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郎隨筆選4

在SARS 流行的日子紀念五一節
　　
　　SARS，一組英文單詞的縮寫，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嚴重的急性呼吸係統綜合症的意思，在中國稱做非典型性肺炎，又
簡稱“非典”，病因是一種神秘的病原體，目下正在中華大地和世界部分地區製造瘟疫。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發出了它幾十年來第一次全球性警報，3月12日，它把SARS稱做一個還沒有檢測、治療和疫苗方法的“世界性的威
脅”。去年十一月，由佛山開始，神秘的病原體開始了它奔赴一家省會醫院的征程。接著，那兒的一名中國醫生又把它帶到了香港，啟動了一
係列災難性的鏈式反應。由此，SARS在中國和世界部分地區蔓延開來，已遍及世界上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但中國無疑是首發地和重災區。4月
20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中國內地非典型肺炎的最新疫情和防治情況。由於對這病魔的認識還不完全清楚，還沒有
找到特效藥，中國政府和人民投入到與瘟疫正在擴大的戰鬥中。
　　在這樣SARS 流行的日子紀念五一節，便更加感到這個勞動者維權的日子的意義。在一個官僚階級和富人階級的闊人聯盟占據統治地位的國
家，原始資本積累的慘無人道和對農工勞動階級的殘酷壓榨，使這個國家憲法上的勞動者地位的條文極其虛偽。闊人們的奢侈淫糜和中國農工
勞動者的貧困的現實，某種程度上正是SARS在中國大規模始發的一個重要原因。SARS和任何瘟疫的流行一樣，都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如果統
治階級的頑固和勞動階級政治力量的弱小，使後者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窮人出賣人肉，闊人大喝“嬰兒湯”，使這個社會的內裏嚴重腐爛，
那麽，瘟疫的流行某種程度正似“天譴”，將這個社會的膿瘡撕開。瘟疫造成的苦難是不分窮人和闊人的，但無疑，被壓迫階級的苦難更重，
而他們更加懂得了五一勞動者維權的節日的意義。
　　重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在中國，生存狀況不平等和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不僅僅表現在經濟上，也表現在政治民主、國民待遇上，當
然還表現在衛生環境上。走進北京市或其它的中國城市，幾乎都可以看到城鄉結合部的髒亂差，以及城市中心區特別是政府機關附近區域的清
潔。事實上，長期以來，政府在為國民提供衛生環境的服務上和相應的資金投入上，始終存在著形形色色的三六九等，有的人生活在衛生條件
非常好的環境中，更多的人則生活在衛生條件極其惡劣的環境裏。但是，非典型肺炎這種可以經由空氣傳播的惡性傳染病的大規模爆發，充分
表明衛生環境不能再繼續采取僅僅對一部分人獨善其身的政策了，而是必須進行公正的全民的全國範圍的衛生環境建設，公共衛生必須建立在
社會公正的基礎之上。”富人生活的闊綽正是以窮人的髒亂差的卑賤生活為代價，而不公正的社會等級和歧視製度強化了它。這與當下的SARS
的流行有關係。
　　對這一點，加拿大一家媒體文章也明確地指出，SARS的流行與中國貧富分化現實的關係：SARS“這種還沒有被分離出來的病原體挑選了幾
近完美的培養皿來繁殖，變異，傳播。佛山是一座毗鄰廣東省省會的有著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大都市。然而它又保留著傳統的人畜居住在同一屋
簷下的農家。因此，佛山既是一座有著所有常見衛生問題的第三世界的城市，又是一座有著許多富裕得足以經常出外旅遊的居民的城市。就是
從這個流光溢彩的摩天大樓與售賣活雞活蛇的農貿市場交織在一起的地方，神秘的病原體開始了它奔赴一家省會醫院的征程。”佛山正是中國
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樣板，平民的貧窮生活和精神壓力使他們成為SARS瘟疫的首先的受害者。而維護著闊人階級利益的社會機器首先考慮
的是既得利益的維護，表現的是對被壓迫者的苦難命運的麻木，這是瘟疫由於被人為地掩蓋而大得流行的重要原因。如果沒有國際組織的人權
幹預，難以設想現在的政府終於公開承認錯誤和采取更得力的防治措施。
　　然而，在全民動員，共赴國難的同SARS的大會戰中，闊人階級的自私性也在繼續暴露。闊人們有錢有勢地享受高級治療，他們甚至可以坐
飛機到早已建立了安樂窩的外國去“避難”，而勞動者的苦難更加加重，窮總是與“病”相居不遠。他們的遭受不公正待遇不但會加強他們的
痛苦，也會使這個社會整體上削弱對瘟疫的戰鬥力。
　　在雲生先生和我主持的“公民維權”論壇裏，我有幸看到溫克堅先生轉貼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邱自福先生的《呼籲民間推動政府立即
糾正兩項改革措施》。此文的作者告訴我們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在廣州工作的臨床醫師這樣告訴我們：由於病人必須先交錢、再看病，住
院病人錢不夠、向外趕，經常有症狀明顯但暫時還不危及生命的病患，包括傳染病人在內，他們遭到了醫院當局如此對待之後，表現出明顯的
反社會傾向。最典型的一類話是這樣說的：‘我窮，你們讓我等死，行，我去死，我已經是半死的人了。可我的病要是傳給了家裏的人、單位
裏的人，你們活人管不管？你們真的不管是不是？你們要我回去，我不回家，我去單位上班掙醫藥費，我去巴士、車站睡覺不影響我家裏人，
我傳染給別人，不是我造的孽，是你們醫院、是這個社會、是這個政府的製度。你們大家不管我的病，那你們就什麽都別來管我！’”邱先生
說：“聽到病患這樣的話，誰都會毛骨悚然。非典最初的蔓延，其中正是有這樣的原因。非典向香港蔓延，其中也有這樣的原因。經濟改革是
為了國家進步和人民幸福，然而，經濟改革給健康保障帶來了什麽後果？如果我們醫院作為國家事業單位還要這樣一定程度上‘自負盈虧’的
話，那麽人民還需要政府做什麽？我國的經濟改革，在其他一些方麵也許是成功的、取得了成績的，但是在人民健康保障方麵，改錯了，必須
糾正，必須重新改革。”的確，“誰都會毛骨悚然”，勞動者的苦難決不是富人的榮耀，這個社會病了，“天譴”雖會“嫌貧”，也絕不會“
愛富”。
　　在這樣的SARS流行的日子紀念即將到來的五一節，便有了特別的意義。五一節，正是國際工人階級與闊人們作鬥爭的產物，是勞動人民鬥
爭的勝利果實。上上個世紀的美國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罷工，顯示出來的勞動者的政治力量，受到恩格斯和第二國際的高度讚揚，從此這個日
子便被作為勞動者自己的神聖節日。雖然文明社會共享了這一勞動者鬥爭的果實，但闊人階級總想使這個節日的本來意義消失，他們鼓吹這個
節日應該旅行，到別墅度假，大力消費。但是，窮人的無時間旅行，無別墅度假，無錢消費，使這個節日似乎成了闊人們“狂歡”的日子。勞
動者愛惜自己的節日，他們捍衛著他們自己節日的本來意義：勞動者維權的節日。
　　在當下的中國，勞動人民和左翼知識分子需要維護自己的節日的純潔性。石勇先生說：“‘五一’當然是生存狀態優越者遊玩的天賜良機
。但是，這樣的事實仍然無法不讓我們作出這樣的價值判斷：‘五一’作為一個節日在今天其涵義已遭到權力集團的篡改，它的精神架構已被
抽空，其語境已指向一種否定包括工人在內的弱勢群體的苦難、中國的血汗工廠存在的事實、弱勢群體被踩在腳下痛苦地呻吟的現狀，以及工
人的反抗力量指向權力與資本的肮髒為伍的運動的一種由官方意識形態界定的話語形態；這種篡改的陰險性和毒辣性自動地使其宣傳陷於不義
，並將激發底層的反抗者的懷疑與拒斥而使‘五一’的反抗精神重新置於其精神世界的中心。”淚眼看人先生說：“但是，無論反對還是支持
，私有化都在一刻不停的進行著，而且據說現在已經到了最後的衝刺階段，是某些人最後的晚餐。私有化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中國社會內部的貧
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到了今天富人們嚷嚷著要‘停止20世紀荒唐的仇富運動’，要保護私有財產，要產權神聖，而更廣大範圍內的窮人的權利
和生存保障要求卻被說成了是新左派的主張，甚至連‘與窮人站在一邊’都被懷疑是否有民粹傾向。坦率說，如果說曆史上曾經有過並且仍然
有著‘荒唐的仇富運動’的話，那麽，今天正在進行的不是別的運動，正是‘荒唐的造富運動’和‘打貧濟富運動’在並行不悖。窮人與富人
，在今天是中國最基本的分野。這不是要誇張這種衝突和分化，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存在。丹東說，僅僅窮人和富人的對立，就可以構成曆史
上所有革命的起源了。今天，在這樣的時節紀念這個節日，不是想要鼓勵這種對立，更不是想鼓動什麽革命，而是要求窮人的權利。因此，我
們希望能在五一節前後做一個相關的專題討論，討論討論窮人的權利和如何保障與實現的問題。”這說明了，五一勞動節的本來性質並不容易
被闊人階級和他們的禦用文人所扭曲。左翼知識分子將和勞動人民一道捍衛這節日的純潔性，繼續光大這一勞動者的神聖節日的意義。
　　在紀念五一節的日子，我重讀國際工人運動的先驅和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先生寫於一百五十年前的經典文獻《共產黨宣言》，雖然時過境
遷，這篇文章的一些詞句已失去了它的意義，但它的基本精神和兩位導師的人道情懷仍沒有過時，它們的光芒仍然照臨這苦難的人間，使一切
闊人階級及其走狗嫉妒和怨恨，而勞動者和左翼知識分子從中得到不竭的啟示。　　　　這篇文章中說：“雇傭勞動的平均價格是最低限度的
工資，即工人為維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額。因此，雇傭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所占有的東西，隻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
我們決不打算消滅這種供直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的個人占有，這種占有並不會留下任何剩餘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支配別人的勞動。我們
要消滅的隻是這種占有的可憐的性質，在這種占有下，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生活，並且隻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時候才能生活。
”這正是對當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最經典批判。而“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正是勞動者和左翼知識分子的偉大人文理想，他們正在為此目標而奮鬥。
　　最後補充一個真實的事。中國青年報載記者《資本論、脫衣舞和民工的價值危機》一文，這位記者說：“在我們印象中，民工是沒有閱讀
習慣的，因為他們通常工作很緊張，根本沒時間閱讀。即使有，也多是讀一些愛情小說或帶色情描寫場麵的紀實文學之類。《中國經濟時報》
記者不久前到北京太平莊建築工地體驗了一下民工的生活，發現民工中竟然有買《資本論》的，而30元的書價差不多是一天的工錢。那位買《
資本論》的民工說：我想知道，包工頭到底是怎樣剝削我們的勞動的。”這說明了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思潮的偉大力量和生命力，中國草根勞動
者階級正在覺醒。未來屬於光榮而苦難的勞動者。
　　在SARS 流行的日子紀念五一節，讓我們同瘟疫作鬥爭，同不合理的壓迫製度作鬥爭。全世界勞動者和左翼知識分子，團結起來！
　　2003-04-22

由SARS引起的三個製度性問題
　　
　　SARS瘟疫從中國的佛山開始，蔓延廣東，又南下香港，出國到東南亞和北美等地的國家，北上到北京和山西等地，造成了世界恐慌和大量
人員病亡。SARS被世界衛生組織稱為“二十一世紀的黑死病”，無疑以中國作為重災區。中國由於自身的社會特點，在瘟疫的災難麵前，在國
家自救上采取了一些得力的措施，也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引起了各種議論和批評。
　　中國人民是有著強烈的愛國心的。瘟疫麵前，煥發出“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民族豪情。隻要有瘟疫所在的地方，就有我們的有關政府
部門、職業醫護人員、社會誌願人員的身影在抗災第一線戰鬥。人們對國家的有關救災措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配合，也盡可能地采取了自己
的小範圍的自救措施，形成了國家、地區，和個人的多層次抗災陣線，在控製瘟疫的蔓延和治病救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當然，由於中國國家自身的特點，在與瘟疫的大會戰中，社會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是政府在瘟疫發起後，壓製民間輿論，長時間地隱瞞
瘟疫真相。由於國際社會的人道幹預，在瘟疫迅速擴大到彌漫京華的情況下，政府終於痛下決心，公布災情，承認過失，處理有關責任官員，
采取一係列的防止瘟疫的措施。其次是民間在對政府已缺失了一些信任的情況下，由於社會自組織能力的薄弱，出現了一些不必要的社會驚慌
和混亂。在這種背景下，對瘟疫時期的中國便有了各種批評性的議論。
　　作為我個人，客居韓國，免去直接的瘟疫危害之憂，但我對祖國的關注是強烈的。在那片古老的國土上，生活著五千年的我的種族，我無
時無刻不想回到鄉土之國去，我牽掛著我的同胞的安危。並且，我的親人還在祖國，當我的妻子說在居住的南京已經買不到口罩時，她仍在出
外上班，讓我牽掛和擔心。雖然妻子說你暫不要回國了吧，但暑假在即，我怎能不回到災難的鄉土，回到妻子和兒子身邊去？我將很快動身返
回到瘟疫災難中的祖國。
　　對國內的這場瘟疫，我通過互聯網絡給以大量的關注。我曾在一篇紀念五一節的文章中進行了一點思考，認為，在全民動員，共赴國難的
同SARS的大會戰中，闊人階級的自私性也在繼續暴露。闊人們有錢有勢地享受高級治療，他們甚至可以坐飛機到早已建立了安樂窩的外國去“
避難”，而勞動者的苦難更加加重，窮總是與“病”相居不遠。他們的遭受不公正待遇不但會加強他們的痛苦，也會使這個社會整體上削弱對
瘟疫的戰鬥力，因而弘揚“五一”作為勞動者維權的節日的意義。我參加了表達民間的知識分子聲音的兩次簽名，我對很多網上議論都深有同
感。促使我寫這篇文章的是我想對由SARS引起的中國的製度性問題進行一些思考。手邊缺乏資料，但我有幸看到學者秋風先生的兩篇文章，給
我很大的啟示。我接下來的議論可看成是對他的文章的讀書筆記，主要探討政府、自由憲政、民間自組織三個國家的製度性問題。
　　對國家在這次瘟疫麵前表現出來的一些相當的缺失怎麽看？國家的組織形式，應該是政府和民間自組織、個人的上下三者的有機結合。在
中國這樣民間自組織極其薄弱的國家，政府無疑是最強大最有力的，但我們對政府有著各種各樣理由的相當不滿意。正確地看待政府，應該適
當地區分政府的兩種功能，或兩個層麵：政體與治道，或，政體層麵與治理層麵。秋風在《控製SARS與政府的權力——責任重構》一文中認為
，政體乃是政府賴以確定和劃分權力的結構和程序。這是政府的形而上層麵，它決定著權力與權利的關係。治理層麵則是政府賴以管理日常社
會事務的功能。
　　政體與治道有密切關係，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簡單的因果決定關係。在自由憲政政體下，政體與治理的方向
和性質經常重疊。而在某些政體下，兩者卻是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互相分割。秋風認為，這個問題讓我們不得不回答一個最基本的政治學問題：
人民為什麽需要一個政府？這與“一個政府為什麽會獲得統治的正當性”，是兩個問題。後一個問題，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提出的，統治者不
需要征得人民的同意就可以進行統治，隻要他擁有足夠的暴力。事實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因此，所有的政府都是偶然的
，而並不具有任何神聖性。通過什麽樣的方式改變它，也完全取決於曆史的偶然，各種方式之間，並不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優劣。
　　換一個角度探討政府的正當性問題：“人民為什麽需要一個政府？”對此，我們可以回答，因為政府能夠給人民帶來一些便利。人們需要
政府來維持一種基本穩定的社會秩序，從而使得社會交換與合作網絡能夠正常地展開。這是政府有利於人民的主要功能。任何政體，隻要它具
有起碼的理性，就需要提供這個“公共品”。人民接受一個政府，可能同時出於兩種考慮：在政體層麵上，他們被迫接受暴力博弈和權力討價
還價的結果；但在治理層麵上，他們也感受到這個政府帶來的便利。同樣，他們納稅，也可能同時出於兩種考慮，一方麵是遭到強迫，他們必
須向“坐寇”支付保護費；另一方麵，也是一種公平交易，人民自願購買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在目前的製度下，大量的政府機構主要是在履行一般的社會治理職能。當然，政體的結構和原則會嚴重地扭曲其行為。正因為此，罔顧政
體問題，而單純地研究“治道”，在當代中國是非常尷尬的。但治理的功能被扭曲，卻並不是取消這些功能的理由。這些治理功能如果完全被
取消，則社會普遍的交換與合作網絡就有破裂、摧毀的危險，其代價將由所有人承擔。秋風認為：“對於反自由政體的結構和原則，是堅定反
對的，但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是審慎的。原則上的堅定與實踐中的現實態度，並無矛盾。畢竟，現實從來不是鐵板一塊。自由主義者希望重新
構造政體，而從來不會希望重新構造政府，當然，更不用說重新構造社會了。”　
　　在《SARS透露出來的製度性缺失》一文中，秋風探討了自由憲政問題和民間自組織問題。一個社會的災難反應機製，能夠以高度濃縮的形
態反映一種政體的德性。如何控製當下中國的疫情，如何終結災難，不能不涉及到社會的製度問題。秋風認為：“事實上，通過這幾個月來的
觀察，我們不安地發現了透過疫情控製所透露出來的中國現有製度的重大缺失，凸顯出了憲政製度建設對於中國的緊迫性。”運轉有效的國家
，政府和民間必須存在一種互信關係。在現代民主社會，在基本的憲政和具體的政治安排中，人們設計了種種保證政府官員講求誠信的製度約
束，在這些製度的約束下，官員不得不秉公行事，不得不盡最大的努力獲得公眾的信任。而一旦由於處於緊急狀態，這種信任可以非常方便地
轉化為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信任絕不僅僅隻是一種我們可以指望於個人修養的私德，而是一種與憲政製度聯係在一起的社會性、政治性公
德。這種公德依托的是憲政製度，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隻有一整套基於自由憲政原理的具體政治製度安排，才能在政府與公眾之間，建立起
自願的、從而是穩固的、並且在緊急狀態下會體現出強大感情色彩的信任關係。”
　　按照現代民主社會的常識，人們之所以愛自己的國家，乃是因為信任他們的製度。而他們之所以信任政府、並且在危難之時自願地支持、
保護政府，乃是因為經驗告訴他們，這個政府確實保護了他們的自由，並為他們追求自己的幸福創造了一個和平而穩定的製度性框架。而知識
分子更會告訴民眾，這個政府之所以是值得信任的，皆因為它的權力是受到限製的，因此它不能濫用權力；從而它才沒有肆意地侵犯人民的權
力，相反，給人民帶來了無數便利，人民在這樣的框架中自然地發育出了獨特的價值、信仰、生活方式等等。因此，人民願意信賴這個政府作
出的判斷，願意接受這個政府為此而作出的安排，哪怕這種安排暫時地給自己帶來了嚴重的不便，甚至可能要求限製他的自由。“從根本上說
，我們所能信任的隻是製度，而不是某個具體的人或群體”。秋風說：經驗證明，最值得人民信任的製度，就是自由憲政製度。一個憲政的國
家，才是一個能夠真正贏得人民信任的國家。基於憲政製度而形成的政府與人民間的信任關係，乃是作為一個政治社會共同體的民族國家凝聚
力之本。而一個缺乏這種基於憲政製度的信任關係的社會，天災立刻會被整個社會的心理過程轉化為人禍。人們不相信政府在真誠地幫助他們
，因此，人們隻會注意政府的失誤。
　　關於社會自組織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國家的組織形式，應該是政府和民間自組織、個人的上下三者的有機結合。西方社會有一
個重要思想：“公民社會製衡政府”，認為，政府是“必要的邪惡”，政府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公民社會需要政府調解其內部的利益衝突，保護
其安全及完成公民社會無力承擔的公益事業。體現這種思想的社會結構一開始就是公民社會大於政府，政府是在公民社會基礎上產生的，並為
公民社會服務。以研究東歐問題見長的美國學者邁克爾•伯恩哈德認為，“民主體製下惟一良好的權力配置就是強政府和強社會共存；在這種
格局下，政府有能力有效地工作，公民社會也足夠強大以防止政府權力過度擴張而侵犯公民權利；雙方中任何一方過於弱小，都會產生嚴重的
問題。”政府與公民社會，是一對對立的概念。公民社會體現為民間自組織。
　　秋風談到，在這次應對SARS危機的社會活動中，我們看到的，政府是絕對的主角，而公眾則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當然，這是在現有製度下
唯一有效的抗衡疫情的辦法。然而，對於一個健康的社會來說，這終究是一種可怕的局麵。“在一個自然而自由的社會中，社會最基本、最大
量、最重要的組織形態是形形色色的自治性組織，而不是合法壟斷暴力的政府”。與人民日常的物質、精神生活關係最密切的，也正是這些自
治組織，比如商會、同業公會、工會、宗教團體、興趣性社團、專業社團、校友會等等。這些自治性組織編織成一個複雜的社會網絡，每個人
都同時處於若幹個組織之中。於是，每個人都從不同的角度融入到廣泛的社會合作與交換網絡中，使他能以最低的成本獲得知識、習得規則，
借以服務社會並改善自己的境遇。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人們正是通過這些自願性組織來發現和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這些自治性組
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願性互助組織。在某人出現危難之時，自願性合作組織的援助效率，遠非政府所能比擬。這樣的互助，也不會帶來強製
性權力擴張的危險。這是社會自發形成的自我更新、自我修複的機製。
　　一個權力龐大的政府，會按照自身的邏輯，承擔起不應有的過度的義務：麵對災難，人們不假思索地想到要求政府予以救助，在這種心態
下，任何自然災難，都會立刻轉化為對政府的嚴重的政治挑戰。在這樣的製度下，政治的任何延誤，確實是災難性的，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
充當緩衝層。當然，在控製災難和援助受災者的時候，這樣的政府也許效率奇高；但由於知識上的局限，由於政府所能提供的援助僅限於物質
層麵，這種效率隻能是單向度的。秋風說，“更糟糕的，這樣的製度，因為抑製了人們自發形成的自願性互助組織，而人為地取消了這些組織
本來能夠向受害者提供的具有更高效用的援助。綜合起來，我們也許不得不說，一個龐大的、貌似具有效率的政府，反而極有可能降低了社會
應付突發災難的效率”。
　　上麵談了由SARS引起的中國的製度性問題的三個問題，即政府、自由憲政、民間自組織問題。我過去對這方麵缺乏學習和思考，但這次現
實問題促動著我摸索這方麵的思想。秋風先生的兩篇文章便是我初步學習有關思想和知識的教材，我再次重申有關內容隻是讀書筆記，或者摘
錄筆記。我與秋風在一些論壇接觸過幾次，但他似乎很誤解我，有一次甚至挖苦我人在韓國，就應該援美打伊拉克而不該反戰；後來又以“門
戶之見”拒絕了我對他的網站的投稿。但“三人行，必有我師”，豈管可師者是敵是友也？
　　最後，我衷心祝願我的祖國，在瘟疫麵前，煥發出“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民族豪情，能使我們最終戰勝瘟疫，取得勝利。也希望在這
次難逢的瘟疫遭遇戰中，我們的國家暴露出的一些製度性的問題能夠逐步得到克服，我們的社會在向現代民主自由憲政結構的轉型上能有很大
的進步。
　　2003-5-1

 

 
紀念五一事件：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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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爾十分讚賞一個比喻：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密涅瓦就是羅馬神話中的智慧女神，棲落在她身邊的貓頭鷹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
。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前，一部分網友紛紛撰寫紀念五一節的討論文章，主題集中，緊貼時代脈搏，有思想內涵，堪成網絡思想論壇的一次事件
。我樂意把這次思想事件看成是，紀念五一事件：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
　　這次思想事件始於淚眼看人兄在4月20日發出的貼子《開展五一節討論的通知》。淚眼看人兄看到五一節快到了，年年過五一，年年老氣象
，這個曾經讓無數窮人激動的節日在今天已經成了達官貴人們旅遊度假的所謂旅遊黃金周了。他說：對於五一節，我沒做過任何考證，但是，
一個最基本的曆史常識恐怕是盡人皆知的：五一節是從芝加哥工人大遊行開始成為國際性節日的。“今天，在這樣的時節紀念這個節日，不是
想要鼓勵這種對立，更不是想鼓動什麽革命，而是要求窮人的權利。因此，我們希望能在五一節前後做一個相關的專題討論，討論討論窮人的
權利和如何保障與實現的問題。歡迎大家參加”。
　　淚眼看人兄的發起討論貼在新青年網新思想、大地網思想前沿、主人公等論壇貼出，獲得了一部分網友的響應。石勇兄在跟貼中作補充：
讓我們牢記不是“旅遊”而是“反抗”並與“權利”息息相關的“五一”，“我們想表達的是：在當今中國，在這個權力與資本相互勾結而導
致了極大的社會不平等、弱勢群體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泛著罪惡的並讓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深覺恥辱的時代，我們有必要重返工人的‘五一’
，並發揚一切弱勢群體的‘五一’。我們希望光臨新思想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參加進來討論。我們當然想聽到與我們意見相反的意見，但顯然，
按我們的發起討論的目的我們更希望討論能緊扣主題。特別是，如果大家的討論發言的字數能盡量長達1000字以上並能理性地‘站在弱勢群體
一邊’說話，那將是我們的榮幸。”我早在去年五一前就撰寫文章和詩歌，反對五一節成了闊人們的“狂歡節”，而闡揚五一節作為勞工階級
“維權”的意義。我便將它們貼出來，獲得了網友的肯定和好評。對此討論響應的，還有北方喬峰、朝風、鴻雁、焚風、班布爾汗、凡是等網
友。
　　部分網友陸續寫了文章，在新思想、思想前沿、主人公、關天茶舍、世紀沙龍、檳榔園文學書院、銳思等論壇貼出，引起了一定的反響。
淚眼看人等網友編輯的《新青年電子報》“五一專題”刊登了八篇，其中我的文章占了四篇。我自己的電子報《檳榔園文學書院報》也發了一
期“五一專刊”，隻刊登了自己的一篇，將“新青年電子報”上的他人文章都選入了，又搜集了幾篇文章，共刊登了十三篇。下麵就對參加五
一討論的部分文章分別作介紹，再總體上談一下這次討論所集中的主題、思想內涵及本次事件的意義。
　　據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的《在SARS 流行的日子紀念五一節》發表於4月22日，是為這次討論所寫的第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我談到在
這樣SARS 流行的日子紀念五一節，便更加感到這個勞動者維權的日子的意義。“瘟疫造成的苦難是不分窮人和闊人的，但無疑，被壓迫階級的
苦難更重，而他們更加懂得了五一勞動者維權的節日的意義。” 我批評，雖然文明社會共享了五一節這一勞動者鬥爭的果實，但闊人階級總想
使這個節日的本來意義消失，他們鼓吹這個節日應該旅行，到別墅度假，大力消費。但是，窮人的無時間旅行，無別墅度假，無錢消費，使這
個節日似乎成了闊人們“狂歡”的日子。勞動者愛惜自己的節日，他們捍衛著他們自己節日的本來意義：勞動者維權的節日。並號召，左翼知
識分子將和勞動人民一道捍衛這節日的純潔性，繼續光大這一勞動者的神聖節日的意義。
　　石勇兄為這次討論寫的文章是《被重新編碼的“五一”》。他這篇文章引用了我寫於去年五一前的一首詩《五一，我們遊行去》，認為在
當下中國特定的知識場域裏，這樣的“文本”隻可能出自於對權勢和受到萬眾諛喝的資本勢力聯合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層麵演繹其意
識形態與利益訴求持強烈反抗情緒的“左翼人士”之手。“憤怒出詩人”，因現實刺激而引發的情緒深深地植根於作者的人格結構之中，並最
終爆發。石勇兄認為：“‘五一’的全部精神符號所傳達的信息雖然產生於工人運動之中並通過這些事件而鮮明地顯示出來，然而其主體的行
為屬性卻包容了具有相同屬性的階級。它不再僅僅是工人階級的節日，而是全世界包括農民在內的勞動者的節日：概念所代表的思想觀念在其
場域中的演繹自動地導向一種更複雜更具有本質性的高級形態之中。‘五一’不再僅僅具有工人階級為爭取8小時工作製而團結一致向資本家作
出抗爭的涵義，它更代表一種反抗壓迫與剝削的革命精神，代表勞動者為爭取自己的民主權利、爭取自由而作出的努力。”由此，他說在工人
、農民等弱勢群體的出現將社會結構的不合理和不公平推向一種誰都不可能視若無睹的境地的現實中，“除了從‘五一’中吸取巨大的精神力
量通過有組織的反抗而爭取自己的權利，力求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裏能有機會參與到平等地利用社會稀缺價值資源的行列中外，工人、農民要想
盡可能在整體上擺脫‘弱勢’，沒有其它途徑。”
　　淚眼看人兄則從另一個角度上談論五一，他文章的標題是《“曆史終結”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遺產》。他批評了一些自由主義者的錯誤認
識。那些人認為蘇聯的國旗在莫斯科的上空黯然落下的時候，西方世界一片歡呼之聲，“曆史終結了”，馬克思主義完蛋了，從此就是資本主
義一統天下的太平盛世了。淚眼看人兄認為在今天有必要重申社會主義運動的遺產。“這些曾經被認為社會主義要求的製度在西方發達資本主
義國家已經得到實現的時候，中國相當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卻堅持認為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他說社會主義運動仍然留下了在今天仍然十
分重要的遺產。這些遺產主要是：1、平等主義的觀念；2、反抗精神；3、重視社會下層的意誌，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與利益。最後，他強調：
“在今天，在這個五一節已被當作是拉動內需的一個手段的時代，我們仍然需要說一聲：把五一還給工人。在這個特殊而平凡的日子裏，我們
麵對資本主義分工體係產生的社會不公現象，仍然需要勇敢的說不。詹姆遜說，社會主義是作為資本主義的批判一麵存在的，是一個硬幣的兩
麵，隻要資本主義存在，社會主義就仍然有活力。在今天中國的語境中，這句話需要被轉換為：隻要社會不公還存在，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就永
遠不會消逝，社會主義就仍然值得被一再的強調。”
　　朝風兄為這次五一討論寫了兩篇文章：《隨感五一》與《重讀〈共產黨宣言〉的一點思考》。在前篇文章中，他回顧了五一節登陸中國的
簡曆。上個世紀之初，當疲憊不堪的中國人初逢五一之時，它的命運已是注定了的。寄生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和新晉官僚資本的同床異夢在五一
那天奇跡般的彌合起來，血嗬，熱乎乎的勞動者的血，就如注地噴濺出來。五一從一開始被迫失去其廣場狂歡的特質，隻好由地上轉入地下，
選擇了以暴易暴的不歸之路。而1949年後，載歌載舞的人們出現在廣場上，歌是讚歌，舞是忠字舞，五一有如主人翁的地位有名無實，成為極
權治下的盛大節日和禮讚。八十年代以後，五一節又不得不接受市場化的改造，日子越拉越長，成為有閑階級旅遊度假的黃金時間。“革命行
動伴隨著理論上的異化，並最終導致對革命權利的剝奪，這個過程耐人尋味”，令人欣慰的是，批判的精神還在傳承，雖然一度退守勞動者的
內心，但終於也不敢僵死。與此同時，社會的結構在演變，矛盾也在重組，而矛盾的存在就意味著有得救的機會。他堅信，“五一有如勞動者
的身體具有革命性，因為它代表著不能被外界編碼的本質，那是批判的聲音，自由的聲音集中表達的日子。”在後一篇文章中，朝風兄重讀《
共產黨宣言》，認為，“隻有工人階級的聯合的製度，即嶄新的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麵臨的問題”。
　　我主要談論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四個人的五篇文章。就這四個人來看，我們都有不一樣的地方。淚眼看人兄和朝風兄是社會主義者，強調
社會主義製度對五一節的主角勞工階級的意義。石勇兄是深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及法蘭克福批判學派真傳的民間學者，更強調對僵化的壓抑人性
的資本官僚控製的社會意識形態的解構，由此強調“反抗”的意義。我是以魯迅為精神導師的，自稱魯迅左派，強調社會文明批判和維護下層
人的權益，“把鐮刀和鐵錘當作自己的十字架”，由此在五一節弘揚勞動者“維權”的意義。
　　雖然各有不同，但我們四個人的共同點是更顯著的。大家都讚同討論的發起人淚眼看人兄所說的：無論反對還是支持，私有化都在一刻不
停的進行著，而且據說現在已經到了最後的衝刺階段，是某些人最後的晚餐。私有化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中國社會內部的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
到了今天富人們嚷嚷著要“停止20世紀荒唐的仇富運動”，要保護私有財產，要產權神聖，而更廣大範圍內的窮人的權利和生存保障要求卻被
說成了是新左派的主張，甚至連“與窮人站在一邊”都被懷疑是否有民粹傾向。坦率說，如果說曆史上曾經有過並且仍然有著“荒唐的仇富運
動”的話，那麽，今天正在進行的不是別的運動，正是“荒唐的造富運動”和“打貧濟富運動”在並行不悖。窮人與富人，在今天是中國最基
本的分野。這不是要誇張這種衝突和分化，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存在。
　　對現實的如此認知，我們是一致的。在反對當下的中國社會對五一節的“異化”，強調把五一節還原本來的意義，把五一節還給這個節日
真正的主人勞工階級上，我們也基本一致。雖然我們各人的最終落腳點的側重不同，有的強調維護社會主義製度，有的強調反抗，有的強調維
權。我在這裏發表如下的個人看法：我們這次參加五一節討論的網友都屬於思想界的左翼，我將之命名為左翼中的“自由左派”。我在此把堪
成網絡思想論壇的一個事件的這次討論做一個簡要述評，我樂意把這次思想事件看成是，紀念五一事件：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
　　最後說一點有關的題外話。因為被最近披露的孫誌剛事件所刺激，出於義憤，我寫了篇魯迅式的雜文，也參加了網絡簽名，表達了我對中
國目下的收容和暫住製度的不滿。文章雖然受到一部分網友的歡迎，但在幾個論壇終被刪除。有好事者告訴我妻子，我便接到越洋電話，受到
妻子的嚴厲批評，謂之對自己的家庭不負責任，而她隻想和自己的丈夫不問世事地過平凡而無險的、恩愛的一生。這使我做丈夫和父親的，深
感不安和愧疚。
　　也有好心的網友忠告我：“我看了你最近的一些表態和發言，我覺得你的處境可能不是很妙。你不在國內，可能不了解情況，那些簽名不
會是空穴來風，我覺得可能有政治參與隱藏在後麵，弄不好對你自己不利。你我都是平凡人，嫂子還在家等你回國，千萬不要弄成郭沫若那樣
，有家不能回。危難之時，更需要穩重行事，請你多多慎重”。
　　我在這裏告白關心我的網友，我除了是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會員外，絕沒有參加任何合法的、非法
的政治組織。我也沒做過任何違法的事。雖然網絡上有右派對我開玩笑說：“你們左派還沒有坐牢的”，但我決不主觀上準備坐牢。我已經在
監獄中呆過整整五年，不想再進去了。我的文章作為雜文不失社會文明批評的一麵，但都是在現行憲法範圍裏說話。我深信我不會因為自己的
合法而自由的言論獲罪。我隻想在自己的餘生中，享受天倫之樂，平平安安地過日子。教教書，寫寫文章，我將了此以筆和思想戰鬥的蹉跎人
生。
　　我這篇文章是對紀念五一事件的述評之作。作為個人對這次紀念五一的思想事件的述評，當然有其局限性，我希望看到有關網友的其它述
評文章來補充，甚至校正我這篇文章可能存在的錯誤。
　　2003-4-27

 

如果我是伊拉克人，我將做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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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不幸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我對伊拉克人充滿了共鳴的同情。我已經撰文對美國侵略伊拉克表達了我的悲憤和抗議。此文中，我將設
想，如果我是一個伊拉克人，我將怎麽樣？我將立即回祖國去，參加打擊侵略者的戰鬥，拿起槍或者做人肉炸彈，但我設想的可能結局是做一
個遺民。
　　盡管美英等國侵略伊拉克的戰爭目前還在相持階段，伊拉克民族自衛戰打得不錯，但敵眾我寡，敵強我弱，國際大國勢力格局及其它方麵
也不利於伊拉克人民的持久民族抗爭。可能我的看法相當悲觀，這場戰爭的最終結果是美國武力推翻了伊拉克現政權，鎮壓了各地的人民武裝
鬥爭，扶植起一個親美的新政府，維護美國在伊拉克的殖民利益。
　　伊拉克人民的民族自衛戰爭的失敗結局在現在來說，當然是推測性的，我是從以下幾方麵來考慮的。首先，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霸
國家，憑武力說話的國際叢林規則中，弱國無外交，戰敗者隻能接受屈辱。這正像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等
。從美國內部來講，土著的印第安人因為落後弱小，終被先進武裝的白種人們占據了家園，屠殺殆盡後，剩下的被圈進了特殊保護區。作為第
三世界的伊拉克麵對強大的美國，還要加上幫凶英國的侵略，軍事實力懸殊太大，心有餘而力不足，又孤軍奮戰，隻能悲壯地失敗。
　　在國際上，弱小國家要抵抗強敵入侵並取得成功，這事情是有的，重要一個條件，就是國際大國勢力格局對自己有利，有別的世界大國公
然地強大的支持。抗日戰爭中中國打敗日本；北朝鮮和越南打敗美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犯，都是弱能勝強的例子。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
斯戰爭陣營的一部分，得到了此陣營國家的大力合作和支持。北朝鮮和越南人民的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也是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反帝反霸
，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的一部分，得到了此陣營內的大國中國、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公開的大力支持。現在的伊拉克不幸運了，在美國一強獨霸
的世界，其他大國或妥協退讓或韜光養晦，一元格局殘酷地存在，而多極世界遙遙無期的國際環境下，伊拉克注定隻能是國際社會的棄兒。
　　伊拉克作為國際社會的棄兒還表現在，就連同是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國家也指望不上幫忙，因為伊斯蘭世界嚴重分裂了，正象東方儒教文化
圈世界一樣。近兩個世紀成為世界強勢的西方文明憑著槍炮和教義，不但臣服了世界大部分的其他國家的政權，而且促成了其它文明圈的衰落
和分裂。政權和文化的雙重臣服，曾有的同一文化圈隻剩下空洞的概念了，在國際文明鬥爭中毫無力量。現在，阿拉伯世界的嚴重分裂和向現
代文明的轉型的艱難，注定所謂伊拉克能得到其他“穆斯林兄弟”的幫助，隻能是一種無力的妄想。
　　這一點，儒家文化圈情況要好一點，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儒家文化圈世界不但分裂和互相殘殺，為西方文明國家別有用心地利用，而且共
同的文化自豪感也發生了衰敗。作為儒家文化圈的中心的中國，全盤反傳統，並且台海分治；而其他國家也在作著離心力運動，致力於西化。
我說儒家文化圈比伊斯蘭文化圈的情況稍好一點，指的是日本和韓國在經曆了一定程度的西化和傳統向現代文明轉型的陣痛之後，終於建立了
現代文明社會結構。在成功地建立了現代社會結構的基礎上，傳統的新生的現象在這兩個國家出現了。這種新的儒家文化運動促成了東亞儒家
文化圈的概念再次被世人關注，隨著中國的經濟起飛和提出向現代文明轉型的課題，儒家文化圈的再生完全有可能成功。隻是在相當長一段時
間裏，這種文化圈的中心是東京和漢城，絕不會是北京。
　　伊拉克在這次民族自衛戰爭中的不利因素還有重要一點，這是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共有的，就是民族國家道義的內外雙重缺失。從內部來
講，專製獨裁和權力腐敗，使國內民怨載道，民族國家內部嚴重分裂。統治者甚至有寧願賣國於“友邦”，“不送家奴”之暗心，民間也有寧
願“與汝偕亡”，因痛恨貪官酷吏而有外國的主子比自家的主子好之念想。甚至會有民族國家內部，投機勢力為新主子清道的現象。這國家還
怎麽能組織有效的對外國侵略的抵抗。盡管內外矛盾中，國家內外矛盾大於內部矛盾，但內部矛盾如果嚴重地存在，不但會削弱抵抗力量，而
且會很容易被侵略者扶植支持侵略的新政權，使民族自衛戰爭變成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兩股力量的相互殘殺，侵略者漁翁得利。
　　伊拉克正是這樣的內部統治缺乏道義的國家。受過殖民地文化之集大成的金庸的小說影響的伊拉克人，是會很容易把任何一個自稱是“鳥
舜魚湯”的人看成新主子的，既然認為比舊主子好，就很容易反戈相向，為新王“前驅”。伊拉克將很快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樣的國家在國際
上肯定不會有什麽道義，加上欺弱怕強是為人為國的本性，國際社會的支持的可能性當然會更小了。並且完全有可能，其他一些大國不但不支
持你，反而也趁火打劫，加入侵略者一夥，分享對你的瓜分。
　　所以，我對伊拉克的反侵略鬥爭的結局完全是悲觀的，伊拉克現政權必敗。我們已經看到，美國正在科威特籌劃成立伊拉克新政權。由於
上麵所說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特點，這種侵略者扶植的新政權一旦建立起來，很快便會看到效果。新政權在侵略者扶植起來後，必然視反侵略的
本國政府和人民為敵人，將出現本國家內，侵略戰爭和內戰同時存在。顯然的，侵略者扶植的新政權憑著強大的支持，必然會取舊政權而代之
。新的權貴們登龍廷，大赦天下，社會相對比舊政權統治下更加民主自由了，於是萬民歡呼萬歲。隻是，現在美國對未來伊拉克新政府的籌劃
好象是美國人做伊拉克“總督”，那有什麽辦法呢，隻有耐心等待洋主子放權的那一天了。
　　如果我是一個伊拉克人，我將怎麽樣？我將立即回祖國去，參加打擊侵略者的戰鬥，拿起槍或者做人肉炸彈。我知道我仇恨薩達姆，仇視
現政權的貪婪和腐敗以及引火燒身，敗壞了本民族。但作為一個伊拉克人，我不能見星條旗在我國的總統府上飄揚，我不能讓說鳥語的殖民者
高高在上地意氣奴使我國人民。我將在“槍口一致對外”的旗幟下，對外反對侵略，對內促進民主自由人權和其他社會進步。當然，由於上麵
已經說了的多種原因，我仍會失敗。
　　如果我還沒有在戰鬥中死掉的話，那麽就在新政權舉行登基大典的時候，讓我希望這個新政權不再重複舊統治者的錯誤，努力促進我的國
家建立現代民主社會結構，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每個公民的至上權利，發展經濟、強大實力，最終擺脫侵略者的控製，實現國家的完全獨立
。此外，我還能做什麽呢？我那時隻想做的，就是與新政權和舊政權複辟勢力都保持距離。我將隱居深山，做一個化外的遺民。
　　如果我是伊拉克人，我將是一個不幸的伊拉克人。
　　2003-4-3

 

從魯迅開始談當下“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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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現代第一部白話小說是魯迅的《狂人日記》，在這部作品中，魯迅猛烈地抨擊了文明社會的一種“吃人”性內涵。實際上，在他的不
少文字中，都對文明的一種“吃人”的特征進行了深入的揭示和批判，這是魯迅思想中重要而獨特的部分。
　　《狂人日記》裏有著許多“吃人”的例子。狼子村吃惡人，“易子而食”，“食肉寢皮”，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被殺的犯人的
血被癆病人用饅頭蘸著舔，割股療親……，這些都是文明社會實在的與肉體有關的吃人。那麽，塗滿“仁義道德”的沒有年代的曆史在字縫裏
都寫滿了兩個字“吃人”，有著四千年的吃人的履曆……，則是對“吃人”的一種譬喻性含義的運用了。社會實在的肉體吃人和文化的譬喻性
含義的吃人，在魯迅這裏，在社會文明批判的含義上，是密切相關，互為一體的。
　　魯迅洞透曆史的迷霧，銳利地看到：“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
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他大聲疾呼：“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
用曆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裏，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這是在五四時期發出的“血的蒸汽”
的聲音，飄蕩在一個多世紀的中國文化空間裏，至今還感到它的振聾發聵。
　　我在最近寫的一篇《盛世危言：我的中國病了》裏談到，對東海一梟兄的人病學補充，我們顯然也可看到許多更具體“中國病了”的“天
降征兆”：“什麽處女也賣淫，南京湯山放毒，北大清華爆炸，非典型性肺炎病菌毒霧漫起，遼寧海城幾千學生豆奶中毒，中國網絡上的反戰
挺戰的‘美伊戰爭’，什麽母親產奶不育孩子反賣作貴人奢侈飲用的母乳湯，成車皮的嬰兒運往闊人的盛宴上成為筷下填肚之物……。天下不
和，人鬼難分，人倫盡喪，自然反常，人吃人，這一切還不明顯地昭示一個疾病的中國大難將至嗎？”絕大多數關注網絡新聞的人顯然對我所
舉的事例的真實性不作疑問，也有一個網友對“吃人”的那個例子不大清楚。我接下來就談一下當下文明社會的一個吃人事例，並做一點分析
。
　　4月14日，中新網刊登了如下一則新聞：河南南樂警方近日偵破一起倒賣嬰兒案，南樂縣農民張新法、於秀淑夫婦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先後從
廣西、河南永城等地倒賣女嬰20餘名。據大河報報道，目前，此案已引起了河南省和國家有關領導的重視，偵破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據介
紹，從去年4月起，南樂縣元村鎮前什固村農民張新法及妻子於秀淑與他人合夥，分別從永城等地以每個2600元左右的價格買來身份不明的女嬰
20餘名，並以高出購買價格300～500元的價格將女嬰倒賣。今年年初，商丘的人販子崔文現等人在廣西拐賣女嬰時被當地警方抓獲，審訊中，
崔文現交待曾將女嬰拐賣到河南南樂縣。接到通報後，南樂縣警方立即行動，經過蹲點守候，終於於近日將販賣嬰兒的張新法、於秀淑夫婦抓
獲。兩人對與他人合夥倒賣女嬰的事實供認不諱。4月8日，張新法夫婦被警方刑事拘留。目前，警方正在對其他人販子進行抓捕。
　　中新網3月22日電，日前，一輛由廣西玉林開往安徽亳州的臥鋪大客車在途經廣西賓陽收費站被民警截獲時，竟在車內查出用旅行袋打包偷
運的28名嬰兒。20日，記者趕到賓陽了解到，這些被及時解救的嬰兒全是女嬰，年齡最大的也不過3個月。除一個嬰兒當天死亡外，其餘27個嬰
兒目前情況穩定。截至20日，還沒有家屬來認領的消息。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記者從院方了解到，這27個存活下來的嬰兒都用尼龍旅行袋裝著
，被擱置在客車車廂內，經過長途顛簸，再加上當晚天氣轉冷，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幸好，經過醫院緊急救護之後，情況已經比較穩定。 據
估計，犯罪嫌疑人為使這些像貨物一樣堆放在客車上的嬰兒不哭泣，可能給她們服用了藥物。記者從廣西高速公路管理支隊四大隊了解到，17
日下午，他們接到群眾舉報時，隻知道有販賣嬰兒的車輛從當地經過，並不知道情況有多嚴重。當晚8時40分左右，這輛臥鋪大客車經過賓陽收
費站時，被布防民警截停。民警從行李架上、靠邊的鋪位上和後排座位上的旅行袋或行李內不斷發現嬰兒。“發現三四個嬰兒的時候，我們就
感到吃驚了。”一名民警告訴記者，沒有想到情況會這麽嚴重。這些孩子都不是單獨藏匿的，有的是兩個擠在一個袋子裏，有的是3個擠在一個
袋子裏。當天天氣較冷，嬰兒個個臉色發紫。從目前情況來看，還無法確定這些嬰兒到底要被運往何處，這麽多嬰兒是怎麽收集的也是一個謎
。目前，警方正在作進一步調查。……
　　網友蕭瀚兄在《“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推測中國人”》一文中細致分析有關新聞，認為，“我們可以對這件事情的大致可能性得出基本結論
：如果客車沒被截獲，這些女嬰最後都會被殺害，作為某種特殊用途的‘原料’！”他在文中最後說：“這一可怕的結論指向一個令人毛骨悚
然的目標：嬰兒湯！這是這幾年雖然媒體不敢報道，但早已廣泛流傳的一個最邪惡的醜聞，有些網絡媒體上甚至還刊登過殺嬰過程的照片！”
我則在網上看到直接陳說的文字：有些豪華大酒店裏以嬰兒的人肉作為高規格“菜肴”。現在已不記得出處了。
　　為什麽會出現“吃人”現象？誠然，人是高級動物，吃素食也吃肉食，還沒有完全蛻化盡動物同類相食的本性，但文明社會的“吃人”，
顯然有著更深更複雜的含義。在使文明成為可能的許多禁忌中便有一條人不吃人的不成文規矩，但正如“文明”是一個過程，“野蠻”總與之
相依相消長，吃人的現象還時時在文明社會出現。魯迅說：“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
但茅簷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
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這說明了文明社會吃人的一個重要特征：魯迅說的清楚，“人肉的筵宴”是社會“安排給闊人享用的
”。在嚴重貧富分化，闊人無法無天的社會，窮人貧病中完全可能“賣子求生”，而這為“吃人”提供了原材料。當然吃人的含義還有嚴重的
社會統治階級對其它各階級的壓迫，剝削，奴役。
　　人難成天使，但極易成為魔鬼。當社會嚴重分化，闊人無法無天，而社會統治機器堅定地站在闊人一邊的時候，異化著的社會“人心不古
”，“道德淪喪”，人之為動物的本性便在文明的禁忌的裂縫中蔓延開來，“吃人”便有了社會土壤。“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
，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
不論窮人闊人都參加到這吃人的遊戲中，但弱者的命運是被強者吃，窮人坐不上“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文明社會的吃人現象的含義還表現在，在文明的裂縫中出現的“吃人”現象總是與吃人的“教化”一起興風作浪的。這為“吃人”辯護的
“教化”是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文明自發展以來還沒到高級的一個明證。魯迅筆下的“狂人”的哥哥對“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吃心肝的事，他
也毫不奇怪，不住的點頭”，便是深受這種“教化”的影響了。我們的經濟學家“替富豪想的太周到了”，在經濟增長中看到了富人享用的筵
宴的無限擴大之可能性，當然也不會看不到這宴席上的“嬰兒湯”。還有我們的為闊人做打手的統治機器的操作者，我們的以“幫閑”為美德
的文人，他們是否有“自己也分享了一口”的嫌疑呢？
　　魯迅在八十年前說：“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
年的使命！”應該時過境遷之後，不再重複他的話了，但對於當下社會文明的許多現實的，譬喻的“吃人”，顯露的和未顯露的“吃人”，我
給以最強烈的詛咒！
　　2003-04-19 

 

寫給兒子洋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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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六一節：檳郎寫給兒子洋洋的一封信　　
　　
　　洋洋，我的兒子：你好呀。
　　今晚，爸爸一個人靜坐在異國的單人宿舍裏，對著電腦給你寫信。爸爸想你和媽媽了。異國的孤寂中的爸爸時常思念著祖國，想和你在一
起，拉著你的小手，在社區的院子裏散步。你總是喜歡往人多的地方跑，看到女孩便喊姐姐，要她跟你玩。兒子洋洋，你長大會是什麽樣？爸
爸給你寫信，有一個原因是你的喬峰叔叔，在他的網站上搞什麽“六一兒童節征文活動”，給爸爸布置了作業，我便要努力完成呀。我也真是
想你，便想你還是個兒童，你隻有四歲呀，我就給你寫信吧。爸爸也想跟你談談你現在還不懂的事，我落諸文字後，總有一天你能讀懂的。
　　記得那個冬天，媽媽懷你還七個月不到，你便要急著來到人世，結果呀，在老家安徽南陵的一家醫院橫空出世，才二斤八兩，像一個布娃
娃那麽大。奶奶喂你奶水，你不吃，眼見著逐漸消瘦，呼吸微弱，外公家人和爸爸家人都擔心壞了，趕忙將你送到蕪湖弋磯山醫院，安放進保
溫箱，躺了一個多月。兒子，你的出生在一個小天地裏是轟動的事呀，像你那樣的出生體重，在這個世界上太罕有了，我們也擔心你能不能養
活，但你的命強，靠著現代科技，靠著親人們的努力，也靠著你的天命的神奇，你終於頑強地活了下來，茁壯地成長。而今你四歲了，像個小
男子漢了。你在蕪湖的那個月，外婆和媽媽整天守著你。爸爸呢，堅持上班，每周十一節課都調到了星期三以前上完。每周三下午動身從南京
趕到蕪湖，周日下午再趕回來。你出生的那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別多，特別大，爸爸就在這雪中奔跑，硬是堅持下來了。醫院裏夜深人靜的時
候，爸爸守著你，邊寫著日記，記下你的出生故事。
　　時間飛逝，你漸漸地長大了，爸爸也開始變老了。兒子呀，你趕在了春節前出院，回南陵外公家，又到南京跟爸爸團聚。爸爸工作忙，全
靠外婆和媽媽照顧你。爸爸沒本事，是個窮人，單位租給了房子安身，太小，很陰濕。怕影響你的健康，外婆帶你到同城的三姨家住，又帶你
去合肥的大姨家常住。後來，我又被單位派到了國外，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呀。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想念兒子》，記述了和你在一起時你
的一些趣事。你媽媽家的人常說，爸爸這樣窮，如你有了弟弟或妹妹，大家都養不活了。就是現在隻有你一個孩子，也擔心沒有足夠的經濟支
持你的成長和受教育。是呀，爸爸是窮苦人出生，爺爺奶奶生了六個孩子，隻養活了三個，但現在，爸爸養活你一個也擔心呀。你媽媽倒是官
宦人家的小姐，可能看走眼了，誤嫁給了從鄉村流浪到城裏來的落魄書生。爸爸問媽媽後悔不？媽媽說她這輩子就為我和你活著了，其他什麽
也不想。爸爸愛媽媽和你，雖然窮吧，也得過下去。爸爸也發過牢騷說，讀了那麽多年書，還是擺脫不了貧窮，這個社會有毛病了。爸爸也說
他從鄉下苦奮鬥進城的，你的起點已經比爸爸高多了，你是什麽命就成什麽樣人吧，你以後一切要靠自己。
　　洋洋，我的兒子，爸爸要和你談六一節了。再過幾天這個節便要來到，爸爸現在在外國寫著這篇文章的時候，預祝你節日快樂。爸爸和你
談談你們小朋友的節日的由來。1949年11月，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會上，中國和世界各國勞動婦女代表，為了保障全世界
各國兒童的生存權、保健權、教育權等基本權利，會議規定了每年的6月1日為國際兒童節。這一規定很快得到了各國代表的支持和擁護。1949
年12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通令，規定“六一”國際兒童節為中國兒童的節日。你爸爸小時候也多次過這個節呀。
　　你喬峰叔叔在六一節征文辭裏說：“又是一年六一時，過這個節日的孩子基本上生長在九十年代，他們比他們的父輩、兄輩要幸運的多，
如果說他們的父輩是吃著野菜，粗糧長大、他們的兄輩是背著幹糧、吃著鹹菜長大的話，那麽今天過六一節日的，應當是喝著牛奶長大的一代
。他們較之於父兄，皮膚少了一些黑紅，多了一些白白胖胖。卻少了些須堅強、自信，他們弱不經風，遇到風吹雨打，便會驚慌失措，不知所
終。他們嬌氣，任性、蠻橫，他們是一群獨生子，人雲小皇帝，他們嚴重缺乏協作、合作精神。”兒子，你還小，但你不要像他們呀。記住，
爸爸是個貧賤的命，但他不自棄，他要寫著批評這個不公平世界的文字，呼喚著美好的新世界的到來。正如你那叔叔所說：“市場經濟的趣利
本性，也使得我們的社會醜惡現象層出不窮。據雲，河南有一生育村，專門以生育小孩出賣為發財致富手段。在東南沿海一帶發達地區，據雲
有嬰兒湯等等。在許多公共場所，有成群結隊的小孩向行人乞討，如果你仔細觀察，你就會發現，他們不論走在那裏，都有幾個成年人在不遠
處晃動，他們不過是這些成年人詐騙錢財的工具。在我們的社會，封建思想還根深蒂固，重男輕女思想依然很普遍，現代科學的發展，B超在醫
學上的廣泛應用，造成了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調，今天過節的小朋友，未來去那裏找媳婦？”還有其他社會問題，這些正是爸爸痛心疾首的。爸
爸正在為此用筆批判著，為了所有不幸的人，也為了你。
　　兒子，正是為對這個不公平的世界的詛咒，爸爸寫著為正人君子們所痛惡的文字。爸爸高舉魯迅先生的旗幟，繼承和發揚中國左翼文藝戰
鬥傳統，以雜文為思想武器，以網絡為陣地，向這個不公平的社會發起一次又一次衝鋒。“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
是幾千年來我們這個偉大種族的理想，也是你爸爸現在用筆為之奮鬥的目標。你爸爸的如此文字受到一些人的歡迎，他們感到爸爸這樣的文字
是這個病態社會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對爸爸又誤解，甚至冷嘲熱諷，但爸爸毫不畏懼，堅信《聖經》中耶穌的話“道路、真理、和正義”
。當有人誣蔑爸爸為“左棍”，爸爸毅然將“左棍”作為自己的綽號，冠在名前。爸爸告訴你，兒子洋洋：“左棍”在當下的語境中，是極右
翼權貴階級和他們的禦用文人誣蔑魯迅先生和他的追隨者的棍子，是法利賽和羅馬人釘死耶穌的十字架。但正如十字架成了基督徒的聖物。左
棍便也成為魯迅派的旗幟。兒子，當你長大後，聽到別人叫爸爸“左棍”，你應該感到自豪呀。
　　兒子洋洋，爸爸貧賤人生，不能給你物質財富，但爸爸為這個世界的更加美好而奮鬥，便也是為了你呀。魯迅先生說“自己背著因襲的重
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爸爸要做的正是讓你們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爸爸是學文的，介入是非場，但爸爸決不希望你子承父業，以後你隻學科技，也為人類的生活更加美好做貢獻。
　　在六一節到來之際，爸爸給你寫信，就說這些。爸爸想念你，祝福你。
　　爸爸，檳郎，於
　　2003-05-19 

 

盛世危言：我們的中國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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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感東海一梟兄和懷念在關天“自殺”的梁衛星兄
　　
　　朋友東海一梟兄寄來洋洋灑灑的中國疾病診斷報告，因忙於它事，未及細覽。今日有空仔細端詳，又聯想到網友梁衛星兄在關天茶舍的“
自殺”，便受了很大觸動。我們的中國的病生了多少年了？不得而知，但現在確實是重病在身，我已感到我渾身的苦處。借讀東海一梟兄長文
《我控訴》和梁衛星兄《為什麽我的內心總是充滿了恐懼與憂傷？》之感想，我也來談談中國的病。現在的中國在一般輿論中是“盛世”，“
走進新時代”，我不是“異議人士”，但所謂陰陽互動，盛衰相依，“盛世”又豈能擔保無病？聯想到鄭觀應先生也是在“同光之治”的治世
喊出了“盛世危言”，我也就不是被“槍打”之“出頭鳥”了。更主要的，我們的中國的病已深入到我的腠理，我不能諱疾忌醫，我要尋找“
醫家”療救我的病苦。
　　東海一梟兄在文中葷葷大餐地羅列了不少我們的中國的病狀，先展示主要部分如下：從最基層到最高層、從官方到全社會全方位多層次大
範圍的腐敗。從上到下從官到民從媒體到社會無處不有的假話，五千年文明古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謊言之國；官腔，則是假話最集中最經
典的體現。政府漠視人命、草芥人命。公安警察無休無止無窮無盡的醜惡和犯罪行為，他們肆無忌憚地侵犯私權、草芥人命、欺壓良善、循私
枉法、警匪勾結、蛇鼠一窩、恐怖執法，法院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不嚴、審判不公，不斷地製造冤假錯案。有司對人民思想、言論自由
的肆意剝奪，對新聞媒體、網絡和輿論的嚴密監控，對民主義士、反腐鬥士、正義之士、愛國誌士、網絡人士、自由知識分子的嚴酷迫害和無
情打擊。空前沉重的特權剝削，同為特權剝削，論剝削量的深度、廣度、高度和嚴重程度，黨權剝削又比皇權剝削更進了一步，更為內在醜陋
慘酷而又外表不露痕跡，堪稱史無前例，後無來者。當前勞動階級，所受到的剝削之重、所承受的稅負之高、所遭遇的苦難之深，比許多封建
朝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東海一梟兄對“我們的中國”的疾病是深為關切的，極其激憤的，以至這病相報告采用了左拉的“我控訴”體。在這篇文章開頭，他開宗
明義，大聲疾呼：“今天，二OO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這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上，我，東海一梟，也就是蕭瑤（筆名），餘樟法（原名
），悲憤而莊嚴地發出我的控訴之聲，在塗脂抹粉、自欺欺人的盛世喧歌中，控訴專製主義對許許多多民主、正義、愛國之士的打擊和迫害，
控訴在這塊土地上已經和正在發生的無數醜行、惡行、暴行和罪行！”東海一梟兄言詞激烈了不是？但我想啟蒙者都是有點憤世嫉俗的，先覺
者的痛苦非常人所能理解的，所謂魯迅說從黑暗的鐵屋子裏發出驚醒世人的聲音，一律是“憂憤深廣”。作為中國病人之一的我，又何嚐讀不
懂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裏的啟示：去了隱瞞這“疾病”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飯睡覺，何等舒服。這隻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我
們要做的就是喚起更多的人，正視我們中國的病，勇敢地邁出這“門檻”、“關頭”，以求得救。
　　中國古代文化的活的傳統一直將自然現象與社會病相緊密結合起來考察，所謂“天人合一”，天有病，人知否？問的仍是天有病了，人還
能不知道自己有病嗎？對東海一梟兄的人病學補充，我們顯然也可看到許多更具體的“天降征兆”。什麽處女也賣淫，南京湯山放毒，北大清
華爆炸，非典型性肺炎病菌毒霧漫起，遼寧海城幾千學生豆奶中毒，中國網絡上的反戰挺戰的“美伊戰爭”，什麽母親產奶不育孩子反賣作貴
人奢侈飲用的母乳湯，成車皮的嬰兒運往闊人的盛宴上成為筷下填肚之物……。天下不和，人鬼難分，人倫盡喪，自然反常，人吃人，這一切
還不明顯地昭示一個疾病的中國大難將至嗎？幸好我們現在沒有專職的星相家來報憂，幸好傳統文化的精華那一部分已被我們數典忘祖地拋棄
，我們還能生活在大災難前麻木不仁，將命運任由那自然的劫難來處理。中國不缺誌士能人，但天亡我也，必使我自亡。魯迅所謂先將自己仍
有一點希望的力，驅除幹淨，然後恭迎魔鬼的統治。
　　我在《我常常準備著自殺》等百來篇雜文裏，喊出我對自己的病苦的痛楚。網友梁衛星兄也是像東海一梟和我一樣被疾病的中國折磨得痛
苦的人，最近他在關天茶舍裏“自殺”了，以一種決絕的態度宣告了對這中國病的憎恨和絕望。我和他交往不多，但關注他的才華橫溢的文章
。他是主動結識我的，那是我為鬥誌兄的抱打人間不平所遭的困厄在網絡上撰文疾呼呐喊的時候，他主動找我談心，說他也是一個農民，為我
所寫的鬥誌的事跡感動。他自感救世無力，但盡自己所能做點事，他將我那篇文章到處轉貼，算是對我和鬥誌的支持。對他在關天茶舍的“自
殺”，我非常痛心，但寫有《我常常準備著自殺》的我，也無力去勸他。我隻將他留在關天的“遺書”《為什麽我的內心總是充滿了恐懼與憂
傷？》轉貼到我個人的網上小資料庫收藏，又刊發在我自己辦的電子報上，推薦給訂戶閱讀，算是我對他的拳拳之心的懷念。
　　在梁衛星兄的這份“關天遺書”裏，他說他是這樣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企圖一舉摧毀這十多年來孩子們業已根深蒂固的奴化人格。他
站在講台上，穿梭在走廊當中，混跡在學生之間……慷慨激昂，痛心疾首，滔滔不絕，義憤填膺……“然而，我這算什麽呢？他們譏誚的看著
我，他們趴在桌上昏昏入睡，他們甚至義正辭言：老師，你反黨反社會主義；更有甚者，他們會說：你在犯法！”是呀，魯迅的“救救孩子”
的呼聲今天仍在這裏響亮著，仍是這樣的無力。梁衛星兄和我一樣是中國貧苦農家出生的教師，他說“我其實還是一個農民！”他的父親母親
是農民，他的姐姐哥哥們也是農民。父親以討米也要讓他跳出農門的大無畏精神終於將他托出了農門。“然而，我要對父親說：這不公平，人
生識字憂患始，你們在苦難中心安理得的活著，卻要將你們無盡的苦難內化為我靈魂深處血跡斑斑的體驗與感受煎熬我這脆弱的生命！”梁衛
星兄痛斥這使他絕望的中國的病：“苦難無處不在，苦難已不再令我們怵目驚心，苦難已讓我們熟視無睹，苦難甚至讓我們對苦難的生命充滿
了厭惡與憎恨。無窮的人們在貧困線上掙紮，無窮的人們在富人雲集的城市乞討，無窮的人們在強權的暗影中鋌而走險……沒有人關心這些人
，他們被整個世界惡意的拋棄，他們的內心充滿了仇恨！他們因此搶劫、因此強殲、因此殺人、因此無所不為……而更多的人隻能在忍受中無
名的生無名的死。……上帝，我不想做奴隸！我不想長久的生活在恐怖與憂傷之中！——這樣的日子讓人真想發瘋！”……
　　我不想再轉述梁衛星兄的這篇文章了，我隻說他的遭遇在疾病的中國具有普遍性。我與他的經曆和遭遇非常相似，連心境也一樣。我的一
篇廣受人關注的文章的標題正是“我常常準備著自殺”，最近我為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戰爭所寫的係列文章中，也有三篇寫到自己要做“人肉
炸彈”、“自殺性攻擊”。我之所以還未在梁衛星兄“自殺”的地方“自殺”，無非是魯迅先生冥冥之魂安慰著我：與絕望作鬥爭，做一個戰
鬥者！
　　麵對我們的中國的病，我又能有何作為呢？我無非是在東海一梟兄和梁衛星兄的病相報告上加上自己的病苦體會罷了。我也要重複魯迅的
話“以供醫家研究”、“療治”嗎？我更願呐喊出魯迅先生在八十年前的話，我竊以為這是療救“我們中國的病”的藥方之一：
　　“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
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
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
　　2003-4-15 

 

祝賀新文化學會成立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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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新文化學會成立一周年
檳郎 [2004-04-26]

新文化學會成立一周年了，經公行兄留言相告，感到欣喜。由於人世環境的變化，我後來一直很少參加它的活動，但我對這網絡上的學會是有
感情的，現在據我的記憶寫幾句。

我在韓國外教期間，異國寂寞，便以常常上網來打發時光，也寄托對祖國的相思。便在這網絡活動中，認識了公行兄。我記得是在世紀沙龍，
讀到他的一個介紹新文化學會的貼子，當時他持“中左”立場，而我打起“魯迅左派”的旗號，我們都是左家莊的異軍，便有一見如故之感。
在跟貼中我們結交了，他便介紹我去他在CC333上的“謂我自然”網站，發現這網站收集了許多當代網絡思想活動的資料，便喜歡上了，也加入
了以這個網站為據點的新文化學會，也知道了網上認識的一些朋友如吳泫等人也是這個學會的成員。

我後來由於環境變化，上網條件不便，漸漸地很少參加這個網絡為平台的學會的活動了，但我仍是常常關注它，祝願它很好地發展。在公行兄
等人的努力下，新文化學會越來越發展壯大，我雖隻是旁觀，心裏是非常高興的。通過公行兄的介紹，我也在CC333上創建了“檳榔園”網站，
我們兩人都在網站首頁友情鏈接了相互的網站，這說明我們的聯係和合作仍在繼續。通過鏈接，我偶爾上網，便很容易去“謂我自然”網站，
瀏覽資料，也關注新文化學會的發展。

現在，新文化學會已經成立一周年了，非常告慰。我覺得這學會是極有意義的。在九十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獨霸民間思想界的狀況下，一些有
誌的左翼人士，不畏艱難，奮力創造，以打破自由派一統，光大中國左翼思潮，這本身是極有意義的事。“謂我自然” 和“檳榔園”網站可謂
是民間思想群落中的“右家莊” 外的兩朵奇葩。為中國民間中間力量和左翼力量的崛起做出了實績，而新文化學會在團結一些中左人士上獲得
了相當的成功。

僅以此文祝賀新文化學會成立一周年，並祝賀它在未來有一個更美好的前景。

 

 

家醜外揚事件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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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左翼民族主義者對白振俠家醜外揚事件的發言
　　　　
　　　　
　　　　中國公民白振俠身穿白色中山裝、頭戴白帽子，自9月29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廣場絕食，他身旁立著幾塊中英文標語牌，身上也有多處
表達絕食標誌和文字，分別寫著英文告示和申訴書、“冤”、“還我健康！還我公正！還我人權！”、以及“公正”和“人權”等。白振俠家
在中國北京，因拆遷房遭受嚴重不公正對待，竟然跑到美國的聯合國門前絕食，這就是網絡上傳播的白振俠家仇外揚事件。
　　　　
　　　　白振俠在北京有兩間平房和一個小院子，市值差不多50萬元。2001年9月，股東包括西城區政府，總經理就是當時的西城區建委主任的
西城區某公司，出價7萬元人民幣拆遷他的房子。公司做事政府出麵，區政府兩次下達拆遷令，限令白振俠搬走，否則強製執行。白振俠經過絕
食抗爭，對峙了25天後，無奈中接受了對方25萬元的賠償條件，卻被以“抗拒政府機構執行公務”押到西城區看守所。盡管獄醫檢查他心跳異
常、身體十分虛弱，但警方堅持將他收監。警方威脅他說，碾死他就象碾死一隻臭蟲，區長、局長都恨死他了，讓他離西城區遠著點兒，要是
再敢添亂，將新賬、老賬一塊算。在中國他無處申訴，也沒有媒體敢采訪報道，白振俠設法到了美國。他向駐美的中國使領館遞交申訴材料，
在近兩年的漫長等待無結果後，他說：“我覺得我應該到領館門前磕個頭。我這是要把咱中國人的家醜亮給外國人了，覺得有點對不住。可我
又有什麽辦法呢？”他便演出了前麵說到的家仇外揚事件。
　　　　
　　　　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作為一個弘揚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的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我得知這個消息，心中萬分悲痛。我想對白振俠說
，同胞，你做的不好。但我既能正視他的冤屈，我又怎麽能責怪他呢。我還特別注意一個細節，人家雖在美國，但他求助的不是美國政府，而
是聯合國。聯合國不是一個與中國平級的國家，從某種意義上，他是中國的上級單位，隻是這聯合國總部不在中國，偏偏在與中國平級的美國
罷了。不管怎麽說，聯合國總部門前是美國，白振俠在美國的聯合國門前絕食，的確如他自己所說，他給咱中國人丟臉了。有人說，他丟臉的
是中國政府，政府不是咱中國人的政府？又不是像美國扶植的伊拉克政權那樣，咱們可是獨立自主的民族共同體國家。丟臉的是中國人，除了
責怪白振俠偏偏選了那個地方絕食外，咱要責怪的隻能是中國的資產階級、中國的某些地方政府，還有中國的與此事件相關的社會機構和團體
、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前不久不是已有五十位“公共知識分子”在南方一家刊物橫空出世了麽）。
　　　　
　　　　在《弘揚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一文中，我寫到：“學習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就要支持民族內部的反對階級壓迫的鬥爭，也要支持
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鬥爭，這是左翼民族主義的兩個核心定性。首先要由階級解放到民族解放，建立‘人的國’，從而振興和繁榮我們的
民族共同體國家。其次要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鬥爭，這是與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的民族振興分不開的，也是國際人道主義和國際正義的體
現。以魯迅為開創者和奠基者的魯迅左派必繼續將這種為被壓迫階級和民族而奮鬥的左翼民族主義進行到底。”白振俠事件之所以是“家醜外
揚”，就是在我們民族本應體現國際人道主義和國際正義，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鬥爭，卻有他的子民跑到正在侵略伊拉克、蠻橫地“維護
兩岸現狀”，阻撓祖國統一的帝國主義國家去表現這樣一種情況：咱們中國人的國際道義優勢何在？隻能叫世界人看不起咱們。當然，白振俠
家醜外揚事件的深層問題是左翼民族主義的第一個方麵的問題。
　　　　
　　　　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首先是被壓迫階級的民族主義，指向著由階級解放到社會解放的社會主義的道路。在魯迅的青年留學時期，懷抱
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救國理想的魯迅確立了現代“立人”的思想，由“立人”而建立“人國”，由此確立民族的振興道路。但這一思想過
於玄虛，沒有在現實中落實的可能，魯迅於是陷入了思想的迷茫。在五四時期，魯迅猛烈地批判中國傳統文明的“吃人”本質，但喊出的“救
救孩子”的呼聲畢竟空洞，伴隨他的是“與黑暗搗亂”的虛無而絕望的情緒。雖然魯迅很早就由俄羅斯文學認識到國家內部是分壓迫者和被壓
迫者兩個階層的，隻有到二十年代後期，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才終於找到了自己確信並為之奮鬥的青年理想的踏實的道路，這就是獻身於階
級解放，由階級解放到社會解放，這正是他的“立人”到“人國”玄虛理想的可行的現實選擇。從這個意義上，魯迅主義，當是指接受了馬克
思主義之後的魯迅思想，這是魯迅思想發展的高潮和成熟階段，三十年代的魯迅由此成為左翼文化的大師和旗幟。魯迅由批判國民性到批判社
會的階級壓迫，揭露統治者的反動和社會黑暗，熱切地為新興的階級解放的鬥爭而擲出他的像匕首、像投槍的筆。正如他所說：“左翼作家們
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著同一的運命，唯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一同受難（passion），將來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見《
弘揚魯迅的左翼民族主義》一文）。白振俠家醜外揚事件說明“由階級解放到民族解放，建立‘人的國’，從而振興和繁榮我們的民族共同體
國家”的道路還很漫長。一個現代民族共同體國家，應該是“人的國”，社會公正平等，人民安居樂業，各階級雖有局部利益衝突，但分歧不
大並能妥善解決。可是白振俠家醜外揚事件，不隻是，還有資本家的血汗工廠的工人階級的呻吟，國企改製不當引起的工潮，農民不堪重稅的
政府門前情願，民工拿不到血汗掙來的工錢的自焚，像白振俠一樣在拆遷事件中遭到嚴重不公正待遇的自焚自殺，還有李尚平、小思怡、黃靜
的無故的慘死……都在說明由階級解放到社會解放還任重道遠。
　　　　
　　　　眼前還是就事論事吧，白振俠家醜外揚事件怎麽解決？要輿論宣傳正確引導，更要直接促成白振俠冤屈的有關地方政府部門和資本家
拿出實際行動來，糾正錯誤，還白振俠一個公平，好讓他不要繼續在美國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絕食、外養家醜。作為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
，我隻能拿起我的筆，求訴：請製造白振俠冤情的政府和資本家考慮考慮法律和良心吧，請白振俠離開美國回國來在自家裏來表達你的冤情吧
。
　　　　
　　　　2004年10月9日

 

李慎之先生的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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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慎之先生去世了，網絡上一片悼念之聲。我過去對這位本家前輩不大關注，現在，既然關於他的信息開始向我的視野裏頻繁撲來，我“
學而知之”，難仰泰山之全貌，且談談我的淺陋印象和看法。我決不繆托知己，但也表達一下我對一位去世的學界前輩的悼念。
　　李先生被一些學者看成是自由主義者，這確與李先生樂於與一些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晚輩學者熱心相交有關，也與他的思想對“自由”的
重視而被一些人誤解有關，但他顯然不同於後來的一些專業的，以及狹隘的自由主義者。李先生的“自由主義”概念相當於“自由思想”，與
專製主義對立。李先生在我看來是自由左翼，他早年投身左翼運動，一生未改左翼理想，他反思和批判了集權政治，在哈維爾那裏尋找自由左
翼思潮新發展的啟示，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自由主義傳統在中國的發韌與複興》一文裏，李先生說：“自由主義意味著：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樂和幸福的自由，都有發展自己
的創造性的自由，隻要不損害他人的自由。自由的人最能創造物質的和精神的財富。在各種價值中，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馬克思和恩
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裏宣告，他們的理想社會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對
自由的一種貼切的表述。人人都享有自由，才可能形成一種製約的機製，使社會有序發展，如此才能堵塞產生專製暴君的門路。”這段話可以
看出晚年李先生的思想的核心成分。李先生重視“自由”的思想，在人文價值裏，“自由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聯係到李先生從上個世紀
一二九運動以來的在中國左翼思潮中的奮鬥，對1949年以來的紅色集權政治的反思和批判，和他仍堅持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裏對自
由的理解，由此可以認為，李先生是個自由左派。
　　在談“自由思想”的時候，在推崇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在這篇文章裏，李先生還提到其他各樣的有自由思想的人物。由於此文是《北大
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的序，他特地提到北大的兩位校長，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的方針；蔣夢麟也把“大度包容”作為辦校方針。李先生稱讚北大這個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可以永遠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播種
者和啟蒙者。”中國二十世紀的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曾擔任北京大學客座教授的陳寅格，也是李先生推崇的“自由主義”者。陳寅格一生
盡瘁學術，謹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後半生經曆了極其險惡的政治壓力，然而他到死也沒有向政治權力低頭，實踐了他早年說
過的話：“不自由，毋寧死耳！”這讓反思集權政治的李先生十分敬佩，他還專門寫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
》文章，稱讚“陳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懷遺恨，不屈不撓地為國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後世知所矜式，其意義、其價值是無論如何估計也
不會過高的。”李先生自己不也是晚年“為國人立一典型”嗎？可謂言人說己、言行合一的人物。陳寅恪一生思想未大改，李先生在晚年反思
、批判集權主義，但未放棄其青年時期確立的自由左翼之理想。
　　李先生的自由思想是與專製主義對立而建構的，這與他“風雨蒼黃五十年”的坎坷經曆有關係。1949年10月1日，二十六歲的李先生陪同蘇
聯代表團到天安門觀禮，目睹了紅色中國的五星紅旗第一次升起，欣喜著：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
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然而，絕對想象不到的是，八年以後，從來沒有
成份問題，也與曆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為“模範”的李先生，竟被他參與締造的新政權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革命吃掉自己的
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他身上！並且，他的苦難是長期的。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他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沒有舉行；一九
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慶，他有幸應邀參加在天安門的晚會，仍是“犯嚴重錯誤之身”。
　　李先生在《風雨蒼黃五十年》裏說：“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
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曆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於空幻的夢想
呢？”他寫得最用力的正是對深受其害的集權政治的反思和批判，深深體會了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
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由此，他將探究的目光投向了久遠的曆史。在對“民主”的起源的探究上，他看到了
古希臘文明的“民主”特例怎樣逐漸發展普及成一種極好的世界性製度，也看到了同輩中國學者顧準對古希臘政治製度研究的深刻與精彩。他
更是看到了五千年的母國的文化傳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專製主義”。由此，他深深共鳴自由左派大思想家魯迅1925 年在回答《京報副刊》
關於青年必讀書的問題時，勸中國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話。李先生批評一些狹隘的自由主義者的“屠魯”：“魯迅的話固然是憤激
的話，然而卻是一個隻有對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有深刻覺悟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隻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
回到五四以前去了，這真是可悲的事。”
　　李先生“一點對曆史的卑微的祈求”就是告別集權政治，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理想。然而，他終於遺憾地走了。不過，他給後人留下了走
向他所希望的理想社會的啟示的路，這是捷克思想家哈維爾給他的，也是給中國人的啟示。那是李先生的最有衝擊力的一篇文章《無權者的權
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是為中文《哈維爾文集》所寫的序言，因了他的這個序言，《哈維爾文集》長期得不到出版的機會。
　　在這篇文章中，他完全同意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社會所作的描述與分析。什麽是後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
竭的時期。用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裏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
創力與嚴酷性。但是製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製（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
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
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 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怎樣才能
打破這種出於恐懼而憑借謊言生活的現實？李先生推崇哈維爾的十分簡單的答案：“在真實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
LIVING IN TRUTH！
　　李先生讚賞哈維爾的看法：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製人的權術和伎倆。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
寶座，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不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在哈維爾看來，“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 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
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 甚於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於良心的呼聲上的責任”。換言之
，人們有權拒絕為適應政治需要而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的道德要求。由此路徑，李先生設想自己的國家或可如哈維爾所說：“時機一旦成熟
，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
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麵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
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生無法壓製的轉變。”這是不是李先生的“最後歸於空幻的夢想呢？”隻有曆史將做出回答。
　　我在久別鄉土的韓國大田客居，心憂祖國，為當下正流行的非典瘟疫擔心，也為祖國的社會結構的進步而期盼，我感到本家前輩李慎之先
生的逝去是中國的一大損失。餘世存說：“我在家裏寫這篇文章時，已經有好幾個朋友打電話來問情況了，他們都明白慎之先生在多難的中國
社會裏的意義。我們今天都在感受他，明天我們也會將他想起。生活中正是有他這樣的人，我們的苦難和無望才有了新的含義。”這正是我想
說的話。
　　2003-4-24

 我已在這片土地上暫住了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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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我吧，打死我吧，我已在這片土地上暫住了五千年
　　
　　一夜醒來，逐漸明白的突然更清晰了。原來是五千年暫住，這片我祖祖輩輩生存了五千年的土地上，我暫住，我隨時被收容，被勒索錢財
，被隨意打死。我突然明白，暫住了五千年的我，再也無法叫一聲：祖國，我的母親。相反，我質問，我在這片土地上生存了五千年，收容我
的是些什麽人？你們的祖先也和我一樣在這片土地上生存了五千年，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但你們為什麽視自己的同胞為暫住的“客人”，並
且以野蠻的收容和打殺來對待你們的同胞。一夜醒來，逐漸明白的突然更清晰了。原來，你們將在這片土地上居住了五千年的我們視作可以任
意踐踏的奴隸，而你們便是高高在上，掌握著任意隨時剝奪同胞性命的主人了。“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為寇仇”，一夜醒來，原來我們的古
老了五千年的土地，仍是主人和奴隸之分，但做了五千年的奴隸的我，不想再做奴隸了！明白了做了五千年的奴隸的我，在我和我的祖先耕耘
了五千年的土地上，我們是暫住的奴隸，隨時被收容，隨時被打死。我開始詛咒我暫住了五千年的土地，我願與這片土地一道毀滅！
　　中國人為什麽暫住中國？一篇網友的文章說得好！“中國，你的良心在哪裏？自由無價，對農民的隔離是中國的恥辱。我反對隔離，是因
為隔離與公正相悖，與自由無緣。五十年來，中國的隔離製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時時刻刻都在把它的醜陋展示給世界：自稱為文明代表的城市
，卻是公民自由最堅決的反對者，它們自以為有給另一部分同胞畫地為牢或者驅逐出境的權利。我不相信，一個城市在自稱要率先實現現代化
的同時，不會因為對農民的隔離和歧視，而在當政者們的烏紗帽上烙上恥辱的印記；我不相信，一個國家在自稱要實行法治的同時，不會因為
對農民的隔離和歧視，而讓人感到法律是言而無信的文獻虛情假意的典範。我反對隔離，是因為隔離肯定分裂。五十年來，中國因為隔離製度
的存在，而被撕裂成一塊塊碎片。中國的城市形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類似中國王朝時代的諸侯割據。在一個連起碼的居住和遷徙自由都
沒有的國家，怎麽可能出現民族的大融合呢？這是一個表麵上統一的國家，卻有著分裂的人民。隔離製度時時刻刻在用事實告訴每一個中國公
民，中國並不重要，對一個人來說，你出生在哪裏，那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除了你的戶籍所在地，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你都隻能是‘外
來人口’，規規矩矩作一個局外人那是你的本分。既然如此，我怎麽能夠去愛一個在法律製度上把我當外人的地方呢？我反對隔離，是因為它
無視尊嚴踐踏平等。五十年來，由於隔離製度的存在，農民成了沒有首陀羅之名的首陀羅。農民不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象征中國最底層的
身份。農民成了世襲的等級。事實上沒有平等的就業權、沒有平等的選舉權、沒有平等的教育權……他們改變自己身份的機會微乎其微。建立
在戶籍管製基礎上的隔離和歧視的幽靈，沒有理由繼續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肆虐遊蕩。”
　　我補充要說的是，在這片土地上暫住了五千年的我們，並不都是農民；我們已經被“隔離”和“歧視”了五千年，但最近五十年更加殘暴
，我們更加難以忍受。我們被“歧視”，是因為有人自認為主人，而把我們當作奴隸。我們都有這隨時被收容、被打死的命運。收容我們的有
收容所，也有監獄，更有形形色色的恐怖機器。隻要我們在這片土地上仍被一部分同胞看成奴隸，我們就可能隨時被收容，隨時被打死。下麵
便是一個非農民的大學畢業生被任意收容，打死，至今毫無說法的一個活生生例證。
　　據南方都市報揭露，2003年3月17日晚10點，孫誌剛像往常一樣出門去上網。在其後的3天中，他經曆了此前不曾去過的3個地方：廣州黃村
街派出所、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和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這3天，在這3個地方，孫誌剛究竟遭遇了什麽，他現在已經不能告訴我們了。3月20
日，孫誌剛死於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廣州市腦科醫院的江村住院部）。他的屍體現在尚未火化，仍然保存在殯儀館內。孫誌剛不是農民，
2001年，他畢業於武漢科技學院，之後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他應聘來到廣州一家服裝公司。但共同被看作這片土地的暫住者、奴
隸，農民和非農民的命運會有多大的區別呢。隨意中被人收容的孫誌剛“站著進去，躺著出來”，在被折磨得生命垂危之後，丟到了一家醫院
。醫護人員的護理記錄表明，入院時，孫誌剛“失眠、心慌、尿頻、惡心嘔吐，意識清醒，表現安靜”，之後住院的時間，孫誌剛幾乎一直“
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點，護士查房時發現孫誌剛“病情迅速變化，麵色蒼白、不語不動，呼吸微弱，血壓已經測不到”。醫生在10點15
分采取注射腎上腺素等治療手段，10分鍾後，宣布停止一切治療。孫誌剛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屍檢結果表明：孫誌剛死前幾天內曾遭毒打
並最終導致死亡。法醫的屍檢結果表明：孫誌剛死亡的原因，就是被毒打而造成的背部大麵積的內傷。
　　孫誌剛的悲慘命運，隻不過是千千萬萬個在這片土地上暫住了五千年的奴隸的命運的一個縮影。此時沉重而絕望的我不想再舉例了，這樣
的事例太多了。我剛從一個網站上看到幾張有關收容所和其它收容機關裏各種“嚴懲”“暫住者”的真實照片，想保存下地址到本篇文章中，
但很快就被刪去了。
　　為什麽我們在自己居住了五千年的土地上被收容，被打死？我們的中華“民族魂”、我的精神導師魯迅先生告訴我：“實際上，中國人向
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是呀，做為奴隸的我們還會有什
麽好的命運呢。隻是“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
新中國”、“共和國時期”、“新時期”、“二十年”、“十三年”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
說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但我仍然要喊叫：“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
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我準備適當時候回到祖國去，我將自投羅網，主動到你們的收容站去“送貨上門”。我是個貧窮的卑賤的小知識分子，你們無法從我這裏
得到罰款，但你們可以打死我，以顯示你們的專政鐵拳的厲害，以顯示你們的慘無人道，以顯示在中國的土地上生存了五千年的我，根本不是
這片土地的主人，而是奴隸。我願和你們主人的罪惡的淵藪一道焚燒，這便是交給你們比“暫住了五千年”更大的罪證了。收容我吧，打死我
吧，我已在這片土地上暫住和做奴隸了五千年，我不想活了！
　　2003-4-26

 
總統大選，我投左翼的票
　　
　　十二月十九號，韓國總統大選日，特地放了一天假。這天晚上與朋友出門辦事，汽車開得特別快，因為路上很少行人車輛，放假了，沒有晚上下班高峰時的交通擁擠，並且很多人都呆在家裏看投票統計的電視現場直播。
　　車上，與韓國朋友聊起總統直選的事，我說中國人對你們的總統選舉很關注，他便問我如果也來投票的話，會投誰的票？我立即告訴他，我不會投李會昌的票，我肯定投盧武鉉。我一口氣說了四個理由。韓國笑著說：你的理由還不少呢。
　　我如果參加總統選舉的投票，我將萬分榮幸，因為我也能對領導我的國家最高行政長官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能以一種方式參與自己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這是一個現代社會公民引以為自豪的事。
　　現在，七個總統候選人經過角逐，隻剩下兩個總統直選候選人，一個是左翼的盧武鉉，一個是右翼的李會昌。我是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我當然會投韓國左翼政界人士盧武鉉了。具體理由我可以數著手指列出五點。
　　一是，盧武鉉出生社會下層，能體察到下層社會的苦難和下層民眾的訴求，處處能考慮最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李會昌則是貴族家庭出身，我對這樣的家庭出身的人總是很隔膜，很懷疑他能為窮人說話。
　　二是，盧武鉉對北朝鮮實行陽光政策，這是我很欣賞的。我始終認為中韓兩個民族的分裂是現代世界上的罕見的民族大悲劇，偏偏都發生在東亞兩個睦鄰國家。我在《唯有中韓兩個民族的共同悲劇》一文中專門論述了這一點。我衷心希望深受內傷的中韓兩個民族的統一大業能和平，順利地完成。李會昌則對北朝鮮強硬，顯然不利於朝鮮民族的和平統一。我寄希望於朝鮮的和平統一的實現來帶動中國民族統一大業的完成。我始終預感到朝鮮民族的統一將先於中華民族。
　　三是，盧武鉉對美國的態度讓我讚許。韓國顯然離不開美國的支持，但完全依賴美國，東亞的國家就很難親密地聯係在一起。且不說美國不想看到朝鮮半島早日統一，美國製造的中國台海兩岸的矛盾，對中國實行的是接觸加遏止的政策，韓國過分依賴美國，東亞國家就很難真正團結起來，實現所謂東亞經濟圈，美國肯定不歡迎。盧武鉉提倡擺脫美國，回歸亞洲。而李會昌是個著名的親美派，過分強調依賴美國的力量。
　　四是，我一直在韓國大田工作，對大田這個城市有感情。盧武鉉是大田行政係統到中央去的，可以說是大田人。他的施政綱領裏說要把行政首都搬遷到大田來，也是我這個在大田工作的外國人感到高興的。這條理由有點私人化，不過也屬正常心態吧。
　　朋友似乎投了李會昌的票，他說因為盧武鉉和金大中同屬一個黨，這個黨執政時間長，他想換個黨執政，前屆政府的弊病容易被克服。我說求同存異吧。我們笑笑，換了話題。
　　晚上十一點多，我的一個學生到我宿舍來玩。我問他投了誰的票，他說是盧武鉉。我很高興，問他原因，他用中文表達不出來，翻開韓中詞典指給我看，那個韓文詞的意思是“大膽地”。
　　2002-12-21,於韓國大田。

年底回顧：我的網絡

　　今天是舊年的年底，2002年就在今夜離去，今天的太陽，今晚的月亮，還有今天之前的我都將在明天更新，明天一切隨著新年的到來而將在一本嶄新的日曆上開始。年底回顧，幾度夕陽紅，幾度芳草綠，轉眼都成舊憶。
　　回顧2002年，我最大的收獲要算是觸網了，2001年年底，電腦連上了電話線後，我很快便成了一個網蟲。一年來的上網電話費有多少，不須算。一年來，盤點我上的網站，我泡在其中的論壇又有多少，花去了我多少時間，也難以統計清楚。我單可估計出，這一年裏，我寫了一百多篇網絡文章，零星地散在一些網絡論壇裏，網站首頁上。成績嗎？我感到慚愧，不能算自己的專業科研成果，也一分錢稿費沒拿過，我似乎應該到新年後改邪歸正了。但某種意義上的收獲是有的，這能給我少許安慰吧。
　　2002年的網絡活動，百餘篇網絡文章記下了我的辛勤勞動，留下了我的人生的一段印記，因而，我的生命得到了充實，我的寂寞得到了排解，我的事業得到了支持，我由此與更廣大的社會同呼吸，共憂樂，將有限的歲月融入了無限的網絡世界中。
　　因為網絡活動，我給學生上的當代文學課特別精彩，其中的網絡文學部分內容特別豐富，特別生動，因為，我將自己的網絡活動中的知識，經驗，信息都融會到課堂教學中。沒有書本，單拿著個粉筆，我就能滔滔不絕地談論我浸淫其中的網絡世界的情形。
　　我的網絡活動的收獲不僅是促進我寫了許多文章，沒有網絡的參與，我就不會寫出這些文章，而且由此我結識了許多網友，得到了珍貴的友誼。網絡打開了我現實生活的狹小圈子，使我能方便地與更廣大世界的人群交流。這一年來，我結識的網友有白發蒼蒼的大學教授，有學界有名的學者，有作家，也有像我一樣的下層知識分子，還有普通的工人，農民。三人行，必有我師，我從他們那裏學習到的東西很多很多。
　　想對自己的2002年的網絡文章做一個簡單的梳理，社會批評占了大頭，對一些不良的社會現象，特別是官僚們的腐敗現象，我不遺餘力地給以鞭撻，對社會弱勢群體受到的不公正熱力呼籲，這正是我從魯迅先生那裏學來的雜文精神。我稱自己的網絡散文為雜文。我也寫了思想文化批評方麵的網絡文章，最多的要算研讀魯迅的隨筆和對網絡環境的不如人意進行的文字批評。因為後來身在異國他鄉，對祖國和親人充滿了思念，我也寫了一些愛國主義的戀國思鄉的文字。2002年上半年，我在國內，文章以社會批評為主，下半年，我在海外，主要寫文化隨筆和思鄉戀國的抒情散文。
　　網絡活動得到了網友的熱情支持，這是我要感謝的。我的笨拙的文字得到熱心網友的跟貼點評，批評或鼓勵，都使我不斷進步，我沉浸在精神交流的幸福之中。我的文字被一些網站轉貼，這是叫我高興的，有網友在他的十大經典網文點評文章中給了我一個位置，慚愧之餘，更感 到對我的鞭策。偶爾，也有文章上了網絡史官們的爬行榜，這歸功於網友們的跟貼多，也是對我的很好鼓勵。我被一些論壇掛名為斑竹，管理工作做得不多，我隻有靠多寫文章多發貼來回報。
　　中國的網絡環境並不很如人意，有許多網站，論壇被外力人為地強行關閉，這是回想起來令人遺憾的事。我的一些網絡個人文集隨著這些網站，論壇的關閉而消失，這是令我痛心的，我為此寫了一些文章來批判這種網絡環境。我隻希望在新的一年裏，中國的網絡環境會更好。
　　自從身置海外以後，我將網絡作為我和祖國聯係的唯一窗口。網絡為我提供了祖國的熟悉的文字，祖國人民的生活情形，也提供了我與祖國親人聯係的重要通道。我為我身在異國的鄉愁而苦惱，又為能生活在網絡時代，方便與國內聯係而慶幸。
　　隨著舊年的結尾，我更將期盼寄予嶄新的2003年。對於我個人來說，本職工作，教學和科研始終是第一位的，但網絡生活仍是我時間和精力上的重要內容。我希望在新的一年裏更好地處理好網絡活動與工作的教學科研之間的關係，更好地將兩者協調起來。我在新年努力的目標是要寫出比2002年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網絡文章，更頻繁地與廣大網友擴大交流，在自己掛名斑竹的論壇多做一些管理工作。
　　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我衷心希望在新的一年裏，社會不公正現象大大減少，弱勢群體的權利得到保護和尊重，下層勞動大眾獲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過去的時光已成舊憶，唯未來在希望中變得美好。希望祖國更加繁榮昌盛。
　　2002-12-31

 

致曠新年——新年的祝福兼談關於左派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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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曠新年先生兄是我尊敬的知名學者，我讀過你的不少文章，受到很大的影響。我與先生同一個專業，中國現當代文學，但你比我出道早，
我非常羨慕你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成就。記得我的老師丁先生，我的同事邵先生曾在交談中批評兄的立場，我都持保留態度。我對左翼思潮內部
的分歧有自己的看法，便也對兄的一些觀點有所保留，但正如我評論1949（數學）文中所說，我們都堅持左翼的立場，同屬一個陣營。
　　現在左派右派中的很多人，他們自己不承認屬於左右中的任何一派，但我明確地稱自己為左派，我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現在學界關於左右
的概念十分含糊，我要正本清源，與國際接軌，我要明確地以自己的言行文章來在中國重新確立國際通行的左派概念。我的自我張揚左派，還
有是我認為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都右傾了，我要顯示自己與他們的區別，但開風氣不為師，我還是有這點勇氣的。將自己歸於一派很危險，
不像迷宗拳那樣左右逢源，但我生來就是不會圓滑的人，我不隱藏自己的立場。
　　曠兄的文章《致檳郎——新年的祝福兼答〈我常常準備著自殺〉》，我在一家論壇看到，非常驚喜。因為，我知道你在給李憲源的一封信
中說你一般不在網上活動，你這次破了自己的戒到網上寫點東西，第一次自己在網上注冊一個名字，“為了向你致意，並以此相忘於江湖”。
我很感動。涸轍之鮒，不如相忘於江湖，但偶爾相望，也是可喜的。今夜是新年的開始，我要向你致以新年祝福，並寫下自己學習你文章的一
點體會。
　　曠兄的這篇文章涉及內容較多，我大都讚同，並將繼續關注先生的學術成果，多向你學習。我就隨便從幾個方麵談談自己的感想吧。
　　關於為弱肉強食辯護的哲學問題，這種哲學是我最痛恨的，魯迅曾說過一個人道的社會應該以弱者為本位，以幼小者為本位，這是我堅信
不移的真理。如果這真理不是放置四海而皆準的話，起碼是真正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個人立場。雖然弱肉強食的哲學和當下流行的厚
黑學在文化思想的空間流行著，但人類文明中的真正的價值存在無不是體現了強烈的人民性，人民性正是體現為對弱者的關懷，因為，一個社
會的大多數在社會的權力結構中總是被少數“強食者”所奴役。金字塔式的社會等級中，隻有少數人做了塔尖，廣大的人民群眾隻能作為廣大
的受壓迫的塔基存在。魯迅有篇文章專門分析了“爬和撞”的現象，表現了他對弱肉強食哲學的理性的批評和情感上的痛恨。我自稱左派，我
永遠站在弱者一邊，弱肉強食的世界始終是我批判的現實目標之一。特別是當下中國，權力的腐敗和道德敗壞所成就的“強者”，他們的危害
正在當下中國的“非人化”環境中顯示出來。正如曠兄所說：“可見這個社會的倫理已經顛倒混亂到了什麽程度。被所謂‘強者’欺騙了、壓
迫了、剝削了、侮辱了，不去反抗，而去欺騙、壓迫、剝削、侮辱更弱者，不正中了那些端坐金字塔頂的吃人者的下懷？不就成了這個弱肉強
食的社會的愚昧的幫凶，這個弱肉強食的社會食物鏈的不可缺少的鏈條？”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我自己就是弱勢群體的成員，我們要覺醒
和抗爭，要爭取弱者的權力和尊嚴，不是為了由自己來“強食”，而是讓世界更合理和人道。
　　文革是什麽？文革是中國曆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正如兄所言。我曾寫過關於兒時的文革記憶，但那時我很小，又生長在較平靜的農
村，我的感性認識文革是遠遠不夠的。“關於它的真相，我們知道什麽呢？”如果我非要說出一點什麽，我認為它是執政黨內的派係權力鬥爭
，但中國當時的社會權力結構使社會上層的任何一點變動都嚴重地波及到社會下層，這給下層民眾帶來了生產生活秩序的破壞，國家和人民都
在這場持續十年的運動中受到很大的損失。文革時期對老幹部全部打倒，和文革後全麵平反，補發工資，都與真正受害的廣大勞動人民無關。
人民與統治者的界限仍是鮮明地存在。不過，文革後的改革開放政策的確對老百姓更有好處。
　　這就要牽涉對毛澤東的評說。你說我對毛澤東很不以為然，這並不奇怪。實際上我對毛澤東的看法和情感是十分複雜的。我曾寫有一篇文
章《我愛毛老頭》，為此受到很多右派的攻擊。直接引用那篇文章中的一段話：
　　
　　毛老頭是中國農民的兒子，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情的水土相服，使他一往無前地投入到破壞黑暗的舊世界中去，在他的親人和戰友
的一個個倒下中，在他連祖墳都被挖掉的敵人的最惡毒的詛咒中，他義無反顧地為中國，為中國的農民的美好前景而奮鬥。他領導建立了社會
主義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鐵錘和鐮刀的工農自己的政權。他為後來的自由派所詬病，我也不想為他
辯護什麽，我說的是，毛時代三十年的中國貧困與舊中國的爛攤子有關，與帝國主義對新政權的嚴密封鎖有關，也與政策的錯誤有關。
　　　　毛老頭一輩子也沒有忘記他是農民的子弟。他雖然也像一般農民一樣愛布爾喬亞的小姐，但他到底是農民子弟，他的喜歡吃紅燒辣肉
，他的喜歡穿著大褲衩睡覺，與夫人生活和情感方式終於不和諧。當他發現新中國仍然食分五等，衣分十色，他憤怒了。他為人最詬病的是他
著手解決新中國的新的不公正。他的浪漫的藍圖脫離了中國現實，那是因為帝國主義的歹毒，因為他的幹部已經“告別革命”求享福了，因為
他的臣民是怎樣的一個起點。當他回到故鄉鄉村，看到鄉親們仍然生活在貧窮中時，他流下了和我思念那個年代中死去的三個姐姐的一樣的淚
水。中國農民，你們怎麽了？難道貧窮就是你們的宿命？我和毛老頭一樣問，隻是時間上相隔了半個世紀了。
　　
　　你對毛澤東對中國的偉大曆史貢獻的看法，我基本上可以接受的。但我也遺憾地指出，毛澤東在新中國的建設中並沒有找到一種現實可行
的下層勞動人民持久翻身的道路。毛澤東有他的時代局限，但在他的時代，在他的時代的為崇高信仰而奮鬥的人群中，他無疑是偉大的人，高
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
　　你提到我在韓國，我承認我在韓國的經曆對我的思想產生影響，但這隻是更堅定了我的左翼立場。當韓國的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們競選總
統，我熱心支持左翼的盧武鉉，為此寫過一篇文章。我在韓國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這種力量使一個資產階級的軍人獨裁的政府一步步
發展蛻變成一個民主的開明的政府。但民主憲政下的社會便不就是十全十美。我所在的學校是私人資本家辦的，我的韓國同事與我聊天，深感
他這樣的下層知識分子與資本家階層的差距。他說他向往的決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而是民主社會主義，介於現在的資本主義和現在非常不完
善的社會主義現實之間的一種現在還在理想中的社會。但我認為，民主憲政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進步必須走的道路，資本主義的韓國已經
走上了這條道路，社會主義的中國還在向著這個目標蹣跚。海外生活還給我一個重要影響，人是有祖國的，國家利益隻限於國家內的公民享用
，外國人是排除在外的，正如我隻是韓國的客人，沒有對他們總統選舉的投票權。我是世界主義者，更是民族主義者。
　　最後談談關於左派的一個關鍵問題，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我與一些毛左派有分歧。一些毛左派，如你批評的老田，在肯定解放後的左翼
思潮中，看到了它為人民大眾著想的主觀意願的一麵，卻忽視了對民眾有實效的製度保障。老田極高肯定的文革的“四大”如不能與真正的民
主製度聯係在一起，將不會起多大的實際作用。後共產主義社會裏，人民大眾的美好前景在哪裏？這是個大問題，但我以為，市場經濟是超越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製度的，民主憲政也是同樣適宜這兩種製度的發展的。現在的中國，不成熟的，乃至有點扭曲的市場經濟環境和遠遠沒有
實現民主憲政的現實缺陷是當下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一個左翼知識分子，首先要促成中國走上更成熟的市場經濟，促成中國實現民主憲政製
度，這一階段的任務與一些開明的自由派的目標是大體一致的。但對左派來說，還有下一階段的任務，就是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下，將廣大
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獲得政治力量，在民主憲政的政治自由空間裏，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沒有民主憲政，人民就無法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
就不能成為“自為”的階級，也就難以保護自己的利益。我在《我的設想是當一個工會委員》一文中含蓄地涉及了這後一階段的任務。
　　我在2002年寫了不少網絡文章，其中一部分是思考左翼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和道路選擇問題，我這篇文章就不說了。我強調一點，真正
為最廣大的下層勞動人民的翻身而奮鬥是左翼思潮的共同點，但承認、肯定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製度與否，在左翼內部存在分歧。在這一點上
，我與一些我為之命名的毛左派存在分歧。
　　與曠先生相比，我才疏學淺，學力不足。但既然蒙曠兄關懷，我不辭淺陋，談談自己的看法，也算對曠兄致我文章的回應。來而不往非禮
也，並且秀才人情半張紙，我以此文回應曠先生，是我表達對你尊敬的一種好方式。你說的“在這個腐敗階級和腐朽的買辦階級燈紅酒綠的時
刻，我要為在這個時代還保留著良心、同情和勇氣的檳郎祝福，為那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與被踐踏的工農階級，為廣大被剝奪、無望為告
的人民祝福。”前一句讓我感到溫暖，是對我的激勵，後一句是我一生奮鬥的目標。
　　謝謝曠先生，新年快樂！
　　2002，12，31，夜。

 

簡評老田曠新年的“護法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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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看到老田，曠新年等人發表文章，鼓吹要倡導一場維護憲法的“護法運動”，拜讀過兩個人的大作《極右派竭力圍剿憲法中殘留的老
一輩革命家的革命信念》和《為什麽我們需要一個“護法運動”？》，不禁啞然失笑。我想這個活動我是不會參加的了，如果全民公決的話，
我一定投他們的反對票。我認為老田和曠新年是在一個早已失去的烏托邦空想的指導下進行脫離現實的批判，因而，空想雖美好，卻脫離了實
際，並且是有害於現實的正當發展的。
　　先來看老田的《極右派竭力圍剿憲法中殘留的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信念》，此文中，老田首先確立了一個現實批判的框架：“毛澤東那一
代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理想，到今天仍然以憲法的原則殘留下來了。而今天中國精英階層在竭力圍剿這一思想遺產。”這裏麵內涵著
老田自身的矛盾，他批判對手的武器是毛澤東時代的思想，不滿意的是中國當下毛病叢生的現實，得出的結論卻是維護既存的“憲法”，不允
許發展修改。
　　老田雖然對“國有企業垮台”的現狀不大滿意，卻認為“國有企業垮台，根本原因直到今天仍然不是經營效率低下，甚至主要不是因為宏
觀政策環境的惡化或者稅負不公平，關鍵之關鍵乃在於1980年代開始拋棄了毛澤東時代的平民主義發展路線”。這就必須談到毛澤東的“平民
主義路線”是什麽？他說的是過去毛澤東時代的“就是兩條腿：三麵紅旗和繼續革命”。先談曆史中，毛澤東的實踐確實脫離了實際，並沒有
給國有企業指示出什麽光明的遠景，國有企業模式的人為推行和禁不住現代化進程衝擊而垮台的病根是成也蕭和，敗也蕭和，這蕭和就是毛澤
東。再來談現實，都市場經濟時代了，毛澤東的那種極度集權式的企業管理設想還能返老還童，救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嗎？老田畢竟不反對
市場經濟的，因為他維護的憲法裏已確立了市場經濟法則。
　　至於對毛澤東的評價，不能否認他身上有平民主義的因素，但他本質上還是小農社會的思維模式，實現的是皇恩浩蕩下的均貧富，四海清
平。但畢竟到了二十世紀了，他的設想中就增添了蘇聯斯大林時期的工業化社會的管理經驗。小農經濟思維和蘇聯的集權式工業模式產生的怪
胎就是“一大二公”的中國國有企業模式。一旦中國走上市場經濟道路，實行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政策，這個中國國有企業的怪胎就失去了生命
力。老田就像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士大夫，他用古老的“三王之治”設想來批判一步一步地摧毀著封建社會基礎的資本主義
新興力量。“三王之治”，大同社會，美則美矣，卻在“三王”之後的任何時代中毫無現實力量，隻是封建士大夫們一相情願的空想。
　　再來看曠新年的《為什麽我們需要一個“護法運動”？》，他先聲奪人地宣布：“實際上，在半個世紀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製定和頒
布了世界曆史上最先進的一部憲法”，因而對於自由派的修憲設想高叫：
　　
　　保衛憲法成為了我們當前重要的曆史任務，正如孫中山所領導的 “護法”之役一樣，我們需要發動一場“護法運動”來捍衛社會主義的憲
法和法律，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保衛人民大眾的利益和權力。保衛社會主義的憲法不僅是為了揭露那些從人民那裏盜取而去的非法資產，而且
更重要的是，通過社會主義的“護法運動”，團結人民，教育人民，使人民產生對於憲法的親近、認同和共識，使廣大的人民產生共同體的意
識，使他們產生法律的自覺意識，以法律為武器英勇地維護和捍衛自己階級的利益。
　　
　　他們“護法運動”反對的目標是“在明年3月全國人大召開前，資產階級再一次發動了修改憲法的理論動員”，“自由主義”對於“憲政”
、“法律”和“自由”、“民主”、“人權”的“虔誠”！隻是曠新年又說：“對於社會主義憲法的認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的確是令人
遺憾的，隻顧得反對別人，卻忘了手裏拿的是個要在未來才有可能兌現的畫餅。
　　曠新年的文章確實是對老田文章得很好的補充，因而暴露了所謂“護法運動”，不過是一種妄想中的兩個可能，要麽退回到完全的毛澤東
時代的“三王之治”去，要麽維護當下的現狀。因為正如老田所說：“如果沒有選舉程序上的合法化，就必須維持施政上的合法”，隻要“宣
稱自己為多數人利益服務並代表多數人利益”就行了。而現實正是這樣的。
　　他們批判現實的武器是毛澤東時代的思想，不滿意的是中國當下毛病叢生的現實，得出的結論卻是維護既存的“憲法”，不允許發展修改
。他們的所要的真正結果隻是在維護著現狀，他們實際上是左派中的現狀維護派。
　　2002-12-20

 

思想地圖的分界線在哪裏？答心不太急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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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太急兄在《商榷檳郎：思想地圖的分界線在哪裏？》一文中說：“在中文網絡論壇上，檳榔先生是少見、甚至僅見的一個熱衷於描摹
思想地圖譜係的家夥，他試圖繪製地圖、塗抹顏色、命名、定義、解釋內涵和外延。”使我大吃一驚，我原來在朋友的眼裏是這樣一個模樣的
“家夥”，仔細一想，他說的也有道理，但他此文的觀點我不能完全讚同。
　　我對心不太急兄，從我十多歲上大學時就開始單方麵“心儀”之了，我在懷念那段歲月的文章中已經詳細地談到了這一點。不過，我也強
調了九十年代後，我與他的思想有著差異。我後來在網絡上結識了他，對他一直很尊重，他也沒有輕視我這個曾追隨他又離開了他的“學弟”
。現在有著分歧，正好可以直接交流一下，趨同存異。
　　首先來回答，我自己不覺得，但別人指出的我喜歡“描摹思想地圖譜係”。我承認，我或許有這方麵的特點，有果必有因。我在回答心琴
網友的類似問話中說：“此處再說一句。我考慮以後應該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了，但實在問題又怕不給談呀。隻好虛中藏實，準風月談了
。談起魯迅左派話題的最直接原因是，我喜歡左，但又不滿左派的現狀。我不知為什麽喜歡不了自由主義。總之談這個話題是因為我被這些問
題糾纏著吧。以後準備寫一些實際問題的探討文章。”因為不是針對心不太急兄的文章說的，我解釋一下。我的描摹思想地圖譜係，主要有三
個原因吧。
　　我糊塗地誤入思想界，眼前群花錦簇，目不暇接，山重水複疑無路。既來到此園中，我當不能無獲而歸，於是，尋找“思想地圖譜係”就
為我必須了。我想這第一個原因，心不太急兄和大家能理解，不能自己有了地圖就不讓別的新來的人尋找地圖吧。其次，在找地圖的同時，發
生了這樣的事，我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就有人說，你是左派一邊的，我與他們辯論，果然與自稱自由派的他們不一樣。於是我便以“左派”自
居了，別無選擇也，對方賜給的名號，我自然接受。但我進了左翼陣營之後，發現被自由派趕進左派，左派裏的人也與我不大一樣，怎麽辦？
隻能在左派陣營裏紮寨，但要區分與自己有差異的，便在思想史中尋找資源，發現了三十年代的魯迅左派是我心向往的，便以此自居了。既然
心不太急兄說“任何學術概念，都是為了研究的方便，‘迫不得已’而擬設的假想性的描述”，我這一番解釋之後，想兄能理解我了。
　　其次，心不太急兄文章中說：“無庸諱言，90年代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分裂，思想的分裂是在‘地表’，而發生在‘地下’的‘基尼係數’
才是這次分裂得以發生的真正動因。但從‘思想界’本身來說，應該是‘裂而未分’——一個碰巧的裂痕使原來在一起的人看起來好象是在兩
邊。僅僅是‘好象’。”這段話我隻能部分讚同。兄既說了“分裂”，或“裂而未分”，總之是“裂”了，那有分歧和爭論是正常不過的了，
有不同的旗號和所屬內容也是正常不過的了。那麽兄為什麽還要反感這個“模糊數學”呢？
　　我同意分裂的真正原因是發生在地下的“基尼係數”，一切思想都與其時代緊密聯係，大家都在共同的時代性上言說，這是肯定的。心不
太急兄說“從這一點上來說，其實左右並無分別，所不同的隻是雙方在麵對‘基尼係數’時所提出的‘解決方案’的差異。”差異也是一種“
分別”吧，我們都暫不能在商榷文中詳細討論這個方麵，我在這裏就簡單談談吧。我認為自由主義思潮與左翼思潮是現代性思想地圖中的一對
矛盾統一體，相互鬥爭又相互依存。西方如此且不說，進入現代史以來的中國思想界，隻要是思想相對自由時期，這一對矛盾體就必然存在，
這也是人類思想很難有“中道而行之”的烏托邦的現實所決定的。
　　因此，第三個方麵，“左右的區分在思想上是毫無價值的”的話就完全不能讚同，相反，我認為隻要思想自由時期，就會存在這種左或右
的爭論。當然有中間模糊地帶，但我認為作“第三種人”是不完全可能的，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左派裏有右，自由派裏有左。我批判右翼和自
由派，本著矛盾論的原則，不會相互消滅對方，隻會雙方螺旋式地上升。我認為，目前自由派的方案並非毫無可取之處，但肯定是片麵的。當
然，正如模糊數學一樣，隻能在局部上批判。我認為所謂的“消極自由”，必須有積極自由來補充；走上層的憲政道路必須與走下層的各階級
的政治力量的喚起結合起來，自由與公正必須結合起來，起點平等和終點平等都很難做到但度上努力把握。雙方在爭論上吸收對方，或互有側
重合起來完整，這有什麽不好？
　　因此，我不讚同心不太急兄所說的“與其說是在參與左右之爭，還不如說是為了讓左右之爭早日休矣”，除非人類發展到理想階段，思維
也理想化了，否則，爭論還是存在的，不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當然，要建設性的爭論，不要無聊的文字遊戲，要深入結合具體問題，虛實
結合。
　　最後，心不太急兄說，“最後想說的是，左的言論與右的言論甚至非左非右的模糊言論，都應該有自由而充分表達的權利。‘言論自由中
性’，任何人或組織都不應該去限製其表達的權利。”這一點，我舉雙手讚同，完全讚同。沒有思想自由，就不會有左或右的爭論，這也不是
心兄滿意的呀。
　　我和心不太急兄的思想有差異，也有共同方麵，我繼續向這位我青年時期的敬仰者和現在的良師益友學習。
　　2002-12-12

 

由李華的《我們的血淚書》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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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忙著別的事，決定近一段時間不寫網絡文章了。今天夜裏忙自己的事忙累了，休息的時候，上網隨意瀏覽，在辣椒園又看了一遍李華
的貼子《我們的血淚書》，看到斑竹老楊的跟貼留言“誰就此事寫個評論好嗎？”我想到這個貼子還是做板斧的我固頂的，當時也有所感，但
因忙別事，就沒有什麽表示，但現在看到老楊的留言，我抽空寫一篇短評吧。
　　李華的這件事事實清楚，不存爭議，是非善惡也分明，似乎沒有什麽好說的，隻等公安人員辛苦抓凶，依法懲處就行了。我們需要的是耐
心和等待，相信這件事總會順利解決的。不過，聯想到我知道的其他事，我覺得還有些話要說。
　　李華、李鐵明、唐愛民，係寧鄉縣來長沙打工的民工。2002年11月8日，在與湖南省風景源園林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再文簽訂的《東塘
電信局宿舍機械破砼馬路協議書》後，10多位民工就進場施工，到11月28日，李華他們根據甲方要求按期如質如量完成了工程。根據簽訂的協
議書，甲方即黃再文應該支付清全部工程款的80%。但是，當李華他們夜以繼日，拚死拚活地完成這個工程任務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辛辛苦
苦勞動等到的辛苦錢卻沒有到手，活幹完了，要拿到自己的血汗錢卻比在工地上拚死拚命還要難。2002年12月10日，甲方給了李華他們一個電
話，要他們到位於東塘電信局的工程項目部結賬，並在電話中告訴他們，將結清全部欠款。下午2點，他們三人來到了工程項目部，屋裏七八個
手持凶器圍上來，用包括長劍、三角刮刀、長凳的各種凶器向他們三個人砍過來，三個人都成了血人，暴徒又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椅子往他
們頭部、背部、胸部一頓亂打。直到驚動了樓下看門的大爺和電信局的經濟民警，暴徒停下來並揚長而去。幸好是旁邊的一些圍觀群眾的幫助
，他們才被送到湘雅附二醫院接受治療。此事已經引起公安部門關注，社會各界輿論也紛紛支持受害人討還公道。由於主犯在逃，此事還需要
公安部門費一番努力，抓住凶手，送交法院依法嚴懲，此事便可告慰被害人和社會輿論。
　　我由此事聯想到現在社會上發生的許多類似的事，這樣的事很多了，聽了沒有驚奇隻有憤怒，但怕再這樣下去，連憤怒都沒有了，反怪起
受害人自己運氣不好應該自認倒黴來，我認為我這樣的推想是可能出現的。我的叔叔是像李華一樣外出打工的民工，過春節回農村老家，去看
望他，他總是向我發牢騷，說現在的活主太壞，一年累到頭，指望看在過年的份上，活主能結賬，給點現錢好過節，但大年三十回家，除了一
大把白紙條，一分錢工錢也沒有。叔叔說，活主老板們說沒有現錢，明年有錢再結賬，既給你欠條，就不會賴你的帳，但老板們過年照樣有大
把大把的鈔票花。在田裏刨不出食，隻能出去打工，忍受這等窩囊氣。我說他們沒理呀，叔叔苦笑著說，到哪裏去說理，你要去要錢次數多了
，他還有專門的打手對付你，他們有錢就有勢，被白打了錢反而就爛了。
　　我想，李華這件事正好驗證了我叔叔說的話，他們要工錢要得老板不耐煩了，便遭到了一陣無辜毒打，現在凶手逃了，錢又怎麽要得回來
？我曾經思考過這件事，認為還是社會風氣太壞了，具體來說，社會缺少信用機製，幾乎是弱肉強食的獸類法則在橫行。活主老板大都是有錢
有勢的人，民工相比隻能是軟弱可欺。我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們農村裏有年輕人專門給有錢人當打手，隻要老板命令，打了人得了錢出去躲幾
天就沒有事，有時躲都不用躲，因為老板的錢勢能擺平。聽他說幹打手這一行的人比同村人大都先富起來。
　　我想除了“要錢不要命”的價值觀適合現在這個一切向錢看的社會倫理之外，我們的公安部門也有一定的責任，他們沒有用法律的威嚴震
懾住那些為錢草菅人命的有錢有勢的人。這裏不能否認一些公安部門存在腐敗現象，他們不是用法律保護良民，而是欺壓百姓，為有錢有勢的
人作虎倀。我朋友說他村裏幹打手職業的人口禪：公安人員的工資在我老板這裏拿。
　　當然，腐敗隻是局部情形，公安人員經費不足，警力不足，案件太多忙不過來因而打擊不力，等等，也影響法律的有效實施，對社會正義
的保障。
　　最後，願此案早日圓滿解決，讓受害人得到滿意的結果，讓社會邪惡行為得到遏製，正義得到伸張。
　　2002-12-15，夜

 
人民可以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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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寫了七篇關於反戰問題爭論的文章後，我不想再涉及反戰的話題了。受網友文章啟發，考慮到即將召開人大政協兩會的背景，我又寫
了篇《呼喚保障言論自由》，內容引經據典，是古今中外的大雜燴，但意思是明確的，也是能針對現實的：“中國正在向現代文明社會轉化，
百廢待興，但無疑的，保障言論自由，呼喚新聞出版立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在回答網友的跟貼中，我說：“至於保障言論自由的新
聞出版法製究竟怎麽搞，那是專家的事了。我隻能寫點網絡雜文。”同時，我又看到網上消息：胡錦濤總書記表示，今年製出版法，幾年內出
台新聞法。
　　後又看到lyx760網友在貓壇質疑我這篇文章：“我記得好象美國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禁止國會製定有關新聞、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法
律，因為憲法已經製定了，言論自由就是非常明確的規定，還有什麽不明白的？所以主帖說‘國民黨政府的鉗製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當然不好，
但沒有保證言論自由的新聞出版法更不好。但共和國成立以來，到今天還沒有一部新聞法，也沒有出版法，’我就不懂了，美國的言論自由比
國民黨還不好嗎？”這促使我進一步地思考有關問題，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人民可以說不。
　　 “美國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禁止國會製定有關新聞、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法律”，而我在中國呼喚“保障言論自由，企盼著‘經過了
中國人民的批準’的新聞出版法製早日建成”，我的想法錯了嗎？決不是，因為中美國情不同。這牽涉到兩國的社會結構有著顯著差異，即“
全能主義”國家和“公民社會”國家的不同。
　　“公民社會”是Civil Society的本意，源自希臘雅典的“城邦政治”，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就包括有這種思想，但是以國家和社會
的分離為基礎的近代公民社會概念則是在17至19世紀之間才出現的。這個概念包含若幹基本要素：一個公共權威之外的私人活動空間（市場、
家庭、社團等）；由私人活動中逐漸產生的公共領域（從早期的咖啡館到後來的政黨和大眾傳媒）；一個外在且獨立於國家的社會，一個具有
高度自主性的社會，等等。
　　西方社會有一個重要思想：“公民社會製衡國家”。他們認為，國家是“必要的邪惡”，國家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公民社會需要國家調解其
內部的利益衝突，保護其安全及完成公民社會無力承擔的公益事業。但是國家具有自我擴張的傾向，若無力製止，國家權力和國家活動範圍將
會無限製地擴張下去，從而危及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因此自由主義者主張以公民社會來製衡國家，劃定國家行動的界限，限製國家權力的擴張
。現代的民主主義者繼承了自由主義的思想並已形成一個共識，即一個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乃是民主必不可少的條件。
　　體現這種思想的美國社會結構一開始就是公民社會大於國家，國家是在公民社會基礎上產生的，並為公民社會服務。以研究東歐問題見長
的美國學者邁克爾.伯恩哈德認為，“民主體製下惟一良好的權力配置就是強國家和強社會共存；在這種格局下，國家有能力有效地工作，公民
社會也足夠強大以防止國家權力過渡擴張而侵犯公民權利；雙方中任何一方過於弱小，都會產生嚴重的問題。”但在美國，公民社會是非常成
熟自立的，力量上也強過國家。法律體現國家意誌，而憲法體現公民社會意誌，美國憲法已經承認和保障了新聞、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
由。美國國家如想製訂“製定有關新聞、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法律”，容易被看作是對公民社會的侵犯，必然會遭到反對。這正如lyx760
網友所說的關於美國的情形。
　　但中國則國情不同了。已故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曾把毛時代的中國政治製度定義為“全能主義（totalism）”的國家，其特
點是執政黨以國家的名義對經濟以及各種社會資源實行全麵的壟斷，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三個領域高度重疊，國家政權通過自上而下的統治
機構對民間進行無孔不入地控製。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一化三改造”運動基本上消滅了私營經濟和私有產權製度，摧毀了民間社會賴以
生存的經濟基礎，實際上把民間社會從根子上鏟除掉了，使得過去的“國家──公民社會──民眾”的三層結構變為“國家──民眾”的二層
結構。國家直接麵對民眾，政府直接依靠國家機器統治民眾，中間沒有一個作為緩衝層的公民社會。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所的鄧正來認為，中國現代化兩難症結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於國家與社會二者之間沒有形成適宜於現代化發展的良
性結構；確切地說，在於社會一直沒有形成獨立的、自治的結構性領域。他提出，中國的市民社會應是指社會成員按照契約性規則，以自願為
前提和以自治為基礎進行經濟活動、社會活動的私域以及進行議政參政活動的非官方公域。民辦的“世界與中國研究所”負責人李凡認為，強
大的個人自由的要求將是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最基本的因素，這種因素一旦被激活，將很難再被束縛起來，實際上中國市民社會的內在衝動已
經被激活，在這樣的動力下，市民社會的發展是無法阻擋的。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這兩大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
　　如果說美國是在成熟的公民社會基礎上形成國家，“國家──公民社會──民眾”的三層結構完整，並且公民社會最強大，那麽，中國則
是另外的情形。中國過去幾乎沒有公民社會，現在還隻是萌芽階段，“國家──公民社會──民眾”三層結構中第二層嚴重不足，國家力量巨
大，民眾被治理成“沙”一般。美國的憲法體現公民社會意誌，中國憲法體現國家意誌；美國公民社會為維護自己利益反對國家製定法律侵犯
公民社會權利；中國的公民社會要想成長，必須製定法律來修正、完善憲法，限製國家權力，保障公民社會的意誌。
　　所以，就拿言論（包括新聞出版）自由來說，美國成熟的公民社會已經有實存的言論自由，並且憲法保障了這種自由，公民社會反對國家
製定有關言論自由，新聞、出版的法律來限製這種自由。而中國，不存在像美國成熟的公民社會那樣有已經實存的言論自由，要爭取到這種自
由，正在萌芽發展中的中國公民社會就需要製定有關自由，包括新聞、出版的法律來修正、完善一直不能保障言論自由的憲法，限製國家權力
，體現公民社會的意誌，確保言論自由。
　　在中國這樣不同於美國的國情下，中國要想推進現代民主化進程，必須興建公民社會，以“公民社會製衡國家”。在這樣的思想下，我們
應當致力於個人的自由、社會基層組織自治的發展、和更為廣泛的有力量的社會階層的發展。應當加強已經活躍的社會組織所產生的社會自治
、自主、自我管理、與國家的分離、民主的需求，以此在中國進行一場靜悄悄的民主革命。
　　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要想取得實質性進展，在於公民社會的興起，而公民社會的興起在於民間自組織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也在於人民積極投
身到公民社會的建設中，向嚴重越界的強大的國家權力說不。人民可以說不。
　　（讀書筆記。檳郎：本名李檳，大學中文係教師）
　　2003-03-02

中國官場與西門大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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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官為本位的中國社會，當官，是每個人求取功名利祿的最好途徑。古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早被時代改造成“萬般皆下品，
唯有當官高”了，我已為此專門寫過文章。古人讀書的目的隻是為了一朝金榜題名，戴上烏紗帽，讀書成了做官的橋梁，今人則更直接了，“
千鍾粟”不需寒窗數載書裏尋了。吸取了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精華，又結合了西洋現代文明的中國官僚製度，使整個社會的政治生活、經濟生
活和文化生活都總是不得不以“官”為軸心轉動。雖有知識分子們寄予美好盼望的中產階級崛起了，也無非是“古已有之”的官商勾結，中產
階級的代表《金瓶梅》中的西門大官人便是兩者結合的典型：闊人的嘴臉。
　　中國社會，政治是倫理化的政治，整個官僚體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義利”為紐帶來維係的。“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為腹心”，上
下級如“上下其手”，官官相護成一個牢不可破的特殊堡壘。雖然中國文化一貫的“義利之辨”，總是義在利先，君臣際合常以君子淑女之結
合作比喻，但溫情脈脈的麵紗下掩不了赤裸裸的利益勾結。這種溫情在官場文人吹噓的“外舉不避親”的實行上實是一個絕大的諷刺，“內舉
不避於親”倒是與“家國一體”的國粹相得益彰，日益發揚光大。義利之辨還有一個表現，就是官民際合常以父子之結合作比喻，“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父君又叫“公仆”，“青天大老爺”，人民便是兒子或“私仆”了。這種把統治與被統治關係，把掠奪集團與被壓榨之大眾的
關係倫理化，也是中國官文化的一大特色。
　　精通中國國粹的費正清博士在對官文化的理解上正像他的中文名字一樣，使中國人感到親切。他認為，在中國式的官僚體製中，突出之點
是“勒索”和重用親戚，“這是彼此起加強作用的孿生製”。下級官員在履行其職責的過程中，照例要饋送上司“禮敬”，官員們的如此外快
收入是維持其利益的一種重要方式，並且，官員們靠我們今天稱之為“係統化的貪汙”行為來擴大其既得利益，這是中國特色官場體製必然出
現的伴生物。這種建立在“勒索”上的官僚體製內部實際是一個“庇護製網絡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在庇護者與被庇護者的關係中負擔的義
務比他們在政府工作中通常承擔的要重要得多。國家國家，國與家相通，官場便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宗法製“家庭”，非私人的社會製度與私人
關係緊密結合，這是政權腐化的根源。因此，“招權納賄、任人唯親、裙帶關係以及所有饋贈和小恩小惠，是中國官場的通病”。前一段時間
，報紙新聞爆出了一個趣事，一個縣的頭兒除了不識好歹的“化外之民”，隻有他老婆沒有向他行賄。既是中國官場特色，此事實多矣，還有
什麽可奇怪嗎？
　　跳出官場內部看官民關係。老百姓隻能看到“官官相護”和“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他們除了送上小命或準備掏盡血汗錢，還
能做什麽呢？而金發碧眼的“老外”就能看出什麽了。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裏提醒他的外國人：“記住中國還不是個民主國家，
在政治鬥爭中常常恢複純封建手段。在報紙遭到完全控製，人民被剝奪政治權力的情況下，人人都知道要想向南京進言或者改變它的政策，隻
有一個有效辦法，那就是武裝示威”，即中國人所說的“兵諫”，這是唯一可能有效的手段。所以魯迅反對徒手的學生遊行，認為“奉旨遊行
”的除外，怕隻能僅僅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政府衙門前是個“死地”。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社會生活當然包括官場。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當代文壇出現了一大批反映和揭示官場生活內幕的小說，其中影響
極大的如王躍文的《國畫》、何申的《年前年後》，劉醒龍的《分享艱難》等，使“官場”再一次集中地在形象的反映生活的藝術中得到展示
。但這批小說在批評界得到部分的肯定同時，伴隨的是更多的批評。批評的意見主要有兩點：一是津津樂道正麵官場人物如何宦海沉浮中極其
優秀地洞悉和適應了“為官之道”，並且作者本人在淋漓盡致地展示這些官場遊戲法則、技巧的時候也流露出欣賞、玩味的態度，似乎有功於
讀者以後當官所用。二是當下為官的最高法則是“分享艱難”，這正是上麵提到的一篇作品的名字，批評家們作為知識分子一開始以為要已經
邊緣化的他們與主政者們一道分享“在改革中腐敗”的艱難，很快發現理解錯了，小說中是鄉黨委書記和養殖場經理洪塔山分享艱難，發不出
工資的小學教師們靠邊站，因為前兩者是各有勢力。
　　九十年代的官場不同於前三十年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西門大官人”的出現，這是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者呼喚將成為中國中產階級的、出
現後又終於失望的一群。即劉醒龍小說中的養殖場經理洪塔山之流，官人孔太平的表妹被這“中產”人強奸了，但孔太平要與“中產”人們“
分享”在改革中腐敗的“艱難”，也聽之任之了。赤裸裸的利益勾結是中國政治最大的特點，在中國式的官僚體製中，突出之點是“勒索”，
即“權力尋租”，中產們正是好對象，而後者的錢必須與前者的權力聯係，才能使自己成為西門大官人那樣的“闊人”。官人和中產人們互有
利用，自然一拍即合，共同作“闊人”。隻要看過幾百年前中國“古已有之”的《金瓶梅》，便明白，又有什麽奇怪的呢？養殖場經理洪塔山
之流隻不過是當日“我大宋”的“西門大官人”罷了，隻不過少了風流倜儻，多了粗鄙俗陋。還有不同的是，現在有精通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厲
以寧教授院長之流舍命為其辯護，將當今的“西門大官人”們送到翰林院掛個“翰林大學士”還不知足，還要嚴禁“鄆哥兒們”揭示出西門大
官人們的“小”來，先下手為強地誣蔑他們為“仇富”分子。
　　我雖在官場混跡多年，由於不懂“官場之道”，便成為一個異類，終於“尋找別樣的人們”去了。但是，我這一群人中，雖有孟子先生發
怪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太祖皇帝終不容於他。到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訪”到自由憲政主義的胡適之先生的“好政府主
義”，已經是中西文化結合在官場上集大成了。隻有魯迅是個異類，指出“好政府”與“好藥方”一樣，除了文人拍馬屁和官人們自我吹噓之
外，實在沒有什麽。
　　誠如魯迅先生在《學界的三魂》一文中談及“官魂”時所說：“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
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我既為異類，還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
秋與夏冬”，繼續做我的卑賤者吧。
　　2003-3-18

 
我常常準備著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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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父母為什麽要生我來到這世上，並且是中國的貧亂的土地上。我奇怪父母生育了六個兒女，夭折了一半，偏偏是三個如花的姐姐死
了，我卻痛苦地活在這個人世上。父母都已經離開人間了，我還要在人世間繼續掙紮。憑我現在的年紀，我還必須在人世生存幾十年，是否太
長了？我常常準備著自殺。
　　我三十多年的實有人生中，飽經了一個社會下層人的苦難，屈辱。人到貧賤百事哀，這世間還有什麽可留念的呢？我深深懂得這個世界是
上蒼為闊人們創造的，為聰明人創造的，我隻屬於貧賤者的一群，既不闊又不聰明。我更明白，我這一種人群生來就是為聰明的闊人作點綴，
以顯示他們相對我們的闊而且聰明，點綴這個似人非人的人間。我還有什麽可留念的呢？
　　我常常準備著自殺，準備著自殺的時候，我就想著我所受到的人生種種悲哀。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但沒有生的留念，卻有著生的苦
痛的記憶，我將帶著這記憶離開人間，直到在地府中的度忘川中才能徹底永久遺忘。
　　我1968年出生在中國安徽省中部的一個小山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我的祖父母生養了六個兒女，卻不能全都養活，如最大的入贅到
別人家，最小的被別人抱養走。父母也生養了六個兒女，比上一代更慘，餓死了一半。我在貧亂的中國鄉村土地上如野蒿子一般瘋長，奇跡般
地活到現在，我卻目睹了許多兒時的玩伴遭天災人禍，現在早已化為黃土。
　　我上學讀書了，放學回家，放牛放鵝，回家卻吃不到米飯，而我的故鄉卻是有名的魚米之鄉。揭開鍋，全是山芋南瓜，就是不見米飯。後
來進城，在外國，看到街上小賣烤山芋，我從未買過，我在童年時已經吃夠幾輩子了。我一個月吃不到三餐豬肉，營養嚴重不良，後來進城後
，城裏人已經將豬肉驅除出宴席了，我卻天天要吃豬肉，算是對過去的補償。
　　去很遠的鎮上上中學，我住校。每餐吃著家裏帶來的鹹菜，隻花五分錢買一點熱青菜湯。我常常沒有菜吃了，寡飯吃不下，就加鹽開水泡
著吃。這時我的身體正在青春發育期，我整天感到餓，一餐打一斤米飯還忍耐不到下一餐。我清楚地記得，我已經是大學生了，我也吃過這樣
沒有菜的米飯。比起沒有米飯吃的歲月，這樣的日子已經很幸福了。
　　工作以後，發現我這個來自貧瘠的鄉村的人根本被城裏人看不起。告別鄉村以後，我開始過著在城市裏的貧賤的生活。我發現在一個金錢
和權力衡量一切的世界，我這個兩手空空，樸實忠厚的鄉巴佬對象都難找。苦難還在後邊，我教師工作第一年實習期竟未順利通過，我要被單
位退回教委重新分配。這是我第一次與城裏有權人打交道，便徹底慘敗。到底我被發配到監獄，呆了很多年，往事不堪回首，發現自己根本不
適應那個世界，我便通過考研逃出來了。
　　到大都市的名牌大學讀研究生了，暫時逃避了有權人的欺壓，我沉浸在知識的海洋裏，但饑餓這個老朋友又來騷擾了。為了生存，我不得
不逃課，丟下書本，去社會上打工，做家教，給書商當槍手，給商店當保安，終於挨到畢業。但等著我的又是什麽樣的世界呢？父母貧病交加
，相繼不到周歲六十歲便過世了。我成家，母親沒看到。我有了兒子，父母都沒看到。
　　我三十歲研究生畢業重新走上社會，等著這個貧賤的鄉下人的又是什麽呢？我的工資隻能維持基本的溫飽，集體宿舍除了基本生活用品和
藏書，我身無長物。我成家了，在外麵租的房子，房租占去我四分之一的工資。老婆是老家安徽城鎮戶口，辦了停薪留職來南京與我同住，每
個月的暫住費是15元，她卻因外地戶口沒有工作毫無收入。我找單位領導求告，不知跑了多少次，我甚至對領導說，我快要發瘋，精神崩潰了
，依然難以解決這個老婆戶口的調動問題。我是這個大都市的高級知識分子，我老婆卻要交暫住費才能與丈夫合法地住在一起，這是什麽社會
！
　　單位到底動了惻隱之心，每年的三百元的困難補助都給我，另給了我一套23平方米的公房租住。房子不小了，但我一家數口住的確很擁擠
。一間4平方米的小房給我做書房，幾千冊書沒有地方放，狠心交由老婆處理賣了上千冊，剩下的書都堆到床板底下。書房裏除了一張床就是一
張桌子一個電腦，這個最現代化的教研設備還是我嶽父母讚助的。
　　以上，我談的是我自己，但我的常常準備自殺的原因不隻這些。君子固窮，顏回也不改其樂。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隻
有憂，何曾有“後天下之樂”？放眼祖國的鄉村，三農問題，我的熱愛的鄉村依然貧亂。再看城市，紅燈綠影，紙醉金迷之外，是貧窮的工人
階級的苦難，哀告無力。“貧困，像一隻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塗抹在城市表層的繁榮。”放眼知識界，放歌著中產階級的美夢，製造著王
曉明所說的“半張臉的神話”，冷漠甚至仇視著下層人民的貧困，恬不知恥地充當闊人們的走狗。我對這個弱肉強食，笑貧不笑娼的社會還有
什麽留念呢？
　　我因為極偶然的機會告別祖國，來到韓國工作，我仍然逃不了作為貧賤者的命運。我因為是中國大陸人，命自然賤，別人看不起也是祖國
的原因。有個同事也是華人，但他是加拿大國籍，雖是本科生才二十幾歲，韓方給他的工資比我高。要是純種的西方人，收入就更高。我這位
加拿大籍華人同事因為不是中國的護照，他去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免簽證，我卻成為海外各國不受歡迎的人，因為我是純粹的中國人。
　　我常常想到自殺。我這三十多年的人生中，自殺或者變相的自殺如出家，念頭頻頻發生，就是實際行動也發生過好幾回了。各舉一例。我
19歲上大學的時候，給班主任留下一個紙條，然後一個人跑到南京的棲霞寺要出家做和尚，但方丈不收，要“單位”同意出證明才行，還說我
是中文係的大學生大都多愁善感。我20多歲剛工作不久，一次跑到蕪湖到合肥的大公路上，準備鑽到飛速行駛的汽車的車肚裏去，但司機太機
敏，猛刹住車喝住了我，還罵我我找死呀另找個地方去。讀研究生時，我到金陵協和神學院上讀經班，準備出家當洋和尚，但聖靈就是不充滿
我，牧師不給我受洗。我想到從南京長江大橋上跳下去，我想到到黃山最高峰蓮花峰或天都峰跳進雲海裏去，我想到跳進黃海或韓國東海（日
本海）裏去。我更想像一些作家那樣，用槍自殺，我曾玩過五四六四手槍，折疊式衝鋒槍，但我現在沒有槍。
　　我對這個闊人們的世界無所留念，我生存著隻能遭受屈辱，我便常常想到自殺。但當我實施自殺行動的時候，我的精神導師魯迅先生便從
冥冥之中告誡我，戰士是從來不自殺的，寧願被別人打死，去做一個戰士吧，與這個不合理的世界作鬥爭。我能成為戰士嗎？精神導師的話為
難著我，但我想到他的“反抗絕望”哲學，我便繼續活下去，直到下一次實施自殺行動。
　　由自殺想到死，再想到立遺囑。魯迅先生不也在文章中立了遺囑嗎？我一時還不會死，我的死必須我自己的主動選擇。我效仿一下魯迅先
生立一份遺囑吧。一是給兒子的，我對不起你，怪你的命不好，生在貧賤之國之家。二是死時安葬，願給我身上披一幅中共黨旗，我不是這個
黨黨員，但我是與它“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民主黨派的成員，我不是想死後被追封為中共黨員，我隻是愛這旗子上的鐵錘和鐮刀的圖案。三
是墳上立個碑，碑文是：這是個貧賤者，他戰鬥過，但生不逢時。
　　2002-12-09

 

我的設想是當一個工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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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創作，先是寫產業無產者命運的，再批評1949網友對窮人麻木，到後來我對自己一般的窮人絕望地苦惱，寫了《我常常準備著自殺
》，是邏輯遞進關係，是：說別人的事，說著說著，自己也傷心起來了。很多熱心的網友勸我想開點，千萬不能尋短見，使我非常感動，我謝
謝他們。其中一個貼子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影響，說到我的心裏來了。這個網友叫dingli，是四川一個中學的女教師。請看她的貼子：
　　
　　檳郎先生、本家老弟你好！讀了你的《我常常準備著自殺》一文後，確實證明了你是喜歡魯迅，而且還展示了你魯迅似的風範和文彩。“
三個如花的姐姐死了”，美好的人不在了，而你“還要在人世間繼續掙紮”，你想翻身求解放，走學而優側仕的路，研究生畢業了仍要租房子
住，還是屬於貧窮階級……！貧窮使你想到了出家，尋求精神上的平衡，於是“到金陵協和神學院上讀經班，準備出家當洋和尚，但聖靈就是
不充滿我，牧師不給我受洗。我想到從南京長江大橋上跳下去，我想到到黃山最高峰蓮花峰或天都峰跳進雲海裏去，我想到跳進黃海或韓國東
海（日本海）裏去。”隻可惜參與討論的大多是“善良的華老栓”，還認為你真要“自殺”，“餅”做大了窮人卻分得很少，反而比原來更饑
餓，自私的自我奮鬥為什麽仍然不能脫離貧窮階級，是不是該用毛澤東思想指導行動了：去辦農民講習所；收拾行囊去安源煤礦？
　　
　　這位熱心網友的貼文中說，“想翻身求解放，走學而優側仕的路”，是不確的，一首歌唱得好，讀書是為窮人要翻身，不是為做官。最打
動我的是她貼文中的最後一句話，知識分子的謀求大眾解放不隻是在書齋裏。但我對以後的事無法預料，如果真的有機會到現實的下層社會中
去實踐，我的設想是當一個工會委員。
　　我對實際社會活動的設想是當一個工會委員，可能不是“毛澤東思想指導行動”。我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巴金先生的中篇小說處女
作《滅亡》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影響，我百讀不厭，對我產生巨大的衝擊力。當我第一次說出我的未來設想是當一個工會委員時，我的腦中便
浮現出《滅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的形象。我喜歡學習魯迅，魯迅思想是我要學習和發揚光大的，但在當工會委員的設想上，巴金先生的《滅
亡》這部作品是我的指導老師。
　　《滅亡》這部小說是巴金1928年在法國時期寫成的，當時巴金正憤激於國內社會的黑暗：社會嚴重貧富分化，統治階級與富人們，帝國主
義者勾結在一起，瘋狂剝削下層勞動人民，後來毛澤東稱之為壓迫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巴金雖出身富門，但很小時就受到五四以來的
中國左翼思潮影響，堅定地站在窮人一邊，背叛了封建資本性的家庭，隻身遠行，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這部作品雖是巴金的小說處女作，也
是他青年時期思想探索的一個小結。
　　巴金的《滅亡》中的主人公杜大心便是一個工會委員，他出生於一個窮苦人的家庭，雖然通過讀書成為一個知識分子，但在這個由闊人們
主宰著的社會裏仍然百般受到歧視。他喜歡俄國的民主主義者，寫過模仿美麗的俄羅斯女郎獻給她的被沙俄政權發配到西伯利亞的革命者情人
的戀歌。這些作品深深地打動了一個中國富家少女，她給了杜大心本人和他的工會事業巨大的支持和愛護，他們終於相愛了。但是，杜大心卻
是個為窮人翻身解放而準備獻身的戰士，隨時會丟掉性命，又由於他患著嚴重的肺結核病，他對他心愛的女郎主動的愛的表示退卻了。
　　小說裏非常真實地揭示了當時中國產業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的現狀，他們在資本家及其爪牙的殘酷欺壓下，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他們還
不能反抗，稍微表示一下對壓迫者的不滿，便遭到政府的殘酷鎮壓。但是，左翼思想從西方輸入中國了，作為左派分子的杜大心熱愛左翼思想
，堅決和被壓迫者站在一起，為他們的翻身解放而鬥爭。在杜大心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深入民間，積極參加工人運動以後，工人階級顯示了自
己的政治力量。杜大心是這樣的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工會的一名委員，工會運動的指導者和實際參加人。
　　杜大心時代的產業工人階級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鬥爭的運動，受到政府的敵視。杜大心所在工會的一個戰友，也是他的追隨者，一個普通
的工人在晚上街上張貼傳單時被政府的爪牙抓了，判了死刑，杜大心親眼看到他的慘死，激起他絕望的仇恨。他準備去刺殺當地政府的官員，
為戰友報仇，犧牲掉自己的性命。但他怎能放得下他心愛的美麗女郎呢？
　　這部小說最感人的情節就是杜大心決定刺殺政府官員拋棄性命之後，他向他的情人的告別。杜大心說得含蓄，女郎沒有完全明白，隻是忠
誠於他，信賴他。他走出女郎的家，一次又一次地回來，站在樓下眺望樓上女郎窗口裏顯示的美麗的身影，但他終於咬著牙走了。杜大心刺殺
殘酷鎮壓工人運動的政府官員，犧牲了性命。他的情人在知道這個噩耗以後，毅然地拋棄了舒適的富家小姐的生活，投身杜大心的事業。她出
版了杜大心的文集，成為一個工會運動的活躍分子。
　　巴金的小說《滅亡》傾注了巴金的強烈的愛和恨，是一部魯迅所說的“攖人心”的作品。這部作品還有續集《新生》，續集裏，杜大心的
情人成為了成熟的工會運動領導者，還帶動了自己的哥哥，一個闊少爺參加了下層人民翻身解放的鬥爭。續集主要寫這個闊少爺由憂慮到一往
無前地投身產業工人運動，終於被富人的政府殺害的全過程。
　　寫到這裏，發現我這篇文章寫成了文學評論了。沒關係，文學反映生活，生活與文學是緊密聯係的。我設想我當一個工會委員，自然受到
巴金小說《滅亡》中的杜大心的影響。但我可以說，時代不同了，現在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憲法也確認他們是國家的領導階級。當然，社
會時代轉型，很多傷害工人階級的事是難免的，我當一個工會委員，可以為他們說話，捍衛他們的利益。
　　我的設想是當一個工會委員。
　　2002-12-12

 

呼喚保障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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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大都熟悉魯迅文章提到的裴多菲的著名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當然，對於我們這些平凡
的芸芸眾生來說，生命和愛情都是寶貴的，自由更是寶貴的，哪一樣也不能輕言拋棄。“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從這一點來講
，自由社會對於人生無疑是最寶貴的。文人好雲：“君子動口不動手”，但在一個社會確有“動口”也不準的現象，就不免叫“君子”們為難
了。“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寫出的文字不能自由發表，今就不如“古”了。言論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國正在向現代文明
社會轉化，百廢待興，但無疑的，保障言論自由，呼喚新聞出版立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
　　中國古代有提倡言論自由的故事。《國語•周語》載，周厲王虐政，國人“謗之”，厲王就找了一個“巫”作為“監謗者”，一旦發現有
人批評，就殺之，“於是，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還得意地把這情形告訴邵公，說“吾能彌謗矣”，但明智的邵公不滿厲王的這種行
為，就勸他開放言禁，理由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但厲王
就是不聽，邵公也就沒有辦法了。但周朝很快就發生了社會動亂，周厲王自食其果。這種中國古代從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光輝地存在著的“為川
者決之使導”的哲學思想還與數千年後的西方思想大儒哈耶克的不幹預主義思想相通，在《通往奴役之路》裏，哈耶克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
“通往地獄之路，常由善意鋪設……如果人類放棄自由主義的精神，想憑著良好的意願，自以為是地去計劃、設計社會，必將把人類引向深淵
。”哈耶克在治理社會思想上反對的正是像周厲王那樣的強行幹預的“甚於防川”的思維和辦法。
　　言論自由是中國民主化進程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基本條件。民主社會製度承認最好的統治是得到每一個公民同意的統治，至少要得到多數派
公民的同意。由此必須承認公民的知情權、投票自由和最低限度的言論自由。言論有多重性，一個社會它可能會懲罰危及社會生存發展的言論
，但事前防堵和事後疏導兩者有著實質的區別。因為言論總是由少數人發起，然後得到讚同才逐步擴大，成為多數人的言論。所謂真理往往掌
握在少數人的手裏，就是這個意思，它的潛台詞正是少數人的言論，或一時被看作“反動”的言論，以後會被社會廣泛接受。所以一旦某個政
權或團體事先控製言論的發表，那就表明它對於自己是否代表多數人已經沒有自信，這時多數人的統治是否名副其實就已經很可疑。對言論自
由的扼殺，是專製政府的顯著特征之一。
　　我曾經看到過楊支柱兄的貼子裏的一段話，說得非常好：言論自由作為民主製的基礎受到高度強調，原則上言論不但不能事先檢查、控製
，而且也不能事後追究；隻有當言論直接侵犯了他人的權利（如揭露他人隱私或誹謗他人名譽）或引發了暴亂（例如鼓動一夥群情激奮的示威
者拿起武器）時，言論才被根據它的後果作為“行為”而例外地受到追究。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絕大部分人的道德勇氣有限，不敢冒事後追
究的危險發表言論；隻有廢除了對言論的事後追究，早先的少數派才有說服他人成為多數派的可能，民主製才能建立在更真實的基礎上。此外
，言論自由的重點也由古代的大鳴大放轉變為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
　　我所崇拜的思想導師馬克思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中說：“出版自由也有它自己的美（盡管這種美絲毫不是女性的美），要想保
護它，必須喜愛它，我感到我真正喜愛的東西的存在是必需的，我感到需要它，沒有它我的生活就不可能美滿。”我呼喚的“保障言論自由”
，正是馬克思所說的“沒有它我的生活就不可能美滿”的“出版自由也有它自己的美”。我永遠和人民站在一邊， 而“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
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係起來的有聲的紐帶”，“要使報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應該從外部施
加任何壓力，必須承認它具有自己的內在規律，這種規律它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由於專橫暴力而喪失掉”。偉大的恩格斯先生響應馬克思先生對
言論自由的呼籲，他在《〈新萊茵報〉審判案》中說：“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
在的耳目，是熱情維持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我為兩位導師的話而激動，他們心中理想的社會主義正是一個應該充分保障
言論自由的社會。
　　過去國民黨的民國政府雖然製定過類似出版法的東西，但不是保障言論自由，反而是鉗製言論自由的專製工具。現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
曾經愛言論自由和為人民謀福利而奮鬥過的。新華日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社論，《打碎法西斯式的出版法》，嚴厲地批評了國民黨政權
下的言論不自由：
　　
　　國民黨當局摧殘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地發生，互相競賽似地，北平一下子封掉了七十七家報紙、雜誌、通訊社，上海也就查禁了《文
匯周報》《新華周刊》《消息半周刊》《群眾雜誌》，其他如《文萃》《周報》《民主》《昌言》《人民世紀》等刊物據說也被上海市警察局
認為有違反出版法之處，準備查封。
　　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後，於民國十九年公布了箝製言論出版自由的出版法；二十六年公布了條文更加嚴密的修正出版法。這個所謂“法”
，經過了中國人民的批準沒有呢？沒有！中國人民從來沒有同意這些嘴上的封條、身上的鎖鏈！中國人民從來就是反對這些非法的“法”。…
…現代民主國家象英美都根本沒有專為箝製言論出版自由而製定的出版法這樣的東西。而在出版法中，采取報紙期刊不僅必須申請登記，而且
必須獲得批準始得發行所謂特許製度的，更隻有法西斯國家始有此惡例。在中國，也僅僅竊國大盜袁世凱曾經在民國三年頒布過與這相類似報
紙條例，而這個條例隨著袁世凱的垮台而被廢止了。
　　中國人民知道他們要走的路，他們將再接再厲地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與各種神聖權利而鬥爭。在言論出版自由方麵，他們將象打碎過去的檢
查製度一樣打碎這種法西斯式的出版法及其他各種限製。
　　
　　國民黨政府的鉗製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當然不好，但沒有保證言論自由的新聞出版法更不好。但共和國成立以來，到今天還沒有一部新聞法
，也沒有出版法，有的隻是各種不利於言論自由的土政策或“內部”的規定，不知是什麽原因。但顯然的，言論自由環境時好時壞，總不能讓
人滿意，更不適應加速發展的民主化改革潮流，主要是缺少保障言論自由的新聞出版法製。傳說元老派陳雲過去多次阻撓新聞法、出版法的製
定，他的理由是：新聞法、出版法是“我們”奪取政權時與國民黨鬥爭的銳利武器。“現在是我們掌權，難道要製定一部束縛我們自己手腳的
法律嗎？難道我們要絞盡腦汁為反對我們的敵對勢力提供銳利的武器嗎？不製定法律，我們怎麽做都行。一旦製定了新聞法、出版法，就是授
人以柄，把自己的手腳捆起來，讓敵人狠狠地打擊我們”。但我想，陳雲話中的“我們”概念已經含糊不清了，現在執政黨已經自稱是“全民
黨”，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的利益，最廣大的人民都是“我們”了，在人民的中國實行新聞言論立法的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網友東海一梟在《新聞改革為先導》中說：“世界早已步入信息化、市場化、民主化、全球化時代，中國新聞業隻有從觀念、政治上進行
根本性的改革，才能真正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從而躍上時代潮頭，成為政治改革的排頭兵。新聞改革與政體改革，唇齒相依，相輔相成，互
相促進。”誠然此理。
　　我呼喚保障言論自由，企盼著“經過了中國人民的批準”的新聞出版法製早日建成。
　　2003-2-28

 

《關於舒蕪先生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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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舒蕪先生的是非》（理論）
（張業鬆，《書屋》2000年第11期）
胡風“集團”案是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學者林賢治以此觀點寫成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人們隻是叫好，幾乎沒有異議。但
這並不表明對待胡風事件已有共識了。果然，現在，一些人站出來為冤案的製造者之一舒蕪開脫責任，揚言他有“背叛（胡風）的權利”，而
胡風，似乎罪有應得，因為他是“兩麵派”，至於冤案受害人的申辯則被他們抨擊為對舒蕪這位“充其量是個思想上的迷途者，而非道德上的
小人”施以“人格上的攻擊”。現在知識界不是流行“顛覆”、“消解”嗎？這股新評胡風事件之風可以將林賢治文章的積極影響衝刷殆盡。
這使我深覺正反兩麵的較量從不是畢其功於一役的，拉鋸戰還將繼續，但無情的曆史在未來終究有情。因此，張業鬆先生這篇三萬字長文《關
於舒蕪先生的是非》的出現，有其極大的價值，我認為可以和林賢治的文章並列為世紀末關於胡風事件最優秀的評論的“雙子星座”。
這篇文章對胡風案的時代背景、胡風本人的性格中的悲劇性因素、舒蕪對胡風事件所應付的責任、舒蕪作為他那種角色的內在心理特質、以及
近來為舒蕪“翻案”的文章的致命缺陷都進行了精細的事實論爭、理論剖析。觀點是鮮明的，有意義、有思想深度；文風是端正嚴肅的，讀者
又可感到一種對曆史負責、對善負責的巨大激情，因其被包裹著而更加逼人。並且此文作為駁論文的論辯性也非常到位、精彩。
我與張業鬆是學問上的朋友，我一直認為他是同情舒蕪的。他與舒蕪有私交，舒蕪在《回歸五四後序》裏也稱他為“我的青年學者朋友”。讀
了《書屋》上這篇文章後，七月派老詩人化鐵也說和我一樣有點詫異。想想後，我們大家應該能理解：業鬆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理性來審
視胡風事件，他並不必要考慮其它。讀者了解這一點很重要。

 

新文化運動與官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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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知道，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與一幫誌同道合者鼓吹新文化新思想、反對傳統倫理道德，特別是倡導和實踐文學革命，掀起了
浩大的新文化運動，成為中國現代文明史的開端。但我們的一般說法包含這樣的重要觀念，即這完全是民間知識分子自發掀起來的，與當時的
政府無關。而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卻是反動的，與新文化運動有關的就是“五四”時鎮壓學生運動。其實，任何一場非以推翻現政權為政治目
標的社會運動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很複雜的，政府的支持對於其成功是必要的，而得到這種支持也有可能性。五四新文化運動實際上是民間知
識分子和官方知識分子共同參與的運動，它的成功與官方一定的支持密切相關。
新文化運動的成功得力於“國語運動”，或者說，是國語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兩個運動的合作的成功。從文化史上說，新文化運動，可有廣狹義
之分，廣義的新文化運動包括國語運動， 而狹義的新文化運動與國語運動是兩個運動，但兩者密切合作和逐漸合流。這兩個運動有很大區別，
主要在於，新文化運動是以《新青年》為陣地的民間知識分子發動的，而國語運動是政府部門知識分子的政務活動。新文化運動的成功得力於
與政府知識分子的合作，政府權力對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做了可靠的保障和推廣。
“國語運動”可追溯到1913年，中華民國的建立後不久，討論國家建設方針大計時，教育部也召開了一個“讀音統一會”，對持續了20年的晚
清拚音化運動作回顧和總結，確定了章太炎提供的“紐文”“韻文”作為漢語的“注音字母”。這次大會也規範了幾千個漢字的標準讀音。由
於袁世凱搶奪辛亥革命勝利果實，教育部沒能正式公布這次會議的精神。袁世凱死了以後，教育部的這幫人想繼續將國語運動推行下去。黎錦
熙在《國語運動史綱》中回憶說：“那時正當洪憲皇帝袁世凱駕崩於新華宮，帝製推翻，共和回複之後，教育部裏有幾個人們，深有感於這樣
的民智實在太趕不上這樣的國體，於是想憑藉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底權力，在教育上謀幾項重要的改革，想來想去，大家覺得最緊迫而又最普遍
的根本問題還是文字問題，便相約各人做文章，來極力鼓吹文字底改革，主張‘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在行政方麵，便是請教育長官毅
然下令改國文科為國語科。”
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裏還是有一些清醒的有誌之士，1917年1月，國語研究會成立，頒布《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暫定章程》，標誌著國語運動正
式發動。
一開始，以《新青年》為首的學院派民間知識分子與國語運動並沒有發生聯係，盡管兩派的觀念上有共同之處，都強調和推廣白話“國語”。
1917年初，胡適和陳獨秀相繼拋出《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鼓吹文學從內容到形式上全麵革命，但以胡適偏重的“形式革命”得
到社會更大反響。又由於語言學家錢玄同和劉半農的加入，文學革命主要在“文字形式”上進行討論、建設。這便與“語言之必須統一，統一
之必須近文”的國語運動目標一致了。難怪，當時的反對國語運動的胡玉縉就第一次將國語運動與文學革命聯係在一起，他指責國語運動者們
“公等日日在中國，日日以國文為仇乎，豈惑於某氏文學革命之說乎”。這“某氏”就是指陳獨秀。但陳獨秀卻忽視了身邊還有一支“友軍”
。1916年，國語運動的推行者們正與胡玉縉爭論熱烈時，有人寫信給《新青年》討論“國語統一”的問題，陳獨秀卻不感興趣，給予推辭。他
說，“茲事體大……此業當期諸政象大寧以後，今非其時”。
隨著語言學家錢玄同和劉半農加入《新青年》陣營，文學革命的提倡者們在重視語言形式的建設後，就很容易注意到國語運動。劉半農與錢玄
同討論製定新韻的問題，就說過“希望於‘國語研究會’諸君，以調查所得，撰一定譜，行之於世。則盡善盡美矣。”胡適還在美國時便也知
道了國語研究會和國語運動，與他的思想相近。他在給陳獨秀的信中高興地說：“知國中明達之士皆知文言之當廢而白話之不可免，此正足令
海外羈人喜極欲為發起諸公起舞者也”。　　　　　　　　　　　1917年底，胡適加入了國語研究會，據說他的申請書是從美國寄到北京的明
信片。這標誌著民間知識分子與官方知識分子攜手，學院派文化運動者開始借助政府的力量擴大自己的戰果。北大校長蔡元培對於促進兩大運
動的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陳獨秀們是他的部下，他本人便是教育部高官、國語研究會會長。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導言》中提
到這件事：“這時候，蔡元培先生介紹北京國語研究會的一班學者和我們北大的幾個文學革命論者會談。他們都是抱著‘統一國語’之弘願的
，所以他們主張要先建立一種‘標準國語’。”
國語研究會成立於1916年，發展很快，到1920年人數達到一萬二千人。這實際上成了政府內知識分子與民間知識分子的大同盟，推動了當時北
洋政府教育部在1918年11月23日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從而奠定了“國語”和白話文的基石。當事人黎錦熙在《國語運動史綱》中就承認官方
對白話語言方麵的貢獻：“中國向來新的事業，不經過行政方麵的一紙公文，在社會方麵總不容易普及的；就算大家知道了， 而且讚成了，沒
有一種強迫力也不會實行……”。並且，一般文學史教材提到的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成果，1920年，教育部訓令全國各國民學校將一二年級
國文改為國語，全賴“朝中有人”：“教育部部務照例是公司主辦的，那時普通教育司司長是張繼煦，就是統一會的總幹事；主管師範教育的
第一科科長是張邦華，主管小學教育的第三科科長是錢家治，都是統一會的會員。修改法令是要經由參事室和秘書處的。那時三參事湯中蔣維
喬鄧萃英和秘書陳任中，也都是統一會的會員。”讓白話文成為官方製定教材的規範語言，這無疑是新文化運動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一
個夢寐以求的收獲，得到了政府的有利的支持。
由於政府推行白話文國語教學，唯利是圖，對新文化運動采取觀望態度的文化商人們也被推動到參加新文化建設方麵來了。商務印書館作為民
營企業在政府的關於推行國語教材的訓令還沒有下來，僅從內部得到了消息，搶先出版了《國民學校用新體教科書》八冊。接著，中華書局也
出版了《新教育國語讀本》。大量教材的出版，是對官方政策的響應，謀取文化產業上的利潤，卻又是對新文化運動的最好的貢獻，更重要的
，出版資本市場建立了與新文化運動的親和關係，資本家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也要支持新文化運動了。
新文化運動是民間知識分子自發興起的，在它的開放的進程中，得到了官方體製內的知識分子的支持，最後政府的文化政策有力地促進了它的
成功，維護了它的成果。最後說一下魯迅的小說《故鄉》，可以說是在中國傳播最廣，閱讀最頻繁的文章了，這歸功於從1923年到今天，曆代
政府都將之選進權力機構推行的國民教育係統的教材，而魯迅正是新文化運動的旗幟。

 

胡適談民主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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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胡適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集，P318---488。
胡適不像現在的一些人鼓吹知識分子隻一味和政府對著幹，他考慮著國家的富強、社會的進步、民眾的福祉，憑著知識分子的獨立和良心，來
作政府的諍友，社會的良知。下麵是胡適關於“民主憲政”和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方麵的言論：
在未上政治軌道的國家，舊的勢力濫用壓力摧殘新的勢力，反對的意見沒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運動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開活動的，往往
不能不走上武力解決的路上去。武力鬥爭的風氣既開，而人民的能力不夠收拾已紛亂的局勢，於是一亂再亂，能發而不能收，能破壞而不能建
設，能擾亂而不能安寧。
我們要用自覺的改革來替代盲動（不認清目的、不顧手段的結果、不分別大小輕重的前後順序）的所謂“革命”。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到的。打
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隻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
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這個根本態
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隻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沒有長期的自覺的奮鬥，決不會有法律規定的權利；有了法律授予的權利，若沒有養成嚴重監護自己的權利的習慣，那些權利還不過是法律上
的空文。法律隻能規定我們的權利，決不能保障我們的權利。權利的保障全國靠個人自己養成不肯放棄權利的好習慣。
中國人的肯吃虧、不好訟，未必是宗教與哲學造成的，絕大的造因是因為幾千年來沒有保護人民權利的律師階級。士大夫不學法律，所以法律
刑名的專家學識都落在一種受社會輕視的階級的手裏，至高的不過為刑名師爺，是幫助官府斷案的；下流的變成了訟棍狀師，不能出麵辯護，
至多不過替人民寫狀子，在黑影子裏“把案”而已。
隻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隻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
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興利更易邀功，也更易作假排場。要興利更要除弊。為政者不知道“除一弊勝於興一利”的政
治原則，不明白除弊正式政府的首要責任，隻知道羨慕建設的美名，巧立名目，廣設機關，結果是每興一利即是多生一弊，即是加多一重人民
負擔。
我們這幾十年的革新工作，無論是緩和的改良運動，或是基金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太偏重注意，而忽略了用主意來幫助解決
的問題，主義起於問題，而迷信主義的人往往隻記得主義而忘了問題。
有為的建設必須先有可以建設的客觀的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兩件之中，專門人才更重要，因為有價值的建設事業都是需要專
門技術的事業。
反省的第一義是自恥事事不如人。反省的第二義是自恥我們即不如人又還不知恥，白白把八九十年的光陰費在白晝做夢裏。反省的第三義士要
認清我們必須不久的缺陷，人情我們必須趕做的工作，努力做去，拚命做去。
我對於民主憲政的始終信仰擁護，完全是因為我曾實地觀察這種政治的施行，從實地觀察上覺悟到這種政治並不是高不可記得理想製度，不過
是一種有伸縮餘地，可以逐漸改進，逐漸推廣政權的常識政治。
民主憲政不過是建立一種規則來做政府與人民的政治活動的範圍；政府與人民都必須遵守這個規定的範圍，故稱為憲政；而在這個規定的範圍
之內，凡有能力的國民都可以參加政治，他們的意見都有正當發表的機會，並且有正當的方式可以發生政治效力，故稱為民主憲政。憲政的意
義是共同遵守法律的政治，憲政就是守法的政治。
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
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
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草盡之時。
（2000/8/25）
民主與獨裁
檳郎
讀書《胡適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文見第二集，《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P436。
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他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裏想想一兩分鍾的國家大事。平常人的政
治興趣不過爾爾，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過爾爾。然而從曆史上看來，這班阿鬥用他們“看體育新聞，讀便宜小說”的餘閑來參加政治，也不
見得怎樣太糊塗。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鬥是不配幹預政治,也不愛幹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Cricket，看電影，
隻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
現代的獨裁政治的要點在於長期專政，在於不讓那絕大多數阿鬥來畫諾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紀裏，那時不容不容易辦到的，因為阿鬥曾鼓噪造
反的。所以現代的專製魔王想出一個好法子來，叫一小部分的阿鬥來掛一個專政的招牌，他們卻在那招牌之下來獨裁。這樣的政治與民主政治
大不同之點在於過度利用那班專政阿鬥的“權力欲”，在於用種種“騙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阿鬥人人自以
為是專政的主人：不但“逢時逢節”去做畫諾投票的事，並且天天以“幹部”自居，天天血脈奮張的用戶獨裁，壓迫異己，誅夷反動。
民治國家的阿鬥不用天天幹政，然而逢時逢節他們幹真的時候，可以畫“諾”，也可以畫“No”。獨裁政治之下的阿鬥，天天自以為專政，然
而他們隻能畫“諾”而不能畫“No”。所以民主國家的阿`鬥易學，而獨裁國家的阿鬥難為。民主國家有失政時，還有挽救的法子，隻消把“諾
”字改做“No”字就行了。獨裁國家的阿鬥無權可以說一個“No”字，隻能望那個獨裁的首領做“神”了。
“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宣傳的法螺吹過之後，那些“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終無法叫那絕大多數的阿鬥不畫一個No字
。而在獨裁國家裏，就不容製造出一個No字來。同是“騙人的利器”的話，其效果也不同。
凡獨裁政製之下，往往有許多殘暴不合理的行為，因為“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你要他們跟你走，你隻好充分利用它們的劣根性，
給他們糖吃，給他們血喝，才能領他們死心塌地的替你喊萬歲，替你擁護獨裁。
（2000/8/25）

 

讀書得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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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李敖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頁）。
李敖自認為讀書多，並且會讀書。
他認為，“讀書得間”，是在讀書時能夠讀出書中的“竅”、領會出字裏行間的學問來。如讀古書，不能不講求方法地硬讀，因為古書中，有
許多隻是書生理想，並非社會的現象，書生在那兒托古改製，你在這邊信以為真，你就上當了。又有古書中，隻是道德法律，也非社會事實，
古代的社會事實既有距離，現代的你卻盲目相信，你又上當了。所以讀古書，首先要“辯偽”，辯偽以後，就要區分出來什麽書是書生理想，
什麽書是法律，什麽書是社會事實。把這些分辨開，再融會貫通、互相印證，才算“讀書得間”，這以後，從而著述，才算“為往聖繼絕學”
。否則的話，隻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李敖說：“徐複觀說得沒有錯，我真是對中國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會看古書，會利用古書、活用古書，古書本是腐朽，除
非你能化腐朽為神奇，看古書對現代人沒有什麽用途。”（p340）
李說一般讀書情況大致可分兩派。一派是老學究村夫子牌。他們白首窮經，一輩子讀了一些古書，可是他們的方法訓練太差了，又無法接觸到
現代新學問，所以用新知識舊學的一套，他們一竅不通。他們雖然一輩子嗜讀古書、勤讀古書，但可笑的是，他們卻讀不懂古書、無法分析古
書、也無法綜合出結論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們是新一代的學者，不但博覽群書，並且會“讀書有間”，處處發現古書可疑、古事可疑
。這一派有成就，但也難免有兩大缺點：一是疑古過度，往往犯了以書就我的毛病，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卻往往不足；二是不太能用現代
新學問（如天文學、原始社會學）作鑰匙，側麵印證古書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麵抹煞古書的毛病。
李認為，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讀古書的收獲是極其有限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傳統下來的結構與素材，都有嚴重的問題。說到工
具書，則是任何知識分子所必備的書，像辭典、年表、年鑒、百科全書、手冊、索引，以及一些必備的資料。工具書在所有書中，應該列為第
一優先。
我的看法，從不以為讀書而讀書為然。對我來說，讀書的好處，向內求，陶冶性情，頤養性情，娛悅性情；對外看，作為知識分子社會職業工
作的必備，也可達到個人貢獻於社會，成就自己的人生價值和意義，俗話說的，經世致用，差不多是這意思。
恩格斯說，社會的需要勝過十所大學。“問題”，有意義的和能夠探討的“問題”是讀書致用、學術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是讀書求得收獲的途
徑。當然是當代人的問題，這是立足點，但不純是當代的問題，包孕了過去和未來，包孕著靈魂和世界，包孕了意義和事實。研究這樣的問題
，不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有意義。因此，讀書時不可不保有“問題意識”。
李敖談的“讀書得間”，主要是關於古書的，主要是曆史學的治學方法。我想，有了上麵所說的“問題意識”，進入書中，就不會迷失方向，
可以很容易出得來。讀書貴在不輕疑“常理常情”，反之，遇到有違常理常情的話，一定要存疑。古人讀書一有疑問，就搬來很多書找答案，
另一種辦法就是“反求諸己”。今人應當再添加兩個：來自西方的科學知識理論和思維方法，再一是社會實踐。
（ 2000/7/30）

 

魯迅式的治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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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夏中義先生的《清華薪火的百年明滅——謁王瑤書》（《當代作家評論》2000、3）。　
夏中義認為，聞一多在1943年前治中國文學史時所用的——將宏觀時代精神沉凝為詩人“性格哲學”（或人生態度），再呈現為作品，或倒過
來，從作品析出詩人的價值觀念，再衍射出曆史文化流變——這一係統思辯模式，堪稱民國時期文學史研究方法之高峰。再聯係到重在‘士人
心態’中介的魯迅治史方法，他這樣給以高度評價：無論在思辯建構的宏大性、文化透視的深邃性與學理操作的自圓性方麵，皆已逼近聞氏方
法之境界，猶如比肩而立之巍然雙峰，不知比另些將文學等於政治、經濟之簡單反應的宣傳家內行多少。“是的，若將維物史觀生硬地套在魏
晉文學的頭上，則藥、酒、佛、女還有什麽價值？若著眼於‘士人心態’的文化內涵，則藥、酒、佛、女也就被曆史地追認為直接孕育及滋潤
魏晉文學的價值黑土。”
夏中義感慨王瑤先生在寫作《史論》時刻意踐履“魯迅式的治史方法”，那時候，王瑤先生還認為：文學史的‘性質應該是研究能夠體現一定
曆史時期文學特征的具體現象，並從中闡明文學發展的過程和它的規律性’，含有——將宏觀世態背景坐實為具體有徵的個性生態、心態，且
將此看作給定時期之文學賴以發生的直接動因——這一發生學意念。但是，50年代撰寫《史稿》，王瑤先生將“新文學史”設定為革命史之分
支，作品暨作家的文學史位置被取決於其與“革命主流”的組織關係，或與“革命主流”話語的親疏遠近，無疑開了文學學界以論壓史，以至
政治尺度來係統裁定文學史實的先河。當然，王瑤先生晚年對此有反省。
我認為，與純粹的自然科學不同的人文學術研究常會“一缺失”，“二偏頗”。也就是說，人文學科的內在生命是人學，是人靈魂的表達、建
構、呈現的形式，而這一點常會被“缺失”，這又導致“二偏頗”，以論壓史和他史他律。認識的倆種方式是演繹和歸納，都需要普遍觀點與
具體形態的統一，而“以論壓史”則是普遍觀點（一般、普遍）不能很好地整合、扭曲具體形態（個別、特殊），“他史他律”把一門史當別
門的史，如把文學史當政治史，經濟史等。
魯迅式的治史方法是可以避免“一缺失”，“二偏頗”的正當的方法。
（2000/7/26）

 

魯迅與虛妄主義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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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野草•希望》一文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嚴峻而令人困惑的現代生存論問題，即著名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希望》
在整個魯迅中期思想和哲學中占極其重要的分量和地位。因為它直接麵對著一個嚴酷的生存論問題：既然存在成為虛妄，時間性已呈現為混沌
，那麽，虛妄的生存如何接受？又如何才成為可能呢？
魯迅從青年時代走到《野草》創作時，以他獨特的個人方式，經曆了兩千年文人心靈史的幾乎全部過程。也許，《希望》篇就是他對於這一曆
程的回顧和觀照。
當魯迅第一次把啟蒙主義確定為他的人生目標時，他還是一個傳統的青年儒生。雖然他走進了由傳統文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過渡區域，但
就其文化人格和道德實踐模式而言，則還未鑽出儒家的舊繭。因而在中華民族的深重危機和強權林立的西方文明麵前，他滿懷激情地呼喚“精
神界之戰士”，把“取今複古，別立新宗”的宏偉使命擔為己任，立誌要改變中國國民精神，準備不惜以自己的一腔熱血，來修補這瀕臨沉沒
的文化方舟。然而僅此一點，便注定了他已無法逃脫前輩文人的命運。很快，《新生》雜誌的流產，打破了他儒家式的古典英雄主義幻想，使
他第一次清醒地領略了文化荒原上的孤寂與寂寞，苦澀地品嚐到生存的虛無感。而後辛亥革命的失敗，魚貫而出的政治醜劇，展示了民族的沉
淪與無可救藥的腐朽。這一切，擊碎了他早年的文化樂觀主義幻覺，把他推入了絕望與痛苦的深淵。應該說，當時的魯迅就已經逼近了現代生
存論的中心問題。但盡管他受過西方現代哲學的影響，卻因為在傳統的人格模式和道德境遇中，已經找不到任何行動的意義和理由，因而他無
法重建自己的個體生存方式，隻得在沉默中麻醉自己，用消滅自己頭腦和知覺的方式來平息無法承受的痛苦。
五四前夕，錢弦同請魯迅為《新青年》寫文章。經曆了啟蒙主義理想破滅的魯迅，一開始隻想用他的“鐵屋子論”來婉拒來者的好意。但他很
快發現自己的偏執：“說到希望，確是不能抹煞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這導致了魯
迅生命中的一個重大轉折。因為他至少認為已經找到了一種行動的可能意義。魯迅第二次選擇啟蒙主義的思想動因，不是來自於希望，而是來
自於對於絕望的外在懷疑。他並沒有找到真正的希望，但既然對於絕望的懷疑在邏輯上無法推倒，那麽同時也就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導出希望存
在的可能性。僅僅靠懷疑絕望並不就能代替希望本身，盡管他一直艱難地尋找和論證，並試圖說服自己相信希望在將來的可能存在。但沉重的
壓迫仍然來自他內心的“黑暗與虛無”，也來自那個自欺的希望。當小說寫到《故鄉》時，他中止了對於希望的追求和論證，說出了“希望本
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話。其實這也就預示了啟蒙主義走向了“窮途”。《彷徨》確乎不再是啟蒙小說了。
如果說在《呐喊》的創作中，魯迅麵對的主要是那個“希望之為虛妄”，到了《彷徨》所麵對的就是“絕望之為虛妄”了。他從不能證實的絕
望中再次導出了絕望的虛妄性。這個“絕望之為虛妄”終於把魯迅從絕望的心理狀態中拔出，並為他同樣虛妄的行動選擇提供了可能性，也就
是導出了他畢生思想中一個最有心靈深度的哲學命題：絕望的抗戰。應該說這個命題是魯迅對於自己整個中期思想的一個概括。包括他重新選
擇啟蒙主義，都具有“絕望的抗戰”的性質。問題是，在早期的啟蒙主義寫作中，為了那個虛妄的希望，他還無法正向麵對自己的絕望。而現
在，他已從承受絕望走向了承擔絕望。承受隻是被動接受，承擔卻是主動迎接，魯迅象《過客》中的過客成了家園的反叛者，命運的逃亡者和
死亡的進擊者。
“虛妄”概念在魯迅那裏，至少內含著三個不同的意義層麵，即存在、荒謬和不可判定性。存在是一個“有”，是對虛無的否定；荒謬是有限
性和境遇感，是對實在性的否定； 而不可判定性則是指經驗層麵上的不可把握性，因而是對存在者的有限性和確定性的否定，並指向了無限性
和不確定性。傳統文人的虛妄感沒有文化荒謬感，隻單純表述不真實感而缺少生命意向性的傳透性。而魯迅的“虛妄”概念的生命力則首先表
現為一種荒謬性的張力，一個富有生命能量的概念，實際上是魯迅哲學的最高範疇，它高於希望也高於絕望，正是依靠它魯迅才完成了自我超
越。
麵對的虛妄感，阻止魯迅到退回傳統人格的力量，正是他在絕望中確立起來的內在信心和為傳統人格所不敢正視的個體生命意誌。因而在魯迅
那裏，“虛妄主義”是一種真正的現實主義哲學，他構成了魯迅思想和行動的內在轉換機製和自我解釋的全部依據。由於“虛妄”是一種無形
態的價值指向，因而在人生意義的探索中，魯迅注定得不到確定性的終結答案，始終無法從根本上消解生命的焦慮。然而對於價值世界的確信
和生命有限性的明智，又使他獲得了超越的力量和自信，從而在不確定中建立起自己的個體生存方式和行為方式，並從中關照到自身的存在和
意義。
魯迅成了中國文化的第一個真正的叛徒：他以對於絕望的承擔與抗爭，論證了生命意誌及其現代人格形式在中國文化中的獨立存在極其可能性
，偉大而且悲哀。
2002/2/20
（徐麟《魯迅的生命意誌及其人格形式》，讀書劄錄）

 

隻要“主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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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話語的紛繁構成了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現實。“主義”話語要麽在為某種社會行動辯護，要麽在鼓動某種社會行動，這麽一來，它就
具有了社會行動的功能，成為社會實在的一個結構因素。

何謂“主義”話語？“主義”話語是帶價值論斷的社會化思想言論，這些論述以某種知識學（科學）的論斷來加強價值論斷的正當性，以此促
成不同程度的社會化行為。並不是任何思想論述都具有“主義”話語的性質，隻有當某種思想話語進入社會化推論和訴求時，或當某種由個體
提出的思想論述要求社會法權時，思想論述方轉換為“主義”話語。一旦“主義”話語獲得社會法權，就成為意識形態。因此，必須分別三個
不同層次的話語：個體言說，“主義”論述和意識形態。

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界的決定性變化之一是，社會製度的正當性論證逐漸脫離傳統的漢語思想資源，采納歐洲啟蒙以來的社會思想。以種種
“主義”為標識的“科學的”社會知識，取代了傳統的漢語社會思想的理念，以“平等論”、“自由論”、“民族論”為政治訴求的社會思想
在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新興的知識學科中找尋社會製度正當性的論證資源。“科學”被視為“公理”，真正的絕對“真理”，它攻擊一
切迷信的，習俗的、宗教的，總之是前科學（前現代）的知識類型。現代平等理念與自由理念的引入意味著漢語社會知識的重大修改，國共兩
黨的政黨理念為了民族國家的建構，均以平等理念壓抑自由理念。平等理念與自由理念的二歧性構成了中國現代社會思想中一個持久的曆史性
緊張。

現代社會的生成基於兩個因素：經濟生活變動的實在性因素和社會知識變動的理念性因素。如果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啟蒙，則啟蒙意味
著：種種新型的（“科學的”）社會知識具有直接的政治效能，社會知識成為一種社會行動——科學理念成為實在的政治力。自由主義、無政
府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政治訴求，無不以某種現代性的知識原則為預設。啟蒙的科學“精神”既可與民族社會主義攜手，也可與自由主義為
伍。前者成為民族救亡的啟蒙，後者成為個體解放的啟蒙。這兩種啟蒙共同支配著中國的現代社會知識論述。

“科學”的社會知識轉化為社會政治的行動過程，其正當性論證來自兩個資源：一、所依傍的社會知識的普遍合理性；二、允諾一種合理的（
因尚未實現而是理想的）社會狀態。烏托邦的基本含義盡管指尚未存在的理想的完善社會，但現代烏托邦允諾的魅力，不僅在其未來描繪，而
且在其允諾的現實可能性：它允諾的不僅是未來可以享有的，而且是現在就可能享有的，盡管這個“現在”須在曆史的社會行動中逐步形成。
現代性的烏托邦思想因此與現實的政治行動是同構的。

新型知識人既以民眾的代言人身份言說，又以啟蒙民眾的智慧師身份言說。這種身份的自居促成了中國現代政治變革的樣式轉變：由士官階層
的製度維新轉換為新型知識人煽動的民眾運動。中國的現代化政治變革由精英政治型向大眾政治型轉移，源於現代社會形成過程中新型知識人
社團的湧現，他們通過動員民眾來取得自己的政治力量，而且實際促成了民眾革命。

既訴諸於超黨派的價值理念之正當性論證，又以一種黨派的“主義”論述來提供這種論證，由此可以看到黨派理念的價值理性化。無論無政府
主義、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論述，都力求把利益衝突轉化為一體化價值理念的權力獨斷。把利益衝突轉化為理念衝突是黨派衝突的一種趨向，
但當一群知識人並非代表，而是動員社會中的政治力量時，政黨的建構就不僅是高度價值理念化的“主義”，而且在組織形態上是高度一體化
的政黨。新型知識人的“主義”理想與價值理性化的政治建構的關係，就在這種一體化的政黨建構中預設了其邏輯的基礎，從而決定了現代中
國政治形態的性格。

彼岸的世界真理消失，神證論變成了人證論，社會理論承擔起有責任為公義、自由的社會製度提供證據的負擔。知識社會學的出現表明社會理
論的正當性危機：社會理論承擔著現代社會製度的正當性的人證論負擔，但這種論證中曆史意識和社會意識的利益訴求與人證論所要求的應然
正當性不相一致，這樣一來，人證論自身的正當性就需要審查。此為現代社會製度的二次正當性虧空：現代社會製度的正當性是由某種社會理
論來論證的（一次正當性論證），但論證社會製度正當性的某種社會理論的正當性本身就需要論證（二次正當性論證）。二百年來，社會製度
的正當性一直處在新的激進革命和社會激烈轉變的顛簸之中，社會理論一直在為合理的、正當的社會製度探尋正當性依據。

社會製度和文化秩序的正當性論證及其實在形態的建構，總是由知識人承擔的。古代社會的知識精英具有宗教身份，現代社會製度和文化秩序
的轉型亦是知識類型和承擔製度和秩序之正當性論證的知識精英階層的轉型。掌握以現代性經驗理性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專家，成為社會
製度和文化秩序之建構和正當性論證的承擔者。由於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化，現代知識精英階層的一體化程度遠不如古代的宗教型知識人；亦由
於超越秩序的理念被拒斥，現代社會知識係統的一體化程度亦不如古代的宗教性知識係統。因此，“主義”競爭不可避免，並會持續緊張。尋
求古代式的一體化文化秩序已不可能，可以尋求的是，如何使“主義”競爭具有一個合理化的秩序。

在群體和階層的利益衝突已日益製度化的現代社會中，社會秩序的正當性的共識很難達成。但是，“共識”應該是追求的目標，這概念可包括
或認可不同的受社會存在約束的立場的合理性。社會製度和文化秩序的正當性論證，已經不同於傳統社會，“共識”問題隻會在現代市民社會
中才會出現。

市場經濟關係的擴展帶來“社會域”的形成，突破了傳統社會織體的限製，國家的組織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一個“私人化的社會”在國家與
社會的基本關係中成為個體通過參與公共事務而形成的知識性交往空間。公共領域的形成需要社會條件、政治條件和知識生產形式的條件。社
會條件是私有產權提供的經濟生活形態；政治條件是憲法保障的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知識媒體的變化則是公共論語賴以為基礎的知識生產樣
式的條件：新聞業、出版業的出現，才使公共論域的結構得以形成。其基本性質是：論述者以私人或自願團體的身份參與社會製度的正當性論
證域的建構，而不是由國家統治者及其代言人壟斷社會製度的正當性知識。

由國家統治者及其代言人壟斷社會製度的正當性知識，這種社會製度的正當性知識形態就是意識形態的。一旦國家政權對社會製度和文化秩序
的正當性知識不再擁有代社會中的個人成員立言的社會法權，意識形態就崩潰，“主義”論爭就出現。公共領域的出現，與社會製度和文化秩
序的正當性論證方式的轉型相關，“主義”論述就在公共領域中展開激烈的競爭。“公共域”的出現以“私人域”為前提，當私人能對生活共
同體的製度正當性表達自己個人的見解和觀點時，公共論域才成其為公共的。擁有理性能力的公眾（個人）的存在是公共論域的哲學前提。

不僅社會生活本身需要自由與秩序，思想領域同樣需要自由與秩序，公共論域正是思想領域的自由秩序得以維護的機製。在公共論域中，“主
義”論證都理性化和相對化了。所為理性化，指公共論域中各種“主義”論述在一種道義平等的論爭形式中展開合法競爭，相對化指“主義”
論述對自身的社會約束的自我意識。政治衝突的理性化隻有在“主義”競爭的理性化前提下才可能實現。然而，這並不能保證，各種“主義”
話語的共識在競爭中能夠達成；並不能保證，各個階層、團體的利益訴求或各種觀點在理性化競爭的平台上就論證社會製度及文化秩序的價值
理性的實質的共識能夠達成。

隻要有不同的社會階層及利益群體的衝突，就會有“主義”話語的論爭，關鍵是現代文明社會中，一定程度的“均貧富”機製，使社會階層及
利益群體的衝突不會尖銳極端，相應地，“公共領域”的存在也使“主義”的衝突不會容易導致尖銳極端。
主義隻要主義真，公權均富是明程！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讀書劄錄。）
2002-5-3

 

不要忘了文化人和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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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海外華人世界圈中走紅的馬來西亞華人馮久玲女士的著作《文化是好生意》，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登陸中國大陸，在精妙的策
劃下，掀起廣告旋風。我本來隻是會死教書的窮知識分子，雖是做文化工作的，但對生意一竅不通。也被友人拉到這股旋風之中，不得不對馮
女士的著作發言。我隻能說，書絕對是好書，但不要忘了文化人和文化氛圍。
　　馮久玲，馬來西亞知名作家，亞洲大趨勢研究所創辦人、所長，亞洲經濟趨勢分析人，20世紀80年代，她開創了管理和知識產業，1995年
，她創立亞洲大趨勢研究所，專注於亞洲經濟學和世界趨勢研究，為全球企業和政府提供谘詢服務。她曾與世界著名的趨勢觀察家約翰•奈斯
比先生合作完成暢銷書《亞洲大趨勢》。這說明出自專家的著作，其權威性不容我這個外行人異議，但我既受命於人，就不得不說幾句觀感，
那怕在承認是外行話之後。
　　我曾與一個朋友聊到了什麽是文化“氛圍”，我們以魯迅為話題。朋友說，紹興以文化名人魯迅為中心主題的文化產業搞得不錯，我則另
有一番感慨。作為一個魯迅先生的崇拜者，我去紹興朝聖過，雖然百草園、三味書屋、魯迅故居都保存和修複得較好，還加了新鹹亨酒店、魯
迅紀念館。但我在紹興，心中總有一個不快，就是魯迅在紹興的遭遇。他活著的時候，對故鄉很痛恨，最後十年，正是被故鄉人作為通緝犯。
朋友說我想得太多，過火了。我則說，文化氛圍與文化人的關係十分重要，文化的內裏是文化人，人以事傳，事以人為靈魂。友人開玩笑說，
你檳郎和王曉明先生坐在鹹亨酒店裏高談闊論關於魯迅的話題，紹興關於魯迅文化的氛圍就增強了。
　　我由此想到，沒有文化氛圍的文化產業不可能有什麽作為，而文化氛圍的靈魂是文化人。某大城市某條路的策劃赫然寫道：“在文化氛圍
上參照巴黎左岸；商業氛圍參照香港彌頓道，商業檔次與香港銅鑼灣相仿。”我不知道成功了沒有。單就巴黎左岸來說，右岸以其金錢、貿易
、權力和高雅，形成了巴黎的貿易、金融和消費中心。那裏是成功者的樂園，是繁華、奢靡、成熟、優雅的象征，但左岸卻以其窮知識分子和
平民生活的活力取勝。巴黎左岸的文化氛圍正是來自它是文化人的包容地，庇護地。林立的咖啡館，雪萊、海明威等都曾留下過足跡，許多作
家、思想家與藝術家集聚於此。一個地方即使留下了文化人的遺跡，但這個地方卻是在文化人活著的時候敵視他，關於他的文化氛圍也是很難
美好的。
　　文化產業的“文化”，該包括產業中的文化氛圍，或者叫文化吸引力。《文化是好生意》提出了“產業文化化”和“文化產業化”的重要
經營策略，並強調它們是“未來經濟結構調整的兩大趨勢”。作者在商言商，當然不錯。但作為一個不是商人的文化人，我卻不能不警覺，隻
怕兩者結合以後，文化“化”沒了，產業也不如意。不見，我們大陸的許多地方，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兩者中的利用與被利用關係是分明的
。不見，我們的為國策中心的經濟建設，在許多地方卻是以毀壞文化為代價。文化人在這個社會的地位一落千丈，開發商的推土機將千年的文
化遺產毀於一瞬間。
　　馮久玲在《文化是好生意》裏說：“如今，到該處的旅客可以從重新修複的石庫門察看到上海的過去，從這裏的活力察覺中國市場經濟的
脈搏。”以上海石庫門的新改造，作為文化產業化成功的一個樣例。張曦娜女士在一篇文章中談到，她見到的上海作家王安憶女士卻說不是那
麽回事：產業化以後，從一個充滿生活氣息、積累著曆史記憶的居民房子，變身為洋氣十足，純屬吃喝玩樂的消費場所，與上海人記憶裏的石
庫門已然毫無關係。
　　我不反對“文化產業化”，也歡迎“產業文化化”，也認為馮女士《文化是好生意》是本好書。但作為一個單純的文化人，我希望不要忘
了文化人和文化氛圍。
　　2003-5-22

 我的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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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山隻在我夢縈 祖國已多年未親近
　　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 我的中國心
　　洋裝雖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國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下中國印
　　長江長城 黃山黃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無論如何 無論何時 心中一樣親……
　　
　　有人說，世界上凡是有華人生活的地方，人們都熟悉《我的中國心》這首動人肺腑的歌曲。的確，《我的中國心》是表達海外遊子思念祖
國、傾訴衷腸的歌。當我思念著無比熱愛的祖國的時候，我都常常不自覺地哼起這首歌。
　　韓國大學的新生是春季入學，今年我所在的大學中文係又招了兩個班新生，按照慣例，係裏要舉行歡迎新生的晚會。這天是三月十四號，
也是白色情人節的一天，晚會安排在一個飯店舉行。下午我給二年級一個班上漢語會話課，便有兩個學生請假去會場忙碌去了。五點多，當我
和係裏的另三位老師到達會場所在的飯店的時候，學生已經有兩排在門口列隊歡迎我們了，一個班的班長，晚會主持人之一給我們每個老師發
了一個胸牌，我才注意到每個學生都掛著胸牌，上麵寫著他們的姓名和班級。老師的胸牌上隻有名字和“教授”的字樣。我來到韓國一直未學
習韓語，但自己的韓文名字還是經常用上，便很熟悉，老師被叫成“教授”，後麵跟著一個後綴詞表示尊敬的意思。
　　進了飯店，在學生們的熱烈掌聲中，被學生引到座位上就座。環顧飯店，廳堂裏掛著萬國小國旗，我一眼就看到中國的五星紅旗飄蕩在其
中。桌子上放著幾盤膨化點心，幾盤各樣的什錦沙拉，還有一盤幹魷魚片，大酒杯和大盞裝啤酒。舞台位置有個大電視，上方掛著一個紅幅，
左右兩個韓文字我認識，是“歡迎”的意思，中間的韓文意思不外是歡迎新同學了。主持的學生講話，然後是幾個韓國老師上台講話。當聽到
主持人韓語裏麵出現我名字的讀音的時候，係主任樸老師便用中國話請我上台說幾句話。我不懂韓國老師在台上說了什麽，我按照在中國這樣
的場合的情況處理了。在學生的掌聲中我上了台，樸老師跟過來當翻譯。先用韓語說了一句“大家好”後，我開始說漢語，樸老師翻譯成韓語
。我說這是個老師和老生歡迎新生的晚會，首先熱烈歡迎新同學圓滿中學畢業，考進大學，成為一名大學生，我對此表示祝賀。接下來我說，
希望新生在兩年的時間裏努力學習中國語，取得優異的成績，為以後工作和去中國留學打下深厚的知識基礎；也祝願老生們明年以優異的成績
畢業，順利升學或工作。最後我說中韓人民友好萬歲。等樸老師翻譯完了，在學生的熱烈掌聲中，我們回到座位。
　　接下來我參與做的一件事便有關白色的情人節了。中國早幾年便有“韓流”，但我在國內，從未聽說有這個節日。還是一個中國老師先提
醒我的，我便向一位韓國老師打聽。據他說，二月十四號的情人節是女孩子向自己的男朋友送禮物，主要是巧克力，而三月十四日便是男孩子
回報女友，送巧克力給女友的日子。據說的確有一對戀人這樣做過，被巧克力商人發現商機，他們便大力宣傳開來，三月十四日便成為第二個
情人節了，英文的說法是“white day”，便可翻譯成“白色情人節”。主持的學生送來幾袋棒棒巧克力，由老師們分給學生，算這個節日的禮
物。本來我們來的四個老師都是男的，而中文係的學生絕大多數是女的，我們便象是送禮物給女朋友們了。我拎著包，在學生中穿行，給她們
每人發著一個巧克力糖，便有幾個調皮的學生說：“李老師，我愛你”，從我手裏搶過幾個糖。我連說：“不行呀，每個人隻能一個”，但學
生隻是搶到手就不願退還了，我也不再計較。
　　接下了表演節目，大家邊吃邊欣賞節目。很快，老師們一個一個被叫上去了，韓國老師當然都唱韓語歌。輪到我的時候，我說現在韓語歌
在中國很流行，叫“韓流”，但我不會唱，我就唱首中國歌吧，名字叫《我的中國心》，My Chinese heart ，這首歌表達一個身在海外的遊子
對祖國的思念。我五音不全，但我唱完，學生仍抱以熱烈的掌聲。當我回到座位，我還沉浸在對祖國的思念中，宴遊雖樂，畢竟客居他鄉，不
免動了客愁了。學生們也表演了很多中國語節目，韓國最流行的中國語歌是鄧麗君過去唱的《甜蜜蜜》和《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經常在學生
活動中聽到她們唱，這次也有人唱了。有幾個我熟悉的學生也表演了中文朗誦故事節目。
　　韓國高校的正式編製老師很少，我所在的中文係是專科二年製，五六個班，隻有兩名正式教師，除我是學術交流來教學的外國教師外，其
他老師都是外聘的臨時代課老師，有到中國留學學過漢語的韓國人，也有韓國華僑。這天，外聘老師隻來了一位，平時我們不大見到，這時遇
到了便聊了起來。他說他在中國有公司，我便更感興趣了。原來他在台灣政治大學留學學習漢語的，回國後投身商界，事業發展很順利。現在
他在中國已有了分公司，辦事處設在杭州，他經常奔波在韓國大田與中國杭州之間。說話間，他的手機響過幾次，他有時用韓語回話；有是用
漢語回話，我便想是在中國的分公司打來的了。他在台灣時認識同在那裏留學的係裏另一位老師，後來被聘來每周一天上幾節課。去年中文係
的畢業生便有兩個到他公司裏工作了。我笑著對他說，你不單是這裏的老師，也是學生們畢業的就業市場呀。他也說這個係學生素質好，他希
望公司在中國再擴大業務後，更多地招聘他們去工作。
　　隨著酒喝得多，學生們和老師都更加活潑起來，師生界限便打破了。幾個老師跑到學生間談笑，也有幾個學生跑到我這裏來。當學生將魷
魚片沾著果醬往我嘴裏塞的時候，我真的不適應，但入鄉隨俗，我也不能掃學生們的興。一個學生甩著長發說：“李老師，我愛你”，另一個
穿著套裙的學生搶著說：“我從去年就愛上李老師了”，我便回答她們：我非常高興，謝謝你們，我也愛你們。我向韓國教師請教了韓國話“
我愛你”怎麽說，然後便用這句韓語嚷起來。我便給她們介紹中國，介紹我工作的中國的高校和所在地南京，歡迎她們去中國旅遊或者留學。
　　晚會散了，但韓國的風俗是，還要到酒館去鬧，不玩到半夜不罷休。出了飯店進了酒館，大家便又喝起來，我奇怪我的酒量變大了，喝了
那麽多也不醉。一個學生與我聊起來，中文中夾著英語，還說不清楚便找韓國老師當翻譯。這個學生才上大二，已經三十歲了，我問她有沒有
男朋友，她說了漢語一個詞“孤孤單單”，我便覺得這個詞好。當其他學生問我在韓國生活得怎麽樣時，我說我喜歡韓國，但我孤孤單單，那
個學生便笑著說，李老師把她的話借去了。有幾個學生寒假裏到中國我的學校短期培訓過，是樸老師帶隊去的，我寒假不回國，便讓樸老師幫
我帶了點東西到中國交給我的妻子，我妻子到樸老師住的賓館拿東西時，他特地把學生們喊過來和我妻子見麵說話。見過我妻子的一個學生便
向我大讚我的妻子非常美麗，我當然很高興，便也稱讚她也長得美。不想她計較起來，反複地問我：我真的長的美嗎？我便用英語喊起來，很
美，太漂亮了。便有幾個學生對我喊起來：“我愛你”，我用剛學會的韓國話回答她們“我愛你”，大家便高興地喝酒。一個老師便提到過一
段時間春遊，到黃海邊過夜，同學們特別興奮地議論著這件事，還特別說到，不能讓中國的李老師“孤孤單單”。我高興地說，我可以站在黃
海邊看到對岸我的中國了。大家似乎都醉了，不少人唱起歌，我也不甘寂寞，唱著《我的中國心》。
　　在酒館鬧到十二點，大家終於散了。趕到宿舍，酒清醒了一些，趕緊給國內的妻子打電話，向她詳細匯報，還特別說到和韓國學生們互相
說了“我愛你”，我跟著解釋說，這句話在韓國隻是“喜歡”的意思，與中國用法不一樣。妻子雖然沒生氣，但還是在電話裏命令說，你是中
國人，說這句話便帶有中國的意思了，以後不準對女學生們說了。我立即表示接受命令了。
　　在韓國的每一天，我都思念著祖國，我幾乎每天給妻子打電話，傾訴相思之情。我的學校單位也很關心在海外工作的職員。我寒假沒回國
，學校國際處特地買了中國的吃食，托一位回國過春節的老師回韓國時帶給我。我常常接到國際處的佘主任打電話或寄電子信給我，表達單位
對我的問候。她雖在國內，但在生活上都關心我。我才到韓國時不買米，天天吃麵條，結果被她知道了，便來信指示我一定要吃米飯，還揚言
要狀告我的妻子，她知道我天不怕地不怕隻怕老婆。這兩天，當國際處佘主任又聯係上我，說到我在網絡上的活動事，她一直關注我在網上的
情況，她這次提醒我注意把握文章內容的分寸，少參與一些自己不了解情況的活動。我聯想到一個國內朋友最近說的國家安全部的人到我單位
調查我了的話，便對她說，我做的所有的事都如實寫在雜文裏，還需要調查嗎？她便安慰我，說信任我是個“好人”。
　　我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邊聽著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到了海外才切身體會到祖國在心中的分量，由於祖國還很落後，我在韓國還因
為祖國的原因被一些韓國製度或韓國人看不起，我正象歌中唱的“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下中國印”，我別無選擇地做了中國人，便無
怨無悔地愛著她，海外無比思念祖國的我衷心希望祖國富強起來。我想我在海外做的一切，都在表達對祖國的熱愛和祝福。
　　我盼著回到祖國去，那一天必將會到來。雖然國內等著我的是貧窮卑賤的生活，我別無選擇地要撲進她的懷抱，隨她怎樣待我，哪怕虐待
我，我決不背叛這份愛。
　　
　　……流在心裏的血 澎湃著中華的聲音
　　就算身在他鄉也改變不了 我的中國心
　　河山隻在我夢縈，祖國已多年未親近，
　　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
　　
　　2003-03-16

 關於知識分子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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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陳岩鋒《知識分子的批評原則》隨想
　　
　　陳岩鋒顯然有強烈的知識分子情結，他心中的知識分子應該怎樣，他有著非常理想化的設計。這從他的知識分子的“批評原則”可以看出
：“知識分子的批評原則主要是以張揚自由、人性、人道主義精神，尊重事實，客觀公正為基礎，全麵整體地站在追求真理、為全人類福祉服
務、尊重每個生靈的角度對社會諸現象進行幹預。”這種理想化的“批評原則”，在他看來可以“要求不但可以防止種族主義、國家（民族）
主義、階級（等級）觀念、意識形態、個體思想不同導致的批評脫序(Anomie)，同時也可使知識分子在批評社會現象時，勇敢而毫不避諱地進
行自我審視、反思、批評。以求盡可能地達到實事求是、維護正義、順應曆史發展的標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隻有建立在這個程式上，才能引
導人類社會進入良性循環軌道，避免走沒必要走的過多彎路。”
　　但是，陳岩鋒又不得不指出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然而，現實中知識分子並非如我們想象的始終如一遵守這種原則，他們有時甚至放棄職
守：具體行為與能否遵守原則存在著極大的差距。知識分子理想燈塔的倒塌也使知識分子群體成為高尚精神淪亡的重災區。特別近幾十年來後
現代知識分子近乎整體的嘩變，這種脫序局麵的泛濫，很值得——也必須值得我們反思。”他以俄羅斯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亞曆
山大•索爾仁尼琴為個案，進行了精彩而詳細的分析，肯定了索爾仁尼琴反抗蘇聯專製政權壓迫的英勇表現和正義精神，以及他對後蘇聯時代
的俄羅斯腐敗、分配不公、民族墮落的批評，又指責了索爾仁尼琴在俄羅斯內政的車臣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在因民族（國家）等觀念造成的與“
知識分子所應該遵照原則”的嚴重偏離：“索爾仁尼琴一方麵反西方‘政治陰謀’，一方麵在宣揚極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支持葉裏欽軍隊攻
打車臣；一方麵反對西方文化的‘侵略’，一方麵又在宣揚民族優越論；一方麵抗爭極權主義壓迫，另一方麵又在為俄羅斯壓迫其他民族做愚
笨的辯解。”由此，“知識分子的兩麵性和處理問題的多重標準在索爾仁尼琴身上表現地淋漓盡致”。由此顯示了在現實中知識分子身上，理
想化的“批評原則”的難以完美實現。
　　陳岩鋒的知識分子論首先使我想到知識分子這一角色在社會中的作用。一個多世紀前，卡萊爾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一書中斷然宣稱；“
人類在這個世界上已完成的曆史，歸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過的偉人的曆史。”他充滿激情地寫到：“偉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們能挨近
他便是幸福和快樂。這光源燦爛奪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點燃的蠟燭，而是上天恩賜我們的天然陽光。……沐浴在這光輝中，
所有靈魂都會感到暢快”。因此，他認為英雄崇拜是構建曆史大廈的永恒基石。他從各個國家、時代中精選了神靈、先知、詩人、教士、文人
和君王六類英雄，認為理解了他們就可以瞥見世界曆史的精髓。顯然，不能抹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作用，他們也是社會眾多的英雄角色之一
，但也不能估計過高。最近因為關注鬥誌與東昇農場的事，感覺到自己作為一個學院中的教書匠的無力。魯迅滿懷著報國濟世的理想，但也感
慨作為一個拿筆杆子的人，他無法具有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力量，他有一句名言，“一首詩嚇不倒孫傳芳，一炮就把他轟走了”，知識分子在
社會上的作用是有限的，雖然知識分子有很多類型，但一般意義上還是指人文知識分子，以寫文章和撰書立說，在社會文化領域以從事批判為
主。除了影響輿論和社會心理，他們對現實中的事務幹預的實力很小。我想到，如果我是政府官員，我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幫鬥誌，如果我是
個商人，我可以在經濟和企業職位上上大力幫助鬥誌和東昇農場的職工，但實際上我隻能為他寫點文章，如此而已，我能體會到魯迅這樣強烈
關注現實世界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社會作用的清醒和苦惱。
　　在現實世界中，顯然政治人和商人更有社會改造力量。古代格言說“太上立功，其次立德，其次立言”，非知識分子職業特點的“立功”
、“立德”，在社會上的作用超過了知識分子特點的“立言”。到了現代文明社會以後，在政治人和商人中，後者的作用更加凸現了出來，香
港作家徐速在《閑話經商》中說：可以斷言，未來的世界是商人的，這在商業上的術語叫行情看漲。“近年來美國的國防部長是商人，西德的
新任總理是繁榮戰後經濟的專家，各國領事館的工作都在搜集商業情報，應付經濟戰必須啟用商業人才，而商人的確比那些職業的官僚高明多
了。”的確，美國第一流的人才在商界，“商人指揮成百上千的員工而有條不紊，他們審時度勢，當機立斷，比握有兵符十萬的將領更有智慧
，而且，他們沒有染上官僚習氣，商業函件比那些代電公文要快捷得多。”
　　談到知識分子，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在現實社會中作用，其實很小。當然，在分工的社會，知識分子角色自有其社會價值和作用。下麵再從
知識分子內部來談談關於知識分子的話題。陳岩鋒的知識分子的“批評原則”顯然是一種理想化的存在，作為知識分子的終極價值關懷，或者
彼岸性的價值關照未嚐不可，確實可以作為對現實中的知識分子做審視批判的坐標，也可以作為知識分子追求的一個理想的境界。但在此岸的
現實世界中，問題要複雜的多。就拿陳岩鋒文章中作為個案分析的索爾仁尼琴來說，我已見過一些批評他的文章，此人也的確有可批評之處，
不能過分推崇，但陳岩鋒指責索爾仁尼琴的一個重要證據是他支持車臣戰爭：
　　
　　當我們看到俄羅斯軍隊在車臣犯下的累累罪行，當我們看到車臣民族獨立運動此起彼伏，民族仇恨心理越來越嚴重，民族屠殺事件欲演欲
烈，難道麵對深重的人道主義災難還會認為“古拉格群島”不會回來嗎？索爾仁尼琴所表現出的“大俄羅斯”惟我獨尊的民族沙文主義觀念難
道不是依舊產生著“古拉格群島”？不過，如今遭受打擊的對象不再是索爾仁尼琴，卻變成了追求自由的車臣無辜人民。
　　
　　陳岩鋒對車臣戰爭的看法，嚴重影響到他對索爾仁尼琴的評價，但對車臣戰爭的評價怎樣才算“真理”？陳岩鋒的看法是否正確，我不置
可否，我隻是由此談到一個重要質疑：普遍的“批評原則”在現實世界中的具體操作是很難的，結果是複雜多樣的，它的成敗取決於重多因素
。
　　我對知識分子的看法深受魯迅影響，這也與福柯的知識學有聯係。知識是一種話語，任何話語都與使用這種話語的人的立場有關係，因此
魯迅在與論敵辯論時，雖然也重視對方的話語係統自身的邏輯性如何，但更重視對對手的社會立場進行分析，這種話語體現出的社會效益對哪
一部分人有利。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說話，每一種話語都可稱自己代表著普遍的真理，但實際上，話語是一種霸權，他在社會上運行的背
後力量常常隻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利益。雖然“普遍性的真理”並不能否認其存在，但它隱藏在各種話語的深處，自人類文明史以來，它雖將
在未來浮現，現在卻隱藏著或隻是閃動吉光片羽。
　　就拿民族主義話語來說，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文化史，它在中華文化中的比重很小，但近代以來，不一樣了，民族主義的高漲顯然與中國在
國際社會中受壓迫受欺侮的地位有關。在第一世界為自己的利益而強行維護的全球秩序中，第三世界顯然處於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地位。正如弗
裏德裏克•傑姆遜說：“我們必須提醒讀者注意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既是全球的但又是美國式的後現代文化，是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軍事
和經濟統治新趨向在其內部和上層建築裏的表現：在這個意義上，和在整個階級曆史上一樣，文化的下麵是流血和受難，死亡和恐懼”。 的確
，隨著西方國家後現代社會的來臨，全球化趨勢使霸權主義如虎添翼：由軍事、經濟、政治到文化、信息上的侵略；使東方社會的傳統文化進
一步崩潰和所謂的後殖民化；使人與社會的意義表征為深度模式削平，曆史意識消失，主體性喪失，距離感消失；使社會越來越被少數政客和
專家操縱，廣大人民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這這樣的環境下，民族主義恰恰是第三世界人民維護自己利益的很好的話語武器。
　　陳岩鋒顯然注意到民族主義問題，並當作自己文章論述的重點，他說：“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或愛國主義的存在也無不可，它曾經在
曆史上起到反抗壓迫、維護本民族利益的作用。當遭受外族侵略時，民族主義也是激發抵抗壓迫力量的旗幟。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民族主義
是把雙刃劍：他在抵抗侵略時是正義的道德的，它在和平時期是不道德的歧視性的。由此，民族主義就是衡量知識分子是否堅持原則的一個十
分重要的準繩。”這當然是無可反對的，但我同樣也指出，對他的理想化的知識分子“批評原則”所體現出的“普遍主義”，如果到此岸現實
世界來落實，同樣也該抱著警惕的態度。
　　2003-2-11

 

讀魯迅，並談作家鬥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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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誌偶然來到一處私營農場，發現職工們的正當權益受到資方的嚴重損害，“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團結工友，與資方展開有理、有利
、有節的鬥爭。因為目前事情正在過程中，我們關注鬥誌的網友希望他能順利為農場職工討回公道。由於鬥誌對農場事的介入帶有突然性，為
此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影響了他的生活，經濟出現一時困難，便有網友主動資助，這無疑也是對鬥誌的一種支持方式。在社會的關注下，在網友
的道義的支持下，我相信，鬥誌憑著自己的人格的光彩，一定會為此事奮鬥到底的，農場職工已經行動起來，他們的正當權益受損問題必將最
終得到解決。
　　在一個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富人為富不仁，窮人苦命無告的當今全麵腐敗的社會，周圍是無盡的冷氣，禦用文人們卻在讚美著“太平盛世
”，但對廣大下層受壓迫者來說，這正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但從鬥誌親自采訪來的下層人民的真實狀況材料來看，恐怕還有人“想
做奴隸而不得”。報紙上不是有農民工被壓迫得走投無路，想跳樓尋死都被司法部門當作犯罪行為嗎？冷氣呀，捫心自問，有良知的人應該怎
麽辦？我想到魯迅先生的話：“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隻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
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
，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我又願中國青年都
隻是向上走，不必理會這冷笑和暗箭。”
　　這樣的青年出現了，鬥誌便是他們之中的一個!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二十歲的青年農民鬥誌便是受壓迫最重的中國當下草根社會的覺醒者和反抗者的代表。為下層受壓迫民眾的“抱
打不平”的他正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梁”中的一分子。
　　鬥誌雖是個農民，通過勤奮學習，他已經自學成為一個作家。有人說他繼續發展下去，有可能成為“中國的高爾基”。是的，高爾基正是
出生於草根社會又始終與草根社會保持血肉聯係的作家，鬥誌也是這樣，這樣的作家，“因為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
他為什麽能把平民的苦痛說出來？因為他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雖然“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
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但高爾基和鬥誌這樣的作家給我們的是真正的文藝。魯迅說，“中國
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
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
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凶猛的闖將！”中國終於出現了這樣的“闖將”，他們不搞歌德文學，不搞風花雪月，不搞個人化寫作，他們的文字
與廣大下層勞動人民的苦難緊密聯係在一起：“左翼作家們正和一樣在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負著同一的運命，惟有左翼文藝現在在和無產者
一同受難（Passion），將來當然也將和無產者一同起來”。
　　與這樣的作家相對，我們更多的是有不平者和個人主義者。魯迅分析了這兩種人的情況。對“不平家”，魯迅說：“中國現在的人心中，
不平和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萬不可單是不平。至於憤恨，卻幾乎全無用
處。 憤恨隻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過許多，我們不要蹈他們的覆轍。 我們更不要借了‘天下無公理，無人道’這些話，遮蓋自暴自棄的
行為，自稱‘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臉孔，其實並不恨恨而死。”對一些所謂的“個人主義者”，魯迅也作了很精彩的分析：“從生活窘迫
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著想，便成為人道主義；一種是什麽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
的遭遇，使他覺得什麽都是冷酷，便流為個人主義。我們中國大概是變成個人主義者多。主張人道主義的，要想替窮人想想法子，改變改變現
狀，在政治家眼裏，倒還不如個人主義的好”。
　　中國的當今現實的複雜的矛盾是人類曆史前所未有的“怪現狀”。社會需要穩定，但，既得利益者需要穩定，隻不過保護和擴張他們的既
得利益罷了，他們何曾照顧到下層受壓迫者的死活。勞動人民也需要穩定，因為他們隻想憑著自己的誠實勞動，能過上起碼的人的生活，但就
是這點也得不到，他們仍然默默地忍耐著，盼望著老天終會派一個“青天大老爺”來布施“皇恩浩蕩”。
　　人民需要自救，這是五千年來的血的教訓，再也不能“趕走一個舊王爺又來一個新王爺”這樣的曆史機械循環了，被壓迫者需要走新的路
。“什麽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隻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時代的被壓迫者的為了
生存的抗爭將不同於曆史上的一切反抗行為，因為他們正在促進一個偉大的民主變革時代的到來，這將是一個嶄新的世界。
　　學習魯迅。祝福鬥誌。
2003-2-6 

一個中華熱血青年的慷慨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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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關注鬥誌
　　
　　
　　一
　　與鬥誌交往時間不長，但被這個小夥子深深地吸引了。當我被他的事情感動著，想為他寫點什麽的時候，異國繁華都市裏客居著的我首先
眼睛濕潤了，我的眼前想象中出現他那堅毅然而身單力薄的身影，正走在道路泥濘的中國華南廣東的一個資本家農場裏。他的眼前是一望無際
的田野，農場工人們正帶著疲憊和憤怒在這裏勞動。他的身後是一間與多人合住的陋屋，他剛剛從買來不久的廉價二手電腦上下來，奇慢的上
網速度弄得他很煩躁，但網友們的鼓勵無疑使他熱血沸騰。他要對這些農場工人們的悲苦和不幸負責到底，哪怕要吃多大的苦頭，冒多大的風
險。因為通過網絡，他已與更廣大的人群聯係在一起，在為弱勢群體抱不平的義舉中，他並不孤單。
　　鬥誌是他的網名，原名楊銀波，重慶漢子。自由作家、搖滾人、社會記者。數年以來，他暗訪明察，摸爬滾打，浪跡中國南北疆，專打抱
不平，又最愛不平事。寫作文字達三百餘萬字，字字血肉，參透天地良心，有雜文全集《百年鬥誌》、長篇小說《野草瘋長》、中短篇小說全
集《人城》、中國搖滾詩全集《太陽殿》等四部作品陳列於世。他在自己的網絡專欄裏自我介紹說“鬥誌乃是性格中人，耿直，粗獷，講義氣
，人到一處，遍地開花，最愛天下朋友皆膠漆，眼界無窮世界寬。兄弟們若是遭遇任何不幸，敬請火速告之，切莫怠慢。”當我與他在張青帝
兄的大地網上相識，得知他1983年生，今年才二十歲時，我一時難以將他的年齡和上麵他的個人資料聯係起來。我對他說：“你這樣年紀要是
在學校裏無憂無慮地學習，多好。命運造就人”，他回答我：“人到了二十，一切奮鬥都成為必須。已經不再習慣‘少年天才作家’之類的稱
呼了。就是一個血性中人。睡過橋墩、撿過垃圾、刷過盤子、習過武術、喜歡管不公的事情。家族遺傳嘛”。深藏在異國的書齋和學院中的我
，正沉浸在為中國的農工階級的翻身而奮鬥的寫作中，認識鬥誌後，我不禁汗顏，這個比我小十多歲的青年的形象強烈地衝擊著我，我要為他
寫一篇文章，向海內外介紹他的事跡，這樣，或許我能稍許感到在他麵前不致太猥瑣。此時，我深感語言貧乏，我隻能說我要寫的，是一個中
華熱血青年的慷慨悲歌。
　　與他最初的結識情形已經印象模糊，但被他的一篇文章深深震撼，至今還能感受到它的衝擊力。這篇文章題為《鬥誌遺書》，據我所見，
曾在他自己的大地網專欄百年鬥誌、思想前沿，關天茶舍等網絡論壇發過，點擊和跟貼數都很多。鬥誌寫這篇文章時，已經無法確信自己的生
命安危，“在我還沒有死之前，我把這些話用我的鮮血記下來，用它當作傳給我即將誕生的兒子的血淚遺書，當作給這個可憐可憎的虛假盛世
的最後反擊，當作蓋棺論定，當作痛心疾首，當作對我親親骨肉的終生寄望：願他永久地銘記住血的顏色。”他以遺書的形式給他的將要出生
的孩子寫下幾點希望，要求他“緊記死不可怕、牢不可怕，可怕的是自閹”。他以這樣的話給這篇遺書收了尾：“寫到這裏，你父親我已經淚
流滿麵了，看著電腦的屏幕在眼前模糊、眩暈，甚至顫抖、跳躍。我還能說些什麽呢？那就最後一句話吧：保重啊，我的深深骨肉——我的兒
子！”在回答網友的關心的問詢時，他說明了他的現實處境：
　　
　　本文創作極其偶然，是幾個疑點案子在我眼中純屬“政績工程”，我看不慣，得罪了不少人。1、東昇農場的總管會上已經揭發，說有個叫
鬥誌的年輕人是個臥底，把廠裏責任製的隱患變成了文章（即《東昇農場背後的血淚》），據傳大總管和幾個總管都在桌上捶了拳頭，咬牙切
齒陰冷無比。2、番禺市橋一起殺人案，一天之內破案，被抓的人至今無下落，那人不似陰險，極其老實，因生意競爭與他人有怨，估計是被人
陷害，加之警商勾結，其中破綻百出。我曾三次坐摩托前去暗訪，得罪了某些人。3、本地石壁治安隊，離我所租住處僅百步之遙，查讚助證時
湖南農民周世權逃跑，被強打致重傷，我為其抱不平，通知《南方周末》，此事已被治安隊知道，但沒下手，昨天下午來了番警告，我跟他們
差點弄了一架。4、近日我的重慶老鄉李斌被判刑，關進番禺監獄，但案子疑點頗多，我想再細查（按道理應屬正當防衛），這得罪了原告方和
焦躁的辦案人。5、這幾天人一直在做噩夢，常夢見被斬成七八塊，乃至掏腸破肚，或從懸崖上掉下來摔成幾截。半夜隔壁敲門聲一響，人就驚
慌起來，再也睡不著。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現實中遇到的事他要管；他在網上公布自己的電話和身份證號，也使越來越多的受冤屈的人主動向他求助。鬥
誌現在介入的事很多，危險因素在不斷增加，而他試圖抱不平的事卻仍然很難都得到解決。而他卻是個自由職業者，為別人的事奔波，他的經
濟上也日漸困難起來。下麵主要談他在東昇農場的事。
　　二
　　鬥誌的家鄉在中國西南重慶市農村，貧窮落後，當地人紛紛到廣東等沿海省份打工，尋找謀生出路。鬥誌的父母七年前就離開家鄉到廣東
省番禺鍾村鎮的東昇農場打工。去年秋天，他自費從家鄉重慶永川朱沱鎮向西經四川到西藏旅行，沿途考察各地的社會狀況。回來後，又到湖
南長沙、常德考察，並訪問師友。在常德，他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轉告他母親病危，農場要倒，處境困難，希望鬥誌去廣東一趟。鬥誌便在
十二月初趕到廣東的這家農場，發現這裏不但職工的待遇很差，生活條件簡陋，而且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證，另外，場裏的其他管理方麵也存在
嚴重問題。“就是把他們家底兒全搬出來”，鬥誌的扶弱濟困、抱打不平的精神促使他在農場裏四處調查，並向政府有關部門舉報，請求介入
處理，並在網絡上揭示公布他的調查情況，呼籲社會關注東昇農場職工的不幸遭遇。為此事和其它許多抱不平的事，他把自己陷入了危險的處
境。
　　東昇農場，號稱是廣州市蔬菜龍頭企業、番禺市3998立項基地，地址在廣東省番禺市鍾村鎮石壁，屬私營企業，大老板歐先生、曹先生，
分別是台灣、香港人。這個地方原來是原住居民們的田地，大約在12年前，歐先生將其大量買下。12年中，歐先生每年按人口數量付給當初賣
田的農民每人500元。同時，該農場每年免費享受政府200萬的撥款支援。其實，東昇農場僅僅是歐先生開辦農場中的一個，除在石壁的東昇以
外，歐先生在其他地方還有多處這樣的農場。東昇農場的員工最多時達到1000人以上，現在僅存700人左右，以來自四川、重慶、貴州、湖南、
廣西的打工人居多。通過近兩個月對這家農場的深入調查，鬥誌發現了許多問題，可以歸納為六個方麵。
　　一、關於私營企業工資的製定。東昇農場的工資從來都分成甲、乙、丙三級處理。96年的時候，甲級10.5元一天，乙級10元一天，丙級9.5
元一天（另有加班費，每個鍾頭0.7元，加班時間為中午12：30到13：30以及晚上到包裝場包紮蔬菜的加班時間）。到2000年的時候，員工因工
作艱辛、吃住條件差甩掉應得的部分工資大量出走，員工大量減少，所以不得不漲工資，到現在為止，甲級男工14.5元一天，甲級女工14元一
天，乙級男工14元一天，乙級女工13.5元一天，丙級男工13元一天，丙級女工12.5元一天（另有加班費，每個鍾頭1.4元，加班時間同樣為中午
12：30到13：30以及晚上到包裝場包紮蔬菜的加班時間）。但土地的畝數從來沒變，有上千畝地，員工的吃住也從來沒變，一直奇差，如今員
工的人數比2000年、2001年、2002年還要少，廠裏在2002年底決定實行責任承包製，不再實行原來的工天製。工天製就是一個月30天，隻要有
一天去幹，沒有曠工，那麽不管甲、乙、丙，天天有錢；如果曠工一天，就要倒扣一個月工資中的6元——除特殊情況外，不準請假，請假無當
天工資。現在的責任承包製更嚴了，地還是那麽多，人又少，分給你去做，做完才算數，這樣一來，夏天的時候就忙得不得了，白天從早上6點
半開工，幹到中午12點，回來吃飯，12點半又出去幹工，幹到下午6點半，回來吃飯，7點鍾再到包裝場包裝“韭菜黃”及其他蔬菜，幹到淩晨
兩三點，再到宿舍睡覺，早上6點又要爬起來喝稀飯，6點半又出去。不管天晴落雨打雷刮風，如此循環。夏天工作忙，但責任承包製在這裏還
能保證幹一天就能得一天的錢。但冬天就不一樣了，蔬菜需要量小，所以任務就少，任務少就得時時放假，一遇上下雨天氣，隻好休工，這樣
的話，一個月有25天有工開都算是好的。所以責任承包製最後虧的是員工，活路忙的時候比原來累，活路不忙的時候又不能保證天天有錢，況
且工資依舊那麽一點點。
　　二、關於私營企業裏麵“中層貪汙受賄”的處理。據鬥誌了解，廠裏的規定是員工的夥食必須保證六元錢一天，但真實的情況是：大約十
個人一桌地吃飯，不準端到宿舍吃，吃飯的地點隻能在外麵固定吃飯的場子，而且還有專門的人站在旁邊查看；早餐，白稀飯，沒有菜；午餐
，廠裏不要了的或剩下的蔬菜爛葉子加上每鍋十片肥肉；晚餐，中午的剩飯剩菜再煮點飯加點菜；如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這些飯菜
三餐加起來攤在每個人身上實際不足四元錢。那麽，老板保證的六元一天又怎麽說呢？這700個人，每個人每天由老板歐先生撥的六塊錢起碼就
有兩塊多錢被總管貪汙，幾個總管每一天就可以在員工夥食中貪掉1400多元，單從這夥食費的貪汙中，幾個總管每個月就可以很容易地貪掉
42000多元。現在的員工宿舍，每一間不足20平米，男工20個人呆一間，女工40個人呆一間，屋裏陰暗潮濕，夏天時完全就是個蒸籠，下雨收工
回來，擠得水泄不通，水有時還漫得滿屋都是。除員工夥食費上的貪汙現象外，那些成天站在員工屁股後麵指三罵四的組長，在職工風聞中，
女組長起碼占一半都是拿身體換來的，男的嘛，還不是送點錢，吃幾頓飯？辦公室的那幾個坐在電腦麵前打字的女人，鬥誌曾多少次看見她們
被總管抱過去、親過來、叫得淫聲蕩蕩。不要說總管，就是門衛，也是狐假虎威。親人來看親人，最多隻能在廠裏歇一晚，你要多住一晚可以
，給門衛一點錢，或是叫個女娃兒給他玩玩，他讓你住一年半載他都要幹。鬥誌剛到農場的第一天就從窗子縫裏看見一個女的提著褲子出來，
門衛還在屁股上捏她一爪。
　　三、關於打工人被殺、被打的糾紛。鬥誌采訪的農場職工周正全的原話：“比起殺人來，那些吃啊住啊工資啊天晴落雨啊起早摸黑啊算啥
子？不需要回顧好長遠，就說最近一兩年。你曉得的那個被拖拉機撞斷了腰杆的重慶朱沱人，最開始說解決五千，後來又說分成兩股錢來算，
後來又說弄成三股錢才算，辦公室說不管，最後人家托司法局的人，你看這下弄得好麻煩，人家殘廢證都拿到了，廠裏頭這回理都不理，這算
啥子？2000年的時候，下大雨，天上打雷，打死了幾個人，有湖南的，有四川的，躲雨都不讓你去躲，偏要讓你幹工，電線又亂，這下人被雷
打死了，死了又如何？一兩萬塊錢就解決了。上回重慶漲穀的一個人，就是你（指鬥誌）老鄉，隔你家不遠，在農場病死了，死了又如何？五
百塊錢就解決了。還有一個，成都人，來賣冰糕，看著天熱，來幫員工解決口渴，總管說耽擱了這些員工開工，那個人隻不過是在路上叫賣冰
糕，總管就把人家的冰糕箱推翻，踢倒在水溝，那個成都人就跟他們搞起了，還了手，這下總管就打對講機叫廉江的一大堆總管過來，活活地
把人打死！這個事情竟然一點沒解決！一分錢不解決！這個東昇農場就跟黑道是一樣的，打死你就像打死一隻螞蟻。還有兩個重慶江津的人，
是兩兄弟，經常在農場買菜來拿出去賣，幾個總管想弄錢，就說你買我的菜，有些菜沒稱你就拿走了——完全是汙蔑！兩兄弟不服，總管就拿
起手杆恁個大的鐵棒，把兩兄弟打得爬起走。還有一個貴州的，剛剛來，不曉得農場的天高地厚，一個總管看不慣，拳打腳踢，那個貴州的不
服，想跟他反起搞，就被拉到辦公室，總管拿鐵鏟往貴州人腦殼上一劃，血就從貴州人的腦殼耳朵衝出來了！問你服不服，不服就再給你一鏟
！隻好服了，保了一條命，嘿，第二天還被開除了，一分錢沒得！你說有好霸道！我剛來農場就看苗頭不對頭，剛進來就看到一大堆總管每天
都要練它兩個鍾頭的刀刀槍槍，老板就幫他們敲鑼打鼓，現在那些刀刀槍槍都還在農場裏頭，還有聯防隊、治安隊跟農場總管都是筢筢打狗一
撈的，你不服，總管打，總管打不贏，喊一大堆總管來，你還不服，拉你到治安隊，打個半死再說，你人多，我就拉聯防隊、治安隊一起來，
看你敢不敢反！我跟你說，這個農場這些年來死了很多很多人，這些人都是廉江人殺的！”在農場做過幾天的曾經坐過監獄的葉飛說：“農場
的管理就跟監獄一模一樣。”
　　四、關於周正全特別提及的殘廢人陳應江與另一個死去的鬥誌老鄉。鬥誌老鄉是病死的，有沒有買保險鬥誌還不清楚，人死了有些年頭了
，當時鬥誌家鄉的派出所來過一批人，農場的總管置之不理，叫這些人到外麵找房子睡，整個兒沒有半點合作，就是蔑視。還有一個細節是，
死者家屬最後領到500元賠償就已經無比滿足的樣子，還直說農場好話。至於殘廢人陳應江，一年以前，他在田間打藥，背著灑水機收工回來，
拖拉機在後麵開，他沒回頭，直往前走，拖拉機撞上來了，陳某肋骨斷了三根。陳某受傷後被拉到醫院，並沒有完全治好，農場便強行要陳出
院，後被幾千元錢打發走。　　
　　五、關於員工工資未領、難領、少領的問題。就東昇農場來說，員工出於對當地治安隊、聯防隊的懼怕，從來沒有鬧過工潮。於是“頭頭
”們飛揚跋扈，員工工資少領了不少。員工到東昇農場做工，先交20元押金，這20元15天後可以退還，但還要另交100元押金，這100元就必須
要做到一年以上才能退還，做不到一年，那麽，這錢就歸總管去花了。想領工資走人的話，廠裏有個“規定”，那就是做到三個月以上的可以
領未領工資的50%，做到半年以上可以領未領工資的60%，做到一年以上的可以領未領工資的75%，情況大抵如此。東昇農場發工資有個特色，那
就是12月份發9月份的工資，1月份發頭一年10月份的工資，也就是說，工資要拖三個月。12月份是年底大結帳，有許多員工不想幹了，就想領
錢走人，先領了9月份的，但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呢？對不起，先看看你在廠裏呆了好久：你才來一個月的，沒錢，你隻有等到第二年3
月份領12月份的；你才來兩個月的，沒錢，你隻有等到第二年2月份領11月份的、3月份領12月份的；你才來三個月的，領吧，不過隻有三個月
工資的50%，你要領就領，不領的話，分錢沒得；你才來半年的，領吧，不過隻有沒領的三個月工資的60%，你到底要領就領嘛？就這樣，好多
人辛辛苦苦幹活，吃得像豬，睡得像狗，幹得像牛，最後呢，車費都不夠，更有甚者，幹得一身是病，哪有錢去拿藥？據鬥誌了解，這次憤怒
出走的人約有100人左右。
　　我不厭其煩地將鬥誌收集整理來的材料寫在上麵，是因為，這些問題是觸目驚心的，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祖國的真實生存狀況
，更重要的，鬥誌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他們態度冷淡，一直未予實際處理的行動。可慰的是，鬥誌在網上得到了一點關注，不少網友給他熱
情的鼓勵，也關懷著他，希望他保護好自己。鬥誌表示，問題得不到解決，他決不放棄努力，哪怕天掉下來，他也頂著。他現在正在籌劃網絡
簽名，希望東昇農場的問題得到社會更大關注，讓職工的權益在政府有關部門的介入下早日得到解決。
　　三
　　鬥誌現在為東昇農場等幾十處的職工權益問題操勞，奔波，作為一個自由職業人，他無暇自己打工掙錢，經濟發生了困難。我一開始是從
張青帝兄那兒知道的，他寫了一個《請求幫助：用行動支持鬥誌的公益事業》的貼子，呼籲熱心關注鬥誌的網友捐款，以解鬥誌的經濟一時困
難。在我的再三追問下，鬥誌告訴我實情：“我最多還吃得上20天的飯了，馬上就要收房祖，還不知錢從何處來。我也隻是暫時苦難，因為我
主動拒絕了非常多的賺錢職業。兩年之後是我用經濟與道義共同幫助別人。現在隻是暫時急用。”我便立即聯係好友張青帝兄，因我身在國外
，煩他借我三百元錢，代我寄給鬥誌。據我了解，網友張青帝、東海一梟、白色戀人、虎穴飛鷹、李建國諸兄都紛紛寄錢資助。
　　我再次想到了鬥誌的現實處境，“這幾天人一直在做噩夢，常夢見被斬成七八塊，乃至掏腸破肚，或從懸崖上掉下來摔成幾截。半夜隔壁
敲門聲一響，人就驚慌起來，再也睡不著。”鬥誌，你為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抱不平，你別無所圖，但環境卻使你心靈遭受如此夢魘的困擾。
我此時衷心地希望在這個中國的土地上，邪不壓正，你介入的是非都能得到公正的解決，你的生命安全能有保障。寫到這裏，上網看，我又得
到了新的不幸消息，鬥誌被人找打手來報複，頭上被砍了一刀五公分長的傷口。又看到網友李建國的文字：“一直在關注著這個年輕人，非常
刻苦，曾經給他發過幾封信，回答也很誠懇。從離開重慶去湖南，從離開湖南去西藏，從離開西藏到廣東，從農村到城市，從工廠到農場，與
監獄犯人，與冤案‘凶手’，與家長製專製，這個人從來都站在第一線上為弱勢群體討公道。如果沒有記錯的話，他18歲就曾與當地鎮長、當
地電視台、晚報開始為家鄉地質滑坡上書重慶市政府。鬥誌真的是一個傳奇，放棄了大學專門來為群眾抱不平，臨危不懼，見識不凡，為我輩
所望。除夕夜那晚，打電話問他新年怎麽過，他說：‘饅頭稀飯，有酒就喝。’他確實困難，我曾在漢語文學網發信給站長黎正光，希望他能
倡議對鬥誌的援助。想想看啊，那麽年輕的一個人，這麽小就毫不畏懼地與中國既得利益者反抗了，還聽說他曾被人找打手來報複，頭上被砍
了一刀五公分長的傷口，打電話給他時，他也仍然笑得很燦爛，真的讓人心裏麵既難受又佩服。他在十八歲就已經很出名了，但是那不是我所
認為的出名，可是現在的鬥誌卻真的找對了路，他的性格注定他要忍受艱辛曲折甚至威脅喪命，但他的名氣是用真正的明察暗訪真正的追根到
底換來的。在這裏，我以一個快四十歲的中年人表示：大年初八，寄400給鬥誌，因為我是農民，經濟並不寬餘，希望鬥誌海涵。也望朋友們給
予幫助，救這一個人，中國又多了根真正鐵打的脊梁！鬥誌先生為廣東、福建等省的農民工權益作爭取，與廠領導、勞動局、市政府不斷地提
意見，天天公開他的電話，到所有廠門口給員工發他的電話號碼，與媒體緊密聯係，專門對不公平的事情作記錄、作爆光、作上書。這些真的
令我自愧不如！佩服鬥誌，佩服現在的年輕人！”……
　　文章收尾時，我想到魯迅先生的話，“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
是中國的脊梁。”鬥誌，小我十多數的好弟弟！我不如你，但我敬重你，你要保重好自己。以後回國，我一定與你相見，擁抱！深藏在異國的
書齋和學院中的我，正沉浸在為中國的農工階級的翻身而奮鬥的寫作中，而你卻是戰鬥在第一線，冒著生命的危險。在這個急劇轉型、全麵腐
敗的社會，你是我追求正義的一麵鏡子，也是我心中的這個時代中國的真正的大英雄！
　　附：本文有關材料來自鬥誌的個人專欄“百年鬥誌”，關注鬥誌的網友可到該專欄了解更多的情況。
　　2003-02-03

 

七十年代女作家的左翼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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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何處是歸程》這部小說
　　
　　因為偶然的機會和觸動，我點擊開了《何處是歸程》這部小說，結果收獲很大。我被這部小說深深地感動，我更從這部小說中看到與我相
通的思想，以及當代文壇出現了可喜現象。當我隨意看了一些關於這部小說的評論文字，我又覺得這麽好的小說文本又有被糟糕地誤讀的危險
，這促使我寫這篇文章，為評論界盡一點不可推卸的責任。
　　讀這部小說純屬偶然。因為由自己主持的“檳榔園文學書院”網站需要通過與別的兄弟網站的友情鏈接來推廣給讀者，我與“新語文室”
網站的主持人黎陽女士發生了聯係。她很熱情地將我的網站放在她網站的首頁友情鏈接上，還主動提出在她的網站上為我設一個專欄，還選幾
篇我的作品放在她網站的“佳作共賞”上。這使我感激。我當時能做的便是將她的長篇小說《何處是歸程》放在我網站的“靈兒熱線”欄目上
向讀者推薦。當她寄來她的這部小說的電子版，我下載了有關軟件後，輕易地打開了它。在晚上休息時間隨意打開它，結果被強烈地吸引了，
欲罷不能，看完了通宵直到第二天上午，一口氣將這部小說讀完了，長籲了一口氣。
　　實際上，由於我有一年多的觸網史，我很早就注意到這部由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的長篇小說，因為一些文學網站都為這部小說安
排了“廣而告之”，但廣告上的作者的照片那樣年輕，一看便知道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我雖然吃的正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飯，關注當代作家
作品是我的工作，但我對七十年代以後出生作家有著很深的偏見，為了教學隻用寶貴的時間讀幾個被媒體炒得很熱的，學生們主動要求我講的
。所以，我一直未讀過有關黎陽和這部小說的一點文字。因偶然的機緣讀了《何處是歸程》以後，我欣喜地發現了文壇的可喜的新現象。本來
文壇正符合生物規律，“一代新人在成長”，但七十年代以後出生作家的作品確實讓我大倒胃口，棉棉的小說不忍卒讀，魏慧的小說可讀性要
強一些，但內容很糟糕。周潔茹的長篇小說《小妖的網》翻完了，不知所雲，隻幾篇涉及下工女工內容的作品稍有好感。但不能說七十年代作
家就沒有好苗子，非“美女”的男性作家陳家橋的《飼養在城市中的我們》給我留下了好印象，但想到作者的年齡，對他的老陳傷感心中不是
滋味。當我讀九丹的《烏鴉》之後，我就發誓盡可能不再讀受罪的七十年代作家作品了。看了黎陽的《何處是歸程》以後，我要說，黎陽是已
經被廣泛言說的“七十年代作家”的異類，但這“異類”卻是可喜的現象，是七十年代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創作，也是根紮於文學史，可與文
學史對話的文學的新生代。
　　黎陽的長篇小說《何處是歸程》最打動我的是所體現的社會人文批判精神，這與我以弘揚魯迅精神，發揚左翼文學傳統為己任的思想是一
致的。我這個六十年代人與她七十年代的“異類”，在這一點上的驚人的相通，使我興奮不已。當然，我要說，在六十年代出生文學研究者與
作家中，我也是個“異類”。“屠殺”我的精神導師魯迅的，什麽年齡的人都有，但參與其中的所謂“斷裂派”作家，正是我的同齡人。而新
潮批評家們，在“屠魯”的表演，視我為“異類” 外，正為六十年代作家們的“下體寫作”惺惺作態地辯護。因此，在我視自己為繼承由風騷
傳統到魯迅傳統這一點上，我超越了六十年代的同齡人，同樣，黎陽也超越了她的七十年代人，因而我們的文學精神的相通，就一點不奇怪了
。
　　在當下社會極其敗壞，權貴們張狂，窮苦們無告的罪惡時代，我們的六十年代作家卻沉迷於“下體寫作”，玩味自己“小我”的手淫的快
感，而七十年代人，將這手淫解放為蕩婦的放浪。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沉迷在小布爾喬亞的佯貴族的感傷和作秀中，置苦難的廣大下層勞動人
民於不顧，甚至在向權貴階級拋眉眼的時候，無恥地醜化和褻瀆苦難的卻是真正承載這個社會的廣大民眾。我對當代文學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作
家們很多有好感，他們保持了人文關懷和社會批判的激情。
　　《何處是歸程》對湖南長沙的下層勞工階級家庭的苦難的同情的描寫，正是與廣大勞動人民的苦難共著命運。小說對飛揚跋扈的長沙公安
副廳長們和他的八旗子弟鄭生華們，對勞動人民的苦難麻木不仁的賈星態們，對無恥地貪占公有財產而肥靡的上海灘的大型國企老總和子女林
飛強、林菲們的揭示和批判；對下層知識分子江正原、秦夢、江正浩、楊鬆棋們的社會不公正待遇，和為此而人生道路選擇的分化的表現，正
是深刻地把握了這個罪惡時代的精神湧流。巴爾紮克說，小說是曆史的書記，泰納說時代種族和環境構成了文學的精神內核。超越時代的作品
，從來都是在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精神基礎上才談得起超越，從《詩經》、《荷馬史詩》，到《西廂記》、《紅樓夢》、《戰爭與和平》、《尤
利西斯》莫不如此。
　　我們的時代精神是什麽？在後共產主義社會，這個時代呈現的正是統治階級的腐敗和廣大下層人民的苦難無告，哈維爾所說的後集權社會
的一切罪惡都在真實地上演。公安副廳長們賈星態們鄭生華們與江天和們謝有初們的矛盾，正是這個社會的最基本矛盾。共產時代積累起來的
公共財富，在後集權社會裏，被統治階級無恥地貪占，據此過著紙醉金迷的靡爛腐朽生活，而廣大勞動人民被推到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當下
勞動人民的苦難是雙重的，在經濟上貧困，屬於他們應得的被“碩鼠”們霸占去了，他們還憑借集權製度讓勞動人民不敢怒不敢言。壓迫在當
下勞動人民頭上的正是權貴階級的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的無法無天的貪占。
　　在這樣的罪惡社會裏，我們的下層青年知識分子的出路在哪裏？時代社會給他們隻有災難。在災難中墮落；或者在災難中堅守那一份清白
，而那份清白以更加倍的苦難為代價。於是，楊鬆棋們，江正原們選擇了墮落的道路，就一點不奇怪了。他們的命運使我們想到了後拿破侖的
法蘭西王朝時代，兩者何其相似，於是，江正原們的命運相近於斯坦達的《紅與黑》中的於連們，就在預料之中了。他們是相近時代的相近悲
劇人物。但我不滿意中國作者黎陽的，是她讓小說的結局是江正原在懺悔中繼續墮落，而斯坦達卻讓他的於連投入到反對罪惡社會的鬥爭之中
，並以死見證了這個社會的罪不可恕。這與作者是個年輕的女性有關，也與中國左翼文學傳統在當下的被自由主義思潮弱化有關。但我在黎陽
的《何處是歸程》中分明也看到了中國左翼文學傳統在當下中國文壇複興的希望的見證。
　　黎陽說她是“一個自幼在中國古典文學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女孩。慕先秦諸子，羨盛唐諸公，思高山流水，想《梅花三弄》。酷似太白，一
生好入名山遊。最願背上行囊走遍千山萬水，萬水千山。於繁華的現代都市中也能發思古之幽情，於喧囂的工業文明中也能回歸到寧靜的田園
牧歌裏。”這當然是她的一個方麵。她的另一個方麵，正如她自己在這部小說的《後記》裏的表白：“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的心是堯舜的心，
我的血是荊軻聶政的血，我是神農黃帝的遺孽！”這樣，古典的蘊藉柔美與金剛怒目和諧地統一在這部小說中。在這部作品的人文批判精神的
光彩之外，有機聯係著的是浪漫柔美的美侖美奐的抒情世界。這部小說無疑有著重要的人文批判內容，但絕不僅限於社會的批判上，對人性的
美好與醜陋，堅強與脆弱，浪漫與現實，情感與理智的細膩剖析，也是這部小說的重要內容。這使這部小說帶有很濃重的浪漫抒情色彩。
　　中國的文學傳統正是國風、離騷的兩個傳統的結合，這體現為一種既入世又出世，既理智現實又浪漫恣肆的中國傳統美學風格。後世的文
學創作在這兩點上或有所側偏，但兩者和諧結合一體的作品也很多，如《西廂記》、《儒林外史》、《紅樓夢》，魯迅的小說，張承誌的作品
。黎陽的小說《何處是歸程》也是將這兩者結合得相當成功的。從離騷傳統來看，這部作品也是浪漫抒情小說。作品的主要線索正是一對下層
青年知識分子的愛情經曆，從浪漫美妙的大學校園之戀，到工作以後的患難中的互相扶持，作者給我們描繪了貧賤知識男女也有發自人性的美
好感情故事。但畢竟，現實的罪惡和醜陋，破壞了這對小兒女的純潔情緣。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是一樣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要說，幸福的愛情是一樣的，不幸的愛情也有共同的不幸，這便是社會
的罪惡，難寬容純潔美好事物的存在以見證自己的越發醜陋，於是便來破環它。小說中，楊鬆棋便先墮落了，接著又促使江正原墮落為罪惡勢
力中的一分子。這是大社會的悲劇，便也是江正原與秦夢一對曾經無限美好的愛情成了悲劇收場。但我們的小說作者仍以她美好的心靈，為我
們留下了美好動人的秦夢形象。秦夢是作品中最有光彩的形象，也是最能打動讀者的形象。我讀這部小說秦夢的故事時，便不自禁地聯想起與
貧賤的小知識分子我患難與共的妻子。她仍在祖國，我打電話告訴她，秦夢像她，而我絕不會成為墮落後的江正原。秦夢善良而又堅強，對愛
情堅貞，以她的熱情使她身邊苦難中的下層民眾快樂。產業工人階級的江家喜歡這個未來的兒媳，江正浩也情不自禁地愛上了這個哥哥的美好
的女友。當江正原墮落，給秦夢以無情打擊，江家父母和江正浩卻給了秦夢巨大的支持。秦夢是個幾乎將所有的美德集於一身的女子，她受到
情人的墮落的打擊後，仍然堅持追求自己的充實人生。作者讓她最後考上了研究生，走上了更加美好的新機。
　　愛情故事和秦夢的形象強化著這部作品的浪漫抒情色彩，同時，作者對語言的使用也表現了抒情特征。作者嫻熟地引用了古今中外富有詩
意的詩詞、名言，也妙筆生花地鋪敘抒情，使這部長篇小說呈現濃重的詩化特征。而對社會人生和複雜人性的深刻揭示，也在抒情中加入了哲
理性議論。社會批判和抒情兩者的結合使這部作品帶有哲理小說的色彩。作者黎陽無疑對古今中外的文學遺產的修養都是很相當深厚的，我便
從這部作品中聞到了我個人極喜歡的，西方被稱為“最後一個浪漫派”的著名作家黑塞的氣息。
　　想到這部成功的小說的作者才二十多歲，雖然文學史上不乏早熟的作家，但現實中親身交往的作家如此年輕，而又如此才華，取得這樣大
的創作成績，真令人驚異和可喜。但我評論她這部小說，當然說我自己想說的話。我要說，黎陽是已經被廣泛言說的“七十年代作家”的異類
，但這“異類”卻是可喜的現象，是七十年代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創作，也是根紮與文學史，可與文學史對話的文學的新生代。我在黎陽的《
何處是歸程》中分明也看到了中國左翼文學傳統在當下中國文壇複興的希望的見證。
　　2003-5-18

 

對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後的漫想
 
　　實行政治體製改革，促進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幾乎是中國民間知識界的共同夢想。但顯然，這點共識並不能抹去各派的分歧。左右陣營
現在的鬥爭，人們都已經看到其中的寬容與狹隘，正直與偏私。那麽，在中國實現了民主憲政製度之後，各派聯係的政黨的鬥爭情形如何？這
樣的漫想非常有意思。
　　民主憲政建設是一個很難有止境的過程，正如人間事沒有完美到無法再發展的。對民主憲政建設應如是觀，不過，我們還是要確立一個有
一定確定性的起點。對中國未來的民主憲政的構想的具體化，主要是自由憲政派的學者在做。據我了解，大致有三派。一派的構想是“一黨憲
政”，隻允許一個黨有執政權，這個黨決定憲法和國家根本大政方針，但它對社會的管理權通過其黨員在各種製度機構中的先進性和優態勢來
保持。第二派的構想是，執政黨改變為類似皇室一樣的家族，其黨魁可以成為國家名譽元首，但國家的實質權力在首相這裏，要通過多黨競選
產生。這就相當於將一個超級黨作為英國或日本的皇室一樣，享受皇家在社會中的各種權益。這個超級黨的黨魁便是皇室的“天皇”。各黨派
競選議會和首相職務，像英國的君主立憲製，可以叫“超黨立憲”。第三派的構想是多黨憲政，不存在一黨憲政或超黨立憲的，所有黨派一律
平等，競選議會和國家元首。
　　 當今的中國自由憲政派人士們，已經高興地看到，第一派的一黨憲政已經在逐步實行，不少人已經公開叫好了。第一派的設想既然已經啟
動，第二派的方案可行性就不大了。不過，很可能，有著自由理想的各個派中，肯定有人不滿意，他們更向往第三派設想的多黨憲政。作為一
個自由左派小知識分子，我當然也希望中國最終走上這樣的民主憲政。我漫想的“中國實現民主憲政”，正是對這個方案來說的。
　　這樣的民主憲政製度在中國實現以後，便不會一下子就完美的，還要發展和逐步完善，這是肯定的。期間也會有某個政黨執政以後，實行
修正主義，做到一黨獨裁，如納粹黨之在德國，或者為執政黨的階級獨占或謀取更大的社會利益。這種可能當然要盡量避免，我盡可能漫想理
想的狀況。這樣的民主憲政的實現，當然是社會各派勢力一致和解，憲法和軍隊具有超黨派性質，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各黨派在民主憲法和
超黨派的司法框架內活動。民主憲政實現以後，憲政派的學者可以成為超黨的司法機構的法官、獨立國會議員，但這一派成為一個競選的政黨
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除了憲政理想，他們沒有別的設想。
　　這樣的民主憲政實現以後，在憲法和獨立司法框架下，國家權力的分配通過各政黨的競選來進行。我隻是做一點漫想，我想成立和參加競
選國家權力分配的政黨不會是少數，但大小有別，各黨派也有內部分化或多派聯合等情況。估計有這麽幾大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代表
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外買辦勢力在中國的代理人，或者姑且可稱為大資產階級的政黨。當然，也有代表農工階級的政黨。這三大黨外，還
有一些知識分子的黨，黑社會的黨，民族主義的黨等等。有些黨則盡量宣稱自己是全民黨，從其他階級選民那兒撈選票。
　　多黨競選是個相當殘酷的國家權力分配過程，充滿著光明正大與陰謀詭計，正義與邪惡，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目的與手段，誠實與謊言
的多色調的鬥爭。目的就是一個，撈選票，在國家權力分配中得到更多的好處。選民手裏的選票投給誰？當然看誰能代表自己的階級利益。但
是，當多個黨派都宣稱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時候，看哪個黨更會宣傳，打動他們了。這樣，能助撈選票的一切社會資源都預先被各黨派爭搶。這
主要是三個方麵：一是金錢，參加競選必須有相當的金錢基礎，這樣，最有金錢的社會階級往往受到各個黨派的歡迎，大都希望從有錢的階級
那兒得到競選資金讚助。二是輿論媒體，各競選黨派也紛紛盡可能多控製。三是，內政受外交影響，哪個黨派能得到國際強權國家的青睞，其
在競選中獲勝的可能性更大一點。這裏當然排除某個政黨借國外勢力發動政變上台的情況。
　　顯然的，在上麵設想的幾個大黨，大資產階級黨、民族資產階級黨、農工黨，各有優勢。大資產階級黨有國際資本支持，民族資產階級黨
有民族主義力量支持。現在爭論得激烈的知識界左右派，到時候，右派會站在兩個資產階級政黨一邊，而左派會站在農工階級的黨一邊。農工
階級的人數占大多數，如果選票分配公平，這個階級手裏的選票最多，但他們最窮，沒有金錢基礎，也容易受各黨派的輿論宣傳鼓動，內部分
化可能性很大。這個占國民大多數的人群並不一定把選票投給自稱代表他們的農工黨。其他兩個階級黨也會宣稱兼代表他們利益，並通過金錢
和輿論宣傳使他們投自己選票。
　　在我的漫想中，中國在實現民主憲政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是大資產階級黨和民族資產階級黨輪流執政，主要看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
候的變化。外交決定內政，國際強國勢力對中國有很大影響的情況下，與國際資本有聯係的大資產階級黨會執政。當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內政
決定外交的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黨會上台執政。
　　我是自由左派，一貫強調在建立現代民主社會結構的基礎上維護廣大下層勞動人民的利益。對現代民主憲政在中國的實現當然是歡迎的，
支持的，並且作為當下的社會理想奮鬥目標之一。民主憲政實現後，麵對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個資產階級黨的輪流執政情況，盡可
能促進真正代表農工階級利益的農工黨壯大力量，盡可能在國會中多占幾個議席。在農工階級利益受到大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執政的
國家權力危害的時候，農工黨要毅然決然站出來維護他們的利益。我想，農工黨比兩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力量要小，但其存在對維護廣大社會下
層勞動人民的利益是非常必要的。當兩個資產階級的黨都腐敗無能，或趨於反動的時候，國民會唾棄他們，農工階級的黨便有了執政的機會。
　　我雖是熱心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權益奮鬥的人，最好感農工階級的黨，但我更會選擇做無黨派。我是一介書生，不諳政治，愛自由和散漫的
天性也不適合搞政治。我將仍是以教書和寫文章為職業。當然，在必要的時候，為了表示我對農工階級的實質支持，我可以在農會或工會中兼
任一個委員職務。
　　對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後的漫想如此。我的文章收尾了，我的夢也醒了。
　　2003-6-25

 

記我與台灣記者皮介行先生的交往
　　
　　　　皮介行先生，中國台灣地區台北市人，台灣《環球通訊社》記者，《環球》雜誌主編。自1985年來，皮先生頻繁到祖國大陸訪問。
1987年10月，他成為第一個采訪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的記者，十二大新當選的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微笑著對他說：“你們是第一隻燕子，
第二隻燕子，以後還會有更多的燕子陸續飛來。”中共十三大時，皮先生采訪過當時的總理趙紫陽。皮先生問：“趙總理，你好。在你的任期
內，是否希望實現兩岸人民要求統一的共同願望，是否希望實現‘一國兩製’？”趙：“我很高興見到你。希望你在大陸多去一些地方，實際
地看一看。大陸這３８年來，有很多進步，但也有些地方比較落後，你要去看好的，也要去看壞的。我還希望你回去不至於遇上什麽麻煩。至
於你提出的問題，我當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內能夠實現祖國統一，但這不決定於一個方麵。能不能統一是一回事，總不能背道而馳吧！我看
，目前的形勢是向著好的方向在前進。你讚成嗎？”皮先生立即回答道“讚成、讚成”。十幾年來，皮先生經常到大陸采訪，關注大陸的社會
發展和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表現出一個華夏知識分子的愛國熱忱。
　　
　　　　我與皮介行先生相識於中文網絡。他的名字最先為我所知，是在張青帝兄創辦的大地網站上，在我任首席斑竹的大地思想前沿論壇，
他的名字悄悄地出現了，也逐漸引起我的注意。他在思想前沿論壇發了幾個主貼，主要是談論中華文字和台灣泛藍聯盟的，都被我利用斑竹職
權固頂了。他的反對大陸部分知識分子媚美言論的跟貼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後來知道，皮先生和我一起，在由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發起
的反對美國軍事打擊伊拉克的聲明上簽了名，我們在國際國內許多問題上觀點非常相近。最近，在韓國高校從事教育交流的我短期回國探親，
臨行前無限感傷，發表一篇《祖國，我回來了》的隨感文章，得到皮先生的熱情回應，我們便在別人兄的中間文化網站論壇裏進一步交流，彼
此更加了解和好感。我將皮先生對我的回應文章《讀〈祖國，我回來了〉寄語作者檳郎》收入我個人的網站檳榔園文學書院永久保藏。今天他
又寄詩來與我交流，促使我寫這一篇文章。
　　
　　　　對作為記者的皮介行先生，我不太了解，他主編的《環球》雜誌，我也從來未見過。但通過網絡交流，我了解的皮先生是一個愛國的
知識分子，這不但表現在他在新聞職業中對大陸進步事業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熱情推動，還表現在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和深厚造詣，他
對儒家心性道學的推崇，他在大陸網絡上熱心結交仁人誌士上。皮先生每發表文章，都奉孔子曆，使他顯得特別，而這一點很得也有儒家心結
的我的好感。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明誌，待大陸走上現代民主化道路，我將淡出批評界，專心學儒，著古裝長袍，蓄長發戴儒冠。我也主動向皮
先生表示，得海峽兩岸統一之後，我將去台灣陽明山中隱居，與他共致力於中華儒學振興。
　　
　　　　有著中華仁人胸懷的皮介行先生愛自己的祖國，愛燦爛不朽的中華博大精深文化。但目下台海分治，台獨囂張的局麵使他痛苦。他看
到我那篇回國探親隨感文章雖然感傷，也有回到祖國懷抱的欣慰，安慰我時，他自己也不禁感傷起來了：“但回頭想想，又不免感慨係之！檳
郎，還有個祖國可回歸，還有個安定工作，而我一切均不定，也不知祖國在何方！神州故國是個昂揚挺立的君子國，卻不是無神的共產中國！
台灣是祖國嗎？曾經也是吧！但如今是台獨執政，扮演著美日搖尾狗的角色！這像個有國格的國家嗎？生在各勢力的夾縫中，又能奈何？”實
際上，祖國尚未統一，全世界炎黃子孫莫不扼腕痛惜的，皮先生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感傷中的皮先生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智慧中尋找精神
解救的答案，他對我說：“統一不統一，看大勢，看天心，不是單純人為可以成事的！但一切不妨，神州如無神性，統一也無價值，也不可久
。神州如能再生神性，則華夏重光，朗照天下，必將對未來世界，提供尊榮與生機……”雖是對現實的無奈，卻也在更高的境界上對中華統一
和民族複興抱著極大期盼，拳拳之心感人肺腑。
　　
　　　　我在那篇文章中的感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海外的客愁通過詩文的抒發，和在祖國網絡上的活動還能排遣，得以忍受。但異國與中
國的對比的感受卻使我苦悶，甚至近乎絕望。”網上有友淮生兄感慨道：“100年前，李鴻章到美國，也很受刺激；80年前，鬱達夫在日本，也
在呼喚祖國富強；今天，檳郎在韓國，也和上麵兩位一樣百感交集……兄，預測一下：再過80年、100年，留洋的中國人，還會萌發你一樣的惆
悵嗎？韓國也成為了惆悵的對象，這本身就是令人惆悵的；為什麽這麽說：1950年前後，中國經濟的起點和韓國不相上下；韓國經濟以8%左右
速度增長了20 多年；成了人均數千美元的富裕國；中國也增長30年，為什麽還是處在赤貧狀態呢？兄，你說：到底是怎麽回事？”
　　
　　　　皮介行先生也做出近似的反應，被儒家浩然之氣充沛的他說出這樣一番話來：“據我所知，在曆史上中韓關係特別緊密，部份韓國還
曾是中國國土。而中國對韓威德甚盛，對韓國之生存與成長，極多協助。韓國整體輸入中華文化，包括文字、思想、道德，他們也以禮義之邦
，君子之國自命。韓國某大學教授尚認為韓國是儒學之祖國，因箕子封在韓國北部，而其洪範九疇，的確也是儒學思想。所以，中國人對韓國
根本無須自卑，重要的是認識到，中國做為上國，對韓而言是尊貴之國。而今天搞成如此，不該去怪古人，倒應該自己痛心疾首，痛切檢討！
誰為為之，孰令致之！”我雖然好言自己“貧賤”，實際上君子固窮，隻用來作為一種蘇格拉底的辯論策略，表達我的真實憂國憂民的心意，
有些網友很誤解我“哭窮”，但許多網友是理解我的寫作抱負的，淮生兄和皮介行先生便是其中的兩位。
　　
　　　　皮介行先生與我談到了中國問題和個人修養問題，我們有共同之處。在中國問題上，皮先生對中國民主化方向的看法，與我是一致的
。我文章也說羨慕韓國的現代民主製度，強調在“努力建立現代民主社會結構”的基礎上維護廣大勞動人民的權益。皮先生說“依我看，中國
要揚升，仍應以私有製為基本製度，國家作為調節與保障。傳統文化的智慧與莊嚴，應該重建；現代神學、史學、科學、哲學……也應認真研
究；特別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應放開，把民間社會的智慧與力量，引入公共決策程序中，創造多元民主的中國新製度……孟子謂：‘天將降
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我想當下中國，貞下起元，一元來複，已經走上大變革之路。檳郎先生生當其時，正是精誠其心誌，昂揚其
見識，深造其智慧。待風以雄飛的大機會，不必灰心，好風會來，再造一個美麗神州，再建一個莊嚴中華。江山有待，君子自強！”我目前主
要致力於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在製度問題上思考比較多，而皮先生不但考慮了製度，而且考慮了文化複興建設問題，我雖未強調，但觀點是
一致的。可能我是大陸人，在製度的變革上更感到急迫。而他對我的鼓勵和寄以厚望，是我感到慚愧，但以此自勵的。
　　
　　　　在個人心性修養上，我和皮先生在基本看法上相同，那就是“致良知”，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而這並不衝突。皮先生說：“一般人
既搞不清‘致良知’是啥東西，也覺得是無用之空論，卻不知道這是極重要的價值本體問題。在一切關係界域裏，事物總是流轉於因果與條件
之內，其中無法安立價值。價值無法安立，其一是走向軀體化，以感官快意定價值，所謂‘跟著感覺走’、‘隻要我高興有什麽不可以？’，
其結果就是末世的物化與沉淪。其二是走向價值相對化，價值失去超越性，成為關係世界之一員。人失去挺立之憑依，於是隨大流，看利益，
有利益就可改其持守。如此，則違法亂權，防不勝防，人權不保，社會功利、短視、低俗，就像當前大陸社會眾生相。”而這必然聯係到中國
問題：“因此，要改造大陸社會成為一個高貴的道德人文社會，所謂：行憲、政改、民主自由。當然也不失一方法，但我以為：若不根本的重
建文化與價值觀，人民不能挺立，則一切立憲、行憲、政改，都將成形式之空談，紙上之文章而已！”
　　
　　　　在個人性心修養上，我與魯迅有共通點，那就是在傳統與現代的轉折點上，我們無法回到古代的適得自心，也暫看不到未來現代文明
上的“天人合一”，因此，作為“曆史的中間物”，我們以“肩起黑暗的閘門”的作為來完成個人的心性修養，以德配天，完成個體一生之參
天地化育之生命。皮先生說：“中國有泛神傾向，天地山川，神鬼萬物，都可有靈，亦都為人間價值之憑依。但最重要之價值大本，卻是儒家
、禪宗所論述的良知、自性。我以為這有一種自性神的尊嚴與崇高，所以修德、悟道，‘朝聞道、夕可死’！一但悟道則可以‘界定萬物，取
舍萬端’，人的根本抉擇，一依於此。因此，嶽飛、文天祥可以留取丹心，死而不悔，大唱‘還我河山’、‘鼎鑊甘如飴’。”皮先生的心性
說並不像好古的朱光潛先生以“靜穆”為美，嶽飛、文天祥正是魯迅所說的陶潛先生的另一麵，也是“金剛怒目”的。皮先生文詞好古雅，直
抵王陽明；我則直白現代意識，師法魯迅，但在此問題上，我們無疑是相通的。
　　
　　　　以此文紀念我與皮介行先生的交往，並介紹他給大陸知識界朋友。
　　　　2003-06-12

 

與朱弦談魯迅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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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朱弦談魯迅左派
朱弦 檳郎

朱弦：

方家多有論及瞿、馮、胡等人對魯迅先生的“隔”，不可忽視。而縱觀兄對魯迅先生的熱愛，恐多因強烈的感情因素且急於將先生納於自家囊
括，而實際上隻能算是“檳郎的魯迅”，而不是“魯迅的魯迅”了。恰恰是在與其他人——當然包括瞿等——的差異及高標之處，方顯先生的
深刻幽遠與獨立卓絕。

檳郎：

“檳郎的魯迅”，而不是“魯迅的魯迅”了。
六經注我呀。謝謝朱弦。

朱弦：

如果“六經注我”，那麽這“我”與“六經”是不是貌合神離呢？若是，殘忍點地說，這個“魯迅左派”的名堂就根本上隻能是檳郎兄的一相
情願了。
魯迅先生與瞿秋白先生的文化氣質是相通的，但是畢竟他們的思想精神還是大異的。

檳郎：

六經注我，關鍵是不能離譜，我這樣努力。
在魯迅左派上魯與瞿有一點相聯，我便抓住呀。
再謝朱弦。

朱弦：

“毛文化思想與魯迅一樣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毛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可有人說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以前也有人在魯、毛之間搞“拉郎配”，眼見得捆綁不是夫妻——
毛自己也表過態嘛——現在檳郎兄又在魯迅先生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做喬太守了。可惜啊！
魯迅先生讀過多少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有著怎樣深刻一些的了解？還得煩請檳郎兄再斟酌。

檳郎：

我辯證看到毛與魯的分歧，目前幾篇多談了他們分歧。
三十年代魯迅是左翼，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發生了關係，這是鐵的事實。當然我作為闡釋人本人，需要打這兩個主義旗號。

朱弦：

魯迅先生是通過讀蘇俄革命文學而接觸過馬克思文藝觀，但是僅此而已。無論是馬克思主義也好，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也好，他的了解
都是不完備的，認識也是不成熟的，假以時日，他對馬、列、斯主義的認識會發生怎樣的嬗變呢？從他一貫的懷疑主義認識論，以及一貫的人
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立場，他與其之間的距離是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不言而喻。
在檳郎兄的地盤上看到有人引兄的文字曰：“相信常識，不糾纏於政治學“，竊以為謬矣，且不說檳郎兄所論本已與政治學關係甚大，其實我
們所言，更多的還不是那點政治學（含政治學、政治哲學、政治比較學等）的常識？真誠希望兄能多多留心政治學的一些基礎理念，充實自己
的理論水準，糾正一些失誤和偏差。
另，閱讀魯迅，林毓生、孫隆基（孫氏有《曆史學家的經線》一書，內有兩章係魯迅專論）等海外名家不可不讀。

檳郎：

任何人都不能說自己的了解都是不完備的。還有，我發展出的民主社會主義已經超越了社會黨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現實社會主義，魯迅與社會主
義的關係，也是我對他和國際社會主義的發展。
兄（魯迅泛稱時一切人都可謂兄）對社會主義有偏見呀？美國還正在溜向社會主義呢，歐洲執政的工黨社會黨都是社會主義。
我是現當代文學專業，接受兄的指點，多關注政治哲學。我已在國際社會主義史上下過功夫。

朱弦：

提幾個問題，想請檳郎兄解答：
1、兄所以為的魯迅先生的“民眾觀”是怎樣的？
2、固然，“站在窮人一邊”具有天然的道德優勢，但是不是這就是恰當的、公平、必須的？
3、左右之間，是不是陣營就勢如壁壘？

檳郎：

答朱弦：

1，為大眾但不盲從大眾，自己也作為大眾普通一員。
2，不談什麽道德優勢，這是富人打出的棍子呀。為了更人性化的社會吧。
3，不是呀。現在與魯迅時代不同，我把自由派當作同路人了。

朱弦：

1、若要大膽一點說，魯迅先生並非如檳郎兄這般有著“民粹主義”傾向（？）的，他甚至是“反人民”的。
2、這不是什麽“棍子”。不應該為誰預設必然贏得比賽的規則，對於享受不到這些規則的便利的人們來說，這樣是不公平的。
3、當然，這是因為中西不同語境下的一個問題。

檳郎：

三點沒什麽分歧爭論了。

 解詞：民主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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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年來，我的左派言論裏好像強化了“民主社會主義”一詞，這種變化發展很快有人看出來，一個叫老金在線的為此專門寫了磚文，嚴
加批評。我已回應，這裏不再重複。這種發展仍然立足我一貫以來對左派，或左翼的基本定位。在《光榮與夢想的中國左翼文學》裏，我將為
廣大下層勞動人民服務的社會思潮都稱為左翼思潮，從《詩經•國風》到魯迅，都是一個左翼文化傳統。
　　左翼文化傳統從人類有階級社會以來便存在，或者說，不論何時何地，隻要有社會壓迫，便有反抗這種壓迫的左翼文化。因此，左翼文化
，等同於反社會壓迫文化。但顯然，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以後，左翼文化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可以說，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後，左翼學者天生
便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作為一個非西方人，我不想將左翼文化等同於馬克思主義，但顯然，馬克思主義話語是左翼文化的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當我說魯迅是中國左翼文化的集大成者時，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魯迅是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但我認為全部魯迅應該稱為“魯迅主
義者”更恰當。馬克思和魯迅都是現代資本統治時代的左翼文化頂級大師。
　　過去，我注重魯迅，現在馬克思在我的左翼言說中獲得他應有的地位，這即是發展。
　　雖然左翼思潮是人類社會出現社會和階級壓迫以來的文化伴生物，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它有了新的表現，即反對雇傭剝削製度，反
對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壓迫。
　　左翼文化的第一個集大成者和奠基者是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一經誕生，便成為左翼文化的主導話語。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功績在兩個方麵：
對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揭露和批判，以及為人類描繪了克服資本主義製度缺點但又保留了其優點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蘇聯和
東歐的左翼社會力量想使這種烏托邦變成現實，但他們確立的是列寧式集權社會主義，終於崩潰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仍未能實現。這種
理想顯然不同於實際存在著的集權社會主義，為了以示區別，便稱為“民主社會主義”。
　　中國現在是什麽樣的情況？我的左翼言說必須麵對現實而獲得意義，我當然不能回避。中國左翼力量中的毛澤東派（毛左派）過去“走俄
國人的路”（毛澤東語），因此，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隻能是集權社會主義。中國由於很早便開始了製度改革和具有特別國情，這種社會主義
製度沒有象蘇聯東歐一樣崩潰。但顯然的，這種已改革著的集權社會主義製度具有了新的特點，它補著資本主義的課，又不倫不類，可以稱為
權貴社會資本主義。即以權貴集權統治為基本特點，同時擁有部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特征，是個四不象的怪獸。
　　現在，這四不象的怪獸顯然許多人不喜歡，隻是一個轉型或過渡狀態。自由派想讓它變成資本主義，左派想讓它糾正自己，向民主社會主
義發展。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權貴集權統治都是雙方反對的，既不能回到列寧式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也不能變成拉丁化的資本主
義。自由民主憲政都是雙方擁護的。
　　作為左派，我讚同向民主社會主義發展，但我認為，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是反對社會壓迫的烏托邦，是批判資本主義的理想參照係，它在現
實中的發展是與民主資本主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2003-12-26 

 對民主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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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完《解詞：民主社會主義》一文，感到一些問題隻是提及，需要進一步說明。也逢梁泉、民士等一些網友惠賜有關資料，我又認真對待
景祥的研究成果，使我可進一步深化對民主社會主義理解。
　　在我那篇文章裏，關鍵的一段是這樣的：
　　
　　左翼文化的第一個集大成者和奠基者是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一經誕生，便成為左翼文化的主導話語。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功績在兩個方麵：
對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的揭露和批判，以及為人類描繪了克服資本主義製度缺點但又保留了其優點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蘇聯和
東歐的左翼社會力量想使這種烏托邦變成現實，但他們確立的是列寧式集權社會主義，終於崩潰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仍未能實現。這種
理想顯然不同於實際存在著的集權社會主義，為了以示區別，便稱為“民主社會主義”。
　　
　　我這裏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是現實中存在的“集權社會主義”向民主化以後的發展。或者可作為中國的當下社會主義發展到一個相
當成熟的民主化階段以後的情況，是當下集權社會主義民主化走向的未來目標。
　　我簡單清理一下這樣的曆史發展進程：從原始資本主義社會和一些殖民地社會、封建主義社會階段開始，發展到兩個分支：一為專製資本
主義階段，一為專製社會主義階段。專製資本主義階段發展到民主資本主義階段或民主社會主義階段。專製社會主義階段發展到集權或權威社
會主義階段，再走向民主社會主義階段。也有專製社會主義階段回到資本主義階段的。
　　在我理解，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是反對社會壓迫的烏托邦，是批判資本主義的理想參照係，它在現實中的發展是與民主資本主義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民主資本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區別不在於社會製度上，而在於執政黨和政策的偏向上。由社會主義政黨執政，執行偏向社會主義
的政策，便是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政黨執政，執行偏向資本主義的政策，便是民主資本主義。在一個民主製度社會結構上，雙方和平競賽
。
　　
　　景祥兄有這樣一段關於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文字：
　　
　　實際已存在的民主社會主義。這是從伯恩施坦到拉薩爾的社會主義，是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沒有明顯分界，與蘇聯十
月革命後建立起來的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有很大差別。
　　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後，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隨著社會生產關係的不斷“校正”再次出現繁榮，充分反應了資產階級的不朽生命力和
自我更新能力；而這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全國大選中的獲勝，和以後各國社會民主黨取得參政權甚至獨立執政，又都表明了馬克思的“社會
主義”即共產主義理論的徹底破產。而歐洲社會的政治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斷向資本主義的抗爭下，不斷取得社會
主義的勝利，使得資本主義政治不斷逐步向社會主義政治過渡。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共產主義學說日益受到人們的懷疑，社會主義者們逐步認
識到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社會主義走上了曲徑，社會主義必須向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基本原進行回歸，這樣就產生了“修正主義”。
所謂“修正主義”，是指要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術和當時的社會主義運動進行“修正”的伯恩斯坦等人理論係統的稱謂。伯恩斯坦等人的“
修正主義”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實行途徑在於“民主”，而不是“專政”，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而不是靠“暴力革命”進入社會主義，從
而把社會主義重新從共產主義的歧途上，拉回到了以實現“自由、平等、博愛和民主”的社會政治理想為目標的正確軌道。
　　“修正主義”的出現，它一方麵標誌著社會主義基本擺脫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麵標誌著社會主義發展成了一
種係統性社會主義思想即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為了區別於“科學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便在“社會主義”前
麵冠上“民主”，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乃是原旨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的繼續，所以說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原旨的繼承
者，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以實現社會民主為手段，所以民主社會主義又有另外一個稱呼：社會民主主義。
　　
　　我對景祥的這段話有一點不滿意，就是在他的描述中過於強調了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某種對立，說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原旨
的繼承者。而我隻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原旨的繼承者。我將民主社會主義看成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修正式發展，與列寧主義一樣
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新階段，是馬克思主義之父的雙胞之子。專製資本主義在反對力量的作用下發展到社會主義或民主資本主義。由反對資本
主義專製壓迫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方麵出現了實際的民主社會主義，一方麵出現實際的集權社會主義，而最終，集權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
回歸或向民主社會主義發展。
　　中國當前正在集權社會主義的變革階段，有人稱為權威社會主義，我稱為權貴社會資本主義。它向何處發展？民主化是它的唯一跑道，盡
頭是民主社會結構的建立。這種民主社會結構上，民主社會主義與民主資本主義已沒有實質的區別。但由社會主義政黨執政，執行偏向社會主
義的政策，便是民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政黨執政，執行偏向資本主義的政策，便是民主資本主義。在一個民主製度社會結構上雙方和平競賽
，兩者還是有一定區別。作為左派，我選擇民主社會主義。
　　更重要的，作為左派，我充分熱愛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意義：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思潮與社會運動，始終是與反對資本主義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共同存在與發展的，並因此
而受到廣大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廣泛擁護。社會主義在其發展的艱難曆程中，形成了眾多的思潮與運動，其中大部分已不能適應信息社會的
需要，或者功能方麵存在較大的缺陷。然而，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在反對資本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方麵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
，無一不與社會主義密切相關。
　　
　　2003-12-28

 

 
做一個社會主義者（夜讀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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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著名學者特裏•伊格爾頓（1943—），生活在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和社會主義信念使許多人感到不
識時務。伊格爾頓在《瓦爾特•本雅明》一文中這樣來說明社會主義者的出現：“人們所以成為社會主義者，絕不僅僅因為他或她信服了唯物
主義的曆史理論或被馬克思的經濟學算式的說服力所打動。最終而言，做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唯一原因是他反對曆史中的絕大多數男男女女一直
過著痛苦而底下的生活，他相信這種狀況在將來是可以改變的。”
　　伊格爾頓本人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作為社會底層出生的知識分子，他念念不忘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男男女女們的真實處境。他求學時，有
幸結交了雷蒙斯•威廉斯，英國文化唯物主義學派的奠基人，一直引為自己的導師。他理解威廉斯：“他是一位威爾士工人階級父母的兒子，
從一個異常封閉的農村社區進入劍橋大學，階級、文化、政治以及教育等等問題是自發地擺在他的麵前，它們是與他的個體身份這個本根無法
分開的個人問題。” 伊格爾頓本人何嚐不是如此呢，他後來將他的一本著作奉獻給他的作為產業工人的父親，獻詞是這樣寫的：“我們最能做
的事情是醞釀好語言，說出來以驅散被綁在日用需要之上的那些人們的恐懼，成為被不公地窒息了聲音的同誌們的呐喊。”正因為始終不忘廣
大勞動人民的苦難，為他們呐喊和抗戰，伊格爾頓確立自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伊格爾頓在差異性和多元化的後現代主義大合唱裏，總是顯得那麽桀驁不馴，與眾不同。他堅持認為，隻要
仍然存在著壓迫，作為最徹底的解放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失去它的有效性，馬克思主義仍然是對消費資本主義和形形色色壓迫製度進行內
在批判的最先進的武器。對於一種蘇聯和東歐類型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崩潰，他並不為之辯護，認為那不過是“官僚統治機器”而已。但伊格爾
頓絕不讚同一種僅僅以文本解構遊戲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傾向，他指出，解構大師德裏達《馬克思的幽靈們》表達了對晚期資本主義世
界的真正的憤怒，但也表現出機會主義的傾向，即隻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批判工具，絕不會嚴肅地將其作為一種有效的和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政治
。因此，德裏達的解構主義隻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而已。
　　麵對五光十色的當代理論，甚至麵對馬克思主義係統內部的諸多學派，伊格爾頓無意於固守某種“純潔的”或“原生態的”馬克思主義。
他廣泛吸收一切現代的文明成果，在與人類文化思想遺產和當代諸子百家學說的積極對話中，思考和豐富馬克思主義，表達他作為社會主義者
的人文關懷的追求。從六十年代後半期至今以來，在眾說紛紜、空前繁榮的當代批評話語領域，總能聽到特裏•伊格爾頓那明確的社會主義者
的聲音。
　　2003-12-25

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爭論的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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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爭論，要不要幹預市場，或少還是多地幹預市場。這“幹預”的主語是什麽？國家？他們語境的當下中國，什麽樣的國
家？
　　在我的印象似的理解中，新左派對當下自由主義的批評性言論的張力之處在於，既肯定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對市場的幹預，又指責當下國家
推行權貴資本主義的罪惡。（國家）該管（幹預），正是事實上一直在管，但管錯了。自由主義說當下國家“正是在管，但管錯了”，不是與
新左派有一致之處嗎？批評的鋒芒都指向了：國家，實際上是政權。我當然肯定新左派的批判意義，也同樣肯定自由主義的當下存在的價值了
。當然，兩者分歧是存在的，自由主義偏向於限製政權之惡，新左派偏向於限製資本之惡。
　　那麽，在充分正視和批判當下社會罪惡一麵的情況下，在當下的社會進程中，是否也有肯定的一麵？
　　我很悲哀，惡常常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我對這個社會的醜惡憤怒的同時，又不能不說，中國的確許多方麵在進步。經濟繁榮了，國家的物
質實力大增了，人民生活相對好一點了（孫大午說過現在農民有飯吃，隻是沒錢花）。
　　並且，改革的進程使我們對一個未來的言論自由環境，具有親和力的政府，抱著希望。而這是改革進程啟動前不敢想的。一種批評的理論
必須正視當下社會發展的一定合理性，馬克思從來是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曆史功績。
　　因此，在批判政府推行權貴資本主義罪惡的情況下，也要正視政府的許多改革的大政方針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將變成不合理的。批判的理論必須正視批判對象的複雜性，辯證地看問題。批判的力量如此而產生。
　　在對毛時代的全能主義的專製國家形態的解構上，這一解構具有影響深遠的曆史意義，我能充分肯定“後毛時代”（包括鄧江，還沒有結
束）的曆史進步性。但顯然的，這一時代正是以惡的形式推動著這一進步，因而相生的是觸目驚心的罪惡。
　　我的基本信念，或者說幾乎成了信仰的觀念是，我們能合理地向往的美好社會隻能以建立一種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結構為起點，而這起點在
世界上的一些國家已經得到了相當的實現，而我們還離得很遠。這是由西方文明社會發展出的逐步體現出普世價值的自由、人權、民主等觀念
體係，和與它相生生息息的社會結構形態。
　　中國被動地卷入了全球化，鴉片戰爭開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進程，以及與此相伴的民族救亡和振興之路的探索，無不表明，隻有西方文
明能救中國，全球化實際上是西方強勢文明席卷世界，謀取利益，同時帶來矛盾衝突。
　　我一直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是：立足當下如何看待反殖民化浪潮？
　　第三世界曾經有過輝煌的民族獨立和反殖民化浪潮，黑非洲大陸普遍地獨立了，中南美洲、東方亞洲，殖民主義也在消解。舊殖民體係分
崩瓦解。作為一個第三世界的種族的我，仍為那段曆史而驕傲和激動。然而，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過去，現在的情況是：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
仍然貧窮落後，實行的是民族內部的專製統治，具有普世價值的自由人權仍然得不到體現。在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曾為獨立而驕傲的第三世
界國家的人民對本國政權有著強烈不滿，甚至過分地認為洋主子甚至比家主子好。
　　作為民族主義者，民族獨立和反對帝國主義一個事物的兩麵都是我堅決擁護的，但，反帝必須與反專製結合，民族獨立必須與國內各階層
共同繁榮相處相結合。對當下中國的極不滿意，看待反殖民化浪潮的困惑，使我讚同一種看法：民族革命上，我們打敗了帝國主義；民主革命
上，我們又輸於帝國主義。伊拉克從英國殖民下勝利地獨立了，但又被美帝國主義重新殖民了，這誠然是帝國主義霸權之心不死，也與伊拉克
民主革命的失敗有關。我擔心中國重蹈伊拉克的覆轍。
　　因此，師夷長技，為製夷，更為了民族的繁榮富強，人民的生活幸福，我關注著有關民族興亡的中國民主化進程。我們必須學習西方，普
世性的價值和社會製度，一種必作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起點的現代民主自由社會結構，都要我們從打我們鞭子的西方老師那裏謙恭地學習來。
　　西方社會發展出體現巨大文明價值的資本主義，並且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中，又出現了民主社會主義。後者作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而存在，又深深紮根在成熟的資本主義提供的社會土壤之上。
　　作為一個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我追求的理想無疑是民主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但是，我充分肯定西方資本主義的意義，特
別是在它與中國的有人稱為的封建社會主義相比下。既然勞工階級的利益是左翼知識分子的十字架，而西方資本主義的勞工階級的利益的實現
，與急於撕下本名不副實的社會主義遮羞布的中國相比，如天上與地下，那麽，無愧於“左翼”的光榮稱號，在這樣的社會主義與這樣的資本
主義間，我敢坦承更好感資本主義。當然，我認為補充一下也很重要：民主社會主義才是我的理想追求。
　　我與新左派的分歧在於，批判資本主義時對它的價值的重視程度，以及對社會主義的差異理解。我與自由主義者的分歧是，掛著自由招牌
的大殿常常是各階級權力博弈的天地，而我毫不含糊地站在窮人和被壓迫者一邊。
　　我對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爭論的雙方都不滿意，我希望思想界出現我稱之為“自由左派”的大學者，必為之牽馬也！我想，或者，我的朋友
淚眼看人和石勇兄是我可期待於時日的。
　　2003-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