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澤東自渡過於都河踏上征途之後，秋風漸緊，秋雨報寒，再加上雨中的山路泥濘難行，吃飯又沒有保證，他那大病未愈的身體越來越弱了。然而，每當他看到指戰員抬著笨重的機器，帶著“壇壇罐罐”，艱難地在山地中行軍的時候，他不是無限悲哀地搖頭，就是強忍著憤慨在歎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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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中央紅軍在一個月的突圍轉移中，相對而言比較順利地通過了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可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家和天才指揮員清楚地知道：一旦蔣介石獲悉了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目的和路線之後，他就會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調動全國的軍事力量，給紅軍預伏設置一個又一個布袋陣，造成“請君入甕”的態勢。加之紅軍最高“三人團”又不懂得臨機處置的作戰原則，轉移中的紅軍將噩運環生了。因此，他那未愈的病體又被這沉沉的心事壓得更加虛弱不堪了！
毛澤東早已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在突圍轉移的過程中又沒有具體的使命，可他依然保持著過去的傳統：每到一地，他就要警衛員搜集報紙，探聽敵人有關的軍事調動與部署的情況，十分及時地掌握敵我雙方的態勢。與此同時，他還要警衛員為他找好辦公桌——如果找不到也必須用門板搭一個臨時的辦公桌，上麵放著他的公文包、馬燈，還有打開的軍用地圖……簡言之，他仍然像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他如此而為的原因有二：一是關心紅軍未來命運的責任心驅使，再是為了思索如何才能改變紅軍被動挨打——並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辦法。換言之，毛澤東是“不在其位，仍謀其政”。
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指戰員似乎都在暗暗自問：“這是怎麽了？”但是，在中央高層領導中不僅問“這是怎麽了？”而且還在思索“怎麽辦”的除了毛澤東、張聞天以外，還有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九○六年生於安徽涇縣厚岸村，早年在家鄉讀書，後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於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學附中部學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年十月下旬，離開上海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直至一九三○年二月。並於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他奉命回國，先後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紅旗報》、《實話報》總編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同任弼時、顧作霖一起作為中央代表團赴中央蘇區，先後出任中共蘇區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等要職。他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由於他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負重傷，右腹中留有敵人的彈片，且一直沒有取出，因此，他是被用擔架抬著進行長征的！
王稼祥在蘇聯學習期間，與王明、博古、張聞天同屬受共產國際遠東局，尤其是米夫重視的中國留學生，足以看出他無論是在蘇聯學習期間，還是在他回到上海，乃至進入中央蘇區的初期，他與洛甫一樣同屬於王明、博古教條宗派的成員。自然，也是堅定地執行所謂國際路線的中堅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
但是，王稼祥和張聞天同誌一樣，其政治品格是優秀的。也就是說，他忠誠地擁護共產國際指示，積極地執行王明路線是思想認識問題，而不是那種借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往上爬的政客。所以，當他進入中央蘇區，尤其是當了政治部主任之後，他通過殘酷的戰爭實踐認識了真理，就自覺地揚棄了他認為錯誤的東西。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不懼博古、李德等人手中的權力，敢於向這些原是同一戰線的領導者或戰友挑戰。舉例說：
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早在寧都會議之前，遠在上海以博古為首的中央曾多次主觀地批評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而蘇區中央局的多數同誌又站在錯誤路線一邊，數度與毛澤東發生衝突。待到寧都會議期間，對毛澤東“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毛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等等。就常理而言，王稼祥應當站在博古的立場上，與中央局中執行錯誤路線的同誌一道###毛澤東。然而他在近兩年的革命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正確的，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與周恩來、朱德一道反對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再如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後，王稼祥曾為作戰指揮上的問題和李德發生過多次爭論，王認為“禦敵於國門之外”、“短促突擊”是打不破敵人“圍剿”的，“還是要采取誘敵深入、隱蔽部隊、突然襲擊、先打弱敵、後打強敵、各個擊破等戰法”。李德等一聽這些意見均出自毛澤東之手，且毛也不止一次地向他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因此他們斷然地否決了王稼祥的意見。結果，博古、李德頑固地堅持錯誤路線，使中央蘇區和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
王稼祥雖然是坐著擔架進行戰略轉移的，但他的頭腦依然在思索兩個問題：其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麽失敗？其二是他認為這種大搬家式的戰略轉移是錯誤的，用他事後的話說：“當時情況又萬分危急，我對局勢非常焦慮。”怎麽辦？與他同行的有張聞天和毛澤東二人。在他的心目中，張聞天雖是多年的戰友，且都受到博古、李德等不同的排擠，但張的長處偏於理論，而對軍事是無太大興趣的，他“想來想去隻有向毛澤東同誌表白自己的看法”。
對於王稼祥，毛澤東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一直記住“王稼祥同誌參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爭。在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讚助我們……那是相當困難的”。再者，他認為：“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誌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毛作為一代戰略大家，從曆次失敗中逐漸認識到：任何政治家都必須重視多數。換言之，真理最終會贏得人的支持，但一位政治家不注意，或不善於團結大多數，即便握有真理也會被當成謬誤來批判。古田會議之前與陳毅等人的爭論、寧都會議被罷官等等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而這對毛澤東而言無疑是最為沉痛的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在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前夕，公開反對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分散到各軍團中去的決定是有意而為的。與此同時，張聞天、王稼祥，乃至於同意他們三人隨中央縱隊轉移的周恩來都不一定知道毛的真意。這就是毛的高明處。換言之，如果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在長征前夕分散到各個軍團去，遵義會議能否開成就成了問題。果然如斯，中國的曆史將如何來寫，也很可能變成了一個未知數！
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初期，雖然較為順利地通過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但就其全局而言，它依然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繼續。隻要稍許有些戰略遠見的軍事家——甚至是政治家都會發出這樣的自問：中央紅軍如何才能轉危為安呢？這在毛澤東看來：一、必須改變最高“三人團”的錯誤軍事路線；二、時刻關注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中出現的情況，謹防全軍覆滅。同時，他十分清楚：要做到這兩點都必須變換領導。眼下是非常時期，連召開一次較大型會議的可能都沒有，像這種變換領導的大事是不可能解決的。他所能做的，就是總結失敗的教訓，使更多的同誌認識錯誤指揮的本質與危害，借以形成變換領導所必須的多數。
紅軍戰略轉移的初期，從最高領導“三人團”到基層連隊的指戰員，幾乎都是處於窮於應付的被動狀態。然而卻給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他們三人帶來了相對自由的空間。那時，毛澤東、王稼祥經常是坐著擔架行軍，使得他們不僅有了集中思索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時間，而且也為他們創造了深入交談的機會。也就是在彭德懷向最高“三人團”提出改變紅軍轉移方向之前，王稼祥與毛澤東的交談也越來越深入了。
“老毛，”那時的王稼祥一直如此親切地稱呼毛澤東，“你站在理論的高度，總結一下我們為什麽會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毛澤東清楚王稼祥的個性，那就是隻承認真理的權威。再者，通過最近的交談，他也了解到王稼祥陷入極大的苦悶中，想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得出一些規律性的結論，希冀進行戰略轉移的中央紅軍從失敗中走向勝利！然而毛澤東又非常清楚王稼祥和張聞天一樣，他們思考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出發點，是從軍事路線方麵找出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反對的是博古、李德所執行的軍事路線。
同時，毛澤東隻和王稼祥、張聞天談博古、李德等人執行錯誤的軍事路線。由此，我們也看出了毛澤東是一位十分注重策略的大政治家。
今天，毛澤東聽了王稼祥的問話之後，依然是按照上邊的思路講了他的看法。
首先，毛澤東講了第五次反“圍剿”敵強我弱的態勢之後，進而指出：在強敵使用碉堡和公路推進戰略，逐漸達到蠶食中央蘇區為目的的情勢下，紅軍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就是敵求之不得的錯誤方針。為此，敵乘紅軍分兵之機，攻占了紅軍兵力薄弱的黎川。博古、李德等人不但不汲取教訓，反而命令紅軍冒險進攻敵人重兵扼守的硝石等重鎮，企圖收複黎川。結果，這些冒險進攻不僅遭到重大傷亡，同時還把自己陷於被動地位。
接著，毛澤東講了博古等人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置。這雖然是政治路線的錯誤，但毛卻有意重點講了隨著福建人民政府的倒台，紅軍也喪失了粉碎第五次“圍剿”有利的戰機。此後，博古、李德等人由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為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命令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禦，實行陣地戰、堡壘戰，並以“短促突擊”支持這種消極防禦。而廣昌戰役就是這一消極防禦造成重大失敗的典型戰例。是年七月，敵人開始從六個方向向中央蘇區發起全麵進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命令紅軍“分兵把守”、“全線抵禦”、“六路分兵”等予以抵禦，結果是：節節抵禦變成了節節敗退。最後，毛澤東感慨地做了總結，大意謂：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於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王稼祥對毛澤東的分析是口服心服的。當然，他也知道毛澤東在紅軍戰略轉移前夕曾向最高“三人團”做過上述建議，但未被采用。因此，他在敬服毛澤東軍事才能的同時，也越發清楚地認識到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指揮上錯在何處了。
“簡單地說，”毛澤東有些憤慨地說道，“博古、李德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開始犯了冒險主義，繼之是犯了保守主義，而所謂進行戰略轉移又是犯了逃跑主義。你看，給他們戴這樣三頂帽子合不合適？”
“合適，合適！”王稼祥讚成地說道。
是日夜，正當毛澤東與王稼祥坐在各自的擔架上，深入地探究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的時候，張聞天打馬趕回了他們三人號在一起的臨時住處。王稼祥一見張聞天那布滿陰雲的表情，十分認真地說道：
“洛甫，先把那些不高興的事情放在一邊，聽老毛講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麽失敗的？中央紅軍又為什麽走到了今天？”
“稼祥同誌說的不對，”毛澤東看了看張聞天那蹙著眉頭的樣子，補充道，“準確地說，是我們一道在找原因。我說的也包含著洛甫同誌的一些思考。”
“那我們三人就接著往下談吧！”王稼祥或許太想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得出結論來了，他急切地說道。
“不行，不行！”張聞天一邊擺手一邊說，“現在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三人商議。”
“不可能，不可能……”王稼祥十分認真地說，“我和老毛談的事是綱，其他的事是目……”
“可在特定的條件下，有時目比綱還要重要。”張聞天作為理論家，在任何情況下都維護理論的正確性，“眼下，我們三人必須暫時放棄探討綱這件大事，集中時間先議一議非常重要的有關目的問題。”
毛澤東很是欣賞張聞天這種不無學究氣的個性。另外，他清楚這位具有很高深的理論素養的張聞天，在一般的情況下是不會強人所難的。因此，他就像是一位和事佬似的開玩笑說：
“我是讚成綱舉目張的。既然黨的理論家認為眼下的目比綱重要，那我們三人就權且棄綱抓目。”
“好，就按老毛說的辦。”王稼祥也隻好少數服從多數。
接著，張聞天表情嚴峻地說出：他作為政治局常委，剛剛參加了由最高“三人團”召開的敵情通報會。在會上，他不僅獲悉蔣介石已經部署五路大軍在湘江東岸追堵中央紅軍的作戰計劃，而且還知道了何鍵與薛嶽正在衡陽加緊落實蔣氏的這一追堵計劃。最後，他分外沉重地說道：
“我雖然不是軍事家，但避實就虛的原則，是弱者對強者作戰所必須遵循的，這點我還是清楚的。為此，我對中央紅軍繼續沿著紅六軍團轉移的路線強渡湘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最高‘三人團’的意見呢？”王稼祥迫不及待地問道。
“他們當然不會聽我的意見！”張聞天邊說邊取出兩份油印的材料，“你們看吧，這是十四日《紅星報》上的文章《我們在反擊中的勝利》；它和盤托出了最高‘三人團’對目前形勢的估計，以及下一步紅軍進行轉移的戰略部署。”
毛澤東與王稼祥一人接過一份《紅星報》，二人圍在昏黃的馬燈兩邊用心地看起來。雖說筆者標明是討論提綱，但他卻以權威的口吻說明：“自從我們渡過於都河開始反攻以來，我們已經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這些勝利一方麵表現出蔣介石、陳濟棠、何鍵的堡壘政策，不能阻止或限製我們紅軍的活動與蘇維埃革命的發展；另方麵表現出轉移地區爭取有利條件同敵人決戰的黨的決定的正確。”同時還指出：我們的突圍轉移行動，“逼使蔣介石從進攻中央蘇區的部隊中調動九個師兩個旅”，“陳濟棠從進攻中央蘇區的部隊中調出三個師一個旅，何鍵從進攻湘鄂贛蘇區的部隊中調出三個師，從進攻湘贛的部隊中抽出四個師來阻攔、追擊或襲擊我們，這表示出我們突破封鎖線的行動，不但是為了取得有利條件同敵人決戰，不但是為了創建新蘇區，而且也是為了保衛我們原有的中央蘇區，保衛我們的湘鄂贛與湘贛蘇區”。所以，“我們必須繼續前進……必須同一切對於我們目前的行動表示懷疑，在前進中所發生的困難麵前表示投降無辦法，悲觀失望，以及逃跑開小差甚至個別投敵的現象，做堅決的鬥爭”。
毛澤東先於王稼祥看完這篇文章，他從擔架上站起來，點燃一支紙煙，邊大口地吸著邊緩緩地在室內踱著步子，他的表情越來越凝重了！
王稼祥看完這篇文章之後，正要激越慷慨地發表抨擊這篇文章的講演，可他抬頭一看毛澤東那嚴峻的表情，又收住了話語。他側目看了看一動不動的張聞天，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遂又相互理解地點了點頭，各自沉默不語，等待著毛澤東發表高見。
屋中的空氣頓時沉悶了許多。
毛澤東繼續大口大口地吸著煙，待到紙煙就要燒到他的手指時，他用力把所剩不多的煙蒂擲於地上，轉過身來，擲地有聲地說道：
“他們已經通告天下：誰對他們目前的行動表示懷疑，他們就做堅決的鬥爭。洛甫同誌是懷疑派，我毛澤東是堅決的反對派，而稼祥同誌你……”
“我也是堅決的反對派！”
“好！”毛澤東微微地點了點頭，“眼下，我們三個反對派隻有兩個選擇：一是怕他們做堅決的鬥爭，不說話；再是為了不讓千萬紅軍戰士的鮮血染紅湘江的水，我們主動出擊，和他們做堅決鬥爭！”
接著，毛澤東闡述了反對的意見，並得到了張聞天與王稼祥完全的讚同。最後，毛澤東忍著悲憤，故作風趣地說道：
“是我們三個人一道打上門去，向最高‘三人團’下挑戰書，還是由我一人去和他們三個人理論？”
“我看，今天晚上就老毛你一個人去吧！”張聞天說罷又補充道，“這樣做比較策略。”
“我讚成洛甫的意見。”王稼祥附和地說。
“好！等我這位先行官敗下陣來，你們再出馬！”
雖說最高“三人團”已經排除了彭德懷的正確建議，並下達了攻占道縣、搶渡瀟水、奔襲湘江的作戰命令，但作為“三人團”中少數派的周恩來卻依然猶豫不決，繼續思考——或者說在權衡這兩種方案的得失。此刻，夜已深了，他仍一動不動地站在桌前，憑借著馬燈那昏黃的光線，審視那張放在桌上的軍用地圖，似乎要想出一個兩全之策來！
“恩來呀，怎麽就你一個人在啊？”
周恩來聞聲轉過身來，隻見毛澤東已經站在他的麵前。就在這一瞬間，他本能地想到了毛澤東一定是為了反對最高“三人團”的戰略計劃而來。他指著兩邊的廂房答說：
“博古同誌和李德同誌都在裏屋呢！”
“可以請他們出來一下嗎？”
恰在這時，博古披著一件棉大衣從左手廂房中走出，他似乎也猜到了毛澤東深夜叩門的來意，故有些淡然地答說：
“不用請，我自己出來了，有什麽大事就談吧！”
毛澤東一聽博古的口氣就很不舒服，強忍著火氣又問道：
“可以請李德同誌以及他的翻譯伍修權同誌來一下嗎？”
“當然可以，”周恩來忙接過話茬，旋即又喊道，“修權同誌，你陪著李德同誌來一下。”
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澤東就是中國曆史上那種占山為王的綠林好漢，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不懂現代軍事理論，充其量算是一個“遊擊大王”。因此，他和在他的影響下的博古等這些很少實際經驗、年齡不過二十七八歲的書生一向瞧不起毛澤東，加之毛的個性又極強，他們從感情上就排斥毛。其中博古對毛澤東的個人成見尤深。如史記載：博古遠在上海就支持在中央蘇區執行“左”傾路線的人，並在寧都會議上罷免了毛澤東同誌的軍事指揮權。接著，毛住進長汀福音醫院養病。不久，博古等人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途經上杭，由羅明去迎接他。一見麵，他就嚴厲地批評羅明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博古到長汀時，有人提議去看一下正在療養的毛澤東。說來是何等的可笑，從未見過毛澤東麵的博古竟然說了句莫名其妙的話：
“毛澤東有什麽可看的！”
由此可以想見，他們對毛澤東有著何等深的個人成見！既然如此，受到共產國際支持的博古等人——乃至於打著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旗號的李德，為什麽誰也不敢把毛澤東打入所謂的“冷宮”呢？這其中還有鮮為人知的原因：
其一，毛澤東與陳毅等人發生那次路線之爭以後，即大病住院。用他自己的話說：“看起來我這個人命大，總算過了這道‘鬼門關’。”但是，那時國民黨的報紙卻造謠說：毛已死於肺結核。當共產國際聽了這則謠傳之後，遂發了一條訃告，對毛做出很高的評價，稱毛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對此，博古等是知道的。他們為了“投鼠忌器”也要保留毛澤東在黨內的一席虛位。
其二，在博古等人的心目中，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都是在毛澤東、朱德等同誌的領導下創建起來的，被他們稱為毛澤東的嫡係部隊。他們為了建立自己的嫡係部隊，相繼組建了一些新軍團。對此，聶榮臻同誌曾憤慨地說道：“那時候，教條宗派集團不注意主力兵團的充實建設，卻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礎的新部隊……新成立的部隊戰鬥力不強，我們既要完成主要任務，有時還要掩護他們。”為此，博古等人不能不看到毛澤東在紅軍中的巨大影響！
對此，周恩來是知情的。但是，由於他自己在六屆四中全會上，遭到共產國際派到上海的欽差大臣米夫以及王明等人的批判，並被迫請辭本兼各職，隻能做到“相忍為黨”。麵對紅軍戰略轉移的危難，他所能做的依然是“相忍為黨”。所以，當伍修權陪著李德走進屋後，周遂客氣地說道：
“澤東同誌，有什麽意見請講吧！”
毛澤東與博古、李德為代表的軍事路線的分歧點是：毛澤東根據中國具體情況，認為紅軍作戰應以運動戰為主；而博古、李德則不顧中央蘇區的實際，主觀地為紅軍確立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方針。他們否認紅軍打仗的流動性，視毛澤東強調的運動戰為“遊擊主義”。誠如毛澤東後來所批評的那樣：“反對流動的同誌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裏的長征。”被陳雲同誌所稱的“湘南爭論”在毛澤東看來，依然是這兩種不同軍事路線爭論的繼續。但是，他懂得眼下不是“舉綱”相辯的時候，因此，他十分策略地講了他的意見。大意是：麵對越來越嚴重的局勢，應在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的湘南地區，乘國民黨各路軍隊正在調動，追剿軍主力薛嶽、周渾元兩部還沒有靠攏時，調動紅軍，發揮機動作戰之長，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
毛澤東這一建議的目的性是清楚的，那就是主動打亂敵人在湘江東岸即將布好的口袋，再視情確定紅軍轉移的路線。即使再強渡湘江西行，也不是在敵人的布袋陣中盲目地衝殺。
博古，尤其是李德聽後，本能地認為這又是毛澤東的“遊擊主義”在此時此地的翻版。因此，他們根本不考慮這一建議的合理性，就想當然地給否決了。更為可笑的是，李德又從正規戰爭的視角答說：
“你是懂得兵貴神速這句話的。在湘南組織這樣的戰役，即使是取得了勝利，也貽誤了強渡湘江的時間。你想到過如此而為的後果嗎？”
毛澤東一下就被激怒了，他指著桌麵上的地圖嚴肅地指出：紅軍的前麵是兩條並行的由南而北的江河，在東麵的是瀟水，在西麵的是湘江，如果紅軍通過瀟水之後，被數倍於我的敵軍包圍在瀟水以西的湘江東岸，那才真是進有湘江攔路，退有瀟水相阻。最後，他近似哽咽地說道：
“看在數萬紅軍生命的份上，我請你們再複議一下你們製定的作戰計劃！”
李德聽後用德語哇啦哇啦地講個不停，無須翻譯，一定是用最激烈的言辭反對毛澤東的建議。在博古看來，李德的軍事決策是不容懷疑的，對毛澤東這樣的反對者，隻有做最堅決的鬥爭。但是，他一看周恩來的表情，遂又以領導者的口氣說道：
“你說完了吧？我們一定會按民主集中製的原則辦事的！”
毛澤東一聽博古下了逐客令，他愕然一怔，遂想到了這樣一句話：“真是不碰南牆不回頭啊！”他二話沒說，轉身大步走了出去。但他感到夜又是那樣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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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說中央紅軍在一個月的突圍轉移中，相對而言比較順利地通過了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可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家和天才指揮員清楚地知道：一旦蔣介石獲悉了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目的和路線之後，他就會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調動全國的軍事力量，給紅軍預伏設置一個又一個布袋陣，造成“請君入甕”的態勢。加之紅軍最高“三人團”又不懂得臨機處置的作戰原則，轉移中的紅軍將噩運環生了。因此，他那未愈的病體又被這沉沉的心事壓得更加虛弱不堪了！
毛澤東早已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在突圍轉移的過程中又沒有具體的使命，可他依然保持著過去的傳統：每到一地，他就要警衛員搜集報紙，探聽敵人有關的軍事調動與部署的情況，十分及時地掌握敵我雙方的態勢。與此同時，他還要警衛員為他找好辦公桌——如果找不到也必須用門板搭一個臨時的辦公桌，上麵放著他的公文包、馬燈，還有打開的軍用地圖……簡言之，他仍然像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他如此而為的原因有二：一是關心紅軍未來命運的責任心驅使，再是為了思索如何才能改變紅軍被動挨打——並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辦法。換言之，毛澤東是“不在其位，仍謀其政”。
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指戰員似乎都在暗暗自問：“這是怎麽了？”但是，在中央高層領導中不僅問“這是怎麽了？”而且還在思索“怎麽辦”的除了毛澤東、張聞天以外，還有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九○六年生於安徽涇縣厚岸村，早年在家鄉讀書，後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於一九二五年入上海大學附中部學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年十月下旬，離開上海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直至一九三○年二月。並於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他奉命回國，先後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紅旗報》、《實話報》總編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同任弼時、顧作霖一起作為中央代表團赴中央蘇區，先後出任中共蘇區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等要職。他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由於他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負重傷，右腹中留有敵人的彈片，且一直沒有取出，因此，他是被用擔架抬著進行長征的！
王稼祥在蘇聯學習期間，與王明、博古、張聞天同屬受共產國際遠東局，尤其是米夫重視的中國留學生，足以看出他無論是在蘇聯學習期間，還是在他回到上海，乃至進入中央蘇區的初期，他與洛甫一樣同屬於王明、博古教條宗派的成員。自然，也是堅定地執行所謂國際路線的中堅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
但是，王稼祥和張聞天同誌一樣，其政治品格是優秀的。也就是說，他忠誠地擁護共產國際指示，積極地執行王明路線是思想認識問題，而不是那種借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往上爬的政客。所以，當他進入中央蘇區，尤其是當了政治部主任之後，他通過殘酷的戰爭實踐認識了真理，就自覺地揚棄了他認為錯誤的東西。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不懼博古、李德等人手中的權力，敢於向這些原是同一戰線的領導者或戰友挑戰。舉例說：
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早在寧都會議之前，遠在上海以博古為首的中央曾多次主觀地批評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而蘇區中央局的多數同誌又站在錯誤路線一邊，數度與毛澤東發生衝突。待到寧都會議期間，對毛澤東“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毛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等等。就常理而言，王稼祥應當站在博古的立場上，與中央局中執行錯誤路線的同誌一道###毛澤東。然而他在近兩年的革命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正確的，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與周恩來、朱德一道反對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再如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後，王稼祥曾為作戰指揮上的問題和李德發生過多次爭論，王認為“禦敵於國門之外”、“短促突擊”是打不破敵人“圍剿”的，“還是要采取誘敵深入、隱蔽部隊、突然襲擊、先打弱敵、後打強敵、各個擊破等戰法”。李德等一聽這些意見均出自毛澤東之手，且毛也不止一次地向他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因此他們斷然地否決了王稼祥的意見。結果，博古、李德頑固地堅持錯誤路線，使中央蘇區和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
王稼祥雖然是坐著擔架進行戰略轉移的，但他的頭腦依然在思索兩個問題：其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麽失敗？其二是他認為這種大搬家式的戰略轉移是錯誤的，用他事後的話說：“當時情況又萬分危急，我對局勢非常焦慮。”怎麽辦？與他同行的有張聞天和毛澤東二人。在他的心目中，張聞天雖是多年的戰友，且都受到博古、李德等不同的排擠，但張的長處偏於理論，而對軍事是無太大興趣的，他“想來想去隻有向毛澤東同誌表白自己的看法”。
對於王稼祥，毛澤東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一直記住“王稼祥同誌參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爭。在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讚助我們……那是相當困難的”。再者，他認為：“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誌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毛作為一代戰略大家，從曆次失敗中逐漸認識到：任何政治家都必須重視多數。換言之，真理最終會贏得人的支持，但一位政治家不注意，或不善於團結大多數，即便握有真理也會被當成謬誤來批判。古田會議之前與陳毅等人的爭論、寧都會議被罷官等等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而這對毛澤東而言無疑是最為沉痛的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在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前夕，公開反對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分散到各軍團中去的決定是有意而為的。與此同時，張聞天、王稼祥，乃至於同意他們三人隨中央縱隊轉移的周恩來都不一定知道毛的真意。這就是毛的高明處。換言之，如果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在長征前夕分散到各個軍團去，遵義會議能否開成就成了問題。果然如斯，中國的曆史將如何來寫，也很可能變成了一個未知數！
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初期，雖然較為順利地通過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但就其全局而言，它依然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繼續。隻要稍許有些戰略遠見的軍事家——甚至是政治家都會發出這樣的自問：中央紅軍如何才能轉危為安呢？這在毛澤東看來：一、必須改變最高“三人團”的錯誤軍事路線；二、時刻關注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中出現的情況，謹防全軍覆滅。同時，他十分清楚：要做到這兩點都必須變換領導。眼下是非常時期，連召開一次較大型會議的可能都沒有，像這種變換領導的大事是不可能解決的。他所能做的，就是總結失敗的教訓，使更多的同誌認識錯誤指揮的本質與危害，借以形成變換領導所必須的多數。
紅軍戰略轉移的初期，從最高領導“三人團”到基層連隊的指戰員，幾乎都是處於窮於應付的被動狀態。然而卻給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他們三人帶來了相對自由的空間。那時，毛澤東、王稼祥經常是坐著擔架行軍，使得他們不僅有了集中思索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時間，而且也為他們創造了深入交談的機會。也就是在彭德懷向最高“三人團”提出改變紅軍轉移方向之前，王稼祥與毛澤東的交談也越來越深入了。
“老毛，”那時的王稼祥一直如此親切地稱呼毛澤東，“你站在理論的高度，總結一下我們為什麽會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毛澤東清楚王稼祥的個性，那就是隻承認真理的權威。再者，通過最近的交談，他也了解到王稼祥陷入極大的苦悶中，想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得出一些規律性的結論，希冀進行戰略轉移的中央紅軍從失敗中走向勝利！然而毛澤東又非常清楚王稼祥和張聞天一樣，他們思考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出發點，是從軍事路線方麵找出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反對的是博古、李德所執行的軍事路線。
同時，毛澤東隻和王稼祥、張聞天談博古、李德等人執行錯誤的軍事路線。由此，我們也看出了毛澤東是一位十分注重策略的大政治家。
今天，毛澤東聽了王稼祥的問話之後，依然是按照上邊的思路講了他的看法。
首先，毛澤東講了第五次反“圍剿”敵強我弱的態勢之後，進而指出：在強敵使用碉堡和公路推進戰略，逐漸達到蠶食中央蘇區為目的的情勢下，紅軍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就是敵求之不得的錯誤方針。為此，敵乘紅軍分兵之機，攻占了紅軍兵力薄弱的黎川。博古、李德等人不但不汲取教訓，反而命令紅軍冒險進攻敵人重兵扼守的硝石等重鎮，企圖收複黎川。結果，這些冒險進攻不僅遭到重大傷亡，同時還把自己陷於被動地位。
接著，毛澤東講了博古等人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置。這雖然是政治路線的錯誤，但毛卻有意重點講了隨著福建人民政府的倒台，紅軍也喪失了粉碎第五次“圍剿”有利的戰機。此後，博古、李德等人由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變為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命令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禦，實行陣地戰、堡壘戰，並以“短促突擊”支持這種消極防禦。而廣昌戰役就是這一消極防禦造成重大失敗的典型戰例。是年七月，敵人開始從六個方向向中央蘇區發起全麵進攻，博古、李德等人又命令紅軍“分兵把守”、“全線抵禦”、“六路分兵”等予以抵禦，結果是：節節抵禦變成了節節敗退。最後，毛澤東感慨地做了總結，大意謂：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於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王稼祥對毛澤東的分析是口服心服的。當然，他也知道毛澤東在紅軍戰略轉移前夕曾向最高“三人團”做過上述建議，但未被采用。因此，他在敬服毛澤東軍事才能的同時，也越發清楚地認識到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指揮上錯在何處了。
“簡單地說，”毛澤東有些憤慨地說道，“博古、李德他們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開始犯了冒險主義，繼之是犯了保守主義，而所謂進行戰略轉移又是犯了逃跑主義。你看，給他們戴這樣三頂帽子合不合適？”
“合適，合適！”王稼祥讚成地說道。
是日夜，正當毛澤東與王稼祥坐在各自的擔架上，深入地探究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的時候，張聞天打馬趕回了他們三人號在一起的臨時住處。王稼祥一見張聞天那布滿陰雲的表情，十分認真地說道：
“洛甫，先把那些不高興的事情放在一邊，聽老毛講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麽失敗的？中央紅軍又為什麽走到了今天？”
“稼祥同誌說的不對，”毛澤東看了看張聞天那蹙著眉頭的樣子，補充道，“準確地說，是我們一道在找原因。我說的也包含著洛甫同誌的一些思考。”
“那我們三人就接著往下談吧！”王稼祥或許太想從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得出結論來了，他急切地說道。
“不行，不行！”張聞天一邊擺手一邊說，“現在還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們三人商議。”
“不可能，不可能……”王稼祥十分認真地說，“我和老毛談的事是綱，其他的事是目……”
“可在特定的條件下，有時目比綱還要重要。”張聞天作為理論家，在任何情況下都維護理論的正確性，“眼下，我們三人必須暫時放棄探討綱這件大事，集中時間先議一議非常重要的有關目的問題。”
毛澤東很是欣賞張聞天這種不無學究氣的個性。另外，他清楚這位具有很高深的理論素養的張聞天，在一般的情況下是不會強人所難的。因此，他就像是一位和事佬似的開玩笑說：
“我是讚成綱舉目張的。既然黨的理論家認為眼下的目比綱重要，那我們三人就權且棄綱抓目。”
“好，就按老毛說的辦。”王稼祥也隻好少數服從多數。
接著，張聞天表情嚴峻地說出：他作為政治局常委，剛剛參加了由最高“三人團”召開的敵情通報會。在會上，他不僅獲悉蔣介石已經部署五路大軍在湘江東岸追堵中央紅軍的作戰計劃，而且還知道了何鍵與薛嶽正在衡陽加緊落實蔣氏的這一追堵計劃。最後，他分外沉重地說道：
“我雖然不是軍事家，但避實就虛的原則，是弱者對強者作戰所必須遵循的，這點我還是清楚的。為此，我對中央紅軍繼續沿著紅六軍團轉移的路線強渡湘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最高‘三人團’的意見呢？”王稼祥迫不及待地問道。
“他們當然不會聽我的意見！”張聞天邊說邊取出兩份油印的材料，“你們看吧，這是十四日《紅星報》上的文章《我們在反擊中的勝利》；它和盤托出了最高‘三人團’對目前形勢的估計，以及下一步紅軍進行轉移的戰略部署。”
毛澤東與王稼祥一人接過一份《紅星報》，二人圍在昏黃的馬燈兩邊用心地看起來。雖說筆者標明是討論提綱，但他卻以權威的口吻說明：“自從我們渡過於都河開始反攻以來，我們已經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這些勝利一方麵表現出蔣介石、陳濟棠、何鍵的堡壘政策，不能阻止或限製我們紅軍的活動與蘇維埃革命的發展；另方麵表現出轉移地區爭取有利條件同敵人決戰的黨的決定的正確。”同時還指出：我們的突圍轉移行動，“逼使蔣介石從進攻中央蘇區的部隊中調動九個師兩個旅”，“陳濟棠從進攻中央蘇區的部隊中調出三個師一個旅，何鍵從進攻湘鄂贛蘇區的部隊中調出三個師，從進攻湘贛的部隊中抽出四個師來阻攔、追擊或襲擊我們，這表示出我們突破封鎖線的行動，不但是為了取得有利條件同敵人決戰，不但是為了創建新蘇區，而且也是為了保衛我們原有的中央蘇區，保衛我們的湘鄂贛與湘贛蘇區”。所以，“我們必須繼續前進……必須同一切對於我們目前的行動表示懷疑，在前進中所發生的困難麵前表示投降無辦法，悲觀失望，以及逃跑開小差甚至個別投敵的現象，做堅決的鬥爭”。
毛澤東先於王稼祥看完這篇文章，他從擔架上站起來，點燃一支紙煙，邊大口地吸著邊緩緩地在室內踱著步子，他的表情越來越凝重了！
王稼祥看完這篇文章之後，正要激越慷慨地發表抨擊這篇文章的講演，可他抬頭一看毛澤東那嚴峻的表情，又收住了話語。他側目看了看一動不動的張聞天，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遂又相互理解地點了點頭，各自沉默不語，等待著毛澤東發表高見。
屋中的空氣頓時沉悶了許多。
毛澤東繼續大口大口地吸著煙，待到紙煙就要燒到他的手指時，他用力把所剩不多的煙蒂擲於地上，轉過身來，擲地有聲地說道：
“他們已經通告天下：誰對他們目前的行動表示懷疑，他們就做堅決的鬥爭。洛甫同誌是懷疑派，我毛澤東是堅決的反對派，而稼祥同誌你……”
“我也是堅決的反對派！”
“好！”毛澤東微微地點了點頭，“眼下，我們三個反對派隻有兩個選擇：一是怕他們做堅決的鬥爭，不說話；再是為了不讓千萬紅軍戰士的鮮血染紅湘江的水，我們主動出擊，和他們做堅決鬥爭！”
接著，毛澤東闡述了反對的意見，並得到了張聞天與王稼祥完全的讚同。最後，毛澤東忍著悲憤，故作風趣地說道：
“是我們三個人一道打上門去，向最高‘三人團’下挑戰書，還是由我一人去和他們三個人理論？”
“我看，今天晚上就老毛你一個人去吧！”張聞天說罷又補充道，“這樣做比較策略。”
“我讚成洛甫的意見。”王稼祥附和地說。
“好！等我這位先行官敗下陣來，你們再出馬！”
雖說最高“三人團”已經排除了彭德懷的正確建議，並下達了攻占道縣、搶渡瀟水、奔襲湘江的作戰命令，但作為“三人團”中少數派的周恩來卻依然猶豫不決，繼續思考——或者說在權衡這兩種方案的得失。此刻，夜已深了，他仍一動不動地站在桌前，憑借著馬燈那昏黃的光線，審視那張放在桌上的軍用地圖，似乎要想出一個兩全之策來！
“恩來呀，怎麽就你一個人在啊？”
周恩來聞聲轉過身來，隻見毛澤東已經站在他的麵前。就在這一瞬間，他本能地想到了毛澤東一定是為了反對最高“三人團”的戰略計劃而來。他指著兩邊的廂房答說：
“博古同誌和李德同誌都在裏屋呢！”
“可以請他們出來一下嗎？”
恰在這時，博古披著一件棉大衣從左手廂房中走出，他似乎也猜到了毛澤東深夜叩門的來意，故有些淡然地答說：
“不用請，我自己出來了，有什麽大事就談吧！”
毛澤東一聽博古的口氣就很不舒服，強忍著火氣又問道：
“可以請李德同誌以及他的翻譯伍修權同誌來一下嗎？”
“當然可以，”周恩來忙接過話茬，旋即又喊道，“修權同誌，你陪著李德同誌來一下。”
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澤東就是中國曆史上那種占山為王的綠林好漢，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又不懂現代軍事理論，充其量算是一個“遊擊大王”。因此，他和在他的影響下的博古等這些很少實際經驗、年齡不過二十七八歲的書生一向瞧不起毛澤東，加之毛的個性又極強，他們從感情上就排斥毛。其中博古對毛澤東的個人成見尤深。如史記載：博古遠在上海就支持在中央蘇區執行“左”傾路線的人，並在寧都會議上罷免了毛澤東同誌的軍事指揮權。接著，毛住進長汀福音醫院養病。不久，博古等人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途經上杭，由羅明去迎接他。一見麵，他就嚴厲地批評羅明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博古到長汀時，有人提議去看一下正在療養的毛澤東。說來是何等的可笑，從未見過毛澤東麵的博古竟然說了句莫名其妙的話：
“毛澤東有什麽可看的！”
由此可以想見，他們對毛澤東有著何等深的個人成見！既然如此，受到共產國際支持的博古等人——乃至於打著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旗號的李德，為什麽誰也不敢把毛澤東打入所謂的“冷宮”呢？這其中還有鮮為人知的原因：
其一，毛澤東與陳毅等人發生那次路線之爭以後，即大病住院。用他自己的話說：“看起來我這個人命大，總算過了這道‘鬼門關’。”但是，那時國民黨的報紙卻造謠說：毛已死於肺結核。當共產國際聽了這則謠傳之後，遂發了一條訃告，對毛做出很高的評價，稱毛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對此，博古等是知道的。他們為了“投鼠忌器”也要保留毛澤東在黨內的一席虛位。
其二，在博古等人的心目中，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都是在毛澤東、朱德等同誌的領導下創建起來的，被他們稱為毛澤東的嫡係部隊。他們為了建立自己的嫡係部隊，相繼組建了一些新軍團。對此，聶榮臻同誌曾憤慨地說道：“那時候，教條宗派集團不注意主力兵團的充實建設，卻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礎的新部隊……新成立的部隊戰鬥力不強，我們既要完成主要任務，有時還要掩護他們。”為此，博古等人不能不看到毛澤東在紅軍中的巨大影響！
對此，周恩來是知情的。但是，由於他自己在六屆四中全會上，遭到共產國際派到上海的欽差大臣米夫以及王明等人的批判，並被迫請辭本兼各職，隻能做到“相忍為黨”。麵對紅軍戰略轉移的危難，他所能做的依然是“相忍為黨”。所以，當伍修權陪著李德走進屋後，周遂客氣地說道：
“澤東同誌，有什麽意見請講吧！”
毛澤東與博古、李德為代表的軍事路線的分歧點是：毛澤東根據中國具體情況，認為紅軍作戰應以運動戰為主；而博古、李德則不顧中央蘇區的實際，主觀地為紅軍確立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方針。他們否認紅軍打仗的流動性，視毛澤東強調的運動戰為“遊擊主義”。誠如毛澤東後來所批評的那樣：“反對流動的同誌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裏的長征。”被陳雲同誌所稱的“湘南爭論”在毛澤東看來，依然是這兩種不同軍事路線爭論的繼續。但是，他懂得眼下不是“舉綱”相辯的時候，因此，他十分策略地講了他的意見。大意是：麵對越來越嚴重的局勢，應在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的湘南地區，乘國民黨各路軍隊正在調動，追剿軍主力薛嶽、周渾元兩部還沒有靠攏時，調動紅軍，發揮機動作戰之長，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
毛澤東這一建議的目的性是清楚的，那就是主動打亂敵人在湘江東岸即將布好的口袋，再視情確定紅軍轉移的路線。即使再強渡湘江西行，也不是在敵人的布袋陣中盲目地衝殺。
博古，尤其是李德聽後，本能地認為這又是毛澤東的“遊擊主義”在此時此地的翻版。因此，他們根本不考慮這一建議的合理性，就想當然地給否決了。更為可笑的是，李德又從正規戰爭的視角答說：
“你是懂得兵貴神速這句話的。在湘南組織這樣的戰役，即使是取得了勝利，也貽誤了強渡湘江的時間。你想到過如此而為的後果嗎？”
毛澤東一下就被激怒了，他指著桌麵上的地圖嚴肅地指出：紅軍的前麵是兩條並行的由南而北的江河，在東麵的是瀟水，在西麵的是湘江，如果紅軍通過瀟水之後，被數倍於我的敵軍包圍在瀟水以西的湘江東岸，那才真是進有湘江攔路，退有瀟水相阻。最後，他近似哽咽地說道：
“看在數萬紅軍生命的份上，我請你們再複議一下你們製定的作戰計劃！”
李德聽後用德語哇啦哇啦地講個不停，無須翻譯，一定是用最激烈的言辭反對毛澤東的建議。在博古看來，李德的軍事決策是不容懷疑的，對毛澤東這樣的反對者，隻有做最堅決的鬥爭。但是，他一看周恩來的表情，遂又以領導者的口氣說道：
“你說完了吧？我們一定會按民主集中製的原則辦事的！”
毛澤東一聽博古下了逐客令，他愕然一怔，遂想到了這樣一句話：“真是不碰南牆不回頭啊！”他二話沒說，轉身大步走了出去。但他感到夜又是那樣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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