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警察要我出示駕照,這也是我和妮子都極為擔憂的地方。
我到美國不久,就根據當地中文報紙上的廣告,找到一家專辦國際駕照的辦公室,小小的一件房間,裏麵就一位先生。他極為肯定的表明,他辦的國際駕照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有效期是三年。後來,幾乎所有的同事和我們認識的人,都說有效期沒有那麽長,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這國際駕照警察是不認可的。因此,關於這件事,我的心裏始終沒底。
把駕照遞給警察,我們規規矩矩的坐著不能動,警察回到自己的警車內,上網查詢。或許實際上是五分鍾的時間,但我和妮子的感覺是十五分鍾,而且這十五分鍾過得非常慢。我們內心緊張,但努力保持鎮靜。我一直從後視鏡裏觀察後麵警車的動靜,遲遲不見警察出來。
終於等到他下車,慢慢地走過來,把駕照遞給我,開始對我講話。他講了幾句,我聽不懂,他可能也從我的表情看出我聽不懂他的話,便在繼續說話的時候,配上了動作。他用手指著我車子的後部,做著有東西垂下來的動作,我終於明白了,是排氣管掉下來了,怪不得之前我感覺有異常的聲音。他見我明白了,就又指著車子的前方,說左轉就有修車的。我向他表示感謝,然後他便走了。
初到美國幾個月的時間,類似的事情發生了多次,每次都提心吊膽。就是平時走在路上,看見警車,心裏的感覺也不舒服。
一切皆因為身份。
因為我們的簽證有效期已過,我們已算非法滯留,按照這裏通俗的說法:我們的身份已經黑掉了。不能到任何一個略微像樣點的公司工作,公司需要報稅,你沒有社安號就無法報稅;所以隻能到餐館打工,老板用現金來支付你的薪水。不能申請手機,手機需要社安號申請。我和妮子幸運的是,我飯店的同事凱文,幫助我們一人申請了一部手機,因為沒手機極為不方便。每個月我們手機的賬單當然寄到凱文家,他先幫我們墊付。然後找一天來我家,吃個飯,我們再把手機賬單的錢給他。沒有身份,妮子無法學習開車,上下班隻能靠我接送。沒有身份,不能申請信用卡。
總之,在美國沒有合法身份,就沒有正常一點的生活,沒有希望可言,沒有未來。
偶爾出去玩玩,拍的一些照片,回來看時,也感到沮喪。背景都不錯,藍天白雲,綠水青山,獨獨照片中的人,笑顏難開,眉頭緊鎖。乃心事無法放下。
和妮子商量決定,找律師樓了解辦身份的事情。
查報紙廣告,打了幾通電話,最後和一個名叫安娜的女士約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們的律師樓麵談。
在約定的時間,我們到了這家律師樓——其實,隻是一家移民事務所。安娜是實際上的老板娘,事務所執照上的名字是她老公,一個美國白人。安娜個頭不高,但讓人感覺是個頗為幹練的人。她是湖南人,在北京的名牌大學畢業。後來,我們見到她老公,察言觀色下來,似乎她老公也基本聽她的。
在了解了我們的實際情況後,安娜說:
“對於你們來說,要想取得合法身份,隻有兩條實際可走的路:要麽假結婚,要麽申請政治庇護。假結婚費用高,成功率也高;政治庇護成功率差一點,但費用要低很多,還有就是一旦通過,最初幾年基本上不能回國。我看你們隻有走政治庇護這條路.兩個人一起辦,費用還節省.”
從移民事務所回來後,我和妮子又征詢了周圍熟人的意見。大多數都認為可以走政治庇護這條路,因為有很多先例;而假結婚的費用,我們確實無法承擔。
第二次見安娜時,我們向她提出了諸多關於政治庇護的問題。安娜做了具體的解釋,她認為我們可以走基督教庇護這條路。而且我們兩人作為夫妻一同申請,費用幾乎和人家一個人申請差不多。我們極為疑慮,還因為來美之際,由於時間倉促,我和妮子幾乎所有的個人資料和證件,都沒帶來。安娜說這些都不是問題,她都可以解決。
我們決定讓安娜幫我們辦基督教庇護。
安娜力勸妮子作為主申請人,因為,根據她的經驗,在移民官,特別在男性移民官麵前,女性哭兩聲,再揮一把眼淚,是很容易讓移民官迷糊的,通過的概率大很多。但妮子不肯。妮子認為要看聖經,要背許多聖經故事和內容,但凡和書本文字搭界的,就必是我拿手的。此後,安娜給了我一些關於聖經的資料,和閱讀及背誦的提綱。
每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妮子開始去教會。那是一家離我們住處不很遠的教會。牧師姓黃,是個女性,來自香港。我們在參加教會的活動中,深切感受到黃牧師的親切、和藹和善良。我也常被安排上台讀經,在分組討論會上帶領禱告。有時教會組織活動,我也做一些具體的事情。
移民局麵談通知沒多久就來了。事務所對我進行了幾次麵談培訓,陪我麵談的女翻譯,也和我見了麵,並和我做了一些溝通。這位翻譯是位北京人,三十幾歲的樣子。身材高大,美麗漂亮,開一輛吉普,感覺上蠻酷的。那天在事務所,安娜對翻譯說:
“就你這個條件,要是我,如果是個男移民官,上去就給他一個熊抱,展現一點魅力給他看看。最好他能跟你再聊聊,要個電話,回來我就重獎你。”
麵談的日子終於到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