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郎隨筆選2

 魯迅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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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一生參加過四個有影響的帶有政治性質的社會團體。年輕時，在日本留學，魯迅參加過光複會，在三十年代，又接連參加過中國自由
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魯迅的戰鬥性既體現在他的文章中，也充分顯示在他的實際社會活動中。
　　這四個社會政治團體中，自由運動大同盟和左聯是屬於共產黨勢力的，另兩個團體則是國民黨勢力的，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國民黨的元
老蔡元培是這兩個團體的負責人。光複會是清末以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國為宗旨；三十年過後的民權保障同盟則是國民黨勢力內部的民主左
派和無黨派激進知識分子的聯盟，是同國民黨政權展開特殊的鬥爭，在中華民國憲政體製內繼續推進社會進步，保障人民權利的團體。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於1932年12月17日，在1933年6月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刺殺後無形中自行解體，實際上隻存在了半年多的時間，但它
的事跡可以大書特書的，是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一個大事件。尤其是魯迅在這個團體中的活動和表現是民族偉人魯迅一生戰鬥業績的重要組成
部分。
　　1932年12月17日，宋慶齡，蔡元培，楊銓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便發表宣言，將該組織定性為“不是一個政黨”的社會民間
政治團體。該團體的任務主要是三點：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援助；協助關於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
和結社自由的鬥爭。該團體規定，它的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委員會，由執行委員會主持工作，全國委員會由各地分會組成。12月30日，該團體
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臨時執行委員會已成立，主席宋慶齡，副主席蔡元培，總幹事楊銓，宣傳主任林語堂。蔡元培沒有忘掉曾追隨自己參加
過光複會的老鄉魯迅，在新的時代使命麵前，他需要魯迅這樣的老戰士。1933年1月4日，魯迅接到蔡元培來函邀請。魯迅跟清末的國民黨和掌
權以後的國民黨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對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專製性質非常了解，他在給台靜農的信中便認為國民政府不會允許國內出現反對
派的，“民權保障會大概是不會長壽的”，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隻要做，多少會有一點效果的，他還是答應了。除魯迅外，周建人，許壽裳
，胡適，胡愈之等都曾經是這個團體的成員。
　　1月11日，魯迅正式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員號是第20號，會員證號是第3號，實際上魯迅早在這一天之前便參加了這個團體的活動。1
月17日，魯迅參加了同盟上海分會的成立會，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林語堂，伊羅生，魯迅等九人被選為上海分會的執行委員。後來實際上
除上海分會外，隻短暫存在了一個北平分會，全國代表大會一直沒有召開過，總會的臨時執委會人員與上海分會的負責人不少是重複的，幾乎
是兩個牌子一套班子，經常在一起活動。魯迅雖是分會的執行委員，實際上參加了總會的工作。
　　魯迅經常參加同盟的活動，每次都按時到會，他的日記上有不少這樣的記載，如1月6號他還不是正式成員，日記就記載了“下午往商務印
書館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權保障同盟幹事會”。宋慶齡在《追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就讚揚魯迅，“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每次開會時，魯迅和
蔡元培二位都按時到會，魯迅，蔡元培和我們一起熱烈討論如何反對白色恐怖，以及如何營救被關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學生們，並為他們
提供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
　　開會時常常由總幹事楊銓做報告，談到有些什麽案子，抓了什麽人？介紹這些案子的情況以及營救的辦法。魯迅就和大家一起熱烈討論：
如何反對白色恐怖，如何營救被關押的政治犯和青年學生，並為他們提供法律的辯護和其他援助。每次開會都有外國記者參加。結果是向國民
黨抗議，發表宣言。會議的消息和宣言，有時不能在國內發表，就靠史沫萊特，伊羅生，等外國記者，用電報發到國外，或刊登在美國人辦的
英文報刊《中國論壇》上，這對國際輿論產生很大影響。肖伯納，愛因斯坦，羅曼•羅蘭等著名人物，據此發表宣言，打電報向國民黨抗議，
使它在國際社會中聲名狼藉。這樣的工作方式的確不帶有“政黨”，倒象是一個新聞俱樂部和律師事務所。在“國民革命”雖尚未成功，但已
經“告別革命”的社會高級知識分子看來，是表達社會人文關懷的很好方式。
　　由於反動當局的迫害，同盟的存在隻有六，七個月，但在接待肖伯納來華訪問，聲援牛蘭夫婦，設法營救被捕的廖承誌，羅登賢，陳賡等
共產黨人，以及營救作家丁玲，潘梓年，抗議德國法西斯暴行，與胡適展開關於民主運動的法理爭論，為楊杏佛舉行送殮儀式等活動中，還是
發揮了重大的社會影響和作用。魯迅在這些活動中，既能文，又能行，表現了一個精神界戰士的高貴品質。
　　牛蘭，原籍波蘭，原名保羅•魯挨格，是“泛太平洋產業聯盟”上海辦事處秘書，也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1931年6月17日，牛
蘭夫婦同在上海被國民政府拘捕，送到南京監禁，第二年7月1日，以“危害民國罪”受審。牛蘭夫婦不服判決，進行絕食鬥爭。中國民權保障
同盟曾組織“牛蘭夫婦營救委員會”營救。但國民黨政府置之不理，兩人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前夕才出獄。
　　1933年，德國狂人希特勒當權，建立法西斯政府，中國的國民黨也開始學習德國，國民政權一段時間逐漸法西斯化。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站
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戰線上，很早就同希特勒進行了鬥爭，這是中國知識界值得自豪的。1933年5月13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代表魯迅，宋慶齡，
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以及外國記者史沫萊特和伊羅生親赴德國駐上海領事館遞交抗議書。強烈抗議法西斯政黨，指出自希特勒上台以來
，短短四五個月間，“被捕之工人，已達三四萬，而知識分子橫遭壓迫者，亦在數千之數。對囚犯施以慘刑或加以虐殺，事後誣為自盡或謂逃
亡時中彈殞命。”
　　這份抗議書，雖轉至德國駐華公使，但未能轉達德國政府，不久即由該公使陶德曼直接退給了宋慶齡。陶德曼又是蔣介石的高級顧問，德
國人這樣處理顯然是得到蔣介石的支持的。但正如楊杏佛向新聞界談話所指出：“已引起舉世特殊之注意，可謂已達到相當之目的。本埠猶太
人協會，曾來函感謝。日本文學界亦有一致反對德國焚書暴政之舉動，可知正義尚存也。”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自成立以來，積極開展各種活動，魯迅更是在文化思想戰線上密切配合，寫了大量的文章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專政的罪
惡，因而在國內引起了強烈反響。蔣介石集團雖則大多數官員都有西洋留學背景，但他們一旦在中國的土地上執政，就不能理解符合世界潮流
的社會民主活動，對此自然不能容忍。他們要對魯迅，蔡元培或宋慶齡下毒手，顧忌尚多，就先對楊銓下了毒手。6月18日，星期日例假，楊杏
佛帶兒子於清晨外出，剛從亞爾培路331號登車啟動，突聞爆炸聲數響，震耳欲聾，楊杏佛自知不免，立刻用身體掩護同座的兒子。特務們連發
數彈，結果，兒子幸免於難，司機受到槍傷，而楊杏佛心腰各中一彈，便不治而死。
　　慘案發生的當天，魯迅在內山書店聽到消息，立刻趕上汽車，飛奔到民權保障同盟本部。許廣平知道了，忐忑不安，在書店裏等候著他。
當他歸來時，許廣平和內山向他訴說剛才的憂思和焦慮，他不以為然地說：“管他呢，就是被殺死了，也打什麽緊呢？”魯迅對楊臨難時，如
此從容，愛護兒子，一直深表讚歎。他對來看望他的馮雪峰說：可見楊銓“當時是清醒的，首先掩護了自己的孩子。”“有後代，就是有將來
！……能夠如此，也是不容易的。”
　　6月20日，是楊銓入殮的日子。反動派放出風聲，說就在這一天暗殺魯迅和同盟中其他幾位。殺人的名單上就連特務的代號都傳出來了，將
暗殺魯迅的特務小組代號“後林”，與殺楊銓的是同一個小組。在大是大非麵前，魯迅毫不猶豫地做出了決斷。許壽裳來家，魯迅對他說實在
應該去送殮的，許壽裳想了想便表示同去。魯迅果敢地前往萬國殯儀館送殮，並且出門不帶鑰匙。以示他視死如歸，蔑視卑鄙者的英勇氣概。
晚上回來，他又寫了一首悼念民主烈士楊銓的短詩：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存在期間，出現了胡適被開除出盟問題。胡適在執行同盟的活動中和對同盟的法理攻擊中都違反了一個盟員應遵守的團
體的起碼準則，因而，被絕大多數會員通過協議開除出盟，也是自在情理。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是國民黨內部的左派高級人士和社會上無黨派激進知識分子的一個爭取民國政府內擴大民主，保障人權的社會政治團體
。主席宋慶齡的身份就不用說了，蔡元培和楊銓都是國民革命早期就參加同盟會的國民黨元老。楊銓在民國以後曾任職總統府秘書處，當時是
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魯迅是著名的左派作家，也曾經掛名在中央研究院拿薪水。林語堂和胡適是自由派知
識分子，但兩人的表現都不見佳。林語堂在楊銓被暗殺後便提出解散同盟，楊銓入殮之日，被國民黨的恐怖暗殺手段嚇得不敢去參加。
　　胡適曾被民權保障同盟總部推舉為該團體北平分會執委會的主席。當同盟派胡適去國民黨北平監獄了解囚犯的情況時，胡適迫於國民黨的
壓力，以沒有親眼見到為借口，否認國民政府監獄中有侵犯人權行為，並說囚犯受到政府良好的待遇，還有囚犯能用英語和他談話，他很滿意
等。這無疑給以爭取人權為宗旨的同盟一個響亮的耳光。
　　胡適不但在執行同盟的行動中與同盟唱反戲，還在法理上攻擊同盟的宗旨。1933年2月29日，胡適在北平《獨立評論》上發表《民權的保障
》，說什麽“前日報載同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話，……這不是保障人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
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製裁一切推翻政府和反抗政府的行動”，“我們觀察今日參加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人的言論，不能不感覺他
們似乎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把民權保障的問題完全看作政治的問題，而不看作法律的問題，這是錯誤的”。同盟隻有將這樣吃裏爬外的人開
除了事。
　　現在，自由主義風行，胡適在許多人眼裏成了比魯迅更偉大的中國思想家和民主人士，一定可能有很多胡適的崇拜者認為胡適對中國民權
保障同盟的法理攻擊是完全值得讚同的。我不想在這裏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我隻是說，統治集團能夠容忍自己的反對派存在的民主才是民主。
專製國家的法律隻能體現統治者的專製職能，妄想把民主問題不看作政治問題， 而隻是現行法律內的條文的實行問題，這樣的民主意識要被歐
美的自由主義的尊師們所恥笑。
　　胡適的被開除出民權保障同盟，也是國民黨左派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決裂，四十年代成立的許多民主黨派都將這些自由派人士拒之門外了
。中國左翼知識分子魯迅則獲得了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內左派勢力的尊敬，他死後，這些國民黨的左派賢達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並將“民族
魂”的大旗與他同伴。
　　2002-10-18

 

 “革命”話語與“告別革命”
　　
　　陳建華先生在我們的時代欣欣然“向革命告別”之際，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曆史追溯仍抱著持續的熱情。他二十多年來，斷斷續續
，卻一直堅持了對現代中國“革命”意識形態形成史的研究，按他自己的話說“如果說，這二十年裏能將我的生命大半概之以學術生涯的話，
這‘革命’也真可以說令我神魂係之，輾轉反側矣。”
　　但他研究的成果，文本《“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卻是讓期待甚高的讀者稍感到失望的，文本分析充斥著的多樣的西方理
論，卻是神龍露頭不見尾，因而行文顯得突兀、晦澀、瑣屑。從小處見精微，卻沒有博大的眼觀和總攬全局的努力。不過，卻也給了我們隻有
學者才會津津樂道的關於“革命”的話語的知識。
　　陳建華的研究是有意義的，革命話語曾經長期統治現代中國並滲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而革命過程本身不斷展示的某些特征，可追溯到“
革命”這一詞源及傳統的革命話語。“革命”是本土語匯，而它在上個世紀初的複活，很大程度是借助於日語的翻譯，也即受了某種西化的洗
禮，遂構成如史華慈所說的“革命之謎”——在上個世紀最初二十年裏激進主義的形成。為什麽一旦“革命”代替了“民權”等口號，能曆久
而不衰？一方麵這一新的革命意識從傳統中獲得深厚、神秘的文化資源，喚醒狂歡節日般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麵，由於“世界革命”意識的引
進和融合，革命話語和意識形態變得如此複雜而富於包容性，因而能在急劇變動的時代適應政治、經濟和心理的變革的需求。
　　中國古語裏，“革命”一詞早已存在。許慎《說文解字》說“獸皮治去毛曰革”，其中含有脫離、聚變和死亡之義；“命”意味生命、命
運、天命等義。兩字合成“革命”，是儒家學術中重要的政治話語，源出《易經》：“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
時義大矣！”所謂“革命”的基本含義是改朝換代，以武力推翻前朝。這段充滿張力的“革命”話語，常引起後儒爭辯。如果王朝循環的革命
方式沒有天意民心的眷寵，就可能喪失合法性，另一方麵，任何武裝叛亂也可以天意民心為借口，從而對現行政府造成威脅，而中國曆史上，
帝王在改朝換代之際通常自稱承天受運，“革命”一詞幾乎成為強權的專利，以否認曆代“革命”的方式來宣稱自己的“革命”才是真正的“
應天順民”。
　　英語revolution一詞源於拉丁文，指天體周而複始的時空運動，後來，轉生出政治含義，“叛亂”與“革命”的界限模糊。1688年的英國
的“光榮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領域裏產生新的含義，衍生出和平漸進和激烈顛覆這兩種政治革命模式。自十八世紀
末以來，革命的含義隨著政治和哲學潮流在不斷演變，而最重要的莫過於脫離過去“周而複始”的含義，衍生出一種“奇特的唯新是求的情結
”。“革命”被喻為“洪流”、“巨浪”等，表示著不可抗拒的曆史前進方向。這種革命意識形態在黑格爾哲學中得到充分發揮。
　　“革命”一詞從中國輸入日本，在日本文化語境中發生變異。在明治時代，由於“革命”一語包含的尊王改革之義已經深得人心，所以“
明治維新”和“明治革命”變成了同義語。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後到日本，發現日人將英語revolution一詞譯為“革命”，其意義並非僅指政
權的激烈交替，也指“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的“淘汰”或“變革”。梁啟超由此使用這個詞，希望中國能以日本明治維新為榜樣，以
和平方式完成政治現代化。
　　但是，“革命”一詞畢竟與西方的和平漸進和激烈顛覆這兩種政治革命模式有著聯係，又有著本土的傳統意義，很快，“革命”的狹義理
解得到廣泛使用。梁啟超在1904年寫的《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這樣區分出“革命”的廣狹二義：“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
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者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
義則專以武力相於中央政府者是也。”
　　狹義的“革命”思想在社會上得到大發展，遭到梁啟超等維新派的反對，而孫中山等人則從肯定的角度加以使用，自稱為“革命黨”，走
暴力革命的道路。1905年發生革命和改良之爭，作為爭論的結果，“革命”被等同於政治結構的激烈變革，它與暴力密切相連，並與“改良”
相對立，形成革命與改良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這是對世界革命各種模式的審慎比較和選擇的結果，很大程度上也是遵循了自身文化的語言和
思維的曆史軌道，尚未脫離傳統暴力革命的語境。
　　1848年馬克思所預言的“共產主義幽靈”及後來世界範圍內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浪潮，意味著英法“雙輪革命”進程的挫折，世界革命出
現了另一種走向。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宣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這樣定義
“革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要素和暴力革命的結合，“共產主義幽靈”固然使中國傳統話語借機還魂，但是在階級鬥爭論的背後
，其實包含著十九世紀以來的曆史進化論，它對於中國傳統的革命理論來說卻是新的因素。
　　在上個世紀初，中國在世界革命中被定位，在革命之窗中反照自己，尋找自己的將來。整個世界被籠罩在“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的“現
代”觀念中，對中國來說，似乎隻有通過革命，才能擺脫傳統的恥辱，一躍進入現代之途。“五四”前後流行的種種“新”思潮包含著對“現
代性”的追求，知識分子自行擺脫了傳統的循環史觀而確立了與進化論相結合的“線形史觀”。這和九十年代中國後現代論者唯“新”是求的
迷狂形成有趣的映照。如果說當年《新青年》諸公對法國革命和蘇俄革命的熱情呼喚，隱含著對辛亥革命的失望進而要求中國社會自下而上的
結構性變動，從現在眼光看來，這種救亡的道德激情固然有悲劇性，但也是民族主體遭受蹂躪的曆史情境所決定。相映之下，對於中國的後現
代論者，不無諷刺的是，“接軌”首先意味著對中國和世界之間市場關係的“當下”秩序法定化，在這個市場上，他們利用淺薄的民族主義銷
售一些劣質的理論商品，貼上所謂中西知識—權力關係中受虐的“他者”的標簽。這種笑劇不由得令人產生另一種曆史的蒼涼感。在這樣的語
境中，李澤厚先生的“告別革命”論產生反響是不足為怪的。
　　李澤厚說：“直到現在，‘革命’還是一個好名詞、褒詞，而‘改良’則成為一個貶詞，現在應該把這個觀念明確地倒過來：‘革命’在
中國不一定是好事情。我覺得，通過八十年代末的巨變，中國有了一個很好的反思對象，是改變話語的時候了。”（李澤厚、王德勝《關於文
化現狀道德重建的對話》） 這是值得肯定的一個包含良好的願望與基本的價值判斷，包含著對上個世紀以來的激進主義的反思。但是，李澤厚
的提法，作為一種知識分子的理論話語，僅僅提倡革命與改良的二元顛倒，對目前的“失語”的困境，對我們所麵臨的重新認知世界的困境不
能提供任何啟示，毋寧說由於它重複了它所反對的“激進主義”的二元敘述模式而加強了這一困境。
　　所謂“要”或“不要”的主觀願望的表述雖然有些意義，但良好的願望的實現不能停留在“要”或“不要”的道德義憤或意識形態訴求上
。問題是誰在說？怎樣說？為何這樣說？這些是學術問題，也是文化問題，更是社會結構的變動的選擇問題。在這裏，“革命”話語負荷著巨
大的集體記憶，要避開它、無視它，都是不現實的。
　　追索“革命”話語的曆史過程或許是探求我們時代的困境的途徑之一，能否消解、拓展和重構“革命”話語，能否恢複革命的本義，不僅
涉及克服曆史的陰暗記憶，須馳目於本土革命和世界革命曆史的原野而汲取廣闊的文化資源，這本身也是一個重新構築中國和世界圖像的途徑
。
　　“革命”不可能因我們排斥它、無視它而消失，其與社會結構變動的複雜的關係，往往是知識分子的善良願望無能為力的。其曆史記憶和
心理負荷，或許通過知識分子的詮釋實踐是順導的一種方式的努力吧。
　　（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讀書劄錄）
　　2002-4-21

有交往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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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坐屋中，揉著紅腫的眼睛，看著桌上和手上看不完的文學書，不禁無限感慨。
　　世人忙忙碌碌，無非為利名二字，我弄文學，教學、科研、嚐試創作，不也是首先弄文學是我的職業，我的飯碗嗎？
　　又想，作為一個普通、平凡的“小資”知識分子，我對於文學更多是自己的精神追求，更多是能動的、我追求艱辛而來的選擇！我因奮鬥
的汗水而使社會以此職業回報。
　
　　但我知道，我是僅僅的極平凡的小人物，除了我授課班上的學生，沒有人了解我。我對文學根本談不上有貢獻。
　　我渴望與人交往，談論人生、性靈、文學，一切有趣的話題。人因為交往而存在於“公共”或“交往”的“空間”或“關係”之中，人生
的意義和價值由此而生，而超越虛空、混沌、機械和絕望。
　　孤獨之夜，我明白：唯有交往才能生存！

 

現代自由思想與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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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性的重大危機在於，在神力與純暴力已失去合法性的現代，私利擴張統治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利用偽理性的意識形態話語冒充公共領
域代表，繼而恢複政教合一。20世紀“意識形態加恐怖”的集權主義數起肆虐均與此直接相關。與之對立的自由主義捍衛以私有財產為核心的
個人權利的不可侵犯性，堅持私人生活的“消極自由”對於公共參與的“積極自由”的優先性。
　　從作為現代性開端的馬丁•路德信仰私人化原則，到韋伯的關於公共生活的“除魅”，終於，康德主義的形式規則性與消極性為現代公共
話語確立了兩大規範。實質內容性精神價值意義談論權屬於個人， 而不可枚平的個人不可規約為一，因此不再存在一元論的普遍公共價值意義
體，隻有個體之間交往共存的多元個性差異的價值意義群叢。這樣，關懷公共精神的知識分子正當的關注對象應是個體交往的純形式化言談規
則製度及其平等寬容妥協精神。由此，自由主義體現了對“消極自由”的強調，是現代自由思想中的消極自由論。福柯關於話語權力性質的觀
點成為喝問一切言談公共精神者的根據：“誰給你的權利！？”
　　現代自由思想中的“積極自由”觀與消極自由主義歧異甚至對立，其對於消極自由及其私人基點的批評，構成現代自由思想內在的張力。
　　現代自由相對於群體性的前現代社會誠然突出了個體性，但同時又空前地發達了個體自由的普遍交往關係性。現代自由從而在一個基點上
不同於古代：在古代可以單獨存在的個體自由（如一個與世隔絕的自耕農），在現代卻必須同時是無數個體間息息相關的社會化自由。馬克思
有經典名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左拉為一個猶太人冤案挺身而出；魯迅臨終前想到的仍
是：“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種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意識，同時也是衡判一個現代社會成員公民精神的最高尺度。
　　即使對合理的私人領域及其消極自由而言，也不是封閉自足的，而必須依賴積極自由的公共領域保障。阿倫特以二戰時代擁有巨額私產，
卻無積極自由公民權的猶太人的悲慘遭遇為例，強調進入公共領域的積極自由不僅是私人消極自由的前提，而且是私人升格為公民從而實現更
高自由的必經之途。相反，萎縮於私生活的個體，一方麵形成公共領域的意義空場，使乘虛而入的私利個體及集團得以擴張（這是自發必然的
趨勢）為專製統治，另一方麵又被現代大眾商品文化枚平為單子，成為集權主義的暴民材料。因此，現代專製既是私欲“積極自由”擴張的惡
果，同時也是“消極自由”個體放棄公域“積極自由”自取之後果。公共關懷的積極自由與私人自在的消極自由具有辯證的亦即依存的矛盾關
係性質，但消極自由主義卻將二者當作“真正的對立”（康德）。
　　事實上，倡導私生活消極自由優先者，本身已是在積極自由地倡導一種公共原則。其“公開運用理性”的方式，證明著他們一樣關懷著公
共精神，同樣屬於現代知識分子。此中的悖論是身體力行消極自由論者不會再想他人倡言宣傳此原則，因為這僅是他的私人生活方式。但這樣
他也就不再是知識分子，同時也不再會有兩種自由的討論。這一悖論深刻地顯示了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相互依存性。
　　“知識分子”是一個現代概念。與前現代的巫、士、教士、意識形態權威相比，知識分子同樣擁有文字符號，但已屬於理性工具，而不再
是譫妄的象征；同樣超越具體實用含義而追問根本的價值意義，依據人性而不再依據神性；同樣關懷公共性特別是公共精神，但不擁有任何身
份資格或特權背景。精神觀念與權力即政教之分離，構成知識分子現代性最重要的基礎與標誌。
　　文學在知識分子現代起源史上占據著特殊位置。與知識分子互動共生的現代公共領域，其母體與原初形態，恰是18世紀開始，依托沙龍、
讀書會與藝術展覽館而產生的文藝評論交往空間。法國大革命後，歐洲現代化進程將文學評論擴展為更加廣泛的社會政治評論。文學評論家成
為了最早的現代知識分子。以左拉為首的文藝家群體在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向現代社會第一次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形象。
　　現代專製一再輕易推開法製而得逞的史實表明，現代自由所依靠的高度理性形式與專業化的國家法製本身，恰恰需要法製之外實質內容性
的公民精神維護。知識分子無權亦無力僭越國家行政職能，但卻以關懷此職能來以維係的公共精神為天職。一個支持法製國家並不惜啟發私人
“積極自由”地參與公共領域的啟蒙，由此成為恒常的功能環節。
　　五四時期開始，一個現代公共領域在一批“積極自由”地“公開運用理性”的中國知識分子言行中開始出現，或者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
在這一建構中開始成長。魯迅是這種知識分子中最傑出的代表。
　　（尤西林《關懷公共精神的“積極自由”行動者》，讀書劄錄）
　　2002-02-20 

 

兩個問題與一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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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海一梟兄商榷
　　
　　
　　
　　東海一梟兄近年來“梟眼看世”，“轉型期”光怪陸離的當下中國被他看出“澆漓”，特別是他對九十年代以來與改革和轉型相伴而生的
嚴重官僚腐敗問題的關注和思考體現了強烈的“人民性”，得到網絡智識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
　　
　　自從上網，被網友代訂了幾份免費電子報刊以後，就一直被李寒秋、時寒冰、東海一梟等名字吸引著，他們的多產而又與時事共命脈的文
章通過電子報刊頻繁地撲入我的視域，正在考慮由純學術研究轉向社會文化評論的我自然被他們深深地吸引了。在這三位網絡界時評家中，我
又最喜歡東海一梟的文字，他的文字最少學究氣，最接近魯迅的“雜文”，即是一種帶有文采的文藝性文章，靈氣風揚，個性以彰。
　　
　　今天在陳岩峰兄和我等合開的論壇上讀到他的新作《梟眼看世之八十七： 中國，腐敗的樂園》，又一次大快脾胃，不禁手癢，也想就梟兄
所感之事發表一下自己的淺見。
　　
　　關於河南省平頂山市政法委書記李長河雇凶殺人案，在早些時候我已經在網上看到過，轉貼進自己網站的論壇，還在我個人主頁的網刊、
電子報上刊登過，我當時沒有太關注這件事，因為九十年代以來的官場奇聞太多了，多了就不新鮮，雖然可能一個比一個離奇，但久在受刺激
的環境中生活，感應神經就越來越麻痹了。但當時也平淡地閃過一個念頭，就是：李長河太傻比了，中國的自孔老二以來就隻為當官的方便設
想的“為官之道”（本人已就此詞寫過一篇文章，時寒冰先生主編的網刊《中國》等處可以讀到）完全可以使一個白癡也能當好官，並且如林
彪統帥所言，官越大越好當，他怎麽就製服不好一個下級小官呢？俗話說得好：官大一級嚇死人啊？弄到那麽好的官管規則、工具沒有用，還
要借助黑社會勢力來暗殺手下與自己作對的人，這樣的人不是太傻比了嗎？現在更這樣認為了，梟兄不是說了“舞鋼市檢察院等有關方麵反過
來為虎作倀，積極充當了李長河的幫凶，偽造有關證據，要完成李長河下達的把呂淨一關起來的旨意”，真是扶不起來的阿鬥啊？！今天在梟
兄的文章的撞擊下，我忽然變得多愁善感起來了，這不讓人感到傷心嗎？我們敬愛的共和國打江山者“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那是“時事造英
雄”，經過了三反，五反，反右，“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連“裴多菲俱樂部”都封了門，我們的如李長河這樣的共和國坐江山者還要使
用槍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並且是黑社會的槍，這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啊？而今“時事造狗熊”了？
　　
　　寫到這裏，才發現準備收尾了，還沒有談及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梟兄讀了《南方周末》上關於李長河事的報道，“腦海裏漸漸升起了兩個
大問號”，也就是想問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官僚體製怎麽了？第二個問題是我如果在這種體製裏做官，我是什麽樣的官？梟兄是
個愛思考的人，思考的結果，“兩大問號，漸漸凝聚成一個大大的感歎號：當今中國，真乃貪官的樂園、腐敗的天堂啊！”梟兄的結論是我想
反駁又無力反駁的。但我不滿足於梟兄的結論到此為止。我在他的兩個問題之後加一個“主義”。
　　
　　我想起了本世紀初，共產黨人創始人李大釗和自由主義的開山門的堂主胡適發生了一場著名的論爭，被後世曆史稱為“問題與主義之爭”
事件。寫到這裏，讀者不要以為我又要為自由主義辯護了，什麽自由主義還在柔弱時應該多加以庇護啦，這樣的話我不會說。我不喜歡胡適的
後世門徒，而崇信共產黨人李大釗答複胡適“問題與主義之爭”的這一段話：
　　
　　我們唯有一麵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麵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
，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
　　
　　這“主義”，李大釗之前的半個世紀已經從歐洲的大胡子先生講起，李大釗之後也一直在講，直到今天，並且看樣子還要繼續作為這個社
會的主流意識形態講下去。梟兄所謂“憲法上明明寫著，嘴巴上聲聲喊著：一切權力歸人民”，那麽，現在關鍵是到了“運動”的時候了。
　　
　　2002-06-04 

“洪水”來才能“猛獸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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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網蟲，最受折磨的便是想上網時上不了網。如果outlook express已經告訴你有幾封信正在收取，瀏覽器卻突然從網上掉下來，更
是折磨得人發瘋。
　　上個星期，我有幾天突然發現，電腦上網特別慢，撥號十次才能上成一次網，大約花上兩個小時。點擊網站了，一個小時下來，一個網頁
也沒有全部出來。並且，莫名其妙地，突然從網上掉下來了，再撥號上網，再掉下來。這幾天，每次耗費我四五個小時，我卻一個網頁也沒有
全部看到，一封信也沒有從信箱中取出閱讀。
　　我的損失是這樣的，醫生說我為此折磨得神經衰弱了，我更痛惜那白白花了毫無所得的上網費，每小時四塊多，我可這麽“敗家子”，花
掉我大學教師月工資的五分之一啊。
　　損失還不止這些，我這幾天因為如此地上網人病了，便也認為電腦也病了。於是買報紙，查看快報便民網。打電話請人來幫我維修電腦，
上門費50元。電腦維修人員來了，簡單問了情況，二話不說，C盤格式化，windows me改換成windows 98，其它軟件全部重新安裝。我在一旁陪
著維修人員聊天，他無意中提到他前幾天上網，也是很難上網，上去速度慢，經常掉下來。後來他問一個朋友，才知道電信局內部搞調整，清
除廢網卡。我說，電信局預先沒通知嗎？你這個電腦行業人員都不知道啊。
　　維修人員走後，我想到我的神經衰弱，想到我花了那麽多的時間，那麽多的金錢，讓網友掛念，甚至花錢請來維修人員，僅僅因為電信局
內部的小“調整”。我感到我遇到了滑稽的事。我真想罵娘，我要詛咒！
　　可是一想到，我能戒網嗎？不能！我就還得忍氣吞聲。老早就聽說寬帶工程啟動了，但是寬帶網線怎麽就不見拉倒自家小區來。因上網太
頻繁，嶽母給女兒的電話總是打不進來，我也一度發誓等不影響打電話的寬帶專線網安裝了，我再上網，我不也是話未做到，仍然用電話線上
網了嗎？我隻能感傷：我何不幸生於今日之中國！
　　今天看《南方周末》，其中有消息，愛立信公司還了中資銀行貸款，轉而與剛獲準入中國市場的外資花旗銀行建立借貸關係，標誌入世後
，外資銀行的大量入侵和中資銀行危機的開始。“顯而易見，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已經轟然倒下，中資銀行何去何從，令人關注。”
　　這個消息既讓我激動不已，又似乎與我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是因為我微薄的窮大學教師的薪水基本生活就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一點也
是上網的時候交給電信局了，銀行業務與我這樣人，正如和尚與梭子沒有關係。
　　讓我激動不已的是，我被電信局的上網服務折磨得神經衰弱的腦袋誤把“銀行”當“電信”了!是啊，如果外國電信先生來打倒我們的逼人
發瘋的電信衙門老爺，那是如何解氣的事啊。
　　中國的公司衙門，或者是衙門公司（我搞不清現在中國的很多衙門和公司的分界線，如都“要錢”和提供折磨人的“服務”），是折磨自
己同胞的“猛獸”。什麽時候，我們能不被這些“猛獸”折磨得發瘋？答案是等到“洪水”來的時候。這“洪水”正是入世後獲準進入中國市
場，真正將“為金錢服務”與“為人民服務”並行不悖的外資實體。
　　現在，入世了的中國終於打開了防洪堤，聽，“洪水”來了，“猛獸”們橫行的日子不遠了。
　　2002-03-30

 

農民問題的政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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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問題是21世紀初的中國嚴重的現實問題，農民與社會其他階層特別是基層政府的矛盾隨時會激化成暴力運動。盡管有人以“吃肉罵娘
”來掩蓋這一矛盾，但鐵一般的事實無可掩蓋。
　　中國的改革可以說是中國農民那裏起步的，20年代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被世界歎為東方奇跡。然而九五期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逐年下降
，從1996年的9％降之2000年的2.1％。與此同時，農民消費的年平均增長僅為3.6％，低於城鎮居民的消費增長速度。
　　數字是枯燥的，並且隻能反映收入與消費情況，而農民的其他問題也相當嚴重。如報紙報道，晉中市榆次區烏金山鎮大峪口村46歲的村民
胡文海，因承包煤礦、澆地等與村幹部和村民發生矛盾，產生報複心理。今年10月26日晚10時多，胡文海持一支雙筒獵槍，其友劉海旺持一把
斧頭，夥同其弟胡青海，利用夜幕為掩護，對9戶“仇人”，逐戶瘋狂殺人，共開26槍，打死14人，重傷3人。
　　第一被告人胡文海依法定程序在最後陳述中說到：“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為此，我不斷
的去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自己從小時侯起的性格就是仗義執言.敢做敢為。村裏的那些無權無勢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處，有時，我就成
了他們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來，曆任村幹部貪汙行賄. 欺壓百姓，村裏的小煤礦（村民冒著生命危險）等企業上交的400餘萬元被他們瓜
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紀檢.檢察.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言……。可是，我們到
那裏去說理呢？誰又為我們做主呢？
　　我去公安機關報案，那些隻掙著工資的人民的公務員開著30多萬元買的小車耀武揚威根本顧不上辦案，甚至和村幹部相互勾結欺壓老百姓
……。我隻有以暴製暴了，我隻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了......。實際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萬元，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是，
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
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注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汙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
　　從胡文海這個案件上可以看到相比於城鄉經濟增長與消費水平的不平衡來講，農民的政治環境更是可怕的問題，這才是農民悲劇的重要原
因。我們簡單地分析這個案件可以看出農民：1、集體公共財產的管理和分配權農民沒有，2、農民維護自己利益的司法求助無法得到，3、農民
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證。
　　當我看到那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們總是滿懷樂觀主義地告訴人們農民問題可以輕易解決的時候，我真希望來一次“反右”，讓他到農村接受
貧下中農再教育幾年。現在的經濟學家和投靠權門的自由主義者們凱歌政府的藥方就是農民轉化為工人就行了。這是什麽藥方？正如一個女人
為生孩子痛苦而發愁，你卻對他說，你可以做變性手術成為男人。
　　因此，農民問題歸根到底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根本上要到政治上來努力。
　　事實上，我們能看到，我們政府正在嚐試的“村民自治製度”就是從政治角度解決農民問題的嚐試。總體上來是失敗了，為什麽？鄉級以
上的官僚專製如舊，農民怎麽能自治起來？並且農民在農村受到的最大的政治壓迫正是鄉鎮一級官僚衙門。我認為村民製度隻有在全國更大範
圍的民主製度下才能有所成效。然而，也微乎其微，為什麽？政策是中央製定的，能到中央的人大代表中有幾個是農民？有幾個能真正以農民
切身利益說話？
　　我認為更有效的辦法是我黨打江山時的農村工作寶貴經驗，就是建立各級農會組織，象工會組織一樣。工人有工會，農民有農會，自己的
組織代表自己階級的利益。但我這裏要強調的是，工會和農會又應該是代表各自利益的政治組織，而不是政府的後勤部門。最近大慶發生的工
人為保護自己正當利益而請願，政府工會不但不管還落井下石，逼得請願工人們自己成立自己的“臨時工會”。“工業學大慶”，新世紀大慶
工人第一次創立自己的非政府的政治組織“臨時工會”的嚐試將在中國的民主鬥爭史、工運史上光照日月。我心目中的農會正是從這方麵學習
大慶。
　　任何一個被壓迫階級隻有兩種出路，一個是如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者們給的出路，就是背叛自己的窮苦階級，努力爬到其他階級中去。第
二條路隻有一樣：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為自己的正當社會權利而鬥爭。
　　2002/3/15

 

我看戈爾巴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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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演義》的開卷名義的“調寄《臨江仙》”：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
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曆史當事人的英雄風采，是非成敗隨著沉入到曆史的遠處，對於
今人來說，已經付笑談之中了。這是何等豁達的曆史觀啊。
　　當然，隻有不問世事的“漁樵”和少數賢人能做到這一點，多數人都是“以史鑒今”，因而很難作超脫性地玩味曆史。對於世界上第一個
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和曆史的當事人戈爾巴喬夫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是非成敗轉頭空”，當時人們無疑感到曆史深處發
出的巨大的震撼。而今，十年過去，人世變化滄海桑田，回過頭來重新打量那段蘇聯解體史和那段曆史“英雄” 戈爾巴喬夫，我不提甚麽以史
鑒今。那就讓我們“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理論的發展是以兩個人的名字為標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創造了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思想是裏
麵的最重要思想，所謂從“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橋梁，又是歸宿。但除了曇花一現的巴黎公社，老人家都沒有看到社會主義的實
現。是列寧在相對於西歐顯得落後的東西方之間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包含許多獨立的民族實體）。存在於民族國家作為國際社會基本構成單
位獨立存在的縫隙間，隻能以國家形態出現，盡管名義上是“國家聯盟”。列寧建立的蘇聯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是國家權力機關的雙駕馬
車，所謂黨政機關，雙軌設立又結為一體；二是，是當時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按馬克思的設想但不能實現的，是“社會”而不是“國家”）
，以國家形式出現的內在的矛盾性。前者導致體製弊端，後者潛含著民族分裂的危險。而前蘇聯的解體正是兩者的反動力作用的結果。
　　列寧之後，斯大林將上麵提到的兩個最顯著特點加強到接近限度，後來者由於多種原因沒能做大的調整，直到1985年，54歲的
　　戈爾巴喬夫成為總書記，登台執政。戈爾巴喬夫上過大學，在基層工作過很多年，熟悉基層最廣大的人民和黨員的想法，他又是後斯大林
時代成長起來的幹部，深受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專製的影響。某種意義上他是繼承和推進赫魯曉夫啟動但行之不遠的事業，正如他自己所說：“
我讚成赫魯曉夫的大無畏行動”。
　　隨著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的發展和改革向前推進，蘇聯社會到了一個緊要關頭。黨政的雙駕馬車體製的弊端怎樣克服？管理多個民族
實體的國家體製（聯盟中央）如何繼續有效運轉？所謂的黨政雙軌體製實際上是黨政並設，黨領導政，這種體製與歐美的政治製度迥然不同。
戈爾巴喬夫要改革這種體製，將原來黨控製的權力轉給蘇維埃，即人民代表大會，逐步將黨在政權結構中能量降下來，黨以人民代表身份參與
國家管理。但這改革遭到黨內的強大的反對。對於管理多個民族實體的國家體製（聯盟中央）如何繼續有效運轉？戈爾巴喬夫采用列寧曾經設
想的建議，準備達成“主權國家聯盟協議”。但這時，他有兩大對手，右的是葉利欽，不滿著想訴求更大的體製改革，甚至想改變國家的社會
主義性質；左的是黨內保守勢力，反對改革的深入。導火線都集中到戈爾巴喬夫休假時點燃，1991年8月19日，左派勢力發動政變，成立緊急狀
態委員會，軟禁了總書記。右派乘機發難，技高一籌，使政變失敗。被右派救了的戈爾巴喬夫由恨左到偏右，做出了解散黨中央的決定。這是
他改革的可能性遠景目標，但操之過急，人民還沒有起來，黨冒然放權，隻能讓行政的實力派如葉利欽奪取權力。由於社會主義國家不實行多
黨製，人民代表體製又形式大於內容，權力隻能落到行政的實力派手裏，這非葉利欽莫屬。葉利欽難道不想當聯盟的領袖？戈爾巴喬夫控製和
解散黨中央的事實和地方民族獨立的傾向使他知足常樂了，還當他俄羅斯聯邦的頭，隻是要解散蘇聯。沒有父母，在兄弟夥中仍是老大。戈爾
巴喬夫的辭職和解散黨中央回答了黨政的雙駕馬車體製的弊端怎樣克服的問題的話，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回答了管理多個民族實體的國家體製
（聯盟中央）如何繼續有效運轉的問題，這兩個答案都是出乎人意料的，很難認為是好的選擇，更讓人感慨萬千。而最後的形式的收場是1991
年12月25日的電視講話，蘇聯解體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國家聯盟）結束了。從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來看，如何將列寧的黨政的雙駕馬車
體製的弊端克服尤其重要，但任何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管理多個民族實體的國家體製如何繼續有效運轉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蘇
聯，還有南斯拉夫社會主義的解體也意味著民族矛盾的加劇。
　　“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對於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和曆史的
當事人戈爾巴喬夫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是非成敗轉頭空”，我們就聊到這裏，因為一壺濁酒已喝完了。
　　2002-03-10

“為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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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讀書， 耳熟能詳嚴羽的“詩話”名句：“詩有別才，非關書也；學有別才，非關理也”。大學畢業後進入官場，久而不為所用，有
同情者私下告我，不識“官場之道”，畢竟是官場中的人，怎麽會不識“官場之道”呢？應該是“識”得不夠和不願實踐吧。還是另謀出路吧
。我聽從這位好心的領導的忠告，考研究生，畢業後隻願進高校當教書匠。但我學的是文學，文學是生活的反映，因而對“為官之道”還是繼
續有所認識：“官有別才，與人性無關；官有別才，與民眾無關；官有別才，與真理無關。”
　　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當代文壇出現了一大批反映和揭示官場生活內幕的小說，其中影響極大的如王躍文的《國畫》、何申的《年前年後》
，劉醒龍的《分享艱難》等，使“官場”再一次集中地在形象的反映生活的藝術中得到展示。但這批小說在批評界得到部分肯定的同時，伴隨
的是更多的批評。批評的意見主要有兩點：一是津津樂道正麵官場人物如何宦海沉浮中極其優秀地洞悉和適應了“為官之道”，並且作者本人
在淋漓盡致地展示這些官場遊戲法則、技巧的時候也流露出欣賞、玩味的態度，似乎有功於讀者以後當官所用。二是當下為官的最高法則是“
分享艱難”，這正是上麵提到的一篇作品的名字，批評家們作為知識分子一開始以為要已經邊緣化的他們與主政者們一道分享“在改革中腐敗
”的艱難，很快發現理解錯了，小說中是鄉黨委書記和養殖場經理洪塔山分享艱難，發不出工資的小學教師們靠邊站，因為前兩者是各有勢力
。
　　最近，看到朋友億鷹先生關於天水12、24事故的報道和評論的文章，感到這位朋友像魯迅一樣的脾氣，容易動感情，並且書生氣十足。如
以下這段文字：
　　
　　每個人都有同等的生命的權利。我們懷著對生的恐懼而來，懷著對生的依戀而去。有誰，有權利去剝奪另一個的生命？事故的原因是什麽
？誰來為孩子之死負責？尊敬的“肉食者”們，如果你們的孩子也在此次事故中喪生，你們的心頭是否會悲痛？
　　
　　我自己畢竟在官場混過幾年，又深受我們崇拜官場的文人的文學作品的教育，有入其中，出其外，又立外而視中的個人與官場的複雜的關
係，因而看問題冷靜了，自雲“我不生氣”，並且不會向官場裏喊出“人道主義的呼籲”，這兩點可能與我的這位朋友有差異吧。
　　我看天水12、24事故，乃“官場之道”聚千年之精血，如風行水上，得天時地利，暢遊天地萬物之間的結果。“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
三，三生萬物。億鷹先生受到很大“刺激”的天水12、24事故隻是這“官場之道”生“萬物”中的一物而已，你“激動”得過來嗎？這樣的事
之多，“萬物”也不能很好地達其意，“恒河沙數”，我們已看得麻木，也隻能見怪不怪了。“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結果，敗的實際上是
我們自己，少數像魯迅、億鷹這樣的成了怪人，大多數的如等待宰殺的羔羊，每天都有待宰的幸災樂禍被宰的。
　　“官場之道”是什麽？為什麽這麽厲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在這裏也隻能神龍見首不見尾地亂說一通。但結合天
水12、24事故作為例子，想來大家還是能明白的。
　　前麵套用嚴羽的話，談了做官的“三個無關”： “官有別才，與人性無關；官有別才，與民眾無關；官有別才，與真理無關。”因此，上
麵引用的億鷹先生的“人道主義呼籲”的一段文字就是第一個“無關”：“官有別才，與人性無關”，與對孩子的愛心無關。而億鷹先生報道
中所說的，“政府采取遮掩的態度，受害人家屬受到保護，在電視新聞中很少露麵；倒是領導慰問講話鏡頭不少，讓人倒足胃口；基本上沒有
看到對相關的學生的采訪。同時對市民的采訪也沒有看到”，不正符合第二個“無關”嗎：“官有別才，與民眾無關”。第三個“無關”有點
玄妙，容我慢慢講來。耶穌被羅馬總督彼拉多判了死刑的法庭上，為官的彼拉多和好似現在的知識分子的角色的耶穌有兩句言簡意賅，各自立
場和性質分明的對話：
　　知識分子耶穌：我生來世間，是為真理作見證的。
　　官人彼拉多：真理是什麽呢？
　　這段話還不能形象地說明“官場之道”與知識分子無關，與真理無關嗎？妙就妙在你了解了“官場之道”，“官場之道”也與你無關，你
說你的，他作他的。億鷹先生說：“從這一刻起，我終於明白，‘公仆’隻是一個美麗的謊言，眾生平等隻是佛陀的理想。今天，發生在這所
平民小學中的慘劇再次證實了生命的不平等。”這一“明白”隻是作為知識分子角色的億鷹的。
　　篇幅已經不少了，接下來隻談一個漫長五千年文明的精血養成的“為官之道”在九十年代以來的一個至上的法則，也是三個“無關”外的
一個“有關”：“官有別才，與錢人有關”。
　　當官重在權威，可成為“權人”，權人感到與自己無關的是孩子的災難、民眾的疾苦、和知識分子人性的和真理的呼籲，他們隻感到與己
有關的除了官人就是“錢人”，即劉醒龍小說中的養殖場經理洪塔山之流，權人孔太平的表妹被這錢人強奸了，但孔太平要與錢人們“分享”
在改革中腐敗的“艱難”，也聽之任之了，何況12、24事故中死傷的小學生，並且是一個“本市官員子女很少在其中就學”的“平民小學”的
學生呢？在權人的心中這些平民學生有自己的表妹重要嗎？表妹可以被強奸，這些“錢人”製造的死傷的小學生的災難又算什麽呢？億鷹報道
中所說的“據說前不久剛剛被有關建築檢查部門評為優秀”，“政府對信息的封鎖行為”，“事故原因是吊車塔基不合標準所至，深層原因是
工程層層轉包，施工者根本無施工資格”，又有什麽奇怪的呢？他們早在“分享”“在改革中腐敗”的“艱難”中“權錢相護”了。
　　 “為官之道”與民眾無關， 那是無關老百姓的利益，當他們要盤剝、欺侮民眾時，民眾想避開就能避開得了的嗎？我不勸當官的發慈悲
，我隻恨咱們的民眾和算得上知識分子的太不覺醒，或者太軟弱和不團結。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官場，就有什麽樣的“官場之道”
。但我也要警告官人們：“為官之道”也有分類，也有與你們不同的。真正民主的政權是要讓你們這在中國風行了五千年的“為官之道”行不
通的，並且與女人的小裹腳、鴉片煙鬼，一樣扔進中華民族曆史上的恥辱的展覽館。
　　
　　
　　附文：
　　
　　
　　 平安夜裏死亡的鍾聲
　　 ——甘肅天水市12、24事故評
　　　　 億鷹
　　
　　 報道（一）：《建築工地又生慘劇，小學學生死傷慘重——平安之夜不平安》
　　
　　　　2001年12月24日，這一天對於甘肅省天水市建設路第三小學來說，永遠是一個黑色的星期一。一場飛來橫禍落在這所小學的學生頭上
。
　　　　下午2:30左右，天水市畜牧站一名來上班的職工剛剛踏進單位大門，猛然覺得頭頂一個巨大的陰影一掠而過，還沒等他反應過來，隻
聽“轟”的一聲巨響，他回頭一看，附近一處建築工地的一架巨大的起重機已然傾倒，正砸在建設路第三小學一坐坐南朝北的三層教學樓上。
　　　　當時，這所小學剛剛響過上課預備鈴，大部分學生已進入教室，但校園裏也還有一些學生。首先是起重機的長臂自西向東橫掃校園，
掃到幾名在院內玩耍、打掃衛生的學生，接著起重機砸落在樓頂，脫落的樓板、雜物四散而落，最慘的是起重機的某一部分（筆者不清楚是哪
一部分）從樓頂洞穿而入，從三樓直到一樓！三個教室！當時剛剛上課，三個教室裏坐滿了學生。
　　　　現場慘不忍睹，耳不忍聞！
　　　　這處建築工地是一片在建的房地產，已經基本完工。此工地與建三小學僅一牆之隔，據說前不久剛剛被有關建築檢查部門評為優秀。
慘劇發生以後不久，有自稱是市政府工作人員的人到與建三小學相鄰的，能觀察到現場的單位指示：不能讓新聞記者進來拍照、攝像！
　　　　目前小學生死亡人數不詳，傷者無數，至少由一名成年人（教師）重傷，據悉目前天水市各大醫院已經住滿了傷者，下午三點左右的
時候市內最大的醫院第一人民醫院就已經住滿，其他醫院也隨後住滿。
　　　　晚上，筆者到第一人民醫院探望一位朋友，隻見住院部一樓過道裏擠滿了學生家長，或悲痛，或沉默，或在一旁議論此事，大都比較
平靜。在一旁牆邊，或站或蹲有四五名警察。
　　　　從醫院裏出來，大街上人流熙熙攘攘，都是去教堂觀賞平安夜的宗教慶祝儀式的，然而對於那些死傷的小學生和他們的家長來說，平
安夜又怎麽能平安？
　　　　建築工地又生慘劇，小學學生死傷慘重——平安之夜不平安
　　
　　 報道（二）：12.24事故後續報道
　　
　　　　12.24事故後由於政府對信息的封鎖行為，使得我們很難直接接觸受害人家屬，在此謹根據官方報道及知情人士透露，再做報道。本人
非新聞專業人士，不實之處，實為力不能及爾，想來不致受到起訴吧！
　　　　事故發生後當聲死亡3名學生，一吊車女工；在送往醫院的過程中又死亡2人；截至目前死亡人數官方報道為9人，知情人士日死亡約十
數人，傷害90餘人。
　　　　事故原因是吊車塔基不合標準所至，深層原因是工程層層轉包，施工者根本無施工資格。
　　　　事故報道政府采取遮掩的態度，受害人家屬受到保護，在電視新聞中很少露麵；倒是領導慰問講話鏡頭不少，讓人倒足胃口；基本上
沒有看到對相關的學生的采訪。同時對市民的采訪也沒有看到。
　　　　事故發生地建三小學，位於天水市東橋頭，校門口為交叉路口，民間稱之為平民小學，因本市官員子女很少在其中就學。
　　　　筆者同事在知此事後狀若瘋狂，迅即奔赴事故現場，幸而其子安然無恙，帶回家後令孩子打遊戲機壓驚。
　　　　據說中央台焦點訪談節目組已來采訪，就當事人第一句問話是你收取了多少紅包。筆者朋友評論說，如果壓死的是民工，這事非大事
化了不可，遂舉了近年來9起死故為證。筆者感慨良久，遂做下文進一步評論之。
　　
　　 《平安夜裏死亡的鍾聲》
　　 　　 億鷹
　　
　　　　在一聲轟然巨響中，正在讀書的孩子們，突然間已被死神攫去了生命，而幸存者掙大了驚恐的眼睛，－－這眼神中包含了我們永遠不
能回答的疑問，“是誰殺死了孩子？我們的孩子！”
　　　　在平安夜即將來臨之際，他們已永遠離開了我們，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我不認識他們的父母，可我想象得出他們天真快樂的笑容，
可如今我們隻能看到他們血肉模糊的屍體——事實上，除了當場目睹者，我們恐怕很難再看到他們的屍體，如此不利於領導形象的東西還是盡
早安葬為宜。他們的父母，據說有的已精神錯亂，但我也無緣聽到他們的哭泣，因為這種情緒的感染力太強，實在也應屬保護之列。
　　　　時間已過去了四天，我心頭的悲痛與憤怒依然無法平息，我反複告誡自己要冷靜，要理性。然而我觸目所及的是領導的不關痛癢的態
度，是遮遮掩掩的新聞報道，是街上慶祝聖誕的狂歡的人群，這一切，均使我心頭如同野獸在撕咬。
　　　　原諒我沒有在聖誕之夜向大家問候，因為我的心頭充滿了悲痛與絕望。雖然這個世界沒一刻都在發生死亡，可這一次就發生在我的身
邊，雖然死亡沒有降臨於我的親人，可我仿佛感受到死神的獰笑。
　　　　每個人都有同等的生命的權利。我們懷著對生的恐懼而來，懷著對生的依戀而去。有誰，有權利去剝奪另一個的生命？事故的原因是
什麽？誰來為孩子之死負責？尊敬的“肉食者”們，如果你們的孩子也在此次事故中喪生，你們的心頭是否會悲痛？
　　　　是的，死亡最終將我們與蟲豸拉平，不管是誰，在死亡麵前，最終皆是“死則腐骨”的同等命運。然而對於苟活者，我們，將如何麵
對死去的生命？上帝啊！真有最終的審判麽？
　　　　數年之前，在新疆克拉瑪依，在六月一日，數百名學生為領導讓路使其能從火災中的影院逃離。從這一刻起，我終於明白，“公仆”
隻是一個美麗的謊言，眾生平等隻是佛陀的理想。今天，發生在這所平民小學中的慘劇再次證實了生命的不平等。此刻，《康熙王朝》中“我
願再活五百年”的歌聲份外剌耳。是的，帝王將相本就有更多的熙養天年的機會，他們在各類事故中喪生的機會微乎其微。幸而自然的法則決
定了人的生死輪回，否則康熙大帝再生百年，征服全球，四方來貢，一片吾皇聖明聲中，何等大國氣派！奴才風度！
　　　　記得孩童之時，曾養一狗，為使其能如我心意，整日訓練拆磨之，後一日其逃出院門，為汽車碾死。其後數年直至今日，心頭常浮現
小狗哀求的目光。是的！由於我的無知，我親手毀滅了一個生命！這痛苦至今令我無法安眠。假如真有上帝，我願向之懺悔！
　　　　可能有人覺得我的心靈過份脆弱。是的，因為我的心常常感受到死亡的痛苦，屠殺者之所以能從屠殺中感受快感，是因為他不是被屠
殺者。設若我們就是孩子，設若我們就是死去的孩子的家長，那麽，在這平安夜的鍾聲中，你是否已是無言的哭泣？
　　 作者信箱：[e-mail]

 

中產階級，你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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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的中國文化界洋溢著啟蒙的理想主義激情，從文革的中世紀野蠻的政治和文化專製中走出來，呼吸到第二代領導人改革開放帶
來的新鮮的空氣。他們在文化上返回五四，重新高舉民主、科學大旗，甚至喊出了“新啟蒙”運動的口號。在政治上憧憬著政治改革的大動作
，具體落實在呼喚中國出現所謂的像歐美國家的中產階級，希望這個階級的出現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可靠保證。
　　八九十年代之交，蘇東巨變，內政風波，接著是市場經濟在中華大地的全麵推行，知識分子出現了一次大尷尬，大潰退。表現在文化上，
啟蒙運動的旗幟破敗委地，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紛紛下海，撲入孔方兄的孔中。剩下的以後現代主義解構的狂歡虛幻著融入世界的慰安。在政
治上告別著“革命”，在自由主義的遮羞布下向體製和市場作著雙重的妥協。唯一不變的是關於中產階級的夢想，不但可以帶來中國的民主政
治的基礎，也可以借此得到有錢人的讚助，或把自已虛幻地當成了有錢的階級，早一點擺脫知識分子邊緣化後的貧困。
　　於是，在九十年代，知識分子與新型的暴發戶、市場經濟中化公為私的官僚合謀著這個時代的偶像，就是以名牌吃喝和金卡消費體現榮耀
的“成功人士”，王曉明提到的所謂“半張臉的神話”，我之所謂粗鄙的暴發戶們。名牌、時尚和金卡掩飾不了他們精神的蒼白、自私。他們
的榮耀下是對窮苦誠實的人民的冷漠和嘲諷，是與權力腐敗分子的群魔共舞，是流氓文化、坑蒙拐騙文化的大流行。隨著所謂以“暴發戶”為
代表的“中產階級”的崛起，是中華倫理道德的全麵大滑坡、極端形而下！
　　在還有許多人沒有溫飽的中國，暴發戶們的“成功人士”的“半張臉的神話”畢竟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無法的奢望，並且他們絕不是這個
社會民主的基石！那麽，被我們普通人更熟悉的是所謂“白領”，他們橫在廣大下層社會與官的商的和圍著他們的知識分子所謂社會上層之間
。它們是真正的中產階級嗎？
　　這些白領能在暴發戶們中產階級民主基石的神話的肥皂泡破滅之後給我們什麽新鮮的衝動呢？正如一篇文章所說：“‘白領’的真正含義
應該是一種文化的、理念的、思維的、觀念的、以及具有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潮流導向的知識階層。 而國人的‘白領’則是上了現代化商業機器
快速運轉的鉸鏈，他們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們的消費觀念，以及他們的行為舉止，也隻是隨著這一條鉸鏈飛快地旋轉而已”。
　　我們的體製知識分子放揚著大好消息：“肖灼基說，中等收入階層的標誌起碼有如下幾條：要有自己的住房，以歐洲中產階級每人平均60
平方米的標準，中國的三口之家起碼要有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要有自備車；一年要有一次全家到國內外旅遊度假而不是匆匆旅行的機會，這是
國外中等收入者很重要的標準。最後一條是不僅要有勞動收入，還要有投資”。然而他很快說，未來的十年看吧。這是一個對未來的預測，而
不是現實。
　　有人做了調查，“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廣州中信廣場上班的‘知識英雄’是與民工一起擠公共汽車上班。這個調查很有價值，徹底打破了白
領身上那套‘皇帝的新裝’”。罷了，這是一個沒有理想、沒有激情又沒有雄厚財力的階層，能成為我們民主製度的基石嗎？
　　肖灼基先生應該還要預測一下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廣大的農民在農村，他們總有一天被圈進城市來，不能成為前二種人，即上麵
所說的暴發戶和廣大的“白領”，便隻能成為第三、四種人。第三種人就是廣大的藍領產業工人，然而這個曾經革命的領導階級現在被社會遺
忘了，我自然也談不出什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與所謂民主基石的中產階級毫不沾邊。
　　這第四種人是那些人呢？他們生活是咋樣呢？下麵是一個最普通的例子：
　　據《中國婦女報》3月2日報道，經過層層審批，春節前特困戶鄭女士終於可以領到兩個月共420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可經過居民委主
任們的層層“盤剝”後，他最後領到手裏的就隻有10元錢了。這就是中國的下層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了。
　　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盼星星盼月亮盼著的中產階級，作為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石的階級，反正《中國婦女報》所說鄭女士一類人是算不上
的，你們在哪裏呢？暴發戶？“白領”？還是肖灼基預言的未來十年會出現的“中等收入階層”？
　　實際上，現代民主的確立不是一個階級的肩膀就能扛起來的，民主恰恰實際上是各個階級互相爭奪利益，互不相讓最終隻能相互妥協的結
果，特別是社會弱勢階級更要起來抗爭，決不指望一個統治的階級發善心恩賜給被統治階級。唯有一個中產階級起來決不會帶來民主，正如唯
有無產階級才能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也是烏托邦一樣。毛澤東說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隻具有依附性，這是反現代的觀念。從
左拉等人的《知識分子宣言》開始，知識分子已經成為社會最重要的一個階級。知識分子獨立的然而又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奮鬥也應該是現
代民主製度的的重要促進因素之一吧。

請問大方之家：該不該給黃慶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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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南方周末》（2002、3、7）上《抨擊戶籍製度改變他的一生》，有個疑問，想請教大方之家，就是：該不該給黃慶平反？我不太熟悉
法律，隻是從常理常情上說說我的看法。
　　我沒有研究過中國的戶口製度史，但從我這一行的大量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我沒有發現有解放後直到今天實行的嚴格的戶籍製度，直到
今天，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應該鬆動多了，仍然“現行製度下的自由流動隻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人口遷徙是一項社會權利，這一條還沒
有實現。當說到‘人口’自由流動的時候，應該意味著包括戶口、教育、醫療和人事關係在內的‘人口’全部外延和內涵都可以自由流動，而
不僅僅是‘人’本身。”（見同報第4版），中國戶口改革的道路還很艱巨，不隻是國情限製，更多是傳統戶口製度的獲益階層的勢力還大於改
革派的實力。
　　在繼續推進戶籍製度改革，使製度強行造成公民的分裂和不平等的惡劣後果盡早消除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想到一個人，他對當時的野蠻的
戶籍製度的抨擊使他遭受兩年的牢獄之災和一係列的不幸。站在今天這個繼往開來的中途，我向先驅致敬。
　　1991年12月19日，由於黃慶感到當時死板的戶口製度給他的兒子上學帶來不方便，他投告又無門的情況下，寫了人民來信直接寄給了省委
、市委、人大等黨政機關，痛說戶口製度給自己家庭帶來的苦難，以及實行上的不公平和對部分人的歧視性。他沒有署名，但他用的是自己單
位的稿紙。
　　有不平，才有社會的改革和進步。但誰也沒有想到。這些人民來信到了我們的權力機關手裏，不是考慮解決人民群眾反映的困難，卻是調
動公安部門，當作一起“反革命傳單案”處理。很快，黃慶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捕判刑，律師辯護無效，本人上訴被駁回。管製兩年出
來，黃慶嚐到了“單位體製”的利害，一但開除，立即一無所有。後來靠打工艱難度日，生存條件才逐步好轉。
　　我看了報上的這篇長篇通訊，特別看了結局。實踐證明，這是一起冤假錯案，為什麽沒有提到平反昭雪？製造了冤假錯案，市政府，還是
司法部門承擔過失？我不大懂法律，這一點求教於大方之家。
　　我接下來隻是談談有關的話題。我們可以說，黃慶是為自己的利益才無意中充當了反對僵化戶口製度的先驅，但這毫不影響我們對他的敬
意。當年鳳陽小崗村十幾戶農民寫血書搞承包的時候，不也是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一點嗎？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人民，隻有人民，才是
創造曆史的動力”，他們也無意中成為中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先驅。隻不過，黃慶為此遭到的災難更大。
　　對於咱們的政府，我不知道說什麽好。總之，“專政”意識大大地超過了“參政”意識。我想，要是多發生一些像黃慶這樣人民來信當成
反革命傳單，我們的衙門倒是“有理怕坐牢者莫進來”。我想到，從1955年的胡風向中央上“三十萬言書”到1991年的黃慶的人民來信，雖然
過了36年，結局卻一樣：反革命罪，坐牢。
　　魯迅不止一次說過所謂“散胙現象”，就是“犧牲為群眾祈福，祀了神道之後，群眾就分了他的肉，散胙。”魯迅常舉的例子就是被北大
開除的馮省三，“他是鬧講義風潮之一人，後來講義費撤銷了，卻沒有一個同學再提起他。”我們不再是魯迅所處的時代了，著名的《南方周
末》不是談到了我們戶口改革的“馮省三”嗎？他比魯迅時代的馮省三處境要好嗎？我們可捫心自問，我們應該向他致敬。
　　當然，也有一些同胞會說，戶口改革是小事，沒有必要把黃慶捧得那麽高，或者戶口改革是政府的英明決策，與當初的黃慶批評戶口製度
並無關聯，那我隻好不與他說話。
　　請問大方之家：該不該給黃慶平反？
　　2002-03-08

 

小說反官，嚴懲不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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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青年徐勇鵬因為發表一篇千字小說，被所在縣法院一個法庭的副庭長狀告到所在市中級人民法院，稱作者的這篇小說中一個人物是影
射他，對他進行了"人格攻擊和誣蔑"。中級法院接受了這一起名譽侵權訴案。判決結果是這位鄉下文學愛好者為此賠償給那位作為原告的精神
損失費一萬元，發表了小說的雜誌社賠償五千元。
　　過去有小說"反黨"，被認為是當時右派的一大發明。現在也發生了"小說反官"，更是一大發明了。我們介紹一下發明人，也就是那位發表
一千字小說的作者，是雲南玉溪江川縣翠峰鄉的一個鄉下年輕人，愛好文學可稱為文學青年。為什麽要說是"小說反官"呢？
　　女作家梅誌在回憶關於"胡風反黨集團冤案"事件時說過一個故事。審判員要梅誌承認反黨，梅誌當然不承認了。審判員隻好提醒她："你們
反周揚是不是？"梅誌明白了，審判員們的邏輯是周揚是黨，反周揚就是反黨。與此類似，文學青年徐勇鵬小說裏麵將一個人物作了醜化或反麵
性的描寫，本該是創作上自己的事，但偏偏這個人物身份被寫成了"庭長"。於是，在一些人的邏輯中，小說中的"庭長"被醜化了，就是所有的
庭長（官）被醜化了，這不就是"小說反庭長"或"小說反官"嗎？
　　於是乎，既是"官"又是"庭長"的原告（他的"庭長"還要戴個"副"字）便憤然了，自己的名譽權受到了損害。於是乎，既是"官"又是"庭長"
的審判官（中級人民法院）"官官相護"，將發明了"小說反官"，也就是反自己一類人和頭上的烏紗帽的鄉下青年嚴懲不貸！判決一個鄉下青年
賠償一個當官的一萬元。對於鄉下人來說，一萬元是個多麽大的數字啊！誰叫你以小說反官的呢？順便說一句，官員們，不要提著腦袋腐敗了
，抓住一個以小說反官的文學青年控告一下就大發財了，又無腐敗被"反"之憂。
　　你這個以"小說反官"的鄉下文學青年嗬，何苦呢？你的家人因為要為你叫怨（用粗魯的語言憤怒地議論），七個人被抓緊法院，其中包括
兩名正在哺乳的婦女。你哀求中級法院放人，遭到拒絕，你憤怒了，你顯示了中國人民反抗邪惡的美好品德，你學了梁山好漢，"氣急攻心，失
去理智的徐勇鵬向審理此案的審判長連捅數刀，致其重傷"。於是又一級既是"官"又是"庭長"的審判官發怒了，判處你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據了解，此案引起了雲南省文聯和作家協會的高度關注。"作家和評論家們在對此文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後，均認為該小說沒有造成對原告某
副庭長的名譽的侵害"。
　　然而，這些作家和評論家們的話誰能信呢？以前，他們可是以"小說反黨"的嗬，現在是否也參與了"小說反官"了呢？文壇上不正流行如《
國畫》、《抉擇》一類的反官小說嗎？
　　尾聲：徐家從此更加窮困不堪，原告仍在法庭工作。至於那位和我同行的文學青年呢，誰能提供給我他的消息？
　　2002/3/2

 

 

爬和撞及窮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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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實秋引用盧梭的話說“資產是文明的基礎”，但他又批評盧梭是最先攻擊資產製度的一個人。梁實秋自己的看法是：“不肯公然反抗文
明的人，絕沒有理由攻擊資產製度”，他自己是維護資產製度和文明的人。
　　梁實秋畢竟生活在當時貧窮懦弱又社會貧富分化嚴重、階級矛盾尖銳的中國，他不能不正視中國的現實情況：“資產製度又是可以造成不
公平的現象，我們承認”。怎麽辦呢？一是安於現狀，他認為人的聰明才能既不能平等，因而，平等是不可實現的，但他又安慰窮人或當時的
無產者，經濟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資本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無產者也常常自有他的樂趣”，何況資本家的“資產終於是要消散的”。假
如窮人也像資本家一樣看重資產的幸福怎麽辦呢？梁實秋也很容易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就是著名的“爬論”：“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
的，隻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
　　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曾被稱為“紅色的三十年代”，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世界範圍裏傳播，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被廣泛實踐的時
期。梁實秋的觀點很快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強烈反感。先有馮乃超等對梁實秋進行批駁，送給了他一個“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進行了含沙
射影的反擊，被他別有企圖稱為“到××黨去領盧布”的魯迅先生更是匕首投槍式的妙筆叫梁實秋自作自受地得到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
走狗”的斥罵。
　　實際上當時梁實秋與馬克思主義者關於社會矛盾激化和窮人出路問題的爭論是有意義的，但由於雙方意氣上湧，用對罵代替了學術探討，
這個問題沒有深入探究下去。
　　三年後，魯迅非常必要地重新地談到了梁實秋的問題，這就是他著名的雜文《爬和撞》。魯迅認為，梁實秋的“爬論”如果能實現，天下
自然就太平，“可是爬的人那麽多，而路隻有一條，十分擁擠。老實的照著章程規規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於是，似乎天真了的梁
實秋沒有發現的，就是聰明人就不再老實，就會把別人推開，踏在腳底下，好自己爬上去。你推我我推你，比起了力氣，“於是爬之外，又發
明了撞”。於是魯迅將梁實秋的“爬論”清理為一幅社會的圖畫：“爬得上的機會越少，原意撞的人九月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麵的人們，就天
天替你們製造撞的機會”，“這樣，爬了來撞，撞不著再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生活在當時的政治腐敗，官人們爭權謀私，毫不考慮民眾福祉的時代，梁實秋的“爬論”一旦實現起來實際上隻能是魯迅《爬和撞》中所
描繪的一幅圖畫。魯迅以他對中國當時民族文化、政治的深邃的洞察，徹底否定了梁實秋為資產製度下的兩極分化中窮人設想的方案。
　　實際上，應該看到，二十世紀的階級鬥爭以解決兩極分化和窮人出路的實踐使新世紀的人們看到了問題的另一方麵，而梁實秋早已預言了
它：
　　
　　無產階級的暴動的主因是經濟的。舊日統治階級的窳敗，政府的無能，真的領袖的缺乏，也是促成無產階級的起來的原由。這種革命的現
象不能是永久的，經過自然進化之後，優勝劣敗的定律又要證明了，還是聰明才力過人的人占優越的位置，無產者仍是無產者。
　　
　　二十世紀中國社會革命的主題之一是窮人的翻身，這是受過新中國的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的，白毛女是一個世紀社會鬥爭主題的象征。
　　從上個世紀初到九十年代以來的曆史似乎證明了梁實秋的這一方麵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我們就因此能接受他的“爬論”了嗎？對魯迅的
“爬和撞”，我們又怎麽看呢？梁實秋與魯迅關於窮人出路問題的爭論在今天似乎仍然值得討論下去。
　　2002/3/5

 筆伐

讀書《李敖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文《筆伐》見p586。
李敖的下麵一段話振聾發聵：
“我要痛斥政局的黑暗、政黨的腐敗、群眾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為的迷信、社會的瘋狂、知識分子的失職與怯懦……我絕不怕得罪人，也
絕不媚世，台灣所有雜誌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辦個《譴責》雜誌給大家看！”
這段話原出處在李敖辦的《烏鴉評論》發刊詞中，更大的段落是這樣的：
四百年來，台灣在外國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蕩下，已經變成了一個畸形的、膚淺的、荒謬的、走火入魔的島。這雖然沒有威爾斯筆下
“莫洛博士島”那樣光怪，但它的陸離，卻超乎英國先知者的先知之外。我身出這樣子的島是四十年，雖然不見容於朝，不見知於野，但是獨
來獨往的氣概、“我手寫我口”的氣魄，卻老而彌堅。這次出來辦《烏鴉評論》，就是要在眾口一聲的時代裏，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局
的黑暗、政黨的腐敗、群眾的愚昧、思想的迷糊、行為的迷信、社會的瘋狂、知識分子的失職與怯懦……我絕不怕得罪人，也絕不媚世，台灣
所有雜誌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辦個《譴責》雜誌給大家看！英國古歌《兩隻烏鴉》裏，烏鴉對話，去吃死屍，最後吃得“
白骨剝露，淒風永拂”烏鴉的功勞，不正是如此嗎？
好一個“文化玩童”李敖，分明是一個魯迅所說的中國的“精神界戰士”，是一個英雄的人文知識分子形象的楷模。常言道，知識分子是社會
的良心，這表明社會要求知識分子的角色是“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陸遊詩句），要反政治腐敗、社會愚昧，文化虛偽等一切社會黑暗
，為社會的文明、人道、進步而奮鬥。真正能這樣去做並取得成就的人，在艱難困苦中堅忍不移，顯示出最寶貴的個人品格的人，在人類文明
的曆史長河中並不很多。李敖的出現是可喜的，他雖然以台灣一島為主要的奮鬥舞台，卻遠遠地超出了它，他對中國的更大部分亦具有無可爭
議的價值和意義。
1991年11月，李敖創辦了《李敖求是評論》月刊。他不無狂激地用李敖式的語言說道：
《李敖求是評論》雜誌雖是雜誌，但它的使命，在“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並不是我一個人發言，而是把特立獨行之言、振聾醒聵之言、“
雖千萬人，吾往唉”之言，不論古今、不論中外、不論新舊，都予以召集，形成光束與彈花，為“中國”開道、為“中國人”導向。“中國人
”混蛋混蛋滿天下，上自高等知識分子、袞袞諸公；下至匹夫匹婦、販夫走卒，滔滔盡是混蛋、到處都是混蛋。在這種世風下，第一流的思想
家站出來，以實事求是的論證，說點明白話、主持一些公道，這是起碼該有的獨來獨往。《李敖求是評論》雜誌就是在這一抱負下創辦的。這
是全台灣唯一一個崇尚真理、全說真話、專講是非、沒有黨派的雜誌。
《文星》雜誌創刊於1957年11月，1965年12月被當局查封。李敖一開始向該雜誌投稿，便產生很大影響，甚至引起了一場思想文化界的論爭
（1961---1962），後即成為該刊主編。1966年到1970年，李敖間斷被政府軟禁，前後長達十四個月之久；1971年3月，李敖被台灣國民黨執政
當局逮捕，初判刑十年，實關了五年八個月；1981年8月，又入獄，十足關了六個月。“一連十四年大黴運”。如同孫悟空真金不怕火煉，出了
太上老君的煉丹爐，更煉得火眼金睛一樣，1981年，李敖複出，奮起巨筆，欲戰欲勇，捷報頻傳。李傲開始自己辦刊物，但當局不允許，結果
辦出了是“叢書”又象雜誌的出版物，這就是《千秋評論》（全名《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它問世之初，主人李敖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
1991年9月，《千秋評論》在創造十年以後，停刊進入曆史。李感慨地說：“《千秋評論》十年辛苦，字字看來皆喊打，自非吟風弄月的《紅樓
夢》可比，但究其背後，亦血書也。”《千秋評論》以外，從1984年1月起三年兩個月期間，李敖又加出《萬歲評論》。自1988年10月到1989年
3月，他還辦過《烏鴉評論》周刊，1991年2月到8月，辦了近半年的《求是報》，1991年11月起，又辦了半年的《李敖求是評論》。
1981年複出後的十年筆伐生涯，李敖說自己帶頭正人心、布公道、求真相、抱不平，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的聲勢，整天四
麵樹敵、八麵威風，“以千秋之筆，斥一時之謊”。他不無得意：“我這種人格與文格，可謂古今中外文人的第一名，自己想來，不禁頻頻佩
服自己也。”
宋朝魏泰的《東軒筆錄》裏，有一條記王曾（沂公）的故事。王曾狀元及第，翰林學士劉筠（子儀）向他開玩笑說：“狀元試三場，一生吃著
不盡。”不料王曾板著臉回答說：“曾平生之誌，不在溫飽。”後來的李敖有名有錢、有高樓大廈、有明星老婆、有八缸的凱迪拉克名牌轎車
，有人問他為什麽不知足、不安分，還要惹政府、還要“叛亂、革命”？李敖說，每聽到這種“妻財子祿”的話，他就嗤之以鼻，答複說：“
太小看人了吧！人活著，不僅僅為了麵包。”
李敖，真乃我中華一奇男子！秉其“誌”之後來者有其“韌”乎？有其“才”乎？有其“時”乎？
（2000/7/31）

 
文革反思與曆史觀

《三國演義》雖然被看作“尊劉抑曹”的，但它的開卷名義的“調寄《臨江仙》”卻表達了中國人更加根深蒂固的一種曆史觀念：後人對曆史
當事人斤斤計較的曆史已經盡付笑談了。全詩為：“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
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曆史當事人的英雄風采，是非成敗隨著沉入到曆史的遠處，對於今人
來說，已經付笑談之中了。這是何等豁達的曆史觀啊。
人與具體曆史因為所處的關係而有三種表現，一種關係為人在具體曆史之中，一種為雖不在具體曆史之中，但聯係密切，對人的現實功利仍有
影響，第三種就是人與具體曆史相隔遙遠，毫無現實功利關係。每個人都有著這三種曆史關係，有著三種關係的三類具體曆史，當然也就基於
這三種曆史關係的或超越其上的各樣的曆史觀。一般來說，最重要的是第一種，人在具體的曆史之中，但往往更有文化內涵的曆史關係為第二
種，如知識分子最敏感的關於文革具體曆史的話題的價值當然在文革之後對這段曆史的反思中。
我寫這篇文章是因為讀了友人陳岩鋒的文章《理解的遲到》，有所感觸，就他思考的問題作進一步思考。朱學勤先生在《遲到的理解》一文中
，對文革批判，對文革中顧準先生受迫害表示同情，對顧準堅持真理探索被後人“遲到”但終於“理解”了而欣慰。朱學勤文中還說到顧準的
女兒在文革中，父親受迫害時不但精神上不理解父親， 而且生活上也未能給父親照顧，後來認識到父親的偉大，父親是愛並非害他們，感到悔
恨。並且她就此思考出：“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麽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
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對於一個願意嚴肅生活的人，必須有勇氣正視、解答這些問題，並且承受代價。”陳
先生對這兩個人的曆史認識態度進行了質疑。
陳先生對朱學勤文的質疑是我非常讚同的，對於我們認識文革史非常有意義。我先要談的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顧準女兒在文革中與父親發
生分歧，對於具體的曆史來說，完全是正常的，隻是文革造成家破人亡上讓人歎息。女兒現在對父親的認同未必不同社會的風向有關。 二是，
朱學勤說文革如何壞，顧準如何好，在多大程度上是曆史的真實？朱在那個時期“入場”了，但也可能對真實有“遮蔽”。三是，每一個時代
都有自己的推崇者、失時者、沉默者，正如文革中極左派某種程度上相當於九十年代的自由派，是自己時代的推崇者，文革時的右派和現在的
左派是時代的失時者。文革有文革的災難，九十年代有九十年代的災難，如人之常情，時代政治的風向和現實功利關係是大多數人的宿命，知
識分子在兩個時代也都是大多數選擇沉默者。
更重要的，知識分子的群體利益而不是抽象的人性是文化人批判文革的最重要內因。正如陳先生文中說“就追求事實的態度來說，顧準先生也
的確不及遇羅克和張誌新偉大。顧準先生今天被‘發現’，一方麵得利於他已經不與既得利益者形成尖銳的衝突，另外與其文化人的身份也有
關。如果我們把目光換在一位因說出事實受迫害致死的農民身上，又是另一碼事。當然也就沒有必要把顧準的形象捧得那麽崇高。”顯然的，
陳先生和我並不是就不尊敬顧準先生，我們也絕對否定文革，與中央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保持一致的，與八十年代以來黨的各項路線方
針政策不表示反對的，像任何一個時期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
我覺得有必要在陳先生的基礎上繼續討論下去。上麵我說了人與具體曆史存在著三種關係，這三種關係製約著人的曆史觀。“我們”反思和批
判文革，那麽，文革就是“具體曆史”， 而我們所處的可稱為“後文革時期”，後文革時期不屬於文革時期，但又離的比較近，我們後文革時
期正生活著的人又與文革時期有現實功利關係，對文革時期事物的認識和評價影響著我們的現實功利。如果是文革曆史之前的曆史的人，或者
後文革曆史之後的曆史的人，就可能與我們對文革曆史的看法有異。指出這一點，不是順從曆史相對論，而是促使我們對曆史有更清明的認識
。
作為後文革時期裏，與文革時期有著現實功利關係的我們對文革的認識和評價無不與強烈的現實功利關係聯係在一起，或者說，現實功利關係
的文化分析有利於我們對那些反思文革的人的話語形態作內裏的批判性揭示。我們不應回避這種現實功利關係的事實性存在，我們要作的就是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再讓曆史隻是幾個利益階層的“山不轉來水轉”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換湯不換藥。而是，曆史真正的實質上
不斷進步。什麽是實質的曆史的不斷進步呢？當然，文化思想觀念向好的方麵的改變是重要的，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決定意識形態的
觀念，社會結構的改變尤其重要。我對文革以來到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的看法是沒有多大差別，官的幫閑，商的幫忙，或既幫忙又幫閑。或分
一碗羹，或分一碗羹而不得還要連碗都被打破，當事人認為是天壤之別大大的事，局外人可不一定這麽看的，不能保證不當滑稽劇看待。
對人來說，與己有現實利害關係的曆史不隻是離具體曆史近的曆史。因為近遠是相對而言的。文革中，“批林批孔”運動，對兩千年前的孔子
的認識和評價也關係到文革時期人們現實的利益。
我們中國畢竟是產生大文明、大智慧的地方，人民群眾在漫長文明史形成的如《三國演義》開首詩詞所體現的博大的曆史觀就是一例。這種曆
史觀是我們許多人看待與我們無現實功利關係的曆史常采用的，是人的複雜的曆史觀係統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對與人有現實功利關係的曆
史能否采用這種博大的曆史觀呢？可以，一般是三種人，時勢造英雄風雲中逐鹿（民也）問鼎的勝利者、形而上追求的詩人和哲學家，再就是
置身於曆史之外的隱士或者土民們，詩詞中的“漁樵”。對於文革曆史的認識和評價，我們時代的這三類人（本人在這三種人之外）與我們的
知識分子如朱學勤先生、顧準的想“解答這些問題，並且承受代價”的女兒會有不同吧。
2002/2/24

以小布什為師

我對美國人一貫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反感，原因就在於那副“美國臉”吧，不隻是在美國政府那裏看到，在普通的美國民眾那裏看到，在美國的
輸之海外賺外匯的文化文本上看到，也在宣誓效忠美國總統的黃皮膚白心的炎黃子孫那裏看到。
對於現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我更是反感乃至視之為“慶父”了。四月份，我們的一名優秀的共和國的航空衛士就因為他們而死了。而上台不久
的小布什表現的倒打一耙，死不該悔的樣子也把人的肺氣炸。911事件之後，中國人民對一時落難的美國表達了真摯的同情，給予了熱情的幫助
，卻有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宣稱自己一夜間成了美國人，慈善之心誠然可嘉，事實上做不到，因為他們的自由招牌畢竟隻能在中國打。不管怎
麽樣，小布什對黃皮膚的中國從此態度有了改變，但是，美國真心促成大陸與台灣握手言和嗎？美國人反恐怖主義也反疆獨恐怖勢力嗎？美國
人希望中國民主自由，這也是古老中國所缺乏的，但是否包裹著這樣的動機，文化工業的全麵擴張必須以消除對方頑固的民族性為前提？兄弟
鬩於牆，外者才能從中牟利？總之，所謂美國人最反感的“反美情緒”並不能消除，當然，也沒什麽，美國人無所謂，我也不在乎。
這次，小布什到中國來演講，中國老話，來的都是客麽，我也是挺歡迎他的。但他跑到清華大學演講了，我的反感又來了，反感之後忽然想到
，讓不喜歡小布什的人反感，正如不讓“親者痛，仇者快”一樣，這也未免不是小布什的初衷，這樣以己度人，突然明白了，美國人太聰明了
，小布什太了不起了，他能讓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如我做到這點認識，真不簡單。
下麵就小布什的清華大學演講談談我們應該怎樣向我們反感的這個偉大的家夥學習。我認為值得我們學習的有三點。
第一點，堅決捍衛自己本國的利益。中國人本來是“天下為公”，或者“人皆有惻隱之心”的，為此吃了歐美民族兩百年來的大虧。人家憑什
麽能欺負你，一是民主科學，二是民主國家。中國為什麽屢戰屢敗，沒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是重要原因。1949年，中國以洋為師，民族國家一
建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居然也沒有讓為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在朝鮮戰爭中打贏。小布什正是民族國家信念的堅強代表，與咱們
的老佛爺“寧予外友，不給家奴”，蔣公的“攘外必先安內”，以及當今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普世價值”觀大不一樣。所以，小布什在中國人
民麵前，堅決不屈服，捍衛美國的利益，就是決不會放棄“以台壓中”，也不會不再賣武器給台灣了，就是你清華大學學生人性美好的發問，
他也堅決不會用“統一”，隻是“解決”。
第二，打蛇要打七寸，美國總統布什了不起的地方也表現在這裏，一下子就把像我這樣的民族主義者給打悶了。這是他知己知彼，而我們知此
不知彼的結果。誠如小布什所說：
曾經一度，美國人隻知道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一個偉大的國家，有偉大的文明。今天，我們仍然看到中國奉行著重視家庭、學業和榮譽的優
良的傳統，同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正日益成為世界上一個最富活力和最富創造力的社會之一，這一點最佳的驗證便是在座諸位所具備的知識
和潛力。中國正走在一個發展的道路上，而美國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的出現。
小布什的厲害在於，他以美國過去沒有的而現在有的，我們過去有的而現在喪失的美好的東西為武器，既打動了我們，又打敗了我們。這東西
就是社會道德水準，“重視家庭、學業和榮譽的優良的傳統”。
第三，樂於助人的高尚品德是我們以小布什為師的重要方麵，不管他說的對不對，人家就是“思品”課學的好。給中國帶來了他認為是“雪天
送鵝毛”的自由女神的意義：
我的國家顯示給世界最偉大的象征是自由女神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過它，它是經過精心設計而成的，如果仔細看她的話，它手裏拿的是
兩件東西，其中一隻手拿的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火炬，是自由之光；另外一隻手是一部法典，我們美國是一個法製的國家，我們的法院是清
廉的，也是獨立的，我是總統，哪怕是我，我也無法告訴法院要如何來判案的，行政部門，立法部門任何一個成員都不可以。根據我們的法律
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淩駕於法律之上的，也沒有任何一個人為法律所不恥的，自由的投票之後才能得到。
當然，聰明的美國人應該在小布什來中國之前讓他準備並預演了很多遍了，帶來的讓我們學習以為師的東西肯定很多很多，但我就要結束這篇
文章了，就不談了吧。“師夷長技以製夷”，我們應該向他學習，我們應該以他為師。 而當我們的民族完全統一了的時候，當小布什不在好意
思以我們民族曾有的而現在沒有的好東西，我們民族五千年到現在仍然沒有的好東西來“教育”我們的時候，我的“反美情緒”就會消失了吧
。
Monday, February 25, 2002

 

“非此即彼”的爭論看自由派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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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兩個網友，杜導斌兄和王怡兄，雖與我的觀點差異很大，但道不同可相與謀，何況中國古哲人早說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萬物又複歸於道呢，我始終關注著他們。最近二位仁兄發生了關於“非此即彼”看法分歧的爭論。
先說說關於“非此即彼”的爭論，先看看雙方當事人爭論文章中的關鍵性的句子：
杜：“非此即彼”也是常態的一種，對它的拒絕也就是對它的服從。我很早就已領悟到這一層。我曾從另一個角度作過自我審視，我手無寸鐵
，“非此即彼”的武器於我正是可堪一用的利器。為什麽要拒絕它呢？為什麽不操起它參加由顛覆者組成的隊伍呢？我害怕什麽？害怕因此而
來的譏諷麽？我連強權都已無懼了，難道還怕來自朋友們的幾句冷嘲熱諷？我以自由主義信徒自命，為何卻不能容忍“非此即彼”？剔出“非
此即彼”等等雜質的自由主義難道不同樣接近於烏托邦。
王：你說我也沒有超越非此即彼，然後說非此即彼是必要的，甚至是弱勢者唯一的武器。我的看法簡單說，我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越非此即彼
的思維方式。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也並不是完全錯的。就象我們把知識分子分為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這僅僅是一個開始了解的起點。是交易
成本最低的一種了解他人基本看法的方式。因為我們對任何問題的初步看法都是從二元劃分開始的。
“非此即彼”，聽起來很抽象，我們換一種話語來解釋，就是“二元對立”。二元對立本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如天與地，男與女，陰
與陽，對與錯等，作為思維把握世界的方式，牢牢地跟紮在我們的思維和話語之中，誰也難以擺脫。但人類思維也認識到認識對象的複雜性，
所以二元對立模式又以“一分為三”為它的補充。就是承認在“二元對立”的兩個端點之間存在著第三種模糊地帶。
杜兄反駁王兄說他存在“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反說王兄也存在這樣的二元對立思維，這當然是存在的，我們人類誰也不能擺脫二元對立思
維。分歧並不存在於對中間模糊地帶看法上，而是存在於對“對立”的“二元”的性質的把握上。二元中的“一元”的性質通過對象化的“另
一元”來確定自己的性質，杜兄維持這一點，而王兄認為二元對立隻是一個開始，“起點”，“一元”的性質並不在這個“起點”明確下來。
因此，就雙方所在的自由主義來說，杜兄對自由主義的“性質”是明確的，而王兄對自由主義的“性質”采用模糊戰略，先不明確。
這就要談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表現來了。自由主義在九十年代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潮，作為對西方一種思想的引進和闡釋，它的一套思想並不
都很明確，但西方世界無疑作為自由主義者心中的理論在現實中的理想的參照係，同時，中國現代曆史上的自由主義思潮也是他們借鑒的資源
。雖然自由主義者可明確他們都熱愛西方的民主憲政，強調個人的自由選擇和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來反對或限製強大的國家機器對這種
“神聖不可侵犯”的侵犯。但在如何和反對或限製上，自由派並不一致，加上中國的國情“四不象”，自由派人士對此就容易產生分歧。杜兄
和王兄的分歧正是發生在這個“關節點”上。
杜兄認為，對侵犯這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力量，要在“侵犯力量”之外尋找力量來反對和限製它。王兄則認為這種“侵犯力量”內部存在著
差異和分裂的可能，因此，可以和這種力量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因此，對於自由主義的“性質”，杜兄明確它，捍衛它的純潔性。王兄則模
糊，有彈性。杜兄強調“外部性”，王兄則認為可“內外結合”。
這場爭論的導火索是作為“民間”自由主義立場的王怡，為《21世紀經濟報道》寫了“今日社評”，《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表現了自己的走“內外結合”的道路。這自然受到以杜兄為代表的其他自由派的質疑，這可以分為兩個方麵：一，民間立場是否堅守問題，也
就是外部與內外結合的選擇問題。二是自由主義的“性質”在選擇了“內外結合”形式之後，會不會喪失？顯然的，杜兄選擇了外部，堅守民
間立場；王兄選擇了內外結合，一定程度上放棄了“民間立場”。杜兄的自由主義的性質是確定的，而王兄的自由主義的性質是模糊的，可以
變化的。
由於環境關係，這些問題不能說透，但我可以明確一點，杜兄迂直，王兄靈活；杜兄的自由主義隻能存在想象觀念之中，目前見效很難；而王
兄可很快轉化為物質力量，具有可操作性。杜兄是理想主義，王兄是現實主義；杜兄是個人主義，而王兄是實利主義。就實際情形來看，自由
派內部，讚同杜兄和王兄兩方的都有，但讚同王兄的更多。實際上，本來王兄和杜兄在自由主義內部看法就不大一致，我很早就將王兄歸到“
憲政自由派”，而杜兄可說是“全盤西化派”。王兄派還有陳永苗，老範等；杜兄派還有心不太急，唐哭等人。
從中國現代史上來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自由主義陣營內部也發生過這樣的爭論，結果以胡適為代表“內外結合派”站了上風。胡適
一方麵標榜自己是民間立場，二十年不參政，另一方麵又積極充當民國政府“幕賓”，保留人權說王權，終做過民國的高官，又功成身退。以
史為鑒，王怡派的前途不可限量，而杜兄派明顯處於劣勢。隻是王兄還標榜自己是“民間立場”嗎？自由主義性質的模糊如何能清晰？
2002-11-21 

 別了，“寡頭”憲政派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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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黃泥溪兄
　　
　　盡管有很多不滿意，我一直對憲政自由派持敬重的態度。正如我在《致曠新年——新年的祝福兼談關於左派的一些思考》中所說：
　　
　　後共產主義社會裏，人民大眾的美好前景在哪裏？這是個大問題，但我以為，市場經濟是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製度的，民主憲政也是
同樣適宜這兩種製度的發展的。現在的中國，不成熟的，乃至有點扭曲的市場經濟環境和遠遠沒有實現民主憲政的現實缺陷是當下社會問題的
根本原因。一個左翼知識分子，首先要促成中國走上更成熟的市場經濟，促成中國實現民主憲政製度，這一階段的任務與一些開明的自由派的
目標是大體一致的。但對左派來說，還有下一階段的任務，就是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下，將廣大勞動人民團結起來，獲得政治力量，在民主
憲政的政治自由空間裏，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沒有民主憲政，人民就無法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就不能成為“自為”的階級，也就難以保護
自己的利益。我在《我的設想是當一個工會委員》一文中含蓄地涉及了這後一階段的任務。
　　
　　但最近看到的憲政自由派的一些言論，老實說，極叫我失望。正如我在上麵引用的一段話中提到的，在第一階段的任務裏，我們與“與一
些開明的自由派的目標是大體一致的”，這“一致”是建立民主憲政。在我看來，民主與憲政是密切關聯的，沒有民主的憲政決不是和我們一
致的目標。現在，一些憲政派分子的言論分明透露出康有為式的“憲政”的論調，他們的目標開始割裂憲政與民主的關係了，說什麽“憲政必
然是民主的，民主的卻不盡是憲政的”，也就是“憲政大於民主論”，但實際上，我卻要反過來說：民主的必然是憲政的，憲政的卻不盡是民
主的。這就是在近階段，憲政派理論的新發展吧？那恰恰讓我們看到了他們對自己過去的動聽言論的背叛，看到他們所謂的“憲政派”幌子下
的真實的嘴臉和用心。
　　過去，民主與憲政常被憲政派分子放在一起言說，這正是他們得到不少人歡迎的地方，也是他們承擔了時代任務的一部分責任的體現。但
“憲政大於民主論”的出台，宣告了憲政派的“進步”，他們開始拋棄人民，開始接受招安，開始與官僚資本階級結盟。現在，他們所需要的
“憲政”雖然高唱“憲政必然是民主的，民主的卻不盡是憲政的”，明眼人卻可看穿他們。他們的“憲政必然是民主的”，隻是自欺欺人；“
民主的卻不盡是憲政的”，卻暴露了他們開始“告別”民主事業，甚至以“憲政”來打壓“民主”。那麽，我們明白了，他們的“憲政”，不
過是權貴們的“‘寡頭’立憲製”罷了。
　　王怡兄轉貼的《21世紀經濟報道》上季先生的社評《政治文明展開新局 製度建設由表及裏》一文說：“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司法獨立
以及合憲性審查製，民主就有可能麵臨無法作出適當決定的困局；如果沒有能夠組織單獨政權的大黨（中國共產黨）主導人民代表大會，政治
就有可能陷入動蕩；而如果既沒有司法審查也沒有政黨政治，那麽簡單化的‘吏治’型改革舉措就很可能反倒加強‘官本位’統治，甚至再次
上演改革悲劇。”正可謂“‘寡頭’立憲製”的經典闡釋。雖然這段話裏出現了“民主”一詞，但不再有任何意義。有意義的隻是“司法獨立
以及合憲性審查製”及“單獨政權的大黨（中國共產黨）主導人民代表大會”，前者是“憲政”，後者是“寡頭”，美妙地結合在一起。
　　我敬重的黃泥溪兄，與我見解相似，招牌正好相反暫且不論，我同意他對“‘寡頭’憲政派”們的批評：“憲法司法化是好的，司法獨立
也是好的，你們可以盡情地呼籲，我並不反對，但是，請不要將他們淩駕在對民主的追求之上，把它們偽稱為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先決條件，而
事實上，民主並不需要這樣假惺惺的所謂憲政。”
　　黃泥溪兄的話是針對憲政派的另一個具體化的觀點：“司法大於民主論”：“就拿和我們文化相同的ROC和韓國說，他們開始民主轉型是晚
於其建立現代司法體係的，這不是證明了季先生的觀點，沒有司法獨立，談何民主、憲政。當然，僅有形式上的司法獨立是遠遠不夠的，但是
，邏輯要清楚，這就是：司法獨立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必要條件，而從完成憲政轉型的國家的曆史實踐可以實證，首先建立獨立的司法體係並且
強化司法效率，可以為民主轉型，從而建立真正的憲政提供堅實的保證。而印度卻恰恰走上的另一條道路。憲政必然是民主的，民主的卻不盡
是憲政的”。他們的所謂“邏輯要清楚”，無非是用“司法獨立”的改良路線來保證不觸犯權貴們的既得利益，既可實行“憲政”，又可保持
“寡頭製”。
　　我在《韓國的民主之路》一文中特別欣賞了韓國的做法：
　　
　　第五國和國的憲法保留了維新憲法的專製性質，而1987年的第六共和國憲法是韓國民主道路上的重要裏程碑。這部憲法是第一個在執政黨
與參與製定的反對黨達成協議下謀求社會全麵和解的憲法，獲得國會一致通過，並在全國的公民投票中得到公眾的歡迎。這部憲法最重要的新
內容是實行總統直接選舉，隻能一任，任期五年。為限製總統的專製可能性，這部憲法取消了總統的頒布緊急狀態和解散國會的權力，確立了
人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保障了多黨製的原則，恢複國會審查政府的權力，實行司法獨立，規定憲法的任何修正必須最終由占全體選民一半以
上的多數來決定。當然，憲法首先是紙上的東西，與憲法相適應的人民思想和各種社會機製保證它的實行是更重要的，韓國以後的政治生活證
明了這部憲法的有效性。
　　
　　我們需要的憲政是人民民主的憲政，不是權貴寡頭們的憲政。所謂的憲政的“憲法”是“在執政黨與參與製定的反對黨達成協議下謀求社
會全麵和解的憲法，獲得國會一致通過，並在全國的公民投票中得到公眾的歡迎”的憲法，是像韓國那樣“為限製總統的專製可能性，這部憲
法取消了總統的頒布緊急狀態和解散國會的權力，確立了人權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保障了多黨製的原則，恢複國會審查政府的權力，實行司法
獨立，規定憲法的任何修正必須最終由占全體選民一半以上的多數來決定”的憲法。

 

童天一兄和他的波比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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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天一兄自稱：“我不是左派，我是‘新自由人’，老左新左甚至自由派都不是很認同”，那麽，童天一兄可否是個怪物呢？
　　不能肯定，本著善意，我們可以說他自成一派。如果他這一派隻他自己一個人，那太好了，算國寶了，一定要保護起來的。但他說自己是
“新自由人”，哦，我是聽過這個新詞，好像不是童天一兄自創的吧，因為他對別人自創新詞是非常反感的。那麽，他就也屬於一個派，不是
老左新左甚至自由派，可以稱為：“新自由人派”。隻是這個派的特征，我一點也不知道。
　　我對童天一兄了解很少，聽說他是一個理工科出身的作家，也不知是否屬實。他好像寫過不少作品，我很少看到，因此要了解他很難。為
什麽我突然有寫寫他的興趣呢？就是最近他對我的關於“魯迅左派”問題與別人的辯論很反感。我這個人有一個特點，別人說我好的往往沒印
象，罵我越凶的我越喜歡，我便對他產生深刻印象了。但憑著他自稱的老左新左甚至自由派“三不像”，還沒有做到“四不象”，還可像“新
自由人派”，我就應該能認識他的真麵目了。正在準備搜索他的有關資料，要詳加研究的時候，他主動送資料上門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我和畢巧林兄，一個東北某大學的中國當代文學專業教授，討論有關魯迅問題，畢巧林兄回應了我一篇《就魯迅左派答檳
郎兄》，貼在世紀沙龍裏，童天一兄在這主貼的跟貼裏，轉貼了他一篇未完成的話劇的片段《哈哈，我不太喜歡利用魯迅的符號》。我雖然知
道童天一兄不是我的同道中人，跟貼內容不會對我有利，但卻給了我資料的好處。正是鐵鞋踏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便就他主動送來
的材料解剖解剖他吧，我覺得我這個工作是有意義的，因為正如魯迅所說，解剖一個人是等於針對了一類人，畫出了社會的一個類型。
　　童天一兄的話劇《哈哈，我不太喜歡利用魯迅的符號》，還有幾萬字沒有寫完，我也沒時間等下去了，再說到手的資料就差不多了，我就
可以開始了。
　　話劇片斷裏的魯魯先生是某商務谘詢公司的老總一類人吧，作者偏偏把他的肖像畫成魯迅，“魯魯先生則像個權威，上唇留一叢濃密的胡
子，下巴刮得幹幹淨淨，經常叼著一支煙鬥，令人想起文學大師魯迅。”讓人想到魯迅活到現在不是進了毛澤東先生的文聯，而是像童天一兄
一樣作了一個文化商人，可能說錯了，應該說像作品中的魯魯先生一樣，在現在下海了，成為文化商人。童天一兄雖然不喜歡魯迅，但對魯迅
還是了解的。魯迅走出了官場和學院，以筆為生，不就是“文化商人”嗎？在作者的眼裏。
　　再來看，原來這部作品的主人公不是魯迅，也不是魯魯先生，而是一個叫波比的小狗。這小狗“作為一條成熟的公狗”，“是全世界最聰
明的狗，甚至比所有人都聰明”。作者巧妙地寫出小狗波比為老板魯魯的形象策劃，引出一係列的思想史上的名人：你不讓我化妝成馬克思；
你又不同意？愛因斯坦可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鬆下幸之助是日本的經營之神。現在不是都在談經營哲學嗎；切•格瓦拉也算了，
企業經營不是革命，再說格瓦拉腦子可能有病；觀音菩薩這人不錯，啊不，觀音菩薩這神不錯……都不是，比人還聰明小狗波比是要老板化裝
成魯迅的形象：
　　
　　魯 魯：觀音菩薩這人不錯，啊不，觀音菩薩這神不錯。我要是化妝成她……我要是化妝成她……不就是裝神弄鬼，跟練什麽功似的。算了
，下一張，魯迅！（魯魯又挑出一張。）
　　波 比：汪！
　　魯 魯：看來你堅持要我化妝成魯迅。為什麽呢？這事我怎麽也想不明白。不過說來也奇，上個世紀北洋軍閥統治時，魯迅的名頭就很響；
到了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魯迅是個大紅人；魯迅死時，為了紀念他，整個上海萬人空巷；解放了，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特別是文革，魯
迅更是大紅大紫。真正不可思議的是，文革之後，中國開始搞市場經濟，魯迅作為品牌更是越走越紅。你用古狗（google）來搜索就會發現，
到2002年11月21日為止，與魯迅相關的中文網頁有113，000個，而馬克思隻有57，900個。算了，我就化妝成魯迅吧，至少研究魯迅的珍珍小姐
已經喜歡上我了。
　　
　　這個話劇的片段不能不說不風趣，不幽默，但通過這部作品，一係列的思想史上的偉人被嘲笑，或者說被“涮”了一把。“涮”的最厲害
的要算魯迅先生了。因為魯迅先生“有名”，而不是魯迅先生的其他方麵，成為一個靶子，讓作者的不喜歡找到了根據，請看魯迅派們，你們
也是衝著他的“有名”來的呀？俗話說什麽樣眼看什麽樣人，牛眼看人總是把人放大了，貓眼看人總是把人看小了，門縫裏看人把人總是看扁
了。單以“有名”，而不是魯迅先生的其他方麵來衡量魯迅，自然，魯迅派就值得非議乃至人人得而誅之了。我將這稱為“童天一兄和他的波
比哲學”。
　　波比哲學是什麽？作者塑造的波比是一個“品牌專家形象”，在波比們的眼裏，這個世界的一切價值，人文關懷，都是虛偽的，唯有品牌
是真實的，這品牌無非就是像一個偉人的“貓論”的拙劣副板：不管白貓黑貓，能騙到錢的就是好貓。他們不但否定了人類文明以來的一切人
文價值關懷，還耗子一般地篡改從而消解了這種價值關懷，從而將一切關係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係。在這種波比哲學下，我們的許多體現出人
類文明的最優秀一麵的思想家都變成了“品牌”，品牌者，無其實在內容而隻有賺錢之騙人幌子也。
　　明白了，童天一兄不屬於老左新左甚至自由派，乃“新自由人派”。什麽是新自由人派？波比哲學崇奉之人也。隻是自供的“哈哈，我不
太喜歡利用魯迅的符號”，不是自打嘴巴嗎？
　　2002-12-13

 

我來剝1949假左派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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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關天論壇沒多久，便聽說了1949是關天論壇有名的左派，後來李憲源，Kz離開關天，1949便是唯一的左派掌旗人了。但路遙知馬力，日
久見人心，通過與1949的多次交往，我終於發現他是一個真右派，卻披著左派的皮，蒙混了許多人的眼睛。
　　我也被他騙了多長時間，但正如魯迅所說，他老人家最怕的是陣營內部的暗箭，我今天也中了這個一度是我的統一陣營的戰友的暗箭。壞
事也可變成好事，他由此暴露了他的本來麵目，原來忘了偽裝，他暴露出的真麵目是個徹頭徹尾的大右派，是當下中國官僚階級和富人階級聯
盟的走狗。以理服人，我來慢慢剝1949假左派的皮。
　　我被別人當作左派，自己也以左派自居。友人勸我，為什麽把自己固定在一派裏呢？迷宗拳最厲害，有了門派易招怨敵。我笑著說，我沒
有福氣作第三種人的，因為我不是生活在象牙塔裏，可以超越階級分歧，我本人已被牢牢束縛在實在的社會關係之中，隻能正視自己的命運。
來到關天以後，對關天的左派作一個群覽，雖不是魯迅所說的“皆茄花色”，也是都不讓我滿意，也就是說左得都不純粹，這當然包括1949。
　　但我也發現關天還有一批不像1949這樣身披左派大旗引人注目的人，但他們實在的創作顯示出他們比起1949來，是更純粹的左派，但他們
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人們都誤以為1949是左派的標本了。為糾正群眾的這種誤解，我在關天清理左派隊伍，將1949這樣的不純粹的左派叫做
“毛左派”，將不聞達於諸侯的純粹左派稱為“魯迅左派”，由此，在兩者之間區分出界限。但當時我有所保留，仍然承認他是左派的一個旁
門左道，屬於左翼的統一陣營。
　　我既認為1949是左派的旁門而非正宗，當然不大關注他，我更關注我稱為魯左派的戰友。1949主動找上門來與我交流，來而不往非禮也，
我熱忱歡迎。他主動在我一個早已沉下去的舊貼《懷念雙親——獻給一代中國農民》後跟貼，將此舊貼翻上來，在跟貼中與我交流。果然，初
次正麵交鋒，便顯示出我們之間的分歧。請看原文：
　　
　　1949：(轉貼一篇說文革農民生活好的文章。略)
　　檳郎：我是不大願意有人翻我的陳貼的。不過，1949兄是我尊敬的網友，他也出於好意。我心領了。我的詩是對父母一輩農民的貧亂生活
的回顧和懷念親人。1949兄轉貼的文章似乎在反駁我的文章不能代表“一代農民”。我和1949兄在對資本主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正的批判上是
一致的，與其他新左派，李憲源，還有什麽年，都有共同之處。但我與1949兄不同的是，我持的是批判的立場，批判文革，也批判現在。而兄
持的是維護的立場，為文革辯護。我認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對任何現實都不滿意，不滿才能前進，知識分子最重的兩個品質是：人文關懷，
批判精神。沒有共產黨打敗腐敗和社會不公正的民國政府，趕走帝國主義勢力，我父母的命運和我的命運可能更慘。在某些方麵，我是肯定
1949年後更好的。但一切現實既是合理的又是不合理的，我對它某些方麵的肯定並不影響我批判地審視它（那個年代）。舉例是不能說明問題
的，大的林子什麽樣得鳥都有，史實很難把握，個人立場便很重要。我和兄都可被別人看成左派。但你崇拜的可能是毛澤東先生，我學習的是
魯迅先生。我更願意和兄站在一起，批判而不是肯定什麽。對於資本主義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以及資本吃人，等等，我們很大程度上一致
。匆匆。致禮！
　　1949：檳郎兄，我是開不了欄隻好借你的欄上貼，能自己開欄的話也不會翻你的陳貼了。批判一切的最終目標是什麽？天天哭喪著臉“農
民苦啊”，“農民苦啊”，天天批判，就是提不出辦法來也不行啊。例如，“公平”和“發展”，都是好事。但是，它們似乎都不能作為我們
的目標。因為它們太籠統。自由，平等，博愛，那一個不好？都好！但是，也太籠統。這些詞裏，本身也含有很多根本的矛盾。例如，“公平
”，就很難定義。可以是關於分配的，可以搞救濟，可是，有了救濟，就公平了？在勞動價值論和資本價值論之間，也公平不了。例如，“發
展”，發展什麽？沒有人籠統反對發展，但是，發展什麽？怎麽發展？共同富裕，是一種發展。一部分人富裕，然後救濟窮人，也是發展。在
這裏，我還是認為社會主義更協調更先進，更適合中國。但不是極左派的中國，不是官僚主義的中國，不是平均主義的中國。也不是資本主義
，不是原始資本主義，不是西方資本主義，不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而是毛澤東思想中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於改革。我認為改革也分
為兩個階段，一個階段是興利除弊，改舊更新，糾正傳統社會主義後期的一些做法至合理之處，吸取了大量的資本主義的方法技術管理，引入
市場經濟，引入競爭機製，引入利潤法則，卓有成效，必須肯定。但是哪些改革是有原則的有底線的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而不
是倒向資本主義。事實上，我們現在的政府也是宣稱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的主義仍然是社會主義，我們的政黨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我們
的製度仍然是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仍然是一黨製下的多黨合作，仍然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仍然探索著新的社會方法和理論。而不是倒
向資本主義理論，成為跟屁蟲。但是，有不少資產階級右派誤解了改革，以為改革就是走美國道路，就是要資本主義化。即使中央堅持我國的
社會主義性質，也無法避免一些得寸進尺的右派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改革打破了平均主義，這是好事，是正確的。改革削弱了官僚主義，這也
是好事。但是反對平均主義是強調剝削合理嗎？不是。反對官僚主義是要搞資產階級專政嗎？不是。中國這麽一個13億人的落後的東方大國，
是不能搞徹底的資本主義的，搞叢林法則的資本主義，中國必定亂作一團。但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並不甘心，他們人心不足蛇
吞象，他們要住億元豪宅，他們要吃富豪牙縫裏的殘渣，於是他們瘋狂地鼓吹私有化，鼓吹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人權。他們看不到貧困的農村
，他們看不到因缺乏300元上不起學的農村孩子，他們說窮人無能，資本家遭遇反剝削而受了壓迫。雖然經常批右，但我並非是左派，說我左派
我是堅決不承認的。：）
　　檳郎：1949兄：關於改革部分我讚同，不過，我對中央可很不放心。知識分子的角色和執政者的角色不同，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別。批
判有什麽用？不挑出缺點，社會怎麽進步？當然不是一味地發牢騷，做到真正地理性批判，有沒有可實行的辦法倒在其次，分工不同。要上課
了。如再討論，歡迎。兄好。
　　
　　接下來沒有消息了，他不再跟貼與我辯論。我們的唯一一次正麵交流便告結束。此次爭論恰如我早已所料，雙方分歧明顯。盡管如此，我
還承認他是左派，我在一次跟貼中稱我認為的其他魯迅左派為戰友，而稱毛左派如1949為“大半個戰友”。
　　沒想到的事在後麵，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昨天，也就是大家正在為“中國教科書事件”辯論得熾熱化時候，我反對教委的含糊而又混亂
地剝奪人民心中“民族英雄”人物的光榮稱號，但我認為表態反對一下就行了，沒有別要費多大口舌。我更關注左派感到使命的社會現實問題
，我寫了一篇《老產業工人階級的沒落》，為中國一個曾經偉大的產業工人階級的貧困而陣顫，大聲詛咒這個老產業工人階級的沒落，呼喚著
隨著這個同時失去了光榮與夢想的老產業工人階級的沒落，一個新的，充滿著戰鬥力，不任人宰割的新的產業工人階級必將起來。
　　沒想到的是，此貼得到了右派張邁的支持，卻遭到“左派”1949的嘲罵。1949在張邁的貼子《為什麽辦“暫住證”要收那麽多錢？》的跟
貼中攻擊我：
　　
　　因此現在我一看到文人們充滿感情地進行一些所謂的迫害的描寫，什麽“慘啊慘啊”這樣的煽情東西，我的心裏就想，別來這一套，哪個
社會還沒有悲慘的事情，是現在沒有過去才有？是現在的悲慘的事情比過去的少？是美國的悲慘的事情比中國的少？缺少數據的分析。
　　
　　我終於從1949從同一陣營背後射來的暗箭中看到了1949的假左派，真仇視左派的本來麵目。他的這段話不值得反駁，但我也嚕嗉幾句。我
那篇文章的材料來自轉載於論壇，原發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貧窮的中國》（記者：張立勤），我轉述也有個案有詳細統計材料，怎
麽缺少數據的分析？除非瞎了眼講胡話。再說，美國也有窮人，中國出現那麽多的受壓迫者就應該嗎？1949對偉大的工人階級是什麽感情？他
站在什麽立場上說話？
　　1949在張邁文的跟貼對我的惡毒攻擊暴露了他對工人階級的貧困的冷漠甚至幸災樂禍，這完全不是真正的左派所具有的。他恰恰站在當下
中國官僚階級和富人階級聯盟的立場上，是闊人們的真正走狗。這樣的人不是假左派是什麽呢？是真右派？但作為右派的張邁與他不同，1949
隻能是披著左派外衣的極端右派。
　　什麽是真正的左派？我在《偽左翼思潮批判》一文中說：
　　
　　左翼文學思潮的載體左翼知識分子，為大眾而寫作，他們也受到平民的歡迎。“因為他確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訴大眾。他為
什麽能把平民的苦痛說出來？因為他與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作為真正的左翼知識分子：“他們對於社會是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
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麵總是苦痛的”。（引號中
的都是左派魯迅的話）
　　
　　1949卻冷漠著《貧窮的中國》（記者：張立勤）通過對中國三大重工業城市沈陽，武漢，廣州的產業工人階級的貧困現況的報道。這報道
向我們揭示了這個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現行憲法中也說他們是領導階級的中國老產業工人的悲慘命運，揭示了在官僚階級和
富人階級壓迫下的他們的貧困，無奈，無力抗爭。中國產業工人的貧困的原因再明白不過了，這是一個在變革潮流中的利益受損集團。在“與
民爭利”的官僚階級和與腐敗權力勾結而迅速成為闊人的富人階級的共同壓迫下，這個一度成為新中國的幸運兒的階級徹底陷入了貧困，也和
貧窮的農民階級一樣遭受著社會的冷眼。1949卻為這兩個階級恬不知恥地辯護著。
　　那麽為什麽1949又被人們當作左派呢？這主要是目前的思想界的思維混亂造成人們對左派的誤解，認為左派不是站在勞動人民一邊而是站
在統治階級一邊說話，1949正是這樣的特點。但我要告訴大眾，翻開中國現代史和國際工人階級運動史，大家便會澄清對左派的誤解了。
　　其次，是1949善於偽裝，善於披著左派的皮。他喜歡談文革，大談文革中的人民是多麽幸福，美國人民在資本主義壓迫下是多麽苦難，好
像他是希望勞動人民幸福起來似的，好像他要為國際工人運動作貢獻似的，但一談到當下勞動人民的苦難，便暴露他的本來麵目。他的為文革
辯護，反對美國資產階級與他的仇視當下中國勞動人民並不矛盾，邏輯仍然一致，就是：為“與民爭利”的官僚階級和與腐敗權力勾結而迅速
成為闊人的富人階級的聯盟辯護，反對當下中國各種受壓迫者對現實的不滿。因此，他是闊人的走狗，他是右派中的極端派現狀維持派。
　　我就要剝1949假左派的皮，暴露他是真正的闊人的走狗，是右派中的極端派現狀維持派的本來醜陋麵目！
　　2002-12-8

 

熱烈慶祝憲法頒布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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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網上消息，今天是國內的“法製宣傳日” ，昨日國內各大城市搞大簽名運動。又一處一看，今年是憲法頒布二十周年，那麽今天這個日
子就更加隆重了。正好前幾天讀了幾個憲政派學者寫的關於憲政的文章，我這個憲法盲也來說說關於憲法的外行話。
　　我模糊記得中小學課本教育我，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又叫“母法”，萬法之母也。便對憲法很尊敬。後來，我學習法學理論書籍，對
憲法有了新的認識，老實說，就是越來越看不起它了。法學，別忘了是“學”，告訴我，法律是黨的政策的具體化，就是說黨的政策裏麵，已
經固定，僵化的部分就具體化為法律，其中活躍的，充滿生命力的部分仍是未法律化的，就仍然隻是黨的政策。因此，憲法雖為“萬法之母”
，與黨的政策比較起來，是小巫見大巫。
　　於是，我熱心學習政策文件，不熱心了解憲法書籍。這種情況對我是自有其道理的，除了上麵的認識比較之外，就是在單位工作，每周一
次“政治學習”活動，算上班，出勤便有加班費，便學習的多，政策文件是傳達，不花錢買，也買不到。學憲法就不一樣了，要自己去買書，
這是要花錢的。
　　主要是對於我們這樣的小民來說，政策和憲法都與我沒有多大關係，似乎隻是“邢不上大夫”中的“大夫”們的事。隻是政策學習算上班
，憲法學習無報酬，就這點大的區別。不要誤解我生活在空中，我生活在中國現實的生活中，當然與法律有點聯係，但由於“從來不做虧心事
，本夜敲門心不驚”，我不怕法律找上門來的。為了生活，如工作調動，辦戶口，租房子，都是按文件的規定辦事，規定不是法律，與憲法扯
不上關係。就是與憲法的“兒子”，也就是法律，也幾乎不聯係。
　　關於憲法，我發現我實在談不出一點什麽來，突然說到憲法的“兒子”，我覺得還是與自己有一點關係了。說到法律，那麽多，最有關係
的就是治安處罰條例，在街上經常看到警察抓人，押上警車或就地處罰，上了警車之後，我就不知道到怎麽了，就地處罰最常見的就是罰款。
我是大大的良民，說這與我關係，並非我本人與警察發生如此不愉快，而是在街上看到，也當當“無聊的看客”，點著腳尖向圍著的一大群人
的圈子裏看，密密的人的圈子裏，是一個威風凜凜的“大蓋帽”，和一個膽顫心驚，哀求無告的布衣小民。
　　還是扯回法律來吧，因為幾個網友是喜歡談法律的，特別是喜歡談憲政，我雖是外行，也有捧場的義務，便讀了他們的文章，似乎對憲法
有點能說什麽了。老實說，看了網友的談憲法的文章，我很是大吃了一驚，原來憲法裏還有那麽多的談頭。原來，我一直以為，學習和研究法
律最容易不過，就是解釋法律條文，背誦法律條文，到時考試就能拿高分。我當時根據我學校學法律的經驗，認為法律學者的最高水平，就是
一樣的法律條文的多種解釋中，誰最能有“解釋權”，或與解釋權保持一致。
　　網友心不太急兄的文章裏說，“中國大學的憲法教科書中根據憲法的產生方式，把憲法分成三種類型：欽定憲法、協定憲法、民定憲法”
，我的法律課本裏可從來沒見過這些字樣。但一想到心兄提倡“全盤西化”，便似乎理解了，他的課本是“西化”的，與我的可能大大不一樣
。
　　網友中談憲法的，我特別佩服的就是王怡兄，隨便引用他文章中的一段：
　　
　　在憲政主義的視角下，政治是一個經過社會成員自願的締約過程而構成的公共領域，國家則是自由的成員（包括個人，也可以包括城邦）
之間的結盟。於是國家存在的理由從邏輯上講就是保護每個社會成員享有不受侵犯的自由。考慮到財產權對於個人生活的極端重要性，所以洛
克說“政府的唯一職能就是保護個人的財產權”。又為了使這種職能不落空，憲政在其具體內容上就體現為“限政”。即對國家權力的製度化
的製衡和馴服。在憲政主義的合法性中，更重要的一條是這個授權與締約的過程必須經過一套可操作的程序、一套看得見的程序得以確立。這
就是民主製度。在韋伯的概念裏，這是統治合理化的必須前提。它使結果可以驗證和比較，謹防有人隨隨便便就口含天憲。
　　
　　什麽憲政，什麽結盟，什麽洛克，還有什麽韋伯，短短一段話中便有了兩個不一樣的人種的人的名字，搞得我頭昏腦漲，還是讀不懂這段
文字是講啥意思。一想到，王兄將來是要做“大夫”的，與我的命不一樣，讀不懂的苦惱也釋然了。
　　熱烈慶祝憲法頒布二十周年，今天又逢“法製宣傳日”，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積極行動起來，學習憲法，宣傳憲法。我以此文談我“積
極行動”中的深刻體會。不對之處，請同誌們嚴厲批評，我也要自我批評，不斷提高認識，追求進步。我的話完了。
　　2002-12-04

 懷念牛博士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上大學時，牛博士剛剛博士畢業，我們學的都是文學，便對他有了好印象，那時候的博士在我們當時大專學生的眼裏，
可是登東山與登泰山的差距啊。八十年代是令人難忘的年代，思想和標新立異是那個年代的精神，牛博士的一些怪異思想和行為自然贏得我和
同學們的關注。那個時代，牛博士快要取代李澤厚先生成了我們的精神偶像。
　　大學生活來說，課本是可以自學的，教師照本宣科地講授，肯定不會受歡迎。我們的當代文學老師很博學，他似乎很了解牛博士的一些事
，這是他炫耀的資本，也因此獲得了同學生的尊敬。這位老師就給我們講過牛博士的笑話，個子不高，講台後麵看不到人，作協會議上大鬧，
要打倒老作家。人家一本正經地開會，他一本正經地賣書。他打倒的老作家便是李澤厚，我當時雖不了解打倒與被打倒的人的思想，但從此更
生久仰之心。
　　八九年二月，青年人反叛單調的學校集體宿舍生活和家庭生活，我離開家鄉安徽，去北國過春節，惹得父母生氣。大年三十除夕，萬家團
圓，我孤獨一個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流浪。這也是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去北京，除了一日五遊式的玩過北京的名勝古跡，要大書特書的就是專門
去了一趟北京圖書館，隻為了讀了一本書：與李澤厚的對話。現在的北京圖書館那天的讀者登記簿中肯定有我的名字和這本書的登記，那時我
是一名安徽小縣城的中學教師。
　　八九年夏，原想去北京訪牛博士，在合肥被遊行的學生攔下來了，說已經戒嚴。要不然，可能去給牛博士送飯，聽說那時候，牛博士正在
挨餓。那是一次給牛博士帶見麵禮，乘機結識的好機會，事情就這樣陰差陽錯。後來，九十年代，十億人民九億商，我便跟著潮流嚐試下海，
跑到海南，差點被淹死，便回心轉意，準備考研究生，忙碌之間，便將牛博士忘了。九十年代思想界出現了一個劉小楓博士，是瑞士巴塞爾大
學拿的，中國第一個神學博士，李澤厚到處說牛博士怎樣不行，而他很看起劉小楓博士。我便自稱“小楓弟子”起來，天天讀《聖經》，往神
學院跑，自然，將牛博士淡忘了。
　　一晃十幾年，而今，在一些論壇經常可以碰到牛博士了，卻時過境遷，有思想的差距了。九十年代末，80年代的啟蒙熱情受到質疑，啟蒙
家的理想在經濟上似乎實現了，但這結果卻是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公正背道而馳，人問精神打衰落。九十年代末出現了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
，牛博士時代的問題焦點似乎轉移變了新問題。我在九十年代末成了學魯迅的“民間左派”，與關天的一些自由派寫手存在思想差異。牛博士
呢？仍然勤筆不綴，但似乎不大弄文學了，寫的大都是思想和社會批判的文章。他似乎還生活在那個快要被一般人忘記的歲月，他似乎是自由
派，但也不怎麽象。但牛博士並沒有過時，我以為。
　　我和牛博士都是學文學的，他是我的前輩。我讀了他的大量文章之後，便想，你為什麽不弄文學？無風險。稿費也更多。在早已告別革命
的時代，你這些文章還有多大價值？不禁想到自己，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當飯碗，一寫起網絡文章，也使社會評判雜文居多。網絡似乎改變人
，便理解了牛博士。
　　現在，聽說牛博士很受海外歡迎，而且有人推薦他獲諾貝爾文學獎，我似乎不以為然了。又聽說他幾次坐勞，最近一次才九九年訪出來。
心中便不是滋味。聽說他出國很容易，他的朋友大都在國外，但他隻願呆在國內，要對中國有深切的體驗和熟悉。我便想到三十年代重病下的
魯迅，心中肅然起敬了。
　　我們大約可以說是兩代人，曾有一個共同的記憶。十幾年以後，變化多大啊，年輕人不說不了解了牛博士，我這一代都落伍了。但畢竟曾
有一段共同的八十年代的記憶吧，我們這一代還能理解牛博士，但我已與他有了思想的距離了。
　　於是，常常懷念牛博士。
　　2002-10-24
再見了，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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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不是球迷，不知道上一世是不是，這一輩子的我不可能是。就那麽一個球，二十多個人搶來搶去，非要送進人家的大門不罷休，非要有
輸贏才能結束。
　　從流金的戰鬥歲月，或五十年代末“糧食艱巨”，物質匱乏時代過來的人都能理解，一個饅頭，幾十個人分，大家都相讓，怕燙著似的爭
著往別人手裏塞。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了，咱中國人解決了溫飽，還開始有剩餘了，就不需要再這樣“發揚風格”了。並且，這“風格”畢竟
是極左時代的產物，做好事能撈到政治好處，這不，將球讓到別人家裏的人算“贏”，讓不掉給別人提供了做好事的機會的人算“輸”。
　　以前，咱們中國人的生活就像一個足球世界，因此，足球並沒有流行開來。現在，過去的日子漸漸遠去了，特別是年輕人和都市人簡直再
也不能想象過去那個世界了，足球便漸漸流行開來。
　　對世界杯足球賽，我的記憶是長長的空白。除了這次在韓國和日本舉行的不知算哪一屆足球賽外，就隻有一個印象了，那是八十年代末，
我大學畢業剛剛工作不久，和一位同事同住一間集體宿舍，恰不巧，這位同事是個足球迷。我和他在一起住了三年，關於足球隻有一個記憶的
片斷，不知是哪一屆世界杯賽的哪一場比賽，偏偏在夜裏四點鍾開始。當時宿舍沒有電視，看球賽要去廠行政大樓，要走很長一截路。同事膽
小，把我叫起來陪他去，結果，我在電視旁陪了一場比賽的時間，但對電視屏幕上的圖像再也沒有一點印象。
　　再就是這次韓日世界杯了，而我早已從偏僻的小城來到了都市。仍然對足球不感興趣，但足球已與自己有了糾纏不清的聯係。一是逢足球
賽事，課都要調開，這是過去沒有的，迫使我對足球產生了敬畏，教學為之讓路啊。第二，更重要的，世界杯決賽首次有中國隊參加了，首次
走進世界的中國足球人就是中國十二億人的代表，中國隊比賽的結果可是關係到愛國的大事。最重要的是第三點，新世紀之初，摸石頭趟路的
中國改革的進程出現了“鬼打牆”，腐敗問題，三農問題，下崗問題，股市問題等等，突然就如泥潭，得不到解脫。為什麽，既得利益者不願
在改革的路上走得再遠了，翻過來壓製民心對擴大改革步伐的熱情。於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足球成了中國的哈貝馬斯所說
的“公共領域”。
　　昨天晚上，在日本橫濱冠亞軍決出分曉後，舉行了授獎式。這近一個月的世界杯便結束了。因為上麵三個原因，我對足球給予了一點小小
的關注，但結果讓我失望。
　　一是，被吹捧上了天的中國足球原來就是那麽一個樣子，賽前神吹如何打敗哥斯達黎加隊，逼平土耳其隊，與巴西隊一道出線，和實現所
謂“贏一場，平一場，進一個球”的最低目標，但結果，三場全輸，一球沒進，反被灌進九個球。不說結果差，球員的表現也實在讓人羞臊。
在足球上，東亞強國隻能指韓國和日本，東亞病夫的“東亞”隻能指中國。
　　二是，中國的足球沒長大，中國的球迷卻有了世界一流水準。韓國隊打敗意大利和西班牙，有著踢球外的因素，結果，高舉“規則”的球
迷，從中央媒體到網絡論壇，起身聲討韓國隊，甚至編造韓國女人來信嘲罵中國，裁判被意大利黑手黨暗殺等假新聞，導致韓國大使館向中國
政府發出抗議。世界杯激化了中韓民族矛盾。孰是孰非？足球脫不了幹係。
　　三是，如一個網友的問題，八億農民不如一個足球。足球是中國富貴者的榮華和奢侈，建築在朱門的酒肉臭和路邊的凍死骨上。
　　便有了這三個失望，我想我的失望是因為我不是球迷，不懂足球，不愛足球的的緣故。我慶幸，世界杯結束了。
　　2002-7-1 

 

讀不鏽鋼老鼠網友的的幾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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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鏽鋼老鼠是一個網友的網名，這名字很特別，我與她素不相識，但看到這個名字就不容易忘記。我在搜索引擎上搜索這個網友的名字，結果
找到了這個名字的由來。原來，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評論家、藝術家和編輯哈裏•哈裏森寫過《不鏽鋼老鼠》係列小說，《不鏽鋼老鼠》係
列小說塑造了一個典型的“反英雄”形象——迪格裏茲。所謂“反英雄”，是指小說中的主角往往在精神和行動上都是現存製度的叛逆者，在
社會態度、政治觀點、人生哲學等各方麵均逆“資產階級道德準則”而行之。小說把當今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置於更為廣闊的星際世界之中，
而仍不失其現實意義。
找到了不鏽鋼老鼠的幾篇文章，讀過有一個初步印象，名如其文，她的文章中確有“反英雄” 迪格裏茲的味道。如她的《讓我們走上街去，宣
傳共產主義！》，首先引用美國暢銷書作家歐文•華萊士的小說《特別修正案》中有這樣一個情節：社會學家做了一個實驗，將一份在美國曆
史上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文件《人權宣言》拿到大街上去，讓路人簽名，結果隻有很少的幾個人願意簽，甚至還有人說社會學家是共產黨嫌疑，
要報告聯邦調查局。由此，她展開對當下中國現實的聯想，“我們可以將《共產黨宣言》打印出來——不過標題不要《共產黨宣言》，就寫《
宣言》就可以了——像社會學家一樣，拿到大街上找人簽名；也可以像那些滿街散發小廣告的人那樣——如果實在沒人要的話，就塞在人家的
自行車車筐裏，或者貼在電線杆子上。”結果呢？警察可能找她的麻煩，路人也會討厭他們和散發商業廣告的人一樣。如果說，美國人小說中
的“不鏽鋼老鼠” 迪格裏茲的“反英雄”是反對“資產階級道德準則”，那麽網友不鏽鋼老鼠此篇文章則是嘲笑了大眾文化心理與精英文化文
本的疏離。
當然，中國產生不了像後工業文明時代的嬉皮士，網友不鏽鋼老鼠對待生活有他們的新異的觀念，但在中國的土地上就與傳統走得不會太遠，
但畢竟與別的年齡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她的《我的價值觀》一文可以看到中國的“反英雄”們的思想狀況。她在文中說，在紙條上寫下的五種
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依次是“生命、自由、創造力、家人朋友、和我的理想”。劃掉的順序則相反。對於她來說，自由與生命看得更重要，
“對我來說，自由不僅僅包括外在的自由，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心理上的自由。這就是人本主義心理學所說的對信息開放。頭腦中沒有僵硬難
改的條條框框，這樣我們可以不受過去和將來的限製，自由地為此時此地做出選擇，同時麵對不確定的將來。這樣我們可以容忍如行雲流水一
般的生活本身的不確定性，而這也正是創造的源泉。那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權力主義者不能容忍絲毫的不確定性，他們生活的每
分每秒都是被計劃好的，而這樣他們也就失去了自由，成為了自己計劃的奴隸。”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年紀不大的人，是屬於新人類一代的
年輕人。像我這樣的中年人要是也作這樣的題目的話，順序幾乎正好與她相反，個人的事業和家人朋友在我的生活中最重要。這就是中年人與
青年人的區別吧。或者，她“反”的正是我們這樣的中年人的平庸人生。 (博訊boxun.com)
像不鏽鋼老鼠這樣的青年人無疑把自由看得高於一切，青年人沒有家室和職業之累，自由正是他們的青春賜給他們的寶貴財富。當他們主動意
識到這種自由的時候，當下正流行的自由主義思潮無疑正合他們年輕的心境。於是，她自稱“自由主義”者了。她的《今天，我們都是自由人
》一文，套用了“今夜，我們都是美國人”的表達方式，談到了她的自由觀：“《1984》裏說，你怎樣顯示你對一個人有權力？通過使他受苦
！但是換個角度說，如果你不感覺到別人對你有權力，那你就是自由的（太唯心主義了？）。從心理學的觀點講，你是否是自由的，不僅取決
於你所處的客觀環境，還取決於你的主觀環境（心理環境）。隻要你感覺自己完全對自己做主，自由決策，那麽哪怕你是在納粹集中營裏，或
者在……但是假如我們感覺不到它，假裝它不存在，按照沒有它的樣子生活，那麽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把這種權力架空了
，讓它無放矢之地，它就好象不存在了，我們也就是自由人了。”這種自由觀是鴕鳥式的，對於青年人它可能實在的，但其他年齡的人就不可
能設想。年輕人耽於幻想，中年人卻被束縛在種種實在關係之中。
不鏽鋼老鼠網友的最妙一篇文章是《柿油派網蟲集體向黨和政府投誠》，可能對中國網絡的網管的嚴格管理不滿，文中說，某年某月某日某時
，全國各地曾在網上發表過“反動”言論的柿油派網蟲，同時前往當地公安機關所在地投案自首（居住在同一城市的網友，可先集合再集體出
發），應隨身攜帶換洗衣物等個人生活用品，以及寫文章及下載用過的軟盤等罪證。為使公安機關戰果輝煌，應勸說盡可能多的柿油派網蟲投
案自首，尤其是著名柿油派，應是首要勸說對象。對於那些沒有上過網，或沒有在網上發表過“反動”言論的柿油派人士，應勸說其上網並發
表“反動”言論，為投案自首創造條件。為向全世界宣示我們投案自首的決心，振奮廣大公安幹警及革命群眾的精神，應聯絡國外及港台各主
流新聞媒體和網絡新聞機構，以便及時公開我們的行動。由於行動過早敗露可能會導致一些網友提前被捕，辜負我們主動投案自首的一片好心
，因此方案暫時須嚴格保密……。年輕人愛自由的天性對於現實的有所不滿意是正常的，此文的妙處在於有一種“嘻皮士”的味道，驗證了上
麵所說的“反英雄”的滑稽句文體方式，我想到了“行為藝術”，這可能也是哈裏•哈裏森的《不鏽鋼老鼠》係列小說中人物迪格裏茲一類的
雅皮士故事的套用吧。
後來看到千堆雪網友的文章《請放過老鼠妹妹文章》，才知道，這個不鏽鋼老鼠網友原名叫劉荻，隻是一個未畢業的大學女生。我便笑了，看
文章也估計個差不多。但這篇文章的這段話引起了我的注意：

最近她失蹤了，據說是被當局帶走了，這真使我大吃一驚。好長時間我不敢說什麽話，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我說的話對她究竟會有好處還是有壞
處，這正如你的親人被綁架了，你怎麽作才真正對他有利呢？你既怕把對方逼急了撕票，又怕不管親人會受到迫害，在不講理的人麵前，善良
人總是會束手無策的。
但我還是要說，我請當局放過不鏽鋼老鼠妹妹，她還是個孩子，是個比一般的女子可能還要弱小的女子，她沒有說過什麽錯話和作過什麽錯事
。一個以生存為生活底線的女孩子（見她以前寫過的文章。）不可能對當局的權力構成什麽威脅。

沒有想到這個“反英雄”迪格裏茲式的不鏽鋼老鼠，現在到公安局“接受調查”去了，莫非她又在玩什麽“反英雄”的“行為藝術”？我想，
我們的公安局是否在和不鏽鋼老鼠合演一出“反英雄”的“行為藝術”劇？哈裏•哈裏森的《不鏽鋼老鼠》係列小說在中國續寫著新的版本了
。
我想，政府不會為難這樣的青年人的，很快她就會回家，不信，我們等著瞧。
2002-12-6

 

 

輝煌與夢想的中國左翼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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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中國現代時期的文學無疑以左翼文學思潮最為巍巍壯觀，一百多年來，中國左翼文學走過了坎坷曲折，泥沙俱下，波濤洶湧，悲涼而
又熱烈。回顧中國一百年來的左翼文學，在新的世紀的轉折點上，胸中湧起無比的光榮與夢想。
　　正如人有左右手一樣，思想與文學從來就表現著不同的形式。自從有人類文化以來，左翼文學就在人類的曆史海洋中作為一道顯眼的湧流
存在。上古的貴族文學強奸著民意，將“杭育杭育”的民間文學掃除，文學成為他們歌功頌德的廟堂之音，但就在他們的聖典中，偷盜式的洗
錢法也掩不住民間之聲的真麵目。作為專製統治者的經典意識形態文本中的《詩經》，在它的“國風”中，左翼文學思潮的光輝仍然燦爛奪目
。幾千年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作為階級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被壓迫者的呻吟始終是不斷的，就是統治階級中，也有些出身下層的士大
夫能夠被這些真實的聲音所感動，他們的文學因而體現著強烈的人民性，匯入到湧在地麵的左翼文學潮流。
　　進入二十世紀，深受傳統封建專製統治和帝國主義野蠻壓迫的中國左翼文學，沐浴著歐風美雨，更加壯大起來。二十世紀的中國左翼文學
思潮不但成為時代的主導思潮，而且是世界左翼文學的一部分。這一時期的中國左翼文學將他與祖國的被壓迫人民的命運，與世界被壓迫人民
的命運緊緊地聯係在一起。左翼文學不但由此獲得了人民的中國，也獲得了人民的世界。人民性和世界性無疑是中國現代左翼思潮的的兩個鮮
明的特征。
　　二十世紀的中國左翼文學思潮內部存在著派別的矛盾鬥爭，其發展也經過了艱難曲折，其成功與失敗，得與失，成就與誤區，都是中國新
文化的寶貴財富，內涵著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我將現代中國左翼文學的思潮劃分為三大點：一，反映著自己在內的被壓迫者和廣大下層人民的真實苦難，我稱之為民粹左翼思潮。二，
反映和參與人民對壓迫者的反抗鬥爭，我稱之為革命左翼思潮。三，深受西方人道主義影響，肯定被壓迫者和廣大下層人民的“人”的尊嚴，
並為這種尊嚴辯護，卻並不把自己當作他們一類的，我稱之為人道左翼思潮。這三股左翼思潮相互融合又分裂，在左翼文學的發展中各自的命
運也有著變化差異，但糾結在一起，都是現代中國左翼文學思潮的重要的組成部分。
　　五四新文學不是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近代民主主義文學的延續，但是近代以來的啟蒙家想把被幾千年封建專製下的民眾喚醒起來，
主要是想使他們成為可以救國之危亡的革命力量，但他們自己作為高高在上的導師，並不把自己和廣大民眾放在一起，因而，所謂的通俗白話
報隻是辦給下層人看的，他們自己仍然之乎者也，他們自己的作品內容表現著他們幻想著的民眾力量，卻脫離了現實，因而更多留下他們自己
熱情或感傷的影子，梁啟超和蘇曼殊的創作可謂兩個典型的例子。但五四時期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的確標誌著一場“文學革命”。
　　五四時期，開始“文學革命”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頁是來自社會中下層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起來的，他們的文學反映了自身在內
的廣大下層人民的苦難與抗爭。這是現代中國左翼文學思潮的發端，屬於左翼的民粹思潮，以魯迅的鄉土小說，文學研究會部分作家和二十年
代的鄉土寫實派為典型體現。在他們的筆下，他們精神返鄉，與苦難的中國鄉村生的苦難一起掙紮，他們也批判鄉土的愚昧，呼喚下層民眾的
覺醒和新生。就是以創造社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浪漫的文學，也在與下層人民的共同命運中閃現著左翼的火花，鬱達夫的的《春風沉醉的晚上
》和《薄奠》便是很鮮明的體現。而西洋回來的紳士終與下層社會隔膜，但他們的部分作家仍參與了左翼的人道思潮。
　　二十年代中期，中國發生了以廣大中下層進步力量為主的大革命，但社會上層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在革命陣營中的代理人在帝國主義
的支持下瓦解了這場革命，建立了反人民的專製政權。從失敗的血泊中爬起來的廣大中下層中的進步知識分子開始了深刻的反省，他們開始批
判五四人道主義和個性主義的局限性，呼籲從五四的個性解放進到階級解放和社會解放，於是出現了一股批判五四的思想潮流。批判的武器來
自西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產生於西方信仰暴力革命的革命左翼思潮，在二十年代後期在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在三十年代，革命左翼思潮與邊緣農村的工農革命割據的政權遙相呼應，在大城市，特別是上海風起雲湧，具有了很大的勢力。可以說在
“紅色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學運動是文學界的主潮運動，在組織上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其他組織，在作家隊伍上，魯迅，茅盾，丁玲
，在批評家隊伍上，魯迅，瞿秋白，胡風，周揚，可以說占據了文壇的大半壁江山。應該說，三十年代的“左聯”以革命左翼思潮為主，但也
團結了民粹左翼思潮中的一些人。如魯迅身邊就團結了沒加入左聯的蕭軍，蕭紅，巴金等人。
　　左翼陣營的強大實力輕易擊敗了在政治軍事上占優勢卻在文學上處劣勢的專製統治者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並且在與附屬於統治者的資產
階級自由派思潮，如新月派，和做第三種人而不得的小資產階級文學思潮，如“第三種人”的鬥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遠處北方北京的
紳士和已經紳士化的知識分子如鴕鳥一般沉迷在古典的靜穆的美之中，苦難和反抗的鄉村在這種美的光華的照耀下，卻是田園牧歌似的抒情，
這以廢名，和沈從文為代表。但也得承認，他們的作品中仍含有人道左翼思潮的成分。
　　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對文學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三種左翼思潮都得到了繁榮。但到四十年代，文學格局發生了變化，就是
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和日占區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民主革命政權區域的文學繁榮起來了。在解放區，經過毛澤東的延安整風之後，解放區
文學中的左翼民粹思潮和左翼人道思潮夭折了，隻剩下左翼革命思潮與革命政權的政策緊緊捆綁在一起。逐漸地，獨存的左翼革命思潮在解放
區的發展發生了變異，出現了矛盾現象，就是對國民黨政權它是革命性的，但對新生的革命政權它卻是亦步亦趨的小夥計，逐漸喪失了革命性
，因而，對舊政權的革命性和對新政權的禦用性是它發展的內在困境。這在丁玲的創作中體現得非常分明，在延安整風前後反差得非常鮮明。
這種含著內在矛盾困境的解放區文學到趙樹理那兒，禦用性已經超過了革命性。但國統區仍然左翼的三個思潮同時存在著繁榮著。
　　1949年，革命的對象已經在大陸垮台，新的政權在大陸區域建立起來了。於是，中國現代左翼思潮麵臨著新的發展環境。五十年代前期，
新政權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意識形態建設，左翼思潮被分化瓦解，分別對待。以胡風和七月派為主的民粹左翼思潮被肅清，以中小資產階級知
識分子為主的作家，如沈從文等，失去了創作的權利。於是，文壇上隻剩了左翼的一家革命思潮，但這革命思潮的存在以基本甚至完全喪失革
命性，增加著禦用性甚至全部是禦用性的成分。文革發生和延安文學代表趙樹理的慘死標誌著革命性的消失，隻剩下了禦用性。左翼文學思潮
失去了本來的麵目，隻剩下了空架子，或者可稱之為偽左翼思潮。
　　文革結束以後，在回歸五四的口號下，左翼人道思潮和民粹思潮首先繁榮起來了，八十年代，這股思潮成為時代的主潮。到了九十年代，
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左翼思潮衰弱起來，但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左翼仍然體現著某種人道左翼思潮的特征。但為新興資產階級和他們在政權內部
的代理人的歌功頌德的自由主義思潮毫無疑問是九十年代文學思潮中的主潮。
　　到了新的世紀轉交，左翼文學思潮在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反思中重新繁榮起來，目前表現在人道左翼思潮和民粹左翼思潮兩個方麵，並且民
粹左翼思潮正在超過人道思潮發揮著巨大的影響。但自由主義思潮的勢力仍是十分強大的，左翼思潮正在與它們的鬥爭中發展壯大，正在形成
燎原之勢。
　　當下，雖然左翼文學思潮和自由主義文學思潮並立天下，但無疑自由主義思潮的勢力更加強大，並且據估計，思想文學界將較長時間內維
持這個格局。早已消失了的左翼革命思潮還會不會在新世紀重新出現？我不好預測。但我以最後一句話結束這篇文章：二十世紀的中國左翼思
潮充滿著光榮，未來仍有著美好的夢想。
　　2002-11-15

 

 
當前思想論壇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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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以來，學者們將中國當代文化大約區分為三大快：官方主流文化，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我這裏隻是談知識分子的思
想論壇裏的思想狀況及思想鬥爭情形。
　　當今思想論壇非常活躍，百家爭鳴，百花隨放，雖有某種環境的限製，但其發展和熱烈程度正在有增無減。我大約將這各樣的思想體現劃
分為三大快，分別談及，最後重點談談它們之間的關係。
　　這論壇上的思想體現的三大塊是：自由派，左派，中間派。自由派在九十年代一家獨秀，是在對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和激進文化策略的批
判反思中興起的，又可分為三個派別，即民主憲政派，全盤西化派，現狀維持派。左派，這裏專指90年代末對自由主義的反思批判中興起的思
潮，可分為毛左派，魯迅左派，現狀維持派。中間派則思想混雜，不易區分，但基本上是兩大派中各小派的混雜。
　　自由派崇尚西方的自由主義理念，對中國二十世紀的激進思潮都持批判的態度，而對曆史上的自由主義思想人物特別親和。民主憲政派，
強調在中國建立西方那樣的較完備的三權分立的民主憲政製度，基本上以學法律專業的學者為主。全盤西化派，則在文化，思想，社會製度上
全麵西方化。這一派人大都是親美派分子，八十年代後期動亂中的一些人為主，也有一些年輕人表現出這種傾向。自由派中的現狀維持派可能
身兼學院和官場，在思想的爭論中，充分肯定近二十年來，中國走市場經濟道路所取得的成績。
　　左派本來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主流，從五四旗手中的左翼，到紅色三十年代的“左聯”，四十年代的胡風派，延安思想運動，到解放後
三十多年的統治意識形態，可以說江河滔滔，大浪不絕。但九十年代在反思自由主義思潮中重新崛起的左派有著新的特點，就是民間性和對過
去左翼思潮持梳理和批判的態度，所以又可稱為“新左派”。
　　左派中的毛左派，就是崇拜毛澤東的左派，與自由主義對“文革”的極左性深惡痛絕相反，較多肯定毛澤東在解放後的偉大貢獻。魯迅派
主要在思想文化和文藝批評領域，向魯迅學習，持續國民性批判，繼續“思想革命”。左派中的現狀維持派與自由派中的同類差不多，可能身
兼學院和官場，在思想的爭論中，充分肯定近二十年來，中國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所取得的成績。
　　自由派和左派中都有現狀維持派，這是個有趣的現象，與獨特的四不象的中國當代社會製度和文化形態有關。自由派中有滿意，是看到了
市場經濟；左派中有滿意，是看到了社會主義。但自由派和左派乃至中間派，絕大多數人都不滿意現狀，是市場經濟中看不到自由，社會主義
中看不到公正。
　　對中國現代曆史上的偉人，作為借鑒的資源不同。自由派推崇胡適，羅隆基，儲安平；左派推崇魯迅，毛澤東，胡風。對待台灣問題，自
由派強調先大陸民主化；左派強調統一高於一切。對待美國，自由派基本上都親美，左派則隻可學習不可不防。但目前來說，自由派作為資源
的曆史偉人也為左派所尊敬，反之亦然。兩大派都強調和平統一，反對台獨勢力。自由派和左派都承認與美國搞好關係是中國改良國際環境的
重中之重。
　　除了自由派，左派和中間派的劃分之外，中國大陸現在還有民粹主義思潮，關心被改革成果遺忘的廣大下層民眾。這部分知識分子主要出
生社會下層。還有精英主義思潮，認為現在暴富的都是英雄，仍然貧窮的都是狗熊。這部分多是上流社會的子弟出身，或已成為他們的金錢下
的禦用走狗。
　　正在轉型中的中國，向何處轉型卻並不明確，百家思潮蜂起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除自由派和左派中的現狀維持派，誰都不會對問題重
重，矛盾重重，正在火山上或隨時爆棚的現狀滿意，大都持批判的態度。除了兩派中的維持派，和其他派別中的精英主義，我認為都對推動中
國社會的向前發展有益。恩格斯說曆史的合力推動著曆史，但這百家思想推動的是怎樣的曆史？
　　這裏，我隻是說民間知識分子空間的論壇思想鬥爭，主流或統治意識形態及其曆史道路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
　　2002-11-04

 我愛毛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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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毛老頭都走在鄉村通往城市的道路上，但我比他晚出生了八十七年。我來到人世時，他是我所在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他去世時，我九
歲，正在讀小學二年級。我參加了當地政府為他舉行的追悼會，我挽著黑紗，哭得像個淚人。我愛毛老頭，他有力地影響著中國，我永遠走在
他的巨大的影子裏。
　　我和毛老頭都是中國農民的兒子，通過讀書，窮人除當土匪接受招安外的唯一一條走向城市的道路，我們走向那在歐風美雨中飄搖然而充
滿著生機的城市。我們都考上了師範學校，但從這裏開始，我們選擇了不同的方向。毛老頭在上個世紀初選擇了政治，他從俄國革命看到了嶄
新中國政治前景的曙光，我在世紀末堅定地選擇了教書育人，作為文化人致力於中國國民性的思想革命。
　　我開始讀書的語文課本拚音之後的第一課內容隻有一句話：毛主席萬歲。我知道了這個老頭，是我們敬愛的毛主席，我當時覺得他高不可
攀。後來，我熟悉地唱著“東方紅”，我將這個老頭看成了大救星，他是太陽，我沐浴著他的光輝參加了紅小兵。的確，沒有毛老頭，就沒有
我通向城市的路。作為世代貧苦農民的我家幾代就沒有讀書人，我父親隻讀到了小學四年級，我母親不識字，我卻兄弟幾個都念到了中學，而
我托毛老頭的福，走進了城市，成了個“公家人”。
　　如果我晚出生二十年，我就讀不起書了。作為農民子弟的毛老頭徹底改變了幾千年的中國鄉村，他的對農民的天然情感受到了中國農民的
擁戴，他也給了他出生的鄉村巨大的關懷和照顧。我上小學學費隻兩元五角錢，因為一家三個人讀書，可以便宜到一元半。我上初中學費是六
元錢，上高中是八元。當我讀大學師範時，我已經算公家人了，不但不交錢，還拿“工資”。我的父親也蒙他老人家的光輝，讀了點書，因為
他提倡農民中也有華陀，“把合作醫療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我父親才當了一輩子鄉村醫生，算鄉村的小知識分子。
　　小時候很長時期，村子裏家家的中堂上都是毛主席像。我幼兒時摸到的神聖的書籍，除了父親的醫書外，就是四本毛澤東選集，紅寶書，
唯它們放在香案上供奉。父親說，到你能讀懂這四本書時，你就是村子裏最有學問的人了。直到大學期間的一個暑假，我才認真讀毛老頭的書
，可是，紅寶書早就找不到了，家裏的中堂上也換成一幅八仙過海的畫軸。我在酷暑的夜晚，讀完了我自己買的毛澤東選集五卷，為了更深入
了解毛老頭的腦袋，我又買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來讀。
　　我上大學時，作為政治必修課的哲學已經很少有學生不逃課了，我坐在人數稀少的課堂裏，整天讀叔本華，尼采，薩特，佛羅伊德。當我
和一個老師辯論薩特和毛澤東誰更偉大時，這個教師卻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毛澤東可是咱們中國的。那個暑假，我讀了毛老頭的書，我忽然明
白了，中國和毛澤東，還有我和中國，中國的鄉村的關係，這一切將我和西方現代派哲人隔開，而和毛老頭親近，這是我作為一個中國農民的
兒子“存在先於本質”的宿命。
　　九十年代中期，我讀研究生時，正是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泛濫時期。自由派的教授們以罵毛老頭為痛快事，總能吸引學生的喝彩。我也受
到這股思潮的影響，但當時我更沉迷於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之中，父親的晚年病苦折磨著我，是一個同學將我拉入了神學院讀經班。我讀聖經
，我為父親的絕症禱告“仁慈的天父”，我等待被聖靈充滿。但父親還是死了，並且母親還走在了他的前麵，神像破滅了，我回到中國的現實
中。當新左派思潮出現，如洪水猛獸受到學院派的圍攻時，我天然感到了它的親切，與王彬彬先生的幾度交往，我重新思考著思想的方向，我
又愛上了毛老頭。
　　毛老頭是中國農民的兒子，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情的水土相服，使他一往無前地投入到破壞黑暗的舊世界中去，在他的親人和戰友
的一個個倒下中，在他連祖墳都被挖掉的敵人的最惡毒的詛咒中，他義無反顧地為中國，為中國的農民的美好前景而奮鬥。他領導建立了社會
主義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鐵錘和鐮刀的工農自己的政權。他為後來的自由派所詬病，我也不想為他
辯護什麽，我說的是，毛時代三十年的中國貧困與舊中國的爛攤子有關，與帝國主義對新政權的嚴密封鎖有關，也與政策的錯誤有關。
　　毛老頭一輩子也沒有忘記他是農民的子弟。他雖然也像一般農民一樣愛布爾喬亞的小姐，但他到底是農民子弟，他的喜歡吃紅燒辣肉，他
的喜歡穿著大褲衩睡覺，與夫人生活和情感方式終於不和諧。當他發現新中國仍然食分五等，衣分十色，他憤怒了。他為人最詬病的是他著手
解決新中國的新的不公正。他的浪漫的藍圖脫離了中國現實，那是因為帝國主義的歹毒，因為他的幹部已經“告別革命”求享福了，因為他的
臣民是怎樣的一個起點。當他回到故鄉鄉村，看到鄉親們仍然生活在貧窮中時，他流下了和我思念那個年代中死去的三個姐姐的一樣的淚水。
中國農民，你們怎麽了？難道貧窮就是你們的宿命？我和毛老頭一樣問，隻是時間上相隔了半個世紀了。
　　幾千年的中國統治者，我隻親眼見過毛老頭。那是1989年春節，我一個人到北京流浪。那是我至今唯一一次去北京，我到過北京很多地方
，隻有看望他老人家不需要花門票錢。當我緩步肅穆地走到毛老頭的身邊，他老人家躺在水晶棺裏，麵帶痛苦，雙目緊閉，我已經不能和他一
道探討中國問題，中國農民問題了。
　　我敬愛的毛老頭，願你安息吧。
　　2002-11-11

 

訪問韓國大田的華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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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午訪問了一所在韓國大田的華僑小學，很有感觸，便及時寫下來，告訴祖國的朋友們。情況是這樣的，我所在的大學中文係有一個
姓呂的兼課老師，和我認識後，主動向我介紹他姐姐辦的華僑小學，我本來因為語言不通而寂寞，聽說那裏有中國人，當然感興趣了。在海外
最感親切的就是祖國的人，我能和他們愉快地說中國話，談中國事。
　　呂老師主動熱情地到我的辦公室來找我，用她的私人小汽車送我去。路上，我向她打聽華僑小學的情況，她便主動和我講了她一家人的故
事，這是一個充滿著愛國心的華人移民家庭的故事。她們是移民的第二代。父母是作生意的，山東蓬萊人。父母1949年前移居韓國，後來因為
朝鮮戰爭，便在韓國長期居住下來，但仍然不入韓國國籍，堅持一輩子作中國人。為了使第二代子女保持中國化，出資辦了這個華僑小學，由
此看這個華僑小學的曆史非常久遠了。已四十歲的呂老師，小學就在這個華僑小學讀書的。
　　三年戰爭以後，韓國清理外籍人，由於與大陸隔絕關係，而韓國的華人要麽加入韓國籍，要麽隻能加入台灣籍。他們一家便加入台灣籍。
這個華僑小學是呂老師的姐姐和姐夫主持著，他們都是台灣籍的中國人，但他們很少去台灣。呂老師和姐姐姐夫在韓國的華文學校畢業後，想
回祖國深造，便都去台灣上大學。對於他們來說，籍是台灣，但隻是在台灣讀過大學，拿台灣護照。呂老師後來嫁給了一個韓國人，入了韓國
國籍，算是這個非常中國化家庭裏的反叛者了，因為和一個韓族青年的愛情。
　　汽車在街道上行駛，呂老師說到了韓國人性急，車開得飛快，車鈴響個不停。她說她在日本讀博士學位的時候，發現日本人開車很少按鈴
，但日本工業化後，國家富了，老百姓仍然不少很窮，貧富分化較大，但韓國全民富裕。我說中國應該在這方麵學習韓國，而不是日本。呂老
師說她也聽說了中國大陸貧富分化到嚇人的程度。
　　車子拐了一個彎，便看到繁體字的校牌掛在院牆大門上，“大田華僑小學”。經過草場到一排辦公房前，正好她姐姐迎了出來，帶我見她
愛人，周老師。我很高興地與他們相見，大家都說著熟練的漢語，非常親切。呂老師和姐姐忙飯去了，我便和周老師聊了起來。我說你們漢語
說得這麽好啊，作為移民第二代，不容易啊。她說父母一代中國情結很濃，給他們創造了說漢語，學習漢語的好環境。他們不但漢語普通話說
得和我沒有區別，他們還能說流利的山東蓬萊老家的土話。
　　與周老師正說著話，呂老師和姐姐將飯菜端上來了。姐姐說，韓國的饅頭不好吃，昨晚特地作了很多中國的饅頭，花卷，包子，做好後，
就開車送了一部分給一些朋友，他們收到都很高興。他們一家人不喜歡吃豬肉，為了我，專門燒了豬肉。在主人的熱情邀請下，我這個初來拜
訪，兩手空空的外鄉人感到了祖國親情的溫暖，我便不客氣地吃了飽，吃了一個饅頭，一個花卷，一個包子，喝了一碗稀飯，菜當然吃了不少
。我好久沒有吃到中國食物了，感到特別好吃，特別香甜。飯後有咖啡的習慣，但我還沒有韓國化，便給我泡了一碗綠茶。
　　周老師帶我參觀校舍，看了一到六年級幾個班，邊給我介紹學校的情況。學生有五六十人，絕大多數都是華僑子弟，韓民族的人一般不收
，但韓國流行“華風”，礙著情麵，也隻收了極少的韓族孩子。學生在學校一律隻能講漢語，行中國禮節。但我還是吃了一驚，學生們畫的國
旗是青天白日旗，使用的是台灣繁體字課本。一間教室裏青天白日旗和韓國國旗上方掛的是孫中山先生的像，周老師說，蔣介石，陳水扁的像
我都不掛。我說大陸很尊敬孫中山，他就長眠在南京中山陵。
　　回到辦公室，我們聊了很長時間，說了很多的話，我隨便記一點。我對他說，我對華僑小學的台灣化很驚奇，他說沒辦法，是曆史造成的
。過去韓國隻與台灣有聯係，韓國的中國移民都深受台灣影響，他們一家都是後來入台灣籍的旅韓移民，盡管祖籍山東，出生地韓國。九十年
代，大陸與韓國建交，但與韓國民間往來台灣仍比大陸頻繁。
　　說到台灣，便說到台獨，周老師便充滿激情地說，我們海外華人堅決反對台獨，作為我們家來說，民進黨製造省籍矛盾，他們一家是外省
人，豈能支持民進黨和陳水扁。我們談到中國文化，周老師很熟悉，他正在讀中國曆史人物傳記書。他聽說我是研究中國文學的，便與我談起
白先勇，陳映真，最後說到餘秋雨。他說台灣餘秋雨很熱，但不知大陸怎樣看他，特別是他的打官司。這方麵我是絕對的內行，便給他解釋了
一番，我很佩服他最近發生的餘秋雨狀告古遠清的事也知道。
　　談到他作為一名韓國移民，回祖國大陸的情況，他感慨地說，沿海和內地差別很大。他在西安住旅館，公安人員來查訪，發現他持台灣護
照，便要他去公安局登記了幾個小時。他說，大陸把他們當台灣人看，而不是韓國華人看，對他們居韓華人來說很不算照顧的。我便安慰他，
大陸正在飛速變化，韓國與大陸的聯係越來越密切，韓國華人與祖國大陸的關係將更加密切。我們一道感慨，韓國人對於大陸人和台灣人，更
輕視大陸人，他的台灣護照在韓國比大陸護照在韓國方便多了，受到韓國政府的照顧也好。
　　說了很多話，隻記上麵一點。我的感受是，周老師和我一樣是愛國的，保持了憂國憂民傳統的華人知識分子。我們越說越投機，一見如故
。時間不早了，我要告辭了，周老師記下我宿舍電話，說寒假還請我去他這裏來玩。
　　告別周老師和姐姐，我坐上呂老師的汽車離開華僑小學，心裏真有點戀戀不舍，異國的華僑小學，搖動著的是一顆愛祖國，戀鄉情的心啊
。回來路上，呂老師告訴我，姐姐和姐夫 愛中國的心非常堅強，當她和韓族青年結婚時，姐姐和姐夫非常生氣她嫁給韓國人，沒有參加她的婚
禮。我和呂老師感慨，第一代移民的愛國心保持到了第二代還這麽頑強，那麽第三代和第四代又會怎麽樣呢？事實是，他們與中國和故鄉越來
越隔膜了。
　　2002-12-02

 

我四次追殺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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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人民政府的寬大處理，我終於從牢房中釋放出來了。我一生把許多人送上了西天，或送進監獄，沒想到晚年我自己卻進了監獄。感謝
人民政府的寬大處理，我徹底坦白了我在舊社會所作的種種罪惡，真誠地向人民悔罪。感謝人民，感謝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你們的精神幫教
下，我脫胎換骨，重新作著一回新人。
　　我在九十年代，看到了很多人在筆墨上“追殺”魯迅，我見怪不怪了。自從文壇上有個魯迅以來，就有許多人在“追殺”他。隻不過，他
們都是筆杆裏流出來的隻是墨，殺不死人，隻弄髒了自己的紳士服。而我，才是真正地槍裏裝著子彈，一次又一次地追殺魯迅，魯迅隻活了五
十五歲，可我追殺他多達四次。我已經向人民政府坦白了我的罪過，我這裏說明我寫這篇文章，決不是“好漢愛提當年勇”，我自解放後一直
對魯迅深深悔罪的，我常到虹口公園的魯迅墓前真誠地懺悔自己。
　　我本是紹興地方會黨的成員，按現在時髦的話說，我從十幾歲就參加了當地的黑社會。但我們接受了日本的同盟會的招安，在革命黨的領
導下，我們參加了辛亥革命。當紹興光複，我穿著革命軍的衣服，威風凜凜地跟著王大都督從滿清旗官那裏接收了紹興城。魯迅可能帶著他的
學生到碼頭來歡迎我們，但我不清楚。我那時是個機槍手，革命勝利後閑著沒事幹，曾跟著衙門的把總老爺去未莊抓過阿Q，我將機槍架到土穀
祠前，為此立了功。但後來，我進入了特務連，從此幹起了合法殺人的買賣。
　　我第一次追殺魯迅是個小來戲，雖然打死個人就像捏死個螞蟻，但那時我們都有革命熱情，鹹與維新，盡量不殺人，與後來不同，我也是
一步一步變壞的。那時的魯迅好像是紹興師範學堂的監督，他與王大都督的交情不錯，但後來交惡了。魯迅和他的學生辦了個“越鐸日報”，
王大都督是賞了讚助費的，但他們不識好歹，竟在報上罵起大都督起來。王大都督便揚言派人用手槍把魯迅等人打死。任務自然落到了特務連
，我們革命軍人養在千日，用在一時，絕對服從長官的命令。可魯迅這家夥很狡猾，我四次追殺他，他四次都逃脫，這第一次當然也不例外。
後來聽說，是他的學生宋紫佩預先得到風聲，派人通知魯迅，魯迅親自上門見王大都督，將胸膛頂住大都督的手槍，使王大都督一時心軟了。
但我們還是出發了，搗毀了他的報社，還將他的一個弟子腿上刺了一刀，但他已經到南京教育部做京官去了。
　　辛亥革命失敗，王大都督也被袁世凱這老賊殺了。我跑到北京，找到了一個會黨時的弟兄幫忙，到北洋政府的衛隊混糧餉。有一次，我們
預先得到風聲，做好準備，不一會兒，遊行的學生到政府來了，我們的大刀隊先上去，我所在的衛隊也開了槍，將這幫徒手空拳的學生殺得人
仰馬翻。後來聽說，死去的40多人中有幾個是魯迅的學生，魯迅還為其中的一個叫劉和珍的寫了文章。接著我們政府通緝了五名暴徒領袖，又
通緝了包括魯迅在內的另四十八個人。我們三四個人化裝成學生，到魯迅家他早溜了，我們便追到了莽原社，聲稱對《莽原》很崇拜，問收不
收外稿，但被人數眾多的學生轟走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當時就在裏麵。失去了這次機會，我們再也找他不著了，後來才聽說他躲到日本的德
國的醫院去了，那地方我們怎敢去。這是我第二次追殺魯迅。
　　“城頭變換大王旗”，但我們當兵的可不管政治，誰給糧餉我們就給誰幹，“革命”那種東西早在王大都督死後就不知扔到哪裏去了。國
民黨統一中國，我便到南京政府去吃糧。魯迅後來一直住在上海，1930年，國民黨的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魯迅，罪名是參加共產分子的“
自由大同盟”，是“墮落文人”。我當時脫離了軍籍，被編入了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但也和以前當兵差不多。我們在通緝令下追殺魯迅，但他
太狡猾，住址隱秘，行蹤不定，不好下手。後來，共產分子又成立了“左聯”，我們終於打了一次漂亮仗。那次，我們抓到了丁玲的丈夫馮達
，他招認共產分子將在他家開會，我們跟著他去抓人，但他們太狡猾，隻有一個人送上門，我們將他逼到窗台，他卻自己跳下去摔死了，名字
好像叫什麽應修人。我們隻活捉丁玲，押解到南京。不知魯迅這次原來是不是準備來，反正沒追殺到他。
　　機會終於來了，我第三次追殺魯迅。有一次，共產分子在上海東方飯店開會，接到耳目報告，我們懇請飯店所在的租界大英帝國的工部局
幫忙，將他們全部逮捕後移交給我們，關到了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從被捕的柔石身上，我們找到了魯迅的線索，那是一張魯迅印書的合同，
我們反複拷問柔石，各種最殘忍的刑法都用了，他就是不招供魯迅的住處。我們在大上海租界和半租界遍地撒網搜捕，但還是沒找到他。後來
聽說，魯迅早在我們動手之前就在日本商人內山完造的幫助下，逃到日本人開設的花園莊旅館藏起來了。但當時各家報紙都登載消息，說魯迅
被我們逮捕了，我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反正這次又讓他溜了。我們惱羞成怒，便將柔石等二十四個已抓到的人全都秘密活埋或槍殺了。
　　我的最後一次追殺魯迅是在魯迅死前三年。這一次，魯迅太不像話了，他跟著共產分子鬧不出什麽大玩藝，但他又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
同盟”，可就不一樣了，危害增大了。大家知道，這同盟與共產黨倒沒有關係，是國民黨內的分裂勢力組織的，專門與政府對著幹，將國民政
府的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事情往外國的報紙上捅，丟政府的臉。這些分裂勢力的人物都是國民黨的元老，如宋慶齡，蔣夫人的親姐姐，蔡元培
，同盟會之前的光複會就是他建立的。但內奸之害勝於外敵，蔣總統下令我們必須清除這個組織，但原則性與靈活性要統一。
　　我們先采用恐嚇的手段將該同盟的北平分盟主席胡適嚇倒了，他開始“拋棄民權說王權”，與同盟總部鬧翻，被該組織開除。這是我們的
小勝利。接下來，必須殺一儆百，刺刀見紅，我們選擇了先殺該同盟幹事長楊銓，再追殺魯迅的戰略。事前，我們經過嚴密的策劃，將執行小
組的名稱代號為“後林”，我親任組長。我帶著幾個弟兄在預先偵察好後，埋伏到亞爾培路。這天星期天，楊銓照例攜兒子清晨外出，當他剛
登上汽車，我們便扔出了炸彈。突聞爆炸聲數響，震耳欲聾，說時遲那時快，我們連發數彈，結果了楊銓的性命。後來聽說，司機受傷，楊銓
用身體掩護了兒子不受傷害，這不管我們事了。
　　成功地鏟除楊銓之後，我們小組再激再勵，將下一個刺殺目標鎖定魯迅。6月20日這一天，民權同盟要給楊銓送殮，正是我們追殺魯迅的大
好機會。但到了這一天的上午，天不作美，下起了瓢潑大雨，我們也擔心魯迅一貫愛命狡猾，他可能不會出來參加楊銓的入殮。但軍令如山，
我們還是出發了。我們埋伏在路上，魯迅竟毫無畏懼地出來了，他身邊有個許壽裳，我們不好下手，便臨時決定等他參加入殮回來時再追殺他
。我清楚地記得，魯迅差點死在我的手上。當我的手槍對著了他那瘦矮的身軀，向他穿著長衫的胸膛瞄準時，突然接到上峰命令，取消追殺計
劃。我們便收起槍，打道回府了。回到部裏才知道，租界洋人在楊銓死後向民國政府發出了強烈抗議，聲稱如租界再死一人與蔣總統有關，租
界各國政府將嚴厲製裁中國。蔣總統考慮再三，還是決定了撤銷了刺殺第二個人的計劃。魯迅逃過這次劫難，他真應該感謝洋帝國主義們。
　　後來，日本欺人太甚，得寸進尺蠶食我國領土主權，全國呼聲一致抗日，我們再沒有追殺魯迅，將精力移到與日本特務和浪人的鬥爭上來
。魯迅死於1936年，不是我們追殺的，是他自己病死的，他的死與我們無關。後來，好像魯迅的兒子周海嬰說魯迅是被日本醫生用藥害死的，
更與我們無關了。後來我到重慶的渣滓洞和白公館工作，繼續效忠民國政府。共產黨奪了江山，我被捕入獄。
　　寫完了這篇文章了，我還要再說一句，我有罪，我在黑暗的舊社會幹了許多壞事，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共產黨殺死我十次也不為過，
但我卻得到了寬大處理，我做了幾年牢又放出來了，人民政府還給我工作。當然，我在文革時期受了難，但這沒有什麽可抱怨的。寫完了這篇
文章，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到虹口公園魯迅像前再次懺悔我的罪孽。魯迅，我在你短暫的一生裏，在你的為了中華民族的新生而默默奮鬥的時候
，我卻四次追殺著你，我不是人。好在老天有眼，保佑好人，我終於沒有追殺著你。
　　2002-11-13

 我參與了迫害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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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幹來到異國他鄉，無比懷念祖國，好在可以常常回到網絡上的祖國，盡情揮灑遊子的思鄉之情。電腦暫時隻能放在校方提供的研究室
裏，房間大而空蕩，又在北麵，北國寒冷，我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公幹的時候，常常一坐在電腦前麵就是三四個小時，腳都凍麻木了，乘夜
色回單身宿舍，一路上渾身凍得直發抖。
　　雖然知道自己的文章既不到報刊上掙稿費，又不算教育部的科研成果，我為什麽還寫？就是因為發貼到一些論壇還有人看。我的文章不是
寫給闊人們或正人君子們看的，但論壇上有了點擊數和紅臉，我還是很高興的，我的文字屬速朽派，一旦沉下去就完事，再寫新的，隻要有時
間。
　　來到韓國兩個月，除幾首詩外，我一共發了十篇文字，四篇寫韓國和中韓關係的，三篇懷人的，還有三篇便是寫有關魯迅的。我來韓國，
主要就帶了一套魯迅全集，還是花了三百多元錢郵局寄運來的。三篇關於魯迅文章談魯迅與民權保障同盟，與左派的兩篇，還有一篇就是本篇
的姊妹篇《我參與了捕殺阿Q》。我實際上是在以小說的筆法和雜感魯迅的心得來寫這類文章。受到幾個網友的鼓勵，我便開始寫這一篇。
　　是為序。
　　
　　我是一個獄吏，說起來很傷心，我的職業屬於“不齒於四民之列”，民國以前，列代統治者將我們和“惰民”，“樂籍”，以及戲曲演員
視為賤民，排斥在士農工商“四民”之外，禁止參加科舉考試。的確，衣服前麵一個“勇”字，後麵大圓圈裏寫著“獄吏”，對著犯人可以吹
胡子瞪眼，回到家親戚朋友都看不起。老婆也愛嘮叨，犯人是有期徒刑，你們可是個無期徒刑，怕兒子都要繼承你的職業，那這無期徒刑就判
給了多少代了。
　　可是我的祖上也是闊過的，我的老家在魯鎮，祖父跟魯迅的外祖父都是當地的紳士，他們兩人是世交。
　　（再續）
　　
　　
作者：檳郎　回複日期：2002-10-31　20:21:51
　　(接上)
　　 隻是“人難富三代”，父親是個紈絝子弟，生機樣樣不會，吃喝嫖賭樣樣都來，很快將家敗了，欠的債坐牢來還。他在獄中認識了一個獄
吏，出獄後，母親不久就過世了。獨兒子我隻念過一點私塾，長大成人了，父親便說，我們已經是清貧人家，你就跟康大叔去監獄裏混碗飯吧
。康大叔就是父親坐牢時結識的的獄吏，也是有名的劊子手。
　　那天，父親讓我穿戴整齊，長辮子梳的黑油亮，坐了一個烏篷船離開魯鎮去城裏見康大叔。來到紹興府衙，又拐了一個彎到了府監獄的門
口，父親讓我站在遠處，自己去跟門口的警衛說著話，又回來和我一起等著。過了兩袋煙的功夫，監獄門口出現了一個渾身黑色的人，滿臉橫
肉，披一件玄色布衫，散著紐扣，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捆在腰間，背後一根又長又粗的大辮子，尾部微微上翹。父親說快叫康大叔，他隻是
哼哼，招手讓我們跟他進去了。
　　現在，我在這裏寫著回憶，我的心在流血，我恨我的父親為什麽送我去那個地方，而本來善良懦弱的我竟然在那種地方工作了六年。畢竟
我讀過幾年私塾，在牢房裏又認識了一個東洋留學來的先生，他教我識字和明白許多新道理，但終於以反對大清被殺頭了，他是我永遠難忘的
老師，我網不了它的假辮子，長衫，一副夾鼻眼鏡，文質彬彬的樣子，這樣的人竟也會死的那麽殘，腦袋被康大叔一刀就劈飛了。
　　我在辛亥革命，紹興光複那一年，乘府衙混亂，離開了我早已厭棄的崗位，跑到了北京，當上了產業工人。蔡元培先生搞北大開放教學，
已經人到中年的我也夾著書本到北大去聽課，因為有了文化基礎，我在北大又學了一段時間，便能看文章了。記得有一次，陳獨秀先生在大會
堂發表講話，當他突然叫到這裏的衙門走狗請站出來，我真的以為說我，盡管我不幹這種工作已經很多年了。我在北大也旁聽了魯迅先生的課
，是中國小說史，他講得很生動，但我對古代不感興趣，沒有堅持下去。我和魯迅先生是老鄉，但我不敢去結識他。
　　二十年代，我又回到紹興，老婆和孩子都沒影了，我便在紹興的一個報館找到一份校對的工作，我沒有再成家，因為過去當獄吏的曆史，
盡管物是人非了，我仍然隱名埋姓，躲著似乎曾相識的人。我常利用星期天到禹陵，東湖，或下午下班去沈園，青藤書屋，躲在偏僻角落讀書
，打發單身男子寂寞的時光。我最怕去兩個地方，一個是鑒湖，一個是城內的古軒亭口。在北京我零碎地讀過魯迅先生的文章，回紹興後，魯
迅已經成為中國著名作家，思想界的舉旗人物，我更是大量讀魯迅先生的書，紹興有賣的必買。在老鄉魯迅先生的書中，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也看到自己過去那段生活的陰暗。
　　在這樣的日子裏，我買到了魯迅先生的《呐喊》，裏麵的許多小說我還是第一次讀。當我讀到《藥》這篇小說，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參與
的事已經被我的老鄉魯迅先生寫進書裏去了。《藥》這篇小說有什麽高深的主題思想我不大明白，但小說中的康大叔正是當初父親帶我去找工
作時見的康大叔，那個夏瑜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至於華老栓的小茶館似乎沒有魯迅寫的那麽熱鬧，我很少進去，康大叔倒經常去。我品味著
魯迅的《藥》裏麵的境界，便覺得自己被釘在恥辱柱上，從此難作真的人。我參與了迫害夏瑜！
　　那是我進監獄當獄卒的第二年，由於康大叔的照顧，提拔，我剛當上小小的獄吏。胸前圓牌上的“卒”換成了“勇”字，號房裏進來了一
個新犯人，是本城夏四奶奶家的兒子。聽說他是東洋留學的，回來鬧什麽革命，暗地裏勾結會黨，歃血為盟，密謀推翻大清江山。這可是滅門
九族的天大的罪啊，這小子犯了神經病了。好在他的三叔明白事理，主動告官，大清皇帝皇恩浩蕩，隻抓了事主，沒有殃及夏四奶奶，而夏三
爺主動檢舉揭發，赦無罪還獎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
　　自打夏瑜抓進來，關進我們的號子，康大叔就千叮嚀萬囑咐，這小子定被判個殺頭之罪，但他現在還不能死，因為還沒有抓住他的同黨，
革匪大大地狡猾，早已聞聲逃竄了，隻是這個夏瑜本來也捉不到他，派補探去他的家門口守點了幾個月都不見人影，便撤回了，重新尋找線索
，不想這小子果然很狡猾，我們的人剛撤走，他就溜回家了，他想他孤苦伶仃的媽媽了，竟敢偷偷地跑來看他。要不是夏三爺告密，隻有天知
道!果然捉了個正著。
　　咱們監獄的規矩，犯人進號子，先有同號房的犯人自相殘殺，我們樂得看熱鬧。一般人是不了解監獄裏的情形的了，我就多廢話幾句。新
犯人一進號房，同號子的犯人就要來一次“洗身子”，就是其他犯人衝上來先揍他一頓，來個下馬威，然後有同號房裏打出來的高手“民選”
為號頭，其他犯人都聽他的，然後有號頭向新來犯人宣布內部紀律，現在有的和將來家裏來人送的物品都要交給號頭分配。然後，新犯人隻好
睡到馬桶邊上聞臭氣，早上還負責倒馬桶，而睡得離馬桶最遠的自然是號頭。
　　我和副手紅眼睛阿義，還有兩個獄卒張三，王五商量之後，找這件牢房的號頭黑蜘蛛談了話，便把夏瑜送到七號號子，正好是晚上，兩個
獄卒在外麵看守，我和阿義將夏瑜送進七號牢房，鎖上門，便在門外偷聽。好戲快要上演了，我們相互擠擠眼，不出聲地笑。
　　夏瑜一進去，裏麵便有動靜了。
　　“哪裏來的？”問話的應該是一個十七歲的孩子，他是扒竊被抓進來的，人小但很伶俐，是阿義的耳目。
　　“本城的”，是夏瑜的聲音，一點也不膽怯，這小子肯定不知道監獄的內情。
　　“幾年”？
　　“不清楚，大不了殺頭”
　　“山上來的山下來的”？還是小伶俐在問。這話的意思，“山上”是黑社會，“山下”，則與黑社會無關。
　　“我不懂”，夏瑜說。
　　一個蒼老的聲音響起來了，這是苟軍師的聲音：“不是咱們道上的，穿著長衫，我看就不像。兄弟們，給他洗洗身子吧。那件長衫不錯，
給我們大哥當墊被”。
　　我們都興奮起來了，這個夏瑜看能不能挺過這一關。
　　果然，裏麵一陣混亂，可以想到六七個人，除了號頭和軍師，一起衝上前去，揪住夏瑜便打。一般來說，隻要不把人打死了，我們是不管
的，況我們已警告黑蜘蛛傷到為止了呢。
　　突然，號子裏一片寂靜，不知發生什麽事情。阿義想開門進去，我連忙抓住他。
　　寧靜似乎很長，終於，號頭黑蜘蛛的聲音出來了。
　　“喲嗬，還有兩下子麽，看樣子非我親自動手不行了”。我們立即明白情形了，這個夏瑜把衝上來的人打敗了。
　　“有話好好說？幹麽打架？打架都是犯大清朝的罪進來的”，是夏瑜的聲音。
　　“先教訓教訓你這小子，再和你理論”，號頭說。
　　接下來是一陣混雜的聲音，有其他犯人再喊鼓勁。突然，鐵門哐當一聲響，阿義一下子打開門，黑蜘蛛摔倒在門口，緊抱著腦袋，黑暗裏
站著夏瑜，正在微微地喘氣。
　　阿義叫道：“夏瑜，進來了還不老實嗎？”
　　夏瑜沒有作聲，阿義便說，“都睡覺去，不準吵鬧”。
　　我們都很掃興，出去會那兩個獄卒去了，叫他們嚴加看守，便回家睡覺。
　　第二天，夏瑜被送去過堂，我將黑蜘蛛喊到辦公室，拿出“犯人談話記錄本”，問他昨夜的情形。原來，我們走後，苟軍師便帶著大家歡
迎夏瑜當號頭，表示聽他的話。小伶俐把黑蜘蛛的被子辦到馬桶邊上，夏瑜則被安頓到號頭的位子上。這個夏瑜開始親切地和大家談話起來。
他說什麽：
　　“你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娘老子被債主逼死的，大家都進了大清的牢，為什麽要
這樣自相殘殺呢？”大家便都臉紅了。
　　軍師告訴他，這是坐號子的規矩，不隻是誰訂的，犯人們一代一代傳到現在。夏瑜說“舊社會要完，大清朝要完，接著來的是民國時代，
你們都會過上好日子。”
　　小伶俐問：“又要改朝換代了嗎？幾時皇恩大赦了呢？”
　　我趕忙又掏出“耳目記錄本”，記下了幾個要點。叮囑他：“引誘夏瑜說話，探出他的同黨的去處，立即減刑釋放。
　　後來，上司又派不少人來提問夏瑜，終於都不來了。這夏瑜除了放風就在號子裏給其他犯人講什麽革命大道理，我們聽到匯報，也喊來耳
目查問，都不懂，也無情報價值。
　　康大叔告訴我們，夏家的兒子被判了死刑，至死不招供同黨，上司很惱火但也無計可施，隻等殺頭了。
　　紅眼睛阿義有點不服氣，他請我陪他找夏瑜談一次話，說不定能有新收獲，立個功。考慮到這小子會武功，我們緊鎖鐵柵門，將家夥準備
好，然後叫夏瑜進辦公室來。
　　阿義主問，我坐在邊上。張三和王五站在兩旁。
　　阿義說：“夏瑜，你這麽年輕，就死了，不太不值得嗎？青春無限好啊？聽說你還有個日本的娘們在等著你娶她，你死了豈不可惜，你還
要為你的媽媽想一想吧？你走了，可隻剩他一個了，夏三爺可不會照顧他的。”
　　夏瑜鄙夷地掃事了我們一眼，昂著頭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
　　阿義一聽他又要說什麽革命大道理，便衝去給他兩個嘴巴。張三和王五也同時上去按住夏瑜的肩頭。
　　夏瑜沒有動，吐出一口血說“你們是不是漢人？我為你們感到可憐！”。
　　我趕忙揮揮手，張三和王五將夏瑜送回牢房去了。
　　
　　後來，夏瑜被殺了頭，地點就在城裏的古軒亭口。後來，我又遇到許多犯人，又遇到許多熱心革命的青年，滿腔熱血不顧家庭，拋頭顱灑
熱血。這其中就有我的老師，那位眼鏡先生，我逐漸受他的影響，悄悄地跟他學習起來，文化知識提高了，思想也進步了。辛亥革命，我跑了
出來，要跟過去的自己一刀兩斷。
　　後來，我讀魯迅先生的書，才知道康大叔當劊子手還兼賣人血包子發財，我也想起小時候的家事來，父親的敗家一定與這康大叔有密切關
係，說不定家財都敗送到他的手裏。但二十年代回紹興，再也見不到這個人了。
　　二十年代末，中國又出現了象辛亥革命前後那樣的社會屠殺與迫害，各地的監獄的生意又繁榮起來了。我不知道號子裏的老規矩破了沒有
？夏瑜曾要破老規矩，但他死了，黑蜘蛛又恢複了。我慶幸我這一次是幹淨的，我與任何殺人的遊戲無關。
　　但到了三十年代，我突然思想激進起來，那是受了魯迅的影響。魯迅成了左翼分子了，我便有了左傾的嫌疑，隻好離開紹興，去了上海。
在上海，我住在亭子間裏，開始寫讓闊人們和正人君子們不舒服的文字，我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2002-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