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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北大、清華、燕京等大學撤到湖南暫棲身。有兩個學生決定輟學去延安，在歡送會上，教授們也相繼致詞。馮友蘭讚揚了學生的勇氣，送上了祝福；錢穆卻冷麵相向，猛潑涼水，轉而嘉許留下來繼續學業的學生。會後，馮責備錢不該打擊青年學生的熱情，錢根本不買院長的賬，認為馮既鼓勵學生讀書，又讚揚輟學去延安，是模棱兩可的曖昧態度。倆人吵了起來。
在這件事上，我要站在馮先生一邊。大敵當前，國破家亡，生靈塗炭，青年人熱血沸騰，拍案而起，投筆從戎，北上抗日，理應大加讚賞。年輕時沒有血性，就和年老了依舊容易衝動一樣，都是人生缺陷。
國難當頭，錢先生不改舊式學者情懷，仍然鼓吹“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伏案埋頭讀書。你可以說，錢先生思謀長遠，在抗戰初期便想著為國家未來儲備人才，走知識救國的路子。或者說是讓青年人都改成老年性子，不溫不火，不急不躁，不勇不武，不前不後。可是人們還記得，辛亥時，錢穆也曾慷慨激昂，打算把銀元縫進衣服做甲衣去南京參加戰鬥。怎麽錢先生剛四十出頭，便失了慷慨激昂？進課堂讀書固然需要有人去做，但相比亡國之危機，畢竟有輕重緩急之別。我不會鄙視留下繼續學業的學生，但更敬重直接投身抗日的人。
今天，再看這次爭吵，有意思的是，竟然可以從中發現二人的性格、觀念與以後的發展路徑或命運。
兩種態度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家庭社會關係的影響。馮是留洋學者，親戚中共產黨烈士（孫炳文）、幹部多人，免不了耳濡目染，讚賞熱血，受不了當時“江山半壁太淒涼”（馮在長沙作的詩句）的刺激。而錢出自江浙名門，族人多為不問政治國事的讀書人，如錢默存。錢賓四自學成才，靠的就是閉門苦讀。
倆人的學問經曆，造就了不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芝生先生沒有把人分為三六九等，誰該赴前線，誰不該，而是一視同仁，誰去都鼓勵。有西方民主平等觀念的影子。錢先生不想讓青年學生直接參戰，但是總得有人吧，那麽誰去？既然惟有讀書高，讀書有知識的人是國家棟梁，於是自然落到文盲、工農身上。國家興亡的責任，不能都由“匹夫”承擔吧？這是舊文人的清高？還是“人有十等”舊觀念的孑遺？
馮先生師承杜威，沒有認定國家棟梁隻能從讀書人中產生，沒有否定實踐對提高認知的作用；錢先生則落入窠臼，咬死了課堂書本一條路，輕視其它成才與增廣才識的途徑。思維太舊，連清代顏李學派的水平也沒達到。
由此再看倆人的學術格局，馮明顯寬闊些，新式些，要創建新儒學；而錢完全是考據老套，闡釋舊學。錢的精準馮有不逮，但馮的高度錢也難企及。
馮先生不願置身事外，關注政治國事，帶給他一種與時俱進的慣性。1934年，馮友蘭出國訪蘇，回來後，作了兩場訪蘇見聞報告會。惹得當局不滿，以政治嫌疑犯罪名逮捕，很快出獄後，馮卻積極向國民黨靠攏，並加入國民黨。至於49年後及文革中的表現，有目共睹。那是時勢驅使他本性造成的結果。89年，北大教授簽名的大字報，馮老排在第一位，不僅恢複了37年的神采，還更進一步。我覺得這不能說是巨大轉變，還是自覺投身政治國事的知識人的本性，尤其是主宰馮先生自己一生的本性起的作用。
1964年，錢穆評論康有為、章太炎、胡適三人，是中國近世“時代人物”而非“傳統人物”，而他要做的是傳統人物，或者說是保守人物。他要求學生也要“以古人為標準，自能高瞻遠矚，力求精進不懈。”為此，他保留了一個傳統士文人的基本特征，隻是踱步於政治邊緣而不深入，在純學術的圈子裏兜轉了一生。
一次爭吵，竟像一麵鏡子樣，照出了人物的秉性和命運，不能不令人拍案稱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