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鬥私字一閃念”溯源

現在的人都強調個人隱私，認為隱瞞純屬個人的私事天經地義。個人隱私不得公開，毫無疑問合情合理，但同時也包含著荒謬，比如把有可能危害他人及公眾利益的行為或念頭劃歸隱私保護起來，對其他人就欠妥當。個人隱私往往有見不得人的事，更反映真實本質的事，應該是不言自明的吧。說句實話，世上有幾個人具備司馬光的底氣敢於對天地鬼神發誓：“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嚐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沒有不可對人說的，大不易呀！要不然韓非子寫了《說難》，還是沒逃過禍從口出的魔咒。

文革時，毛澤東號召人們“要鬥私批修！”於是，“狠鬥私字一閃念”成為風靡一時的口號。開會發言往往要自我批評（主要是普通人，權勢者不在此列，他們是評判者），對照先賢張思德、白求恩、雷鋒等，檢討自己的不足，甚至齷齪。這種自鬥是個技術活兒，說輕了，人家會說你沒有觸及靈魂，過不了關；重了，那不是自個兒挖坑埋自個兒嗎！人家還沒怎麽著，自己先上趕著授人以柄，為進學習班（軟禁洗腦的代名詞）和班房創造條件，這不是腦殘嗎（不過，那時真向組織和群眾交心的人不在少數，多沒好果子吃）？因此滑頭說的都是些無足輕重的假話空話，比如浪費水電糧食，嫌糞臭，好吃懶做，殘留資產階級思想，對不起工人農民之類。

文革過後，讀了點書，才知道“鬥私批修”的做法，不是老毛的發明，而是古已有之。

曾子“日三省”，《大學》修、齊、治、平的修身，是儒者人生成長必經的關口和終生奉行檢討砥礪自己的規則。

以後，逐漸發展出以日記的方式檢查言行的做法，這種日記叫做“修身曆”。蘇軾在《東坡誌林》中有“修身曆”條，記載弟弟“子由言：有一人死而複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曆，晝日之所為，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這位管理地獄的幹部是個明白人，知道隱私中有不能說不能做的，所以不能寫下來。寫下來的，都是可以放到桌麵上，經得住人反複放大挑刺的。

《金史·楊伯雄傳》說，楊伯雄是個正直的人，沒想到一出道就深受臭名昭著的海陵王器重。當他從外任調回京城，時任執政，掌管大權的海陵王特意囑咐要常來聊聊天。楊口頭答應卻不去。海陵有點奇怪，別人緊著往上貼還嫌來不及，我主動示好還矯情，這是腫麽啦？楊先生說，我懂得講規矩，走後門巴結權貴，炫耀跟權貴的關係，我可一向做不出來。海陵王聽了更加高看楊伯雄。奪得皇位後，特別把他指定為《起居注》的執筆人，經常和他討論國事到深夜。有一天晚上，海陵問起鬼神事，楊以漢文帝召見賈誼不問百姓問鬼神，招致後世譏諷的史跡，告誡皇帝應該少琢磨些不著四六的事。海陵纏著再問，楊不得已，說，我家有一卷書，內容如此這般（跟《誌林》所載相同，當是複述的“修身曆”條）。海陵聽了，竟然“為之改容”。我想楊先生搬出這條，反映了他修《起居注》的“春秋筆意”。後世的人物傳記，特別是“自傳”，恐怕多屬專挑好事寫的“修身曆”。

自曾子的“日三省”到宋代的“修身曆”，經曆了一個從坦白問責到刻意隱瞞的轉變過程，由儒者自我檢視的方法變為陰間提倡的查考人生的手段，其中緣由，頗值得玩味。

把“修身曆”從陰間拉回陽間，並更加全麵檢查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規範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教育家顏元，他三十一歲時，開始模仿古人“修身曆”的作法，每當靜坐，就以十四問自省：“心無妄思歟？口無妄言歟？耳無妄聽歟？目無妄視歟？足無妄走歟？坐如屍歟？立如齊歟？事親愛而敬歟？居家和而有禮歟？啟蒙嚴而寬歟？與人平而正歟？對妻子如嚴賓歟？讀書如對聖賢歟？寫字端正歟？”從這裏不難看出，他所做的向內致良知的功夫較多，顯然是受到王陽明心學的影響。他把這一習慣保持到終老，而且越老越嚴格，五十五歲還給自己的行為打分，多一言，怒一次，都要記錄在案，警惕自己。這種修身曆是自覺的嚴格要求，與宋代避重就輕，隻寫日常瑣事、好事，隱瞞壞事、醜事，專門給人看的修身曆完全不同。若與天主教的修身法“懺悔”相較，顏元的做法是自我監督，自我捆綁，而懺悔則是釋放，放下包袱。兩種做法的效果大相徑庭。從懺悔室出來，心情輕鬆；而顏氏自省則更加沉重自責。

文革時，我所寫的檢查，究其實，都是宋代的修身曆。這種修身曆詭異的地方在於，實際上承認了人是有明確的是非觀念的，知道什麽不能說，不能寫。這種檢查隻能起蒙混過關，更加小心，避免觸網的作用，跟改正言行缺點、道德虧損、思想短處等向更高模範標準看齊基本無關。檢查後，會把自己包裹得更嚴，隱藏得更深，人前偽裝得更巧。

現在那些貪官們不寫日記則已，如寫，一定也是宋代的修身曆。他們隱瞞的，不是知錯欲改的，而是說不得也！但問題是為何知錯不改？那隻能說有更加吸引人的、觸手可及的實利在強烈誘惑著，擋不住哇。由此也可以看到人們是怎樣應付道德說教的，難怪幾千年，不管何種文化、宗教的道德說教，其效果都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