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從祀孔廟的人（完）

李二曲也痛惜儒學的衰落，“吾儒之學，以經世為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習齋評論說，看法不錯，但光搖頭，還是個空而無用，應該給人指出一條可行之路。

顏元一生都在探索一條有別於宋明理學和千古文人的新路。三十五歲時，他認為找到了，用一個字概括，就是“習”字。他興奮地把在二十四歲時自稱的號“思古齋”改為“習齋”。“習”是顏李學派的核心概念，包含兩層意思：人的善惡是由後天的習慣影響形成的；人的知識是從實踐中得來的。從此出發，顏元在認識論上否定間接經驗和先驗的認識，強調實踐是知識的主要來源或唯一來源，人隻能以有限的時間與能力，做有限的事。為此，他反對讀書寫作講空話，認為“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紙上之閱曆多，則世事之閱曆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嘲笑宋明的講學者“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眾也。（現在又何嚐不是這樣）”顏元的“習”也是為了與宋明理學倡導的“靜”相抗衡。習就要動，不但身動（勞動和軍體鍛煉），還要心動，“身無事幹，尋事去幹；心無理思，尋理去思。習此身使勤，習此心使存。”他自己堅持終生勞作田間，騎馬。射箭。練武。七十歲，臨死前三月，洗澡後，見皮膚變細膩了，猶感慨“天何不使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也！”梁啟超認為顏李學派有點像墨家，過於自苦，這也是其說難以為繼的原因之一。不過任公還是稱讚：“中國二千年提倡體育的教育家，除顏習齋外隻怕沒有第二個人了。”從習出發，顏元最終推出的是實用主義或者功利主義。他指出，“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為多事，見理財便指為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為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因此，他最看重宋代的王安石，對王陽明的學說固然不以為然，但對其武功卻另眼相看。

顏元並沒有因反宋明理學，進而推翻孔孟之道。相反，他是特意挑出原始孔孟經典中對社會政治經濟道德具有實用意義的部分加以引申，主張繼承傳統不走樣。其實他和宋明理學都是把孔孟的一些未盡之意拓展了一下而已，真正的孔孟是後人無法完全複製的。顏李學派也是特定曆史時代下的特殊產物，離開那個時代，讓今天的人再回頭看一眼，難免覺得膚淺，缺少強有力的建設性。這也是顏李學派在曆史上曇花一現的原因之一。

說到這裏，我們大概對本文開頭提出的疑問有一點答案了。1920年人們重尊顏李學派不是為了與“五四”呼應批判理學，而是要在“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中讓社會人心回歸孔孟之道，唾棄文人學者在報紙雜誌課堂上大談的各種主義，做些有益社會人心的實事。也就是說，是基於對新文化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潮不滿而發起的。

這次重尊，在社會上反響並不太大，沒有收到徐世昌們預期的效果。然而，顏李學派潛在的影響卻不容忽視。且不說，李石曾推動的赴法勤工儉學、黃炎培建立中華職業教育社明確宣布是受到顏李學派的啟發，單看毛澤東年輕時重視“野蠻其體魄”的體育，對知識分子的排斥，文革時剔除文科，要學生學工學農學軍，社會上盛行的“讀書無用”論，基層推薦工農兵學員（顏要廢除科舉，恢複漢代三老推薦選舉製），就足以讓人聯想到顏元的學說了。

習齋曾做過一個可怕預言，梁啟超重複過，強調了工農與知識分子的對立。我也要再重複一遍，“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反則有二：文衰而反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移而為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厭文之心，必激為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偽之禁，天啟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張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餘曰：知幾其懼乎！”但與任公不同，我看到的是習齋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兩種精準預測：一種類似改革開放後的情景（現在不曾下海或不懂錢穀逐利的學者遭人恥笑，“喜實”之心有點大發了。當然不全是福，說福禍相倚較恰當）；一種類似反右、文革時的陰影，尤其是看到“恐猶未已其禍也”，我真的“懼”了。就憑這句話，給顏元先生在思想家、教育家的頭銜外，再封個三百年來第一大預言家，算是恰如其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