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四
公共電車無聲地掠過日內瓦街頭，靜謐的街角，一個候車亭的長椅上坐著一位老年婦女。我隻是餘光一瞥便立刻癡迷了：垂肩白發一絲不苟，略顯蓬鬆；身穿米黃色短風衣，不胖不瘦，腰板挺得筆直，微微側身，臂彎挎著淺黃小皮包，兩手交疊手心向下放置腿上，修長的小腿裹著絲襪，並攏著略偏向左邊，由於一閃而過，沒有看見穿什麽鞋，但在明媚陽光照耀下，白皙的麵龐，平視的目光，安祥的神態，透著聖潔，狀極優雅。她不像等車，倒像是在會客廳中傾聽談話，周圍並無人行走站立，完全可以放鬆些，不必保持晚宴禮賓儀態，但是她絕無作秀給人看的意思，可能出於習慣，呈現出本能的自然狀態，就在我可視的短時間內始終一動不動毫不改變，像一尊希臘羅馬雕像。這個形象深深打動了我，刻在心上，循環回放，反複品味，久久不能忘懷，這就是文明的魅力。瑞士人不可能都是這樣，但我相信其比例會較亞洲和美國高些。美國人在這方麵很少約束自己，即使在辦公室，常見的坐姿也是半躺靠背椅上，雙腳交叉翹到桌子上。國人就更別提了，大庭廣眾之下半蹲全蹲功夫了得，是地球人都熟悉得不要不要的姿勢。
日內瓦，清晨，太陽還沒有從樓群背後顯露光芒，隻有我和太太在公共汽車站等車。一個衣著、神態都很正常的年輕白人小夥子走過候車亭，看了我們一眼，立刻露出友善的笑容，用生硬的英語問我們是不是中國人，然後近前主動表演起武術動作，嘴裏一個勁問，動作對嗎？演到激情處，甚至貼身與我比劃。我有點奇怪，覺得小夥子熱情得過分。小夥子大概覺察出我的情緒，轉身準備走開。剛走了兩三步，又回頭問我們是中國什麽地方人。他露出了更加燦爛的笑容，上來與我擁抱，再次演示起他學到的“中國功夫”。突然，一位走向車站的瘦弱黑人小夥大聲叫起來，他表情激憤，用法語斥責白人小夥。後者翻著白眼，悻悻地塞給我一件東西，轉身離開。我一看，竟是我的手機！我靠，這家夥是小偷！我說怎麽行為古怪。隻是看他笑臉殷勤，生怕冷了一顆渴望友好的心。我在與他接觸中也曾閃過一絲懷疑，但最壞的估計就是個同性戀之類，所以沒有做出婉拒或防範的表示，結果著了賊道。對他怎樣從緊繃身上的牛仔褲兜裏把手機偷出來，我居然毫無感覺。也是昏了頭，怎麽就把老祖宗的“無事殷勤，非奸即盜”的教訓忘在腦後了！我敬佩黑人小夥的正義勇敢，也感慨於小偷的淡定從容。如果是國人竊賊，一定拔腿就跑，追得急了，可能會把手機狠狠摔在地上。得不到，誰也別想好！而美國很少小偷，大多是持械硬搶，不舍財，那就給你身上添倆窟窿。一對比，似乎這裏的小偷也披上了一層文明的色彩。因為黑人小夥出現，整個盜竊過程就像是一次無傷大雅的玩笑。我們謝過黑人小夥，小夥說，那是中東難民。我看著模樣像東歐人。一位久居日內瓦的朋友告訴我，以前，日內瓦的治安非常好。近些年東歐人來得較多，偷盜時有發生。好在他們在作案時，隻求財，不傷人。瑞士的法律製不了，警察逮住後，隻能禮送出境。由於歐盟國家邊界開放，這些人不久又可以重返，所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些小偷喜歡找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下手。在旅遊熱門景點蒙楚的西庸古堡有一塊寫著漢字“小心扒手”的牌子，足見小偷的厲害。人說，瑞士還好，法國和意大利更為嚴峻。
五
與周邊爆發過大革命的法國、產生納粹的德國和湧現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相比，瑞士人平和多了，他們沒有征服世界的興趣，沒有熱血沸騰的情懷，能夠在群山環抱的平靜湖濱悠閑度日，是最大幸福。有人說，瑞士人信奉“休息是最重要的權利”。有什麽樣的國民就有什麽樣的國家，瑞士人不爭的國民性是其國實行“中立”國策的基礎。雖說瑞士人在一戰二戰中並非完美遵守中立，但他們能夠檢討自己，承認錯誤。
也許隻有這樣的國家，才能誕生讓·亨利·杜南這樣的人物。他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遵循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信條，對無論什麽人都一視同仁。父親積極幫助孤兒和被釋放的罪犯，母親則為病人和窮人提供服務。杜南青少年時，學業不佳，但他繼承了父母好善樂施、扶困濟貧的品質，當他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殘酷和弱勢群體悲慘的無助困境，便開始設想並積極促成中立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創立（1863年），次年發布的《日內瓦公約》也以其思想為藍本。這部公約以後被不斷修訂完善，成為戰爭中救助傷病員、保護俘虜、平民的護身符，它使人道主義得以發揚光大，提升了人類的文明水準。杜南終身未婚，半生貧困。死後，骨灰埋在蘇黎世，墓碑無字，隻有一幅大理石浮雕：一個救護者跪在一位垂死人之旁，喂他救命的甘泉。三十八年後，國際紅十字會把杜南的生日5月8日定為“世界紅十字日”。瑞士引以為驕傲的是，紅十字會的旗幟是瑞士國旗的顏色反轉。看到紅十字會旗，不但讓人感受到人道主義的溫度，還能想起“紅十字會之父”的祖國。
六
法國和意大利的教堂大多裝飾豪華，內部金碧輝煌，外部雕刻精美。你可以誇充滿藝術氣息，也可以說散發著奢靡腐朽味道。
瑞士的教堂建造起來也是頗費時日，很多都耗時百年以上，如伯爾尼大教堂用了一個世紀、洛迦諾的聖法蘭西教堂建了二百多年，但是走進去就會被其簡樸的風格震驚了：幾乎沒有大片的壁畫，驚豔的雕刻，炫目的金銀裝飾。
日內瓦的聖皮埃爾大教堂是在羅馬教堂的基礎上用近百年的時間建立的。早年羅馬教堂的豪華馬賽克彩色地麵仍然殘留在教堂地基下的遺址中，
而聖皮埃爾教堂內部一反舊傳統，不再靠整容，改為素麵示人。也許正是這種簡樸符合新教的主張，所以三百年後，新教的領軍人物約翰·加爾文把這裏作為宣傳基地，反對奢靡腐敗的羅馬教會，贏得了紛紛逃離宗教迫害從歐洲其他地區跑到日內瓦的難民的支持，那時聖皮埃爾大教堂氣勢如虹，與羅馬教廷形成分庭抗禮的局麵。
聖皮埃爾教堂至今保存著加爾文傳教時坐過的椅子，擺放在前麵講壇左邊石柱旁，很不起眼。多數遊客路過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到，或者看到了也不屑一顧，它實在太普通，甚至在一些人看來頗為寒酸。然而，曾經坐在上麵的加爾文在16世紀宗教改革的浪潮中，成為與德國的路德、蘇黎世的茨溫利並列的領袖。
一般的遊客應該會更加喜歡觀賞法、意、西班牙等地的教堂，裝飾考究，更有看頭。然而外表的華麗怎能敵過內在的豐沛精神？我對新教一直懷著深深的敬意，正是逃到北美的新教徒們創立了一個偉大的民主自由國家。如果你熟悉美國的教堂，一定會發現跟瑞士教堂的相似處，那是新教精神的傳承。
瑞士新教的另一個人物，日內瓦聖維克多修道院長佛朗索瓦·博尼瓦，因支持地方獨立，被薩沃伊公爵逮捕，關在蒙楚的西庸古堡地下監獄。
在六年的監禁中，親眼目睹了親人慘死身邊。後世英國詩人拜倫參觀後，感慨係之，創作了著名的《西庸囚徒》長詩，憤怒抨擊了殘暴的封建專製，歌頌了博尼瓦“麵對迫害狂反而傲岸”的堅強不屈。鐵鏈捆綁的傷痕伴隨了博尼瓦的一生，詩人帶給西庸古堡的旅遊熱也持續百年，但是有多少人能真正體會到博尼瓦的痛苦，感受到他信仰的力量與意誌的堅強？
西方看重“憤怒出詩人”（古羅馬詩人尤維利斯語），拜倫的《西庸囚徒》是其代表之一，它果然也是首先感動了西方人，刺激了旅遊。而中國人則是憂傷哀怨出詩人，《離騷》是其代表之一。清代趙翼“國家不幸詩家幸”也不是強調憤怒，還是挽歌悲曲，激烈點的也是含蓄暗諷。現在又把詩歌浪漫化，和遠方連在一起，成為年輕人的理想之一。這是文化的差別，還是文明的不同？我不是說詩必須表達憤怒，但沒有憤怒，詩家的靈魂就死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