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太平天國運動開始蓬勃發展，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嘎然終止的這一百多年來，中國大地之上如打開的潘多拉之盒，爆發了一係列的革命浪潮，排山倒海般地一浪推動一浪，一浪高過一浪，一浪吞噬一浪地推動著中國這個古老而沉重的航船一路顛簸著，向現代化國家的廣闊海洋裏艱難航行。最後，中國居然能夠又一次如鳳凰涅磐般地起死回生，從沒落走向複興，這是其他民族和國家看得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因為其他幾乎所有民族和國家一旦沒落就幾乎意味著永遠失去了再次輝煌的機會。是什麽造就了中國在這一百年中的重新振興呢？筆者認為是一係列的革命浪潮使然。
革命如同野火一樣，所過之處摧枯拉朽破壞巨大，有的時候，長時間都無法恢複到革命以前的狀態，據說當時光是太平天國、撚軍起義、回亂加在一起，就大約造成中國六千萬的人口減少。這讓很多人們都經常懷疑曆史上曆次革命的價值。當年攝政王載灃就對汪精衛斷言：如果嫌我們滿清不好，那你們上了台會還不如我們。結果民國的前二十年果然是烏煙瘴氣、民不聊生。
那麽，既然革命是如此的破壞巨大，是不是曆史上的所有革命就都是毫無價值的呢？大家就都等著慢慢改良不是很好麽？如果讀史書讀出這個疑問來，恐怕是犯了讀書過細，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了。如同人有生命、樹有生命、一切生靈都有生命一樣，一個朝代、一個政體、甚至一個國家也都有他的內在生命力，當生命力衰竭了，就會終老而死，被其他生命吞噬，或頂多是身軀極度萎縮，隻能苟且偷生罷了。唯一有機會自救的就是浴火重生，開始一個新的生命的輪回。
那麽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生命力在哪裏呢？答案是，就在那裏居住的千千萬萬個自然人身上。當他們能夠看到美好生活的目標，並願意為之爭先恐後地努力奮鬥的時候，這個國家和政體就是蓬勃向上的，否則就是暮氣沉沉、日薄西山的。同時，自然界的力量也很重要，一切風、雨、霜、雪等的自然災害都會讓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瞬間就衣食無著，餓殍遍地。而這時候，如果當時的政府又腐敗無能，救助不力就會有人不甘餓死，揭竿而起，去吃大戶和搶政府。如果他們是隻搶大戶、搶政府的犯罪團夥，就可以在史書上被稱為“起義”或“替天行道”；而如果他們是什麽人都搶，沒什麽原則性，就是純粹的山賊草寇了。
維梁在讀史的時候總在想，那些起義者宣傳的“替天行道”到底是指什麽“道”？“道”字尋根溯源多數是來自老子的《道德經》，那麽《道德經》上有沒有關於“沒吃的就可以去搶，沒錢了可以去搶”的道理呢？
仔細看看發現果然有的，在《道德經》第七十七章中有如下陳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老子就是老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明確指出了天下大勢的發展規律：人作為頭腦高度發達的生物，總是在奉行一種與其他動物和自然界截然不同的原則，即，我僅僅有了自養的食物、財物和資源是遠遠不夠的，還要盡我最大努力去攜取更多，並希望為我的子孫後代長期占有。然而，對於那些有限的資源來說，如土地、生產資料、管理權、話語權等，如果此人多得了，那麽彼人就會少得或根本不得。更有甚者，當人們通過自己的才智、勤奮、和運氣，擁有了錢財，擁有了地位，和擁有了資源之後，會利用手中的資源去謀取更多的資源，即“損不足以奉有餘”，並製定各種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來保護這種規律不受幹擾，於是你會發現在很多穩定下來的國家和社會中，國家資源總是向著少數人流動：土地、資本、權力、地位等等。而表麵看起來大家都是按規則和法律辦事，人人都沒有錯，可為什麽有地的家族會越有地、有錢的家族會越有錢、有權的家族會越有權呢？因為，很多資源是不能很快再生的，一旦堆積到某些少數的人手中就形成了所謂“壟斷”，建立了壟斷之後，壟斷者就會不用再象當年艱苦創業時那樣費太大的才智、勤奮和努力，也不用碰什麽運氣就可以攜取更多的財富和資源了。這對他們是明顯的“短期有利”的，而對於這個民族和國家來說就未必了，因為“壟斷”擋了別人的路，擋了民族和國家發展之道，使民族和國家少了集體的力量和生命的動力。
當奴隸製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源-奴隸都最終集中到少數大奴隸主手中，當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源-土地都最終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和帝王手中，當資本社會最重要的資源-資本和傳媒資訊都最終集中和操縱在少數金融寡頭和其代理政客手中，當集權社會最重要的資源-權力和以上一切資源都最終集中在少數紅頂官員、紅頂商人和其親朋好友的手中的時候，其他人就基本喪失了與這些高層統治者和利益持有者進行公平競爭的機會了。所以讓廣大人民不能接受的並不是馬列主義理論中講的“剝削”，而是最終建立起了“壟斷”，靠各種形式的壟斷（土地、資本、權力）阻擋了廣大多數的人們向上發展的道路。
研究曆史要首先承認剝削者並非不勞而獲者，他們也是勞動者；誰說奴隸主們、地主們、金融家們和紅頂官商們不勞動？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到處奔波勞碌，日以繼夜地接洽、商談、會議和費盡心機的謀劃也是繁重的腦力勞動，很多時候他們比按點作息的勞工還辛苦，而反倒是那些吃地主舍粥的乞丐，拿救濟的失業者，和拿國家補助的下崗者倒是看上去更象“不勞而獲”的人了。這些人是想受剝削都沒有機會。
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誰剝削誰，誰是上層統治者，誰是中產階級，誰是底層勞苦大眾，這些都是曆史和現實中都一直客觀存在的，隻要人民的大多數能夠通過努力和競爭在各階級之間合理地流動，就有這個政體存在的價值。有剝削存在並不構成起義和造反的必然條件，否則我們的曆史就會是一部天天造反、年年起義的廝殺史了。而隻有當統治階級最終“自以為是”地建立起了對土地、資本、權力等國家資源的壟斷地位，並禁止或變相禁止他人染指自己的壟斷地位後，造反和起義就成了其他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徑，否則，這些人能夠追求的就隻能是那些人的殘羹剩飯了，而一旦碰到各種自然和社會災害，連殘羹剩飯都不會剩下，隻能挨餓等死了。這時就到了老子《道德經》中所說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的時候了。
造反和起義的招牌人人可以舉，也天天有理由舉，從過去的大澤鄉，到現在的紐約廣場，都是不乏造反的理由的，但什麽時候造反能成功，就要看天道運轉到什麽程度了。隻有到一個國家，一個政府的統治階級和上層社會嚴重孤立於廣大人民，自我封閉，自我壟斷，自享其福，禁止他人染指的時候，再加上天災人禍，那麽有人振臂一呼，就會萬人響應，匯集成聲勢浩大的造反浪潮。而如果造反者能用一定的紀律和原則約束自己，就可以被稱為“起義”，是“替天行道”了。再有，如果起義者能被較先進的思想所武裝，並可以給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帶來嶄新的政治和社會麵貌，那麽這種起義就可以被稱之為“革命”了。
然而，人的大腦是不同於商家的商標和招牌的，我們無法打開它仔細查看，不能假設那些曆史上的革命人物在舉著“替天行道”、“反清複明”、“國民革命”、“人民萬歲”、“自由民主”的各式招牌的時候，他的腦子裏到底怎麽想。但筆者認為判斷曆史人物的功過要用曆史的眼光，看他們在曆史上對本民族和國家的功過得失，而不要妄自揣測曆史人物在喊出一個口號和執行一套方略中是否在他們的內心深處藏有個人的野心和目的。試問，誰沒有個人野心呢？你沒有麽？我沒有麽？所以不要動不動就勢故地揣測和妄斷某某曆史偉人“雖然有曆史貢獻，但也一定有個人野心，雲雲”。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句廢話，人都有其社會性和個人性兩個方麵，隻要他們順應曆史潮流，順應人民的呼聲，做過或發起過某個從後來看有利於民族和國家的曆史事件，不管是造反也好、或革命、兵諫、抗敵、賑災、打黑等等功績也罷，就都應該承認他們的曆史貢獻和曆史地位。
而另外一方麵，如果他們中的某些人在曆史的某一階段做出了曆史貢獻後，逐漸變化，變得要保有自己通過革命而取得的成果，並最終建立了自己對國家資源的壟斷地位，那麽這個時候，又一輪的曆史革命大潮就會毫不留情地把這些人吞噬掉。這就是中國過去一百多年來不斷風雲變幻所展示給世人的一幕幕曆史活劇。
其實自從滿州集團利用明末周期性自然災害激起的起義內亂，乘虛攻入中原並建立起為滿州奴隸主集團及其附庸服務的滿清皇朝以來，漢人和其他民族的反抗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清朝初年有李定國和鄭成功的抗清、三番的反正，清中期有白蓮教、天地會的反抗，甚至嘉慶的皇宮都曾被林清和他的特戰部隊端了老窩，皇帝一族差點被“斬首行動”一網打盡，雖然有人篡改史書百般掩蓋，汙蔑起義者是要去坐龍椅的愚民草寇，卻是開創了號稱盛世的王朝，讓幾個小老百姓一舉攻入皇宮的“光彩”特例。當然，這些起義也好，造反也罷，由於沒有先進思想的武裝，不能被稱之為革命。直到太平天國運動才使中國廣大的貧苦人民看到了用先進思想反抗滿清奴隸主壟斷統治的曙光，雖然那曙光是靈光乍現，而後麵的革命之路還很漫長，民族的浴火重生、苦難之路還很漫長。就讓我們從客觀的、非黨派利益的角度對這一百年來的一係列革命曆程做一個簡單的，如浪花集錦般的評述吧。
革命如同野火一樣，所過之處摧枯拉朽破壞巨大，有的時候，長時間都無法恢複到革命以前的狀態，據說當時光是太平天國、撚軍起義、回亂加在一起，就大約造成中國六千萬的人口減少。這讓很多人們都經常懷疑曆史上曆次革命的價值。當年攝政王載灃就對汪精衛斷言：如果嫌我們滿清不好，那你們上了台會還不如我們。結果民國的前二十年果然是烏煙瘴氣、民不聊生。
那麽，既然革命是如此的破壞巨大，是不是曆史上的所有革命就都是毫無價值的呢？大家就都等著慢慢改良不是很好麽？如果讀史書讀出這個疑問來，恐怕是犯了讀書過細，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毛病了。如同人有生命、樹有生命、一切生靈都有生命一樣，一個朝代、一個政體、甚至一個國家也都有他的內在生命力，當生命力衰竭了，就會終老而死，被其他生命吞噬，或頂多是身軀極度萎縮，隻能苟且偷生罷了。唯一有機會自救的就是浴火重生，開始一個新的生命的輪回。
那麽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生命力在哪裏呢？答案是，就在那裏居住的千千萬萬個自然人身上。當他們能夠看到美好生活的目標，並願意為之爭先恐後地努力奮鬥的時候，這個國家和政體就是蓬勃向上的，否則就是暮氣沉沉、日薄西山的。同時，自然界的力量也很重要，一切風、雨、霜、雪等的自然災害都會讓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瞬間就衣食無著，餓殍遍地。而這時候，如果當時的政府又腐敗無能，救助不力就會有人不甘餓死，揭竿而起，去吃大戶和搶政府。如果他們是隻搶大戶、搶政府的犯罪團夥，就可以在史書上被稱為“起義”或“替天行道”；而如果他們是什麽人都搶，沒什麽原則性，就是純粹的山賊草寇了。
維梁在讀史的時候總在想，那些起義者宣傳的“替天行道”到底是指什麽“道”？“道”字尋根溯源多數是來自老子的《道德經》，那麽《道德經》上有沒有關於“沒吃的就可以去搶，沒錢了可以去搶”的道理呢？
仔細看看發現果然有的，在《道德經》第七十七章中有如下陳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老子就是老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明確指出了天下大勢的發展規律：人作為頭腦高度發達的生物，總是在奉行一種與其他動物和自然界截然不同的原則，即，我僅僅有了自養的食物、財物和資源是遠遠不夠的，還要盡我最大努力去攜取更多，並希望為我的子孫後代長期占有。然而，對於那些有限的資源來說，如土地、生產資料、管理權、話語權等，如果此人多得了，那麽彼人就會少得或根本不得。更有甚者，當人們通過自己的才智、勤奮、和運氣，擁有了錢財，擁有了地位，和擁有了資源之後，會利用手中的資源去謀取更多的資源，即“損不足以奉有餘”，並製定各種有利於自己的遊戲規則來保護這種規律不受幹擾，於是你會發現在很多穩定下來的國家和社會中，國家資源總是向著少數人流動：土地、資本、權力、地位等等。而表麵看起來大家都是按規則和法律辦事，人人都沒有錯，可為什麽有地的家族會越有地、有錢的家族會越有錢、有權的家族會越有權呢？因為，很多資源是不能很快再生的，一旦堆積到某些少數的人手中就形成了所謂“壟斷”，建立了壟斷之後，壟斷者就會不用再象當年艱苦創業時那樣費太大的才智、勤奮和努力，也不用碰什麽運氣就可以攜取更多的財富和資源了。這對他們是明顯的“短期有利”的，而對於這個民族和國家來說就未必了，因為“壟斷”擋了別人的路，擋了民族和國家發展之道，使民族和國家少了集體的力量和生命的動力。
當奴隸製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源-奴隸都最終集中到少數大奴隸主手中，當封建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源-土地都最終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和帝王手中，當資本社會最重要的資源-資本和傳媒資訊都最終集中和操縱在少數金融寡頭和其代理政客手中，當集權社會最重要的資源-權力和以上一切資源都最終集中在少數紅頂官員、紅頂商人和其親朋好友的手中的時候，其他人就基本喪失了與這些高層統治者和利益持有者進行公平競爭的機會了。所以讓廣大人民不能接受的並不是馬列主義理論中講的“剝削”，而是最終建立起了“壟斷”，靠各種形式的壟斷（土地、資本、權力）阻擋了廣大多數的人們向上發展的道路。
研究曆史要首先承認剝削者並非不勞而獲者，他們也是勞動者；誰說奴隸主們、地主們、金融家們和紅頂官商們不勞動？腦力勞動也是勞動，到處奔波勞碌，日以繼夜地接洽、商談、會議和費盡心機的謀劃也是繁重的腦力勞動，很多時候他們比按點作息的勞工還辛苦，而反倒是那些吃地主舍粥的乞丐，拿救濟的失業者，和拿國家補助的下崗者倒是看上去更象“不勞而獲”的人了。這些人是想受剝削都沒有機會。
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誰剝削誰，誰是上層統治者，誰是中產階級，誰是底層勞苦大眾，這些都是曆史和現實中都一直客觀存在的，隻要人民的大多數能夠通過努力和競爭在各階級之間合理地流動，就有這個政體存在的價值。有剝削存在並不構成起義和造反的必然條件，否則我們的曆史就會是一部天天造反、年年起義的廝殺史了。而隻有當統治階級最終“自以為是”地建立起了對土地、資本、權力等國家資源的壟斷地位，並禁止或變相禁止他人染指自己的壟斷地位後，造反和起義就成了其他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唯一途徑，否則，這些人能夠追求的就隻能是那些人的殘羹剩飯了，而一旦碰到各種自然和社會災害，連殘羹剩飯都不會剩下，隻能挨餓等死了。這時就到了老子《道德經》中所說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的時候了。
造反和起義的招牌人人可以舉，也天天有理由舉，從過去的大澤鄉，到現在的紐約廣場，都是不乏造反的理由的，但什麽時候造反能成功，就要看天道運轉到什麽程度了。隻有到一個國家，一個政府的統治階級和上層社會嚴重孤立於廣大人民，自我封閉，自我壟斷，自享其福，禁止他人染指的時候，再加上天災人禍，那麽有人振臂一呼，就會萬人響應，匯集成聲勢浩大的造反浪潮。而如果造反者能用一定的紀律和原則約束自己，就可以被稱為“起義”，是“替天行道”了。再有，如果起義者能被較先進的思想所武裝，並可以給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帶來嶄新的政治和社會麵貌，那麽這種起義就可以被稱之為“革命”了。
然而，人的大腦是不同於商家的商標和招牌的，我們無法打開它仔細查看，不能假設那些曆史上的革命人物在舉著“替天行道”、“反清複明”、“國民革命”、“人民萬歲”、“自由民主”的各式招牌的時候，他的腦子裏到底怎麽想。但筆者認為判斷曆史人物的功過要用曆史的眼光，看他們在曆史上對本民族和國家的功過得失，而不要妄自揣測曆史人物在喊出一個口號和執行一套方略中是否在他們的內心深處藏有個人的野心和目的。試問，誰沒有個人野心呢？你沒有麽？我沒有麽？所以不要動不動就勢故地揣測和妄斷某某曆史偉人“雖然有曆史貢獻，但也一定有個人野心，雲雲”。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句廢話，人都有其社會性和個人性兩個方麵，隻要他們順應曆史潮流，順應人民的呼聲，做過或發起過某個從後來看有利於民族和國家的曆史事件，不管是造反也好、或革命、兵諫、抗敵、賑災、打黑等等功績也罷，就都應該承認他們的曆史貢獻和曆史地位。
而另外一方麵，如果他們中的某些人在曆史的某一階段做出了曆史貢獻後，逐漸變化，變得要保有自己通過革命而取得的成果，並最終建立了自己對國家資源的壟斷地位，那麽這個時候，又一輪的曆史革命大潮就會毫不留情地把這些人吞噬掉。這就是中國過去一百多年來不斷風雲變幻所展示給世人的一幕幕曆史活劇。
其實自從滿州集團利用明末周期性自然災害激起的起義內亂，乘虛攻入中原並建立起為滿州奴隸主集團及其附庸服務的滿清皇朝以來，漢人和其他民族的反抗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清朝初年有李定國和鄭成功的抗清、三番的反正，清中期有白蓮教、天地會的反抗，甚至嘉慶的皇宮都曾被林清和他的特戰部隊端了老窩，皇帝一族差點被“斬首行動”一網打盡，雖然有人篡改史書百般掩蓋，汙蔑起義者是要去坐龍椅的愚民草寇，卻是開創了號稱盛世的王朝，讓幾個小老百姓一舉攻入皇宮的“光彩”特例。當然，這些起義也好，造反也罷，由於沒有先進思想的武裝，不能被稱之為革命。直到太平天國運動才使中國廣大的貧苦人民看到了用先進思想反抗滿清奴隸主壟斷統治的曙光，雖然那曙光是靈光乍現，而後麵的革命之路還很漫長，民族的浴火重生、苦難之路還很漫長。就讓我們從客觀的、非黨派利益的角度對這一百年來的一係列革命曆程做一個簡單的，如浪花集錦般的評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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