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魏晉南北朝時，文人不少，能成為中華文化的標誌之一，影響千百年的人卻不多。其中對知識人熏染最厲害的要數陶淵明。中國的文脈，從漢代跳躍了無數人，落在陶淵明身上，使他成為向下傳遞的一個重要起跳點。
一千多年來，對元亮先生的評價出奇的一致，尊崇敬仰，很少受到譏諷、嘲罵、貶低，在中國彼此相輕抹黑的文壇上算是一朵永不凋謝的鮮花。先生地下有知，肯定欣慰有加。
人們對陶先生的好評，來自於其詩文的非凡感染力，恬淡的情懷與一身傲骨的人格魅力。毫無疑問，作為詩文巨星，靖節先生傾注的一腔心血，碩果累累，值得華人為他驕傲。如果結交朋友，人們一定會毫不猶豫選擇陶先生，誰會不喜歡沒有機心，透明素簡的人呢？然而是否好相與，就不敢說了。在陶淵明的眼裏，能和他做朋友的，僅僅兩個人，“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至於作為他的妻子兒女，恐怕就更加未必感覺幸福了。而他成天沉溺於精神的桃花源中，顯然沒有也不可能盡到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責任。
一個正常人，一個沒有自外人間，與社會徹底分割的人，不可能完全一意孤行，不管不顧，一門心思直衝南牆撞去，不可能沒有令之氣短的軟肋，讓他撫之慚愧，思之內疚。
陶淵明將自己置於統治集團之外，混跡等級社會下層，甚至處於社會邊緣，都是源自他深入骨髓的貴族情結。他像屈原一樣，有一個引以為自豪的源遠流長的貴族血脈。因此盡管他隻是不大的彭澤令，卻看不起前來視察工作的平民出身的郡督郵，不願意用整裝恭迎的禮儀去接待。他感歎“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表達的就是世族對寒族的傲慢態度。這是等級的成見，他的祖先是兩千石的等級，“五鬥米”在陶淵明眼裏比幾把芝麻多不了多少，丟棄了也不過少了仨瓜倆棗，餓不死。陶先生不願做官，除了不喜歡伺候上司，寄情文化精神世界外，還有忠於晉朝的原因。因為其曾祖、祖、父都在這個政權下做官。《宋書》說，其曾祖做過晉朝的宰相，所以陶淵明恥於屈身做小官。他寫的文章，在東晉“義熙”年號前，都標明晉朝年號，而自劉宋“太初”以後，光記甲子而已。還有記載說，在晉時，名淵明，劉宋時改為潛。這種做法明確表示了以晉為正統，不與劉宋合作的政治態度。在晉時，不願放低身段做屈居人下的小官，到劉宋則連朝廷都鄙視起來，更不會入夥參團了。
貴族子弟如果不願意或不精通仕途，多半會向文化方麵發展。晉代更是這樣一種典型社會：王家潛心書法，謝家寄情山水詩，而陶淵明詩文俱佳。曾經優越的家庭條件，使他得以廣泛接觸傳統文化；而家道中落，又促使他更加深刻地領悟其中精髓。細讀淵明文集，浸透了兩個字：閑、靜。這兩個字是其貴族情結和孔子、莊子思想融合之後提煉出來的，是安放其心境，釋放自我的秘訣，也是超越純粹物質享樂與謀生煩累所達到的精神境界。所謂“閑”，即有關生計的俗事，他是不做的，“家務悉委之兒仆”，幹好幹壞，他都不在乎，“未嚐有喜慍之色”。閑不單純是拒絕汲汲於名利的慵懶，更是“心遠地自偏”的心境，是遠離人間煙火，隻做自己想做喜歡做的事。悠哉遊哉，又是獨自采菊、觀山，又是與同樣情懷的“素心人”一起欣賞奇文、相析疑義。所謂“靜”，是遠離“車馬喧”的塵世和庸俗勢利卑鄙的小人，淡漠世俗功利之心，不問世事，不說世事，幽居鄉野，琴書相伴，身心融於自然。陶先生的閑靜離不開酒。酒是營造閑靜氣氛和精神的酵母與助力，而且是麻醉劑，用淵明先生的話說，“酒能祛百慮”。先生無酒不歡，離不開酒，愉悅或失意時想到的首先是酒。酒可以讓他少想煩心事，在醉意朦朧中遠離現實。
閑靜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多數視陶先生為偶像，總把“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和《歸去來賦》掛在嘴邊的人都做不到。它首先需要物質保障，不缺乏起碼的生活資料，但又不至富裕（死不了活不旺的狀態最佳）；其次需要周圍的人認可與支持，或者他的意誌可以強加於他人之上；最後他本人有足夠的精神力量堅守不動搖。這些，他老人家都不缺，尤其是最後一項。經濟方麵，他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雖然有時年景不好收獲較少，“夏日常抱饑，寒夜無被眠”。甚至會食物告罄，隻能向鄰裏乞討，但多數時候缺的僅僅是酒而已。這是他敢於羞辱上司，興高采烈炒了老板魷魚，一路撒歡跑回鄉下的底氣。
閑靜是文學藝術創作的條件之一，但不是生活的條件，可能還是生活的消極或破壞性的因素。閑靜是摒棄世俗的高雅，生活恰恰充滿了世俗煩擾。為了實現理想，過上向往的生活，他不大顧及妻子兒女的感受。妻子抗爭過，在彭澤令任上，陶令為了給自己釀酒，任性發作，要把公田都種上秫穀，妻子堅持反對（估計少不了說，我嫁給你是為了穿衣吃飯，不是做三陪！），一再要求種稻子維持家計，倆人不知關上門幹了多少架，最後才作出各占一半的決定。後來，陶先生抱怨妻子不理解他，不支持他的理想，達不到傳說中春秋時楚國老萊子老婆的覺悟（“室無萊婦”）。老萊子妻是漢代劉向在《烈女傳》中樹立的“賢明”典型。老萊子是逃世的隱士，躬耕山間，生活清苦，楚王聞名前來邀請他出山參政，老萊子妻認為，吃了人家的酒肉，就得忍受人家的鞭打；做了人家的官，就得準備被斧鉞砍頭。一旦為人所製，能免除禍患嗎（她沒說出口的意思有：吃誰家飯就得保護那口鍋，擦洗得倍兒亮，也好向人炫耀，我吃的是幹淨飯）？於是，夫妻雙雙逃亡，避居他鄉，繼續過著自由自在的隱士生活。陶淵明可以不斷提升自己，卻改造不了老婆。這份苦惱，又為他浸泡酒中多了一條理由。
對五個兒子，陶先生不太管，光顧自己與朋友讀書、品文、彈琴、飲酒、旅遊，或者管教也不得法，沒有把自己的文學才能傳授給下一代（當然，才能不是遺傳的基因），孩子們在文化方麵都沒啥慧根。“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誌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淵明先生傷心失望，隻能聽其自然，隨他去吧。“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他酒杯不離手，與兒子不成材也有關係。陶先生自己過得瀟灑優雅，家事大撒手，不願過多操心。對老婆，陶先生沒有愧疚，隻有抱怨。對兒子，則不同，覺得虧欠太多。
五柳先生有一篇晚年寫給兒子的信，流傳甚廣。在這封信裏，給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他的精神世界寫照。一不留神，便誇起自己來。“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複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這種閑靜的生活狀態，羨煞多少文人墨客。但是寫信畢竟是對兒子的交待，所以有自責，對因為自己的性格和追求，與世道相悖，給兒子們造成的困苦生活“幼而饑寒”很是內疚和憂慮。“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內疚歸內疚，自己卻不可能做出任何改變，隻能寄希望於兒子們抱團相互扶助。
一個人，無論過著什麽樣的日子，隻要心甘情願，是自己設計的路線，都可以無怨無悔地忍受。可以像子路一樣穿破衣爛衫，站在一群被高級裘皮圍裹的富貴人中，依然心境坦然，氣宇軒昂，毫無自卑猥瑣之態。然而一旦結婚生子，再想繼續走下去，就不容易了。看到孩子在吃穿生活學識諸方麵均不如同伴小朋友，輸在起跑線上，還能心中波瀾不興嗎？造就叛徒最厲害的一著，就是拿老婆孩子威脅，一般人都扛不住。孩子，是正常人心中最柔軟的部分，是難以堅硬的軟肋。
五柳先生心中的這道坎也過不去，但是熟讀古書的他卻找到了一個奇葩榜樣----王霸。王霸在《後漢書·逸民傳》中有記載，在《列女傳》中有其妻的專門介紹。他是西漢末東漢初太原廣武人。誌向清高，隱居不仕。其妻與他情投意合，也不為外間花花世界所動。楚相令狐子伯是王霸的發小，兩人一直關係很好。有一次，令狐派兒子給王霸送信。其子也是郡功曹（郡守助理），車馬衣服光鮮靚麗，氣度不凡。王霸的兒子正在田間耕作，聽說家裏來了客人，就扔下鋤頭跑回來。看到令狐公子偌大氣派，頓感自卑自慚不能仰視。王霸看見，心中酸楚，麵露愧容。客人走後，王霸悶頭躺著，長久不起。妻子奇怪，問起緣由。王開始不好意思說，妻子揣度是自己哪裏做的不好，便主動道歉。王霸這才道出心中苦楚，原來他看到兒子與令狐兒子的差別，一個容光煥發，一身華服，舉止大方得體，而另一個蓬頭垢麵，滿口交錯的犬牙，不識禮數，見客不知所措，自覺矮人一頭。父子情深，心裏不是滋味，悵然若失。妻子說，你一直修養清高節操，不屑於榮譽地位，令狐子伯的富貴與你的誌向比較哪個更高呢？怎麽能忘了宿誌而為子女慚愧呢？王霸立刻起身笑著說，你說的對呀！於是和老婆堅持終身隱遁。
這段王霸夫妻同心的故事，讓陶先生十分感慨，即便老婆跟自己想法各異，也要像王霸一樣堅持理想，子女的事情就不用介懷了吧。“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做了羲皇上人，便做不得國民好老公好父親。如果陶先生顧及了妻子兒子的處境，轉身重新投入官場，放棄閑靜，否定桃花源，還會是五柳先生嗎？還能寫出那些雋永飄逸瀟灑的詩文嗎？人生兩難，老人家在臨死前，真的徹底釋懷，沒有遺憾內疚了嗎？
家國不幸詩家幸，我們在慶幸中華文化有陶淵明這樣一位增光添彩的偉大作家時，應該怎樣麵對其兩個妻子和五個不幸的兒子呢？如果感謝他們困苦的生活是成就陶先生的偉大犧牲，是對他們的恭敬，還是揶揄？是我們對陶先生的熱愛，還是對其妻子兒女的無情？
老人家可以說：“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我，“欲辯已忘言”。
“富貴不淫貧賤樂 男兒到此是豪雄”！
好丈夫、好父親多了去了，陶淵明古往今來隻有一個。
你不能用凡夫俗子作標尺來度量大英雄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