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華美軍強奸上流社會處女引發反美運動--【看看人們如何研究曆史（上）】

標題黨麽？起作用了？嗬嗬，好 ：）

對呀，對呀，當然是曆史！要是現在那得把駐華改為駐韓，駐日 啥的，對吧？

對於曆史，得用科學的態度研究，全麵，客觀，以期望從曆史中學到教訓，所謂明得失，明興替。

先看看著名美國曆史學家謝弗（Robert H. Shaffer）教授發表的學術文章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9, No. 1 (Feb., 2000), pp. 31-64，以下轉貼正文全文中譯版，由林行簡翻譯。

發生在北京的強奸案，1946年12月：美國大兵，民族主義的抗議，以及美國外交政策

太平洋曆史評論，第69卷，第1期（2000年2月），第31-64頁。

羅伯特·謝弗

醉酒的美國士兵在亞洲強奸了一位少女，觸發了大規模的反對美軍持續占領的示威遊行。這些亞洲的示威者們除了以美國為目標，抗議其冒犯了一位女性的尊嚴和一個國家的主權，還以本國政府為目標，抗議它允許美國在他們的國家裏駐軍。美國政府官員們手忙腳亂地修補損失，但抗議在美國大兵被判有罪後仍然繼續。

這是1995年和1996年的日本衝繩？是的，但同時也是1946年和1947年的中國。1946年12月發生在北京【注1】的一起強奸案，與最近發生在日本的事件【注2】有著驚人的相似。該起強奸案激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並明確了許多中國人對美國在二戰結束一年多之後仍在他們的國家裏駐軍的憎恨。正如其他的曆史研究正開始做的那樣，本文展示了軍國主義、對女性的暴力、以及國際關係之間的爆炸性聯係【注3】。

1946年聖誕前夜發生於中國的強奸案和隨後的抗議示威構成了一個案例研究：性別關係和性行為是如何損害美國在海外的形象，並因此複雜化了美國外交關係的行為。這一強奸案本身，並未導致美國防止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勝利的政策的失敗。但是，它同時成為了一些問題的症狀和象征。這些問題是美國試圖通過軍事存在，塑造中國的政治發展的努力所固有的。這一案例也展示了在對華政策上，美國在華和在華盛頓的國務院官員們之間的分歧，以及美國國務院和軍事官員們的分歧。美國新聞媒體在國內對此事的報道，也讓我們能夠審視，美國人是否被給予足夠的機會，去了解另一個社會的人民是如何看待美國人及其軍事代表們的。除此之外，仔細檢視被指控的強奸犯所經曆的軍事法庭審判，也說明了美國武裝力量在1947年是如何處理性暴力的問題的。雖然這一特定的強奸案已經受到了研究中國內戰的學者們的關注，並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研究學運在共產主義勝利中的角色的學術文章上，該案在公開發布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曆史、以及美國方麵對那一重要時期美中關係的主流研究中，卻被忽視了。【注4】

蘇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她的名著《違背我們的意願》一書中，討論了對強奸的最新曆史學研究。雖然這本書最為人所知的，是其挑釁性的聲明：強奸“隻是所有男人使所有女人處於一種恐懼狀態的有意識的恐嚇過程”，布朗米勒也在書中展示了戰爭與強奸的聯係。她斷言，強奸不但表達了男人對女人的強勢，也表達了一個國家或種族對另一個國家或種族的強勢。類似地，黑澤爾·卡爾比（Hazel Carby）最近也論證說，強奸不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跨越曆史的、對女性的壓迫機製，而應被看作一種在曆史的不同時段，獲取具體的政治或者經濟意義的機製”。所以，強奸不應該僅僅通過性別視角予以分析，發生在中國的這起強奸案還佐證了女性主義曆史學中，關注性別關係與種族民族關係之間的互動的趨勢【注5】。

在二戰之後的餘波中，性侵犯對於美國在歐洲和亞洲駐軍的指揮官們，都是一個問題。1946年4月，一位美國陸軍軍官在從歐洲發出的信件中寫道：“如果在人類曆史上存在著一個完全不講廉恥、不守紀律、性行為不成熟的男性，那他就是在歐洲的美軍官兵”【注6】。1946年6月，駐日美軍的指揮官針對美國大兵所犯下的數量驚人的罪行，下令對如下行為加強紀律處罰：偷盜、酗酒、毆打日本人、以及“對女性的攻擊”。《紐約時報》以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一消息：“愛徹爾伯格將軍(Gen. Eichelberger)說美軍的行為正危及占領的使命”。1946年，在駐韓美軍指揮官約翰·霍奇將軍（General John Hodge）呼籲美軍改善在該國的行為之後，三名美軍士兵因強奸罪被判終身監禁【注7】。

但是在中國，美國占領軍的行為才引發了最大的危機。美國的左翼雜誌《美亞》（Amerasia）在1946年12月警告說，中國人不再把美國士兵看作是解放者，而是看作在中國日益激烈的國共內戰中，蔣介石一方的支持者。該雜誌引用了北京燕京大學的一位教授的話；該教授指控美軍犯有如下罪行：“酗酒、賭博、追逐女人、非法出售政府財產、魯莽駕駛殺人、侮辱和冒犯中國女性”。雜誌的編輯們最後下結論說，“美國在華政策正在把我們的士兵轉變成傳遞惡意的大使”。【注8】

這一預測的準確性，在1946年聖誕前夜的強奸案之後，變得顯而易見了。被強奸者是19歲的北京國立大學學生沈崇，強奸者是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23歲的海軍陸戰隊下士威廉·皮爾遜（Corporal William Pierson），協助強奸者是列兵沃倫·普裏查德（Private Warren Pritchard）。皮爾遜在1941年7月報名入伍，並在1945年延長其服役期兩年。在1946年12月那寒冷的一天裏，皮爾遜和普裏查德從下午開始，就在北京的曼哈頓俱樂部，和海軍陸戰隊的戰友們在一起喝酒。在晚上八點他們出來的時候，皮爾遜和普裏查德在一家電影院外攔住了沈崇搭訕。沈崇是一位中層政府官員的女兒，剛到達這個城市不久。皮爾遜和普裏查德強迫沈崇陪著他們到附近的一處當晚空置的跑馬場。一隊中國軍隊的工人打斷了這起襲擊，但明顯出於對替皮爾遜站崗的普裏查德的恐懼，這隊工人沒有直接襲擊皮爾遜，而是離開去找中美聯合警所（Joint Office Sino-American Police）的巡警。直到當晚11點半，這支特別警察力量才把皮爾遜交給了美國憲兵隊，而美國憲兵隊隨後很快釋放了皮爾遜。沈崇則被帶往市警察局接受問訊。【注9】

強奸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北京為數眾多的學生團體。該城市三所主要大學的學生們宣布進行為期三天的罷課抗議，一萬學生參加了12月30日長達7英裏的遊 行。抗議者不但要求懲罰強奸者和賠償受害的年輕女性，而且要求美國從華撤軍。在眾多的標牌和海報中，有如下話語：“你們很孤獨，你們很想家——回家去”， “美國士兵除了殺戮和強奸，什麽也不會”。【注10】

社論和讀者來信填滿了中國的新聞媒體，它們把對強奸受害者的“侵犯”等同於對中國主權的“侵犯”。這一聯係在反對歐洲（後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現代 中國民族主義運動興起之後，屢見不鮮【注11】。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位“有血性的年輕中國男子”的來信：他把這次強奸稱作“對中國女性無與倫比的侮辱”， 並認為強奸象征著美國試圖把中國作為對抗蘇聯的殖民地的意圖。上海的30位教授簽署聲明，呼籲美國從華撤軍——曆史學家蓋爾·赫爾蕭注意到，戰後上海的美 國士兵在光顧中國妓女時製造的喧囂、酗酒、和騷亂，已經引起了當地居民的廣泛抱怨。上海的這些教授論證說，美國駐華軍事人員犯下的強奸和其他罪行，“源自 於美國把中國看作殖民地的錯誤政策”。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會也在傳單裏指控這一事件構成了“對我們學生同胞們最嚴重的威脅，以及對一個獨立民族最嚴重的輕 蔑”【注12】。該傳單已被譯成英文，包括於美國外交信函之中。

學生會列出了一長串槍擊和毆打的具體例子，以及牽涉美軍車輛的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傷害和死亡。這是這一時期的中國人所不斷抱怨的。沈崇強奸案被放在了 這個清單的首位。學生們不認為這些問題是因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缺乏個人紀律，而認為是帶著殖民者心態、“看不起中國人民的海軍陸戰隊士兵的心理反應的流 露”。【注13】

學生的罷課和示威迅速傳播到中國的其他主要城市。5000人於1月1日在上海和徐州舉行了遊行，第二天是南京的1500人遊行，幾天之後則是偏遠的 昆明的萬人遊行。廣州的學生們據報道突破了鐵絲網，在美國領事館前舉行了示威。教會支持的燕京大學的13名教授（包括兩名美國教授），也支持了學生們的要 求。清華大學的一位美國教授否認了說他反對學生抗議的報道，並聲明說如果他及時知道的話，也會加入遊行示威。【注14】

到1947年初，根據中國受尊敬的獨立報紙的兩次民意測驗，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廣泛支持美國撤軍。在一家報紙的民意測驗中，18907名讀者中有 18716名讚成立即撤軍【注15】。在抵抗日本殖民中國的企圖超過十年之後，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Rape of Najing）成為日本恐怖統治的主要象征之後，中國人令人理解地對外國駐軍和強奸都感到敏感【注16】，雖然一位同情學生抗議和中國共產黨的美國記者也 爭辯說，示威中說美軍比日本人更壞的標牌“不公平”。【注17】

強奸案的受審被安排在美國軍事法庭而非中國法庭，以及美國限製中國記者出席的努力，令人痛苦地複活了中國人關於帝國主義力量長久以來強加於中國的 “治外法權”的記憶，而美國最近才剛剛正式宣布放棄這一特權【注18】。在長達一個世紀的中國反西方情緒中，“治外法權”處於核心地位。在這一問題上的看 似倒退，為抗議示威活動火上澆油。不但如此，由於受害者是一位學生並來自於一個“上等家庭”，美國人將之描繪成妓女的企圖和努力讓中國人更加怒火中燒。 【注19】

階級偏見在抗議運動中也清晰可見。當一名對蔣介石持批評態度的美國領事館官員，詢問一個遊行示威的參加者，是否中國士兵也放蕩不守紀律時，他被告知：“他們的確如此，但他們隻騷擾農民，不會騷擾中國知識分子”【注20】。學生們保護他們中的一員的願望非常的強烈，這使得沈崇案在他們眼中不同於以前對更平民化的中國人的襲擊，雖然學生們也把沈崇案同以前的類似“暴行”聯係了起來。強奸發生在北京這一事實，也使得問題更加的複雜化——北京是中國的知識文化首都，受來自西方的影響相對較少；許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長久以來認為自己在文化上比西方人更優越，強奸案使得這一態度浮出了水麵。不但如此，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北京的一所醫學院的駐軍，也毫無疑問地使中國學生們感到不安——在結束抗戰的流亡之後，他們渴望一切回到“正常”。【注21】

於上海的《中國每周評論》的美國編輯們，對皮爾遜強奸案進行了全麵報道，他們注意到了這種階級偏見和選擇性的憤怒。這些編輯數月之後批評中國媒體忽略了中國士兵奸殺一位農村女教師的事件。編輯們補充說道：

在美國，女性無助、受庇護的維多利亞時代形象，雖然通常被方便地遺忘掉了，但在符合某些人的利益訴求時，也可以重回公眾的視野。同樣地，我們也許可以懷疑，中國古代關於女性貞潔的概念，在適當的場合下，也可以被有政治動機的人重新喚醒。【注22】

正如這些評論所暗示的，學生們的示威遊行也可以被詮釋成女性主義政治學家辛西婭·恩羅伊（Cynthia Enloe）最近所說的、在許多對強奸的抗議中“婦女權利對民族主義話語的從屬”。示威遊行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斯派克·彼得森（Spike Peterson）和安妮·西森·魯尼恩（Anne Sisson Runyan）所說的“性別民族主義”的例子【注23】。例如，畢業於耶魯並且長久以來都是國民黨黨員的民族主義經濟學家馬寅初，就利用對強奸的憤怒，代表那些擔心被便宜美貨的潮水所淹沒的中國商人，在上海協助發起了抵製美貨的運動。【注24】

但中國婦女組織對抗議活動的積極參與，提醒我們不要下結論說，中國人的憤怒主要是保守勢力重新強調傳統性別關係的努力。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的女學生們發起了抗議活動，並且有報道說，北京最初的學生示威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這一比例遠遠高於她們在學生總人數中的比例。屬於自由主義的民盟的婦女運動委員會，在號召參加反對美軍的運動時，把強奸稱作“帝國主義踐踏殖民地人民的習慣性動作”。在上海，包括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在內的六個中國婦女組織，據報道在1月底致電羅斯福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以及其他人，維持在華駐軍對兩國人民的傷害。【注25】

在場的美國外交官們注意到了美國大兵和中國人之間的互動對美國對華政策製造的困難。所以，此類事件也許擴大了美國國務院和美國軍方的分歧——前者在1947年的時候傾向於反對長期駐紮地麵部隊，後者則讚同駐軍【注26】。就在強奸發生之前一周，在重慶的美國總領事羅伯特·斯特裏普（Robert Streeper），命令該地區的美軍指揮官威廉·厄普豪斯上校（Captain William Uphouse）及其隨從搬出美國領事館，因為士兵們不斷地把妓女帶進領事館，並在重慶街頭酗酒。這些行為“負麵地反映了領事館的聲譽”，而這一問題“在一波排外主義正在全中國醞釀的當前時刻”，正變得“尤其重要”。這些輕率的行徑並非隻是美軍士兵一時頭腦發熱的狂亂；斯特裏普對厄普豪斯抗議說，在12月15日“五個女人在領事館過夜，我被告知，其中一個是和你過的夜，另一個是和韋伯中校（Lieutenant Webber）過的夜”。【注27】

在華的海軍陸戰隊軍官們也對強奸和示威遊行的影響表示了憂慮。1947年1月6日，A.D.切瑞基諾少校（Major A. D. Cereghino）讓他的軍官同伴們通知在華北的美軍，關於學生示威者毆打甚至私刑處死了美國大兵的謠言“絕對沒有任何根據”。切瑞基諾尤其擔心這些謠言會導致美軍對中國人民的“敵對”態度，從而危及美國在華駐軍的首要理由。四天之後，切瑞基諾表達了如下的恐懼：如果沈崇因強奸而獲取賠償，那麽許多和美軍有染的“道德低下的女孩子”就會謊稱強奸。他隨後命令士兵們“避免所有可以為強奸指控提供理由的行為和情況”。【注28】

在天津出版的海軍陸戰隊官方周報，《華北海軍陸戰隊》，在1947年1月整個月裏，都刻意避免了所有關於強奸和學生示威的評論。隻是在2月1日一篇討論美軍未來撤離事宜的長文的一段話裏，該起強奸案被提及。作為對比，該報紙正麵報道了，並且極力誇大了，3月間一次由國民黨組織的學生抗議活動的出席率。該次抗議是反對所謂的蘇聯對中國事務的幹涉。但強奸案的揣流最終還是進入了視野。漫畫周刊《勺子和鹹食》（“Scoops and Salty”）以一種直白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名為“阿福小姐”的年輕中國風月女子的故事——她用她的性誘惑力擾亂了兩個美國大兵的軍事任務。這個故事想要對美軍傳遞的信息清晰無誤：和中國女人的性行為會導致麻煩。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強奸事件，一位海軍陸戰隊神父在1947年1月底為基地報紙撰稿時可能想著此事：“在華傳教士們告訴我們，美國海軍陸戰隊已經無意中對教堂的傳教工作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害”。他補充說道，中國人“無法理解我們許多士兵的輕率行徑”。【注29】

 就強奸案本身，駐北京的美國總領事敏銳地觀察到，“無論皮爾遜和普裏查德是被定罪判刑，還是被無罪開釋，學生們都能以此證明他們反美示威和繼續抗議的合理性”。也就是說，判定有罪將證明美國大兵們的道德敗壞，而無罪開釋將會證明美國官員的背信棄義【注30】。美國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1947年4月對中國“反美主義“的一份評估中，注意到對中國局勢和美國角色的“普遍不滿”，導致了特定事件可以成為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的基礎。在他看來，強奸案和類似事件沒有導致普遍的反美情緒。相反的，它們成為了更深層次問題的方便的象征和導火索。【注31】

美國駐華外交官和華盛頓的國務院官員對示威遊行的最初反應有所不同。在他關於沈崇案的最初兩份電報裏，駐北京美國領事館的邁爾·邁爾斯（Myrl Myers）看起來在責備被強奸的年輕婦女，“教養良好的中國女子”不會在無人陪伴的情況下從晚場電影回家（事實上，沈崇是在晚上8點左右被美國陸戰隊員們攔下的）。但他很快就切換到對示威遊行一個更為政治性的評估上，強調中國政府把抗議活動歸罪於共產黨是不對的。他的線人告訴他，大多數的示威者是自由主義的民盟的支持者【注32】。雖然有少數領事館官員強調共產黨也參與了遊行示威，司徒雷登大使對邁爾的評估表示了支持。甚至司徒雷登的副手，一位強烈的反共主義者，也注意到南京示威活動的領導人“智力出眾、有責任心、與共產黨毫無瓜葛”【注33】。國務卿詹姆斯·貝爾納斯（James Byrnes）和戰爭部的情報分析，則簡單地假定抗議示威是共產黨煽動的，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12月中旬又重新開始對美國幹涉中國事務進行輿論攻擊，並升級了要求美軍撤軍的呼籲。【注34】

與此同時，貝爾納斯敦促大使館的官員們和中國政府展開非正式的合作，以“控製事態”；這種措辭放到國民黨試圖取締學生們對強奸案的示威遊行的語境中，就帶上了不詳的含義。貝爾納斯還想要大使館協助限製美國在華新聞記者可能的破壞性報道。華盛頓的官員們起初試圖淡化示威遊行，他們告訴媒體說，示威很快就會過去，中國學生“曆史上就存在著一有機會就沉溺於示威的傾向”，尤其是將之作為一種逃避課業的手段。當然，這一聲明對中國學生在該國的民族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例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一種嚴重的侮辱。與此相反，司徒雷登則強調了示威的非暴力性，並且想要國務院避免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使中國政府在他正努力鼓勵國民黨和其反對者展開更有建設性的合作的時候，對遊行示威采取更嚴厲的措施【注35】。

抗議示威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政策？抗議示威當然發生在美中關係的關鍵時刻。作為對來自於國內和中國的批評的回應，哈裏·杜魯門（Harry Truman）總統剛剛在1946年12月18日宣布，美國在華軍事力量正在從1945年底巔峰時期的10萬人削減到約1萬2千人。隨後，在1947年1月7日，正在中國以杜魯門的個人代表的身份試圖調解國共關係的喬治·馬歇爾將軍（General George Marshall），宣布他的任務已經失敗，準備回美國。他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國共雙方的強硬派。【注36】

至少部分中國人相信在抗議示威和馬歇爾的歸國之間存在著聯係。受人尊敬的《大公報》駐紐約市的通訊員報道說，美國的消息來源相信“學生遊行使得馬歇爾將軍感到，美國應該重新考慮她的中國政策，否則她將不再為中國人民所歡迎”【注37】。國務院（現在馬歇爾是新的國務卿）在1月29日宣布，2000名直接和馬歇爾在北京的任務相關聯的海軍陸戰隊員，包括強奸者的部隊，將很快撤離。【注38】

1月2日，馬歇爾協助起草了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對抗議的反應，允諾對涉案的海軍陸戰隊員進行調查，並在判定有罪時予以懲罰。馬歇爾還和司徒雷登大使以及陸戰隊指揮官塞繆爾·霍華德（Samuel Howard）會麵，討論強奸案和示威遊行；彼時數千學生正在外集會【注39】。但馬歇爾在其1月7日的聲明中，並未討論強奸案和抗議示威；他在歸國後的公共場合發言中，也鮮有提及這些事【注40】。不但如此，在馬歇爾從中國直接致函杜魯門的所謂“黃金電報”（Gold telegrams）中，也沒有什麽關於強奸案及其後果的討論；這些電報顯示，即使在強奸發生之前，就存在著把駐華陸戰隊數目削減至5000人的計劃。馬歇爾明顯意識到美軍的存在加劇了中國的緊張局勢，但他最擔心的，還是這些部隊和中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馬歇爾1946年12月28日的電報，用一種急迫的口吻談到了“馬上為陸戰隊從天津和北平撤軍作準備”的必要性。這份電報在強奸發生四天之後發出，時間上晚於北京最早的示威，但在大規模示威遊行和全國範圍內的運動開始成形之前。馬歇爾的助手，哈特·考伊上校（Colonel J. Hart Caughey），的確注意到在1947年1月4日，司徒雷登從中國官員那裏感到了迅速處理強奸案的“嚴重壓力”，並且馬歇爾的工作人員隨時向他報告事態發展。但出自馬歇爾的另一位助手，G.V.安德伍德上校（Colonel G. V. Underwood）的電報，則否認了中國媒體關於撤軍聲明源自對強奸事件的反應的報道。安德伍德還否認了抗議示威是針對馬歇爾在北京的“行政總部”，雖然他表達了對“任何由（皮爾遜的）無罪開釋所引發的、可能會偶然涉及我們的人員的暴力”的憂慮【注41】。

所以，證明強奸案的後果促使了美軍撤離的具體文檔並不充分。但是，一個看起來合理的推論是，強奸、抗議、以及美國對美軍和中國平民之間發生進一步衝突的恐懼，都對美國減少駐華地麵部隊數目的決定有所貢獻。抗議示威還限製了美國軍方在中國實施它所讚成的政策的能力，這一政策依賴於公開使用軍事力量【注42】。在這方麵，《新聞周刊》的報道說，在天津的海軍陸戰隊員對學生們的示威報以歡呼，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搞明白遊行標牌的意思；但這也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解釋。很有可能，這些思鄉心切的陸戰隊員們非常明白要求他們回家的呼籲，並且相信這些抗議示威會加速他們從中國的撤離【注43】。

正如華盛頓的國務院官員們普遍未能意識到強奸案對美中關係的影響一樣，美國媒體對學生抗議的報道，也展現了大多數美國報紙不情願從挑戰或者偏離美國官方政策的角度呈現材料的情況。事實上，回顧美國媒體對該次事件的報道，我們可以發現，貝爾納斯的觀點占據了主流。美國媒體不顧美國駐華記者發來的數量充足的電報，把強奸受害者和學生抗議者的痛苦做了最小化處理。示威遊行因此看起來離譜、不理性、並且充滿威脅性。

例如，《華盛頓郵報》在1947年1月1日對抗議示威的首次報道中，把示威者簡單地描繪成反對美國，而未能提及他們正在對一起強奸指控作出反應。第二天，《郵報》引用了合眾社的一封快報，以“學生們該負責：中國人在上海毆打美國軍官”為標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抗議示威中一個美國人受到傷害的事情；隻是在文章的第九段，這些抗議示威的原因才被說明。直到第四天的報道，《郵報》才把強奸的指控放到了第一段。【注44】

《郵報》最近才剛剛在社論裏，對杜魯門實行普遍的男性軍事訓練的計劃表示了讚賞。這部分是因為要解決《郵報》所稱的“國家的男子漢氣概的大問題”：這一概念清晰地把軍事力量和性能力等同了起來，並且可能預兆著“對共產主義太軟弱”的冷戰憂慮。然而，《郵報》也發表了專欄作家馬爾韋納·林賽（Malvina Lindsay）的文章，警告年輕美國大兵的性行為可能會使歐洲人和亞洲人對美國性格以及美國社會的幻想發生破滅。在沒有特別提及皮爾遜強奸案和學生們的抗議的情況下，林賽指控美軍軍官們在這些問題上為他們的部隊樹立了惡劣的先例。林賽還關注了海外性亂交的後果：“被占領國數千沒有名字、身無分文的混血兒，將會在未來對離開的征服者的自私和淫蕩作出證詞”。【注45】一些報紙，包括《費城問詢報》、《洛杉磯時報》、以及《基督教箴言報》，甚至拒絕使用“強奸”和“涉嫌強奸”等詞匯；它們把事件用“襲擊”、“親密”、以及“涉嫌行為不檢”等委婉說法加以掩飾。一位《洛杉磯時報》的專欄作家承認“我們有的士兵可能越過了舉止端正的邊界”，但除此之外，他卻未能向讀者給出學生抗議示威的根本原因【注46】。有些報道把抗議完全歸咎於中國共產主義分子的組織，但這忽略了示威所受到的廣泛歡迎，以及非共產主義的中國媒體對示威的支持。其他媒體，在諸如“中國學生聯合起來與大學裏的反美情緒作鬥爭” 這樣非常不準確的標題之下，誇大吹噓了中國學生一個支持國民黨和美國的小規模“反運動”，似乎這些人更能代表中國的觀點【注47】。《新聞周刊》沒有把事件描繪成美國士兵虐待當地人的例子，反而把事件描繪成當地人虐待美軍的例子。類似地，持孤立主義立場的《芝加哥論壇報》把中國人的“下流語言”和暴徒般的行為，與駐華美軍的“偉大自製”做了對比；《華爾街日報》的一位專欄作家則和許多人一起，把抗議示威看作是對美國在戰時對華慷慨援助的忘恩負義的明證——“‘反向租借’的一種特殊形式”。【注48】可能最帶偏見的報道出現於亨利·盧斯（Henry Luce）主辦的、支持蔣介石的《時代》雜誌。《時代》雜誌剛剛用弗雷德雷克·格魯恩（Frederick Gruin）替換掉了它的戰時駐華通訊員，西奧多·懷特（Theodore White）；雜誌的外國新聞則通常由在紐約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撰寫，此人是著名的反共人士。在1947年的第一期裏，《時代》雜誌把蔣介石的政府描述成日益穩定、受歡迎、民主、並且值得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發生在中國的大規模反美反國民黨的抗議示威，對這一看法提出了挑戰。《時代》雜誌繞來繞去令人費解的邏輯則解釋說，在中國和其它國家裏，那些要求美軍撤離的人，嘴上說的和心裏要的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他們真正想要的，是美軍在他們國家更強烈的存在【注49】。這個論證的基礎，看起來是一個沒有說破的把國際關係比作家庭的隱喻：智慧的爸爸（美國）知道孩子（在此案例中，是中國）的反叛隻是一種要父母予以更大指導的請求【注50】。

《紐約時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都有自己的駐華記者。他們的報道比絕大多數媒體都全麵，並且更廣泛地引用了中國出版物和談論政治的人物。他們還把示威遊行與學生聯係了起來。中國學生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曆史上、以及反對外國的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紐約時報》和《先驅論壇報》的報道還注意到了對美軍行為的其他不滿，以及軍事法庭作為治外法權重新開始的信號所帶來的更廣泛的問題【注51】。但即便是這些報道，也費盡周折地稱讚了美軍士兵的行為，尤其是與滿洲的蘇軍士兵相比較。據《紐約時報》報道，滿洲的年輕中國女子偽裝成男孩子，以避免蘇軍士兵的性掠奪。到了1月6日，《先驅論壇報》開始強調抗議示威帶著“清晰的左翼影響的記號”；通訊員阿奇博爾德·斯蒂爾（Archibald Steele）把來自延安的共產主義分子對強奸的宣傳，同最近摧毀掉的納粹宣傳機器相提並論【注52】。

《先驅論壇報》最後用中國學生與美軍士兵之間相互不信任和憎恨的原因，作為社論的結尾。這篇文章還算深思熟慮，除了要求美國繼續在華駐軍，以應對蘇聯侵犯的呼籲——這最終會落實學生們對美國利用中國實現自己目的的指控【注53】。美國共產黨的《工人日報》不令人意外地對抗議和軍事審判提供了前後一致和具有同情心的報道，其報道的基礎主要是電傳報道。早期的一篇社論否認了中國和其他國家要求美國撤軍的人是“反對美國”；該社論論證說，這些對民主和獨立的要求與美國的原則一致。【注54】在紐約市的左翼-自由主義日報《畫刊》，也在1月初對沈崇案給予了重點報道，但關於抗議的兩篇專題文章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詹寧斯·佩裏（Jennings Perry）是一位從田納西發稿的《畫刊》常駐專欄作家。他把對跨種族強奸感到憤怒不已的中國“暴徒”，與他所見過的美國南方白人暴徒相提並論；這些南方白人會被白人女性被黑人強奸的宣稱刺激得暴跳如雷。對於佩裏而言，美國人在國內外對待有色人種的方式，值得所有在海外承擔義務的白種人模仿學習；這幾乎就是某種詩意般的正義。他警告說，在對中國學生們作出太過嚴厲的判斷之前，美國人應該將心比心地審視他們自己的行為。他也意識到，在中國的學生示威者並非濫用私刑的暴徒，因為“沒有私刑發生”。但他的主要觀點是，中國人對強奸指控的利用和美國南方白人類似，他也明確聲稱他知道這些指控。這一觀點也許反映了一個由蘇珊·布朗米勒所提出的、更為普遍的模式：自由主義者對跨種族強奸的指控感到懷疑。這種懷疑的背景，是進步主義者長期堅持的、對三四十年代大加渲染的黑人強奸白人婦女的指控的抗議。這些被定罪的強奸案包括斯科茨伯勒小夥（the Scottsboro Boys）強奸案和其他一些案子。【注55】

《畫刊》還刊登了合眾社發自中國的專題報道。該報道從中國學生的角度看待抗議示威，雖然一個未說的假設是“這個中國學生”是男性。這篇文章注意到了學生們在中國20年代抗議英國和30年代抗議日本中的重要性；文章隨後解釋說，對強奸的抗議示威在當時是一種能夠為人所理解的反應——當時中國學生的生活條件非常糟糕，宿舍裏沒有暖氣，食物也不夠，而相對寬裕的外國士兵們則在他們的城市裏橫衝直撞，並且有中國裔的“吉普女郎”或其他女性中國同伴陪伴。年輕的中國人對持續內戰所造成的國家發展的停滯而鬱悶沮喪；他們自然地把憎恨發泄到了外國士兵身上【注56】。《畫刊》的若幹讀者對這兩篇文章作出了回應。一位讀者攻擊說這些學生是種族主義分子，而另外兩位讀者——其中包括一位居住在麻省劍橋市的中國人——則譴責把中國學生當作南部私刑暴徒的類比；他們強調說，學生們是在抗議美軍的存在，而後者在當時的中國並無用處。【注57】賓夕法尼亞州一個小城市的報紙，激情四溢的《約克公報》，也對中國學生的抗議進行了全麵而富有同情心的報道。該報紙也是主要依靠電傳報道獲取信息。這再次顯示了是美國國內的編輯們，而非來自中國的報道，決定著故事的傾向。沒那麽聳人聽聞的標題會造成巨大的不同。例如，《洛杉磯時報》把一條報道作為頭條：“中國學生毆打美國人”，但報道忽略了示威的原因。《約克公報》把同樣的故事也作為頭條：“中國學生要求美軍撤出中國”，報道還清楚地解釋了強奸事件。《約克公報》的另一篇文章注意到了上海的教授們反對美國對華“半殖民地”政策的集體聲明。這在紐約市以外的報紙中，是為數不多的嚴肅對待中國公眾觀點的報道。【注58】

更重要的是，《約克公報》是極少數仍然在刊登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每周專欄的報紙之一。拉鐵摩爾曾是蔣介石的顧問，但到1947年時，他對國民黨已經非常不滿了。拉鐵摩爾對抗議示威發表了機智狡黠的評論，把某些人的自我欺騙轟得粉碎——這些人自從20世紀早期以來，就把中國學生的抗議歸罪於“外來教唆者”。雖然對示威遊行是針對美國“感到警覺”，拉鐵摩爾仍然把它們稱作增進中國批評自由的“健康”趨勢。他下結論說，運動“對國務院的行為構成了嚴重警告”。【注59】

於是，除了少數值得注意的例外，美國媒體對強奸案和中國抗議活動的報道，未能解釋為什麽中國學生相信這起案件是如此的重要。中國學生們的聲音一般不會被原貌報道（這是拉鐵摩爾試圖做的），而是透過嚴重過濾的美國視角而呈現。美國媒體在很大程度上錯過了一個解釋問題的機會。這個問題就是馬爾韋納·林賽所說的，美國大兵作為“美國使者”，可能給美國政策和民間交流理解所帶來的問題。【注60】

但審批的最終結果卻在事實上證實了中國學生們對“治外法權”複活的恐懼，因為華盛頓的政府官員很快就推翻了判決結果。雖然駐華海軍陸戰隊的指揮官塞繆爾·霍華德將軍（General Samuel Howard），在1947年2月的一份備忘錄中堅持原有的判決，美國海軍軍法長 O. S. 科爾克拉夫（O. S. Colclough）在1947年6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表態支持將皮爾遜無罪釋放。在該報告中，科爾克拉夫歪曲了軍事法庭審判中的一些呈堂證供，尤其是沈崇衣裙的情況。他還係統地淡化了首次遭遇皮爾遜和沈崇的中國軍隊雇員以及警察的證詞，而對皮爾遜喝酒的同伴和後來才抵達現場的美國憲兵們的證詞予以更多的重視。盡管美國海軍審判評論和寬赦委員會在7月份的結論是，“證據足以毋庸置疑地支持法庭關於強奸的指控”，科爾克拉夫的建議最終獲得了勝利。美國海軍執行秘書長約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逆轉了有罪判決，並下令將皮爾遜和普裏查德從位於加州終端島（Terminal Island）的海軍駐地釋放，送返原部隊繼續服役。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總領美國武裝力量的詹姆斯·弗雷斯特爾（James Forrestal），在8月份簽署了將皮爾遜無罪釋放的最終命令，但他的日記（公開的或未公開的）並未直接提及皮爾遜案件。【注69】

對軍事法庭判決的這一逆轉，當然使中國人對美軍及其政策的敵視更甚。事實上，即使是支持國民黨的中國報紙和官員也對判決的翻盤表示了震驚和沮喪【注70】。曾擔任中國駐美大使，並在1947年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對無罪開釋的判決進行了大力抨擊——他此前用他的名譽向學生們擔保軍事法庭的公正性。司徒雷登大使除了將胡適的執著抗議轉交其在美國國務院的上司之外，並無良策；他談到了胡適的抗議的重要性，並補充說，新的裁決“將無疑為反美磨坊提供穀物”【注71】。

1946年12月和1947年1月重新開始的獨立學生運動，不但威脅到了美國在中國的地位，也對戰後的國民黨政府提出了挑戰：國民黨政府進行內戰非常不得人心，更別提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了。事實上，一位北京學生向一個美國領事館官員報告說，抗議主要是針對國民黨，但日益增加的示威“公開針對國民黨而非美國，這可能對許多卷入的學生是致命的”【注72】。在重慶的抗議示威遭到了嚴厲的鎮壓；根據美國領事館的報告，在有些案例中，警察偽裝成學生和示威者混在一起，隨後毒打他們。這引發了完全針對當地政府而非美國的新抗議【注73】。另一方麵，漢口的美國領事館則聲稱，當地的國民黨政府默許了那裏的示威；領事館的官員們猜測，這是因為中國人民對時局普遍感到不滿，從而可能使得“當地官員歡迎人民的注意力被反美示威所分散”。【注74】

在華的美國官員們注意到了1月份的示威有效地把中國的學生們聯合了起來【注75】。1947年2月，作為對強奸的抗議的直接後果，國民黨政府在北京抓捕了數千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與此同時，美國領事館官員邁爾·邁爾斯（Myrl Myers）和小詹姆斯·斯皮爾（James Speer II）在電報和文章中對國民黨政府發表了非常嚴厲的批評。一份海軍陸戰隊的情報備忘錄也注意到，那些上了抓捕黑名單的人，不但包括共產主義分子，還包括那些秘密警察所稱的“危險的自由主義分子”【注76】。這些逮捕最終標誌著受過教育的城市中國人和政府的最後決裂。逮捕並未阻止學生抗議（這些抗議迅速開始囊括諸多議題），反而幫助把國民黨的所有反對者都推向了中國共產黨一邊，這對蔣政府在1949年的倒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注77】

中國學生對強奸的激烈反應可以部分被特定的中國國情和傳統所解釋：對中國的“強奸”所引發的該國半殖民地地位的聯想；傳統上學生階層的精英主義；中國學生在1946-1947年冬天所麵臨的嚴峻經濟困境；以及受教育中國人對任何民族的普通士兵的輕蔑，這體現在“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一說法上。也許我們還可以補充一條：即使是皮爾遜的辯護律師也在軍事法庭的審判中將之描繪為“沉悶而智力低下”；中國報紙則稱皮爾遜“粗俗”。【注78】

但在分析中國局勢的具體情形時，我們還應記得如下一個貫穿世界曆史的觀念：“強奸”和一個民族的從屬地位之間的聯想，以及對異族士兵或武士作為潛在的或事實上的強奸犯的猜疑。格爾達·勒納（Gerda Lerner）最近論證說，古時候，在戰爭中捕獲並強奸女性標誌著奴役的開始。她對戰爭中強奸的社會涵義給出了一個解釋：“對於被征服者來說，女性被強奸有著雙重影響：強奸羞辱了女性，並象征著男性的被閹割”【注79】。聖經舊約《朱迪斯之書》和荷馬的《伊利亞特》都是很好的例子，說明了女性的被綁架和被強奸，以及對此的抗議反抗，在許多社會的創始神話中都占據了中心位置。尼可羅·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16世紀譴責了異國士兵對意大利的“強奸”，他所遣用的詞句也是中國學生們可以很容易借用的。【注80】

當然，抗議“外來者”強奸的男性抗議者們也並非全無問題。對非裔美國人或土著印第安人強奸白人婦女的恐懼，深刻地塑造了美國白人社會和美國白人的種族主義。對強奸的這種恐懼也類似地影響了美國社會在20世紀20、30年代對中國人的形象塑造，以及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對日本人的形象塑造【注81】。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一些自由主義的美國人不情願支持發生在中國的對強奸的抗議，正是因為他們反感於美式思維對跨種族性行為的陳見。【注82】

1946年發生在北京的強奸，以及最近發生在衝繩的暴行，並不是作為一項軍事政策而被故意慫恿鼓勵的，但它們提醒了我們，士兵們的施暴對象並不局限於“敵人”或“被征服的”婦女【注83】。然而40年代的中國人和90年代的衝繩人有理由看到在軍事占領、襲擊婦女、以及侮辱他們的國家之間的聯係。除了戰爭和征服，軍事占領用例子證明了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弗雷德·埃克爾（Fred Ikle）一句令人震驚但分外坦率的評論：“軍事生活可能正確地培養了傾向於強奸的態度”【注84】。即使呼籲對強奸者施予懲罰，中國婦女協會在1947年也注意到了繼續軍事占領所涉及到的更廣泛矛盾：“這一事件。。。反映了美國士兵們在不再有戰爭的情況下，對駐紮於一個陌生國家所感到的厭倦和悲傷”【注85】。軍事官員、外交官、以及外交關係的曆史學家們忽略了占領軍士兵們在國家之間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緊張關係：正如《紐約時報》在1946年關於日本的頭條報道中富有預見性地所說的那樣，士兵們對當地人民的行為“危及了占領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