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從祀孔廟的人（四）

顏元是從舊營壘中殺出，反戈一擊的人，年輕時相信宋明理學是孔孟真傳，每逢“疑論諸先生者，忿然力辯，如訾父母。”然而一旦認定理學背離了孔孟學說，他抨擊的力度超越了以往和同時代的所有人。南宋陳亮曾痛斥朱熹之流，“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瘋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仇，而且揚眉伸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顏元四十三歲時曾描畫過兩幅圖景：一幅孔子佩劍古裝，七十子環侍，習禮、鼓瑟、樂舞、問仁孝及商兵農政事，四壁掛著各種兵器和禮服。另一幅，“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帶，垂目坐如泥塑。”朱熹等人陪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唔咿，或搦管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兩幅圖的人物裝束、神態、活動、討論內容皆不相同，可見習齋已經進一步把程朱理學從形象到理論剝離出孔孟之道。他明確表示，所謂“宋儒”，其實是“集漢晉釋道之大成”者，不是“堯、舜、周、孔之正派”。顏元與當時學者不同的地方在於，不僅反程朱，也批陸王，認為宋儒的主靜持敬，讀講著述，和王陽明的“致良知”都是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空洞說教，和鏡花水月、畫餅望梅一類沒什麽兩樣。

顏元目睹明末危急存亡之時，學者文人仍然深陷爭鬥，從講學到門戶之見，劃分黨派團體，產生恩怨，彼此攻擊，結果把國事與個人是非攪得一團糟。所以他對宋以來語錄結集與講學風氣很不以為然。主張應改“書院”為“學堂”，去除空讀，代以實學。糾正隻讀書，不學而實習之的學風。

理學論讀書的目的，是要窮理、養心性變氣質。考據學派讀書是為了廣博學問，以便考證準確。習齋與也強調“經世致用”的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不同，幹脆連泛泛讀書也廢了（這一點頗像子路）。他認為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誦讀頓悟，最要緊的是要集中在學以致用。所以他把考據學派和理學都列入“偽儒”另冊。他曾針對考據痛斥道：“書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讀書者之禍，讀書自受其禍。而世之名為大儒者，方欲讀盡天下書，欲每編讀三萬遍以為天下倡！”隻是對考據學派稍留情麵，說必不得已，寧肯使考據流行於世。

顏元對文人的鄙視程度不下於對理學的憎惡。他認為文人不是儒者，而是一些光說不練，隻讀不行，專門玩弄詞章，點篡古籍，不曉時務者，玩的是“心口懸空之道，紙墨浮華之學”。對這種人，曆代均有人針砭。顏元痛斥之狠，可說是史上僅見。他連世人尊崇的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柳宗元、李白、杜甫都不放在眼裏，在一封信中歎惜“韓、柳猥以文名，李、杜僅以詩著”，一個“猥”，一個“僅”，真是把“一命為文人，便無足觀矣”的觀點發揮到了極致。最讓人聽得目瞪口呆的是顏元的疾呼“詩文字畫，天下四蠹”，把文人們借以遮羞掩醜滿世界炫耀的看家本事貶得一錢不值，而且視為齧食人心的四害。他自己就不大寫作，流傳至今的都是後人輯錄和回憶。

自古儒家有重義輕利的傳統，宋明理學講求向內的功夫，愈發輕視實用的政治經濟。黃宗羲說：“夫儒者均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不顧郡邑之大利小害。”而“明季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更是成為明亡的原因之一。顏元有感於此，特別提出重實踐，講實用的教育思想和學風，回歸他所認為的真正的孔孟之道上，以期從根本上改變書生的體質、才能與精神麵貌。

從習齋六十二歲時，幫人創立漳南書院，設定文事（含禮、樂、書、數、天文、地理諸科）、武備（含兵法與軍事技術等）、經史（含經史詩文諸科）、藝能（含水利、火力、象數等）以及表示兼收並蓄意義的理學和帖括八股等科來看，他確實在教育中貫徹了實用原則。不僅有文科，還有理工科；不僅有新學科，還有應時的舊八股，以便學生選擇和就業。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舊式書院的狹窄框框，開創了中國近代教育體係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