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誤讀了毛澤東?

是誰誤讀了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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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美援朝影響了解放台灣嗎?

   中國的抗美援朝是由朝鮮戰爭引起的。對朝鮮戰爭,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有著自己的態度,即不讚成打。朝鮮戰爭一旦打起來,勢必影響中國。當時中國剛剛從內戰的廢墟中走出來,主要任務是盡快恢複國民經濟。《毛傳》在《抗美援朝》一節開頭也寫到:“1950”年6月,全黨和全國人民正按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確定的關於恢複國民經濟的方針和部署,有條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著。然而,一件毛澤東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發生了——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麵對朝鮮戰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能不有所準備。朝鮮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天,即1950年6月27日,美國決定派海空軍入侵朝鮮,6月30日又命令陸軍入朝參戰。7月7日,在美國的操縱下,聯合國成立“聯合國軍”司令部,任命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司令。就在同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個決策:調五個軍擺在鴨綠江邊。這是一個非常正確而及時的決定,否則,毫無準備,敵人很快打過來,就來不及了。美軍侵入朝鮮,中國出不出兵?毛澤東有一個“底”,那就是看你美軍過不過“三八線”,你不過我不出兵,你一過我就出兵。10月1日,南朝鮮軍越過三八線,當天夜裏金日成緊急約見中國大使倪誌亮,向中國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請求。10月8日美軍越過三八線,毛澤東下令,組織中國人民誌願軍,迅速向朝鮮境內出動。10月19日,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

     當時,美軍擁有高度現代化裝備,中關兩國的國力、軍力相差十分懸殊,中國的新生政權還沒鞏固,蘇聯最初不肯給予空軍支援。對毛澤東來說,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一個決策。後來毛澤東對金日成說:“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麽一翻,那麽一翻,嗯!最後還是定了。”將俄羅斯公布的前蘇聯時期的有關檔案,同我國中央檔案館的檔案對照起來研究,可以看出,從10月1日金日成請求出兵援助。到10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敲定誌願軍入朝作戰的時間,期間雖然隻有18天。但對毛澤東來說,卻似乎很漫長。對毛澤東的這個決策,彭德懷曾作過這樣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複雜事物的洞察力和判斷力,曆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

     近些年來,隨著台灣問題的複雜化,有人認為抗美援朝影響了對台灣的解放。這個說法是否站得住腳呢?隻要了解一下當時的情況就可以得到答案。

     朝鮮戰爭爆發於1950年6月25日。6月27日,美國在決定派出海空軍入侵朝鮮的同時,就命令第七艦隊向台灣海峽出動,侵占我國台灣,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的既定部署。同一天,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稱:“對朝鮮的攻擊已無可懷疑地說明,共產主義已不限於使用顛覆手段來征服獨立國家,現在要使用武裝的侵犯與戰爭……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部隊占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作與必要任務的美國部隊。”這樣,美國趁朝鮮戰爭之機,直接插手台灣問題,阻止中國人民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致使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至今仍處於分裂狀態。美國插手台灣問題在先,中國出兵朝鮮在後,其間相差三個多月的時間,怎麽能說抗美援朝影響了解放台灣?美國對台灣和台灣海峽的侵占,才是影響我國解放台灣的根本原因。抗美援朝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它保衛和鞏固了中國的東北邊防;它保衛了遠東和平,使帝國主義者不敢輕易在這裏挑起戰爭:它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都是有目共睹的曆史事實。

 
二、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有一個過程。

    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經過不斷升級的中蘇論戰,特別是經過“四清”運動,毛澤東越來越感到國內有出現修正主義和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他認定,中國有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人數不多,但有影響。他還認定,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他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多久,隻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在1965年八九月間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的問題,從此以後就不斷講這個事。

     防止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成為毛澤東晚年思考和擔心的焦點。用他的話來說。這是“新的中心課題”。他怕出修正主義,怕資本主義複辟,怕幹部嚴重脫離群眾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一句話,怕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發點和主觀動機。有一次他對身邊護士說:“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我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想到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後,第二國際變成修正主義;他想到了普列漢諾夫由馬克思主義者變成列寧的反對者;他更親眼看到赫魯曉夫等人,在斯大林死後搞了修正主義。這些曆史的和現實的事實越來越使他感到問題的緊迫性。他時不時地向別人流露這樣的心情:“我快見馬克思了,怎麽交代?你給我留了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鑒於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本主義複辟。說不憂慮,那是假的、”“我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我明年73了,這關難過,要準備。馬、恩沒有料到,他們創立的黨在他們死後成為資產階級的黨。要準備還來得及”

    毛澤東覺得時不我待,就在73歲那年毅然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罷官》隻不過是一個突破口。

    但是,毛澤東對黨內和國內的政治情況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把持不同意見的各級領導幹部看成是“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對於“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複辟”這些概念的外延,不斷擴大,把許多原本符合社會主義原則且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也都說成了“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複辟”把許多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也說成是階級鬥爭,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敵我。

    毛澤東曾經宣布,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然而這次“文化大革命”卻發動了空前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用什麽辦法才能夠徹底解決黨內和社會上存在一些陰暗而的問題,毛澤東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1967年2月3日,他同阿爾巴尼亞的巴盧庫談話時說:“六二到六五年的工作沒有做好過去隻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還搞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沒有找到一種形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來揭我們的黑暗麵……隻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毫無辦法”

     但是毛澤東對群眾運動產生了一種片麵的看法。他甚至容忍群眾的自發性,讓群眾放任自流他認為,各級領導幹部,誰好誰壞,誰走社會主義道路,誰走資本主義道路,群眾都清楚。每一個領導幹部都可以放到群眾中去,接受群眾的檢驗。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當作是對幹部的一次大審查,用群眾性的方法來審查幹部。這樣,在放棄了黨的領導的情況下,各種社會矛盾,人與人之間平時的積怨,就在自發的、失控的群眾運動中,以革命的名義和極端的形式,集中地爆發出來,造成社會動亂。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出於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指導思想下,由於對黨內和國內的政治狀況作了錯誤的估計,又采取了一種錯誤的方法,所進行的一場所謂的“革命”。有人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個人的權力之爭,歸結為毛劉之爭。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三、“林彪事件”是毛澤東逼出來的嗎?

     中共九大以後,國內形勢趨於和緩,一些工作開始恢複正常。這一年,工農業生產取得較快的恢複性增產,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6,9%。毛澤東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該準備收尾了,並確定“九大”以後取消中央文革小組。但是,完全出乎他預料的是;林彪集團正在急於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權力。有兩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團的政治野心。

    1969年10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緊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先後備戰疏散到外地。林彪到了蘇州。10月18日,他向在北京的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黃永勝發出一個“關於加強備戰、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這個指示由軍委辦事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號命令)”名義正式下達。當晚,這個命令用電話傳達到各作戰部隊,全軍立刻進入緊急臨戰狀態但直到命令下達的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的方式報告毛澤東。

    未經軍委主席批準,事先又不報告,林彪居然擅自發布軍事命令,一夜之間調動全軍進入臨戰狀態,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也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做出強烈反應。

    如果說“一號命令”是林彪為奪取更大權力而做出的帶有某種試探性的行動。那麽,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林彪則公然向毛澤東進行挑戰,由此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暴。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並建議不設國家主席。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後,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蘇州得知後,立刻讓葉群轉告黃永勝和吳法憲:“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3月中旬,毛澤東審閱《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再次表示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卻要秘書給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又通過秘書打電話,向政治局轉達他的三條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林彪仍然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將林的意見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於4月12日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這是毛澤東第三次表示不設國家主席。在4月下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還當麵對林彪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話已經說到這個份兒上,林彪卻置之不理,依然故我。根據林彪、葉群授意,7月中旬舉行的中央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的“呼聲”。毛澤東得知後,一針見血地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因人設事”說明白了,就是“有人想當國家主席”。

     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也是正常的。但是口口聲聲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林彪,在這個問題上卻一反常態,頑固地、一再地同毛澤東唱反調,顯然已經超出黨內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還是葉群把這個問題挑明了,她私下對吳法憲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

    設不設國家主席的爭論帶到了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上。林彪、陳伯達等人利用大多數與會者不知道毛澤東的意見而熱切期望毛澤東當國家主席這個情況,在廬山會議上發動了突然襲擊。林彪、葉群在暗中進行了一係列策劃。

     8月23日,二中全會開幕。本來,毛澤東和林彪事先都表示不在開幕式上講話。林彪卻突然提出要講話。就在會議開始前一刻,林彪拿著講稿講了一個多小時,主要就修改憲法問題談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一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並強調說,他仍然堅持“毛主席是天才”的意見。與此同時,根據林彪、葉群在會前的布置,陳伯達與吳法憲商量後,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及林彪論“天才”的語錄,還準備了一份設一國家主席的憲法草案條文。這一切活動,都是瞞著毛澤東和周恩來進行的。這是林彪在“逼宮”,還是毛澤東在“逼”林彪?是很清楚的。

    林彪講話後,便是各組討論葉群和吳法憲等商定要統一行動,他們分別在幾個組同時發難,擁護林彪的講話,宣講“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煽動要“揪人”,來勢凶猛,出現了像毛澤東所說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毛澤東已經察覺到會議中的不正常現象,立即製止,向到會的人宣布:“我和幾位常委商量,認為現在各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會議原定的三項議程。”又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講到這裏,毛澤東衝著林彪說了一句:“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立即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煽動性最強的會議第6號簡報,責令陳伯達等作出檢查。

    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知道廬山會議這場風波與林彪有密切關係。但林彪是“副統帥”,又是“九大”黨章確定的接班人,所以對林彪沒去觸動。而采取了保護的態度。

    廬山會議後,中央召開會議,集中批評陳伯達,同時指定葉群、吳法憲、黃永勝等人作檢查一。林彪對此懷恨在心。1971年2月,林立果同林彪、葉群密謀後,到杭州、上海活動。這年3月,林彪指使林立果搞了一個計劃。3月下旬,林立果同“聯合艦隊”主要成員擬出以謀殺毛澤東為主要內容的名為《“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政變計劃。林彪搶班奪權的野心,暴露無遺。

    1971年8月15日,毛澤東離京南下,到中南、華東等省巡視,同各地負責人談話,講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曆史,講廬山會議的問題,強調“三要三不要”。以統一各地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思想。他指出:這次在廬山,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同時又指出,要保護林副主席,當然他要負一定的責任。

     9月5日,在北載河的林彪、葉群獲悉毛澤東南巡談話內容後,便決定在巡視途中殺害毛澤東,發動武裝政變。7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的指令。8日,林彪親筆寫下行動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

     林彪的陰謀敗露,便緊急策劃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分裂國家,此計不成,又乘飛機北逃國外,所乘專機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墜毀,落得個“折戟沉沙,喪命異國”的下場。

     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林彪迫不及待地搶班奪權,一直采取進攻的態勢,而在沒有完全弄清楚情況之前,毛澤東一直沒有觸動林彪,而是對他采取了保護的態度。但仍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造出謠言,說林彪出逃是毛澤東逼出來的,還說林彪中了毛澤東的圈套等等。曆史的真相如何,明眼人自能辨別。

 

    四、毛澤東如何對待周恩來的病情?
    海外出版的一本反共圖書造謠說,周恩來患膀胱癌後,毛澤東阻止給周恩來治療。關於這個問題,《毛傳》作了詳細的記述: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這對於大量內政外交事務都需要依靠周恩來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個新的打擊。當逐字逐句地看完醫療組關於周恩來病情的報告後,主席的心情是那樣沉重。他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對於怎樣治療,他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製病情?”並且說:“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也是開刀死了嗎?”毛澤東還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同年11月,鑒於周恩來日益嚴重的病狀,醫務人員再次向中央報告有關情況,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在著名泌尿科專家吳階平主持下,經過多次檢查,采取了電燒的辦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手術後不到半小時,毛澤東就要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吳階平等醫務人員,說:醫生們做得好,感謝他們!毛澤東每次審閱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都非常認真仔細,即使在因患眼病不能親自閱看病情報告的情況下,聽讀報告時也是全神貫注,甚至能記住周恩來每天失血的數字以及實施手術的次數等細節。為了讓毛澤東能夠及時了解、掌握周恩來的病情和治療方案,工作人員常常是從周恩來的住地或醫院將報告直接呈送毛澤東。他得知情況後總是囑咐秘書:“快去辦。”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病情一直掛在心上。有一次會見外賓時,同陪見外賓的李先念談起周恩來的病情時說:“他的身體,我是替他擔心的。”
   那本反共圖書還諱莫如深地把1976年春節毛澤東要身邊工作人員放鞭炮一事,同不久前周恩來的去世聯係起來,進行影射。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的秘書張王鳳有一段回憶:
    “1976年除夕之夜,毛主席這裏沒有客人,也沒有親人,隻有身邊幾個工作人員陪伴著他,度過他生命的最後一個春節、這天,他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病榻上側臥著吃了幾口他曆來喜歡吃的武昌魚和一點兒米飯,飯後,我們把他攙扶下床,送到客廳。他坐下後頭靠在沙發上休息,靜靜地坐在那裏。入夜時隱隱約約聽見遠處的鞭炮聲,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幾個工作人員,用低啞的聲音對我說:‘放點兒爆竹吧。你們這些年輕人也該過過節。’就這樣,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幾名工作人員,他們準備好了幾掛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會兒。毛主席聽著這爆竹聲,瘦弱、鬆弛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們心裏都明白,主席是在寬慰我們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員。”
    這裏不難看出,那本反共圖書的作者,是如何卑鄙地顛倒黑白、製造謠言、蠱惑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