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
這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流行的一首兒歌。半個多世紀過去，仍然能從中感受到一股撲麵而來的恨意。當時小孩子隻是覺得好玩，順口好記，並不知道他為什麽不是人，而是老虎喜歡的美食。更不知道被老虎吃掉的感覺，首先來自杜魯門本人，在其自傳中曾說，當羅斯福突然去世，自己順位當了總統，好像騎虎難下，隻能騎下去，“否則會被老虎吞噬”。記得我還在搖頭晃腦說唱時，已是六十年代初，美國換過兩屆總統了。好像艾森豪威爾沒有留下太多印象，以後替代這首兒歌火爆起來的是肯尼迪漫畫。那時的孩子，課餘似乎都能塗兩筆美國佬的形象：不是山姆大叔，不是肯德基老頭，也不是麥當勞小醜，而是比照報刊上肯尼迪的樣子，用極簡的前衝圓凸線條勾勒出一個囂張跋扈的“飛機頭”發式。
文革後，讀了點曆史，才知道，中國人首先應該感激杜魯門。羅斯福死後三個多月，美國在新墨西哥州試驗場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人們看到爆炸威力後的第一感覺就是：戰爭結束了。當時那些少數知情的高官和科學家們都深信，有一兩顆這玩藝，拒不投降的日本就完蛋了。無人能抗拒那毀滅一切的可怕力量。據說杜魯門簽署投彈命令時說，“把日本人幹掉！”這讓飽受日寇蹂躪的中國人聽了，無比解氣。我以為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都可以反對投放大規模殺傷武器，但美國人和中國人必須衷心擁護這次果敢的行動。否則，我們將付出遠比廣島和長崎死亡人數高得多的代價，美國承受不起，中國更不該承受。正是原子彈促使蘇聯出兵東北，形成兩麵夾擊的強大態勢，迫使日本很快停戰投降。應該說受益的不僅僅是美國和中國，還包括日本。當時，寧為玉碎，拚死一戰的國民忠貞士氣仍然在許多日本人中膨脹著，如果不是被原子彈震懾住，美軍有可能至少要搭上比攻克衝繩犧牲的近五萬人多兩三倍的生命，才能占領日本，日本人死亡的則會更多，而據麥克阿瑟估計，還要花十年才能肅清躲在山區打遊擊的反抗分子；而中國戰場那時還一點也看不到勝利的曙光，日本軍隊照舊像攆豬羊一樣追在一潰千裏的國軍後麵。
杜魯門在美國已有的四十多名總統中，聲譽傲人，根據民意和專家的評選，他的排名最好時居第五位，最差也是第七。競選時，有人甚至打出了“有了杜魯門，美國才宜人”的橫幅。當他卸任，乘火車離開華盛頓時，有五千人趕到車站送行，感動得杜魯門說，這一幕活到一百歲也忘不了。火車開動了，送行的人們戀戀不舍地唱著《往昔美好的日子》。這種場景，在美國總統的曆史上絕無僅有。
老蔣應該不喜歡杜魯門，正當他跟共產黨爭奪天下最較勁的時候，杜魯門卻停止了援助，反過來暗送秋波，期待與毛澤東建立關係，讓蔣軍士氣大跌，接連慘敗，不可收拾。好不容易韓戰提供了一個機會，老杜又前拒蔣派軍隊參戰，後讓第七艦隊橫斷海峽兩岸，嘴上說有阻止共軍進攻的作用，肚子裏也揣著防備國軍反攻刺激老毛的意圖。
共產黨恨杜魯門。雖然在朝鮮戰爭中，杜魯門否定了麥克阿瑟襲擊東北的建議，不想重創中共招來蘇聯參戰，但反對共產主義，以杜魯門主義創立冷戰格局，使中共政權遭受切膚之痛的罪名，是怎麽洗也洗不掉的。不過，現在回想起來，蘇聯痛恨杜魯門應遠在中共之上，因為，杜的冷戰政策主要是以蘇聯為敵，中國則以蘇聯的馬首是瞻，跟著起哄。這是那首兒歌產生的背景。
相比其前任小羅斯福總統，杜魯門的形象有點猥瑣。由於經濟危機和世界大戰，美國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為此不惜呼喚極權主義。諾貝爾獎得主、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曾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製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製度培養出來的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羅斯福顯然打破了這一斷言，但其繼任者給人的最初印象，“活像個鄉下佬進城”，連他的朋友們都認為他不會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不過，與羅斯福那種高高在上的威嚴氣勢截然相反，杜魯門平易近人樸實無華的風格也為他贏得了無數人的好感，以致成為連任的重要原因。
他的一些做法與民主國家總統的形象確實頗有距離。比如，看到有人對女兒的音樂會評論不佳，竟然怒不可遏，立刻發出親筆信，威脅評論者，如果相遇，“小心你的鼻梁會斷，你將要用很多鮮牛排來貼淤黑的眼睛，說不定下麵還要戴上個護身腹帶。”對戰後罷工的工人和工會，他也毫不猶豫地撕破臉，聲稱要把他們“連皮剝掉”，絞死幾個工會頭頭，甚至把罷工工人全都征召入伍作為懲罰。副國務卿艾奇遜曾指責蘇聯外交部，“處理國際關係的一條基本要求是，態度一定要粗暴無禮。”但是蘇聯人也很吃驚，杜魯門跟羅斯福不同，在和莫洛托夫討論問題時，態度強硬得令隨從擔心，莫洛托夫憤怒地說：“我有生以來，就沒有人對我如此說話”。杜魯門毫不退讓，針鋒相對：“如果你們履行（雅爾塔）協議，就沒人對你這樣說話了。”而且，杜魯門在下令全麵展開朝鮮戰爭時，事先並沒有征求過國會意見。貴為三軍統帥，就可以無視民主程序了嗎？這一點為反對派提供了一個可以利用的把柄。
杜魯門的汙點不少，雖說後來沒有證據表明他參加過三K黨的活動，但畢竟曾經繳過10美元的入會費（不久被退還）。他在家鄉的發跡，跟那裏一個聲名狼藉有黑社會背景的政治家的大力提攜不無關係，而他也從不避諱，並多次在公開場合讚揚那位朋友。
他內心充滿了矛盾，所作的決定，簽署的命令未必出自真情。眾所周知，他對推動以色列建國起了重要作用，但私下裏卻輕蔑地稱猶太人為“猶太佬”。在他的日記和信件中，經常可見帶有種族歧視的字眼，從骨子裏把黑人和中國人排除在“好人”之外。他曾說過：“我認為一個人隻要誠實正派，且並非黑人或中國人，就足以稱得上是一個好人······我想這可能是種族偏見，但我堅決主張黑人就應該待在非洲，亞洲人待在亞洲，而白人待在歐洲和美洲。”然而他卻是第一個以行政命令在軍隊中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把私刑（多用於對有色人種的肉體摧殘）列入聯邦罪行條例的總統。他一方麵看不起老小兩位羅斯福總統忽悠民眾的行為，把他們歸入騙子行列，另一方麵，在48年競選時，又繼承新政傳統，提出實行全民醫療保險，廢除針對工會的法律條文，建立其他一係列保障民權的立法措施等激進主張。口是心非，但是能夠順從理性，這是一個合格政治家的品質。
他在曆史上影響最大的作為，是開啟了冷戰之門。
任何一個國家，都會麵臨如何確保自己國家利益的問題，都會把本國利益放在優先考慮，也就是第一的位置。沒有哪個國家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利己少損人，已經是鳳毛麟角，雙贏，利益均沾，從未有過。所謂國際組織推行的共同行為準則，沒有哪個大國認真履行過。關鍵是不能霸道過分，占便宜沒夠。根據國力、傳統價值觀、他國狀況、國內各階層呼聲和統治集團上層的好惡，製訂出符合本國短期或長期發展需要的外交方針與戰略布局，並且隨著國力與世界形勢的發展而調整改變，是統治集團及智庫的主要任務之一。
美國建國之初，華盛頓製定的國策是中立主義，避免在英法爭鬥中選邊站傷及自己。他在《告別演說》中，告誡後來者：“我們的政策，乃是避免同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永久結盟。”中立主義在國際糾紛中有自保作用，但當國力衰微時，強國未必尊重弱國。它可能導向兩個結果：一、倒向大國求得依靠；二、走向孤立主義。由於地理優勢，美國在曆史上往往選擇第二條路。1807年，當英國強行製造了損害美國尊嚴的“切薩皮克”事件後，傑佛遜總統發布了封港令，借此打擊英國的航海貿易。開始禁止國內外所有船隻來往，後來由於傷及本國的商業利益，又改為，隻禁止英法兩國船隻來往，禁止與英法兩國開展商貿活動。對這種做法，雖然美國民間抗議聲不斷，傑佛遜卻始終不承認錯誤。1823年，門羅總統發表谘文，提出了門羅主義，明確地把美國的勢力範圍擴展到整個美洲，將美洲劃定為自己保護區，聲明美國不幹涉歐洲事務，歐洲也不能插足美洲。這實質上還是中立主義的延續。但是美國遏製別國向外擴張的強悍傾向也由此顯露出來，南下西進東向，都隻待借力的好風順水。
美國有兩大建築代表了兩種精神；紐約的自由女神像，與其說它是美國精神的象征，不如說它是外國送來希望美國應該具有的精神，因為，立像的時候，美國還真不具備自由的條件。聖路易斯的西進之門，這才是標準的美國精神，勇於開拓，勇於進取。
美國的西進並不以西海岸為限，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當美西戰爭結束後，美國已將自己的觸角伸向了關島和菲律賓。世界很大，門羅主義的包袱皮裹不住日益發育壯大的美國男孩了。
1901年上台的第26任總統老羅斯福，一麵繼承了門羅主義，推行“巨棒外交”，警告若有不軌國家插手美洲事務。美國有權進行軍事幹預。同時，他還突破了門羅主義的局限，出麵調節了日俄戰爭，仲裁了德法在摩洛哥的勢力劃分。他呼籲不能像中國那樣閉關鎖國，畏懼戰爭，貪圖安寧享樂。“如果我們要成為真正偉大的民族，必須竭盡全力在國際事務中起巨大的作用。”為此，美國“必須建造無疆界的力量”，防止其他民族超越美國，“贏得世界的統治權”。老羅斯福的雄心深刻影響了日後的美國，不僅總統山上他是四個雕像之一，而且美國知識界都把他看作是門戶開放新時代的開啟者。他第一次把“美國第一”的含義從內向轉為外向，消除了疆界壁壘，麵向整個世界。奧巴馬說美國不做老二，特朗普高喊美國第一，都是把美國利益放在第一位，保持美國對世界的統治權，前者更多在乎世界老大地位，後者則更多注重夯實國內基礎。
老羅斯福的理想，在一戰和二戰的推動下，以極自然的方式得以實現，都是開始堅守傳統的置身事外的中立，最後被迫轉為以救世主形象登上歐亞舞台。
二戰後，身殘誌堅的英國麵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氣勢，不得不自動把盟主寶座讓給年輕力壯的美國手上。杜魯門接受了凱南關於遏製蘇聯共產主義的觀點，認為美國作為最大最富的自由國家，必須對自由世界承擔義務。從援助希臘、土耳其開始，到批準複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推出了全麵對抗蘇聯，遏製共產主義擴張傳播，影響全球半個世紀，並最終取得勝利的杜魯門主義。
杜魯門主義宣稱“在世界曆史的現階段，幾乎每一個民族都必須在兩種生活方式之中選擇其一。這種選擇大都不是自由的選擇。一種生活方式是基於大多數人的意誌，其特點為自由製度、代議製政府、自由選舉、個人自由之保障、言論與信仰之自由，免於政治迫害。第二種生活方式基於強加於多數人頭上的少數人意誌。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壓迫、操縱下的報紙和廣播、內定的選舉和對個人自由之壓製。”在杜魯門的眼裏，蘇聯及其所控製地區的國家就是第二種極權政府。“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造成一種局勢，使我們和其他國家都能塑造出一種免於威脅的生活方式。在對德、日作戰中，這是一個基本問題，我們勝利乃是戰勝那些想把其意誌和生活方式強加在別國頭上的國家。”這是第一次把意識形態的因素作為製定外交政策的著眼點，用意識形態掩蓋了大國強權和爭奪勢力範圍的本質（在此之前，德、日也以反對共產主義為借口進攻蘇聯，但不是以意識形態作為外交的標準）。如果一口咬定杜魯門敵視共產主義，可能並不很準確。因為正如共產黨國家對共產主義理論的認識有分歧莫衷一是一樣，西方對什麽是共產主義也是一團模糊，甚至有人把一些社會改革統統歸於混沌的共產主義裏去，把羅斯福、杜魯門都說成是共產主義的信徒或幫凶。現在看杜魯門主義，至少有兩大缺陷，首先它沒有考慮兩種之外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方式。非此即彼，過於簡單，因而對抗性也更強。其次在指責蘇聯強加於人的同時，自己也在犯同一個毛病，如不順從，斬首顛覆，無所不用其極。
蘇聯及其盟國（包括中國）對杜魯門主義深惡痛絕在情理之中。認為是美國對蘇聯的嚴重威脅，是對蘇聯等國內政的粗暴幹涉。
美國右翼政客也對杜魯門不滿，認為他對共產極權過於軟弱，以致失了中國，丟了核壟斷地位，在朝鮮輸了麵子，這是不忠於美國利益的表現。他們把杜魯門稱為白宮的那個“豬玀”，白宮那個把我們出賣給左翼和聯合國的“猶大”，有人說，杜魯門是受蘇聯間諜指揮的秘密小圈子的人，罵他是“狗崽子”，共和黨還開會討論了彈劾杜魯門的問題。可以說，老杜兩邊不討好，繼任的艾森豪威爾就是以競選口號“朝鮮、共產主義、貪汙”贏得了選票。除了貪汙與老杜沒有直接關係外，其他兩條，杜魯門真是有口難辯。
為了維持同盟國及隨從國的國際安全，遏製共產主義蔓延，美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冷戰給美國留下的遺產是沉重的海外負擔，嚴重影響了國內經濟的發展，造成長期積壓在許多人心頭的憤懣不滿，成為特朗普再度提出貿易保護主義和美國第一的理由。
恨他也好，愛他也罷，杜魯門作為全球曾經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不是曇花一現的政客，想了解二十世紀中期的曆史絕對繞不開他。
我花一塊錢從圖書館買的獲得普立策獎的杜魯門傳記，厚厚一大本，放了兩年都沒時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