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這個名字,現在已為廣大中國人民所熟悉。都知道他是“兩彈元勳”,他是中國核武器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將自己的智慧、個人幸福以及生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中國的國防事業,贏得了人民的尊敬。他是一位英雄,同時又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的許多高尚品德,往往不是記者的臨時采訪和詢問能反映出來的,也不是他同高層人物的接觸中,能夠充分表現的。他的平易近人、謙虛謹慎、不擺領導和專家的架子;他的很富人情味、關心別人勝於關心自己;他的廣泛的興趣和愛好,以及他總是把自己看作一名普通勞動者,不搞特殊化等高尚人品,都是在和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科研人員的接觸中,時時、處處地表現出來,展現出一位品德高尚的科學家的形象。我們理論部有個好傳統,就是對領導、特別是對專家,不稱呼官銜,總是老張老李相稱。在鄧稼先院長去世前20天,我去301醫院看他時,雖然當時他已是國防科工委科技部副主任、並早已是九院院長了,可我還是親切地稱呼他“老鄧”。
我永遠不會忘懷的是,1972年初春我陪鄧稼先去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探望他在兵團勞動的女兒的經曆,一路上反映出了許多鄧稼先高尚人品的東西,令人起敬。在那是非顛倒的歲月,在許多有職有權的人都把自己的子女往部隊裏塞,以逃避上山下鄉的時候,你能相信當時作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技的副院長的鄧稼先,竟讓自己唯一的女兒留在內蒙古建設兵團呆到最後嗎?你能相信一位堂堂的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技的副院長,竟不動聲色地找一個普通的科研人員陪同,悄悄地到兵團去看望了一次女兒嗎?你能相信一位堂堂的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技的副院長,既不帶保鏢,又不坐小轎車,在內蒙古草原上,在找不到交通工具的情況下,竟坐上一架農民拉過糞的平板牛車代步嗎?這一切,在鄧稼先和一位普通科研人員在一起的時候,他都很自然地做到了。因為除非是因工作需要而與上層交往,他總是把自己看成和工人、農民一樣的普通勞動者。
1971年我國連續進行了幾次核爆炸試驗。年底,我奉北京理論部我所在的科研室派遣,和陳雲堯同誌一起到221參加核彈的加工、裝配工作。隨後,就去了新疆,參加核爆炸試驗。我們剛到達新疆基地,就聽說排在我們的核試驗前麵的、昨天作的那次氫彈爆炸實驗,飛機投彈時出了故障,連續三次沒有投下來,不得已,投彈的飛機隻得帶著氫彈返回機場。飛機帶彈著陸是從未有過的非常危險的事情。從在現場的同誌那裏得知,昨天飛機著陸後鄧院長衝在前麵向飛機奔跑過去。在危險時刻,鄧院長總是以實際行動給我們做榜樣。
排在前麵的試驗出了這樣的事故,我們的實驗隻好往後延期,等春節以後再試驗了。
1972年剛過完春節,我們乘坐一架國防科工委的包機飛赴新疆。在機場後機室裏,我看見了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亞和老鄧(當時他是九院副院長)坐在那裏。老鄧在機場對我說,他這次沒有帶秘書來,叫我兼作一下他的秘書工作,主要是開會時幫他作些紀錄,我欣然同意了。在飛機上我陪他坐在前艙,和國防科工委的一些領導在一起。到基地後,我同樣陪他和基地的領導吃、住在一起。開會時,我幫他作紀錄(他自己也記)。當他需要什麽資料的時候,我就往基地的有關部門去跑跑,幫他借資料。資料用完後我又幫他還回去。就這樣忙乎了幾個星期,試驗做完了,各種測量數據也到手了,理論部的人該乘飛機回北京了。這時老鄧希望我能陪他到內蒙去一趟,去看看他在建設兵團勞動的女兒。我答應了,於是我們兩人就沒有乘回北京的飛機,改坐去內蒙的火車。
在出發前一天的晚上,我們感到特別輕鬆,老鄧提出要和我下盤圍棋。許多人知道老鄧是戲迷和球迷,也酷愛音樂,並且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但他愛好圍棋恐怕就鮮為人知了。不過他的圍棋水平隻是和我的差不多,我們互有輸贏。所以每逢我出差和他相遇時,在緊張的忙碌過後,他總要叫我去他那裏下圍棋。這次出差,因我兼做他的秘書,和他住在一起,出差任務完成後下棋更方便。那天下圍棋,棋盤就擺在他的床上。兩人的興致都很高,一直下到深夜。最後一盤棋結束時,不慎一粒棋子滾到床下麵去了。當我正準備起身去撿棋子的時候,猛一抬頭,見一位解放軍戰士荷槍實彈挺立在床前。他見一粒棋子滾到床下了,就把槍卸下來放在老鄧的床上,劈裏啪啦爬到床下去幫我們模棋子。拾回棋子後,戰士問我們:這是什麽?我告訴他說這是“圍棋”。不知他聽懂沒有,反正他也沒有再問。我們說不下了,戰士也就退出去了。陪著老鄧在這裏住了這麽多日子,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每天晚上外麵都布有崗哨為老鄧警衛。
第二天,基地派車送老鄧和我去烏魯木齊火車站。從烏魯木齊到包頭,在車上要呆(記得好像是)兩個晚上又三個白天,這麽長的時間呆在車廂裏是很煩悶的,但和老鄧在一起你不會感到煩悶。他總會講些東西提起你的精神:他時而問我理論部在“運動”中發生的事情(因他常在院部或實驗場地,對理論部的‘運動’情況不甚了解);時而談文學;時而又講笑話。總之,和他在一起不會感到疲乏。
上車不久,他就講了個笑話。他說,青少年是學文化的時期,許多知青離開學校下鄉了,他們連個簡單的信都寫不清楚。據說有個女學生在鄉下插隊,給她媽媽寫了一封信報平安。信中說,她生活得很好,叫媽媽不要擔心。她說,她每天和大狼睡在一個坑裏,把她媽媽嚇了一跳。原來她是想說她每天和大娘睡在一個炕上。他講完這個故事後,我們都笑了,但內心不免有些酸楚,因為我們不正是去內蒙看他在那裏‘插隊’的女兒麽?
接著他問我所裏搞運動的情況。他說:“聽說你們批了xxx,(所裏的一位物理學家)是嗎?你們批他的那一首‘天地一茅坑’的詩,其實這首詩不是他寫的,是華羅庚寫的,你們怎麽批他呢?”。我說:“這首詩是他在上海出差時,在晚飯後大家散步的路上念的。當時我也在上海出差,也在散步,我也聽到了他念的詩。我覺得這首詩寫得很形象、很生動。但他當時沒有說這是華羅庚寫的,所以都以為是他寫的呢。我們從上海回到北京後,‘軍管’要他到我們室來交待曆史,接受群眾‘幫助’。我沒有發言,因為我也是被‘軍管’整的對象,我自顧不暇,在會場上隻有聽的份兒,不夠格批別人。”接著我又說:“我挨批,有人說我不會說話,引火燒身。我看xxx比我更不會說話。軍管要他交待曆史,就老老實實地交待,爭取平安過關唄,他竟然要說點俏皮話。引起積極分子斥責。他說抗戰期間他從湖南曆盡艱辛到了重慶,生活無著,就住在一個朋友家中。這位友人當時在川康公路管理局當工程師。他說‘此人不是別人,正好是周光召的爸爸。’引起大家哄堂大笑。有積極分子正言厲色地吼了一聲:XXX!你嚴肅點。弄得他狼狽不堪。”老鄧聽候歎息了一聲。
除了談運動的事外,老鄧也談些輕鬆的話題——文學。我發現他的文學修養很高。他講了許多關於文學的知識,大多現在我也記不得了,唯獨記得的是他說有人把晚唐著名詩人杜牧的一首膾炙人口的絕句《清明》,隻是改動標點符號,就改成了一首詞。我聽後頗感興趣,至今不忘。唐詩的原文是:“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他說“有人把這首詩改寫成:‘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他接著解釋說:“這裏把‘紛紛’做動詞用。這首詞,聽起來像‘詞’,其實不是詞,因為沒有這個詞牌。”
對這首詩的修改,現在網上到處能找到。但在當時,電子計算機的個頭很大,大得來要放滿一間大房子,而且隻有極少的科研單位才能用上它,在這樣的情況下,那裏還有什麽網可聯?就是現在有網可聯了,我也還沒有在網上看到誰能像鄧稼先那樣明確地指出‘其實這不是詞,隻是聽起來像詞’的話。
當時老鄧還說:“如果增減一些字,就可以改寫成各種別的詩。有人把這首詩改寫成三言詩:‘清明節,雨紛紛。路上人,欲斷魂。問酒家,何處有?牧童指,杏花村。’也有人把它改為四言詩:‘清明時節,行人斷魂。酒家何處?指杏花村。’也有人把它改為五言詩:‘清明時節雨,行人欲斷魂。酒家何處有?遙指杏花村’”。
在這幾天中,除了談文學外,老鄧講的笑話也不少,幽默、風趣、意味深長。既使人感到輕鬆、快樂,又從中深受教益。他說,講話是一們藝術,應該考究如何講法。有的人說話總愛習慣性地帶點口頭語,影響說話效果。比如科委某領導,每句話的開頭都要說個“好像呢”。有一次試驗前向張愛萍匯報。大家匯報完後,張愛萍提了一個問題,問這件事準備得怎樣。這位科委領導回答說:“這個問題好像呢”,張愛萍正言曆色地說:“什麽‘好像’?!都到什麽時候了!?還‘好像’、‘好像’。”老鄧說完後我們兩人都哈哈大笑。老鄧接著說,“如果講話既愛習慣性地帶點口頭語,又把話說錯了,那留下的就隻有笑話了,聽的人那裏還記得你講話的內容。”我請他舉個例子,他說:“XX軍區某司令員講話,每句話後麵都要跟個‘的工夫’。一次他作形勢報告,想說當前的國際形勢是帝、修、反聯合反華,我們應該加強政治學習。他把赫魯曉夫和尼赫魯的名字扯在一塊兒了。說:‘今天的功夫,一天不學習的工夫,就跟不上形勢的功夫。當前赫魯尼赫魯的功夫’”老鄧的話音未落我就大笑不止,老鄧也幾乎把眼淚都快笑出來了。
我們就這樣愉快地在火車上搖晃了幾天幾夜,終於到達了包頭。下車後立即去長途汽車站搭車去烏特拉前旗。到了烏特拉前旗,下車後,眼前展現的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不知這是烏特拉前旗郊區的長途車站,還是這就是烏特拉前旗,反正沒有南方的集市大。一打聽,方知小典(老鄧的女兒鄧誌典)所在的兵團離這裏尚有至少兩公裏。我自己提著一個大旅行包,老鄧提著兩個大旅行包,要走這麽遠的路程確實很難。我請老鄧在原地等著,我去看看情況。出車站一打聽,得知沒有車去兵團。甚至這裏除了剛才到達的一輛長途客車之外,什麽車都沒有。當我正在犯愁的時候,見一個年長的農民,趕著一輛裝滿幹糞的平板牛車,他剛卸完幹糞準備離去。我上前說:“老鄉,從這裏到生產建設兵團有多遠?” 老農回答說:“我馬上要回去的地方離兵團不遠,跟我走吧。” “好哇,我放三個手提包在你車上行嗎?”“沒問題。”老農回答說。於是我一麵請老農等等,一麵趕忙回車站叫上老鄧。我們把手提包放上了老農的平板車,老農說:“你們也坐上來吧,牛走的快”。我不知道老鄧是否願意,問他行不行。老鄧說:“有什麽不行的,上吧。”於是我們就上了農民拉糞的牛拉平板車。我們盤腿坐在平板車上,老農在前麵坐著趕牛,搖搖晃晃地向前走著。四周是一片遼闊的大草原,大得無邊無際。清風拂麵,微風扶著泥土散發出的芳香,把我帶回到抗日戰爭時期我在農村生活的兒童年代。當我從夢幻般的回憶中清醒過來的時候,我看見老鄧兩眼望著遠方,不知他在想什麽。我想打破寂靜,就說:“老鄧,我們去新疆坐的是飛機,從基地到烏魯木齊坐的是小轎車,從烏魯木齊到包頭坐的是火車,從包頭到烏特拉前旗坐的是大客車,現在又坐上農民拉糞的平板牛車,這次什麽交通工具都坐了。對不?”他好像是沒有聽見我說話似的,還是兩眼望著遠方,盤腿坐著。我又說:“在基地,夜裏,門外有警衛,很是安全。現在坐在牛車上,也很自在,不是嗎?”他回過頭來盯了我一眼,說:“你別胡說了。”接著,我們又靜坐了一會,很快牛車就到達兵團了。
下車後,見很多年輕人在兵團勞動。其中也有我所職工的孩子,他們認識老鄧。所以不一會兒小典就被叫來了。小典把我們引進一間小平房,說我們就住在這裏。屋裏有兩個單人床,一張普通長桌。老鄧和我坐在各自的床上後,小典就回連隊勞動去了。晚飯是小典從連隊給我們打飯來吃的。
晚上小典來了,老鄧凝視著女兒,撫摸著女兒的手,輕聲地喚著“小典,小典。”就像身邊沒有我這個外人一樣。父女情深,令人動容。過了一會兒,老鄧打開一個手提包,掏出了一些罐頭,叫小典拿去。小典執意不要,說大家是在這裏勞動鍛煉的,都在過艱苦生活,我怎麽能吃這些?老鄧沒法,問我該怎麽辦。我說:“這要體諒孩子的處境,大家都以艱苦為榮,你這點罐頭雖談不上奢侈,但孩子拿去感到壓力很大,在我看,她不要就算了。”老鄧接受了我的意見,沉思了一會兒,說:“明天是星期天,叫小典喚上她的表姐(許德衡的孫女,我忘了她的名字,她也在那裏勞動)我們四人一起,到烏特拉前旗去把它吃掉吧。”大家同意這個決定。事情定下後,小典要回連隊去了,我們陪同她走出室外。
夜幕籠罩著草原,一盤圓月從魚鱗般的雲隙中露出,草原彌漫起朦朧的月光,像是升騰起來的一片淡淡的銀霧。幾年前我在221草原上工作時,晚上見到的也是這樣的美景!
第二天是周日,老鄧和我,小典邀著她的表姐,四人一起,提著一手提包
罐頭,沿著昨天的車道,向烏特拉前旗走去。在一個小小的館子裏,買了兩瓶啤酒,就把罐頭打發了。
第三天是周一,小典她們連隊的連長和指導員,按他們的慣例,到小屋來看了我們。簡單地寒暄了幾句之後就走了。
第四天我們就走了。步行到烏特拉前旗,搭上長途汽車去了包頭,然後乘火車回到北京。
以後我和老鄧見麵的機會不多,隻是他回理論部或我去院部出差才能見著他。
1985年7月底,我聽說老鄧回來了。他是來參加討論某專家入黨的問題的。又聽說在討論的過程中他感到不適,去三醫院檢查出是直腸癌,並立即住院治療。我很想去看看他,但上麵規定不許大家去看望,免得影響他休息,我也就沒有去。後來聽說經過手術治療後老鄧出院了,我以為這下沒事了呢,誰知不久他又住院了。1986年7月初,我室支部書記林承繼的愛人患病,她請我去301醫院,找我所科研人員彭其才的愛人董玉蘭(她是301醫院的大夫)落實一下為患者體檢的事。地點是301醫院高幹樓4層。這個差事想不到給我帶來一個意外的收獲,我到301醫院高幹樓4層找到董大夫,把事情聯係好後,她對我說:“你們的鄧院長就住在下麵三層。”我對她說:“你帶我去看看他行嗎?”她說:“上麵規定,誰也不許去看。”我說:“鄧院長和我太熟了,帶我去沒事兒。”她就帶我下到三層,直接走到老鄧的臥室前。董大夫從門上方的玻璃窗口往裏看去,回頭對我說:“哎呀!鄧院長準備睡午覺了。”我問:“睡下去沒有?”她說:“還沒有。”我請她敲門,老鄧應聲開了們,見我來了,他很高興。老鄧向我介紹了他的病情,並把衣服解開,露出下腹,把從腹部拉出的管子和吊著的瓶子都給我看。我說:“老鄧阿,你可要挺住哦。當年我們突破原子彈、氫彈,曆盡千辛萬苦,您今天就要像當年突破兩彈那樣去戰勝病魔,精神力量在治療中是極重要的。”老鄧說:“我很樂觀,你們放心。”我怕耽誤他休息,起身要走,他要我坐下來再聊聊,我又坐下來和他聊了大約四十多分鍾,我不敢久留,就起身走了。我請他好好休息,他一定要送我。病房在這頭,電梯在過道的那一頭,他硬是把我送到電梯口。臨別時,老鄧說:“這次我恐怕出去不了。”我說:“你可千萬別這樣想。等你出院後,在家裏好好兒療養,我不時來和你下圍棋。”這次在醫院和老鄧見麵,覺得他的精神還是很好的。想不到過了大約20來天,7月29日,他竟離開我們這些長期在他的領導下奮戰的戰士而永遠離去了!
老鄧!我們永遠懷念您!
您說如果能再次選擇人生的話,你仍然走你走過的道路。我想,如果我們能再次選擇人生的話,仍然願意選擇在您的領導下工作。
安息吧, 老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