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建國初30年的重新估值

對建國初30年的重新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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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前期曆史的最大成就，是在四麵受敵的環境中，在保持國家主體完整的條件下贏得了平等參與國際經濟政治體係的資格。共和國前期經濟成就的最直觀表現，是初步完成了工業化。盡管在清朝中葉等時期，中國的GDP曾多次居世界第一，但空有一身肉的肥豬和雖暫時消瘦卻擁有健骨的虎狼，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 梅新育

　　“時間開始了！”——六十年前的開國大典現場，一位詩人心潮澎湃之餘，情不自禁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是的，任何一個從此前那個屈辱年代過來而又不甘屈辱的人，都不難理解他的感慨；若是對曆史背景具備足夠的了解，對這句話的理解當可更加深刻。　　

109年的奮鬥 305年之變局

　　1949年10月1日標誌著鴉片戰爭以來國勢下滑的趨勢走到了轉折點，標誌著太平天國軍興以來第一個有能力對除港澳台之外整個廣袤大陸實施有效統治的國家政權建立，標誌著誌士仁人109年的奮鬥、犧牲終於贏來了一個有能力也有意誌捍衛國家獨立的政權。
　　放眼更長的曆史跨度，我們還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崇禎十七年(1644年)滿清入主中原以來，第一個有能力也有意願全力以赴推動中國經濟社會重新躋身世界前列的政權。而新中國前期曆史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四麵受敵的環境中，領導中國在保持國家主體完整的條件下贏得了平等參與國際經濟政治體係的資格。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限擴張的內在衝動，決定了近代資本主義體係一經問世，必然要無限製地追求擴張，將整個地球納入其統治之下，中國就是這樣被鴉片和大炮轟開大門，一步步強行拖入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並按在依附的位置上，實現民族複興、重新躋身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相應成為中華民族的曆史重任。
　　那麽，什麽樣的力量能夠完成這一使命呢？　　天降大任　　滿清王朝？否！　　至少從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領先世界兩千餘年之久，崇禎十七年4月22日的山海關之戰，是中國在世界體係中淪落的轉折點。明朝後期中國經濟、科技和社會生活的正常發展被明清鼎革打斷，中國75%以上人口(根據《明史》等戶口統計計算)喪身於滿清入關後的戰亂，除北京之外的大城市幾乎都在清軍的燒殺擄掠下化為廢墟，本已高度發達的中國製造業、商業和科技因此大幅度倒退。
　　清統治者隨後又不遺餘力扼殺漢族一切進步苗頭，借此維護作為對這一文明多數民族的統治，從而“成功”地將中國從發達國家改造成為發展中國家。鴉片戰爭以來，曆史上曾多次成功化解外來入侵挑戰的中國，不得不首次麵臨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高於自己的對手，李鴻章驚呼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長期陷入“落後就要挨打，挨打加劇落後”的惡性循環，究其根源，實始於清初。
　　即使在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之後，滿清統治集團念叨的仍然是“漢人強則滿人亡”，寧可作為西方列強代理人統治中國，也要遏製漢族力量上升。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結果迥異，這是關鍵原因之一。在蓄意美化滿清統治乃至偽滿皇帝溥儀的“學術研究”和文藝作品泛濫之際，很有必要重述這一常識。
　　中華民國？不！　　推翻滿清統治桎梏確是一大曆史功勳，但繼起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並沒有表現出這樣的能力和意誌，以至於我們的開國先輩們在這樣一個國家出生成長：大大小小的軍閥、土司各據一方，一國之內有數十上百支互不統屬的武裝，不僅沒有統一的財政貨幣體係，甚至沒有統一的鐵路軌距；海關(舊中國最大稅源)全部由西方人把持，財政支出須由駐華外國使團一致簽字批準，關稅稅率由西方國家製定，主要港口、咽喉要道和首都均駐紮外國軍隊，外國軍艦自由出入長江和其他中國主要內河一直深入到重慶和長沙，西方人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美軍大兵強奸兩江總督孫女和地方高官夫人也可逍遙法外(1946年的“沈崇案”和1948年20來個美軍飛行員輪奸30多名中國名媛的武漢“景明樓事件”)……當時的中國弱到了什麽地步？
　　這樣一個國家不可能開展任何可持續的經濟文化建設，任何一個血性尚存者都不可能安心接受這樣的屈辱，國家主權和獨立自由是人們的夢想。渡江戰役時，英艦“紫石英號”曾武力阻攔解放軍渡江，解放軍開始還擊後，連英艦要“幫助”的對象——國軍炮兵也向英艦開火；當時旅居海外的化學家傅鷹聽了解放軍總部就此事所作的強硬聲明之後，頓感中國終於有了一個敢於昂首挺胸麵向西方列強維護國家主權的強有力政府，立刻決定回國。一位無論如何也算不上社會主義者的燕京大學教授，經過和平解放後幾個月的觀察，慶幸道：我們終於有了一個踏踏實實做事的政府。這些事情，反映了大眾當時的真情實感。
　　這個政權也確實沒有辜負國人的期望，剛剛建國便以劣勢裝備將進逼邊境的美軍擊退數百公裏，隨後陸續經受住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中蘇邊境衝突、抗美援越、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考驗，在西方集團和東方集團相繼發起的全麵封鎖中不但沒有倒下，反而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係，列強外交官們再也不能在咖啡桌上決定中國的命運，敵視中國的勢力不得不放棄暴力推翻中國的迷夢，轉而同中國開展正常的國家間交往。
　　聲稱不付出這樣的努力便可在如同今天一樣的外部環境中集中精力搞建設，倘若不是天真無知，便是別有用心。
　　中美關係正常化、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標誌著中國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努力贏得了外部世界決定性的承認，從此中國方才具備了集中精力從事經濟建設的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革開放方針提出和實行，成功地將經濟建設確定為中國社會的中心工作，標誌著中國進入了中華民族複興進程的新階段。
　　正值六十周年大慶之際，讓我們向共和國的奠基者們致敬，他們的奮鬥不僅為中國贏得了自由獨立和平等參與國際政治經濟的資格，也惠及了其他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因為在社會主義革命浪潮的壓力下，西方列強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調整對待發展中國家的壓榨政策，甚至對毗鄰社會主義國家的“小龍”、“小虎”們加意扶植。

　　工業化：國家民族的脫胎換骨
　　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之一、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曾作此斷言：“社會主義不是一種資本主義以外的階段，而是對它的替代——一種沒有分享工業革命的國家能夠效仿工業技術成就的手段，一種在不同的競爭規則下取得迅速積累的手段”；這一斷言是根據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工業化的曆史總結得出，又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得到了驗證。
　　新中國政權從舊中國接過來的是一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結構極不合理的爛攤子。194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66元，國民收入中工業比重僅12.6%。相比之下，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為50%左右。在重要工業品產量上，中國不僅瞠乎發達國家之後，甚至連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望塵莫及。1949年中國鋼產量隻有15.8萬噸，而1950年美國鋼產量為8785萬噸，蘇聯為2733萬噸，日本為484萬噸，聯邦德國為1212萬噸，英國為1655萬噸。一個起點如此低下的國家能夠在四麵受敵的環境中生存、發展、壯大，這本身就表明了新中國前期的成就何其巨大。
　　共和國前期經濟成就的最直觀表現，是初步完成了工業化。提到1966年，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文革”的爆發，事實上，這一年更是數千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中國第二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這意味著這個五千年曆史的農業大國開始脫胎換骨為工業國，從此擁有了堅強的骨架。盡管在清朝中葉等時期，中國的GDP曾多次居世界第一，但空有一身肉的肥豬和暫時比較消瘦、卻擁有強健骨架的虎狼，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重估前30年的現實意義
　　從規模看，從完成經濟恢複的1952年至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65%。從橫向比較，中國該時期經濟增長實績其實高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　　縱向比較，雖然低於改革後30年GDP平均增幅，但彼時大部分時間中國都在戰爭威脅之下，解放戰爭後期以來被美蔣軍隊切斷的南北沿海航運直到1974年才得以開通，穿過台灣海峽的南北航線直到1979年才開通；而且改革前中國GDP中不包含外資取得的外國要素收入和許多不曾市場化的產出，而改革後這部分成分極為可觀。
　　準確、客觀評估這一點，不僅是曆史問題，在國際競爭環境下更有現實意義。因為與建國初期單純作為追趕者的地位不同，我們現在一方麵仍在繼續趕超發達國家，同時又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成為越來越多國家趕超的對象。在近代資本主義四百年曆史中，已有許多後發國家的“趕超”事業在取得初步成就時半途而廢，不僅未能趕超守成大國，自身反而被新的趕超者所超越，我們現在未嚐沒有這樣的風險。由於新趕超者產出市場化程度通常不如我國，單純引用GDP指標衡量多半會低估新趕超者的增長實績與潛力，不利於我們製定正確的競爭戰略。

　　教育是“最大的成就”
　　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曾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問題是教育。但我認為，改革開放前，最大的成就或許就是教育。
　　人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建國前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就，更體現在人力資源的培育。這種培育體現在自我奮鬥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教育兩個方麵。
　　正是毛澤東時代強力推行的大規模社會改造運動，進一步洗刷了滿清統治者和西方殖民者所灌輸的奴性，在全社會大大普及、強化了平等和自我奮鬥的思想觀念。　　在文化教育方麵，共和國前期建立的全民教育體係徹底改變了國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建國之初，全國文盲率近90%，文革前夕的1964年已降到33.58%，1982年降到了22.81%，2000年更是降到了6.72%。建國初期在基礎教育方麵取得的成就，甚至比同期完成了四通八達的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更加讓以後的中國受用不盡，而相對於中國高等教育在這些年受到的非議，主要在建國初30年普及的中國基礎教育的質量，全球都是公認的。
　　不必否認，一些文學作品對知識分子下鄉之類作了很多渲染，我母親也是由於“出身成分”不好而未敢報考清華大學，高考後清華招生者見我母親成績出眾，企圖挖人但被我母親報考的學校堅決擋了回去，就連父親給我取的這個名字“新育”也是“接受新的再教育”的意思，因為當時我父親正在軍墾農場下放，對此不無牢騷。
　　但我更明白，當時基於家庭成分實施的某些管理政策，對於維護政權穩固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看看大漢奸殷汝耕侄女、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的所作所為就不難明白這一點；而沒有共和國前期的體製，我父親這樣的貧下中農子弟能否讀書自不待言，就是出身於地主家庭的我母親，倘若是在解放前的體製下，她此生也隻可能是某個鄉間的文盲農婦，絕無可能讀大學並成為高級工程師。
　　得到一元錢千恩萬謝，得到十元錢卻抱怨人家沒有給自己100元，這樣的人永遠都會有，但我希望不要成為主流。

　　“平均主義”的再認識
　　作為一個起點低下的發展中國家，倘若不能實現社會公正，就不可能凝聚人心抵抗外部如此長期、如此強大的壓力。共和國前期曆史在社會公正方麵的建設成果，首先體現在更加公正的社會收入財富分配，這一成果的遺產即使在以“打破大鍋飯”為開端的改革時期，也對經濟建設發揮了重大促進作用。
　　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相對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於購買力集中於國內產品而非昂貴的進口品。而且，一個國家收入分配較為平均，也意味著每種消費品的需求一旦出現就會迅速爆炸式膨脹，這既進一步強化了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也令針對國內市場的決策相對迅速的內資企業優勢更為突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家電消費熱中，正是憑借這一點和當時的貿易壁壘，中國家電行業幾乎白手起家，迅速成長為可與西方同行同台競技的巨頭。
　　當然，改革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公正的優勢已經顯著削弱；更令人憂慮的是，隨著收入分配失衡的惡果日益顯著，某些高舉“改革”旗號的人不是努力矯正，而是一方麵努力維護甚至加強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權，另一方麵竭力把收入分配失衡說成是改革前即已有之的缺陷，絲毫不顧改革初期的旗號恰恰是“打破大鍋飯”。　　這樣的表現令人不能不擔心，中國社會是否已經喪失了承認並改正失誤的能力；但我相信，社會主義製度的本質、曆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現實壓力必然推動共和國前期曆史這一遺產至少部分回歸。

　　對人民政治權利的“超前探索”
　　共和國前期社會公正成果，同樣體現在對實現人民政治權利的探索。共和國創始者之所以是人民領袖，就是因為他在開國創業成功之後沒有把自己當做新權貴階層的代表人，而是畢生不懈地思考、探索如何有效維護人民大眾的經濟和政治權利，其思考之深邃、目光之遠大，遠遠超越了時代，直到他身後數十年後，人們才開始理解。
　　早在1950年代，毛澤東就通過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著作，思考、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而沒有盲從。《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有一段重要的話：　　“這裏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這本書中還有一段：“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他們的影響的問題。……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築，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隻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正是為了樹立和維護人民大眾的經濟和政治權利，他不僅注重收入和財富分配體製的安排，更關注培育人民大眾維護自身權利的能力和意誌，如全民教育製度既是對經濟建設人力資源的培育，也是賦予人民群眾維護自身權利的工具。如果一方麵高喊“民主”，另一方麵卻從收入和財富分配、教育機會等各個方麵剝奪大眾行使民主的能力，那麽這種“民主”有什麽意義呢？　　不可否認，共和國前期在這方麵的某些探索走了極端，遭到了失敗；但時至今日，麵對現實，我們是否應該考慮，我們後來的某些做法矯枉過正了呢？我們是否應該回顧、領會和發展開國領袖這方麵思想的合理內核，去探索長久的安排呢？　　

   對曆史的評價也是對評價者的考驗　
　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由於牽涉當今人們的利益，對現代史的評價尤其複雜。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四麵受敵的環境中尋找複興之路，不可能有現成的答案，注定了中國的探索過程必然充滿波折，導致共和國前期曆史評價進一步複雜化。
　　正因為如此，對共和國前期曆史的評價也是對評價者的考驗。它考驗的是評價者是否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認識和思考問題，也是評價者能否超越個人恩怨和一時的個人私利而秉承客觀立場；它考驗的是評價者對曆史的了解，也是評價者對現實和未來發展的預見；它考驗的是評價者對當時當地的觀察，也是評價者的世界眼光；如果不能夠站在國家、民族立場超越個人恩怨和一時個人私利評價本國曆史，這一舉動本身就足以證明評價者沒有資格、沒有能力擔任這個社會的領導力量。麵對這場考驗，我們會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