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丁玲的迷離往事

毛澤東與丁玲的迷離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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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丁玲是有些交情的。毛澤東題贈作家的詩詞隻有一首，丁玲成了這個幸運兒。一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看得丁玲受寵若驚，淚水漣漣。丁玲聽毛澤東演講，毛澤東看丁玲演戲；毛澤東為丁玲評戲論文，丁玲將毛澤東比作長兄……

在毛澤東詩詞中，題贈作家的隻有一首，就是寫給丁玲的《臨江仙》，足見毛澤東對丁玲的器重。丁玲與毛澤東的發妻楊開慧是中學時代的同窗好友，丁玲早在長沙讀書時就聞知毛澤東的大名，知道毛澤東是個奇人。但丁玲與毛澤東的真正接觸，還是丁玲到達延安以後的事。

奔延安，丁玲受到毛澤東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丁玲是新女性，少年時就渴望自由，傾向革命，在文中流露出了不少針砭時弊的內容和激進詞語，因而1933年在上海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秘密逮捕，關進了監獄，直到1936年秋天，通過中共黨組織的多方營救才獲得自由。出獄後丁玲更加厭惡舊政府，向往新未來，於當年11月初，悄悄地繞過許多關卡，來到心儀多日的延安，見到仰慕已久的毛主席。

毛澤東久聞丁玲的大名，對丁玲的處女作《夢珂》和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並不陌生。丁玲的突然到來，毛澤東深表歡迎，特在窯洞中為丁玲舉行歡迎宴會。出席宴會的除了毛澤東本人外，還有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素以活潑、開朗稱著的丁玲一身男裝，神似一個俊小夥子，毫無生疏拘束之感，倒像個久別的遊子重回到親人身邊一樣，激動得一雙濃眉大眼噙著淚光，當天便向毛澤東介紹了自己的身世。

丁玲告訴毛澤東，她家住湖南臨澧縣的蔣家坪，其先祖蔣光業算是明末全國三個半大財主中的半個，而到她祖父時家產已敗。據祖人講，蔣家是李自成的後裔。丁玲於1904年出生，本名叫蔣冰之、蔣偉，曾用名丁冰之、彬芷、從喧，畢業於桃源師範。早在長沙就讀周南女中時丁玲就聞知毛澤東的大名，知他是個奇人。又與毛澤東的發妻楊開慧是同窗好友，因兩人誌趣相同，說話投機，楊開慧大丁玲三歲，常以姐妹相稱。毛澤東聽完丁玲的自述，不免勾起了往事，稍停一會兒，才用濃重的湘潭話風趣地說：“我們是真正的老鄉啊，老鄉見老鄉，不必淚汪汪了。你比我還小11歲，算個小妹吧！”沒等丁玲答話，毛澤東又說：“你大老遠來到這裏，打算做點什麽事呢？”丁玲幹脆堅定地回答：“當紅軍！”毛澤東用慈祥的目光望著麵前的假小子：“當紅軍？”丁玲點點頭。毛澤東如詠詩般地說：“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還有一仗打，又能趕得上，跟楊尚昆（時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總政治部副主任）他們前方總政治部上前線去吧。”接著要警衛員叫來楊尚昆，讓他們互相認識。

同年11月22日，籌備已久的文化藝術協會（即中國文聯前身）召開成立大會，在會上，田漢、丁玲、成方吾、歐陽山等16人當選為幹事（即理事）。次日的幹事會上，丁玲當選為中國文學協會主任（即中國作協前身）。11月23日，毛澤東正式批準了丁玲上前線的請求。24日，丁玲輕裝上陣，隨楊尚昆北上來到定邊地區。一個月後，丁玲又隨彭德懷、任弼時領導的一方麵軍南下，到了前線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丁玲不讓須眉，一麵拿槍作戰，一麵揮筆寫作，表現出一位熱血女知識青年的頑強拚搏精神，很快在火線入黨，其事跡與奇文不斷傳到毛澤東耳中，不禁為丁玲特別高興，遂於12月30日揮筆寫出《臨江仙》一詞，用電報發到前線聶榮臻司令部，囑轉給丁玲同誌。詞曰：

“壁上紅旗落照，西風漫卷孤城。延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可是由於工作調動，丁玲未收到這首詞。多日後，丁玲從前線凱旋，毛澤東滿麵春風，與丁玲握手相慶，第一句話就問丁玲：“你上前線後，我為你寫過一首《臨江仙》詞，你可否看到？”丁玲感到奇怪，隻好照實回答說：“我沒看到呀！”毛澤東沒作聲，在桌上尋找一張白紙，揮起毛筆，蘸上濃墨，又重寫一遍，含笑遞給丁玲：“你拿去吧！”丁玲望著龍飛鳳舞、瀟灑自如的毛筆字，細細品味，當讀到“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之句時，受寵若驚，心潮澎湃，不由淚水奪眶而出，連說三個“謝謝主席栽培”。關於主席的詩詞久聞其名，且推崇備至，隻是受之有愧，對她太過獎了。

毛澤東為丁玲評戲論文

丁玲性格外向，又因與毛澤東是老鄉，對主席可敬可親，經常到毛澤東住地讀文論詩，毛澤東喜愛提起唐詩“三李”（即李白、李商隱、李賀）、韓愈和宋詞，也談到《三國》、《水滸》、《紅樓夢》與其他古典名著，毛澤東興致勃勃、侃侃而談，如數家珍、妙趣橫生，使丁玲倍感主席學問淵博，特別是對古典文學的精通和運用有如神來，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真是“同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從此，丁玲向毛澤東提了個要求，隻要毛澤東講課，就要通知她去聽講。

毛澤東還教丁玲如何去了解、觀察一個人的言行，使丁玲受益匪淺。1937年1月31日，正是徐特立六十周歲生日，毛澤東提議為他的老師祝壽。丁玲和徐夢秋、周小舟三個年輕人買了一塊紅緞子，擬湊一首打油詩相贈。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剛剛寫成，毛澤東來了，看了他們的詩句，大聲念道：“前兩句寫長征的，‘衣服自己縫，馬兒跟著跑’，後兩句寫他們的寄語，“青山與綠水，徐老永不老。”念畢，對他們說：“寫得很實際，了解一個人很不容易，有時要幾年，幾十年，有些人你一生也了解不透。”大家聽得很認真，並發表了感概，七嘴八舌不知不覺扯到又一個老人林伯渠。他是丁玲的真正老鄉，丁玲趁機說：“邊區就像小朝廷，林老就是稱職的財政大臣。”丁玲把話一說完，有些後悔了，知道自己說漏了嘴，擔心主席批評，可是毛澤東反而默認了。

這年2月，毛澤東寫信給紅軍後方總政治部羅榮桓，任命丁玲為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一天，毛澤東來到丁玲住處，隻見一群從國統區來延安大學的青年們圍著丁玲說說笑笑，大家親如兄妹，開口笑道：“丁玲，你這裏有點像文化人的俱樂部，知識分子很喜歡與你接近交朋友，好呀！”丁玲心中如灌蜜一般。

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了，毛澤東根據形勢需要，讓丁玲、吳奚如等青年組成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同時政治部任丁玲為團主任兼黨支部書記。毛澤東對丁玲說：“這個工作重要，對你很好，到前方可以接近軍隊，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丁玲倍受鼓舞，周身熱血沸騰，立即向戰友們轉達主席的指示，決心以實際行動回報毛主席的關懷。在出發前夕，他們還向延安各界搞了匯報演出，從未演過戲的丁玲在《老爺》一劇中擔任了主角，而且演得很投入。當丁玲卸裝下台後，毛澤東便握住丁玲的手說：“啊，丁玲也上台演戲，好啊！節目也不錯，就這樣幹下去。”丁玲臉上驀然一紅，不好意思地說：“主席您看過我演戲了？”毛澤東頷首一笑：“人多，我來遲了一步，前門擠不進去，隻好繞後台進來。”這次毛澤東還給丁玲詳細地談了下去後注意的事項，倏地話鋒一轉，又說到寫作：“我讀過你的文章，似有點名士氣派。”並談了他的看法，對丁玲寄予了厚望。

將丁玲與魯迅、茅盾等人並列

1941年5月，毛澤東親自題寫報頭的《解放日報》正式創刊，由丁玲負責文藝專欄。丁玲有了用武之地，大顯其才，專欄文章以褒為主，有時也發過一些批評之稿，可是遇上一些小的麻煩。一天，丁玲專程登門請教主席：“主席，您在文章中批評了人家，人家服氣，而我寫的文章，人家為何總有反感呢？”毛澤東望著丁玲說：“批評人家要事實求是，講點辯證法。”毛澤東稍停一下，吸了一口煙，又說：“先把人家的長處說一說，並且要說透，然後再對人家的錯誤或缺點進行批評，他就服氣了。如果我先是批評，有時候就不但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會引起一些誤會、麻煩，這就不好。”丁玲全神貫注靜聽，不斷地點頭。毛澤東還說：“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點，再說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丁玲說：“您的精辟見解，使我茅塞頓開。”丁玲告訴毛澤東，她的童年和少年成長全是取決於母親，她的母親是她終身最難忘的一本書。丁玲暗暗將毛澤東比作長兄和慈母，因此，對毛澤東的話字字銘記在腦海中。

最後，毛澤東問了丁玲的婚事。丁玲告訴他，早有一個對象，他叫陳明，人品不錯，隻是小丁玲13歲，他們相戀了5年，準備最近結婚。毛澤東聽了一樂：“該辦了！”1942年2月，丁玲與陳明終於結合了。毛澤東特意參加了他們的婚禮，還給他們送了一支水筆和日記本。

婚後的丁玲創作激情更加高漲，丁玲的作品越來越貼近生活，深受讀者喜愛。1942年5月21日，黨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毛澤東首次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會上還特地提到丁玲。丁玲有幸聆聽了主席激情洋溢的講話，一時似東風拂麵，如春雨潤心，暗下決心要寫出一部反映時代的力作。

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報》的副刊刊發了丁玲的報告文學《田保霖》和歐陽山的《活在新社會》。7月1日，毛澤東讀完這兩篇文章，已是淩晨4點，欣然命筆寫了一封短信給他們致賀：“丁玲、歐陽山二同誌，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後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倆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合作社會議要我講一次話，毫無材料，不知從何講起。除了你們的文章以外，我還想多知道一些呀，如果可能的話，今天下午或傍晚請來我處一敘，不知是否可以？敬禮！”

丁玲收到信後興奮異常，拿著主席的信，速找歐陽山，讓他過目後，兩人於當天下午來到主席住處。毛澤東特地要炊事員做了幾個好菜，留他們吃晚飯。席間詢問了合作社的情況，興致未盡，送他們出門時邊走邊談。臨別時，還囑咐他們，有了新作，先讓他一睹為快。

1938年初，丁玲與任弼時等在山西洪洞馬牧村

不久，在文藝工作幹部會上和高級幹部會上，毛澤東均提到《田保霖》，他說：“作家要去寫工農，丁玲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出好文章。”一個月後，丁玲將新作《三日雜記》請主席指教，毛澤東看後，笑逐顏開：“丁玲，你能夠和拐子婆姨睡在一起聊天呀，不錯嘛！”丁玲心中熱呼呼的，渾身是勁，連續寫出了《魍魎世界》、《民間藝人》、《我在霞村的時候》、《袁廣發》等一批頌揚工農兵形象的好作品，又受到毛澤東的誇獎。為了報答毛主席對她的栽培之情，她擬寫一個長篇，反映新解放區的土改鬥爭情況，從1946年春動筆寫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曆時兩年完稿。1948年3月在西柏坡,毛澤東讀了這本書的初稿，稱讚不已，遂對身邊的負責同誌說：“丁玲很有才氣，就是少一點基層鍛煉，有機會讓她當幾年縣委書記，那就更好了。”關於這本書稿，他及時與丁玲個別交換了意見，作了肯定。丁玲止不住內心激動，坦率地告訴他說：“這本書稿如算成功的話，全是您的指導思想明確和諄諄教誨，說句心裏話，我是為了不辜負您的殷切希望而寫出來的。‘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那都是因為您的《講話》啊！”後來，當毛澤東得知丁玲為寫這本書，吃盡了苦頭，對丁玲更加欽佩，向丁玲投以慈祥讚許的目光，再次鼓勵丁玲更進一步。

同年6月，丁玲在西柏坡給丈夫的信中說到毛澤東對丁玲的關懷和培養，還告訴丈夫，毛澤東將她的名字列在魯迅、茅盾、郭沫若一等，這是她做夢也未想過的事。全國解放後，丁玲仍然受到黨的重用，從1950年到1955年底，曆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黨組書記和《文藝報》、《人民文學》主編。

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但後來丁玲說，她被打成大右派，那是政治大氣候，不能怪毛澤東主席。丁玲被下放到北大荒後，毛澤東主席對她的生活一直在關注，多次托總指揮王震詢問丁玲的生活情況，帶書籍和生活日用品給丁玲。1980年10月，丁玲在《太陽照在桑幹河上》再版的前言中特地表達對毛澤東的感激之情。

〖延伸閱讀〗丁玲與毛澤東一次談話的真偽

1993年，《炎黃春秋》第七期上發表了楊桂欣的文章：《“我丁玲就是丁玲”》，披露了丁玲與毛澤東餐後並一起泛舟中南海時的一次談話。文中轉述丁玲的回憶是這樣的：……讓我最後悔的，還是在中宣部當文藝處長的時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掛職。一天，中宣部開會，江青來了。上午散會時，江青突然對我說：“丁玲，中午到我們那裏吃飯去。”我說：“這怎麽可以呢？”江青便拉下臉來：“你以為是我讓你去的嗎？”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飯。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條船，在中南海上遊著，同我聊天。這次，主席先問我對周揚的看法。看來，他這次找我，就是專為此事。我一個勁兒說著，全都是說周揚的缺點，當然都是以事實作依據的，隻談具體的情況和我自己的看法。聽著，毛主席突然問我：“周揚總還是有些優點吧？！”我真後悔自己不會做人，為什麽不先說周揚的優點和長處呢？一個人，一個革命者，都是既有優點和長處，也有缺點和毛病的，應該一分為二呀，而我在這個關鍵時刻，偏偏忘記了一分為二，忘記了談周揚的優點和長處！後悔也來不及了。不等我補充自己的意見，毛主席便對我說了：“我看，周揚同誌還是有些長處的，他有行政組織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論水平。而在這兩個方麵，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說的是實際情況，我當然服氣。但我為什麽在他征求我對周揚的意見的時候，竟一個勁兒說周揚的缺點而不說他的長處呢？

毛主席這次找我談周揚後，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裏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沒有產生過主動找毛主席談情況、談心的念頭。現在想來，這是自己吃大虧的一個客觀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麽，那些打我“小報告”的人，不管他們用嘴巴，還是用作協黨組報告的名義汙蔑我，是決不會容易得逞的。這就是教訓啊！

其後，關於這段曆史事實的陳述，楊桂欣在文章中幾次都寫到了，但敘述文字卻有了刪改。

2000年，在將本文收入《別了，莎菲》一書時，特意注明“作者作了修改”。缺了這一段：“看來，他這次找我，就是專為此事。我一個勁兒說著，全都是說周揚的缺點，當然都是以事實作依據的，隻談具體的情況和我自己的看法。”但增加了這樣一段：“康濯調回北京之初，我去看望他，談起丁玲在毛主席麵前說周揚這回事，康濯說：這是真的。丁玲同誌當時在《文藝報》一些同誌中間，勉勵我們要記住她的這次教訓，對同誌要始終堅持一分為二的觀點，充分肯定人家的優點。

2002年，作者在《毛澤東與丁玲關係始末》一文中，對此事的回憶又有修改，具體的字句改動不細說，隻說大的修改。修改有兩處：一處是，刪掉了“叫了一條船，在中南海上遊著，同我聊天”一句。一處是，將“看來，他這次找我，就是專為此事。我一個勁兒說著，全都是說周揚的缺點，當然都是以事實作依據的，隻談具體的情況和我自己的看法”仍然刪掉，改為“我先說周揚同誌的缺點”。此外，明確地加上了毛與丁談話的時間：“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

作者何以在丁玲去世後不能再進行核對的情況下作這樣的修改？大致來源於丁玲的丈夫陳明對此事的態度。

2001年2月13日，陳明首次對這一記敘斷然否定。他在接受邢小群的采訪時說：“至於你提到毛主席在中南海和丁玲劃船，純係訛傳，到頤和園看望丁玲確有其事。”

楊桂欣自丁玲1979年複出直到1986年去世，一直與丁玲保持著很好的關係，是丁玲晚年身邊的人之一，他的記敘不會是空穴來風。而作為丁玲的丈夫陳明，與丁玲的關係更不消說，如果楊桂欣知道此事，陳明自然更應該了如指掌。何以會出現兩個“身邊人”為一條材料“打架”的事情呢？

抱著這樣的疑團，2002年3月8日，我曾致信陳明討教，但未得回音。為何討教，是因為從幾個當事人的回憶來看，這一記敘是真實可信的：第一、前邊說過，楊桂欣屬於丁玲身邊人之一，他在2000年修改關於此事的記敘時特意加上了康濯的說法，旨在說明他的記敘有康濯為證。楊的說法在康濯的回憶裏的確能找到佐證。康濯回憶說：

我早聽她講過，那幾年她兩次單獨見過主席。一次是上午在中宣部開過會，主席叫人找她去吃午飯，飯後又邀她在中南海遊艇上談話。另一次是她住在頤和園雲鬆巢寫作，一天，主席由羅瑞卿同誌陪同去遊園，也到雲鬆巢坐了一陣。不過，丁玲同誌沒有和我說過，那兩次都談了什麽話。現在（指建國初年丁玲和康濯談話談起周揚之時——引者）她介紹了所談的內容之一，說道：“主席講，周揚有兩個優點。”她避開了主席講的具體內容，再一次嗬嗬嗬笑道：“周揚同誌當然優點不少哇！他對青年作家的關心和培養，不也是一條優點？嗬嗬嗬！”

第二、丁玲也曾經向黎辛簡要講述過這次見麵。80年代，黎辛就1955年丁玲為什麽不向中央申訴向丁玲提出疑問時，丁玲回答：建國初她向毛主席說起過周揚，毛主席表示周揚有缺點，但他會做行政工作與寫評論文章，丁玲認為毛主席信任周揚，不想向他申訴。

由此說來，陳明的否定頗有武斷之嫌。不過，陳明的斷然否定，倒讓楊桂欣有些難堪：“白紙黑字，鐵證如山”了，收回去自然不可能，就盡量作一些“修改”吧。於是乎，先是把丁玲“全都是說周揚的缺點”的一段話刪掉，後來發現“聽著”之前沒有來由，就又改為“我先說周揚同誌的缺點”——好像丁玲還準備向毛表揚周揚、隻不過因為毛打斷了她的話她才沒有機會說似的；繼而又刪掉了“叫了一條船，在中南海上遊著，同我聊天”一句。其次，加上一段康濯的話，再加上“195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的具體時間，以證明確有其事。

接下來的問題是，陳明何以要否定此事？

首先，是陳明為保持丁玲的“完人”的心態所致。在丁玲去世後，陳明自覺地擔當起丁玲“完人”形象的守護者的責任來，對當事人有關丁玲的回憶、學界有關丁玲研究的文章，隻要在他看來與“史實不符”——事實上大致是與丁玲的“完人”形象不符，就或寫文章或利用訪談提出異議——讀者若有興趣，隻要把1986年丁玲去世後陳明發表的文章列出一個目錄就可以看出，絕大多數屬於此類。具體到楊桂欣所述此事，丁玲顯然是向毛“打”周揚的“小報告”——借用丁玲的用詞。在陳明看來，未免有失丁玲的形象。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是，陳明明白，這條材料實際上可以看作是此後丁玲厄運的“青萍之末”。

第一，在楊桂欣1993年的文章裏，丁玲把問號留給她的聽眾，但答案卻不言自明：在丁玲看來，周揚不管有多少長處，顯然不適合擔任中共在文藝界領導人這一職務。

而此時，恰是毛澤東因胡喬木在第二次文代會的籌備過程中取消文聯的舉動而大發脾氣、舍胡而取周揚之際，丁玲這樣喋喋不休地講周揚的缺點，的確是犯了一個大忌。至於這個大忌是什麽，可以與胡風當年上三十萬言書作一比。

2002年，原被稱為“胡風分子”的綠原，在為《胡風三十萬言書》出版所作的序中寫道：幾十年之後，塵埃落定，痛定思痛，不禁茫然。當年胡風……所選擇的上書言事，……直到理所當然而又順理成章的後果一出現之後，這才使人醒悟：最高領導和文藝領導畢竟是二位一體，後者和胡風在前者眼裏，畢竟有黨內外的親疏之分；胡風在“三十萬言”中忽視了這個一體性，向前者控訴後者，不但被譏為所謂“清君側”的陰謀，犯了以古例今的時代錯誤，而且由於“為樂觀估計所蔽”，忘卻“疏不間親”、“投鼠忌器”等淺近道理，犯了尤其令人遺憾的常識性錯誤。

當年丁玲的處境雖然比胡風要好得多，但她卻不明白“最高領導和文藝領導畢竟是二位一體”的道理，也更忘卻了“‘疏不間親’、‘投鼠忌器’等淺近道理”。她的思維慣性使她依然在幾年前、十幾年前的原有軌道上運行，她胸中充溢的是業已形成的對周揚的敵視情緒。她仍然以為與毛澤東的這次談話，隻是像過去一樣僅僅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因而根本忽略了這樣的因素：此時的毛澤東已不複是那個當年與她隨意交談的人了；而此時周揚能在文藝界擔綱同樣是毛澤東的意見。因為“犯了尤其令人遺憾的常識性錯誤”，所以丁玲的話打在周揚身上，事實上，也打向了毛澤東。丁玲得到毛澤東的批評是必然的。自然，丁玲也從毛對她的批評中得到了另一種答案：周揚在文藝界的領導地位不可動搖。

第二，透過楊桂欣（抑或是丁玲）刻意輕鬆地敘述的場景來看，毛對丁玲的批評是相當嚴厲的。由於曆史上形成的地位，1949年以後的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威望達到了頂點，說話一言九鼎自不必說，即使是與他一起走向政壇的老朋友，偶有不慎，說錯了話，辦錯了事，也常常命運不濟。這方麵的例子很多，不需多說。就以胡喬木籌辦第二次文代會因要取消文聯而讓毛發脾氣這件事，即可看出這一點。胡跟隨毛已經十多年了，不管從那時在黨內的資曆還是從與毛的關係來看，都是丁玲所不能匹敵的。胡的命運尚且如此，況丁玲乎？“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實是毛批評人極為嚴厲的話了。得到這樣嚴厲的批評後，丁玲自然明了了局勢，所以此後不但不能“到毛主席那裏去”，更不能有“主動找毛主席談情況、談心的念頭”了。即使在1955年遭受批判被戴上“反黨小集團”的帽子，丁玲也不敢湧起找毛的念頭，“不想向他申訴”，甚至連陳企霞那樣寫封匿名信的勇氣都沒有。這不僅因為“毛主席信任周揚”，更因為她明白，對她的批判，不是周揚而應是毛，隻不過她不願意明說而已。

而對於把1955年批判丁陳的發軔歸結到毛那裏，則是陳明（包括丁玲）一直不願意正視的，陳明否定這條材料，似乎透露了這種信息。

順帶指出，在此事中，丁玲提到了江青，並描述了江“拉下臉來”的形象。有材料顯示，在江青和丁玲都在中宣部任職的時候，丁玲與江青走得很近。圍繞著《清宮秘史》、《中朝兒女》以及《武訓傳》等影片，“江青和周揚意見不一致，發生爭執”時，丁玲曾“主動找到江青，說要寫幾篇文章，批判周揚和他電影審查中的錯誤立場”，江青並不認為丁玲能勝任這樣的任務，以“這樣深刻的爭論不是丁玲的筆所能單獨解決的”為由，予以回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