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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請清醒吧:一個80後女孩的思考(1-8)

(2009-11-12 23:45:30) 下一個


一個80後女孩的思考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一)

    提到毛澤東,對我這麽一位出生在80初期的女子來說,似乎是在做一件不知天高地厚的事情。天多高地多厚,水多深有多淺,那些恰恰不是我們想要去考慮的事情,因為有興趣,就去做了。不要什麽理由或者道理。比如疑惑,我隻需要表達出自己的困惑,並把這種困惑呈現出來,無知者無畏,但我想這應該也是一種學習的態度。既然是學習,我想大家是不會笑話的。

   
最初的接觸,困惑就來了:為什麽現在要區分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從研究生入學考試起,我當時就將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思想這樣的答案記得一清二楚。但前提是:因為應付考試而準備的答案。後來困惑:毛澤東思想,那些先進的思想,就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就是代表黨和人民的最先進的利益的?為何毛澤東的思想,主要歸結為晚年的那些錯誤,就是他個人的思想?就是他晚年的錯誤?而不是集體犯下的錯誤?所謂晚年的錯誤,是那兩個影響中國政治命運的事件:一件是大躍進;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先來說大躍進,我們這個年代出生的人,還有誰願意去真正了解曆史。大都是從教科書裏知道所謂的曆史,他們講什麽,我們就是什麽。用這麽片麵的東東來框定我們的思想,來決定我們對一個事件的判斷。為什麽曆史不還原真實的麵貌?比如當初我在讀完大躍進的一些資料之後,就發現很多不對勁的地方,並且一個勁地對自己說:不對,不對,一定是哪裏不對。一個席卷中國的運動,怎麽說是毛澤東個人的事情?怎麽可以後來把責任全推給毛澤東一個人?即使是他在老的時候感概的一句話,承認自己犯下的錯。我們的那些領導人,就這麽順水推舟的,把責任全往他一個人身上推,特別是他老人家死了後,更把這個責任堂而皇之地帶進曆史的墳墓?我卻認為,毛澤東的魅力就是在於,他這樣的擔當精神。在那個時候,還隻有他有這個魄力,將事情擔當下來。我們設想,具體負責大躍進的,指揮那場運動的,又是誰?那麽多黨和中央領導人,誰出來擔當了?在此,我反而理解了毛澤東的心思:他的所謂的錯,是他認為這場大躍進進行的失敗,下麵的人並沒有按照他的思路去做;第二點他認為他自己的錯是他心明如鏡,知道自己用人用錯了。
   
我們這麽多做研究的人,在做研究的時候,不知道怎麽去分析我們黨的精神,怎麽采取客觀公正的態度,怎麽從現時時代的曆史環境和背景出發,從曆史的事實出發,而不是隨波逐流,或者憑借自己的主觀想象去代替科學分析。我記得毛澤東曾經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親口說過這樣的話: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曆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
   
回過頭來看待大躍進,先不說那些浮誇風,那種精神,那種氣概,有誰可以在一片廢墟上以神奇的意誌和速度建設了新中國?有誰對蘇聯老大哥隻有尊敬和友誼決不俯首稱臣,挺直了民族脊梁?有誰在那三年的自然災害裏,依然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現在可能嗎?)有誰用算盤和鉛筆讓火箭上天?有誰試製成功原子彈和氫彈?(這也是迄今為止中國唯一的核心技術)有誰把人民當人,視人民為推動曆史發展的英雄?有誰把中國推向世界,讓世界認同中國?(包括加入聯合國及於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建交)有誰提出台灣及港奧地區可以在一定時期內繼續保持資本主義製度和生活方式,願意並購想在國格平等、不卑不亢的基礎上,實行對外開放?

     是毛澤東!他說:誰讓人民過不好,誰就別想過好。
     是毛澤東!為防止官員腐敗、防止紅色政權變色而發動一係列運動,包括發動被一些人攥在手裏當把柄的文化大革命。隻是後來這場革命被人革走調了。
    
簡單地說,偉人不是自封或人為捧出的政治明星,是人民群眾用心衡量出來的。現在的毛澤東熱潮,不是官方立場,而更多的來自民間,相信大家有所意識。因為對於我們這個年代出生的人來說,對政治的關心早已經被經濟意識所取代。呼喚毛澤東精神,根本隻是一種“政治淡出”和“文化凸顯”的過程。如今關注毛澤東的,更多的是悼念與緬懷,而這種追思正是來自民間,來自底層,來自人們真實內心。
   
就如同我這麽一個年代出生的女子來說,解讀毛澤東,更願意去收獲了一個真實的毛澤東。從人的角度,而不是神的角度,理清曆史真相,我想人民之所以認為毛澤東偉大,是因為他心裏隻有人民。心裏有人民的人,人民是抹不掉他的。

 

(二)

 

每次下班回家,習慣把自己交給電腦。我喜歡手指在鍵盤上劃來劃去的感覺:讓自己纖細的手,與鍵盤進行一場不可能的回歸。外麵夜晚燈光的明媚以及酒吧喧嘩的刺激,似乎都與我無關,事實上我這樣一位喜歡安靜的女子,隻有把自己放在幹淨的空氣裏,麵對電腦,才能找回自己,才能在每個夜晚,或者每個晨昏,伴隨鍵盤的音符,與文字起舞。
   
最近提的最多的是:重慶打黑,和毛澤東思想。在重慶生活,幾乎每天都可以聽到關於重慶打黑的各種版本。其玄乎勁兒,越聽越玄。但對於薄熙來的那句話,我還是依然不爽,什麽打黑不是我們要主動而為,而是黑惡勢力逼得我們沒有辦法。這話說得,感覺眼前一片黑暗的樣子。拿出當年老毛打土匪的勁頭,來一句打擊黑惡勢力是我們主動而為!盡管黑惡勢力並沒有把我們逼得沒有辦法!,假如是這樣說,我想,即使像我這樣一位女流,都會聽得暢快淋漓。
   
這裏又提到了毛澤東,又來了困惑。想起在評價(一)裏,網友有笑我的幼稚,說當你吃過觀音土,被上山下鄉過,一直處在半饑餓狀態中才能理解毛澤東的思想,還是回家問問你的父輩,再來發帖吧,至少你沒有餓過飯。
   
發帖是清荷權利,清荷雖小,但會思想。至於思想深淺,清荷願意在網裏成長,這不是件丟人的事情。清荷雖然沒有上山下山過,也沒有吃過觀音土,但就這事確實問過父輩,老爸隻說這麽一句話:那個年代,是很苦,但精神很高。

   
對老爸說的精神兩字,我便一頭紮進了圖書館。才發現那個時代人民為何的原因。也因此有話要說,說的是否正確,還是那句話,不怕取笑,做皇帝新裝裏的那位孩子,清荷不覺得幼稚。

   
吃觀音土,是經濟建設方麵的事情。經濟建設撇開政治不說,從經濟改革和人才兩方麵來對比,我們來看看,這樣的責任,是不是屬於毛澤東的?
   
有人說經濟改革方麵,毛澤東隻會建立江山,卻不會建設江山。把江山拿下來了,人無異議。而對於今日中國經濟建設,沒有多少人認為那是毛澤東的功勞。並且得出結論,說老毛隻會打天下,不會坐天下。例子就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並且一提這兩事,就有人說,大躍進那個愚昧啊,文革那個慘啊。事實果真如此嗎?毛澤東真的不懂經濟嗎?毛澤東真的不會坐江山嗎?
   
然而事實呢?我們先來看一下當時中國現狀:當我坐在圖書館裏,一頁一頁查閱史料的時候,那種震撼,依然叩痛心扉:那是一個什麽樣的年代?毛澤東是怎麽把這個爛攤子扶起的?又是怎麽去交給後來人的?
   
農業上,完全靠天吃飯。當時江河水患頻發,旱、澇、蝗災害每年不斷,到處都有土匪出沒,到處都是逃荒要飯的農民,山崗上用破草席裹著的屍體也不鮮見,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都是問題。
   
工業上,用可憐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除了東部和內陸的中心城市有一些輕工業之外,基本上沒有什麽像樣的工業。國內使用的許多工業品幾乎清一色標注字:洋車洋房洋麵洋布洋火洋油洋糖洋釘洋鞋洋襪等等,看到這些帶的字,我這個年代出身的人,用一個指頭都可以想象:連這些東西當時國內都沒有嗎?
   
再看國內情勢,當時國民黨離開大陸時帶走了多少資產:黃金277萬兩,銀元3526.9萬元等。這是一個什麽概念?也就是說這些金融資產雖然造就了後來台灣經濟騰飛的童話,但卻使大陸斷絕了經濟發展的資金這一重要條件,使建設不得不在真正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重新開始。
   
假如你是毛澤東,在麵臨農、工、商以及社會混亂的這樣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時候,你該怎麽做?你還要一麵領導廣大人民進行抗美援朝戰爭,還要開展土地改革;還要組織圍剿土匪,還要搞三反五反運動,還要大力恢複、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事業。你該怎麽去做?
那麽我們來看下麵的事實,看老毛在不足十年的時間裏,(我們提改革開放基本時間也是20年),把我們的中國變成什麽樣兒:
工業方麵,12個第一。
1958年3月11,第一台半導體收音機製成;
1958年3月17
,第一套電視發送設備試製成功;
1958年4月12,第一台40
匹馬力柴油拖拉機出廠;
1958年6月1,第一台最大的平爐在鞍鋼建成出鋼;
1958年7月17
,第一個最大的煉鋼廠武鋼煉鋼廠開工興建;
1958年9月14
,第一台內燃電動機試製成功;
1958年11月28,第一艘由蘇聯設計中國製造的排水量2.21
萬噸遠洋貨輪躍進號下水試航;
1959年1月1,第一台138
噸交流電力機車試製成功;
1959年1月1,第一座重型拖拉機廠建成投產;第一台液力傳動的內燃機車試製成功;
1960
年,第一座大型氮肥廠,試製首批氮肥;
1962
年,第一台1.2萬噸壓力自由鍛造水壓機製成。
以上在工業上的第一,為新中國經濟建設在鋼鐵、機械製造、交通運輸、電力、電視及航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沒有這些鋪墊,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要依托什麽基礎?
再看鐵路建設:
1958
1月,寶成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68.5公裏);鷹廈鐵路全線通車(全長698公裏);
1958年3月1,昆明鐵路通越南鐵路正式開始國際聯運;
1958
8月,包蘭鐵路通車(全長1000公裏);
1958年10月21,北京-
包頭-銀川-蘭州航線正式通航;
1959年2月7,黔貴鐵路正式通車(全長605公裏);
1959年4月1,北京-
平壤國際航線正式通航;
1959
12月,重慶白沙沱長江大橋建成通車;
1960年1月1,蘭新鐵路通車(全長1315公裏);
1960年4月21
,鄭州黃河大橋建成通車;
蘭新、寶成、黔貴、鷹廈、包蘭五條鐵路的建成,改善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內陸交通,對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58
6月,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開始運轉,同時建成回旋加速器;
1959
9月,中國第一台每秒運算1萬次的快速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試製成功;
中國發展尖端科學邁出了重要一步,為國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農業方麵:
1958
5月,修建十三陵水庫;
1958年11月18,海河攔河大壩合攏,使華北五條內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並使海水不再反溯內河,從此鹹淡分家;
1958年12月9
,黃河三門峽截流工程全部結束;
1960年1月1
,黃河劉家峽水庫勝利截流;
1960
年,河南省林縣,紅旗渠破土動工,曆時9年,於19697月竣工。全部工程為民辦。
1960年2月24,黃河青銅峽水庫攔河壩合攏截流;
1961年3月17,廣東省珠江三角洲排灌電力網第一期工程完成,受益農田250
萬畝;
1961年12月22,新華社報道出現一批新的電力灌溉區,其中有著名的產稻區廣東珠江三角洲;江蘇南部和北部地區。(現在這些地方哪裏還有農業)
   
大躍進期間,治理和黃河,自劉家峽、青銅峽和三門峽水庫的建成,黃河未發生大災大險,黃河基本被征服了。
   
最重要的是,中國的科學家們,在這種一窮二白的實際情況下,靠的隻有大躍進的這種苦幹精神,推翻了一百多年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貧油國的錯誤結論,在大慶找到了石油。當大慶工人們高呼把貧油國的帽子甩到太平洋的時候,我們仿佛聽到了中國大地脈搏的跳動聲。人民的歡呼,與今天的這些喜歡,那一種更能振奮人心?
   
寫到這裏,清荷早就熱淚滿麵,盡管在大躍進運動中,出現了浮誇風,但那些並不是毛澤東的初衷,他的初衷,一樣地是為人民。為後人造福。因為它是以人民公社為基礎,是動員億萬人民組成勞動大軍的。毛澤東並沒有為了自己的功績,也不是為尋求個人私利。僅僅這一點,我們現在的很多人民公仆就應該學習。清荷認為,曆史隻有存真才能存史、才能存信,或者隻是一紙謊言。而我們知道的大躍進所出現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大煉鋼鐵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宣傳的並不是毛澤東。毛澤東在這段時間把精力主要放在革命上。有事實為證:1959723日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已經做了說明,他說: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毛澤東所說的革命主要指的是下麵這些事情:
   
由於蘇聯變修,世界革命的中心移至中國,當時毛澤東的主要把精力用於研究馬列主義理論,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研究思考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當時,中東局勢緊張,伊拉克取得反帝勝利,美國不甘心失敗,出兵中東,同時和盤踞台灣的蔣介石勾結,訂立美蔣共同防禦條約企圖永久霸占台灣。蔣介石又叫囂反攻大陸。英帝國主義與印度反動派又何西藏達賴喇嘛相互勾結準備叛亂。毛澤東在這種情勢下,坐陣前線,指揮炮擊金門,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東的兵力引到台灣海峽來,從而減輕中東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壓力。另一方麵,還要考慮如何準備對付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農奴主反叛問題。
   
由此可知,當我們知道一個國家領導人,在那樣的一個實際情況下,所做到的努力。而我們應該依然從人的角度,而不是神的角度去作為批判標準。也不應該在人家去世後,把責任推得一幹二淨。毛澤東在1974年寫了一首詞,叫作《訴衷情》:父母忠貞為國酬。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願,付與東流?
   
讀這首詞,常淚流滿麵,在積貧積弱的新中國的誕生初期,在一無所有中帶領全國人民進行創造性的建設,靠的是什麽?靠的是團結一心,是我們國人的誌氣,是我們的骨氣和傲氣,是強大的精神動力,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用這種精神,最終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奠定了國際上強大的政治基礎。而我們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成就,也不是空穴來風的,是建立在這些基礎上的。雖然到現在,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了,但看看我們的GDP,裏麵大部分是外資、外需,中國卻連先進的汽車發動機,先進的計算機核心,都造不出來,更別說震撼世界的成就了;wto帶來的,好像也隻有頂了一個世界加工廠的帽子而已,我們強大了嗎?我們成了真正的大國了嗎?我們有很強悍的支柱產業嗎?我們有厲害的製造業嗎?我們口口聲聲說是農業大國,現在我們在農業方麵在哪裏呢?最重要的是,我們正在一步一步地喪失什麽呢?這樣的話,本不該我這麽一個小女發問,大家也心知肚明。

再看人才方麵,毛澤東時代,國外的科學家擠著回國報效祖國,他們在生活條件待遇都那麽低的情況下,毫無怨言。改革開放,別說是科學家沒有回來過,大批的人都擠著出去。就連現在的高校,幾個學生願意留在國內?這是事實,我們不能不否認這個事實。我的同學,除    了我沒這想法之外,沒有一人不想出去的。而且他們想都不想就脫口而出:能出去當然要出去了,留在國內幹嘛啊?國家培養我們這麽多年,培養成了所謂的高學曆知識分子,結果卻是一句話:留在國內幹嘛?嗬嗬,難怪我媽說把我生得這麽笨?人家腦袋有筋,你連一根筋也沒有。可是就我這沒筋的人,也隻認一根筋:國家培養我們這麽高的學曆,我得留下來做點什麽。
    毛主席
講究的是愚公移山精神,我們現在,卻在試圖快餐消費。愚公移山的速度雖然慢,但穩心;快餐消費雖然可以跟上步伐,但鬧心。穩心與鬧心,你願意選擇那一種?

(三)——回點點允兒的話

    點點允兒:清荷姐姐,我昨晚留了言,也很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今天我特意去請教了兩位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老人,想更好的了解當時的真實曆史。但是他們說的話,讓我很驚訝,和84樓的說的查(差)不到哪去,我真的茫然了。感覺他們從橫向看待一個人的成就,軍事上打倒國民黨,趕走日軍,文學上的詩歌成就,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是對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不滿的。他們認為完全處於個人私利,讓我很茫然。希望姐姐更真實的去弄清那段曆史,願拜讀大作。
    對於點點允兒的帖子,清荷頗感欣慰。欣慰因你我同為80,能相遇在這裏。對於你的困惑,清荷也曾一樣困惑。並對於教科書上的文革時期文化的一片荒漠,而認為不可思議。大躍進的浮誇風,也覺得隻要是人,一個手指頭都能想到違背常理。但為何我們不疑惑:這樣的常理,怎會發生在聰明的毛澤東的身上?人說是,那我們覺得就是?若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也一樣地犯了人雲亦雲的錯誤?
    你在帖子所說的“對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不滿的。他們認為完全處於個人私利,讓我很茫然。希望姐姐更真實的去弄清那段曆史”。對於你的茫然,清荷姐姐也茫然過。
    第一,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犯的錯嗎?
    第二,毛澤東真的是個人私利嗎?
    先回答你的第一個問題,我們都認為大躍進是錯的,因為大躍進搞浮誇風,可是是誰搞浮誇風,大家一致認為是毛澤東?在這裏,清荷的問題來了:是不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是毛澤東,沒有錯。並且他的號召幾乎沒有任何人反對,並且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既然沒有人反對,說明對了。怎麽會錯?要是錯了,就不是毛澤東一人錯,是所有人錯,對不對?
    大躍進沒有錯,大躍進搞浮誇風錯了,是毛澤東搞的嗎?毛澤東相信畝產幾萬斤嗎?清荷就是帶著這個問題去查閱史料,想考證毛澤東浮誇的事實。結果卻看到這些資料,我們從一個人最基本的思維去分析,就可以知道,我們作為80青年,需要的是學習,而不是道聽途說。允兒妹妹,下麵是我查到的資料,你可以借鑒:
     第一,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139頁這樣的說,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意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匯報說,畝產可達10萬斤,毛澤東聽後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澤東說: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領導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是“放大炮”。《人民日報》曾經登過一幅照片,就是5個小女娃站在稻秧上,毛澤東搖頭風趣地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呢?”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麽!”毛澤東到湖北省,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實驗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他不相信。外國朋友問毛澤東,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麽產生的,他一笑置之,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第二、當時時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吳冷西的《憶毛主席》95-103頁說過: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幹勁很大,地裏莊稼沒有收時,毛澤東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會鬧得天下大亂。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心裏是清楚的。我想,為什麽他心裏清楚,卻對於負責大躍進的領導不去製止呢?不去製止這種行為,本身是不是一種錯?這才是我要去思考的問題。後來我們從曆史都知道,大躍進發生的年代是1958年,那麽,我們再去看1958年毛澤東在做什麽,他是不是一種私利的行為?
      從曆史可以知道,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起,毛澤東就有意退居二線,著重培養接班人。如果他是自私的,為何不自己世襲“王位”而有意退讓?為何提出國家主席、黨的主席不得超過兩任?再細想,我們今天來看,作為主席的毛澤東,在打下江山之後,他的親人他的親戚有沾了他的光的嗎?再看看現在的高幹子弟,誰不是子憑父貴?毛澤東在自然災害的那三年,不也是每月26斤糧嗎?而我們現在的某些人,不僅僅把自然災害的帳算在毛澤東的身上,而且一個國家主席,吃了兩餐肉,就那麽不依不饒。對於一個老人來說,他為我們新中國的嘔心瀝血,卻得到這樣的挑剔,我們忍心這麽苛刻於他麽?而作為我們80青年人,難道眼睛也要被這些東西遮蔽嗎?
      回到正題,毛澤東在退居意思之後,也為他正式退出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正式提出不再作為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大會也一致通過這項提議。隨後,1958年4月18日—2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劉少奇正式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也就是說,大躍進期間,真正唱主角的,是誰?是毛澤東嗎?那些說毛澤東不知一畝多少斤糧食的人,應該記得《1956年—1976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吧。這個《綱要》是毛澤東經過兩年實踐,多次修改提交的。並且在1958年5月5日——23日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大會通過。1960年遞交二屆人大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綱要》要求從1956年起12年內,糧食畝產量黃河以北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達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河以南達到800斤,棉花(皮棉)畝產量按各地情況分別提高40斤、60斤、80斤和100斤,等等,在未來12年內各方麵有一個大的發展。
      這個綱要正是大躍進初始期間毛澤東製訂的,毛澤東通過了幾年的細心努力,兩次中央會議討論適才形成,可謂是慎重之慎重。那麽在5月通過的《綱要》,8月劉少奇就弄出了黃河以北的徐水縣,要求畝產小麥12萬斤,皮棉5000斤,為什麽我們後人不對劉少奇和負責把宣傳口的責任人問為什麽?卻把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我們今天的人們,也跟著起哄?
     吳冷西作為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他在寫《憶毛主席》的時候,是最好的發言人,毛澤東一再交代他一定要嚴格把關,搞浮誇風不好,但是吳冷西自己也隻聽了很短的毛的話,最後也隨之大流了,執行毛澤東的政策的人,可能當時已經不再把毛澤東的話放在心裏了。最後弄出了問題,又開始要毛澤東來處理,來擔當了。於是便有了後麵的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什麽的。
    允兒妹妹,我們不是曆史的親曆者,但是我們的教育告訴我們凡事客觀分析,對於長輩的話,我們需要聆聽,但是判斷能力在於我們自己。隻有自己先有一顆清醒的頭腦,才可以不盲目隨從。就如同毛澤東在1958年11月9日《關於讀書的建議》中說到:“要聯係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種清醒的頭腦,以利於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後毛澤東召開一係列重要會議大力糾正“左”傾錯誤就可能予以澄清。毛澤東建議的兩本書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而在這裏,我們為什麽不去停下來琢磨一下老毛的憂思: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這個很多人,是誰?
     還有,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XXX從來不找我,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58年8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管他們說了算,弄得我也沒有辦法。”
    允兒妹妹,在這裏,清荷姐姐隻是一家之言,你也隻可以聽聽而已。但我認為,無論別人怎麽詆毀毛澤東,我們不能夠隨波逐流。我們要有自己的思想,獨立的思考問題的能力,要看到毛澤東他的胸懷以及處處從大局出發的苦心,為了黨的團結,為了在摸索中前進,為了穩定全國形勢,他一個老人,是如何去做的?清荷認為,一味地去責怪別人的人,是不會把世界看得美好的。“你是怎麽看待這個世界的,這個世界就怎麽看你”,清荷姐姐一直記住這句話,也希望與允兒妹妹共勉,我希望我們心裏裝著的是花園,而不是垃圾。

(四):關於“文革”的思索

      中國人沒有不知道文革的。現代人聽文革,像聽故事;訴說人講文革,把故事渲染得出神入化。無論是親曆者還是道聽途說者的訴說,好像講得越離奇就越不離譜,真是說不盡的文革,說不完的故事。還有一些“文革”回憶錄的作者,總是喜歡把自己打扮成“落難英雄”,將責任往死去的人身上一推了事。當這些故事被輸入到我們這群80後青年的耳中,主題基本就是一個: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清荷不聽故事,看史料。清荷認為,曆史可不是馬戲團,也不能當快餐消費,更不能作茶餘飯後的點心。分析曆史問題的絕對要求,是依據史實,並把問題放到一定的曆史條件下,才能分清。 
     近來看了許多關於1966-1976年之間的材料,右的左的,上的下的都有,加上與親曆過文革時期的父輩們交流,有了一些自己的思索,與各位網友探討: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是滿足自己專製獨裁者的私欲,還是憂思當時的一群“社會承擔者”?還是為了什麽?
      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把那10年弄得胡煙瘴氣,麵目全非,人心惶惶,這是人們對文革的印象。我們似乎也接受了這個觀念,認同那是一個無知野蠻的年代,群魔亂舞的10年。那麽,問題就來了:既然說文革暗無天日與民不聊生,完全是毛澤東權力欲望與獨裁者的私欲膨脹的象征。甚至一些研究者們特意渲染了很多黨內權力鬥爭的細節過程,將毛澤東描述成為一個權力欲望極大,整人不擇手段的陰謀家?那麽我們來分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革,中國共產黨執政短短17年,即使是文革結束,也就27年。27年時間竟有10年處在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中,為什麽人民就不起來推翻這個獨裁者的統治呢?如果共產黨在這麽短的時間內製造了這麽大的災難,那麽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又在哪裏呢?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是10年啊,10年的時間真的是水深火熱,將足夠把國民喚醒吧?可為什麽人民非但沒醒,反而認定毛澤東的領導?說毛澤東罪莫大焉,完全是一副獨裁者專製的姿態,那麽為什麽他在人民群眾中仍有那麽高的威望?還有這麽多人去為他辯護?甚至還有反對他的人也一度不得不打著他的旗號去打倒自己的政治對手呢?有人說當時毛澤東在人民的心中已經完全神化了,已經是一種瘋狂的個人崇拜。既然毛澤東已經是一個神了,他還擔心他的權力會不穩定嗎?他還會擔心有人威脅他的位置嗎?他還需要用“文化大革命”來進行一場“權力鬥爭”嗎?憑清荷思考,當時候不可能有人向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權力”挑戰,毛澤東想打倒一個人根本不困難,也根本不需要“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進行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結合這些情況,毛澤東的權力私欲的念頭,要去治一些人的說話,成立嗎?
既然不成立,發動文革的目的,是為什麽?清荷認為,最初,毛澤東是憂思於“社會承擔者”的現狀,將江山交給這群人來打理的放心度的問題。
      “社會承擔者”指的就是我們的人民公仆。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幾年,毛澤東發現有些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老革命開始特權享受,放鬆自己,膨脹了私欲,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顧。毛澤東在這裏,一直保持著最大的警惕性。比如腐敗問題。從史料可知,腐敗現象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多見的。但在當時已經露出了許多苗頭。這些苗頭有可能將他奮鬥了一生才建立的人民主權社會主義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是他所絕不能接受的?
      當時黨和政府中,就已經有人開始有了特權享受和物質享受的事情,1951年11月中旬,河北省委召開第三次黨代會,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汙罪行被揭發,毛澤東對此事極為關注,親自過問和批準了對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汙案的處理,下決心堅決予以嚴懲?對於毛澤東來說,腐敗現象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是嚴重違背了人民的利益的,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麵的,見微知著,防微杜漸,這是古人講的,而毛澤東是想把所謂的腐敗消滅在萌芽狀態。毛澤東並不是一個有著嚴重私欲的統治者,如果是的話,他完全可以輕鬆地利用自己統治者的特權,做對己有利的事情,但是我們並沒有發現毛澤東做了什麽事情。而是看到了他自己的兒子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的時候,國內請求毛澤東將兒子的遺體運回國,但是毛澤東懷著巨大的悲痛,沒有同意。而是將毛岸英與其他烈日一起安葬於異國他鄉。這是需要多大的胸懷與氣度!這次溫家寶總理在朝鮮赴誌願軍烈士陵園憑吊毛岸英等烈士的時候,我們清清楚楚地見到溫家寶總理眼含熱淚,對著毛岸英的墓碑三鞠躬。這三鞠躬裏,包含著多少語言,多少寓意?一位開國元首的兒子,這個時候並沒有享受到父親的任何特權,依然屍骨埋葬他鄉。我們再回過頭去想想,當初毛岸英與劉鬆林結婚,毛澤東參加了婚禮,隻送了一件穿過的大衣,並對兒媳說:“白天岸英穿,晚間你蓋,都有份。”誰讀到這裏,不會像溫家寶那樣,眼含淚水?從這一點看,毛澤東有特權思想嗎?他心裏裝的是個人嗎?
      毛澤東正是從自己的個人做起,以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堅決不允許幹部與人民對立起來。毛澤東已經發現擁有資格的‘社會承擔者’許多官僚的一麵。毛澤東擔心的是,官僚機構有可能走到人民的對立麵,甚至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195-196頁上說道:“毛澤東已經發現,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在人員構成上還是在組織機構上,至少都不能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可能是指具有美德並擁有資格的‘社會承擔者’。在毛澤東觀念中,這種美德是指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艱苦樸素,目標遠大和嫉惡如仇等等的品德的集合”。
      毛澤東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希望在中國按照畢生的理想建造一個純潔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民主權的國家,這個理想容不得別人半點汙染?所以,當他意識到這一點,認為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從這個認識基點出發,毛澤東立下了對黨內腐化行為嚴懲不貸?絕不手軟的堅強決心,並不為任何請求稍加寬恕的意見所動?
      從舊中國走過來的中國人民的整體國民素質是令人堪憂的,毛澤東深知中國人在思想上受到儒家中庸習性的毒害之深,深知中國的工人階級不但數量很幼稚,質量上也很幼稚,中國農民對自己的要求一直依然是魯迅筆下的那群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個黨如果變質,那一定會是先在思想變質,就會出現兩極分化等各種嚴重局麵。所以他一直從黨的生存理論進行思考,小心翼翼地導引著這個政治集體?他以曆史為鏡,一次次開展各種思想上的肅清運動,徹底地將人人不願出頭的中國人團結在一起。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中說:“幹部決定一切”,那麽“群眾呢?”有代表說:“跟著毛主席走,就不會犯錯誤。”毛主席說:“這句話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個人有對有不對,對就跟,不對就不跟。不要糊裏糊塗地跟。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即使掏大糞的、掃大街的。隻要他有真理。”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工人,我們的農民達到這一程度了沒有?我們的共產黨黨員,我們的人民勤務員、公仆們達到了這一程度了沒有?毛澤東提倡向雷鋒、門合學習,把陳永貴、吳桂賢等工人、農民請入中央委員會就是要改造中國人那種“非常頑固和保守”的壞習慣,造就勇於承擔社會責任者的具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精神,文化大革命就包含有這一內容: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喊出:人民萬歲!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成: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出發點是解決黨和國家肌體中存在的陰暗麵,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發動這次革命的意圖,從毛澤東在陳正人1964年12月4日給薄一波的信上做了的批注可以看出,他已經意識到幹部蛻化變質的狀況有著相當大的普遍性,增強他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的緊迫感。同時,他認為文化教育領域內,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已經占領了優勢。他在對文藝工作批示中所說:“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所以“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鬥爭重點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不是偶然的。顯然,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而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他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毛澤東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改變顏色也快得多。隻要把上麵的問題解決了,下麵的問題不難慢慢地收拾。上層的權力鬥爭向底層群眾的折射,上層的鬥爭思路和方向是很明白的,向外傳出的信息是很清晰明確的,但是這種鬥爭在反映到下層運動時,被極大地扭曲了,不再是一個高層派對應一個群眾派別,而是被某些階層和利益集團有意地攪成了渾水?所以毛澤東最初的意圖並沒有得到有效地執行,在運動最初五十多天裏,主動權掌握在走資派手裏,他們利用既得權力,打壓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實際上派性幹仗,武鬥死人的現象主要僅發生在1967--1968年的幾個月中。其實,現在我們不少人都知道,製造武鬥的人中不少人就是故意破壞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派,煽動派性是他們的陰謀手段,這一現象很快就被黨中央製止了,文革並不像有人所說的是十年內亂。毛澤東隻是低估了對手的能力,曆史證明,人民的力量是最強大的,但也是最難控製的,原因在於底層的人民群眾不會都象毛澤東本人那樣擁有極高的政治分辯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確地誤導。
     可以說,毛澤東的文革並未達到他的目的。相反,由於他對敵人的輕視,太多幕後指揮的方式,而少有正麵鮮明鬥爭,使他與他所依靠的群眾有了信息傳遞上的不暢,從而使對手有了周旋的空間,這也和他本人年老力衰有關?但是他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憂心,我們不能否認,更不能妄加結論詆毀毛澤東。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在《不停頓的革命者》一書中說:“毛澤東所關心的是確保8億人,到本紀很可能達到10億能有飯吃並使他們的住房、醫療和受教育的條件得以改善。當今社會上除了許多噪糟雜音外,毛澤東將會了了“夙願”嘛!”   
     我們今日提倡的和諧社會,提倡科學發展觀,都是在結合我國國情之下提出的,任何指導思想的提出,是一個方向,或者一個戰略舉措。不論執行過程中出現什麽新的問題以及挫折,我們都不能懷疑其本意的正確性?文化大革命在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甚至被誇大的問題,並不是毛澤東的初衷。雖然在文革10年經濟、文化以及政治上並沒有像傳說的那麽恐怖(事實上經濟一直在向前發展的,曆史也有明確地記載)如果我們隻記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殺?經濟又落後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澤東一個人的身上的時候?那麽請問,文革之後的文人自殺現象還少嗎?海子、顧城、徐遲、三毛等等,我們生活的當今社會,哪天的新聞裏沒有人自殺?在我們現在提倡的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大學生畢業就失業的現象,文化產業化,文人市場化,工人下崗,醫療昂貴,還有我們這群80年代的人一個個背負著沉重的“房奴”的擔子奔波在生存的路上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該將這一切的責任推在誰的身上呢?

(五)  精神的流放者

       了解毛澤東,肯定是近年來的事情,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對毛澤東的認識,一直停留在教科書和曆史書上給予的階段。他有一些軍事才能,卻在晚年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的這麽一個人。對於沐浴在改革開放春風裏成長起來的我們來說,聽到更多的應該是改革開放如何的好,如何的順應潮流,而絕對是諱言毛主席的功績和“毛澤東”這三個字的。當然“毛主席晚年犯了嚴重錯誤”這樣的話便作為曆史定性,並輸灌給我們這一代人以及試圖繼續輸灌給下一代代人。

     在他逝世30多年後,我才去翻閱《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書信集》等,並且讀他的那些詩歌。我發現:這是一位被時代誤解了的老人。他的聲音已經長期被時代的喧囂淹沒了的偉人。他這一生,就一直在戰鬥著,為了人民,為了我們的時代。可是我們的時代正在誤會著他,他卻依然用他的思想,正確地理解這時代。毛澤東,他並沒有辜負時代,是時代辜負了他。他也並沒有失職,是時代的失職。
     可是,有多少人這麽去理解呢?他現在就像一個流放者,被他的祖國流放著。而這個祖國,曾經是他為之付出畢生的戰鬥精力的國家;流放他的,是這個他曾經那麽信任的人民。流放者的靈魂還沒歸來,至少還沒有完全歸來。他的思想仿佛一直凍結在巨大的冰塊裏:即使是終於取出來了,沾帶著冰雪還在慢慢融化,以至於我在透過曆史的迷霧,與他老人家進行一場場思想上的回歸的時候,我依然看到他的憐憫以及寬厚。我依舊感受到時代帶來的一陣陣透徹骨髓的寒意。
     在許多人的眼裏,特別是我們年輕人的眼裏,毛澤東仿佛有兩個:早期的他,和晚年的他。事實上教科書上就是這麽說的,居然還根據這個期間定性了一些事情,得出了一些結論,什麽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什麽個人的錯誤以及集體智慧的結晶。同一個人,前後期彼此如同陌生人。人們常常有選擇地相信其中之一,並且認為這才是毛澤東最真實的一麵。或者說這足可以概括毛澤東的全部,人們,為什麽要去做  出這樣的判斷呢?為什麽要給下一代進行這樣的教育引導呢?
     我們現在,有幾個年輕人,能夠自覺地,這樣來讀毛澤東思想?而事實上他的思想對我這樣一位新時代的女性來說,帶給我的,自然是一種顛覆性的打破。顛覆性的打破自然有顛覆性的認識。我可以假設:有兩個華盛頓,有兩個斯大林,有兩個列寧或者馬克思——這些都不會使我吃驚。但我永遠不會懷疑:隻有一個毛澤東。再也不可能有第二個了。甚至,想模仿他,注定都會失敗。 
    清荷就常常在想:對於這位正在被我們這個時代所流放的偉人來說,最沉重的是什麽?不是消逝的生命,不是紀念堂裏的水晶棺墓,也不是那安詳躺下的軀體——而是他臨終前的歎息。這是隻有靈魂才發出的聲音,甚至使肉體本身就變得虛無了。我相信靈魂在麵臨死亡的那一瞬間才會醒來——在此之前它一直處於沉睡的狀態。直到受難者會再次呼喚他的醒來,直到受感染的人民終於會意識到自己將會成為時代的悲劇的主角的時候——他就會醒來。

(六)

     就是今天的事情: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接到友人電話,他跟我描述:他現在正在一個村裏,與百來名警察以及政府官員,在強製拆遷農民房子,他自己代表政府一方。他在一旁看著,看一個農婦半爬在地上,髒兮兮的臉,撕心裂肺地哭著,看她去擋警察手裏的電棒。看一個孩子,眼睛驚恐地,縮在那裏發抖。看一位老嫗,拿背抵著牆,躬身,繃緊沒有力量的身軀,卻在竭盡全力地抵抗。他在電話裏這樣給我描述的時候,語態平靜地。我在聽著。他問我聽到拆遷的聲音了嗎?聽到哭喊聲、喧嘩聲了嗎?我說嗯。我再說不出第二個字,他說他隻能看著,而毫無力量。他說他現在的身份就是儈子手。他說他這個警察,卻保護不了人民的利益。我還能夠說什麽呢,他自己已經四分五裂了,他自己的心已經開始在流血了。  
     再想起前段發生的事情,先是召集全國的縣委書記去集訓;後又召集公安局長去集訓。主題都是一個:如何防止群眾群體性事件發生。  
    再想起毛澤東發動的任何運動,目的隻有一個: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  
     一個是為了人民,一個卻要防止人民。兩個不同的時代,給了人民這樣不同的待遇。這就是我們要看到的結局?你可以不承認這個結論,但你必須相信這個事實:你們正在用強製的手段,用那些“精英們”認為“理性”的方式,來處理了人民的事情!“理性”這個詞又要在這裏要被清荷罵了,甚至你完全可以在這裏嘲笑清荷的不理性。什麽大局,什麽長遠利益,那些沒有估計人民的利益的利益,是長遠的利益麽?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我們正在一步一步地,偏離了理性的真實軌跡!因為清荷發現,我們的資改派的這種作為,已經離開了人民,而且越走越遠。你們不是口口聲聲罵文化大革命那段錯誤的曆史嗎?罵文革的殘暴嗎?那麽,這樣的行為,又是什麽樣的一場“革命”呢?  
    在這裏,清荷需要提醒的是:曆史是沒有錯的,隻有被掩蓋或未知。資改派大肆渲染著:毛主席發動群眾運動的慘無人道,破壞性曆史絕有,並且如此草率地將文革定性,就是企圖用掩蓋曆史的方法來掩蓋事實;而私有化市場化卻使得中國絕處逢生,忽如一夜春風來,未知的曆史又將如何來書寫這一段的曆史?這股所謂的“春風”給人民帶來了“春天”了嗎?  
    事實上這樣的“春天”對於不是人民的人來說,確實是實實在在的春天,因為有了像文強那樣的公務員,可以住幾千萬的別墅,可以魚池裏不養魚,專門養人民幣。而人民的“春天”呢?那就是有了我們工資“被增長”、個人“被就業”、生活“被小康”。就是我們的工廠倒閉,工人下崗;農民“工”
     而不農,“城”而返鄉;大學生畢業就失業,昔日的“驕子”,今日的“蟻族”。而祖國的花朵,我們的兒童成了典型的“留守”。就是每天在電視上、網絡上出現的那種鬥毆、強暴、燒擄、綁架的新聞;就是今天暴露出的令人毛骨悚然“黑煤窯”的事件;就是那些鬼妻、殘童事件,僅深圳警方一年送到火葬場的殘童屍體就有280多具!這類慘絕人寰、超越人類曆史上所有罪惡的最為野蠻殘暴的事情,就是我們改革開放要“改”出來的嗎?這種人類曆史上所有流氓惡棍都沒敢突破的文明底線,在我們今天的特色資改道路上,出現了呢?而毛時代有這樣的事情嗎?  
     清荷雖沒經曆過文革,清荷也困惑十年文革既然慘無人道,為什麽人們不極力反抗呢?而一個個那麽鬥誌昂揚?既然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為什麽人民不去推翻他呢?有人說是人民不敢反抗,是害怕被鬥?那麽雷鋒是毛主席壓迫他去做的麽?錢學森回國做研究是毛主席壓迫他去做的麽?人民害怕,為什麽在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刻,正在水稻田裏勞動的大男人失聲痛哭,正在工廠裏勞動的工人集體大哭?整個中國人民那一刻的悲痛響徹雲霄,有人壓迫他們去哭嗎?還有,為什麽被曆史描述的“十年浩劫”裏,卻無貪、無賭、無殺擄掠綁,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在1966~1978年間,我國的犯罪率為2.4%, 沒有假文憑假學曆假證照、假警察假軍人、假成果和偽劣商品,沒有黃賭毒,消除了拐賣婦女兒童;公務人員普遍地廉潔奉公,被國際組織評為最廉潔國家。  
     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卻被我們的資改派徹底否定。資改的路上,出現了問題,一律用“必然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新問題、新情況”來糊弄。與其說是糊弄,還不如說是在愚弄。當然,出現上述的那些結果,或許你可以承認,說不是你的初衷,我們也不想看到這樣的結果。事實上文革是一次思想革命,而改革是一場經濟體製革命。你非得要把兩者剝離開來並徹底劃清界限,非得要把文革的曆史描述成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非得要突出你們自己所謂典型的觀點以及所謂的“特色”。這樣的“非得”,給人的感覺就是挖井的有罪,吃水的有功。  
     現在一部分人的確富起來了。這就是特色。可是這樣的“特”是建立在什麽基礎上的?是建立在把大工程都停了,科研都停了,軍隊要“緩一緩”,把這些錢給你發了工資,獎金。結果現在我們什麽大項目都沒有做。核彈也不搞,什麽飛機,軍隊的現代化全部遲滯。認為和平與發展時代背景下大戰一時打不起來,國防和軍隊建設可以“緩一緩”等等。清荷的話,又會招致“精英”們的罵,又會拿我的“不理性”說話。問題的根源就在這裏。“精英”的看法就是,搞什麽原子彈、武器、飛機啊,還不如去搞GDP,搞得人家現在說我們是威脅了。美國天天搞你,還說你軍費過高,結果一炸南聯盟大使館,知道不對了,馬上把這些東西全部加速,於是07年開始重新搞核武器了,開始漲軍費了。  
     還有,原本自主的工廠變成了人家的加工廠。工人們把你的未來透支,給你漲了工資。等到他們老了,統治者地位穩了,馬上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四座大山壓下來。  
     在農業方麵,是讓農民看的是,毛主席修的8w座水庫,但是改開後隻修了800座,一開始包產,確實有了糧食產量的增加。但是我們現在農民又不種糧,糧食又要進口了。小崗村就是實例。於是“三農問題”就來了,年年重視卻年年重視不起來的。  
     這樣的特色,就好比美國,他再強大,金融危機也是逃不掉的。這個窟窿不是借點錢,掠奪一些就堵得上的。這樣的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是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窮人得了100w,然後買奢侈品,最後變成了窮人。就相當於,一個農民,把種子吃了,他是一會不會餓肚子,但代價是,以後會一直餓下去。  
     資改派的“特色”,就是將我們的新中國變成了舊中國。隻是我們比舊中國唯一好的一點是,一場類似甲午戰爭一樣的決定性的慘敗。要說割地,南海、藏南,還有釣魚、衝之礁,也不小了。要說賠款,光力拓案就是7000億美元,等於就是75億兩白銀(有人算的),友邦一驚詫,我們立刻輕判,還去賠笑臉。李鴻章都沒有這麽窩囊。你想這事情,換上毛澤東在,會是如此?這樣的資改派特色,是我們想要看到的和繼續要看到的結果嗎?  
     清荷所理解的“特”字,理解的“特色”,最簡單地就是來源於漢語詞典解釋,就是事物所表現出來的獨特的色彩、風格等。而這種手段的標誌就是既要與眾不同,但同時可能也得與曆史、傳統等等有一定的繼承關係。像毛澤東講農村包圍城市,新民主主義論等,就是因為馬列主義在遇到中國問題時,實際時間、環境都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根本不是像馬克思列寧時代的具體情況。所以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實現方式上超越馬克思就必須“特”一下。毛澤東改變的隻是馬克思、列寧的個別結論,但同時卻從根本上繼承了原有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與原理。
      資改派的特色,卻犯下了一個十分幼稚的毛病,那就是:資改派要建立的“特色”意味著將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徹底否定,他們與社會主義相比是特色,但與資本主義相比則是同色。資改派的一貫手段就是:刻意強調對馬列毛的社會主義主義進行改革而忽略繼承、刻意強調特色而忽略社會主義的本色、將改革開放無限拔高而忽略四項基本原則。如果堅持那樣,那麽清荷發問: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特”的過程中,還能繼續社會主義嗎?

(七)   ——我有沒有理由同情文人在“文革”中

    與導師在圖書館餐廳吃午飯,談到文人在“文革”中的處境,以及“文革”後文人的表現。導師說:“你不能不允許文人有思想”。
    我說:      “允許文人有思想,但文革不能有資產階級思想。”
   導師說:  “文革中的文人,首先他們需要生存,其次才是思想。”
   我說:      “為生存而生的思想,是幼稚的思想。”
   導師說:  “是不是幼稚的思想,其實就是一個立場問題,現在的左派和右派們正在做的事情。”
   我說:      “靠爭論去爭取的立場,永遠不會有立場。”
   事實上“左右”之爭,永遠是一場無休止的論戰。清荷覺得兩派都天真。天真在於自己的立場,或者渴求的東西,怎麽可以企望從對立麵那裏獲得?
     以中國目前的教育製度,清荷應該屬於知識分子,至少會歸為文人一類吧。雖然年齡不大,也沒經曆文革,倒是在接受“文革是一場慘絕人寰與十年浩劫”的這樣的教育影響下長大的年輕人,但卻對這種結論困惑,看著某些文人一提起“十年浩劫”,立即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樣:“我當年早就看出來了”,“那個時候不敢講真話呀”,“也是害怕被迫害”。。。。。清荷認為:當年既然說自己是“奉旨”鬧革命,那麽現在來“奉旨反思“,“奉旨良心”,那就很講得通了。將那個時代簡單解釋為“全民狂熱”,解釋為“暴民的節日”,自己雖然“昧著良心”不過也該是法不責眾的。當然啦,尤其再加上自己是“精英”,自己比“暴民們”更加理性,更富有普世精神,更懂得反思。當然也就更代表中華民族的“良心”嘛。可清荷看來看去,總是看不到這些文人的“良心”在哪?他們的立場在哪?翻遍故紙堆中,總算讓我找到“賣與帝王家”歪歪斜斜幾個小字。既然“文革”被你們說得那麽慘無人道,不知道你又是通過什麽樣的方式保存了自己,或者建立在陷害哪位死去文人的良知下,去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這個估計你們怎麽也不會說的,畢竟已經死無對證了啊。文革的你們苦嗎?清荷也覺得你們是苦。自己的滿腹經綸,非但不能賣與帝王家。還成了臭老九,被打入牛棚,接受改造。斯文掃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現在你們當然痛恨那位“暴君”了。一個不尊重“精英”,不尊重道統,學而優不能仕,不能當老爺的世界,當然是一場災難,當然要“反思”,要“懺悔”。誰來懺悔?當然是邪惡的“某黨”,邪惡的“某革命導師”、邪惡的“暴民們”。“大師們”和“精英們”從不介意扮演一位忠實的牧師,用他們那普世價值的聖光拯救我們這些小羊羔們。所以一提起文革的話題,溫柔的臉上頓時泛出堅毅的神采,頓時就要“政治正確”,要“苦大仇深”了。也頓時要橫眉冷對千夫指,橫掃一切牛龜蛇神了,使我們這些主席和魯迅的學生們,都不禁汗顏,“大師”果然是“大師”啊!對文革中某些遺產的繼承簡直比我們還青出於藍。
     另一些文人,曾經被“誣”為右派,飽受“迫害”。文革後,當然要充分利用這個資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打扮成“落難英雄’,把矛頭直接指向文革,聲嘶竭力地去為自己辯解。控訴時代對他們的殘忍,把自己在文革時期的處境形容成一種煉獄般的生活,感覺像黑社會那樣,不堪回首。甚至文革期間犯過流氓罪的某文人,都與有榮焉。都開始控訴其對自己的“迫害”來,仿佛文革中的流氓也是和右派一樣偉大光榮正確。對蒼蠅而言,最適合自己發出歡快而清脆的嗡嗡聲之場所,當然是垃圾場。特別是未能生逢“盛世”,未能生在一個富饒而“和諧”的垃圾場上,那麽不妨攪盡作為精蠅的一切腦汁,充分調動想象力,去構造一個這樣的垃圾場,這樣去配合自己的嗡嗡聲,方能顯出自己的卓而不群的英雄本色。麵對這些“落難英雄”們,清荷認為: 越是“辯解”,越是此地無銀地暴露出自己在人格方麵的不自信。關鍵還在於說的越多,錯的可能就越多,對掩飾自己在文革中的心虛就越重。讓我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比如:一個女人接了客,可能自有許多不得已的原因,旁人無話也就罷了。但她如果非要給自己樹一塊牌坊,那就連***都不如了。你把責任全推開,推給了別人,說那不是你的錯,你是受害者,是路線錯了,是上麵錯了,是時代的錯。全部責任往時代身上一推或者往一個不在的人身上一推,這不是幼稚的行為是什麽?個體對於曆史的責任就這樣被你釜底抽薪地逃掉了。可是曆史和時代不就是一個個的個體構成的嗎?抽掉個體,曆史和時代就隻能是不能負載的空殼。你有呼喊的權利,但是卻沒有魯迅的那種解剖精神,在解剖別人的時候,也要對自己進行解剖。所以不論這樣的辯解的聲音是多麽大,無論你多麽相信這個世界可以通過哭喊的方式或者大叫的方式來獲得好處,以及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的話,絕對是一個十分幼稚的行為。事實上哭訴文革時代不公的人在之後的時代裏,也沒見幾個好到哪裏去。所以這肯定就不是時代的原因,而是個人的原因了。
      清荷認為,許多文人在“文革”中的表現,就體現了文人在權利麵前常見的媚態。是文人和政治和權利關係的一個縮影。文人在平時總會泛泛而言自己的民主立場,但是當真正推到曆史舞台的時候,就不僅自覺的獨立不依做不到,連自然的疏離都無法做到,我想毛澤東是很清楚文人的這個心態的。封建士大夫的功利心和廟堂意識相結合,取代了文人為民立言的民主主義立場,而在一場場政治運動中犯下“政治幼稚病”。比如當毛主席意識到那些曾經與他共同奮鬥過的戰友,已逐漸成為新的特權階層與新生既得利益者的時候。並且看到他們在不斷地“變修”,看到他們進入和平年代的慢慢蛻化變質,有著貪婪享受的趨向的時候。 為了他們不被“資產階級思想”侵蝕,不成為“走資派”。於是進行了一場發動全國,自下而上地文化大革命。這場革命中,事實上很多文人也表現出極其大的政治熱情的。但是他們的缺陷就在他們對政治不懂裝懂,他們很多人的政治熱情,卻在“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中結束。
      真理告訴我們,幸福首先是從罪孽中認識開來的。但可悲的是他們也意識不到這點,所以這些真理也沒有掌握在這群人的手裏。文革之後,這些文人一晃被成為了所謂的“主流精英”,於是他們用了整整30年的時間,幾乎動用了所有輿論力量,在毛澤東領導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去肆意妖魔化毛澤東,並把毛澤東打造成了暴君或者獨裁者形象。甚至對那些自發擁戴毛澤東冷嘲熱諷,笑為“毛賊”。而跟著附和的是,主流媒體也一直忌諱這位開國元首的出現。隻是清荷看到一件可笑的事情:這些主流媒體,他們一邊用毛主席為他們提名的報名,來一邊譏諷擁戴毛澤東的“毛賊”們和忌諱談論毛澤東。
對與不對,錯或者正確,毛澤東是什麽樣的人,毛時代是一個什麽時代,清荷在讀“左派”文章中,在看“右派”的攻擊中權衡,再結合虛虛實實、被掩蓋了的曆史,心裏想著這個家真不容易啊:一個家長拚了命建立起來的家,又嘔心瀝血地經營著這個家,直到老去,還在苦口婆心地教育家裏的孩子,從懵懂無知開始培養,渴望他們走正路,想引導他們走進健康的人生軌跡——好了,結果是:兒子長大了,不認老子了。說老子那時候管教不對。
     一邊是老子要求他們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走資本主義路線;一邊是恭恭敬敬地認西方為師傅,打著與國際接軌的口號,30年來一路摸著去接軌,結果接到了鬼。今天的那些精英文人,可以不去說我們的衛星上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不去把“雜交水稻”問世記在文革功勞簿上,不去說乒乓球隊拿了世界冠軍是發動文革帶來的,也不去談論在文革期間尼克鬆來中國覲見毛澤東,打開了中美關係大門,中國恢複了聯合國席位,各個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等等。。。卻在文革後口口聲聲要“徹底否定文革”,這樣的語氣,在清荷看來,就像他們詛咒當年的“四人幫”差不多:極力說自己的改革是開創了一個時代,卻不知道真正可悲的是,開創這個時代的同時也凍結了一個時代的精神。而且這個時代正在一步一步把人塑造成一個物質的奴隸,而擁戴這個時代的人卻以為自己在改邪歸正,這就形成了典型的錯位,並且這個錯位無疑證明是尷尬的。現在的狀況是:利用手中的話語霸權,頑固拒絕人民對改革的反思,摸著石頭過河找不到方向的時候,或者在亂摸一頓的時候,就來兩句不痛不癢的話兒,說什麽改革路途中出現的問題出現的新情況是難免的,是因為改革不徹底,改革進行到底了,問題就都解決了。這樣的回答等於沒有回答,因為這樣的回答沒有任何說服力,事實上不需要動什麽腦子,隻要動動手指頭就知道了。
     而清荷更為困惑的是,右派們不承認毛澤東,人家老外卻將毛澤東思想作為一種戰略高度去研究。難怪就招來了老外的不理解。難怪就有了“毛主席天天都在曼哈頓”的驚訝,有了“原來說雷鋒出國了,現在連毛主席也出國了”的說法。也難怪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Anthony Saich教授的感概:“無論在我們承認與否,在我們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個不帶“有色眼鏡”的人都尤其尊重你們中國的毛,他是一個值得所有對手尊敬的偉人,他將他和他所有親人都獻給了這個民族的勞苦大眾。無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們西方世界研究、學習和尊重,更應該值得你們中國人了解、尊重和學習,因為他是你們中國人屹立於世界民族前列的財富和基石。我很遺憾在我們西方世界將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種戰略的高度來進行研究和學習的時候,在你們國內卻出現了大量忽略、詆毀甚至是造謠中傷毛先生的事情。在我們的世界裏覺得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老外們的不理解,清荷隻能從“左派”、“右派”們對毛主席的涉槍舌戰的對峙中,得出這麽一個結論:這是一場沒有槍林彈雨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目的是,一個在竭盡全力地維護著中華利益;另一個,卻在為個人私利而不惜掏空中華利益。
     最後,清荷有幾句如鯁在喉的話, 很想提一提,在我們現在所謂的言論越來越開放的時代裏,我們的這些所謂的文人們,特別是經曆過文革的那些“精英”們,你們不要在文革的這件事情上,來表現你們的思想了,因為越是表現,隻會讓清荷對你的思想有著越來越枯竭了感覺。就像現在的那些所謂的“普世價值”們,你們一撅嘴,我就知道你們要說什麽了。說什麽是你的自由,但請別總說套話、洋話行不?畢竟吃人家的殘羹剩飯,並不香的。

(八)  ——回網友的信

Fanius:

   你好。從你的信中,清荷看出來你應該是我們的同齡人。一個擁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對我們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充滿人文關懷的年輕人。從你的文字中,清荷讀到了真誠。雖然我們彼此理念不同,但清荷相信你也在認認真真思考我們這個世界和這個時代,也嚐試過以現代人的視角,認認真真審視我們共和國的曆史。這種真誠可以作為我們開始討論一個問題的出發點和基礎。清荷認為你所提出的每一個問題,都很重要,都很值得思考和討論。它代表的是作為我們這個年齡段知識分子思想的主流,對於我,以及對於我所想闡述的那個時代的質疑,清荷希望能以不輸於你的真誠,來寫出這樣一封公開信,作為一個論戰的起點。清荷不期待能夠說服你改變自己堅持已久的理念。但會借用你的疑問,來提出我的觀點。希望這樣對彼此都能帶來啟發。
     那麽fanius ,針對你的問題,我們開始討論吧。
你第一個問題是這麽對我說的:1、《一個80初女子對毛澤東的評價(六)》中您似乎堅持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彼時好於此時,即使彼時都是窮人,因為那時犯罪率低,而且從您在本文列舉的(為人熟知的)數據來看,民風甚為純樸:“為什麽被曆史描述的“十年浩劫”裏,卻無貪、無賭、無殺擄掠綁,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在19661978年間,我國的犯罪率為2.4%, 沒有假文憑假學曆假證照、假警察假軍人、假成果和偽劣商品,沒有黃賭毒,消除了拐賣婦女兒童;公務人員普遍地廉潔奉公,被國際組織評為最廉潔國家。”。我的疑問是,這一切一切您所傾慕的,現在都在朝鮮有。我不會叫您去朝鮮,您也必然不會同意。可您是否認同美國的生活水平高?您是年輕人(80後),周圍的人(甚至您)可能都有出國到美國的念頭,然而美國嗑藥的、淫亂的、搶劫的、賭博的樣樣俱全。用窮時候的“好”的一麵來否定“富”起來時出現的陰暗麵,這是否是一種兩麵三刀?您可能會回答說,現在的富是一小部分人富。可您是否同意,即便機敏如您者,也找不出一種一下子大家都富裕的方法——若有這種方法,我相信全世界都受用了。因此,我是否可以認為您堅持要在富裕的過程中避免出現的一切如您在其他文章所說的“慘絕人寰”的事(見問題2)?您是否承認您所抱有的理想近乎幻想?”
    你的第一個疑問,清荷可否理解為三個問題?1)如果大家都用腳投票,想必都會選擇加入自由普世的美國而非朝鮮那樣的“邪惡軸心”;2)世界上並無共同富裕的烏托邦,因此先富有理;3)為這個烏托邦而奮鬥,是虛幻的,為它而不擇手段,是可恥的?
    大家都渴望幸福和富裕。在農業社會,都渴望成為一個守著幾畝良田的地主,當當老爺;商業社會中,當然成為有錢人,尤其是年少多金的有錢人是大家的理想。從港劇到韓劇到芒果劇無不體現一種價值:男人希望成為小開,女人希望成為小開的老婆。同樣的道理,起火的時候,大家希望成為站在邊上看的那個人;遭遇搶劫,大家顯然希望被劫的不是自己,即使能成為劫匪也不要成為受害人。清荷想,這些道理都是簡單的,也都是“理性”的,尤其是符合普世價值的。
    大家想加入美國,無非是由於它的富裕,它高質量的生活水平,它可以成為向朋友炫耀的資本。而絕不是為了能夠一天到晚講英語,為了能夠一天到晚吃甜甜的“左宗棠雞”,抑或是為了等待正式身份當十年八年廉價勞動力。你提出用腳投票,不覺得這本身就是個偽問題麽?今天的美國人,拿綠卡的人,在中國是上等人的標誌。讓你去選擇當老爺或是當奴才,清荷想每個人都會很“理性”的。但你以此想來證明美國製度的優越性,清荷以為這是不足的,論點和論據之間缺乏邏輯。當然你會說,美國的強大難道不是由於製度?那清荷想問問你:滅亡明朝的後金那套奴隸製夠先進了吧?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夠“民主”了吧?當然清荷對朝鮮的情況不了解,也許你從“精英”們那裏,從鳳凰衛視上看到了很多吧。深入探討下去,又是個大題目,留待下次吧。
     和多數同齡人討論關於共產主義的話題,是吃力的。因為多數人覺得自己已經受過足夠多的教育,已經被填過無數次鴨了。厚厚的《馬恩選集》當然是過時的,共產主義不就是個烏托邦嘛?何必浪費這麽多紙張?左派的確應該改進下工作方法,用現代的學術語言去宣傳它。因此清荷在這裏,會嚐試用通俗和現代的語言和你討論這個問題。清荷想明確指出:你所說的共同富裕是烏托邦的提法,是錯誤的。首先,富裕這個概念是隨曆史變遷的。以古代人的眼光,尤其是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人的眼光,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毫無疑問是共同富裕的,是個烏托邦。大家都不用擔心凍死,餓死或者明天被哪個敵對部落襲擊,也許那時候的精英,要對今天由衷發出“三代之治”的讚歎了吧。而在今天,富裕這個詞,代表著一種生活境界:它不再需要為衣食住行而擔憂,人人的生活都有一個基本水準和保證。即使以這種眼光看,清荷也不認為不存在共同富裕。在歐洲的福利社會,尤其是80年代之前的北歐,這樣的設想基本實現過。你去了解下這段曆史:它的的確確發生了。即使到了今天,受到大批穆斯林移民,90年代自由主義泛濫和當前金融危機的衝擊,西歐和北歐發達國家的福利體係也沒有完全破產。國家的公民,即使是失業者也享受尊嚴和福利,也可以有機會追求更高的事業。清荷想強調,共同富裕,在任何時候都不等於均貧富。而是在共同富裕的情況下,每個人的基本生活,作為人的尊嚴都得到了保障。追求財富成為了一個多餘的,或者不是必須的目標。
     那麽,既然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也可以一度達到共同富裕的烏托邦。那還何必去搞社會主義,直接先富接軌搞憲政不就行了嘛?這種看法你不覺得是膚淺的嗎?這是沒有意識到西方社會和諧表象下的實質。這就好比說,希臘城邦國家的公民的確是平等的,是現代國家的楷模。但能夠維持城邦中公民的平等,恰恰由於他們都是剝奪者,都是平民或奴隸主。老爺們之間的遊戲:究竟是共和製,還是君主製,也隻是對老爺們有意義。奴隸永遠是奴隸。現代西方社會的和諧,恰恰建立在中國和第三世界的苦難之上。中國和美國,做著同樣工作的兩個人,工資相差十倍很正常。而美國基本的物價水平,和中國持平。不是有那隻看不見的手嘛?它哪去了?怎麽會容忍這麽低效率的事情發生?恐怕一旦發生了,勞工可以在各國家自由流轉,美國也就不和諧了,也就不天堂了吧。對於中國的少數精英而言,取得不亞於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是不難的。前提隻是自己加入強盜俱樂部,加入分贓。作為回報,必須使大多數中國人民保持貧困,讓他們作為源源不斷的血液來源供少數人享用。即使對於歐美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而言,幸福恐怕也隻是短暫的。一旦中國這樣的國家真正發展起來了,擺脫剝削了,那麽利潤從何而來?隻有從無產階級這裏得來。而隻要無產階級一天沒有掌握生產資料,一天沒有掌握政權,那麽幸福會是短暫的。資本家隨時可以找到借口,奪走你擁有的一切。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去了解下瑞典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吧。看看它是如何失敗的。因此,在不依靠對外掠奪,而取得全民的共同富裕,是困難的。僅僅依靠資產階級的妥協和施舍,這種幸福是短暫而不可靠的。
     今天的中國,你讓那5%組個議會,選個總統。清荷相信大家的演技都會是不錯的。不會有什麽慘絕人寰的事情發生。大家會很務實很本分很和諧地開開會。討論一下怎麽樣發展好中華聯邦與美國的關係,怎麽樣製定一個高效的法律去管管那些刁民們,討論討論兒子綠卡的問題。一定能選出一個長得比馬英九還帥的總統,沒事上奧巴馬那打打高爾夫的。中國一定超過印度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了。是不是看上去也很美?美得像個烏托邦?
     你的如下問題:“2、您現在想必不是窮人了,那麽如果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就如同文革時一樣,您是否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社會?因此您是否同意,您的基本權利是不能侵犯的?我相信任何人的基本人權都是不可侵犯的。而在那個民風淳樸的時代,我懷疑您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這種權利?進一步,在《評價(六)》,您質問,如今出現的種種“這類慘絕人寰、超越人類曆史上所有罪惡的最為野蠻殘暴的事情,就是我們改革開放要‘改’出來的嗎?這種人類曆史上所有流氓惡棍都沒敢突破的文明底線,在我們今天的特色資改道路上,出現了呢?而毛時代有這樣的事情嗎?”這是非常有力的控訴,充滿了感情色彩。然而您是否同意,在毛澤東時代也有“慘絕人寰”之事?還是您認為,如果有那樣的事,也都是“資改派”的惡意誣陷?難道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槍斃堅持不同意見者都是編出來的?或者您認為,彼時的一切都不如如今的那麽醜惡——今天發生的事是“超越人類曆史上所有罪惡的最為野蠻殘暴的事情”。我無法反對這一說法,因為這取決於個人的價值取向。”
      “3、繼續以上的問題,您在《評價(六)》裏指出毛澤東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我在這點上盡管持保留意見,但無法反駁這一點。然而,通往地獄的道路是良好的意願鋪就的。可能就是良好的意願害死了人命。在《評價(四)》中,您的意見似乎是毛澤東以良好的意願發動起了文革,而底層人民不爭氣,搞砸了:“原因在於底層的人民群眾不會都象毛澤東本人那樣擁有極高的政治分辯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確地誤導”。您的意思是否是,因此之後一切的人性醜陋麵的暴露,都是人性本身的過錯,與那個煽動者毫無幹係?
     您在《評價(三)》也提到,大躍進的負責者是劉少奇。這是很有趣的觀點。也就是說,您認為大躍進和文革中的惡劣行為都不是毛主席的錯。我的問題是,毛主席做的正確的事您全列出來了,而這兩項他又不必負責。您是否同意清荷的意見,即您實際上在把一切功勞歸於毛澤東的同時也讓毛澤東免於了一切責任?”
     在這裏,清荷想讓你知道的是:資本主義的罪惡在於它可以把一切不合理與醜惡套在憲法與法律的外衣下。階級鬥爭是殘酷的,是客觀存在的。並不以你是否尊重人權而轉移:每天參加參加批鬥會,頭上戴戴高帽子。對於精英而言,當然是有辱斯文;當然是生不如死;當然要把這一切罪惡寫下來,讓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去反省。但是誰來管過工人的人權和死活?一聲令下,可以把幾百萬的國企工人們拋在大街上。幾百萬上有老,下有小,為共和國付出青春與熱血的人。Fanius,你想過沒有:這個時候對他們而言,除了去犯罪去賣血,去出賣自己的身體之外,精英們還給他們留下了第二條生路麽?一句輕蔑的“國企效率低”,就能夠剝奪掉他們的生存權。企業存在的目的,難道是為了追求GDP的光鮮?難道企業不應該是作為人的工具,滿足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這樣的“慘絕人寰”難道不比文革的疾風暴雨更加的無恥?難道隻有“大寫的人”才配享用人權?不錯,資本主義不屑於用暴力,不屑於發動暴民。他們殺人從不需要用刀子。然而當你需要站在自己家的陽台上,用燃燒瓶來對抗地產商,你就會懂得什麽叫人權,什麽叫自由。你就會懂得,你的自由,恰恰應該建立在某些人的不自由之上。你還會懂得,讓大眾有權力把自己所懷疑和不信任的官吏,定期揪出來批鬥,是多麽的重要。清荷在這樣對你說這些的時候,心都是揪著的,難道你沒有?你認為現在的法律管用嗎?對他們來說,依靠法律真的能夠約束他們?對他們而言,法律隻是工具,自己是身處法律之上的。如果法律不符合自己的利益,那麽就是惡法——而惡法是不必遵守的。正因為如此,宣布國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人民利益神聖不可侵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了改革的障礙,被憲政精英們視而不見。如果說連一個國家最神聖的憲法,都成了精英們可以隨意擺弄的玩物。清荷不明白,口口聲聲叫囂著法製和憲政能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人,他們的自信從何而來?
在這裏,清荷並不想掩飾文革發生的“惡”。事實上由於時代背景所限,那段曆史到目前為止是籠罩在一團迷霧之中。我們能聽到的,多數是宣傳。更深入的研究,應該留給我們的後人。但清荷可以確定的有兩點:
     第一,你所說的這些“惡”在文革中的確是存在。你認為違背人性是惡,不尊重人權是惡,這點清荷不反對。而清荷所認為的更大的惡,是根本的漠視,是把人不當做人。改革改到今天,所有的政策和措施都指向一個目標:剝奪人作為會勞動的物的一切價值。所有這些醫改、教改、房改,改來改去,從根本上說,就是讓每一個人一無所有地來到這個世界,再一無所有地離開。清荷不否認,這樣做很有效率。如果真正的受益者是我們的整個社會,或者我們的後代們,就像建國初期的工業化大積累。那我們這樣做,也是值得的。但問題是,中國人像奴隸一樣辛勤地工作,中國現在GDP到世界第二,普通人卻連畫餅一樣的未來都看不到。80%以上的利潤用於去供養美國和歐洲的上等人,我們的孩子喝著三聚氰胺,我們破壞環境卻連斷子絕孫的財也發不上。我們唯一能肯定的是:幸運的話,我們的孩子們會找到一份體麵的工作,也會如我們一樣,一無所有地來,一無所有地去。這個時候,去談人權。大概也跟鴉片戰爭時代的士大夫們談的道學差不多吧。
    第二,毛主席發動這場運動的目的是清清楚楚地寫在從1957年之後的所有批示和文章中。清荷想在文革這個問題上,能夠作作你的老師。原因在於,清荷研究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所以不僅僅看傷痕文學,還會找到各方麵的材料,相互印證。我想在我的文章裏,給出的材料已經足夠證明:這“十年浩劫”中,國民經濟是如何的“奔潰”。那些粗製濫造的謊言,難道可以經得起清荷在文章中嚴格而科學的推敲?毛澤東為什麽是偉人?你去找找他的文章,他犯“晚年錯誤”時的那些文章。再睜開眼睛看看我們的現實。相信對於追求真理的你而言,這是不無幫助的。
    Fanius
,人的生命是寶貴的,也是神聖的。但你應該同樣認識到:你和清荷,我們所有的人都是會死的。如果你一廂情願地把某件事情有沒有死人,作為評價標準或者是唯一擁有否決權的標準。那清荷的確是無法說服你。清荷承認文革的確是失敗了,它的失敗,並不是由於文革中死了人。而是由於它的目的最終沒有達到。所以死的這些人,在今天看來,成了沒意義的死。這種悖論也正如同我們的改革,一夜改回解放前的改革,使得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一個笑話,無數革命先烈的死,也成了無意義的犧牲。隻能用著名娛樂導演馮小剛在《集結號》中的那句“所有的犧牲都是不朽的”來聊以自慰吧。
    清荷在這裏,不想具體和你討論文革和大躍進的成敗得失。前麵已經討論得夠多了,清荷的文章中也提到這些,如果你有疑問的話,可以多去讀讀這方麵的史料,再設想被遮掩的這段曆史。在這裏,清荷隻想抽象地談談,關於誰應該對某一個曆史事件負責的問題,尤其是如果這個曆史事件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的問題:清荷以為,發動者或理論家需要負責,但主要責任當然應該由執行人來負。否則,所有的國際共運史,都起源於馬克思的理論。那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任何錯誤行為,任何損失,這一切責任,都應該馬克思來背了?死者長已矣。毛主席離開我們這多年了,無論我們對他什麽評價,是崇拜還是怨恨,對他而言,已經毫無意義。千百年後,也隻會成為故紙堆的一部分,供文人騷客憑吊研究了。
     但就目前而言,為什麽對毛澤東的評價重要?為什麽會吸引這麽多人的關注?為什麽連他的敵人都尊敬他,而在他的出生地中國,卻遭受這種待遇?我們怎麽去看那段曆史,當然會關係到我們怎麽來看待這個現實以及我們在現實中采取什麽樣的行動。如果對毛澤東,沒有一個客觀而正確的認識,隻憑《炎黃春秋》諸公的隻言片語,或是自己從小接受的教育中所帶來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最終結果,受到損害,吃虧的人反而是我們自己。清荷希望你能夠理解在現在一個時代背景下,對毛澤東評價的極端重要性。如果認識到這一點,能夠不帶偏見地去多讀些書,讀些反映那個時代精神風貌的書。不以現代人居高臨下的態度,而對還沒有完全成為曆史的偉大人物們抱有一點點起碼的敬畏。迷霧會漸漸散去,我們會漸漸得到真相。會了解到那個時代的人,對毛主席的感情,那種純樸的感情究竟從何而來。人民真的是可以欺騙可以愚弄的麽?清荷想可以是一時的,但不會是一世的。真相並不在那些整日發掘“真相”的精英們手上,自毛一代後的曆史會真正來由人民書寫,我們可以找到許多解決當前社會問題的鑰匙。
     那麽,清荷再來看你的下一個問題:“4、《(四)》,您寫道,“如果我們隻記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殺?經濟又落後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澤東一個人的身上的時候?那麽請問,文革之後的文人自殺現象還少嗎?海子、顧城、徐遲、三毛等等,我們生活的當今社會,哪天的新聞裏沒有人自殺?”既然要比較死亡人數,那麽就隻是一個算術問題。您自然可以說今天死的人比文革時加起來還多。那您為何不考慮自殺動機?精神問題自殺與逼死人是兩碼事,您不知道嗎?”
    是的,同樣都是死,同樣都是自殺,難道這樣也要分高低貴賤。文人無法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無法忍受這種屈辱,選擇去自殺。是一個悲劇,中華民族幾千年文人的劣根性構成了一座十字架。這座沉重的十字架,必須由那一代文人去背負,的確是太沉重太殘酷。他們中的很多人,應該是為自己的信念去殉道的:在新社會裏,沒有人能夠比別人更高貴。你滿腹經綸,但你依然需要靠自己的雙手去勞動,來換取自己的衣食無憂。不會有金榜題名時的榮耀,不會有賣與帝王家的豪邁。他們心靈深處的苦悶,清荷能理解,清荷無意於抹殺他們的聖潔感。
    但自殺就是自殺。自殺的人都是為環境所迫。我們這個年代裏,一個農村父親,可以由於女兒考上大學而付不起學費去自殺;一個青年海歸,可以由於自己不受重視,待遇不行而憤然自殺。導致大量自殺出現,必然是和某個時代的背景聯係在一起的。革命的年代裏,當然由於革命這個原因自殺的人比較多。買辦接軌的年代裏,自殺的原因當然能夠比較多元化:由於下崗而衣食無著的自殺者;由於競爭激烈工作壓力巨大的自殺者;由於精神頹廢,找不到人生方向的自殺者。這些人的死是不是又該由某設計師來負責呢?或者你是這樣認為的:隻有“精英”,隻有“大寫的人”的自殺,才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和恥辱?
    看看現在這些精英的作為,看看張迎維、高尚全、茅於軾們。你就會理解,文人學者如果沒有選擇去站在人民一邊,他們的破壞力是多麽巨大。難道這些人認為自己不對?難道中國兩千年來的精英們,文人們周而複始,所做的事情和茅於軾們有什麽區別?為自己的信念去死,他們的死未必重於泰山,可一定比現在的明星們,吸著海洛因,在糜爛中醉生夢死,在虛無中結束自己的生命更偉大,更有意義。但清荷更敬佩那些活下來的人們:錢學森,鄧稼先和郭沫若們,不也用自己的行動證明過,當知識分子將自己的前途與人民綁在一起,接受過世界觀的改造,能夠開創出多麽宏大的事業。
     “5、您在《不同情文人》裏與您的導師爭論,導師認為,文人不能沒有思想;您認為,文人不能有資產階級思想。盡管在後文的除了十分深刻的結論,但您沒有回答如何定義資產階級思想?如果一個文人,或者一個像鄙人這樣的草民,有了資產階級思想,您認為該怎麽辦?再搞一場運動把這些您看不順眼的人抹掉嗎?從您的文字表達來看您是個過於文氣姿勢矯情的人,因此我毫不懷疑,如果再來一場運動,運動的瘋狂性將使您也完全有可能成為被打倒的對象,不知您是否同意?進一步,您是否同意,您忽略了對人權的踐踏,專門指責受害文人的矯情?”
    清荷所理解的資產階級思想,不外乎就是從單純的個人權力角度,對於世界觀的闡述。其核心是維護私有製,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相信人人為己,相信永恒不變的人性。資產階級思想,在當代的集中體現就是所謂“普世價值”。反映在具體的行為上,就是:希望依靠個人奮鬥去改變自己的處境。看得到社會的某些陰暗麵,但幻想用憲政民主解決所有的問題。
    文人自己有資產階級思想不是問題。但既然他是文人,就必然有擴散傳播這種思想的動機和能力。這種思想如果對社會共同體造成了影響,而這種影響實實在在存在於他人身上。那麽他的“自由之學術,獨立之人格”就是有害的。就是需要批判的。清荷認為,嚴肅的學術本不需要妥協,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但學術圈的事情,自然應該按學術的規則來辦。思想的鬥爭也應該由思想的武器去解決。發展到人身攻擊甚至肉體清除,是錯誤的行為。
    還有,清荷認為存在客觀的真理,並且存在對於真理較為近似的認識。如果人的思想不正確,必須去教育他。他能否接受教育,發自內心地去改造世界觀。這個無法去強求。對人權的尊重,不是體現在無原則的妥協上。如果你僅僅是抱有某種有害的觀念,而沒有體現到行動中。那麽當然沒有人去打倒你。如果你不僅僅有這種觀念,而且有了某些行為,造成了某些後果。那麽自然是按照法律來,此外每一個公民都有義務去教育你,奉勸你改變。
    而如果你抱有某種觀念,體現在了某些行動中。同時你本身處於一個特殊的地位:擁有生產資料或擁有管理權。那麽你的錯誤觀念和行為,將有可能侵害到其他許許多多人的利益。所以你的一言一行都將受到比普通人更大的約束。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這種專政下,任何人想要做損害人民的事情,都必須要掂掂自己的斤兩。隻有在這種專政下,人民才可以作為一個主體,切切實實看到並保護自身的利益。
    清荷想,如果再來一次運動。大家會吸取上次教訓的。會有一個嚴格的鬥爭目標,嚴格的綱領和步驟。而不是憑借直覺去尋找打擊對象。至少你我草民無需擔憂。這是清荷個人的看法,並不成熟。既然你問到,那清荷唯有真誠地回答。
     Fanius
,接著你的問題繼續:“6、您了解了人民的疾苦,認為這都是被您稱為“資改派”所導致的。您在《評價(七)》中寫道,“這是一場沒有槍林彈雨的鬥爭,這場鬥爭的目的是,一個在竭盡全力地維護著中華利益;另一個,卻在為個人私利而不惜掏空中華利益。”這同您在所有文章裏表現出的邏輯和用詞一樣都讓我回憶起文革時暴徒們的邏輯和用詞——把人們因為觀念不同造成的分歧視為兩種敵對勢力的鬥爭。這是否是一種您所謂的“話語暴力”?然而,遺憾的是,被您稱為“資改派”的人恰恰沒有真正反思過文革,所有在文革裏肆意殺人踐踏他人生命的人都沒有受到審判。您想必同意,如果日本人殘殺中國人,我們都憤然要求其接受審判。那為什麽那些殺人犯都繼續心安理得的過日子?而您為何毫不考慮受害者的心情?您把您對毛的敬仰和對時代的偏見混在一起。您質問“天真在於自己的立場,或者渴求的東西,怎麽可以企望從對立麵那裏獲得?”,因此將批評者先定性為“天真”。這不也是一種“話語暴力”? ”
    你的這段話,隱藏著一個前提:“文革是錯誤和邪惡的,文革的暴民就是殺人犯。”然而清荷所有的文章,都是在探討文革的得與失,對與錯。你如果先確立了這樣一個理論前提,再以這樣一個前提,來質問清荷,為什麽要給“文革餘孽”們翻案。你的錯誤豈非恰恰是“自己的立場,或者渴求的東西,怎麽可以企望從對立麵那裏獲得”。清荷的確很難回答你這個問題。為了避免使用“話語暴力”,或者犯下“天真”的錯誤,清荷想這個問題,清荷本可以不回答。但既然你寫了這麽多東西,也看起來思考了這麽多。既然你以受害者的代言人自居。那麽清荷依然會給你一個答案。
     首先,你對於文革的憤怒是來自哪裏?你親自經曆過這個時代,還是你的父母被迫害過?清荷猜得沒錯的話,你對於文革的一切了解,也就是從他人那裏聽來的,或者是從教科書上看來的。我們出生應該是同一個時代,隻是清荷認為:你與清荷不一樣的是,你以一個現代人的優越感,居高臨下地俯視,你所看到的文革,是一個愚昧的時代,一個盲目崇拜偶像的時代,一個瘋狂而殘酷的時代。但是你不覺得奇怪?在這樣一個秦檜都有人幫著說好話,袁世凱都有人翻案的時代,一個多元化到了《色戒》中易先生能夠成為偶像的時代裏,竟然在主流媒體裏看不到任何一點點關於文革的不帶感情色彩和道德批判的報道?難道這本身不是“話語暴力”。既然連漢奸都可以平反,為什麽文革不容討論?你不認為使你產生這種根深蒂固觀念的,恰恰是一種思維上的洗腦,一種比話語暴力更強大的“思維暴力”?
    “資改派”們,“精英”們,沒有真正反思過文革。但他們把任何一個反對自己意見的左派稱為“文革餘孽”。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啊?滿口文革語言的磚家們,恰恰沒有反思過,理解過文革。關於“文革裏肆意殺人踐踏他人生命的人都沒有受到審判”?請問你知道什麽叫“第三種人”麽?你的這個問題,真正體現出你對這段曆史的無知。為了避免你的頭腦淪為《炎黃春秋》那些精英們自由馳騁的跑馬場,清荷這裏隨便向你舉個例子,為你隆重介紹一位精英,改革教副教主吳敬璉同誌的故事吧:
    “吳敬璉女兒寫的《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披露了以下事實:吳敬璉“大義滅親”,跟當了“右派”的父母堅決“劃清界限”,毫不留情“揭發批判”。吳敬璉“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總理、大鬧打砸搶而聞名的一個組織)。吳敬璉積極參與了批判孫冶方。(1964年組織批判孫冶方,吳敬璉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學術模式(包括個人人身攻擊)進行對孫冶方的批判。)吳敬鏈後又同樣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師顧淮。吳敬璉當初“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麽要坐沙發?而吳敬璉更不止一次對全家人宣布:“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他對女兒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很反感,“不要把這麽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
     號稱“吳市場”的吳敬璉在十二大開過之後的1983年還在起勁地批判“市場經濟”,大罵“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工業經濟管理叢刊》 1983年第9期)”這位當年要炮打周總理的“五一六”,今天倒成了反思派,成了要“徹底清算文革”的精英了。你應該明白為什麽“踐踏他人生命的人,沒有受到審判”了吧。因為他們成了法官啊。這樣的例子,還有多少?以為這樣顛倒黑白的行徑還可以繼續欺騙世人,那隻是精英們的一廂情願罷了。
     清荷想強調的是:清荷的一係列文章,的確是想對文革進行新的思考,但並不意味著清荷會對文革的錯誤文過飾非。文革的確存在很嚴重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麽它會失敗,但作為一個自認為富於獨立思考精神的人,對這麽重大的曆史事件,不去仔細考察來龍去脈,客觀地去判斷,而隻是順著別人的說法,人雲亦雲。或者看過幾本傷痕文學,就匆忙去蓋棺定論。那麽清荷覺得,這反而是許許多多因它而失去生命的人的大不敬,是對為此而改變一生軌跡的人的大不敬。要以手術刀般嚴格而苛刻的態度,對這段曆史進行研究。如果都是毒草,那我們需要知道毒在何處,怎麽樣去預防這種毒素;如果還有養分,還有積極的東西,那我們依然需要去繼承。一味地懺悔和憤怒,對於我們現在活著的每個人,是沒有意義的。而更重要的問題在於,文革涉及到的是對毛澤東的評價。精英們熱衷於文革“真相”,並不在於他們對文革本身真正有多大興趣,真正想去研究。反文革的目的隻在於反毛和反社會主義。對精英們的話,往往不能僅僅從字麵上去理解,還得細加推敲,慢慢咀嚼,方能得個中真味。清荷斷定,“精英”們的這個本質,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暴露得越來越徹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會開始反思,開始醒悟,開始拿起筆來鬥爭的。Fanius,讀到這裏,或許你已經明白了清荷為什麽要寫對毛澤東評價係列的目的所在了。
    Fanius
,你的最後一個問題:“7、我最後想說,您的文章並不如您想象的那麽文筆優美,思想獨到或獨立——我不得不指出這其中充斥著偏見,做作的用詞和不恰當的比較。您混淆您對毛澤東的感情和您“懷舊”的情懷,因此這樣您更像一個文革遺老。”
    嗬嗬,Fanius,清荷在這裏需要向你說明的是:清荷寫對毛澤東的評價係列,並不在乎人們對我的評價在文筆上是否優美,思想是否獨到。清荷的目標是引起人們的思考,和爭論。吸引人們客觀地來反思曆史和當下,給讚同清荷的人力量與鼓舞,並與他們一道前進。讓不同意見的人去思考,來爭論,而不是陷入“不爭論”的泥潭。這樣看來,清荷的目的就達到了。謝謝你,不知道清荷這樣回答你的問題,是否恰當。事實上清荷應該感謝你,因為你的來信,促進了清荷的思考,當然清荷會繼續期待你的來信。祝好!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一枝清荷   2009-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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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澳洲流浪漢 回複 悄悄話 我最崇拜的就是毛主席, 雖然他老人家犯了不少錯誤, 但誰又是完人呢?
澳洲流浪漢 回複 悄悄話 好文
pandal 回複 悄悄話 謝謝樓下兩位光臨!問好:)
Haha_Alibaba 回複 悄悄話 中國需要這樣的鐵脊梁
binlin1103 回複 悄悄話 有思想的, 客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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