史中可以得出：當自然災害來臨之時，人的生命力和與自然災害的抗衡力是極其頑強的，在饑荒來臨之時、在饑餓的脅迫下，隻要能下咽的東西（比如樹皮、樹葉）人們都可以作為食物用來充饑，饑荒想要隨意奪去人鮮活的生命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三年困難時期造成的人口增長緩慢不是因為人口死亡率的相對增高，而是因為人口出生率的普遍降低。用一句不太恭維的說就是：在大饑荒年代，人們緊顧著挨餓了，哪還有“閑心思”去生孩子？
據筆者聽聞：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嚴重時期（1960年）新生命的誕生簡直是罕聞（用萬分之一去思解比較客觀）。
幸好1960出生的年長者都還健在，如果有疑問，隻要到戶政部門統計查詢一下1960年的人口出生概率，並與往年人口出生比率做一下比較，就會對此一目了然。三年自然災害造成三千萬人口死亡的荒謬言論也就會不攻自破。
五.毛澤東的知人善任
說起毛澤東的知人善任，我們應該首先認可毛澤東的深諳曆史和對曆史知識的活學活用。據《史記》——《高祖本紀》——漢高祖劉邦說：“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既然毛澤東能深諳曆史，所以毛澤東應該能夠深刻理解劉邦對自己成就漢位的思解，並能以此思定出成立新中國的偉業也是因了開國元勳們群策群力、浴血奮戰，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成就的。以此類推：新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必須依靠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搞好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也必須首先要用好人，用對人。
對於“君子”和“小人”，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有詳盡的闡述——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製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我們不可否認鄧小平是個將才，但他不是帥才（他武不比林彪、粟裕、彭德懷，理財不比陳雲），他或許有一定的經濟頭腦（這也是毛澤東所看重的），但他同時又存有小人心理（從鄧執政後“隻要毛澤東堅持的他都要反對”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鄧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對他的人身造成“迫害”是始終記恨在心的），從鄧執政後“隻要毛澤東堅持的他都要反對”這一點上也預言了毛澤東的“鄧不可用”。鄧思維的片麵性決定了毛對鄧存在的反複心理（用一句毫不誇張的話說就是：假如毛澤東在鄧下放時不刻意保留鄧的黨籍，假如毛澤東在他執政的文革時代想要依靠人民的聲勢存心去整鄧，那就象捏死一隻螞蟻那麽簡單），毛澤東在執政的文革時代成就鄧的“二起三落”大約也隻是想通過對鄧的思想改造去完善鄧的執政思維理念、以便後用。但事與原違，鄧小平的執政結果也讓他複出前的保證（永不翻案）成了一句千古笑談。值得慶幸的是正是因為有了造化賦予鄧小平的執政結果做反襯，才更彰顯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內涵。
六.毛澤東思想與改革開放三十年
32年，對有限的生命來說是漫長的；32年，對以時間和空間為統稱的宇宙來說卻是微不足道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所開創的人民時代已經離我們而去整整32個年頭了，但是在民間，人民對毛主席的思念和緬懷，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探討，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是什麽力量讓毛澤東這個名字成為了永恒？——是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天下為公，是人民對正義和良知的呐喊與呼喚。
毛澤東時代麵臨的是新中國的一窮二白、百業待興，是蔣介石老先生把大量財富掠奪到台灣，是蘇聯技術援助的全部撤回和催逼還債，是外國列強對新中國的虎視眈眈和經濟技術封鎖。在國內外雙重環境的製約下，在毛澤東時代，何談改革開放？
假如蘇聯“老大哥”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不撤回經濟技術援助，不催逼還債，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經濟勢必會呈現出另一番欣欣向榮的景象。毛澤東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是被蘇聯“老大哥”逼出來的，被蘇聯“老大哥”同時逼出來的是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巨大的水利工程建設、工農業基礎建設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代表新中國最先進國防科技的“兩彈一星”。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積累下來的物質、經濟、國防基礎和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攀升做鋪墊，又何談改革開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正是有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物質、經濟、國防基礎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攀升做鋪墊，才成就了鄧小平執政“改革開放”的順利實施。
我們不可否認鄧小平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思解和鄧小平所實施的以社會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經濟思想的再繼承。但我們同樣不能無視鄧小平用放縱個人私欲所造就起的私有經濟體製是對社會主義公有製路線的嚴重背離，不能否認鄧小平在用放縱個人私欲發展私有經濟的同時放棄社會主義道德和法製建設所造就的社會反人倫的混沌情態所造成的嚴重的社會隱患的無可挽回性，不可否認鄧小平所造就起的私有經濟體製的零散性、對外來經濟技術的依賴性、私有經濟體製下技術含量的低劣性質、私有經濟體製的泡沫性質和私有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不能無視私有製經濟體製的不可操縱性、對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嚴重汙染和對能源開發使用的嚴重失衡，不能無視社會主義道德法製建設同社會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不可替代性。
假如毛澤東的生命能延續到現在，誰敢斷言他老人家駕馭下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體係所創造的社會價值不比現在？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決不會有當今社會的無官不貪，決不會有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決不會有黑惡勢力的極端抬頭和娼妓、情婦“製度”的“合法化”，也決不會有社會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結”、“官匪勾結”、形同“警匪一家”的“稅企一家”和靠鑽“社會主義”空子暴富起來的私有資本擁有者所成就的無稅不偷（“偷”指偷稅漏稅）的破爛格局。
腐（指思想的腐朽，製度的腐化）可敗國。聽之任之，國將不國。
七.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道德和法製建設
每一部思想認識史都是一個時代文明程度的標誌。人類思想認識的不斷進步是引領人類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促使人類文明向前邁進的必然前提。
人類思想認識的提高同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我們不可否認孔子的儒家思想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為維護封建君王對人民的奴役統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經嚴重製約了人類思想文明的向前發展，已經被曆史所淘汰。
毛澤東思想之於社會主義等同於孔子的儒家思想之於以“貧富自有天定”為主體的封建愚民統治，等同於佛祖的佛教思想之於以時間和空間為統稱的廣闊的宇宙——他們的思想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都無從超越。
沒有物質的精神是虛無，沒有精神的物質是浮華。
人是生命與智慧的完美結合體。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在於人有超越動物生存本能之外的思想和智慧。人類的發展史是通過勞動實踐帶動科學技術進步和思想認識提高的一部生命探索史。
社會主義國家製度的建立是人類科技進步和思想認識提高到一定程度的具體表現，加強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建設，實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相對統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先決條件。
毛澤東的偉大在於他同全國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建立起了一整套適應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的完善的政府機構和民主監督體係。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更注重社會分配的公平合理，更注重對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雙重導引，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人民所創造的勞動價值更多的來源於人民的精神動力。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的道德和法製建設是有目共睹的，這主要表現在：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一切社會活動都以弘揚正義、公正合理為前提，很少有損公肥私的社會不良事件發生；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不能說是路不拾遺，但絕對是足不盜戶；不可否認在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也有個別利己主義和違法案件的發生，但違法者的違法行為一旦暴露，他們就象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那些違法犯罪者不但會受到法律地製裁、還會受到人民地唾棄和良心地譴責。
與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相比：當今社會整體腐敗產生的根源是對專權主義和專權統治的無限放縱，是社會法製道德建設的嚴重缺失，是社會人為環境整體惡化的結果。要徹底鏟除社會腐敗不僅僅要對貪腐者進行依法懲治，更在於對社會整體環境的綜合治理和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路線的完全恢複。
八.毛澤東執政思想的具體性、有針對性和以社會穩定為前提
毛澤東思想的可適用性在於毛澤東執政思想的整體性策略性和具體針對性的相統一。
毛澤東時代執政策略的執行都是根據時勢需要，以社會穩定為前提，采取過渡等辦法去逐步實施的。比如毛澤東對蔣區和蔣軍實行的政策，對社會私有經濟向公有經濟的轉化過程中對土地政策實行的先減租減息、再沒收地主的土地、並對地主富農進行思想政治改造和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的資本收買政策，對西藏的農奴製的改革政策，對資產階級所執行的收買政策，這些都是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根據時勢需要，分層次、分階段去逐步實施的。但毛澤東執政的人民時代一切政策執行的前提是對人民的負責和對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路線的遵循。
九.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再繼承
“與時俱進”貫穿於毛澤東的全部思想認識、“與時俱進”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不堅持錯誤”是毛澤東思想的根基和命脈。
在當今曆史條件下，雖然我們認可毛澤東思想對社會主義的指導意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適用性、無可挑剔性無可置疑。但時代不同了，麵對當今的社會和人為，我們沒有必要去重複毛澤東時代。 假如毛澤東的生命能夠延續到現在，麵對當今的社會人為，他老人家也隻能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原則的前提下，采取特事特辦的辦法通過一係列過渡政策去逐步實現社會經濟由私有向公有的轉化，鏟除“貪、奸、淫、惡、黑、亂”，公平社會分配，喚醒民眾，對人民負責，還社會以公平正義，為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去跳出 “曆史朝代盛衰周期率”做好各項工作。
中國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要走的路是：高舉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毛澤東思想和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一係列思想真理為指針，發展社會經濟、加強執政監督、消除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路在腳下。隨著人民思想認識的不斷提高，後來人會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意誌去鏟除“貪、奸、淫、惡、黑、亂”，公平社會分配，喚醒民眾，對人民負責，還社會以公平、正義，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去跳出曆史朝代“盛衰周期率”，完成毛主席未了的心願。
我們堅信正在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在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都能夠遵循“實事求是、不堅持錯誤”的真理。有信心、有能力在發展社會經濟的同時妥善處理好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係列矛盾和問題，為社會主義這條大路越走越寬掃除腐朽的思想人為障礙。
後記
沒有民族的信仰，就沒有民族的團結，也就不會有民族的崛起。
毛澤東思想之於社會主義等同於孔子的儒家思想（已經過時）之於封建主義，等同於佛祖的佛教思想之於以時間和空間為統稱的廣闊的宇宙——他們的思想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都無從超越。
中華民族的思想信仰應該建立在“華夏的祖先炎、黃；民主的先行者堯、舜；推翻封建奴役統治的孫中山；開創人類曆史文明（指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的毛澤東”之上。用這些高尚的思想去指引中華民族不斷跨越腐朽思想的壁壘，讓中華民族不斷走向前進。
環境造就人為。我寫這些不是指望那些享有充裕的物質生活條件，以維護自身利益和階層連帶利益為人生目標的執政者和私有資本擁有者從中去覺悟些什麽、認可些什麽。我的這些認識和觀點對那些高高在上的執政者、私有資本擁有者和所謂的精英們來說隻是對牛彈琴——我對他們也不抱有任何期望。雖然那些高高在上的執政者和資本擁有者為了收攏民心、樹碑立說，有時也會對勞苦大眾發些慈悲、施些善政，但這些都要建立在他們的個人私欲（權欲、錢欲、色欲）不被侵犯的前提之下，假如要讓他們在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中做出選擇，他們唯一的共性是放棄人民的利益。
我寫出這些觀點和認識隻是想讓那些良知者、思想認識者、追尋真理者、無產階級者和廣大青年學生在對社會主義認識和再認識過程中能有所啟發，能在對社會主義真理的追尋過程中少走一些彎路。
毛澤東思想是前無來者，但毛澤東思想會後繼有人，因為我們在對社會主義認識和再認識這個過程中有毛澤東思想為我們作指引和鋪墊，因為我們有巨人的肩膀可攀！
哀哉！為英魂長祭，壯哉！讓中華雄起。
祖國是炎黃兒孫永遠的根。
期待聖人再現，祈禱中華永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