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漢會議與西藏問題

藏漢會議與西藏問題

檳郎

 

有個所稱藏漢國際討論會於本月六日在日內瓦陸際飯店召開，它由西藏流亡政府涉漢事務官員主持，達賴喇嘛到會講話，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全程參加並回答問題。據報道，有包括漢族人在內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學者、民運人士和新聞從業者一百多人與會，會議最後一天達成《共識》文件。暑假裏相對清閑，我饒有興趣地對這個會議加以了關注。

首先，我認為所謂的西藏問題是達賴流亡集團人為造成的，責任在他們那一方。中華民族是多民族的統一的大家庭，由包括漢族和藏族在內的五十六個民族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雖然並不是從有人類曆史以來的一開始便是這樣的情況，是在曆史的長期發展中，各民族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逐步形成的，但在東方國家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的關鍵曆史時期，也就是清末以來近代，已經形成這樣的牢不可破的現代中國和現代中華民族。正因為有這樣的現代民族觀，蒙元和滿清都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的正宗朝代，而中華民族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和謀求現代性發展中已經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中國的政府不再屬於哪一個單一民族的政權，而是五十六個民族的共同的政府。

西藏自十三世紀的元朝以來，融入中華民族的主體，一直到清代，都由中央政府進行有效的管理。由於清末政府的腐敗無能，英國帝國主義入侵西藏，挑撥和分化了西藏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但西藏一直就沒有真正獨立過。經由民國到四九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過幾代仁人誌士的努力奮鬥，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反帝獨立，西藏也恢複了與中央政府的正常關係。正如在清朝的英國侵略西藏之前，當時中國不存在所謂的西藏問題，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也不應該存在西藏問題。所謂當代時期的西藏問題的出現，責任在達賴流亡集團一方。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的貫徹執行下，不會出現當時的西藏問題，當時的達賴和班禪一直與中央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由於中央政府響應西藏廣大人民的要求推行現代化民主改革運動，侵犯了西藏上層落後權貴勢力的利益，他們在反華的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發生叛亂逃往國外，達賴本人由中央政府的政協副主席到被叛亂勢力裹挾到國外而轉變原有立場，形成了達賴流亡集團，他們的存在和影響使西藏問題得以發生。如果五十年代沒有達賴集團的流亡，也就沒有現在意義上的西藏問題。實際上，班禪勢力和西藏廣大人民與達賴集團不一樣，他們是堅持中華民族的團結的。

其次，西藏問題的解決通過本著誠意的和平談判一定會得到解決，他們可以回國歸根。雖然達賴集團的流亡勢力並不能代表全體西藏人民，但畢竟是其一部分，他們流亡海外畢竟也是一個問題，所謂我們一般所說的西藏問題，實際上是西藏的以達賴喇嘛為首的一部分流亡海外的藏人與祖國的關係問題，並不包括與西藏有關的其他問題。我認為達賴流亡集團回歸中國，不再漂泊海外，這種特殊含義的西藏問題就算得到了解決。我並不能代表官方，但我自認為，西藏問題的解決通過本著誠意的和平談判一定會得到解決。我的看法與中國官方並不相同。我認為，達賴集團的回歸祖國，不但要與中央政府談判，還要與現實中的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並且後一種談判更重要。因為西藏已經有了代表國內西藏人民的地方政府，達賴集團回國後作為地方政治勢力，首先要解決與現存的西藏地方政府的關係問題，它們之間談判好了，以某種方式兩合一，然後再與中央政府談中央與地方的新情況下的關係問題，這才是正確的思路。

西藏流亡勢力隻是西藏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並且已孤立海外五十年，它不能代表西藏全體人民。因此，當達賴集團以西藏全體社會自居而與中央政府談判時，它們就沒有顯示應有的誠意。達賴喇嘛堅持他的所謂的“中間道路”，這條道路核心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既不同於中華民族的立國之本——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就很難被中央政府所接受；也沒有考慮現實中存在已久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因素，就不能被它所接受。而達賴集團一個頑固的堅持就是所謂大藏區，這也是我最反對的。西藏地方政府自從西藏融為中華民族主體以來，一直就隻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區域，達賴集團一廂情願地將現在中國的近五分之一領土劃為他的大藏區，這毫無曆史依據，也與理不通。由於中華民族大家庭內各民族互相自由往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已經事實上不可能將由藏族人生活的地方都歸於所謂大藏區，否則，其它各個民族都弄個自己民族的大區，中國的每塊土地都有許多民族打破了頭來搶為自己的大區，這簡直是中華民族的大災難了。現實可行的就是依據四九年來的新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西藏自治區是個現實存在，達賴流亡勢力的回國歸屬隻因與這個地區有關。如果達賴集團能考慮我的以上看法，並且不促成西藏發生危害社會穩定的暴力事件，我希望達賴們回歸安居，參加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來。達賴喇嘛年事已高，應該盡早談判達成協議，讓他老人家落葉歸根，也實現他到五台山訪佛的夙願。漢藏國際討論會雖然是民間性質的會議，我這樣的人才敢插嘴，是有意義的，但我對達賴喇嘛到會講話與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回答問題的看法並不讚同，正如我以上所談。

第三，海外漢族知識分子不要以民主問題綁架民族問題。作為漢族知識分子，在關注西藏流亡人士的觀點同時，我也很關注參加漢藏國際討論會的漢族人士的看法。我在這方麵最突出的印象是，參加會議的漢族部分人士比西藏組流亡人士的觀點和立場更激進。

這次會議最後一天達成所謂的《共識》，這份文件說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宣稱的‘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與曆史事實不符”，與會的近一百名與會者竟然無人提出異議，當然包括到會的漢族知識分子，我無法理解他們這樣的看法。我還感到與會漢族人士對北京方麵的“錯誤政策”大加指責，卻對那賴集團的錯誤言論毫不批評。達賴喇嘛強調他的非暴力主張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下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這不僅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有民族自治的操作餘地，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也有利於西藏的經濟發展”，“今天西藏必須依附於一個大國，最好就是中國，這不僅是因為藏漢兩族曆來相處得很好，而且留在中國對西藏的經濟發展有利，對藏人的物質生活有利”，“為什麽我們不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尋求名副其實的自治呢”。桑東仁波切也願意“自願放棄”獨立。而部分與會漢族知識分子卻反對與中央政府談判，反對在現有的憲法框架解決問題，甚至津津有味地設想暴力可能。

而漢族知識分子卻往暴力問題上引：“達賴喇嘛是否有能力永遠保證西藏人的非暴力抗爭？” 桑東仁波切答：“我們並不存在對非暴力的失望。如果運用暴力，現在的西藏問題，可能在國際社會，早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那些尊重和同情西藏的人們，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我們追求非暴力。運用暴力，對於藏人來說就是失敗”，態度更有節製。當漢族知識分子認為“藏中雙方”進行了多次會談都沒有進展，可以“認為自始至終都是中共的一個騙局”時，桑東仁波切卻說“我們從來也不認為被中共欺騙了”，會談有“積極的方麵。如果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和談機會，我們還會認真考慮的”。我注意到西藏流亡者不大談西藏發生的暴力事件，卻有漢族知識分子說什麽“從去年三月中共在西藏開始鎮壓到現在，殺了多少人”，“這就是一場屠殺”，“中國正在西藏實行種族滅絕政策”，反對“在中國的憲法框架下和中國政府會談，是在變相的支持專製”，“人類曆史上沒有過民主專製共存的例子”等等。這些漢族知識分子好像更願意西藏問題擴大化，而不是早日解決，為什麽呢？我認為實質上是以民主問題綁架民族問題。我從來支持和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我的許多文章和實際行為可以見證，但我認為民族問題不同於民主問題，兩大問題都存在，也是越在發展中越早解決越好，但不應該綁架在一起，哪個能先解決就先解決，不應另一個問題沒解決這個問題就也不解決。如果西藏問題能先解決，達賴流亡集團回到國內，會拖民主化的後腿嗎？反過來，民族問題因為民主問題的綁架而拖著不解決，實際上也妨害民主問題的解決，民族問題很能將國內許多人的注意力從民主問題上移開。

我在去年的拉薩三一四事件後，開始有意識地關注和思考西藏問題，記得那次事件不久，我寫過答烏有之鄉網記者采訪的文章和兩首詩，表達了我的看法。我堅持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反對西藏獨立，並且認為民族問題和民主問題要適當區別開來看，這種立場是一貫的。達賴喇嘛曾經說西藏問題要寄希望於漢族的知識分子，漢族知識分子越多地關注和參與西藏問題，問題就越有解決的希望；這次會議上，他也對嚴家祺說道：“最重要的是爭取知識分子，如果能夠爭取到一千個知識分子，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功。”作為一名關注國家民族命運的大學副教授和網絡活動者，也可以算在這樣的知識分子之列吧，我就對這次漢藏國際討論會發表一些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也不算冒昧吧，我當然也歡迎對我的批評。

2009年8月23日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