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牡丹峰是朝鮮著名的八大景點之一，能被冠以其名的團體、建築、商品自然不同凡響。
我知道牡丹峰的大名，不是由於樂團、美女什麽的，而是因為一位在中朝曆史上都具有極高地位的先哲。他就是商朝末年的箕子。箕子和商王同屬一個宗族，關係很近，據說是帝辛（紂）的叔叔，所以在帝辛時仍躋身最高統治集團。他看不慣帝辛的荒淫暴虐行徑，曾經勸諫，但很快發現不僅不頂用，還將危及自身安全，便放下貴族架子，裝瘋賣傻，混到奴隸堆裏去了。商亡後，他帶了一幫遺老遺少，跑到朝鮮，建立了獨立國，把當地土著從原始社會一下推進文明世界。公元1102年，高麗國肅宗聽從臣下建議，為了紀念引進先進文明的箕子，在牡丹峰下修建了箕子墓和廟，供世代祭祀瞻仰。八百年後，1959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沒幾年，金日成一方麵吸收發揚了箕子思想的糟粕----強化王權，另一方麵為了否定所謂殖民史觀，抹去箕子移民朝鮮建國的痕跡，下令鏟除箕子墓與廟，據說墓內空空如也（金日成大概隱瞞了實情，即使是後建的衣冠塚也應有祭祀玉冊明器等）。但是中國與朝鮮的古籍史書仍在，那些明確記載無法推翻。從此出發，我能夠理解韓國有人把孔子說成是韓國人的情懷，畢竟孔子是殷人，與朝鮮的殷人後裔同宗同族，推而廣之，說是同國，也還算沾邊兒。不過，肯定了這一點，也就等於承認了“殖民史觀”，從血統到精神都脫不了淵源關係。
金日成可以不認箕子為祖，小國寡民，又想狐假虎威，又不樂意受大國控製，情有可原，雖然勇悍得無知無恥。中國人卻必須給予箕子“雙重國籍”，並且充分認識到他在創建中華文明的曆史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奠基作用。
我和多數人一樣，在孔子稱讚的商末“三仁”（微子、箕子、比幹）中，最看好箕子。
箕子無疑是三千多年前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之一。他能從商紂王使用象牙筷子，看到日漸奢靡衰亡的發展趨勢；能因勸諫不通便裝瘋為奴而保全自己性命，不像比幹愚忠死諫遭到開膛挖心；既不同流合汙，又不往槍口上硬撞，在六親不認的暴君手下混飯吃，容易嗎！孔子認可的“仁”裏應該包含箕子的明哲保身。
箕子聰明而不奸滑，不像保命避災投降周朝被封為宋國國君的殷奸微子，他有自己的原則，即對祖國的癡心不改。商亡後，周武王從奴隸中解救了箕子，誠懇地向他請教殷亡國的原因，箕子緘口不答。因為他心中內外有別，堅守自尊，不願意跟老外訴苦，說同胞的壞話。跑到朝鮮建立的政權，也是與周朝沒有臣屬關係的獨立國。當他訪問周朝，路過老家故園，仍然抑製不住傷感，做了一首《麥秀》詩。其內容在後人眼裏有點隱晦曲折，怎麽看都是怨婦宣泄，可其中的弦外之音讓殷人一聽，便立刻眼淚嘩嘩的。
箕子如果僅僅這點事跡，也就是個孤臣孽子，沒啥新鮮的，跟我們關係不大。然而在周武王的眼裏，他的動態是決定是否伐商的重要參數之一。武王的情報做得到家，知道這人滿腹經綸，但凡帝辛能聽從一半，西周就沒有實現野心的可能。箕子真正的利害處，在於總結掌握了當時華夏的政治經驗，並上升為係統的政治理論。武王詢問商亡的原因，箕子保持沉默的權利，但對治國方略的征詢，卻毫無保留地和盤托出。被西周史官記錄下來，作為治國的指導方針大計，以《洪範》為名保存在《尚書》中。
由於文獻被毀等原因，大致同期的文明古國都沒有留下類似的記載，所以箕子可能是世界上係統闡述了當時經過千百年實踐所積累的國家管理規則的第一人。
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國也都認識到依法治國的必要，但是與中國比，他們更偏重於製定瑣碎具體的法律條文，如稍早一點的巴比倫《漢摩拉比法典》開列282條（中國到秦法才與世界接軌，幾十年來發現的秦簡牘可證）。而商末的中國治國思想既帶有宗教草創期的簡潔性（如西方的摩西十誡，中國習慣以三、九概括，千年後仍約法三章，三千年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又帶有人治特征的模糊性（講德行修養自然因人而異導致不確定）；既帶有神學色彩（洪範九疇上帝授禹、卜筮決疑），又充滿人間煙火味（八政以食貨為首），既帶有王權禮製的蠻橫，又保存了原始自然法中的民主成分（征求卿士乃至庶人的意見）。
箕子詳細講解的“洪範九疇”（即大法九條）在繼承了夏代皋陶、殷代伊尹等人思想的基礎上，也有自己的創新，比如“五行”的概念就是第一次出現，使中華文化的哲學思想一開始便具備重物質的特點。從這裏可以看到後世儒、道、法、天時地利人和、重農主義等思想的源頭。他製定的統治策略：以福相誘，以凶相脅，剛柔軟硬兩手並用，被後世奉為治人法寶。而其核心----強化王權的政治倫理----更指出了三千年中華帝製的走向，以致我們習慣了“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直到“讓領導先走”。
粗略陳述，已現華光，如果深入探索，一定還會有精彩紛呈。洪範（大法）名不虛傳。
中華文化，成也箕子，敗也箕子，無論從哪方麵看，都絕對繞不過去。
我身穿商人時尚的白衣，高舉招魂幡呼喚：箕子，既然朝鮮數典忘祖，容不下您老人家，還是魂歸故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