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歐洲的脊梁上（下）

七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人出國旅遊的日益增多，國外許多熱門景點的遊客往往有一部分，甚至一半以上是中國人。固然這反映了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與此一起映入眼簾鑽入耳孔的是國人的種種不文明的舉止行為。有人把這稱作“愚蠢的暴發戶行為”，在國外大撒幣，購買最昂貴的奢侈品，但是卻屢遭鄙視。翻開《禮記》等古代經典，裏麵羅列了大量詳細入微的禮儀規範，雖然過於繁瑣且等級森嚴，被曆代獨立文人詬病鄙棄，但它們也把中國帶入了早期文明國家行列。

不少人在歐洲都有被小商店老板拒之門外的經曆，我也曾遭日內瓦一家小店老板的白眼和怠慢，原因是我在進門時沒有首先向孤坐櫃台後的主人打招呼問候，老板寧肯不做生意，也不接受傲慢無禮的被輕視羞辱（原來我以為有種族歧視之嫌，後來看一些介紹瑞士風俗的文章才知道錯了）。我不責怪老板古板，相反十分敬重其人格，一個久在文明氛圍中熏陶的獨立自由人格。而我則真切感受到不知禮之恥，確實不是一個文明人應該表現的素質。

一些大商店和奢侈品店不大會發生這種情況，你表現得越有錢越肯買，他們越不在乎你是有否有教養，是否被輕視（內裏咋想是另回事）。為適應中國人的購物喜好，許多瑞士表店都雇用了能講國語的華人。看到不少國人群聚櫃台精挑細選各種名牌手表，我不知道說什麽好。一個日趨沒落的物件，一個已經是裝飾意義遠大於實用意義的物件，仍然被國人熱捧，背後是國人的價值觀和美學觀念。按照相當一部分人的邏輯，名牌手表是奢侈品，而奢侈品是時尚，代表財富身份地位。所以，街頭巷尾湧出很多喜歡特意在眾人前摞袖看表的“表叔”“表姐”“表兄弟”們。然而在文明麵前，時尚絕非奢侈，更不是炫富。否則，石崇一類人就是文明的楷模了。與其說奢侈是文明的產物，不如說奢侈導致文明的消亡。盧梭曾經指出：“奢侈的必然結果----風化的解體，反過來又引起趣味的腐化。”這怎麽看都像是時下中國的寫照。中外曆史也早都反複告訴人們，奢侈是腐敗的誘因，是末世的征兆。衣食足而不知榮辱，這是國人的悲哀，是民族的悲哀，也是華夏文明的悲哀！這是華夏文明本身的缺陷，還是西方文明影響的結果？到過西方的人心裏該有自己的認識吧。

喜愛買名牌表的國人，以驚豔的眼神仰望伯爾尼的塔鍾時，大多不知道，西方人領先的機械鍾表，在曆史上曾落後於中國。據西方文獻說，最早的機械鍾出現於14世紀，可是在中國有明確記載，天文學家蘇頌在北宋英宗時領命，於哲宗元佑五年（1090）建成的“水運儀象台”是當時世界第一台天文鍾（高12米，寬7米）。靠水力驅動，用機械發條調節控製，由木人按時擊鼓、搖鈴、打鍾、敲打樂器、出示時辰牌。這座時鍾成功運行了36年，隨後被攻占汴梁的金人拆運至北京，運輸損傷了零件，勉強繼續運轉了幾年便遭廢棄。南宋曾想複製，但無論是保存蘇頌著作《新儀象法要》的兒子，還是秦檜、朱熹等人都無法搞懂原理。以後，這項技術失傳。中國又回到了日晷、滴漏的原始時代。野蠻毀滅文明，在中國曆史上發生多次，影響深遠，至今飽受其害。

在日內瓦西郊，有一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在其科學與創新地球館外，有一個不鏽鋼螺旋圈，上麵刻著世界各國對科學技術發展的貢獻記錄，中國止步於1054年。這肯定不是準確的，至少我們知道蘇頌的發明完成於1090年，但我還是深感羞愧。沒有科學技術的創新，沒有思想理論的突破，沒有全新規則的製訂，談何文明！追隨別人不是不可以，緊跟不掉隊，也能搭車進入文明世界。但是我們一方麵陳規陋習不改，另一方麵又盲目模仿，結果，傾國力建造的城市可以叫“小巴黎”“小威尼斯”“小紐約”或中西合璧夾雜洋名的什麽地方，就是不像中國。對比德國人在二戰後的廢墟上不建全新城市，一心複原十八十九世紀風格的舊貌，而在科技創新上一直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真是無顏以對！

八

盧梭與伏爾泰、孟德斯鳩是“法蘭西啟蒙運動三劍客”，也是法、美革命的精神導師。用歌德的話說，盧梭是“開創一個新時代”的巨人。

盧梭1712年6月28日出生於日內瓦老城市政廳附近的格朗街40號。僅僅十天，眼睛還沒完全睜開，母親便撒手人寰。10歲時父親被迫離開日內瓦，16歲時他也無奈遠走他鄉。他沒有受過係統教育，一生喜愛旅行，酷愛大自然。有人說自然是他最好的老師。他的筆下時時流露瑞士風光的痕跡，特別是日內瓦的影子，也許這是他為什麽在簽名時要注明“日內瓦公民”的原因。盧梭的幼年不幸，似乎並未影響他的智力開發。按照他的教育理論，“在兒童時期沒有養成思想的習慣，將使其一生都沒有思想的能力”，他的幼年一定也是勤於思考的早慧孩子。中國教育在兒童時代重視的不是開啟智力，而是循規蹈矩的服從習慣，若盧梭點評，一定要痛斥這種摧殘兒童的非文明方式，把這列為人類的罪惡之一！

在日內瓦，我感覺瑞士似乎不太重視盧梭，相當低調（也許在瑞士人眼裏人都是平等的，不需要刻意突出宣傳誰，膜拜誰，如果這樣，另當別論）。其出生故居原來是可供參觀的，現處於關閉狀態。整條街幾無行人。問附近居民，有說不知道怎麽回事，也有說可能要整修，重開至少要兩年後。想到歐洲和瑞士建教堂的速度，我不知今生是否還有緣瞻仰一回。

盧梭一生得意的時候不多，晚年患偏執狂症，窮困潦倒中，先遭馬車撞翻，再被狗咬踐踏而亡。令人唏噓不已。死後13年，法國國民公會決議，給盧梭立銅像，並金字題詞“自由的奠基人”。1794年獲得以“國家英雄”身份葬於巴黎先賢祠的榮譽。這遲來的榮譽是盧梭渴望的嗎？按照他的思想，會堅決反對權力主宰科學、文學和藝術。不用多說，其中應當包括反對加之意識形態的迫害，那麽同時是否也不會承認權力對其思想的褒獎呢？

沒有思想，那是行屍走肉。有了思想才是真正的人。思想是自由的，但其產生與行世每每阻礙重重，新思想的創造，是嘔心瀝血的智慧結晶，是文明的推手與標誌。一切扼殺、摧殘、封鎖思想的做法與規定，都是與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蠻獸行，即使得逞一時，但肯定會遭到曆史的唾棄。

九

瑞士的教育科研水平全球領先。自1901年至今，共獲24個諾貝爾獎，人均最多。有人統計，在所有領域的諾獎中，有113人與瑞士有關聯，其中蘇黎世大學就有21人，足以讓學子爭往、國民用巨資打造的清華北大剖腹謝罪好幾回了。據世界大學學術排名（2012年），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在數學與自然科學領域居第8名，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在技術計算機科學領域為第18名。

盧梭也許不領瑞士教育的情，但另一位泰鬥級科學巨匠愛因斯坦則是瑞士大學培養出來的，其母校就是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愛因斯坦15歲放棄德國籍，17歲考入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師範係數理科學習物理。由於他側重於獨立思考，並不以記憶知識為目的，所以畢業時的成績在全班五名學生中排名第四，而倒數第一被留級的是其未婚妻米列娃。畢業後，他獲得瑞士國籍。在伯爾尼瑞士專利局作技術員時，他仍然利用業餘時間繼續開展喜愛的科研活動，與幾位誌同道合的朋友就科學與哲學問題組成學習討論小組，他稱這是“奧林匹亞學院”。在此期間，他還在蘇黎世大學攻讀博士。1905年獲得學位。

1905年，被人稱為“愛因斯坦奇跡年”。在這一年裏，愛因斯坦26歲，還是毛頭小夥，但科研成果卻是按月的速度呈井噴狀展示給世界的，令人目不暇接。我不懂那些高深莫測的理論物理問題，也不想重複人盡皆知的科研成就，隻想指出1903至1905年間，他和妻兒就住在伯爾尼老城克拉姆街49號，一套一室一廳沒有廚房、廁所的公寓裏。想到著名的狹義相對論誕生於此，能不肅然起敬嗎？

毫無疑問，愛因斯坦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否則便不會反對使用原子彈。做為曾經飽受欺淩迫害的猶太族群的一員，他本能地同情弱小。同樣無需諱言，被歐洲文明氛圍熏陶的愛因斯坦對東方民族印象不佳，我不想說有歧視之嫌，且算作對東方民族的失望吧。

1922年，獲諾貝爾獎後，與妻子到遠東和中東進行了長達半年的旅遊，寫下一本日記，記錄了他對香港、新加坡、中國、日本、印度、巴勒斯坦等地的印象。翻看這本日記，對中國人來說，不是輕鬆愉悅的閱讀體驗，時不時會感到針紮般的刺痛。先不要急於反駁，且看看是否事實。如果屬實，那需要與文明比較一下，知道我們差在哪裏。

在香港，愛因斯坦引用葡萄牙語教師的話：“沒法兒培訓中國人進行邏輯思考，他們特別沒有數學天賦。”對此，大概他是讚同的。前一句不用辯解，現代學術界基本承認中國人自古習慣形象思維，與西方人比，對邏輯思維相對陌生。後一句可能多數人要嚷嚷，“我們有祖衝之、我們有華羅庚、陳景潤！”找本世界科學文化史年表，自近代開始，從三次方程式的解法、對數表、幾何、微積分、概率論、群論到函數，哪一項是中國人開創的？自宋以來，有沒有集科學家、數學家和哲學家於一身的大師？也許葡萄牙人沒資格評論，但物理學家兼哲學家的愛因斯坦一開口我們不能不給予充分尊重。

愛因斯坦認為當時中國的女性毫無魅力，不解中國男人怎麽會著迷，而且生了那麽多孩子。我想老照片會證明，毋庸多言。不過他可能想不到，今天的中國女子變化之大，刮兩回眼睛怕是不夠用的。

在上海，街上“擠滿了行人”“空氣中永遠彌漫著各種惡臭”。我們從小久居鮑魚之肆，很多時候聞不到，不覺其臭。而歐洲人，很難不敏感，更難忍受。愛因斯坦感歎“就連那些淪落到像馬一樣工作的人，似乎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痛苦。特別像畜群的民族”，“他們往往更像機器人，而不像人”。（無語）

在中國各地，他看到的盡是“勤勞、肮髒、遲鈍的人”。衛生的習慣，國人至今也沒有完全自覺建立起來。別說國內，在美國看到頭發淩亂，飄散薰人溢脂味道的亞洲男人，十有八九都是同胞。

“中國人吃飯時不坐在長凳上，而是像歐洲人在茂密的樹林裏大小便時那樣蹲著。一切都安靜肅穆，連孩子也無精打采，看起來很遲鈍。”我要忍不住說：大師真夠損的！但又不得不承認，這是北方陝甘晉魯豫一帶的標準姿勢。愛先生幾次說到的“遲鈍”，那時的國內知識人也有同感，比如魯迅。大多數國人至今也是精於私事，鈍於國事（當然，這是統治者希望的狀態）。

愛因斯坦有一種不祥預感：“如果中國人取代所有其他種族，那就太遺憾了。對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光是這樣想想，就覺得特別沮喪。”由此再看當今歐美對中國的態度，大概會多少理解成見是如何形成的。

愛氏並非對所有亞洲人抱有負麵看法，他對日本則評價很高：“日本人樸實、得體，總的來說很有吸引力”。“這裏的人有著其他地方的人所沒有的純淨靈魂，這個國家值得喜愛和欽佩。”別說現在許多到過日本的中國人也會覺得這個國家文明程度明顯高於中國，就是甲午慘敗後，懷著民族仇恨來到日本求學的前輩們，也都是一下輪船便從心理上認輸了。在剛剛結束的世界杯足球賽事後，日本球迷自動打掃座位附近的垃圾，給全球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國人呢？

文明，不是吹噓文化成就便可以建立的，也不是靠自上而下灌輸能達到的。還是孔夫子老人家說的：“克己複禮”，切中要害。當然，這個“禮”不是舊有的“君君、臣臣”等級製的禮，而是在民主自由和平的條件下形成的符合現代文明的規矩和習慣。當大多數國人（首先是統治者）都能自覺地習慣地遵循禮規，才能讓世界看到一個優雅、大方、得體、熱情的中國形象。那時，恐怕正直的人都會真心尊重中國與中國人。

我喜歡瑞士，希望未來中國的山水天空出現瑞士的投影，真正用文明撐起中國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