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族的興衰

世上每個人都會希望子子孫孫瓜瓞綿綿，永遠昌盛，一代更比一代強。

願望美好，能否實現？從中國曆史上兩千多年未曾中斷的孔子後裔一族來看，人口繁衍，沒有問題，然而青出於藍，則大有疑問。

他們擁有許多中國曆史之“最”：孔子對古代華夏文化的保存傳播推廣貢獻最大；成名最早的文化人；傳承有序，延續時間最長，人口最多的宗族；享有貴族身份時間最長，從兩千多年前西漢元帝封為褒成侯，到唐玄宗提升為文宣公，再到宋仁宗確定為衍聖公，不管如何改朝換代，對嫡係的尊崇待遇不變。

他們沒有曆史上大多數人家像流星一掠而過便永遠消逝在幽暗宇宙中的傷感命運，但是無論從優生、教育、生活條件以及人數上都遠遠高於其他宗族人家來看，這個宗族成才的比例很低，傾曆史之力，兩千多年中留下濃墨重彩廣為世人所知的不超過十人，而且一代不如一代。

中國曆史上最講究拚祖的孔家子弟，最受先祖盛名之蔭，也最受先祖之累。他們有家學淵源，早期主要以傳承華夏文化為業，曆史上的出名者都是在思想文化領域用功較深的。比如子思（孔子的孫子孔伋，《中庸》作者）、孔安國（11代孫，隸定了魯壁藏書，為後人通讀古籍提供了方便）、孔融（20代孫，文學家）、孔穎達（32代孫，經學家）、孔尚任（64代孫，文學家）。沒有一個人在思想文化上做出了超越先祖的功績。即使在思想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子思，也隻是發展了孔子思想的一小部份，其他頂多是能翻譯，能講解，文筆好。這讓人很容易得出祖先太過輝煌，子孫難免暗淡，或者說祖先耗盡了基因優勢，子孫難以為繼的結論。

如果縱觀曆代孔子後裔，可以發現，以東漢末20代孫孔融劃線，前後兩部分呈現出很有些不同的精神麵貌。前20代具有較多獨立性，難免與當政者磕磕碰碰，不盡一致，唱點反調；而後五十代則喪失了獨立性，完全成為順服的王朝點綴裝飾。

獨立人格一般包含兩種特質：剛與直（這兩點也是一些古代士大夫們最想在蓋棺定論時獲得的諡號，但是能得到文襄、文忠等無獨立人格者易，兼得剛直者鳳毛麟角，有清三百年，似僅彭玉麟一人）。孔子對此作過較多論述。

剛是剛強，不被外力所屈。“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其底氣在於無欲（《論語》 “棖也欲，焉得剛？”林則徐寫過一幅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 無欲則剛”）。無欲則無所求，欲望多多，就難逃誘惑、依附、屈服、仰人鼻息、被操縱控製、不仁不義的陷阱。

對直，孔子在《論語》裏起碼討論了有十五次以上。他本人擁護西周的等級禮製，讚美古代先王，但是並不認可當時的統治者，認為與他的觀念背道而馳，既不違心奉承，也不情願順從。為此，他做人的原則之一是“直”，即心口如一，怎麽想就怎麽做。心裏恨不得咬死對方，表麵上卻好得像鐵哥們兒，他老人家可看不上這種人。“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所以他成了奔走於途，四處尋找出路的“喪家犬”。如果他知道後世子孫變為有豪宅貴爵厚俸的看家狗，說不定會很不高興。為了“直”，他特別討厭巧言、利口、佞。盡管他喜歡“直”（包括正直和直率），益友的標準之一是“直”，無論治世亂世都能直言不諱、行為端直的人為他所敬重，但是他的“直”又是有條件的，在無道亂世為了保全自己和家族，可以放棄原則，沉默避禍，裝傻賣呆（當然底線還是有的，即不能助紂為虐，隻是不直接反對），而且應該為尊親隱瞞劣跡事實。他還強調如果直言不能用“學”來充實，用“禮”來約束，就很容易滑向偏激。子貢在跟孔子討論直言的尺度時，老師說討厭下層人嘲訕上層等級，學生也說不能容忍把毒舌當耿直，未見老師提出任何異義，應該是讚同的。孔子的“直”論，深刻影響了子孫，也影響了兩千年來的華人，成為華人處世為人的準則之一。

孔子教育思想給學生設定的方向是從政，施展政治理想。戰國時，其子孫也有步入仕途，做過官，甚至是一國之相，但大多應該是從事文化推廣和傳播工作。孔子的孫子孔伋，深得老孔遺傳，在曾子的指導下，創立了儒家的子思一派。他的著作有幾十篇，大多失傳，遺留至今最重要的是《中庸》，把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係統的闡釋，既突出了個人品質中的“至誠”（從孔子的“直”引申的真誠），又強調了不能無限度誇大真誠，注意平衡個人在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社會關係中的分寸，必須把握中庸之道，不能像小人一樣無所忌憚，做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極高明而道中庸”，“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子思的《中庸》與其說像發揚祖父的學說，不如說像是為後世子孫製定的處世原則或家訓。與子思學術淵源頗深的孟子，在恪守“士”的獨立性上展露的亞聖風采令後來人著迷，常常直言不諱，噎得君王們很失麵子，尷尬得聊不下去，不得不“顧左右而言他”。仔細分析孟子的言行，其實他始終徘徊在直言進諫的底線附近，與犯上作亂截然不同，是熟練守護中庸的高手。那末，孔子已經久違的中庸，子孫們又將如何把握呢？接下來的五百年似乎孔家人一直在摸索拿捏剛直的分寸。

孔家子弟大部分汲取了祖先關於明哲保身的教訓，但是其中一些人又具有強烈捍衛學統和道統的自覺意願。仲尼先生的七世孫孔穿跟公孫龍同時，他不滿公孫的學說，企圖扭轉其學術方向，甘願降低身份，以拜公孫龍為師的方式，換取公孫龍放棄“白馬非馬”理論。雖然遭公孫龍嚴詞拒絕，自取其辱，但孔家人以學統捍衛者自居的形象卻樹立起來了。

秦末，孔子後裔又展現出了道統捍衛者的硬漢形象。九世孫孔鮒不滿秦統治者對儒學的打壓和對禮製的偏離，儼然學界領袖，帶領“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並與陳勝共生死。其兄弟孔彥也投身於劉邦的隊伍，為推翻暴秦做出了貢獻。

西漢建立後，孔家的地位大幅提升。孔鮒、孔騰、孔彥三兄弟的後人分別走出了不同的發展方向：孔鮒後人被指定為繼承殷統，成為宋國的形象代言人；孔騰後人被指定為繼承宗統，在傳承文化上用力較多，孔安國就出於這一支；孔彥則因軍功被封侯，其後人“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壹”。

漢元帝時，繼承宗統的一支被封為褒成侯。被人豢養，焉能不看主人臉色？因此在提高社會地位的同時，也加強了對中央王朝的依附性，並成為後世子孫的慣性。新莽時，他們依然采取合作態度。而孔彥一支，因沒有固定爵位，獨立意識就強烈一點。子建曾斷然拒絕了友人的勸說，不參加新莽政府，退隱家中。其子孔僖在太學議論漢武帝晚年過失，被人告發“誹謗先帝，刺譏當世”。孔僖上書自辯，稱如因此加罪，以後就沒人敢說話了。他之所以敢說，是出於對皇家大業的愛護，若皇帝自己不愛惜羽毛，那我們這些人還能依賴誰呢？漢章帝看後，頗受觸動，不但沒加罪，反而拜為蘭台令史。章帝後來到曲阜接見孔子後裔，問孔僖對此是否感到光榮。孔僖不卑不亢地回答，這是明王聖主崇禮尊師的行為，“至於光榮，非所敢承。”意為這是往你臉上貼金的事，我可沒覺得是受到抬舉。章帝聽了大笑，說不是聖人子孫，真說不出這等話來。孔僖的回答確實透著一種驕傲。這種驕傲既是家學淵源，也是被人捧得久了自然生成。《漢書·崔駰傳》指出：“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把這種驕傲說成貴族精神也未嚐不可，它可以產生精神上的高貴，鄙視奴顏卑膝，也可以導致驕奢淫逸。自封為褒成侯後，到東漢末，孔家子弟當卿相牧守的已達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在這種貴族之家中生出孔融一號人來絲毫不覺意外。同為二十世孫的孔昱，“少習家學”，因與當政者異見，兩次駁了權貴麵子，不是拒絕，就是借口養病辭去征召，結果“遭黨事禁錮”。孔融不過比他更加張揚一些。另外，放棄征召機會，拒絕與當政者合作的，東漢時，比比皆是，成為“士”的品格傳統。孔融與隱士辭官者們怕是無法相比，套用其先祖的話：融有欲，焉得剛？

經常把先祖掛在嘴邊，訴諸筆端的孔文舉帶有更多貴族世家習氣，狂傲、仗義、擅長談經論文、習慣天天爬梯，自視甚高，名不副實。如果不是生於孔家，沒有李膺、曹操等人助力，也許不會那樣引人注目；或者他的真正優秀之處才能彰顯出來，如很少被人提到的力主不得恢複已經廢除的肉刑。孔融是一個長短處都很鮮明的人，因此才飽受爭議。不過，孔融的乖張言行，也許有被誣陷的嫌疑。且不說路粹的舉報受曹操指使，但看現存孔融寫給曹操的書信，就不是所謂直言不諱，並非毫無忌憚，往往是曲為之說，盡量婉轉，很有祖上明哲保身的清醒。他努力做到“至誠”，言語直率，看不慣的，就要說，內心鄙視的，就會頂，喜歡看重的，就讚美舉薦保護不遺餘力。孔子和子思都清楚一般人很難做到並長久遵循中庸，從小被人捧為早慧神童的孔融更難做到。他的致命處不在直言偏激，有失分寸，而是抖機靈、拐彎兒嘲諷的羞辱讓一世梟雄曹操倍感刺痛。曹操可以容忍手下人才的各種缺點，唯獨不能允許把他當傻子戲耍，丟掉了尊嚴。

東漢時，士大夫仍然繼承了戰國士的傳統，與君主既不是完全的依附關係，也不是各自獨立的狀態，而是彼此需要的互惠共生。士大夫向君主貢獻的是保國安民的才智，不能像女人以媚道求主上恩寵。君王可以向士大夫要挾，沒有我你們得不到富貴。同樣，士大夫也可以驕傲地說，沒有士大夫，君主哪能安存！（見《後漢書·桓譚傳》）孔融並沒有超越這種認識，他隻是在盡士大夫在治世時應盡的直言勸諫的責任，忽略了實際所處的亂世，忘記了“直”的條件，結果落得其先祖早就指出的不歸路。早慧的孩子不能正確或清醒認識到自己和周圍的社會環境，總以為自己比別人都要高明，何況他又出身於一個被統治集團敬重的特殊貴族家族，習慣了被別人捧著，讓著，追隨著。

孔融一支被滿門抄斬，其他人或者拍手稱快，或者惋惜其文采，但是可能沒有誰比孔子後裔們更深刻地領會了“直如弦，死道邊”的殘酷含義。自從孔融之後，孔氏一族僅存的一點獨立意識與道統捍衛者的自覺便消失殆盡，俯首帖耳，成為徹底唯現任統治者馬首是瞻的機器人，再沒有“吃誰家飯砸誰家鍋”的事情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子思之後，孔氏家族的精神便開始失去創造力，孔融之後則進一步失去活力，日漸衰微，再無重振複興的可能了。

假如把孔家看作中華民族的一個標本，那末，她本身的命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民族的曆史命運，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