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武昌會議上的講話說理陳述的深度遠遠超過九個月後廬山會議上彭德懷那封信的內容，這說明：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㈠毛澤東武昌會議上的講話與彭德懷那封信的比較
1．1批評劉xx“吃窮飯”搞“窮過渡”
1．2什麽叫建成社會主義？
劃線問題。要不要劃線？如何劃法？鄭州會議有五個標準。山西有意見。建成社會主義的集中表現為全民所有製，這與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麽叫完成全民所有製？什麽叫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兩個報告（前者是憲法報告，後者是十八次代表大會報告）提出兩個標誌：一是消滅階級，一是工業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蘇聯過了二十年，赫魯曉夫又來個十二年，即經過三十二年才能過渡，到那時候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才能合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照他們的辦。我們講五個標準。不講工業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們叫建成社會主義是所有製合為一個標準，都是全民所有製，我們已認識到全民所有製為第一標準，按此標準，蘇聯就沒有建成社會主義。它還是兩種所有製，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是破落戶，一窮二白，還有一窮二弱。我們之窮，全國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間，全國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屬）。五億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窮得要命。我們說強大，還沒有什麽根據。現在我們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實。
彭德懷那封信：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誌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十五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貿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誌看來，隻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麵。經過去年鄭州會議以後，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誌，又沒有損傷同誌們的積極性。
七月六日上午 彭德懷說：
（談到指標的宣傳問題）褲子要自己脫，不要人家拉，江西現在還講去年增產百分之六七十，這是脫了外褲，留了襯褲，要脫一次脫光，免得被動。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合作容易產生右的錯誤，與資產階級決裂容易犯左的錯誤。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成績是偉大的，缺點是一個短時間（九至十一月）發生的。而影響不止三個月，換來的經驗教訓是寶貴的，要把問題搞一致，就團結了。
在這裏毛澤東是說服教育，彭德懷加了兩頂帽子，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曆史經驗證明糾‘左’比糾右難” “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
彭德懷的其餘的話都沒有毛澤東說得那麽深刻和說理。
毛澤東 1959年8月11日 反駁彭德懷說：比如講一些話，實在不像是馬克思主義嘛。什麽糾正右容易些，糾正“左”難些？我說是奇語，“奇文共欣賞”，那是文，他這是語。什麽“曆史經驗證明糾‘左’比糾右難”，這個曆史就不對嘛。陳獨秀究竟好了沒有？羅章龍好了沒有？張國燾跑到哪裏去了？高崗跑到哪裏去了？翟秋白已英勇犧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線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參加工作。洛甫這次又發生動搖，但王明也沒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對王明還是寄以希望。
1958年6月30日 ，劉xx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按：當時搞農業合作社小社並為大社，有的包括工、農、商、學、兵內容，但還沒有"人民公社"的名稱，劉xx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筆者注）。恐怕不能象現在這樣，種地的淨種地，做工的淨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作了解釋，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合作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以後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後，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麽長？'
1958年7月5日 ，劉xx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幹。"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幹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幹幾年就不那麽落後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麽大嘛！不計上下班，幹完就算數，有這麽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說："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幹，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1958年7月14日 到18日，劉xx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報導說：'少奇同誌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 1958年8月4日 《光明日報》）]
1．3人民公社
毛澤東在武昌和各協作區主任的講話（二）（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
實際上隻作了半個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務。
北戴河會議。我犯了一個錯誤，想了一千○七十萬噸鋼，人民公社，金門打炮三件事。別的事情沒有想。北戴河會議決議現在是改。那時是擔心，沒有把革命熱情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武昌會議把兩者結合起來了，決議要改。兩條腿走路，俄國的革命精神與美國的實際精神。
我沒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沒有想到過農村搞公共食堂。帝國主義那邊造謠，說這都是我出的主意。
1958年11月21日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批評劉xx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是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萌芽。徐水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說：人民公社要整頓四個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萬人檢查團，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時，如隻睡七小時是未完成任務，我是從未完成任務的，你們也可以檢查貼大字報，食堂如何，要有個章程，人民公社要議一下，搞個指示，四個月能不能整頓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現在據湖北說，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較好了，我是懷疑派，我看十個公社，有一個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幫助搞好一個公社，時間四個月，到那時候要搞萬人檢查團，不然就有亡國的危險。杜勒斯，蔣介石都罵我們搞人民公社。都這樣說，你們不搞公社不會亡。搞會亡，我看不能說他沒有一點道理。總有兩種可能性。一亡，一不亡。當然亡了會搞起來，是暫時的滅亡。食堂會亡，托兒所也會亡，湖北省穀城縣有個食堂，就是如此。托兒所一定要亡掉一批，隻要死了幾個孩子，父母一定會帶回的。河南有個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餘的都跑了。我也會跑的，怎麽不垮呢？既然托兒所、幸福院會垮，人民公社不會垮？我看什麽事都有兩種可能性：垮與不垮，合作社過去就垮過的，河南、浙江都垮過，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麽大的一個省，一個社也沒有垮？無非是沒有報告而已。人身上的細胞從三歲小孩起，就開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脫皮、掉頭發都是局部的死亡現象。死細胞是生長過程，新陳代謝，有利於生長。
彭德懷那封信說：一九五八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製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和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正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係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地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七月七日上午 彭德懷說：
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這公社化，而且未經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這也不是說等他衰老。居民點上半年才修下，下半年就拆，把戰略口號當成當年的行動口號，公社沒一個垮的，但像徐水那樣的公社卻垮了。
1．4全民辦煉鋼鐵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的講話：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萬噸。很有可能六三年達到五千萬噸以上。是否如此，請大家想一想。
劉xx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報告草稿：想用十年的時間趕上英國[毛澤東改為想用十五年的時間趕上英國] (一九五八年三月)[ 報告草稿：用平衡論的觀點來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設想用十年的時間趕上英國，用二十五年的時間趕上美國。
毛澤東改為用平衡論的觀點來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設想用十五年的時間趕上英國，用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趕上美國。]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下午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說：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萬噸。很有可能六三年達到五千萬噸以上。是否如此，請大家想一想。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劉xx們提出：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１９５９年鋼達到２５００萬噸。[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 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 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１９６２年，可產６，０００萬噸鋼。冶金工業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 關於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產品生產水平的規劃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報告包括：全國主要冶金產品的一九六二年生產水平（鋼、鋁、銅、金）、全國主要冶金產品分區的一九六二年生產水平、第二個五年需要的投資額、第二個五年需要的設備數量和第二個五年需要的建築材料等。鋼的產量上在１９５９年達到２，５００萬噸，超過英國。
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報告就一九五八年國民經濟形勢和一九五九年的經濟發展作了匯報，其中說，一九五九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隻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１９５９年鋼鋼的產量達到２，５００萬噸。]
毛澤東受到這些材料的鼓舞，促動毛澤東在遊泳池向提出王××詢問：何不1958年就翻一番呢。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接見參加全軍政工會議的各軍區負責同誌時的談話：鐵翻一番的問題。(五八年六月？)在遊泳池裏和王××同誌吹的。我說試試看，他就發命令了。
陶鑄：關於鋼翻一番，這個意圖，是1958 年6 月間，毛澤東在遊泳池同我的一次談話中，聽到他說的。
１９５８年８月黨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關於１９５８年比１９５７年鋼產量（包括土鋼）翻一番的決議。
1958年8月21日 上午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毛主席說：我看一千一百萬噸鋼有完不成的危險，六月間，我問×××，鋼是否能翻一番了？問了許多人。都說可以，有希望。問題是我提出的，實現不了，我要作檢討。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毛主席說：今年還有四個月，我犯了錯誤，早抓一個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題目，但沒有具體措施，大家都抓計劃去了。熱情是好的，但對今年的生產有所放鬆，我沒有搞好，責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從 八月二十一日起 ，還有十九個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現在又過去十天，相當危險，要緊急動員，能否完成，我有懷疑。我是“觀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總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沒有搞到，一是題目出錯了，二是工作沒有抓緊，是我的錯誤。冶金部匯報講九百萬噸，我說：幹脆一點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萬噸，問了許多人。都說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糧食增產轟轟烈烈，有人說一九五七年的糧食生產，比一九五六年更紮實得很，實際上增產不多，隻增產××斤。今年一千一百噸鋼，到底紮實不紮實。我是懷疑的，拿到手才算數。“鋼鐵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1958年11月21日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批評劉xx們１９５９年的高指標說：
鄭州會議的東西，我又高興又懷疑，搞四億噸鋼好不好？搞四十億噸更好。問題是有沒有需要？有沒有可能？今年到現在 十一月十七日 統計，隻搞了八百九十萬噸鋼，已經有六千萬人上陣，你說搞四億噸要多少人？
我擔心，我們的建沒有點白楊樹，有一種鑽天揚，長得很快，就是不結實，不像鄧××，就是不“鑽”的。鑽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亂。我總是擔心，什麽路線正確不正確，到天下大亂。你還說你正確啊？
鋼的指標，究竟定多少為好？北戴河會議定為二千七百萬噸至三千萬噸，那是建議性的，這次要決定。鋼二千七百萬噸，我讚成，三千萬噸，我也讚成，更多也好，問題是辦到辦不到，有沒有根據？北戴河會議沒有確定這個問題，因為沒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萬噸，都是好鋼，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萬鋼，是冒險的計劃。結果六千萬人上陣，別的都讓路，搞得很緊張。湖北有一個縣，有一批豬運到襄陽專區，運不走，放下就走。襄陽有很多土特產和鐵運不出，農民需要的工業品運不進。鋼帥自己也不能過路。北戴河會議後，約三個月來的經驗，對我們很有用。明年定為二千七百萬噸至三千萬噸，辦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標降低？我主張明年不翻二番，隻翻一番，搞二千二百萬噸有無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幾個同誌研究，研究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已經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並為此奮鬥。打我屁股與你們無關，無非是將來又搞個馬鞍形。過去大家反我的冒進，今天我在這裏不反人家的冒進。昨晚談的似乎一千八百萬噸是有把握的，這努力可以達到。不叫冒進。明年搞好鋼一千八百萬噸，今年一千一百萬噸鋼，隻有八百五十萬噸好的、八百五十萬噸翻一番，是一千七百萬噸，一千八百萬噸鋼比翻一番還多，這樣說是機會主義嗎？你說我是機會主義，馬克思會為我辯護的，會說我不是機會主義。要他說了才算數，還說我是大冒進。不是大躍進我不服，一千八百萬噸，我覺得還是根據不足，好些關未過。你們作文章，要說明什麽時候過什麽關，選礦之關，釆礦之關，破碎之關，冶煉之關，運輸之關，質量之關。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過關。現在有的地方已無隔宿之糧（煤、鐵、礦石），有些廠子因運輸困難，目前搞得送不上飯，這是以鋼為例，其他部門也都如此。有些關究竟何時能過，如果沒有把握，還得下壓，一千五百萬噸也可以。
這些數字。還要核實一下，要各有根據，請富春同誌核實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聲。這些數字，無非證明並非機會主義，沒有開除黨籍的危險，各地合計，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萬噸，問題是．是否能確實辦到。
彭德懷那封信說：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群眾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二十餘億），卻在這一方麵也是有失有得的。
七月六日上午 彭德懷說：
從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煉鋼鐵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一萬三千多個，現在怎麽辦？每個協作區、省要搞個工業係統，不是一、兩個計劃的事情。
1.5 高指標、浮誇風
1958年11月21日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批評劉xx們１９５９年的高指標說：會不會潑冷水？要人家吃飽飯，睡好覺，特別人家正在鼓足幹勁，苦戰幾晝夜，幹出來了。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現在要減輕任務。水利任務，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國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多。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安徽要搞那麽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一千九百多億土石方總是多了，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希望你們討論一下。此外，還有什麽別的任務，實在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也可以考慮減輕些。任務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從反麵考慮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幾十番，就要考慮。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這麽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雖然你們說要搞基點（鋼、煤），但要幾個月才能搞成？河北說半年，這還要包括煉鐵、煤炭、運輸、軋鋼等等。這要議一議。（劉xx：明年任務各省自議。三千萬噸，他們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萬噸是應該考慮的）
此外，各項工作的安排，煤、電、化學、森林、建築材料、紡織、造紙。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明年搞個上半年，行有餘力，情況順利，那時還可起點野心， 七月一日 再加一點。不要像唱戲拉胡琴，弦拉得太緊了，有斷弦的危險，這可能有一點潑冷水的味道，下麵幹部搞公社，有些聽不進去，無非罵我們右傾，不要怕，硬著頭皮讓下麵罵。
農業指標搞多少？（劉xx：對外麵說搞一萬億斤差不多，每人有兩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會議的東西還要議一下，你說右傾機會主義，我翻一番吆！機床八萬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萬合，有那麽厲害？北戴河會議那時，我們對搞工業還沒有經驗。經過兩個月，鋼鐵運輸到處水泄不通，這就有相當的經驗了。總是要有實際可能才好，有兩種實際可能性，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另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如現在造衛星就是非現實的，將來可能是落實的。可能性有兩種，是不是？他責問說：伯達同誌：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是現實的可能性，另一種是不能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如過去的教條主義，說百分之百的正確。不是地方都丟了嗎？我看非畝產八萬斤不結婚，也是非現實的可能性。
×××說他的家鄉年初一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麽辦法，隻得作假，夜間在地裏打了燈籠，實際上人在家裏休息。幹部看到遍地燈光，認為沒有休息。湖北省有一個縣，要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讓小孩子放哨，看見幹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哄，幹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總之這樣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頭腦，一要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現在有種空氣，隻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臉上無光，講實話沒人聽。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後麵，沒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做到就好。
彭德懷那封信說：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製，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0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麵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麵的被動局麵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四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於決斷。
浮誇風氣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高，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麵性，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係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麵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誌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相。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地研究。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衝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誌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㈡為什麽說彭德懷是算賬派、分裂派
2.1要改變總路線，要改變領導
有人認為彭德懷上書給毛主席有什麽錯？彭老總是為民請命，敢說真話，沒錯，錯的是毛澤東。發現左傾問題，最早的是毛澤東自己。他已召開鄭州等許多會議解決左傾問題，廬山會議本是反左傾的會，是給左傾定性的會。彭德懷為民請命為何早不請？實際情況是他從東歐蘇聯見了一些赫魯嘵夫式人物，受到反毛澤東的思潮影響，看到廬山糾左，有了機會，所以串連一些人發難，要改變社會主義路線，要改變領導。
根據黃克成在八屆八中全會上的交代：“彭德懷同誌寫信時，估計可能有百分之三十到二十的人同意他的觀點，並且認為如果毛澤東同誌 7月23日 不講話，同意的還會增多。信發出以後，彭有三個估計：一是毛澤東同誌找他談；二是在中央常委會上談談；三是印發傳單，並說那樣也好，隻是多傷一些人。”“彭德懷同誌跟張聞天同誌早有交往，私下議論，說要中央檢討。”（因為毛澤東當時已經退居二線，實際上是要劉周鄧等人檢討）
1959年七月三日 上午彭德懷說：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點。把這些經驗總結一下，不要丟掉了，但不要埋怨。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有那麽多，我去了解實際隻增產百分之十六。我又問了周小舟同誌，他說那個社增產隻有百分之十四，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那個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麽樣，他說沒有談這個事，我看他是談過。
1959年七月九日 上午彭德懷說：什麽算帳派，觀潮派……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論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
1959年七月十日 上午彭德懷說：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心，而是個人的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隻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解放以來，一連串的勝利，造成群眾性的頭腦發熱，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況隻講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勝利中，容易看不見，聽不進反麵的東西。
廬山會議實錄：
毛澤東主持的一次中央常委會上，彭德懷鄭重地講到：要高度重視糧食生產，東歐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國高得多，還出了匈牙利事件。又講全民煉鐵，國家與地方補貼共50 多億，比一年的國防開支還大，用這筆錢去買消費物資，堆起來怕有廬山這麽高呀。
彭德懷說：現在不是黨委的集體領導作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
不建立集體威信，隻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張聞天還談到廬山會議壓力很大，隻能講好，不能講壞。彭德懷則說，西北小組情況還好。倆人也議論到，政治局開會，大事缺乏充分討論，為瑣事占去時間太多。由於大躍進後出現的紊亂情況和緊張形勢，張聞天還談到對毛澤東的看法，話很尖銳：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從中國曆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但也學了些統治階級的權術。彭德懷還對張聞天說，上海會議時，毛澤東批評了一些人，包括對他的批評，他是不滿意的。說毛澤東自己犯了錯誤，不認賬，不檢討，反而責備別人。兩人都談到由於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有些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毛澤東也有些驕傲了等等。
顯然，這已經超出總結經驗，以利再戰，他的目的是算帳和更換領導。
毛澤東是上山之前就擬訂了討論大綱，歸結為十八個問題，這些問題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廣度，都大大超過了彭德懷的意見書。
1959年8月2日 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路線問題。現在有些同誌發生懷疑，究竟對不對？路線是八大二次會定的。發生了問題，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後，有些同誌就是要求民主，講說話不自由，有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當時都不清楚什麽問題，不知是什麽事。摸不著頭腦，什麽問題覺得不敢講話。其實上山起初半個月是神仙會，閑談一陣，沒有什麽鬥爭，並無緊張局勢。後來才了解，為什麽有些人覺得沒有自由呢？就是他們要求一點緊張局勢。因為那種鬆鬆垮垮的情況，在他們看來，還不得要領，還不過癮，要攻擊、破壞總路線，要有批判總路線的言論自由。以批判去年為主，也批評今年，說去年工作都做壞了。自第一次鄭州會議到現在9個月，中央批評了刮“共產風”、高指標，糾正了“一平二調三收款”；逐步落實二級所有製等。9個月來這些工作，他們都看不進去，要求重新議過。他們要一種空氣，要民主，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認為政治局擴大會不過癮，討論不夠。現在開中央全會，請大家來，民主大些。他們可能還要擴大些，我們還有辦法嘛，還可以開黨代表大會嘛。
路線問題，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換過一條，請大家討論。因有同誌提出懷疑。一上山，講了三句話：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後來問題就出在“問題不少”上，發生了問題。他們想改換一下題目是可以的，就是什麽問題？現在叫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問題，而不是別的。如刮“共產風”，三級所有製，落實指標等問題，還有沒有？基本上不是這方麵問題了；不是指標越落越低，越少越好，因為我們反了9個月“左”傾了。
錯誤、缺點確實多，已經改了，但那不算數。他們抓住那麽些東西，來攻擊總路線，想把結論引導到路線錯誤方麵去。此話是否說得對？請大家討論。
我66 歲，你61 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誌有此顧慮。
彭德懷事實上，沒有和解可能。據毛主席的衛士李銀橋回憶，在毛主席發言前，他發現坐在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員中沒有彭德懷，就問了一下，李銀橋指了指，毛主席才發現德懷坐在最後一排，沒有戴軍帽，頭剃得很亮。李銀橋感到毛主席有些不快。
散會時，毛主席招呼彭德懷等一下，要跟他談一談，彭德懷轉身離去，沒有理睬。在幾分鍾後，在毛主席在幾位“大元”的陪同下會住處時，又迎麵碰上了不知何故返回的彭德懷。毛主席想拉住他談談。彭德懷摔開毛主席的手說：“沒什麽好談的！”。
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誌有此顧慮。
可以看一看中央高層揭發和批判彭德懷的發言記錄，這些內容都是來自一些內部文件，是文革期間群眾組織的出版物披露的，也許能夠幫助人們參考一下，去認識一個真正的彭德懷。
周恩來揭發彭德懷的軍閥主義作風時說：“1930年春夏之間，彭錯誤地消滅了袁文才、王佐部隊，殺了袁文才，王佐落水而死，而袁、王的殘部被國民黨招降，喪失了井岡山根據地，這是彭在黨內和革命軍隊內部鬥爭中使用了軍閥主義的手段。長征中主張以軍閥主義的辦法用武力解決四方麵軍前敵指揮部，錯誤地主張以軍治黨。”
當時由於他打了敗仗，槍支彈藥少了一點，為了擴大自己的實力，彭竟使用軍閥吞並手段，將堅持井岡山鬥爭的袁文才、王佐等革命部隊實行火並。袁、王當時均是共產黨員，他們的部隊也有黨的組織和政治工作。彭為了吞並這個部隊，給他們捏造了叛變的罪名，騙他們在永新集結，調遣了三個縱隊將他們解決，袁被打死，王佐跳水自殺，致使井岡山根據地完全喪失。
彭曆史上流寇思想極為嚴重。平江起義後，東竄西竄，殺人放火，把東固城全區房子燒光。夜襲萬寨，燒了一條街。並曾說：“要使三十裏路無人煙，叫敵人不敢來圍剿。”在他主持軍委工作期間，由於彭的驕橫跋扈軍閥主義作風，十個元帥九個對他有意見，十個大將九個對他不滿，廣大幹部對彭則是敬而遠之。
他自己打了人，在武漢還恬不知恥地說：“打人不算軍閥主義，要看打人的條件而定，打人都算軍閥主義的話，那我打人多了。”
彭一到井岡山就對陳毅講：舊社會不提拔他，參加革命就是為了報複。由於他拿參軍當入股，所以他給有些人講：我在舊社會，不是殺頭，就是當總司令，當皇帝。
彭主持軍委工作的時候，有的報告上寫著“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彭不轉還說“我又不是你的通訊員。”
彭曾經對徐某說：一軍團站在毛主席方麵，林彪是毛主席的嫡係，李富春是個大草包。
韓先楚同誌揭發：“在一次匯報工作談到周總理在管軍委工作很忙時”，彭說：“他（指周總理）到哪裏，象狗婆一樣，後麵跟了一大群。”據某同誌揭發，周總理答應緬甸派軍事代表團來中國以後，彭頗為不滿，大罵周總理：“操他的娘，吃了飯沒有事做，找些麻煩來。”“周恩來在黨內沒有什麽了不起，不過是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已。”“做工作象春天的母狗一樣。”“你這麽事務主義，象周恩來一樣，你沒有經驗，象林伯渠一樣---幹了一輩子，一事無成。”
1951年2月25日 。當時是在中南海居仁堂，由周恩來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參加會議的有總參、總政、總後和各軍兵種及政務院有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主要研究討論如何加速解決誌願軍麵臨的各種困難等問題。會上，彭德懷介紹了誌願軍麵臨的嚴重困難，要求國內各方麵想辦法大力支援前線。輪到討論具體問題時，各部門的人紛紛強調各自的困難。彭德懷本來就為前線的後勤供應焦急不安，會前蘇聯軍事顧問表示不能派空軍掩護誌願軍的交通線，更使彭德懷十分失望。此時，會議又出現這種紛紛強調自己困難的情況，彭德懷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猛地站起來，把桌子一拍，吼道：“你們這也困難，那也困難，難道誌願軍就不困難？！就是你們愛國，難道誌願軍就不愛國？！你們去前線看看，戰士吃的什麽‘穿的什麽！沒有製空權，沒有彈藥，沒有給養，誌願軍天天在流血，天天在死人！被打死，被凍死，被餓死。就是你們這麽扯皮，支援朝鮮前線很不得力，才造成誌願軍大量不必要的傷亡。你們這是犯罪！再不趕緊解決誌願軍的困難，這仗我就沒法打了！你們誰有本事，誰去試試！”彭德懷這一頓大發脾氣， 弄得周恩來下不來台，使會議不歡而散。
抗美援朝，毛澤東倚重彭德懷和高崗。毛澤東有許多電報，是發給彭、高兩個人的。高崗在彭德懷麵前議論劉xx和周恩來。
彭德懷已經對毛澤東談了他對劉xx、周恩來的看法。那是全國財經會議後，時間在9月份，地點在毛澤東的辦公室。
彭德懷說：
“少奇領導的華北工作座談會，罵了我40天娘，不公道嘛，不實事求是嘛，不是與人為善嘛。這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前一陣子薄一波來找我談心，我對他說：一波，我了解你，你總的方麵是好的。但是一個人要是有點思想，有點能力，工作做得不錯，有成績，遇事又好講個不同意見，再加上你平常工作中難免有點毛病，你就得準備多受點批評。我這個人也是經常挨批評的。8年前華北工作座談會不是大批了我一通嗎？用湖南的土話說，我這個人是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但是，我從來不把它當包袱。有些事一時說不清的，留待曆史去評判好了。”
“四六年初，少奇在延安提出什麽‘和平民主新階段’，他是存在著嚴重的和平幻想的。我記得很清楚， 2月1日 這天，中央發出了由少奇主持起草的《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通知》。少奇同時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時局問題的報告，反複講他那個‘和平民主新階段’。結果怎麽樣呢？他那個論點是站不住腳的。中國的問題還不是得打，還不是得用戰爭解決問題！”
“不是為你開脫，‘和平民主新階段’的版權出自少奇，數他最熱心！”
“少奇對抗美援朝開始也猶豫動搖，還有恩來。從政治上看，少奇不夠成熟，我的感覺是他有點右，有時右得厲害，也有時有點‘左’。”
“曆史上，我對恩來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指揮很不讚成。對幹部，尤其是對肖勁光的處理很有意見。三三年十月下旬正式成立的紅七軍團，尋淮洲是軍團長，肖勁光是政委。11月間，黎川失守，肖勁光差點被殺掉。最後腦袋總算保住了，但政委的職務卻丟了。黎川丟了，這能怪肖勁光嗎？‘左’傾機會主義瞎指揮嘛！按他們那一套搞，整個蘇區不是都丟光了嗎？該殺哪個的腦殼呢？這裏麵，恩來應當負相當的責任！”
“恩來的事務主義，我也有點看法。這麽大個國家，這麽多的事務，政務院總理也的確不好幹，但應當抓大事，謀大局。像恩來這樣事必躬親，我看有點雞零狗碎，婆婆媽媽了。前年我就為支援朝鮮前線的事衝恩來發了通脾氣，我實在忍無可忍了。”
在1955-3月舉行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 彭德懷發言說：“在對待高、饒問題上，特別是高崗的問題上，我是有錯誤的。黨中央對高、饒問題的揭發和處理，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對我個人有特別重要的教育意義。”接著作自我批評說： “高崗1951年1月到朝鮮時，就開始散播對中央同誌的流言蜚語，挑撥同誌間的團結”，“我當時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與高崗有共同點，也有不同點，但未加說明，我是犯了嚴重的自由主義錯誤的。”“高崗的自我吹噓和散布謠言，我為什麽能夠聽得進而又信以為真呢？首先是由於我馬列主義水平低，嗅覺不高，對高崗個人主義野心家和陰謀家的本質沒有認識。由於我自己還存在各種各樣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主要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未能肅清，對馬列主義學習不夠，因而對問題的看法存在著成見和感情的成分，是我在高崗問題上犯錯誤的基本原因。”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劉xx批判彭德懷說：“根本問題；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種想法，革命要革的，社會主義要搞的。但如何革法，過這個革命關，社會主義如何搞法，腦子所想的社會主義與黨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慮。總是有些不同。對我們的搞法，總是不滿意，至少不全是像我們這樣的黨。積極要求實現自己的願望，批評人，然後也合作。我們長征中認識，認為你爽直，對同誌、友鄰部隊都照顧，感覺政治開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覺不好：會理會議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不簽字不對，並不勇敢。從那以後，覺得此人不簡單。以後想極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別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這樣的人，難搞成朋友。一下冒犯了，打擊時，是敵對態度；當然也不總是采取敵對。高崗事件前，對我有七八點意見，有些事同我毫無關係。如一件事，召集華北座談會。（毛澤東：這是我建議的。因彭要到黨校作報告，怕作不好，對他不利。小範圍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為好。有人要求彭去黨校講講，何必去黨校作報告。不開會，也勢必作不好。華北會應開，人家這麽多意見，同中央關係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賬掛在我身上值得反省。另一件事，同去看關向應，關流著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覺得我沒發表意見，對我不滿。高崗事件前，講了對我很多不滿的話。這種話，我沾不到邊。（毛澤東；關向應講中了，你這人是槁派別活動的。）有些不滿並沒有講出來，延安整風審十，也不滿意我。（毛澤東：這是我的責任，好、壞都負責，九條方針沒有照辦相當長時期下麵未執行。北京後來審幹反右，自殺也幾十個。還是犯“左”的錯誤，羅瑞卿他們負責的。）感覺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麵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當麵講這些話。”
劉xx在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發言中說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按：《三國演義》中的魏延腦後有反骨，被諸葛亮所殺），朱可夫的黨性（按：前蘇聯赫魯曉夫搞宮廷政變，是借助元帥朱可夫的軍事力量的），馮玉祥的作風（按：即偽君子），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
浦安修說：五三年以後經常聽他發牢騷說：我老了，主席不喜歡我了，不重視我了，青年們上來了，我不要當道了。我打倒了蔣介石，打倒了帝國主義，平生誌願完成了，可以回家種地了，不喜歡就不喜歡吧。有時中央首長照相，有毛主席他就不願意去。五八年彭德懷對我說：“主席戳了我一下，我也戳了他一下，他可以戳我，我為什麽不可以戳他。”
1959年廬山會議上， 8月16日 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毛澤東回顧曆史講團結，多次講到高饒。他談了王明的狹隘，隨即談到高、饒：“高饒也是狹隘得很，兩個攤攤，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那時我也犯了錯誤，信任高崗。”他對著彭德懷說：“三十幾年的關係難道就拉倒了？ 印度話說‘巴依依’，英語GOODBYE。我們不要告別。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爭取過來。過去張國燾、高崗告別了。1965年10月，毛澤東同誌在彭德懷同誌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曆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
2.2 彭德懷是黨內同盟者
為什麽說彭德懷是黨內同盟者呢？
1945年2月至7月之間，中共“七大”召開之前 和之後，在延安同時召開了一次前後有43天的“華北座談會”，亦即 2月1日 至 7月25日 的“華北地方與 軍隊工作同誌的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劉xx、 彭德懷、林彪等，大會推選薄一波為主席。議題是總結華北敵後抗戰的工作，“是因為在華北主要是在晉冀魯豫區 的工作中，地方幹部及一部分軍隊幹部對彭德懷同誌有某些意見，長期未得到解決”(薄一波語)， 所以利用七大開會前的時機來解決一下這個問 題，這也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懷建議召開的。彭德懷當時也說：“我早有這個想法。我這個人是‘高山上倒馬桶，臭氣出了名的’，讓大家批評批評很好 嘛。”
在華北會議上批評彭德懷的幾個問題：
一、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上，彭德懷曾在華北軍分會傳達了“十二月會議”的精神。這個傳達造成了一定影響，如陳賡在 1938年1月3日 日記中記述：“讀德懷同誌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之一部，深感過去對統一戰線的認識確有模糊之處，以致在運用上發生缺點，而且引起了友黨政府發生不必要摩擦，……抗戰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於一切，統戰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別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戰)，因此一切服從統戰的利益，過去對國民黨的轉變確是估計不足……”
二、在《新華日報》(華北版)發表“關於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談話。這是彭德懷 1943年4月7日 在太行分局高幹會議上的關於民主教育的一次談話內容，其主要內容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國．來說，就是反對封建的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製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愛成為合法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製度”。毛澤東 6月6日 為此致信彭德懷說“不妥”，即“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為著反封建”等等。受了毛澤東的批評之後，彭德懷在華北會議上檢討說：“我在太行高幹會講話基本是錯誤的。”
三、對同誌們提出的關於敵後根據地建設的規律問題表現出了粗暴的態度。1942年太嶽區整風時薄一波提出“抗戰初期缺少對根據地建設規律的認識的看法，不料觸怒了彭德懷同誌，他聲色俱厲地批評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我們各區黨委都感到不能接受他這個指責。”(《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
在涉及彭德懷的“錯誤”中，“王明路線”的指責顯然是最嚴重的。彭德懷後來回憶所說的：“對王明路線，我隻是在具體實踐時行不通，才被迫抵製的，認識是不深刻的。”“一定要問題發展到明顯的時候才能看得清楚”(《彭德懷自述》)。
毛澤東後來在廬山會議說彭德懷是“交不親的朋友”，“華北會議召開，人家這麽多意見，同中央關係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
彭德懷是怎樣對別人說起毛澤東所撰寫的《論持久戰》的？——“他寫的（引者注：這個他是指毛澤東）。他還想出版呢！個人寫的書隻能以個人的名義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義出版。”（摘自美國學者羅斯·特裏爾著《毛澤東傳》之337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2006年1月第1版，2006年12月第10次印刷）——請注意彭德懷在這裏強調的可是：個人寫的書隻能以個人的名義出版，不能用中央的名義出版。
對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 1943年2月8日 在太行分局的會議上，彭德懷的評價是：“新民主主義論，這個名字才怪呢，是用了日本的名字，日本人搞新民會，他叫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就搞這麽個東西。”
今天有許多人以“彭德懷問題”來打壓毛澤東，卻不顧曆史史實及其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過程中的“第三隻手”，怎樣形成官僚政治形態，並為毛澤東和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覺，毛澤東發動人民群眾起來革命，搞文化大革命，究竟是為什麽？！就是要超越這個政治體製中的官僚政治層，超越中國封建官僚政治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形態，而進行的社會主義的革命。
彭德懷的種種言論說明了毛澤東的評判正確性。
1959年8月11日 毛澤東論彭德懷及其“俱樂部”的講話：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階段，他們是參加的，他們是積極的，但在方法上他們也常常搞錯，不“左”即右。立三路線、第一次王明路線是“左”嘛，跟著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線是右嘛，又跟著走嘛。比如還有鬧獨立性，黨性不純嘛，鬧獨立王國這套東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他可以參加，這是我們黨內同盟者，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掛共產主義者的招牌。我說中國這個黨實際是個聯合會。中國這麽一個大國；是各個山頭結合起來的，山頭中彭、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經驗主義，洛甫是教條主義。我看經驗主義、教條主義，他們都是參加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至於參加共產黨，他們那個黨員稱號是不合乎他們的實際，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是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的同盟者，帶著資產階級世界觀參加革命的。對無產階級革命，他們是沒有精神準備的。我記得彭德懷跟我講過，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沒有準備的。黨內一千幾百萬黨員，很多是因為反帝反封建參加黨，後來許多人成為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這些同誌不是逐步接近。高崗路線，參加高崗集團，以及這次，我看比那兩次要惡劣，比立三路線那個時候要惡劣。比如講一些話，實在不像是馬克思主義嘛。什麽糾正右容易些，糾正“左”難些？我說是奇語，“奇文共欣賞”，那是文，他這是語。什麽“曆史經驗證明糾‘左’比糾右難”，這個曆史就不對嘛。陳獨秀究竟好了沒有？羅章龍好了沒有？張國燾跑到哪裏去了？高崗跑到哪裏去了？翟秋白已英勇犧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線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參加工作。洛甫這次又發生動搖，但王明也沒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對王明還是寄以希望。
我看現在你們猖狂進攻，一部分同誌是與西藏事件、全世界罵我們有關係的。從前全世界罵，他們還不注意。西藏問題一來，新中國成立以來是一次大規模的全世界罵我們。罵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歡迎！共產黨不挨罵，算什麽共產黨？！比如罵人民公社，從杜勒斯起就罵了差不多一年了，國內資產階級、地富反壞罵，富裕中農不讚成，兄弟國家懷疑。對於大躍進，也是懷疑的；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也是懷疑的。過去我們指標又搞高了。什麽糧食增產100％，棉花增產100％那一套。今年指標也高了，什麽3000萬噸、2000萬噸，高了。我說隻要略有增產，我就是堅定不移。糧食增產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躍進。他們說不止一成，有三成。早兩天，我問彭德懷，他也說有三成。一成就是躍進，可以增產三成，這還得了！對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些同誌沒有精神準備，一來就抵觸。高饒集團是在1953年嘛！形成這個集團的時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間，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們知道彭德懷是陷得相當深的，那時是保護過關。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為什麽那個情緒一下子反映到那邊去呢？我看要從階級鬥爭來得到解釋，從曆史唯物主義得到解釋。這些同誌對地主階級、帝國主義是仇恨的，現在革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體經濟）的命！消滅剝削階級，贖買民族資產階級，對農民、手工業者用集體化辦法。這就觸動幾億人口了。他們不理解。在這個過程裏頭，他們都是沉默的。前年5月（指1957年反右前夕），彭德懷對青年團講話：黨的政策讓他們猖狂（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毛澤東還說：他們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為達此目的起見，他們要這些東西，一個叫“集體領導”，一個叫要“民主”，一個叫要“自由”。我們現在都沒有做。你說華北會議操了你40 天的娘，你在這裏還隻操了20 天，還操不得？現在我說要滿足40 天，不然我們還欠20 天的賬，我還加5 天，盡你操，滿足你操娘的願望。但是要指出，他們所謂“集體領導”，就是要他們來領導，要高饒集團的殘餘分子、漏網分子，還摻雜點別的人來領導。所謂“民主”，就是要反現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說這種“民主”、“集體領導”與“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號。他們所謂“集體領導”與“民主自由”，與我們的是兩種：一種是反動的，一種是革命的。有資產階級那種“平等、自由、博愛”，就沒有無產階級這種平等、自由、博愛。這兩個東西是完全對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你。橫豎是生死鬥爭。這些，我看是“俱樂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們沒有階級觀點，沒有讀過曆史唯物論，或者讀過忘掉了。曆史唯物論是階級鬥爭學說，革命學說，如革命的戰略策略，是如何鬥倒資產階級，包括意識形態方麵鬥倒。都是階級鬥爭的學說。所謂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說我這個人變來變去，我是蝙蝠。開始算是你們“俱樂部”的，後頭又不算“俱樂部”的了，退出你們那個黨，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喲！這也是一個新聞。這是說7 月23 日。怎麽轉彎的？同誌們，你們不是三番四次要求我們開放民主，要言論自由，說是廬山空氣很不正常，壓迫民主嗎？我很同情你們，我說那還得了，那決不能夠。我們要告訴每一個支部，不要壓製民主，啥話都要讓人家講，無非是講得好，講得壞，放香屁，放臭屁，統統要讓人家放。人長著耳朵是幹什麽的？是聽話的。至於口，有兩個任務，一個吃飯，一個講話。所以我就答應他們，開組長會，說服這些同誌，要聽他們講話，要開放民主。
高、饒、彭、黃這個問題，帶有複雜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禍首。人們覺得不好懂，因不了解曆史變化。他們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準備，難過關，彭德懷曆史上犯過五次路線錯誤（民主革命時期三次，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兩次），過去沒有宣布過，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這些，我們過去不講。而當年高崗他們到處講“兩個攤攤”（指劉xx、周恩來），現在又到處散播，別人都不行，隻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沒有講過彭，小舟隻聽到過彭講我。人們不明白曆史曲折情況，自感覺驚奇，這點要講清楚，不足為怪。延安華北工作座談會操了40大娘。一野，抗美援朝，軍委都交給你管。隻要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還是幹軍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發轉業費嘛。我們是交不親的朋友。高崗事件時保護過關，但不改舊病。去年要辭職，我們作了決議，要你繼續幹下去。軍委擴大會議鬥爭蕭克，支持你。你卻一切都不放在眼裏。你的很大問題，就是沒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還是兩個：一個可能，一個不可能；一個能轉，一個不能轉。
彭德懷同誌提高了路線覺悟和對毛主席在路線鬥爭中策略性的認識，認清了一些人，也加深對毛主席的了解。從下麵兩封信就可以理解到這一點。
主席：
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徹底地揭發的批判，消除了製造黨內分裂的一個隱患，這是黨的偉大勝利，也給了我改正錯誤的最後機會，我誠懇地感謝你和其他同誌對我的耐心教育和幫助，這次黨對我的錯誤進行係統地、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隻有這樣才能夠使我真正認識到錯誤的極端的危險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錯誤在黨內外的惡劣影響，現在我深刻體會到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是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是極端嚴重的，現在我認識到黨和人民培養我這樣一個人付出了多麽大的代價，如果不是及時得到徹底揭發和批判，其危險性又是多麽可怕，過去由於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作怪，將你對我善意的、誠懇的批評，都當作是對自己的打擊，自己都沒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錯誤頑症得不到醫治，三十餘年辜負了你對我的教導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難以言狀，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你，今後必須下大功夫繼續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證晚年不再做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情，為此請求中央考慮，在軍委擴大會議以後，請允許我學習，或者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勞動，以便在勞動人民集體生活中得到鍛煉和思想改造，是否妥當請考慮示複。
敬禮
彭德懷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毛主席接閱此信後即作如下的批示。
此件即印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印發在北京開會的軍事、外事會議各同誌。
我很高興接到彭德懷同誌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還建議全黨同誌對彭德懷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麵嚴肅地批評他的錯誤，一麵對他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這一位同我們有了三十一年曆史關係的老同誌，對其他一切犯錯誤的同誌，隻要他們表示願意改正，都用這兩種態度對待他們，必須堅信我們的這種政策是能感動人，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是能改變的，除開某些個別的、例外的情況不計在內。德懷同誌對於他自己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工作分配的建議，我以為基本是適當的，讀幾年書報好，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每年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去作觀察和調查研究工作：則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將同德懷同誌商量，作出適當的決定。
從上麵的兩封信中，我們應該看到兩位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在大是大非的麵前是怎樣從維護黨的團結出發，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和正確對待自己。
讓我們再一次從六十年實踐出發，重新學習毛澤東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鬥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後，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餘，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複辟的。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如英國、法國等都曾幾次反複。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這種反複，如南斯拉夫就變質了，是修正主義了，由工人、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反動的民族主義分子統治的國家。我們這個國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複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於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走向反麵也沒有什麽要緊，還要來個否定的否定，以後又會走向反麵。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2009-9-22
文中力爭較好地發映事實。引用有關材料，因未作標注，請有關同誌諒解。特此致意。
附：這是劉xx 1962年1月27日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收入《劉xx選集》時被刪除的兩段話）
這裏要附帶說明一個問題。彭德懷同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誌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書麵報告中說到，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鬥爭是不是隻是因為彭德懷同誌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誌的那封信的表麵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誌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裏。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彭德懷同誌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毛澤東、周恩來插話：是主要成員。)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當是彭、高聯盟。(毛澤東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誌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背後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講，對於我們黨是有重大曆史意義的。
彭德懷同誌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誌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麽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彭德懷同誌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後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彭德懷同誌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鬥爭的根本原因。必須在這裏把這一點說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誌和彭德懷同誌區別開來。有些同誌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講過差不多的話，例如什麽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麽食堂不好、供給製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誌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毛澤東插話：沒有國際背景。)彭德懷同誌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誌，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誌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