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先秦文獻和司馬遷的記載，留給我們一個相當頑固的印象：陝北在戰國以前，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不毛之地，屬於飲食衣服與中原華夏人不同，語言不通的戎狄人的地盤，那裏沒有城郭和農耕經濟，沒有文字，而且曾經在此居住的各族裔分支很多，飄忽不定。
世界上，一個普遍的現象：較早發達的地區，如今往往淪落為沙漠荒原。考古調查與初步發掘證明，陝北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或者說仰韶與龍山文化時期，分布著密度相當大的人類居住遺存點，僅榆林地區就達三千多處，與石峁同期的石築城就有幾十座。這是否說明當時的自然環境遠遠好過今天？或者另有原因？有什麽必要（政治、經濟、軍事等原因）在這裏構築一座超大城市？
在石峁遺址，我總會聯想起美洲。北、中、南美洲各自擁有獨立的中心，奇怪的是，許多中心並不在自然條件優越的地方，博尼托印地安人“集體宿舍”或公寓式建築建在沙漠戈壁，瑪雅的一些城市周圍水源奇缺，南美的古代遺址大多分布於靠近西海岸的沙漠和高原。古代美洲居民是如何選擇“風水寶地”，在我看來，很難理解。這是否和陝北的情況有些類似？
石峁古城的設計和工程技術水平，和一百多年前人們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時得到的感覺是一樣的：已經十分成熟，絕非草創初學。眼望平展規整的工程質量，每個人都會強烈認識到，以往大大低估了陝北古代文明，其中包含了對戎狄文化的低估。低估，才會對新發現吃驚；嚴重低估，才會大吃一驚！
類似的情景曾經出現在南美秘魯的蘇培河穀。那裏也有今人看來當時無法承受的巨量人力物力所修建的史前超級城市，其中略早於石峁遺址的卡勞爾遺址（約4600年）有150英畝（約0·6平方公裏），分布著幾座金字塔和祭壇、房屋等石頭建築，其中最大的金字塔長約150米，寬約130米，高約18米。這座城市沒有城牆，主要功能集中在宗教祭祀上，至今沒有發現戰爭和殘害人類的有關遺跡，如武器、殺人祭祀和斷殘肢體等。那些血腥的遺跡似乎要遲到幾百年，在謝欽遺址距今3000多年的巨石圍牆上，出現了手握砍刀的武士和被肢解的各種人體器官。而且，眾所周知，南美沒有文字，隻有原始的結繩記事。但是卡勞爾遺址展現出來的設計、組織、施工的能力和水平，徹底顛覆了人們對南美曆史的認識。沒有文字照樣可以創造相當高度的文明。
與良渚、陶寺等史前較大遺址比較，石峁遺址自有鮮明的特點：其地遠離傳統認知的中原文化區，處於歐亞草原與黃土高原、農耕與遊牧和考古學家卜工先生所說彩陶與瑞玉的結合部，掙紮於巫術向禮儀的過渡期，同時兼具不同文化的因素，比如玉器及石雕人像，既有中原的影響，也有草原的影子。這一點和考古發現的四千多年前各地普遍出現南北文化交互滲透，以及古代史書記載的從黃帝到堯舜時的民族大融合同步。如堯時流放“四凶”於四方，用驅逐出聯盟核心到落後地區下放的方法懲罰他們，實際上也是把中原文化傳播到了四方，會讓當地出現文化滲透融合的現象。這和上世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把城市文化習俗帶到農村去有點像。古代，尤其是西周以前，華夷界限沒有那麽分明，三代的先祖身上都有戎狄的烙印，攤上事情首先要“自竄”戎狄。其實質應該是投親靠友（像春秋時晉國重耳一樣），古公亶父受戎狄壓迫，那也是親戚之間的糾紛。自春秋以來，才特別強調華夷之別。石峁更多顯示出一種混合交融的關係，光是超大城市就已突破血緣束縛，絕非單一的血緣集團，甚至有可能不再囿於單一的部族。而且，石峁看似固守一隅，但實際上對外有著全方位的聯係與交往。目前已知，石峁城牆壁畫的一種顏料來自大海，而玉器原料則來自四麵八方。
知青帶去的城市風俗習慣與飲食衣著風格，農民們會模仿學習，但不可能徹底改變當地的舊傳統。古代的文化影響也是這樣，所以，石峁一方麵顯示出具有不同文化因素，另一方麵仍帶著它自己的與眾不同的風格。比如它的建築方式與技術和中原居主流的“築土構木”傳統完全兩樣，而且將其延續到商代。山、陝黃河兩岸都有一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商代遺址，如清澗李家崖城堡築城方式與石峁一脈相承，清澗辛莊遺址“一定程度上具有拉薩布達拉宮的外貌特征”，其重樓環屋建築群和室內鋪設木質地板的形式有別於中原。
這和世界其他地區呈現的文化核心相對保守獨立的狀況差不多。建築是文化核心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建築形式、風格包括材料往往有很強穩定性和獨特性，其中材料都是就地取材，隨靈感裁剪裝飾。埃及、希臘用整齊的石頭，美索不達米亞則用土坯和磚。4、5000年前，南美用不規則石頭建築起金字塔支撐的城市。石峁則采取內部亂石堆積，外部壘砌整齊石片的方法。給人的總體印象是，每個地區都是因地製宜獨立發展起來的，同時又被植入了更早文明的審美因素。
石峁的玉器可稱得上是中國史前玉器的幾大中心（紅山、良渚、石家河等）之一，顯示出社會等級以及禮儀製度與巫術的交錯運用。而玉石雕人像又為探索石峁人族屬提供了寶貴線索。從玉人頭的造型看，突出刻畫了一個鷹鉤鼻。根據石峁處於抽象（城牆壁畫是抽象幾何紋）和寫實的結合部，人像都是寫實的來看，顯然是要強調被雕者原型的特征。由人像有圓洞可推知屬於掛在身上的配飾。那麽，什麽人值得佩掛呢？按照古代一些民族的習俗，如墨西哥好勇尚武的托爾特克人有在身上懸掛敵人頭顱的嗜好。在土拉遺址的武士像腰帶上掛著人頭，依比例似雕塑的替代物，不是真的人頭。也可能是神像或部族英雄、巫師，如果這樣，則暗示了石峁人的族屬。但是這種可能性不大。若是神像，少不了華麗的裝飾。若是英雄，似乎還沒有同類例子，巫師則嫌過於樸素（可比較良渚玉器神像或巫師像）。
石峁曆年來出土了近三十件石雕人頭像和人像（半身和全身，據說遠不止這些，有些被毀，或被人買走），長相各異。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表情，史前人像多呈木呆、平靜相（北方草原石人和中原人頭像都是如此），石峁人麵則表情豐富，有沉靜的，更有驚恐和怒目圓瞪的，應該分別代表了不同含義：如沉靜的與祖先有關，驚恐的與敵人有關，威武的或與祖先或與神靈或與本集團英雄有關。可惜大多已不知確切安放位置。
考古人員在東門倒塌牆體亂石中發現一個石雕人頭像，桀驁不馴的神情，頗耐人尋味。假若把他說成是城市的保護神，那可以說是威嚴（門神曆史久遠，《山海經》記東海度索山“東北有門，名曰鬼門，萬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神荼，一名鬱壘，主閱領萬鬼。”石峁也是東門，若是門神，應有兩個）；假如看成是長久示眾懸掛的敵酋首級，則又能說成英勇不屈。按石峁人像的寫實傳統，我覺得後一種可能性更大。如果以後在其它城門附近都能發現類似的人頭像，大概更可說明這一點。（順便說一下，玉雕人頭像和石雕人頭像在雕刻技術上有一定距離，不像是相同工匠或年代的產物）
東門是石峁遺址考古發掘最清晰的部分，這裏包含了後世城牆的基本要素，它能激發許多聯想。古代曾經流行對門、戶、中霤、行、灶的祭祀禮俗即五祀。陝北發現過中霤的早期形態，在這裏又發現了諸侯門祀的形式。五祀最早可能是民間小祀，人人都可舉行，沒有差別。等級社會形成後，五祀也按社會地位區分了等級。據《禮記·祭法》，五祀禮儀，天子和諸侯都祭“國門”，大夫和士祭家門，平頭百姓無門祀。祭祀的形式是“血祭”（《周禮·春官·大宗伯》）。石峁東門發現一個祭坑，埋有24顆人頭骨。這應該是血祭門祀的高等級禮儀遺跡。所謂血祭不是殺雞宰羊那麽簡單，起碼天子諸侯是要殺人的。門是國、家的大禁，是出入、防禦的關口，是區分內外的界限，古今中外都賦予它特殊意義，渲染其神聖性。埃及、巴比倫、羅馬在門上花的功夫都不少，有法老、翼獸、司芬克斯、諸神等把守。中國則是門神，並在門額、門楣、門柱等處裝飾雕畫得引人入勝。石峁對東門的重視，足顯其重要地位，或許說明其主要敵人來自東方。
石峁人對頭顱好像有一種特別的關注，已發現的幾個人頭合葬坑多的有24顆，少的也有7、8顆人頭，全麵揭開，估計成百上千都擋不住。這讓人想起安陽殷墟商王陵殉葬人頭和身軀分埋的駭人場景，以及墨西哥、秘魯古代遺址都有人頭骷髏雕像的成排展示。
一般人牲、人祭的犧牲多是男子，石峁的則多屬女人。其原因可能與男女比例失衡，女多於男，男子可以充當修築城市所需的大批勞力有關。也可能與古人對某些女性的偏見有關，如仰韶時期著名的“零口姑娘”的悲慘遭遇，石峁祭坑中的人頭枕骨被打碎，以後有對女巫的恐懼厭惡和紅顏禍水的觀念。
河套及陝北眾多的小型石築城，既像是眾星拱月般圍繞著石峁這座最大的，也是迄今發現的國內史前最大的石築城市，又像是與石峁離心分裂的獨立體。既像是彼此呼應拱衛，又像是互相戒備防範。既像是中原北進的前鋒堡壘群落，又像是北方南下的據點組合。無論屬於哪一種，它都印證了古籍記載的“黃帝時萬諸侯”，禹時“亦有萬國”，同時出現中心大邦國的情景。陝北的諸多方國有哪些名目，我們不知道，但應該包括山戎、熏粥、淳維、鬼方、獫狁與後來的匈奴，古代有上述諸名都是匈奴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別名的說法，現代學者不大認同。從石峁人頭像有高鼻深目，也有東亞特征的，可以看出，當時這一帶人種複雜，族屬繁多。早先的先進者，或因自然環境改變而遷徙，或因本身的保守而落伍，或因被後進者趕跑遠遁，不是沒有可能，這也許是石峁後陝北逐漸衰落的原因。商代陝北出現了李家崖文化，那時，山陝北部生活著一支佩戴金耳墜、金頭飾、金胸飾以及鏤空銅大箭鏃的部族，與中原華夏族不同。他們仍然掌握石築城堡的技術，雕刻石人像，可能與石峁人有千絲萬縷的文化傳承關係。不過，就築城技術和石雕水平來說，沒有多少進步，特別是石雕藝術方麵，完全停止不前了。直到漢代，才在畫像石上再放異彩。
我去石峁時，正值十一假期，許多旅遊者紛至遝來，站在石頭堆上，四顧茫然，不少人大呼上當。我則亦喜亦憂，喜有那麽多人對古史有興趣，憂遊人多會對遺址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石峁遺址剛剛揭開封套，其中究竟有多少驚世駭俗的內容，目前無法猜測。它露出了一些斷殘的線頭，刺激著人們的想象力；它可能為解決陳年老賬釋放一些記錄，也可能引發更多新課題；它吸收了東西南北的精華，也向四方伸出了觸角，在一些地方烙上了自己的印記；它在曆史長河中卷起浪花一片，撲到沙灘後，再沒有後續能力；它創造過輝煌，卻最終丟失了大本營。我希望全部翻開後，不是一堆人毀蟲蠹無法拚接的碎片殘簡，不是一部誰也讀不懂的天書。
石峁古城從廢棄到現在，靜靜地存在了三千多年，它和世界上其它曾經風光一時的遺址一樣，能夠明確告訴人們的，還是那條曆史定律：一切榮耀輝煌都有衰亡毀滅的一天。
以筆者淺見，西邊的也裏可溫和東邊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背景，可用於理解石峁城址屬性。
黃河上遊、北遊地帶應也經過類似的變遷。從時代和地帶脈絡背景來看，石峁所發現的石質工程不可能是一座城邦或大型聚落。距今4500至3500年間亞洲草原出現了很多石質的軍城，並亦有軍城之區——戰爭掠奪族群在相距不遠的地點、早晚幾十年重修軍用的工事。因為這些族群的社會不穩，對外掠奪與互相爭鬥搭配，每一座軍城的壽命皆不久，經常重修以擴展其功能性的範圍。在未係統性地發掘前，容易被誤解為是一座大城。學者們所提出的，所謂山頭上的建設，顯然並非是作為居住區而興建，而是為襲擊和防禦所建的戰線工事。所謂“外城東門”可能起瞭望塔的作用。
該地帶的族群流動率高，在此地早晚修築軍城的族群雖可能有所變化，但生活方式卻是相類的：以戰爭掠奪維生。遺址中所發現的糧食不似是本地所種，遺物亦表明這些族群來往混合多元的情況，並顯示他們掠奪的對象，主要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帶。同時，這些年輕族群亦采用包括南方以及本地帶早期古老文明的技術、形象和人才。
從新石器晚期到周代之前，黃河北遊河套地區與燕山之間有密切的來往，相關的證據甚多，曹建恩先生認為，當時陝北與內蒙文化的一致性奠基於彼時氣候的條件。這個時期，蒙古草原及丘陵地帶才開始沙漠化，所以本地帶為流動族群的交通大道，在哈薩克、新疆、蒙古、黑龍江草原及丘陵一帶，流動族群頻繁互動及遷徙，彼此戰爭、學習、吸收、傳播等。
換言之，黃河北遊（包括陝北高原）屬亞洲草原低山的地帶，從裏海到日本海、從也裏可溫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是距今4000年前後以來，致力於發展戰爭技術之族群的生活區。從此時空背景的脈絡來看，石峁城址對整個亞洲、含中國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寶貴的新資料，顯示青銅時代亞洲南草原的族群流動，在也裏可溫和夏家店下層的文化間，補充了關鍵的中心環節。同時，因黃河的要道，石峁城址或能解釋很多農耕文明的北界問題，包括陶寺毀滅者的來源、二裏頭遺址所在地區的重要性，並且能在此觀察到不同族群經黃河中遊的通道互相認識、來往、互鬥、混合，以及最後的互相同化等先商與商周研究的曆史難題。
郭靜雲新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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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翻《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