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和小康社會

任何一種語言，一詞多義都是常見現象，不足為奇。但是若探究被有意或無意模糊掉的歧義，則是饒有興味的話題。

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哪個口號比“小康社會”獲得過最多國人的衷心擁護支持，同時，也沒有哪個概念比“小康社會”更加麵目不清。

小康和小康社會，字麵差不多，含義卻大相徑庭。

小康最早出現在《詩·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老百姓活得夠累了，該讓他們喘口氣啦）”這首詩有五節，每節基本相同，隻是把“小康”換成“小休”“小息”“小憩（無原字，姑以同義詞代）”“小安”，由此可互證“小康”的原始義為稍微休息一下。以後引申為小有安居條件或有基本生活條件的狀態，如宋洪邁《夷堅誌》“久困於窮，冀以小康。”現代人把“小康”理解為初步脫離貧困，介於貧窮與富裕之間的生活水平。

小康社會首見於儒家經典《禮記·禮運》，孔子把它作為“大同”社會崩潰之後產生的又一個社會發展階段，“小康”是相對於“大同”而言。大同，過去解釋為原始共產主義。這樣說，未嚐不可（不過，副作用也很明顯。因為含義模糊，使曆代知識分子醉心於夢幻的理想之中，一提“大同”，頃刻淚奔）。但更準確地理解應該是指對人類社會早期封閉的血緣集團內部關係的描述。當時生產力低下，人口稀少，勞動剩餘貧乏，很少與外界接觸交流，這樣才使沒有浪費，不知私有，盜賊不興順理成章。雲南邊遠少數民族曾有漢人來了當地才出現小偷、搶劫一類事情的說法，可與此相互印證。大同社會的血緣集團是以宗族（出自同一始祖的所有人）為單位，還沒有經濟意義上獨立個體家庭的劃分，在血緣集團內不分彼此，共同出力（天下為公）。在嚴酷的環境下，為了生存與發展，很自然地產生按年齡輩分和才能選擇首領的方法（選賢與能）。首領的責任與威信大於權力和私利，主要是維持集團內部的團結，組織生產，安排男女分工，贍養照顧老人孩子和病殘成員。支配大同社會的“大道”，其實就是血緣集團內部的親情與齊心協力的精神。

隨著社會生產和人口生產的發展，私有製開始在血緣集團內部形成，原本與世隔絕、孤立的血緣集團與其他血緣集團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除了經濟貿易，掠奪戰爭也不斷發生，這就使血緣集團的保護作用更加突出，同時對血緣集團封閉性的衝擊也更加劇烈。因此使得集團內部領袖的重要性更加引人注目，他不僅領導本集團，還要具備吸納掌控統領其他血緣集團的能力。血緣集團中宗族（同姓）、家族（卿大夫之家）、家庭（宗族和家族中的最小單位，通常以五口之家為典型）的區分越來越明顯，由此形成貧富尊卑親疏的差別。這種差別直接造成利益的分歧，親情施及的範圍，由原來不分差別的全宗族，縮小到家族，甚至家庭。各級首領按年齡輩分和才能選擇的天然習慣改為家庭世襲，為了保障穩定的社會秩序，原來血緣集團內部的習慣法逐步演變為適應性更強的“禮”。它一方麵鞏固調整著家族親情關係與服從關係，另一方麵也規定了不同血緣集團的從屬關係。夏商周三代都是這種禮製社會，禹、湯、文、武、成、周公幾位“三代之英”對製定和加強“禮”製起過突出作用。這時早期人類社會自然發揮作用的親情在私有觀念的侵蝕下，變得局限性更大，不再能發揮主導作用，於是如何在人際關係中把握分寸（仁）與妥協（讓）原則，便成為儒家認為的貫穿三代的重要問題。

概括一下，《禮運》描述的小康社會有幾個特點：

1. 它是完美社會形態破壞後的缺陷社會形態，與之前的大同有顯著差別。
2. 確立了家庭在社會關係中的重要地位。親情首先聚焦於個體獨立家庭成員中。
3. 私有製、世襲製以及國家、城市出現，禮製形成。
4. 三代之英是小康社會的傑出代表，他們製定了禮製，保障社會各方麵的穩定秩序，隨時懲辦上層社會中破壞禮製的“非禮”分子，讓廣大民眾認識他們的罪惡。

小康與大同最大的差異是禮製。按照荀子的說法，禮製主要有“養”和“別”兩種作用。所謂“別”，就是區分和固定尊卑貴賤親疏的等級；“養”則是依據等級實行社會財富包括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分配、供給、占有及主持管理權力。因此，荀子認為禮就是“法”，是三代的社會大法。

了解了這些，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認識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的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這裏的小康是在四屆人大製定的“四個現代化”口號基礎上，設計的具體步驟，首先解決百姓的溫飽問題。這個口號的提出，在當時具有重大積極意義。因為順應了老百姓急於擺脫貧困的渴望，為中國的發展前景作出了務實穩健的規劃。

看上去，它似乎完全撇開了《禮運》，承襲了民間普遍認可的一定生活水平的含義。也許鄧大人確實是這樣想的。然而三十多年過去，不管老鄧最初怎麽想，結果顯示與《禮運》小康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甚至可以逐條對照，確實具有中國特色。

 

“今大道既隱（過去至少口頭強調的對工人農民的階級感情不存在了），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這幾句用不著解釋，天下人都懂的）。小康社會雖然殘缺不美，但畢竟是儒家退而求其次所推崇的“三代”，一個由傑出代表和禮製掌控調理的無道社會。改革開放以後，私有製放開了手腳，獲得極大發展，尤其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政策，和陳雲等元老讚同的優先擢拔“子弟兵”的規則，在全麵改善了老百姓生活條件的同時，也讓曆史上的情景再現，貪婪和不道德脫去了偽裝的外衣，公開露出槽牙放肆嘲笑安分守己，無恥地向人們炫耀楊梅大瘡。戰國時曾經流行了一段民謠：“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翻譯過來就是：想富嗎？那就得臉皮厚，敢玩命，六親不認，跟“義”一類道德說拜拜吧。經過這種洗腦，到了漢代便出現：“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憨。”古人的教訓早就擺在這裏，兩千年過去，依然溫故如新。現在再說曆史的相似“驚人”，恐怕要被嘲笑少見多怪了。

與小康口號配套實行的“法製”建設，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為了防止文革期間隨意批鬥迫害公卿將相的一幕重演，確保“四個堅持（重點是堅持黨的領導）”。在此期間進行的各種改革都是在嚴控下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和諧”，和小康社會“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己”幾乎沒啥兩樣。至於從禹到周公的六君子掌握著製定禮製和生殺予奪大權，“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意為在位者廢黜），眾以為殃（民眾視為禍害）。”跟老鄧、老江、老胡、老習推行的幹部考察，提倡榮恥，剪除異己隱患也沒什麽不同。“忽報人間曾伏虎，”德高望重的總設計師也會哭得稀裏嘩啦的吧。鄧大人，您的設計不走樣的實現了。

孔子在參加年終祭祀大典後發出的感慨，反映了儒家的社會發展觀，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思想。他老人家可以根據殘缺的史料以自己的想象力拚湊出三代沿革損益的軌跡，我們照此辦理，也可知現今製度的損益由來。孔子可以一針見血，無所忌諱。老鄧口中的小康社會在公開場合隻提經濟指標，回避或淡化政治目的，也不難理解，畢竟“換了人間”，有難言之隱，限製了別人，自己也不得自由，免不了藏著掖著，不可使民知之。鄧掌門的苦心孤詣，沒有白費。為黨打造了小康社會，為民提供了小康。隻是這些必將被衝決的種種，還能維持多長？我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不會再倒退回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