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防止“和平演變”： 毛澤東晚年一大戰略思考
和平演變 ”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一個嚴峻的曆史性任務。“和平演變”戰略是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幹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之後，以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滲透為主要形式，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從而達到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目的 。可以說，新中國成立半個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50年一貫製。
方法 ？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是關係到像我們這樣的國家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反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重大理論和實踐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能夠對西方和平演變策略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並采取堅定的對策，最根本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
活動 ，這是矛盾的性質和帝國主義的本性決定的。而兩種社會製度國家之間在國家關係上又是和平共處，開放和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應當肯定，這是必要的，而且對雙方都是有利的，但同時，這也為對方的滲透提供了可能。國際帝國主義的滲透和顛覆活動，不僅自己出馬，而且十分注意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尋找代理人，扶植反共勢力；而社會主義內部的敵對勢力，也不僅會從國際帝國主義那裏得到鼓舞力量，而且他們的活動還會直接或間接地得到國際上的支持，或者就是在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和慫恿下搞起來的。因而，國內外敵對勢力是互為依靠，裏應外合的；國際階級鬥爭和國內階級鬥爭是互相呼應、配合和影響的。
道路 鬥爭，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他強調指出：要好好地認識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話，我們這個國家還是會走向反麵，即走向資本主義。如果我們麻痹大意，資產階級就會奪取政權，複辟資本主義。這就告訴我們，以兩條道路鬥爭為基本內容的階級鬥爭的中心問題仍然是政權問題，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鬥爭。
生活 中，搞自由化的人往往從學術領域入手，在學術討論的名義下散布錯誤思想，並在一定的時機又從錯誤的學術觀點中引出現實的政治主張。而這後者，恰恰反映了意識形態領域中階級鬥爭的一個特點。所以不能否認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有相聯係的一麵。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礎上的。毛澤東主張在學術上要堅持“百家爭鳴”，同時又要對錯誤思想進行正確的批評。這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隻有正確認真地貫徹這些思想，才能處理好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關係。
運動 的曆史經驗一再表明，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將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多麽嚴重的危害，如果說，第二國際後期出現的修正主義思潮危害的實質，是使一批無產階級政黨蛻變為本國資產階級的附庸，那麽，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勝利的曆史條件下，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危害的實質，就是使己經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蛻變為資本主義製度，使社會主義國家全麵倒退。毛澤東當時在國際上提出反修任務時，確是敏銳地看到已經出現的修正主義思潮將給社會主義國家帶來嚴重的危害，把這種修正主義思潮同複辟資本主義的後果直接聯係起來。
考試 。執政使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過去在戰爭年代做一名共產黨員，意味著要隨時準備為革命獻身，而在執政的情況下做一個共產黨員，則不僅意味著獻身，而且還在實際上意味著一定的權利。這就是說，執政黨的地位，是會使一些黨員和黨員幹部不像過去那樣容易體現一個共產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如果共產黨員，特別是擔負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對此不謹慎、不警惕，缺乏必要的紀律約束和監督，就有可能在群眾麵前作威作福，嚴重脫離群眾，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謀一己私利，以至蛻化變質。
檢查 領導上的官僚主義、鋪張浪費等錯誤。為了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幹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
防止“和平演變”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如何保持政權的問題，這同黨在七屆二中全會所確定的“反腐蝕”的方針是完全一致的。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前後，特別是他的晚年，一再提出並力圖解決這一曆史課題，雖然在探索中曾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但他對此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覺，以及他的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考，永遠是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
戰略思考之一：要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段鬥爭
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是奠定在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基礎上的。毫無疑問，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重要發展，至今仍然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光輝。我們必須珍視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這些積極成果中，自然也包括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的正確方麵。因而正確地理解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對於我們確立反“和平演變”的戰略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勝利和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確立以後，毛澤東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這種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國內階級形勢的基本估計，是符合實際的，反映了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的基本特點。
為了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毛澤東總是提醒人們要正確分析國際和國內的階級鬥爭狀況。他在1958年寫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裏就說過：“現在一方麵有社會主義世界同帝國主義世界的嚴重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麵，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曆史和現實證明，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鬥爭，往往是同國際上的階級鬥爭互相配合，互相呼應的。這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一個顯著特點，並且也使這種鬥爭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麵。毛澤東在考察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問題時，總是把國內的階級鬥爭同國際的階級鬥爭聯係起來；並且提醒人們對這兩個方麵都要充分估計到，這無疑是十分正確和深刻的。
毛澤東指出：“在我們國內，人剝削人的製度已經消滅，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已經消滅，現在反動階級已經沒有過去那麽厲害了，比如說，已經沒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時候那麽厲害了，也沒有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時候那麽厲害了。所以我們說是反動階級的殘餘。但是，對於這個殘餘，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做鬥爭。”他還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應當肯定，所有製變更是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的基本標誌，但是，階級的徹底消滅又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過程。
這是因為，在地主、資產階級的所有製廢除之後，作為階級的剝削階級雖然已被消滅，但剝削階級思想還會長期存在，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還可能故態複萌，還存在著各種敵視和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等等。這裏不但存在著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還企圖複辟，而且我們同各種敵視和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分子的鬥爭，從本質上說，還是屬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範疇，因為他們的活動以及他們代表人物的政治、經濟綱領，歸根結底是為了在中國複辟資本主義製度。同時還應該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產生新的剝削分子的經濟根源和思想根源，即在生產力相對低下的情況下一定範圍的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和小生產的存在，以及剝削階級意識形態遺留的影響，也還存在著這種新剝削分子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外部條件，即國際帝國主義的存在及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活動。
由於上述原因，我國社會仍處在逐步消滅階級的過程之中，剝削階級的完全消亡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因此，階級鬥爭還將長期地在一定範圍內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這正如列寧曾指出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存在著寄生蟲、老爺、騙子手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護者，還存在著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和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人們。這些正是國際帝國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策劃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
國內外敵對勢力依然是從奪取政權入手，來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性質。列寧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我國已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維護其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就是一項長期的帶根本性的任務。毛澤東正是基於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作為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反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根本出發點。
曆史經驗表明，階級鬥爭往往是以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為先導，這在社會主義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毛澤東曾經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是正確地反映了階級鬥爭的一條客觀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總是采用“奪權先奪人，奪人先奪心”的策略，從意識形態方麵人手，攻擊和否定馬克思主義，醜化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鼓吹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蠱惑人心，煽動群眾，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結成“政治反對派”，進行旨在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鬥爭。而國際敵對勢力加緊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也主要是搞“攻心戰”，大力強化意識形態滲透，通過各種渠道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和政治模式，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從而導致社會動蕩，政局失控，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
我們知道，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有史以來最先進的社會思想體係。但它的曆史還很短，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成熟程度及其擁有充分的傳播工具相比，與這種舊意識形態具有的某種傳統優勢相比，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還需要一個繼續加強和完善的過程。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這是從全局上分析估量了國際國內的階級形勢和階級鬥爭的特點，而做出的一個符合實際的深刻的判斷。因而，意識形態的陣地社會主義思想不去占領，資本主義思想就一定會去占領。這是沒有調和餘地的。
戰略思考之二：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是使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重要保證
1964年以後，毛澤東把防止“和平演變”問題正式提上日程，並提出了一係列應采取的措施，積極開展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這時他考慮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如何使黨??層領導出修正主義。在如何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問題上，毛澤東最早提出要反修防修的任務。早在1957年，他就針對當時國際國內的問題，指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裏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
他又說：“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後，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複資本主義製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麵向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包括思想方麵的鬥爭。而在這個鬥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這裏，從一般意義上說，毛澤東對修正主義思潮的判斷基本上是準確的，特別是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這種修正主義思潮的危害，是要導致複辟資本主義製度，也是十分深刻的。到了60年代初期、毛澤東就幾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問題，誠然，毛澤東在60年代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時候，他對什麽是修正主義沒有做出準確的、恰如其分的解釋，相反還把黨內不同意見，把一些反對“左”的錯誤做法的正確意見當成了修正主義，甚至把一些屬於馬克思主義原理和杜會主義原則的東西，也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這就使他對當時黨內狀況的估計越來越陷入了“左”的錯誤。這是值得永遠記取的深刻教訓。但是，應當肯定，毛澤東把警惕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作為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製度複辟的一個戰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提出來，是很有預見的。
應當看到，國際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嚴重的外部威脅，是造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蛻變的外部原因。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曆史經驗表明，敵對勢力要從外部搞垮我們這個黨，並不是那麽容易的，但如果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和腐敗變質分子而不加以製止的話，這種來自內部的危險就可能對黨構成直接的威脅。毛澤東曾多次講過，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可是共產黨可以把共產黨打倒。這就是指堡壘是有可能從內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陰謀能否得逞，最終是取決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因素，而其中具有決定作用的是黨的領導層特別是中央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正如毛澤東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所強調的：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
後來，他在喚起全黨警惕出修正主義時，也往往把修正主義同複辟資本主義看成是一回事，認定修正主義分子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他在1964年同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時就說過：“什麽叫修正主義？就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雖然這時毛澤東對修正主義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內涵缺乏科學的界定，以及對具體對象的判斷和因此而進行的人為的鬥爭也都是錯誤的，但應當肯定，他發動和領導反修防修鬥爭的出發點是好的，特別是他指明黨的領導層出修正主義是最危險的，它會使黨蛻化變質、整個國家改變顏色，會導致資本主義製度複辟的嚴重後果，確是十分深刻、切中要害的。
這己為20多年後國際上出現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右傾機會主義思潮侵蝕下被演變的現實所證明。雖然，毛澤東沒有看到90年代蘇聯演變的最終結局，但表現了他在這個問題上深邃的曆史洞察力。毫無疑問，毛澤東一再告誡要防止黨內出問題，特別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保證執政的共產黨的領導權牢固地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人手裏，這是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一項帶有根本意義的戰略措施。
列寧曾經從無產階級所肩負的曆史使命的高度出發，提出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政黨，要有一個“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否則，無產階級事業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前夕也提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他說：“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他強調指出，這些幹部和領袖要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毛澤東的這個論述，對於黨的幹部和領導集團的要求具有普遍意義。50年代中期，毛澤東總結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政治風潮教訓時曾指出，我們黨有成百萬經過長期考驗的幹部，“東歐一些國家不很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這樣一套幹部。我們有在不同革命時期經過考驗的這樣一套幹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這些都說明擁有堅強的、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的幹部隊伍和領導核心．對於黨的事業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誠然，應當承認，黨的幹部隊伍的結構和狀況，不僅會隨著自然規律的作用而發生變化，而且在諸如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等新的曆史條件下也會帶來新的問題。蘇東一些國家劇變的事實告訴我們，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滲透和壓力下，在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過程出現嚴重困難或挫折的情況下，以及在發展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共產黨內部的右傾思想可能抬頭，甚至發展成為機會主義思潮，這種機會主義思潮如果在黨內高層領導中占了上風，就會屈服於西方帝國主義和國內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壓力，逼迫黨改變自己的原則立場，一步一步地放棄自己的陣地，去適應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需要，最後使黨和國家改變性質。正因為這樣，毛澤東關於警惕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的告誡，對於我們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方向，都具有警鍾長鳴的重要意義。
戰略思考之三：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關係到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
如何保證老一代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毛澤東考慮防止“和平演變”的具體措施的又一個重要問題。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他說；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麽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就在這次講話中，他還具體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當具備的條件。隨後不久，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的***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中，又發表了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重要論述，他指出；“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他要求全黨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就實際上把培養接班人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問題，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要求培養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馬克思主義的領導骨幹。雖然毛澤東在論述這個問題時還留有“左”的痕跡，但從總體上說，他提出的這些重要思想確是指明了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至關重要的根本大計，是防止“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保證。
正如毛澤東所強調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後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他特別指出，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革命接班人的問題不僅具有長遠意義的極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個現實的緊迫任務。
毛澤東還總結了國際的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闡述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應具備的條件。這主要是：第一，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第二，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第三，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己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第四，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製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第五，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這裏，毛澤東提出接班人的五項條件，是有機聯係的一個整體要求，是對堅持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骨幹的基本要求。這裏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夠始終堅持馬列主義，是革命接班人條件的核心內容。馬列主義是中國革命惟一正確的指導思想，這己為中??中，同樣需要馬列主義作為指針，因為馬列主義也就是科學社會主義，離開了馬列主義的指導，就不會有正確的社會主義實踐。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也隻有依靠馬列主義這一理論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毛澤東十分強調青年人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觀點，“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
所以他反複教育幹部要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第二，強調要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必須具備的政治品格。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根本標誌。我們黨的性質決定了共產黨人必須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黨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前後，毛澤東充分意識到在執政的條件下黨所麵臨的嚴峻考驗．不斷告誡全黨要警惕由人民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危險。而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計到新的一代的生長環境，有可能淡忘和背離老一輩所培育的革命傳統。
所以，毛澤東十分重視對年輕一代的教育，他在1963年同一個外國代表團的談話時就說過：現在我們的年輕人不知道過去的困難，沒有經過階級鬥爭的鍛煉，要靠老一輩的人把過去的經曆告訴他們，對他們進行教育。在毛澤東看來，是為大多數群眾謀利益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是搞馬列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第三，特別提出革命接班人還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風和道德品質，這主要是善於團結大多數人，有民主作風和自我批評精神。這對一個領導骨幹來說是十分重要的條件。毛澤東在具體提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後還強調指出：“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鬥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考察和識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其基本精神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戰略思考之四：要防微杜漸，防腐拒變，保持人民政權的純潔性
如何防止黨和國家各級幹部脫離群眾，蛻化變質，防止幹部隊伍中腐敗現象的滋生，是毛澤東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也是他最為擔心的一個問題。廉潔奉公、艱苦奮鬥，是共產黨人的本色，是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體現，也是黨所以能夠依靠群眾去奪取勝利的一個重要的自身作風的保證。毛澤東十分重視包括艱苦奮鬥在內的黨的作風建設，對於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嫉惡如仇。1938年4月，毛澤東曾生動地講述了在同國民黨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鬥爭中，建設優良作風的重大意義。他說，為什麽全國人民特別喜歡共產黨呢？第一，因為他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終堅持了這個方向；第二，因為他有一種作風，一種奮鬥的習慣。他對於每一個黨員，除了教育他們堅持政治方向以外，還要他們有一種作風。在這裏，毛澤東明確地把黨風作為實現黨的路線的保證，而二者又是使人心向我的具有同樣重要的基本因素。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著名史論《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300周年。在這部論著中，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了1644年李自成率起義軍進入北京以後，因為勝利而驕傲，生活腐化，以至於翌年陷於失敗的曆史教訓。此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並列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毛澤東對郭文極為重視，4月11 日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特意推薦，他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年11月21日，他還給郭沫若寫信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並希望他能繼續寫總結太平軍經驗的文章。這時，革命勝利的曙光僅是初見端倪，毛澤東就敏銳地提出這個問題。
因勝利而驕傲，因舒適環境而滋生享樂腐化思想，這在古今中外曆史上並不鮮見，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說也仍然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曆史課題。對於這一點，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的，而黨外一些有識之士也提出過善意的勸告。1945年黨的七大閉幕之後，毛澤東在延安同黃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作了長談，黃炎培提出希望中共諸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其興也渤，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當時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回答說：我們己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後來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又提出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著名警告，他說，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
這個勝利將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己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誌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麵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就實際上把黨執政後反腐蝕的問題提到了全黨麵前。
事實上，建國後的一個時期，在執政的環境中，黨麵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革命隊伍中確有少數人出現嚴重的蛻化變質傾向。對此，毛澤東從對人民負責、捍衛人民政權性質的高度，敏銳地抓住這個問題，及時地通過“三反”、整黨等鬥爭，製止住了這種腐敗現象，保持了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使黨經受了執政的考驗。在這次建國初期的反腐敗鬥爭中，毛澤東嚴肅地把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他指出：“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汙犯，對中小貪汙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七屆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七屆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
薄一波回顧這一鬥爭時曾提到，當時在處決大貪汙犯劉青山、張子善問題上，有同誌考慮劉、張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希望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當薄向毛澤東轉達這一意見後，他明確表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隻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薄寫道：“由此可見毛主席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所下的決心和所做的深思熟慮，他當時的心思完全傾注在如何維護黨的事業上麵，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錯誤幹部的多數上麵，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幹部的腐化上麵。嚴懲劉青山、張子善的決定的果斷做出，實際上是再一次用行動向全社會表明：我們黨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會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
在毛澤東看來，腐敗現象本身就是和平演變的一種表現，他甚至認為，資產階級糖彈的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因而對懲治腐敗現象毫不手軟。他始終堅持不懈地同黨內諸如貪汙受賄、以權營私、蛻化變質等腐敗現象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他曾經用“懶、饞、占、貪、變”五個字，形象地揭示了一個幹部發生蛻變的規律。他極力尋求克服陰暗麵的方法，並為此作了種種嚐試，他在這方麵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認真研究和學習的。
毫無疑問，自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把黨執政後防止腐敗和防止和平演變作為重大曆史課題提出來，成為他晚年的一大戰略思考，其實質仍然是要使我們黨在執政條件下始終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擔負起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任。60年代初，毛澤東深刻批判了赫魯曉夫關於“全民黨”的錯誤觀點，指出：“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戰鬥部隊。”事實證明，隻有這樣的黨，才能具有抵製誘惑的能力，才能承擔起領導的責任。十月革命前夕，列寧曾說過：“我們不知道，我們勝利後是不是會出現暫時的反動時期、暫時的反革命勝利時期，這不是沒有可能的，所以我們勝利後一定要挖'三道戰壕’，來防止這種可能性。”今天，列寧的這個預言不幸而言中。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曆史大倒退固然有外部因素，但根本原因在於自己主動撤銷了這“三道戰壕”，這是一個極為深刻的曆史教訓。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