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大躍進是老毛實現其“落後生產力可以率先進入共產主義”妄想的一次實踐。他的依據是，“一窮二白是一張白紙，可以直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因此他必須推翻馬克思的精典理論“社會發展規律”。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一致”的規律。除此之外再無別的理論支持他的構想。認定隻用了一句口號，“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就可達到目的。至於用什麽手段，他也一無所知。還須在群眾運動中找靈感。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此路不通。比如萬斤田、土法煉鋼。大跌進事實上的徹底失敗。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情願的退據二線。又對把崩潰邊緣的經濟恢複到新水平的另搞一套的路線方法恨義之入骨。才動了推翻共和國體製，重建獨裁體的念頭。他知道，重複大躍進的實驗。迷信精神變物質的主觀唯心意識形態。造成比大躍進更嚴重的災難的阻礙是科學知識。所以說“書讀得越多越反動”。愚昧才是擁戴他的不二法門。產生毛澤東其人的生態環境，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我們尚未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新民主主義革命定義的任務。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與非，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說史：大躍進（鵲橋仙）
03/20/2015
白癡澤東，痞性傳統，狂想平步成龍。
共產主義翻掌有，萬斤田，十屋九空！
生產關係，越格升級，拔苗助長悲劇。
計劃經濟反計劃，生產力，原始工具。
躍進兒戲，一敗塗地，被退二線回避。
朕心不死圖再起，勤算計，再造秦帝。
紅衛嘍囉，勸進頌歌，橫掃功臣名模。
萬歲聲處聽驚雷，冤魂吼，還我共和。
03/20/2015
白癡澤東，痞性傳統，狂想平步成龍。
共產主義翻掌有，萬斤田，十屋九空！
生產關係，越格升級，拔苗助長悲劇。
計劃經濟反計劃，生產力，原始工具。
躍進兒戲，一敗塗地，被退二線回避。
朕心不死圖再起，勤算計，再造秦帝。
紅衛嘍囉，勸進頌歌，橫掃功臣名模。
萬歲聲處聽驚雷，冤魂吼，還我共和。
----毛時代即便有一些輝煌也與老毛無關。那些輝煌首先都是由民國或留洋的知識份子建設出來的，老毛培養過懂建設、懂經濟的人才嗎？就算是領導的功勞也是要算到被老毛批判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叛徒、大內奸的劉少奇和鄧小平身上。再有就是蘇聯的援建和民國的工業基礎。
老毛除了會空喊階級鬥爭、唱高調，做過與建設有關的實事嗎？沒有！老毛最痛恨的就是走以經濟建設為主的社會主義道路，跟與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保持和平，埋頭建設自己的祖國在老毛眼裏就是投降主義，是要堅決被打倒的。老毛隻會一門心思的搞階級鬥爭、搞運動，完全不顧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的客觀事實，妄想通過空中樓閣搞成共產主義，結果人民缺衣少食、嗷嗷待哺，國家也麵臨崩潰。
毛的輝煌都是人民的夢魘。
毛時代的經濟停滯近乎崩潰
現在我們知道新中國並不是從官方宣傳的“一窮二白”開始建設的。東三省的工業基地是在日本滿洲時期就打了非常好的基礎，而國家從上海接管了大量的工廠直到80年代末仍然還在運轉。國民黨“黃金十年”也修了兩萬公裏鐵路，另外棉紡等輕工在國民黨時期也頗具規模。
蘇聯轉交的日本在東北的工業和其他蘇聯機械,在10000名蘇聯專家10年幫助下建立地.蘇聯國內的工程院幫助可行性研究,設計和製作圖紙,還有28000名中國技師到蘇聯培訓,比如長春汽車廠500人去莫斯科-利哈切夫廠實習,洛陽拖拉機廠173人去莫斯科-哈伊科夫廠學習.蘇聯還幫助建設了長春汽車廠,洛陽拖拉機廠,武漢鋼鐵廠,包頭鋼鐵廠,蘭州煉油廠,哈爾濱拖拉機廠,蘇聯在51-57年為中國建設211個項目,投資81億盧布.完成198項,包括63個機械製造廠,7個鋼鐵廠,24個發電站.....蘇聯也用自己的機器.培訓幫助.特別是在內地建設了完備的工業體係.
2000多名蘇聯顧問團還擔負著指導軍事委員會領導機關,各個總部,各個軍兵種和大軍區機關的領導業務,各個技術兵種部隊日常訓練,軍事工程的建設,常規和尖端武器的使用和裝備,測試場地,基地維護的技術和業務.軍事學校的教學和學術研究,使正規化的建設達到了新的高度.
可以說蘇聯從教育.培訓.工業.軍事和組織上幫助我國建立了1個完備的體係.等蘇聯專家一走,立馬什麽能力都沒有了,隻是傾盡國力在憑借那些從美國回來的核專家和火箭專家模仿製造了原子彈,衛星.其餘沒有任何創新,直到90年代依然在生產,修補50年代年蘇聯設計的武器.主戰武器依然是在蘇聯幫助建設的工廠生產蘇聯50年代提供版權和資料的殲7戰鬥機.59式坦克和改進型.薩姆2式防空導彈和一樣的野戰火炮.沒有毛的創新.直到90年代初期花大錢引進了蘇聯80年代技術,才又有了一點本錢.
50年代的工業發展是官方最願意吹噓的地方，你看國軍時代工業那麽爛，到我們這裏10年工夫就提高那麽快。還是毛毛領導有方，黨得力呀。其實就是蘇聯玩的1個撮而已，日本已經把東北當作重點建設了超過10年，蘇聯到了把日本投資建設的價值20億美圓機械搬走了，50年代又搬回來，在原來的地址，重新開始生產。當然是工業一下子就爆富起來了。在60年以後又失去蘇聯援助，自己無法生產新的大中型機械，到70,80年代實際還是依靠這些質量非凡的老日本機械，直到90年代以後才進口歐洲，日本的過時的和2手機械，代替這些作為工業頂梁柱使用30－40年的日本老機械。在50－60年代的工業輝煌，很大程度上絕對是十足地在蘇聯的幫助下把日本在東北建立的亞洲第2大的重工業基地繼續發揚光大而取得地。
因此，建國後三十年，鐵路才增加到五萬公裏，很難說那時的成就是值得驕傲的。工業體係即使有些成型，技術落後和低效也很明顯。所以到70年代末中國仍然是個極其貧窮的國家，非常缺乏資金，技術來構建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工業體係。所以這些工業成就到底是正資產還是負資產，的確難說得很哪。
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經濟成長總是被打斷和處於停滯的狀態。據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對亞洲各國人均GDP增長率的計算，在1952~1978年之間，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後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及香港和台灣地區分別是：6.7%、6.3%、4.8%、5.4%、6.6%。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的出口額隻增長了一倍。
1976年，隨著“文革”的結束，國家治理者麵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經濟攤子。“1978年以前的中國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麵。”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誌武的這一評論，是經濟界的一個共識。
指令性計劃經濟體係的構築，讓產業經濟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費品實行配給製，國有企業部門非常龐大，普遍實行對生產資料的價格管製，甚至火柴漲價一分錢，都要由國務院討論和批準。私人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民營經濟近乎於零。在國營企業領域，工廠沒有生產積極性，效率與效益的雙重滑坡十分驚人，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已經走到了盡頭。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工業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產業結構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使得產值增長的數字並不能反映實質性的經濟增長。
在全國投資總額中，重工業所占比重在連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高達51.1%和49.6%，但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卻漸趨低下。雖然多年強調“以鋼為綱”，但1976年的鋼產量隻有2040萬噸，僅相當於1971年的水平。整個工業到1976年出現了“六個驚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驚人，二是勞動生產率低得驚人，三是虧損大得驚人，四是設備破壞得驚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決、久建不成）長得驚人，六是投資效益低得驚人。
有一些數據可以生動地表明投資效率的低下到了多麽可怕的地步。據國家統計局的計算，在1976年生產1千瓦電所需要的投資，竟比1966年要高3倍，生產1噸鋼所需投資則高將近兩倍，運輸每噸每公裏所需投資則超過40%。另據李安增、王立勝所著的《中國當代史》統計，每百元積累所增加的國民收入，1955年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66年還是34.5元，1976年下降為19.3元；商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隻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營經濟在我國已經絕跡，個體經濟也微乎其微，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者隻剩下19萬人，僅為“文革”爆發時的12.2%，銳減了87.8%，其中個體工業減少了88.9%，個體建築業減少了60%，個體運輸業減少了88.9%，個體商業、飲食業和服務業減少了75%，其他個體經營者減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業品集體商業網點隻有1283個，個體商販僅剩3085人，百業蕭條，已到絕境。
在民生方麵，片麵強調重工業優先的產業發展戰略，讓物資短缺的問題始終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各種各樣的票據所困擾，而收入則常年沒有增加，從1958年到1977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在當時，一個工廠學徒的月工資為18元，而最具資曆的“八級”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資為108元，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1976年，一個北京市的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憑副食品供應證購買半斤雞蛋、一斤半豬肉、半斤豆腐、二兩粉條和一兩芝麻醬。
在物價上，出現了日用食品價格較為低廉及家用工業品無比昂貴的反差。1976年，1塊錢可以買12~13個雞蛋，一碗素麵8分錢，肉麵1毛4分錢，一個成年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標準為30斤，一斤大米的價格不到3毛錢，一斤菜子油不到6毛錢，肉是憑票供應，分為四等，最肥的一級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級肉為4毛多一斤。相比，工業品的價格就要貴很多，一輛鳳凰牌自行車售價156元，一台蝴蝶牌縫紉機售價187元，一塊上海牌手表售價120元。人們為了得到上述這“三大件”，不得不拚命地縮衣節食。工業品的價格之所以那麽昂貴，除了供不應求的因素外，還是快速回籠貨幣、防止產生通貨膨脹的“辦法”之一。
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一份對全國192個大城市的調查報告表明，城市住房麵積在1949年為每人平均4.5平方米，到1978年則下降到3.6平方米。從1976年起，北京、沈陽等城市的居民開始大著膽子，違規“蓋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說：“大夥紛紛將（公家的）建築材料化為己有。開頭，這種‘偷’雖然明目張膽，還是有某些節製某些分寸的：有的人盡量挑一些半截磚，爛木板，各種下腳料，就是說將工地淘汰下來的東西往自家搬。漸漸地，有人肆無忌憚地拆開工地上的各種保護阻攔，拿起最好的建築材料就往家裏走。當這樣的大膽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勸阻，告訴他們拿公家的東西去幹私活未免不妥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什麽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國家的！連命都是屬於公家的！’他大聲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氣衝雲霄！
希望你能自己作出正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