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軍事秘笈：戰爭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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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聽塗說
輿地之學是舊學，地理之學卻是新學。主要是在清代，西方地理學著作大規模譯介到中國，刺激了現代地理學在中國的發達。在張之洞等京師大學堂修課綱目中，地理學的各大分支就占支了四五門之多。
同時對舊學和新學、國學和西學都有涉獵的毛澤東，對地理學頗有造詣。在農民運動講習所授課時，他還專門從事過地理學的講授。
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各省的地情、民情、軍情、資源、戰略要點各有參差。在取得戰爭有利於己而不利於敵的態勢，必須在地理上大下功夫，謀求必要的“地利”。
毛澤東對於發掘和利用地利也有一係列的理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長期存在》，其中把一定力量的黨和紅軍、足夠的經濟基礎、敵人之間的矛盾等軍情地情因素置於相當重要的地位。
毛澤東所作出的一些關於戰爭、戰役的重大決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活用了地理之學的結果。可以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毛澤東機巧運用戰爭地理學獲得成功的結果。
毛澤東在空間運籌方麵的獨到心得，也是構成其軍事戰略的組成組成部分。利用好地勢之優，也似增加了萬千雄兵。
一、邊界割據
在舊中國的地方軍閥各居一方的局麵下，在雙邊或多邊統治力都很薄弱的二省或數省邊邊建立紅色政權，頗能起到良好的割據之利。
毛澤東的軍事生涯是從湘贛交界的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開始的，後來他又開辟了以瑞金為中心的贛南閩西根據地，長征中曾經較短時間地在遵義和威信紮西駐留，長征後開辟了陝甘寧根據地，無不是這樣的“邊界”策略。
邊界是這樣一種地帶，就是理論上的兩管，實際上的兩不管。遠離統治中心的地區總是敵人軍事力量最薄弱的地區。
邊界策略使紅軍處在一種對敵人的選擇中。贛敵弱於湘敵，於是主要選擇贛敵來打；閩敵又弱於贛敵，於是棄贛州而向漳州。
邊界策略還使得自己處在一種對領導的有利選擇中。湖南省委每每對毛澤東的井岡山指手劃腳，橫加牽製。於是毛澤東就轉向領導環境相對友好的贛省。
邊界割據的另外有一個有利之處是最初隻以地方軍事勢力作戰，壓力較小；繼而與各省軍閥為敵，仍然可以從容不迫。這也是毛澤東的根據地根據不把“進剿”放在眼中，也視“會剿”如等閑的原因。可當這種割據樹大招風之時，整個統治集團投入重兵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則壓力開始增大。尤其是後來蔣介石親自出馬投入百萬大軍對各大根據地進行地毯式清剿，這種良好的地利才被剝奪，而不得不走上轉移尋找新的根據地的長征之旅。
二、 避實擊虛
遠離敵人的重兵集團而選擇軍事壓力相對較小的地區是弱者一方的必選策略。無論是在反圍剿中，還是在後來的長征中，毛澤東都采取了這樣的行動。
反圍剿中先打弱敵、慎重初戰，通過一次次的勝利來增強我軍的士氣並摧殘對方的士氣，基本上是毛澤東的常用手段。三次反圍剿莫不如此。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已經軍力大漲的周恩來和朱德、劉伯承等反其理而行之，開始實施基於強敵的大兵團運動戰，並取得了擊潰十一師的重大戰績，但也因此引起了蔣軍的重視而實施堡壘戰法。運動戰確實是過癮且堂堂正正，但在效果上遠不如遊擊戰實惠。彭德懷在抗日戰爭中發起的百團大戰，也是因為過分的聲勢而引發了日軍的重視，並投入重兵用於八路軍方麵，造成根據地和軍隊的大量減員。
而毛澤東這樣一位非科班出身的軍事家卻從來不把看上去“示弱”和不正規的遊擊戰看低。長征中，他仍然願意選擇“揀軟的柿子捏”：看到貴州的敵人戰鬥力差，隻有王家烈和侯之擔兩支弱旅，便提議在貴州建立根據地；看到雲南敵軍戰力不足，又想在雲貴川邊界“稍息”。
三、若即若離
保持與戰略核心和熱點的必要距離，做到伸縮有度，是毛澤東對戰爭地理學的又一個完善運用。
在湘贛邊界、贛閩邊界割據時，此根據地無論是距離李立三路線“飲馬長江、會師武漢”的重地長沙、武漢都不遠，距離“取得數省或一省的首先勝利”的湖南省會長沙、江西省會南昌也不遠，距離取得出海口然後誓師北伐的廣州、潮汕、漳州也不遠，一旦革命高潮到來，紅軍可以迅速出動到有利位置。這樣的地利條件，可能也是江西福建蘇區成為中央蘇區的原因之一。
長征後所選擇的落腳點陝甘寧也是這樣。一方麵，它的北麵經過綏遠可與蘇聯勢力下的外蒙相接，中國革命一旦失利可以以此為退路——即如抗日戰爭中東北抗日聯軍在不利形勢下所作的；另一方麵，東下山西和河北，就可以直接與侵華勢力相接觸，富於出兵之近便。如此進可攻退可守的根據地，是抗日熱潮峰起的一九三六、三七年的極優地勢。七七事變爆發，蔣介石的第一感就是“快讓紅軍出兵”，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了這地勢。
四、 敵後棲居
日軍入侵華北、華中後，給廣大淪陷區的農村和山區造成了相當的政權真空。八路軍、新四軍適時添補了這個真空，並因為民眾反日情緒的高漲而獲得了極好的動員基礎，敵後根據地和抗日力量迅速擴張。
更多的地區，由日、偽、頑、共四家分別占據，參差排布，其中的鬥爭就更顯複雜。對日鬥爭、對偽鬥爭、對頑鬥爭甚至對匪鬥爭、對會道門鬥爭都呈現不同特點。確保我方存在和發展成為一件極為需要特別策劃的工作。反摩擦成為一件僅次於抗日的重要鬥爭形式。依托於敵後較鞏固的根據地並逐步擴張自己的勢力更成為一種空間運籌的學問。從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到進入平原地區，毛澤東下足了功夫。
五、 誘敵深入
利用好對根據地的地情、民情，誘敵深入並尋機殲敵的策略，在毛澤東整個戰爭生涯中頻繁地使用著。如果不考慮內線作戰對根據地的資源破壞，僅僅從地利和給養保障上講，這是一種頗有效的戰法。三次反圍剿的勝利都與此相關。抗日戰爭中的反掃蕩也是如此。解放戰爭中的東北、山東和陝北也都是采取這樣的策略，不以一時一地的失去為意，不斷地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並對敵人的廣大戰線上的薄弱位置實施突襲。
六、 外線擾動
外線作戰的優良特點是將戰爭的破壞作用伸入到敵方統治區域，並就地征用敵方資源（糧、兵、彈等），並打亂敵人的進攻部署，充分地調動敵人。一九三四年，尋淮州的紅七軍團到任弼石、肖克的紅六軍團都是這樣的外線偏師。抗日戰爭中的王震南下，解放戰爭中的劉鄧直出大別山，都是這樣的戰法。外線作戰具有經濟上的重要功能，但在軍事上因為是無後方作戰而總會比內線作戰多一些兵力上的損失。
七、 放虎歸山
虎是山中之王。讓一些熟悉地形和民情的戰士回到他原來已經適應了的地區作戰，將起到如虎添翼之效。毛澤東善用放虎歸山之計，取得了富於想象力的成功。
李先念、王樹聲、徐海東、鄭位三、張體學、戴季英等人都是從鄂豫皖根據地走出的將軍。日本人攻占武漢後，這一地區成為敵占區。但在廣大的山區和農村還有著巨大的回旋空間。毛澤東適時將其派往這一地區，就是放虎歸山之舉。以原來戰鬥在這一地區的高敬亭紅二十五軍為基礎，新四軍第四支隊建立起來。從河南確山竹溝為基地，李先念等人又在鄂豫皖撐開了一麵大大的紅旗：新四軍五師獨立戰鬥在這片很有傳統的舊地。
王震領導下的三五九旅，其前身是原來賀龍領導的紅三軍或紅二軍團。在以湖南為中心的若幹地區，都有過他們戰鬥的足跡。一九四四年，隨著日軍發起的豫湘桂戰役而出現的局麵是，國民黨軍喪師失地，一退千裏。而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派遣王震、王首道南下支隊，從延安出發一路南征打到粵北，在他們曾經戰鬥過的地區左右馳騁，開疆拓土。如果不是因為日本鬼子迅速投降，憑了南下支隊的神威，毛澤東可能要與蔣介石以現在的京廣線為分水嶺劃分受降地區了。
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一二九師（後來改稱晉冀魯豫野戰軍），其前身主要是由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後來任一二九師副師長）領導的第四方麵軍，其主要戰鬥地區就是鄂豫皖地區，其旗下諸多將士如陳錫聯等就是來自這一地區。解放戰爭進展到一九四七年，當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指向一東一西的山東和陝北根據地時，在正麵戰場上卻把自己寬大而相對虛弱的胸部袒露在劉鄧大軍麵前。一方麵為解山東、陝北之圍，一方麵為著將戰爭對資源的直接消耗引向國民黨統治區，一方麵也是最大限度地發揮原四野部隊對於大別山故地的親情和熟悉，毛澤東親自策劃了劉鄧大軍千裏躍進、不要後方的直出大別山行動。在陳粟、陳謝二大兵團的呼應下，劉鄧四個縱隊十二萬人挺進敵後，大幅度地調動了敵人，並在新的戰場上開辟了許多的根據地。雖然造成了超過一半的減員（從124000人減員到59800人），但卻開辟了廣闊的中原戰場，為三大兵團“采忽集忽散之戰法”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確立了條件。王宏坤、王近山組織的襄樊之戰，就是這一行動的直接成果。
粟裕大將雖來自井岡山和瑞金，但因為參加由尋淮州、樂少華、曾洪易等領導的紅七軍團（後來與方誌敏閩浙贛部隊組成紅十軍團）的“北上先遣”行動，曾經到過閩浙贛地區並在那裏堅持了三年濟南戰爭；抗日戰爭中，又與葉飛等挺進浙東。因為他對江南地區的熟悉，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與劉鄧大軍直出大別山的軍事行動相關聯的一著，就是讓粟裕率領由葉飛、王必成、陶勇所分別率領的一、四、六縱隊渡江逐次挺進閩浙贛，偏師騷擾敵人側背。但因為粟裕的柔性抵觸，此一計劃未曾實現。但是可以說，如果這一行動得到堅決貫徹，解放戰爭的構圖就要重繪。而毛澤東明確的點將，也正是出於粟裕兵團所具備的地理之利。
八、 高者在腹
圍棋上講“高者在腹”。能夠在號稱的“草肚皮”的中間地帶成勢劃地者，無疑是大大的高手。戰場上也是如此。在擁有相當優勢的局部戰場上獲得勝利當然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在相接或相交部位的會戰中取得優勢及勝勢者，則更是關鍵。
毛澤東從解放戰爭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七年就開始策劃頗為需要智慧和運籌的逐鹿中原。三大兵團即劉鄧、陳粟（包括陳唐兵團）、陳謝三大集團分別從河北、山東、山西進入鄂豫皖、豫皖蘇、鄂豫陝，在以河北為主要戰場的中原進行了規模日甚一日的大會戰。
事實上，在淮海大戰之前，發生在河南、湖北的洛陽戰役、宛東戰役、襄樊戰役、開封戰役、豫東戰役已經在為國共之間的江淮大會戰積累條件。如果把以後的淮海戰役中的三大組成部分即殲黃（百韜）之役、雙堆集之役、陳官莊之役分解開，實際上是與中原逐鹿緊密相接環環緊扣的整個戰略鏈條。與東北、華北、西北、山東等局部戰場上一對一的“對殺”所不同的是，中原戰場上是數支國軍兵團與數支共軍兵團的相互“纏繞”。這樣的“中盤戰”在圍棋中是最刺激的，在戰場上也是最驚心動魄的。選擇在中原與蔣軍決一死戰，是粟裕的一流設想，是劉陳鄧的臨機處置，更是毛澤東的浪漫“廟算”。基於已經做好鋪墊的中原戰場與蔣氏打數十萬大軍相互廝殺的大會戰，也是毛澤東的戰爭地理學的經典之作。
九、圍城打援
圍城打援是毛澤東及其他的將領們習用的戰術。而這一戰術的要點之一就在於，要取得較好的打援地利。
無論是劉伯承的黎潞之戰，還是彭德懷的宜川、瓦子街之戰，或是林彪的錦州、塔山之戰，都因為充分地利用了地形之利，才取得了可觀的戰果。
十、兵家必爭
兵家必爭之地，也如圍棋中所說的“急所”，存在著一種攻其一地、撼動全局的作用。
遼沈戰役中的錦州之役就有這樣的效果。本來，在整個東北戰場上還有四十七萬的國民黨軍，分別隗集在長春、沈陽、錦州三個城市群。林彪希望動用圍城打援的傳統戰法通過打長有時來引出衛立煌的大軍予以消滅，但衛將軍根本不為所動。無奈之下，隻好遵從毛澤東的建議南下北寧線出擊錦州，結果一舉激活整個戰局。由範漢傑率領的錦州十萬蔣軍一敗，東北戰場為之一震。長春之敵不戰而降，而沈陽大軍則遭遇林彪部隊的“砍瓜切菜”。一個攻擊要點然後關門打狗的軍事計劃，輕而易舉地造成了整個東北局麵的滄海桑田。英名赫赫的新一軍、新六軍等王牌部隊，在極為恐慌的戰場形勢下實力大打折扣。在這裏，錦州就成了整個東北戰場的生命線。
平津戰役中華北部隊出擊張家口調出傅作義三十五軍的行動也堪稱經典。綏遠是傅氏老巢，不可不救。可三十五軍的有去無回，則大大強化了傅軍的被動。加上大軍遠調、東線空虛的因素，東北野戰軍順利入關，迅速地推進了平津戰場的有利局麵。
十一、以退為進
抗日戰爭末期，共產黨的敵後根據地已經遍及華北、華中、華南，其大多互不連接且勢力單薄。在蔣介石還都南京後，這樣的布局肯定不利於國共對壘。並且，東北因蘇聯軍隊占領而出現了巨大的戰略真空。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做出了退出南方八個根據地，進軍東北，鞏固華北的策略。
在南方根據地大幅度北移的同時，大量武裝力量和幹部從各根據地抽調到東北。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也大量調入東北。這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東北的局部優勢。這一優勢保持下去的結果是，蔣介石在東北喪失了他的幾十萬精銳。而他如果暫時放棄對東北的爭奪而將這些力量用於其他戰場，將可能因為在其他局部的勝利而逐步換取對東北的後期擠壓。
這是戰前的以退為進，它確保了共方武裝力量的集中使用，追求的是最大化的戰鬥力。解放戰爭爆發後，各大根據地又實施大步後退，誘敵深入，在敵人進攻中發現殲敵機會。這樣的以退為進，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蘇中我軍一跟退到山東，陝北我軍則撤出延安。可這兩個根據地後退的同時是劉鄧大軍對蔣介石的當胸一拳。
十二、宜將剩勇
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在長江以北的武裝力量基本上被消滅。在蘇美等國的鼓噪下，一個“隔江而治”的新南北朝計劃被提了出來。在國軍方麵，“長江天塹可當得四十萬大軍”的說法無異於一種自我的心理暗示和對人的威懾。而在曆史上，這樣的政治地理局麵出現過多次。無論是蔣介石方麵確實是想建立南北朝與毛澤東平分天下，還是希望以此緩解被動局麵徐圖反攻，長江都成為一條心理和軍事上的防線被寄予厚望。
毛澤東則對此構想不屑一顧。他一麵布置和談，一麵部署在和談破裂後的渡江作戰。如此，在國民黨方麵拒絕在和談文本上簽字的第一時間，就導演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壯觀一幕。“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大局觀無異於一道“幹淨、徹底、全部消滅國民黨反動派”的宣言。通過戰爭地理追求全麵國家主權的霸氣讓蔣先生不得不選擇龜縮到台灣列島上。
對毛澤東的戰爭地理學進行認真的研究，實際上也是理解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一條門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