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和X二代

中國古代是嚴格的等級社會，各種身份稱謂都有不容逾越的界限，都有特定的指向。先秦文獻中所說的“公子”，主要指諸侯的兒子，周天子的繼承人和卿大夫的兒子都不得稱“公子”。它是身份等級，與好壞善惡無關，古籍中，有氣宇軒昂的公子，風度翩翩的公子，也有飛揚跋扈欺男霸女的公子。到戰國時，由於舊貴族的衰落與士階層的上升，公子身份的含義就不再嚴格了。如著名的戰國四公子：孟嚐、平原、信陵、春申，前三位都是國君的後代，而後一位黃歇則出身於士，按老規矩，該稱士子。

自從司馬遷把四公子並列，後世便染上了毛病，動輒不吝加封“四公子”稱號。如唐德宗時，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的部將周曾和姚詹、王玢、韋清誌是個朋友圈，號稱四公子。

明代以來越發熱衷封貼“四公子”標簽：明末陳貞慧、方以智、冒辟疆、侯方域。清末譚嗣同、陳三立、丁惠康、吳保初。民國袁克文、張學良、張伯駒、溥侗（所謂清末、民國四公子分別還有不同人選，這裏隻取一種說法）。此外還有什麽國民黨四公子、台灣四公子、京城四公子等等。柳亞子也曾寫過《四令郎歌》，把蔣經國、廖承誌、邵誌剛、陳複合稱“四令郎”，四人都是國民黨元老高官的兒子，這裏的“令郎”與“公子”意思差不多。

不難看出，曆代的評選標準不盡相同：

1. 身份地位的因素，這是公子的主要含義。明末四公子中，陳貞慧，其父陳於庭是左都禦史；方以智，其父方孔炤為湖廣巡撫；侯方域，其祖父為太常寺正卿，其父曾任兵部右侍郎；冒辟疆，其先為蒙古貴族，其父冒起宗任明副使。清末四公子，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為湖北巡撫；陳三立，其父陳寶箴曾任湖北巡撫；丁惠康，是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吳保初，父親吳長慶是廣東水師提督。後世不僅統稱高官顯貴人家子弟為公子，還擴大到女兒，稱女公子。
2. 誌趣行事作風類似，如戰國四公子都注重豢養人才，手下食客上千。清末四公子都是反清義士。稱他們為公子，有敬重的意思。
3. 文化水準的因素，這是從明代以來轉移的重心，明末四公子都是有才華的文人，名重一時。清末四公子也有文采，民國四公子（張學良除外）則在文物鑒賞和詩詞書畫上造詣頗深。
4. 小團體的因素，如唐代周曾四個哥們兒。
5. 家庭富裕的因素，如本世紀初，國內媒體短期流行的“京城四公子”的稱呼，因不全是官宦人家子弟，又非文化界名人，僅因家裏做生意有錢，出手闊綽，交遊廣，所以很快又改稱“京城四少” 。聽上去有點輕浮隨意，似乎突破了宋以來話本中很少看到稱商人和地主家的子女為公子的傳統，但骨子裏仍然是嚴格的身份定位。公子和少爺不是一個等級，不可同日而語。能入公子流者，都是混跡官場或與政治聯係緊密，且地位名望較高者的子女。從公子改為少爺，是降級，重新定位。少爺雖不如公子高貴，但還是牛皮的上等人。

近年來，和被人糟蹋了的“小姐”稱謂不同，人們似乎不太願意褻瀆“公子”（不知是否與男尊女卑，女人好欺負易輕薄的觀念有關）。在各種媒體、文章與人們的閑聊中見到和聽到新發明的“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之類的稱謂。這可不僅僅是八卦好玩那麽簡單，這既和“公子”有所區別，又和“公子”一樣，是當今社會某些身份地位的標識，是對一些特殊階層圈子的劃定。其確認標準是上一代的身份地位，而且非高非富非名者無資格冠名。比如，所謂“紅二代”者，與是否堅定信仰共產主義無關，大多是指文革前副部級以上官宦子弟；“官二代”指改革開放以來升官者的子弟；“富二代”則非身家上億，難免被人譏笑名實不符。毫無疑問，世人在談論這些二代們時，包含著羨慕嫉妒恨等諸多複雜情感。

我對二代們沒有特殊興趣，倒是其稱謂及入選標準更讓人好奇。品味這些稱呼，令人感歎的是文化意味的缺失（六四四君子是個例外，但已經明確與公子劃清了界限，更多強調的是道德擔當與文化色彩），再次讓我覺得中國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精神世界的倒退或停滯。由於二代們負麵新聞多，導致名聲受損，形象欠佳，所以很容易喚醒對“公子”“衙內”“少爺”“小姐”之類的早已久遠、理應淡薄的記憶。這些稱謂的流行，既是陳腐的血統、等級一類陰魂作祟，也是現實社會中固化階層或階級的反映。

掃描身份稱謂，給人的印象是：革命一圈，又回到原點。問題還是老問題，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