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從祀孔廟的人（三）

《四庫總目提要》評價顏元：“其說於程、朱、陸、王，皆深有不滿。蓋元生於國初，目擊明季諸儒，崇尚心學，放誕縱恣之失，故力矯其弊，務以實用為宗。然中多有激之談，攻駁先儒，未免已甚。又所稱打諢猜拳諸語，語氣亦叫囂粗鄙，於大雅有乖。”雖然有失公允，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實。

現代人研究顏李學派，常常要探索其哲學思想，大概是想把顏元的思想提高層次。但是根據顏先生的思想，他應該是反對哲學的，不可能同意從哲學角度分析他。縱覽顏元一生形跡，是一個充滿原始勇武精神能量的社會中下層人，在試圖融入傳統的文化圈時，痛苦地發現其中蘊含的高度弱質文明與自己本身的精神世界格格不入，便轉而批判那個曾經讓他非常尊崇的文化高峰，並竭力在身心各方麵與舊文化圈徹底劃清界限，以幹粗活、拉糞車、練拳腳、走四方的苦力形象，在自命清高的學術界中凸顯另類。他仿佛故意要把一縷不協調的泥土氣息吹進封閉的熏香聖殿，以粗豪鄙視文雅，就像穿著破衣傲然出席豪門盛宴一樣，從而創立了一種保留質樸情感精神的新文化思想。他由孤苦身世和豪俠情結導致思想激進，向當時學術界的主流全麵發動猛烈攻擊，是思想史上的猛士，是明末清初特立獨行的學者。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任何一個時代，都麵臨著三大問題：如何評價前代，如何看待當下，如何展望未來。一般人（相當於現在的網民）多會傾注較多的感情色彩，而能夠理性分析論述的往往是更加敏感的學者。顏元屬於融入了大量感情因素的後者。

明清時期，皇帝需要的是能夠麻痹人心的武器，所以欽定程朱理學為統治思想，以便掌控人心。朱元璋一上台，就要求太學以朱熹學說為標準，非四書五經不讀，非宋儒理學不講。朱棣時，有人上書，批評理學，逐侄篡位的惡人竟然大怒，斥為“此德之賊也！”，下令痛打一頓，悉焚其書，令“無誤後人。”由於朱熹的思想是科舉考試的依據，所以對缺乏獨立性的大多數讀書人影響極大。據記載，連明末農民起義的首領之一琉璃滑聽到秀才念文章沒有把朱熹的名字避諱，都會斷為假秀才，足見朱熹的影響力是何等深入。

明末清初的社會環境，在中國曆史上不算特殊，和宋末元初相似。主流民族和文化的政權被顛覆，代之以異族更為嚴酷的統治。那時的學者主要采取不合作方式消極抵抗，並沒有把矛頭直接對準專製製度，頂多順帶提出限製君權（黃宗羲），或推出近似現代的國家觀念（非一家一姓的天下），主張“眾治”（顧炎武）。更多的學者避免涉及社會政治，如李二曲就告誡弟子不要評點官吏。顏元也不例外，除了提出“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認為行政的第一義是“均田”，有向滿清圈地暴行挑戰的意味外，其思想鋒芒主要指向社會中堅士大夫文人以及道統、學統。

漢代以來，中國的學術傳統主要有兩條：“其一，記誦古典而加以注釋或考證，謂之漢學；其二，從道家言及佛經一轉手，高談心性等哲理，謂之宋學。”（梁啟超）宋學也叫理學，分為程、朱和陸、王兩派，程朱主張讀書格物窮理，陸王則進一步向內發展心學，強調認識“良知本體”。兩派都以靜坐收心為基本功。宋明學者非屬程朱，便歸陸王，還有企圖調和兩派的。明末清初的有識學者，大多從當時知識界中看到，本應肩負救世拯民重大責任的士大夫階層空談誤國，腐朽無能，不是在內外交困的危局中依然昏頭脹腦地爭論“閑是閑非”，“但營門戶，不恤國是”，就是“愧無半策匡時難，唯有一死報君王”。所以對主宰人們思想的程朱理學多有批判。

顏元自小失怙，性格獨立，曾要求學生“堅定骨力，流言不懼，笑毀不挫，方能有成。”“立論但言是非，不論同異。是，則一二人之意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之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雖千百年同迷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這其實是他自己性格的寫照。這種獨立精神或性格，是他創立新學派的重要條件。

習齋反對理學，其勇氣之大，相當於文革時高叫“去毛化”。他不僅深惡程朱，而且對陸王也不滿，並向從漢學和宋學衍生出來的三大學術領域：考據、義理、詞章全麵發起猛烈抨擊，連帶著對整個士大夫階層失望透頂。他所使用的批判語言濺血透骨，振聾發聵，極具挑戰性，不但當時無出其右者，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其犀利程度削鐵斷金。所以，他的學生說，顏先生“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

顏元的作法，有點像文革中說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或“批判修正主義”。他認為理學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而是混合佛道的旁門。“絲毫之禮樂不行，全幅之僧道自任，而猶靦（原本為左麵右見，無字，故代）然以孔子自居。”必須“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罵得相當解氣，擯棄得十分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