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就像有人問：“世界會好嗎”，我們總會茫然、悵然，口囁嚅不知做何回答一樣，當聽到“幸福是什麽”，老實人張口結舌，聰明人顧左右言它，傻子會流著哈拉子做夢。既然希望跟現實永遠不能若合符契，說來何益？但是人們又禁不住總是幻想，就像憧憬桃花源、天堂一樣。
“幸福是什麽”？這個問題之所以難回答，在於其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粗想似乎明白，細思則頓感“山色有無中”，很難說清。它導致回答可以呈現多樣性：每個稍有想法的人答案會不一樣，可以涵蓋得很大，也可以很小，可以具體入微，還可以抽象縹緲。而且許多人對幸福的理解不能來自獨立想像，非得借助別人做參照物，別人有什麽他也要有，別人沒有的他更想有；或者自己的幸福是通過別人的眼睛反射出來，由別人認可的。但是若進一步追問，這是幸福嗎？對這種需要依靠別人反映才能確立炫耀價值的行為，基礎太脆弱，說是幸福實在勉強。
國人每每逃不出“振古如茲”的思維怪圈。一遇事和問題，總要看古人是怎麽說、怎麽做的。我也不能免俗，一思索就紮進古時候。老祖先造字時，幸是一種類似鐐銬的刑具，當它轉化為許慎所說的“吉而免凶”的涵義前，至少經曆過兩三次反複折騰；戴上它是幸；無罪而獲罪是幸；意想不到地解脫是幸，從幸而免除不幸是幸。最後歸結為：運氣是幸。福則是手捧酒器向神主祈求保佑的圖形。至今過年貼“福”字，也是求福佑。合到一起，其字麵含義與一般人理解的有些不同，幸福就是卑躬屈膝偶然求得的東西。很明顯，其中包含著較濃厚的宗教意味。這一點很重要，影響深遠，留下了幸福不是自己爭取的，而是被恩賜的深刻曆史記憶。即使自己主動爭取，也僅限於“乞求”的範圍，要看老天是否給你這等運氣。《詩經》裏沒有直接回答“幸福是什麽”，但指出了幸福的來源。大體來說可以分為五個方麵：1、神或先祖賜予的；2、自身具有威勢和威力；3、地位和心情帶來的，君子“樂”呀、“和”呀，少不了；4、長壽；5、多子孫。另外，還可以通過否定一些情緒和事物去肯定幸福的內涵或條件。如，沒有“碩鼠”的“樂土”，不驕不傲才能求得幸福。《尚書·洪範》第一次把“福”寫進國家執政大法中，並且具體化為“五福”：長壽、富裕、康寧、遵守道德、善終。這些雖說都是人們的向往，但終究是貴族的理想，而且是貴族上層的專利，因為其中講明了“維辟作福”，“臣無有作福”。這也是為何其中無“貴”，那已經被宗法製規定了的，無需爭，而德是封建等級製禮法規定的行為規範。《洪範》為後世政治宣言強調的美好生活和佛道等宗教教義的祈福佑護內容提供了參考底本。以後，民間改為“福、祿、壽、喜、財”。去掉了不著邊際的“德”，增添了提升社會地位。仍然號稱“五福”，但又把福獨立出來，益發彰顯福的模糊性。現代幸福觀基本被鎖定在兩個方向：物質的滿足和精神的通達。二者互相鄙視，卻又不能截然分割。窮困不是自由的伴侶，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精神的自由度會受到限製；而沒有精神的支撐，富裕會變成奢靡的庸俗雜陳，失去人生價值和意義。
許多人把“幸福”歸結為情緒的感受，認為幸福的核心是“康寧”，是“快樂”。在這種評判標準下，幸福的人和地區便具有精神活動和物質生活簡單的特征。於是很多人發現，生活在不發達和較封閉地區的人們內心的幸福感最高。有意思的是，最早創造“國民幸福總值”，希望把幸福量化的是不丹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1972年即位）。他有西方教育的經曆，又有佛教的背景，認為人生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不丹每五年調查一次境內所有家庭，從身體和心靈健康、時間均衡、社交和社區活力、文化和生態活力、教育和生活以及治理水準等方麵計算幸福指數。近年來，歐洲一些國家也開始關注“不丹模式”，從生活滿意、焦慮與自我價值感等方麵調查評估國民的幸福指數。一些經濟學家還主張把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列入經濟評估指標。但是這跟量化的準確性還有很大距離，仍然帶有較多主觀感受的隨意性，局限於心理學範疇。
對幸福的詮釋，單憑一種定義或一個學科是無法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必須綜合哲學、心理學、文化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的成果或方法，從全人類的角度，而不是囿於東西方或宗教的成見。顯然，這不是一個可以輕鬆解決的問題，它會在現在和未來被人們反複地叩問，而且依舊百人百解，眾口紛紜。
諺語“身在福中不知福”在反映了人性欲壑難填外，也說明了對“福”認識的混亂。
內心總是躁動把鬥爭作為快樂生命需要的毛澤東幸福嗎？當千百年羨慕白饃的窮苦人可以天天吃到烙餅時，就不再想別的了嗎？人的欲望是無休止的，世上唯一可知的是變化。那麽，幸福能夠被界定嗎？
整日整年浸泡在幸福的溫泉中，還會感覺幸福嗎？快樂或滿足的幸福感總是短暫的，痛苦或不滿則維持較長久。那麽追求或把握轉瞬即逝的幸福意義何在？
我不是懷疑人生，而是不太相信幸福，特別是被太多物質和虛誕個人感受包裹的幸福。
丟棄對所謂幸福的追求是抑製了膚淺的感性衝動，是理智的人生智慧。
盧梭曾經幻想：“如果世間真有這麽一種狀態：心靈十分充實和寧靜，既不懷戀過去，也不奢望將來，放任光陰的流逝而僅僅掌握現在，吳匱乏之感，也無享受之感，不快樂，也不憂愁，既無所求，也無所謂，而隻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處於這種狀態的人就可以說自己得到了幸福。”事實上有這種人嗎？至少盧梭本人一生都沒有處於這種狀態。但他不追求快樂，顯然得到了希臘先哲的啟發。
蘇格拉底寧願做痛苦的人，也不做快樂的豬。這是智者和愚者的區別，是思想家和庸眾的區別。亞裏士多德認為：“理性的人尋求的不是快樂，而隻是沒有痛苦。”叔本華從哲學角度解釋道；快樂具有否定的性質，而痛苦則是肯定。也就是說，快樂是虛幻的，痛苦是真實的。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觀；“缺乏痛苦的程度是衡量一個人生活是否幸福的標準。如果能夠達到一種沒有痛苦，也沒有無聊的狀態，那就確實得到了塵世間的幸福，其他的一切都是虛幻不實的。由此我們可以推論：我們不應該以痛苦為代價去購買快樂，甚至隻是冒著遭受痛苦的風險去這樣做也不行，否則，我們就會為了那些否定、因而是虛幻的東西而付出了肯定和實在的東西。但如果我們犧牲歡娛以避免痛苦，那我們肯定獲得收益。”
中國的先哲也有類似的思想。孔子說起理想都是消失久遠的老皇曆，對富貴渴望卻知道不可求，幾乎沒有講過怎樣去尋找幸福，反倒大談不做什麽，避開什麽，減少傷害。道家更是鼓吹無知、無求、無爭、無欲，順應自然的退隱狀態。一涉及福，必然伴隨禍，不像後世，說福便光說福，決不提禍，不許禍殃及福，背離了老子福禍相生相依的通透認識。追享樂就非揮霍到敗家，求快感全不管楊梅大瘡毀容奪命，逞霸道便無視道德法製。而中國古代統治思想卻非常明確，《洪範》在製定“五福”時，還有與之並行的“六極”，即六種禍害（包括短命、疾病、憂愁、貧窮、醜惡、無助等）。二者是統治策略的兩手，五福用以勸勉，六極則是威懾，從精神上壓製臣民。
《洪範》政治思想的影響之一，是把“福”從宗教解脫出來，世俗化。賜福者不再以神為主，而是以有權勢的統治者所具備的力量，是人的主體行為結果。從此不僅統治者“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掌握五福，用來賞賜民眾）”，一般人也是“福禍無門，唯人所招”，可以“自求多福”，不必再拜神求仙了。
福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內涵不確定，總處於不停的變化中，幸福更是天降餡餅，帶有虛幻屬性，和希望、理想、幻想、做夢一個意思。以善意忖之，也隻是短期醉夢的享樂。過把癮就死，大概不是多數人的心願吧。
怎樣做避免傷害，怎樣做不會引起災難，怎樣做可以消除禍患於爆發前，這才是人們要考慮的。有沒有憂患意識是衡量理性與衝動、清醒與糊塗、可靠與忽悠、目光如豆與高瞻遠矚的標尺。
總把幸福掛在嘴邊的人，其實沒有幸福。但是幸福作為統治者安撫民眾的餌料，和民眾在苦難中需要的興奮劑，還將永遠徘徊在人們的想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