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佛教
佛教起源於恒河流域，時間同在第一聖殿倒塌之際——約主前589（或531或413）年釋迦牟尼悟道；若主前589是可信的，這一年是聖殿被毀三周年。佛教分三大傳統，即小乘（Theravade, Hinayana）、大乘（Mahayana）和密宗（或藏傳，Vajrayana）；佛教有三大庇護所或“三藏”（Triple Gem）：佛（the Buddha），法（the dharma）和信仰團體（sangha）。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三位一體”的東方版，分別對應的著基督教的父（神）、子（道成肉身）、靈（臨在於教會）。大乘佛教的所謂三大法身教義（trikaya：nirmanakaya, sambhogakaya, dharmakaya）則將這一傳統改編得更適合於東方的觀念。
如果說印度教代表了該地域的婆羅門傳統，佛教則將苦行傳統發揚光大。從印度教到佛教的轉化實際上是很自然的。神作為“原則”預備了佛教的無神論革命，種性製度則為眾生平等觀念的產生提供的道德平台。不過佛教的平等觀念是非政治的，以虛空為自由之路——不是在神以下人人平等，而是麵對虛無人人平等。人們一直注意到佛教虛無和慈悲或非暴力（ahimsa）信條之間的張力，“業”和“因緣”對人的困境的解讀實際上是同意反複。佛教的苦行、避世之路試圖解決這種邏輯緊張，語音（念）和姿態（坐）持續強化，連同靜思（moderation）正式上升為宗教儀軌，人進一步自憐如棄兒也因此自救如神（Buddha: You must strive for yourselves），涅磐（parinirvana）構成超越生死輪回苦境之頂點或主觀釋放；這種肉體自我複活不可能之絕境向東方啟動了萬法歸心的大道——人類背對約但河從流放於野轉為遠遁於“心”。然而“心學”最後的歸路是“外王”，從印度到中國，佛教以人為中心完成了政教分離到政教合一的特別輪回，大乘的此世關懷（Bodhisattvas）成為這一轉軌過程的中介。不過在中國和日本的“淨土”（Pure Land）信念裏，保留著對“外王”理想的絕望，末世論觀念就這樣勉強得以殘存於遠東。
和克利須那或耶穌不同，釋迦牟尼不是神道成肉身進入世界，而是人被靈充滿。於是有神論在佛教中被人論徹底顛覆，宗教版圖到這裏開始翻閱喜馬拉雅山。在佛教的體係中不需要神。隨著神被“無”棄絕，人來到了宇宙的中心，成為主權者。約的觀念已經徹底消失，人成為萬王之王。再沒有神借著先知的話臨到人類，人靠自己開始了成聖之路。位於話語或道的中心的是人之修行，而不再是神對曆史的掌握和同在。馭風而行取代的以馬內利，一如莊生夢蝶取代了天使顯現。人的天路曆程首先始於“四諦”（Catursatya），即苦、集、滅、道。這不是來自啟示，而是人的看見（four sights）。這或者是對創世紀第三長人的眼睛明亮了之人本主義反省：人所看見的不是榮耀，而是羞恥，乃是苦難和死亡。其次，人的天路就是法中修行，所謂“八正道”（256;ryā），又稱八船、八筏。包括：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八正道最後歸結為戒、定、慧三學。一方麵，諾亞方舟改建為佛教八船，另一方麵，“道成肉身”、“我就是道路”之“道 ”改編為佛教八條道路——佛教的版本這樣冠名：人就是道路，向苦而行。
中國哲學
佛教在中國完成了“去釋歸心、合道成禪”的進一步轉變。一方麵，不僅神的觀念進一步被棄絕，甚至連釋（迦牟尼或佛的位格）也被隱退了，人以心的名義 ——我心即佛——赤裸裸、孤零零掙紮於災民的曠野。作為唯一的形而上學努力，佛教和中國本土的道家思想合流，一方麵，以禪的方式將一切信仰和宗教融化為無，連同佛教也葬身於此；另一方麵，以“天”的名義將神自然化，天之子構成這一努力的庸俗本質。由於人之絕對孤獨，人際關係同時上升為一種新的信仰或宗教。於是，從約但河流域建立起來的神與人的宗教，到中國演變成人與人的新宗教，“關係”構成這種信仰的總綱，禪是其宗教世界（我與自己之關係），儒（我與他人或五倫之關係）或道德倫理是其世俗世界。
在這新宗教裏麵，人對人的否定性需要取代了人對神的肯定性需要——人需要他人，竟然是需要否定他人來肯定自己——災民生存鬥爭為這種否定哲學提供了經驗需求。事實上，稱義是人普遍的內在需要或普遍接受的先驗命令（所謂“道德感”），這和人的神聖起源有關——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本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但犯罪之後人雖保守有稱義的欲望，卻喪失了稱義的能力。於是道德家靠毀滅別人稱義（而基督徒則因信稱義，即靠基督的血稱義）。人通過兩次否定上升為神：首先是否定神，然後是否定他人，最後“我”成為神（sage，聖）。結果人對己是救星或新婦，人對人是救星或豺狼。
中國哲學同樣崛起於第一聖殿被毀的世代。孔子生卒約在主前552-479，老子若真有其人，則也出沒於該世代。在中國，聖殿被毀後人類棄殿歸家，家成為社會的宗教場所和政治的基本單位，家就是中國的聖殿。大流散中的猶太人以公會(synagogue)替代聖殿，結果也替代了基督；儒家以“家”替代聖所，結果也以家國崇拜阻擋著耶和華的受膏者。另一方麵，佛教靠修行自救，而孔子則主張靠道德自救並救人。因行成義於是倒轉了源頭一切救贖論的被動語態，同時，“ 不朽”、“百世”、“祭祖”、“孝”之觀念極其矛盾或偽善地構成儒家的形而上學，這裏的每一聲祈禱都和其無神論體係針鋒相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中的三位一體觀念和成聖之路，太極、全真、太平而三清，一體三域（頭、胸、腹）、氣功和煉金，等等，披露著極遠處的信仰在中國思想裏麵的殘餘。ZT
佛教起源於恒河流域，時間同在第一聖殿倒塌之際——約主前589（或531或413）年釋迦牟尼悟道；若主前589是可信的，這一年是聖殿被毀三周年。佛教分三大傳統，即小乘（Theravade, Hinayana）、大乘（Mahayana）和密宗（或藏傳，Vajrayana）；佛教有三大庇護所或“三藏”（Triple Gem）：佛（the Buddha），法（the dharma）和信仰團體（sangha）。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三位一體”的東方版，分別對應的著基督教的父（神）、子（道成肉身）、靈（臨在於教會）。大乘佛教的所謂三大法身教義（trikaya：nirmanakaya, sambhogakaya, dharmakaya）則將這一傳統改編得更適合於東方的觀念。
如果說印度教代表了該地域的婆羅門傳統，佛教則將苦行傳統發揚光大。從印度教到佛教的轉化實際上是很自然的。神作為“原則”預備了佛教的無神論革命，種性製度則為眾生平等觀念的產生提供的道德平台。不過佛教的平等觀念是非政治的，以虛空為自由之路——不是在神以下人人平等，而是麵對虛無人人平等。人們一直注意到佛教虛無和慈悲或非暴力（ahimsa）信條之間的張力，“業”和“因緣”對人的困境的解讀實際上是同意反複。佛教的苦行、避世之路試圖解決這種邏輯緊張，語音（念）和姿態（坐）持續強化，連同靜思（moderation）正式上升為宗教儀軌，人進一步自憐如棄兒也因此自救如神（Buddha: You must strive for yourselves），涅磐（parinirvana）構成超越生死輪回苦境之頂點或主觀釋放；這種肉體自我複活不可能之絕境向東方啟動了萬法歸心的大道——人類背對約但河從流放於野轉為遠遁於“心”。然而“心學”最後的歸路是“外王”，從印度到中國，佛教以人為中心完成了政教分離到政教合一的特別輪回，大乘的此世關懷（Bodhisattvas）成為這一轉軌過程的中介。不過在中國和日本的“淨土”（Pure Land）信念裏，保留著對“外王”理想的絕望，末世論觀念就這樣勉強得以殘存於遠東。
和克利須那或耶穌不同，釋迦牟尼不是神道成肉身進入世界，而是人被靈充滿。於是有神論在佛教中被人論徹底顛覆，宗教版圖到這裏開始翻閱喜馬拉雅山。在佛教的體係中不需要神。隨著神被“無”棄絕，人來到了宇宙的中心，成為主權者。約的觀念已經徹底消失，人成為萬王之王。再沒有神借著先知的話臨到人類，人靠自己開始了成聖之路。位於話語或道的中心的是人之修行，而不再是神對曆史的掌握和同在。馭風而行取代的以馬內利，一如莊生夢蝶取代了天使顯現。人的天路曆程首先始於“四諦”（Catursatya），即苦、集、滅、道。這不是來自啟示，而是人的看見（four sights）。這或者是對創世紀第三長人的眼睛明亮了之人本主義反省：人所看見的不是榮耀，而是羞恥，乃是苦難和死亡。其次，人的天路就是法中修行，所謂“八正道”（256;ryā），又稱八船、八筏。包括：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八正道最後歸結為戒、定、慧三學。一方麵，諾亞方舟改建為佛教八船，另一方麵，“道成肉身”、“我就是道路”之“道 ”改編為佛教八條道路——佛教的版本這樣冠名：人就是道路，向苦而行。
中國哲學
佛教在中國完成了“去釋歸心、合道成禪”的進一步轉變。一方麵，不僅神的觀念進一步被棄絕，甚至連釋（迦牟尼或佛的位格）也被隱退了，人以心的名義 ——我心即佛——赤裸裸、孤零零掙紮於災民的曠野。作為唯一的形而上學努力，佛教和中國本土的道家思想合流，一方麵，以禪的方式將一切信仰和宗教融化為無，連同佛教也葬身於此；另一方麵，以“天”的名義將神自然化，天之子構成這一努力的庸俗本質。由於人之絕對孤獨，人際關係同時上升為一種新的信仰或宗教。於是，從約但河流域建立起來的神與人的宗教，到中國演變成人與人的新宗教，“關係”構成這種信仰的總綱，禪是其宗教世界（我與自己之關係），儒（我與他人或五倫之關係）或道德倫理是其世俗世界。
在這新宗教裏麵，人對人的否定性需要取代了人對神的肯定性需要——人需要他人，竟然是需要否定他人來肯定自己——災民生存鬥爭為這種否定哲學提供了經驗需求。事實上，稱義是人普遍的內在需要或普遍接受的先驗命令（所謂“道德感”），這和人的神聖起源有關——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本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但犯罪之後人雖保守有稱義的欲望，卻喪失了稱義的能力。於是道德家靠毀滅別人稱義（而基督徒則因信稱義，即靠基督的血稱義）。人通過兩次否定上升為神：首先是否定神，然後是否定他人，最後“我”成為神（sage，聖）。結果人對己是救星或新婦，人對人是救星或豺狼。
中國哲學同樣崛起於第一聖殿被毀的世代。孔子生卒約在主前552-479，老子若真有其人，則也出沒於該世代。在中國，聖殿被毀後人類棄殿歸家，家成為社會的宗教場所和政治的基本單位，家就是中國的聖殿。大流散中的猶太人以公會(synagogue)替代聖殿，結果也替代了基督；儒家以“家”替代聖所，結果也以家國崇拜阻擋著耶和華的受膏者。另一方麵，佛教靠修行自救，而孔子則主張靠道德自救並救人。因行成義於是倒轉了源頭一切救贖論的被動語態，同時，“ 不朽”、“百世”、“祭祖”、“孝”之觀念極其矛盾或偽善地構成儒家的形而上學，這裏的每一聲祈禱都和其無神論體係針鋒相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道教中的三位一體觀念和成聖之路，太極、全真、太平而三清，一體三域（頭、胸、腹）、氣功和煉金，等等，披露著極遠處的信仰在中國思想裏麵的殘餘。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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