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居番邦，做化外之民日久，對神州提倡的一些東西，總有些隔膜。雖然不敢妄議，卻難免生出意見。
比如有人推崇的“大國工匠精神”，我就頗不以為然。首先冠以“大國”便有妄自尊大之嫌，難道隻有大國的工匠才正經，小國的都是混混兒？把個“工匠精神”分為大國、小國，猶如說貴族才有範兒，平民光剩賤相了。
其次片麵誇大了“工匠精神”，不提曆史上“工匠”的保守、狹隘、封閉等痼疾，僅僅把它解釋成愛心、安心、精心、細心、耐心、恒心滋養支撐的產物，是主動做事、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也許有不少人會認同，但是與墨子相爭處於下風，禁不住妒才而生殺機的公輸般（魯班）恐怕不好意思領取這個獎杯，創作《摩登時代》的卓別林更是肯定以標準的機械抽筋動作大搖其頭。內裏蔑視藍領的地位，驟然變臉大捧，是真情讚美，還是有心忽悠呢？
在早期古代典籍中，工和匠是兩個概念，工是泛指從事各種手工業操持工具進行製作的人，因此可以說“百工”；匠則是特指木工。二者共同之處在於都是按照一定規矩程式幹活的，他們的字形本身就表明了這點：工是規矩的形狀，匠的外框也是，斧子限於規矩中，即依規而作的人。在這一點上，二者又可通用。可見，二者的本義不包括主動性、創造性，隻有嚴謹性或遵規循矩的服從被動性。《墨子·法儀》說，百工“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懸），衡以水（原脫，依《考工記》補）。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孟子說，離婁的眼睛再好，公輸般的手再巧，不用規矩也畫不出方圓。他甚至把“工不信度”算作國將滅亡的征兆之一。早期的工匠，如商周時，實行“工商食官製”，工匠們由政府統一管理（包括食宿），隻能按政府規定做。自主性、創造性根本談不上。
工匠作為社會分工，不是由精神催生的，除了社會生產發展的需要，還是實踐經驗的產物。工匠的職能決定了他們需要感性經驗的反複實踐與體會，其優勢在動手能力，而不是理論抽象能力。差的工匠“寧信度，不自信”；好工匠則在度允許的範圍內，熟能生巧，善於發揮巧勁。高明的工匠就像精擅解牛的庖丁，有長期積累的經驗，所以能在技術上獨領風騷。然而工匠不論古今，都不是精神文化的創造者，不掌握話語權與文字概括技能。他們的技術經驗運用起來能夠得心應手，可以口耳相傳，手把手教，卻常常苦惱於《莊子》所說的高級工匠“輪扁”那樣的感受，對技術的精妙處，很難準確說出來，無法傳授給兒子，兒子也領悟不了。許多古代工匠所做的發明（如公輸般製作能飛三天的木鳶技術）沒有流傳下來，除了保密、排斥奇巧等原因，與此也不無關係。技術經驗與藝術才能或表現力類似，可以按程式複製，但神韻無法代代相傳。所以鑒定不同時代和不同工匠的產品，行家可以“望氣而定”。工匠中的優秀者是有資格傳承技術的師傅，其水平超過普通工匠。在古代，比工匠更高層次的是工師，他監督、指導、管理著工匠，熟知顧客的喜好，善於迎合鑽研，揣摩“上意”，創意往往由這類人發明，工匠隻是提供技術支持。如古代傳說“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就不是尋常工匠，而是有頭有臉的上層人物，是他們提出了設計或改進的想法，並非具體製作。清代景德鎮著名的“郎窯”“年窯”“唐窯”等都是以主持官吏的姓命名，他們也確實做出了獨特貢獻，眾譽所歸，不是冒名的。一般來講，不能把工匠和大師混為一談，二者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概念，就像教書匠和學術大師不在一個層次。一個“匠” 字，突出的是不逾矩和經驗的豐富。工匠是技術人才，優點在技術；大師是創造人才，長處在開發、開拓。要求工匠全麵提高素質，具有創造性，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大多數木匠成不了魯班，多數工人也成不了巧垂，就像朗朗成不了莫紮特，教書匠成不了孔子一樣。
工匠的嚴謹是從規矩中產生的。除了工具和製作的尺寸、角度、大小、高低、寬窄等的程式定數，還有法律限定的要求。墨子出身手工業者，從不像孔先生那樣漠視百工。但是他曾用百工不管巧與不巧都必須遵循規矩法度來說明，天下諸事，不可無法。無法而能把事辦好的，“無有也”。春秋戰國時，有一項著名的規定：工匠必須在所做器物上刻寫自己的名字（物勒工名），以備質量檢查追究責任。秦法中《工律》《金布律》《司空律》《均工律》《工人程》等都是對手工業管理和監督的規定，觸犯法律者將受到懲罰。出土器物上多刻著從“相邦（或丞相、郡守）”“工師”“丞”到“工”各級責任人的名字。有些“工”的身份還是刑徒（如“隸臣”，刑期一年），可能就是因被問責定罪的。
提到“工匠精神”，我的腦子裏立刻展現出匈奴人製造優質精美產品的背景：五胡十六國時，大夏國的建築與鑄造及兵器製造業領先群雄。首都統萬城城牆的夯土經過1500多年的風吹日曬雨淋雪摧，至今堅硬如水泥。而其所造兵器“精銳尤甚”，其中百煉鋼刀“大夏龍雀”，“世甚珍之”，其它所造“器物莫不精麗”（世存不多的大夏文物也可證明，如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大夏紀年石馬及“大夏真興”錢幣）。如果有人因此稱讚大夏工匠極具“工匠精神”，那可是自家厚顏找罵！事實上無恥文人胡義周作的《統萬城賦》就曾把統萬城的營建和周文王建“靈台”百姓積極踴躍自動出力，相提並論。但是，曆史明確記載了大夏國建築與器物高質量的秘密。匈奴人赫連勃勃長相不俗，“性辯慧，美風儀”，和他作為曆史上有名的暴君名聲判若兩人。他重用救命恩人叱幹阿利為“將作大匠”（相當於現代的生產建設部長），主持營建統萬城和其他製造業。阿利做事喜歡做到極致，但跟主子在“凶虐”上有一拚，“殘忍刻暴”。築城牆時，每每親自監督檢查，如果錐子刺入一寸，就把做工者殺掉並築進城牆。監製兵器，每次查驗，必有死者。比如“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在他手下殺死的工匠達數千人。如此嚴苛的問責定罪製度，後世多有仿效。朱元璋建南京城，也是發現質量不合格者，便把築城人築進城牆。凡皇家定製器物，如不符要求，製作者會得到怎樣的下場，用不著多說了。甚至到改革開放前，中央下達的帶有“政治任務”性質的生產計劃，出現紕漏，責任人也難免以反革命的罪名鋃鐺入獄。在這種情況下，工匠們敢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嗎？曆史上的精品、優質品大多是這樣產生的。
自覺的“工匠精神”不是沒有，它發生在私家企業中對所製造的產品興趣濃厚的人身上，因喜歡而精益求精，不斷鑽研，不斷創新。而多數人是迫於形勢，迫於生活，不得不竭力維持挽救岌岌可危的命運。人們抱怨現在製造的東西質量與古代精品不可同日而語，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問責定罪的法律造成的壓迫感、危機感沒有了，而不是什麽“工匠精神”缺失了。
一講精神，也和道德一樣，由上而下的灌輸培養，往往失敗。而由法律法規約束，會收到日久便自然習慣的效果。墨子明白這個道理，知道君子的光環不如規矩好使，所以看不上儒家的說教。現代人的見識還比不上墨老先生嗎？如果精神和法製同時抓，不光來虛的，耍嘴皮子功夫，產品質量，市場風氣都會大大好轉吧。
也許是曆史垃圾散播的遺傳病，我一聽到什麽精神，總會疑心生暗鬼。雷鋒精神，好不好？好！如果人人都像他那樣全心全意熱情幫助別人，怎麽會不好？但是上峰的意思是要重點學習聽話和鐵心跟我走，做我的兵，為發動文革鋪平道路。什麽是我的兵？五六十年代的兒歌不騙人，說了實話：誰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大屁崩！曆次運動不知崩掉多少！ “工匠精神”最本質的東西是按規矩辦事，這也沒什麽不好，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嘛。但我怕說著說著，又成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