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瑟·米勒看五十年代美國左翼知識分子

如果說你不知道米勒先生為何許人，那可用不著難為情。1978年，米勒訪問中國，由戲劇大師曹禺負責接待。老曹剛剛從文革劫難中緩過一口氣，難免懵懵懂懂，坦誠到有些失禮，說：“你是美國作家？我從來沒聽說過你。”當然，這不能怪曹老，被內外幕網封閉的中國，對外界茫然無知，臉紅的不該是布衣百姓吧，雖說曹禺不是一般人。

亞瑟·米勒，猶太人，1915年出生於紐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2005年病逝。媒體喜歡炒作他是夢露第三任丈夫的身份，但他更重要的頭銜應該是美國著名劇作家，曾獲許多大獎榮譽，被讚為“美國戲劇界的良心”。對中國人來說，他的話劇《薩勒姆的女巫》（原名《煉獄》）、《推銷員之死》最為熟悉，八十年代在中國公演，傾倒無數，風靡一時。許多人從中看到了自己曾經的類似苦難與正在被激發的為個人奮鬥的熱情。但是米勒對此看法有點不同，他不特別在意人們看到了什麽，注重的是闡揚某種理念，借以改變世界。所以，他鄙視藝術商業化和庸俗娛樂化。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立場，而是同時代許多文化人的共識。

米勒年少時的理想是做一名有錢有名的歌星。但是災難和醜惡最容易在與旁類對比中改變人們的思想。歐美在上個世紀最大的災難是戰爭和經濟危機，它讓人們親身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醜惡腐敗與冷酷無情，從而將蘇聯和馬克思主義理想化。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使美國出現了一批質疑資本主義製度的左傾知識分子。他們沒有什麽新理論，也沒有訴諸武力推翻政府的意願，主要表現為批判現實，揭露資本主義帶來的精神崩潰。米勒趕上了那個時代，經曆了大蕭條使父親工廠破產，全家生活陷入一落千丈的困境，因此，當有大學生向16歲的他宣傳馬克思主義時，立刻產生了共鳴，思想自然向左傾斜。他不滿流行歌詞中盡是男女求歡的內容，偏巧嗓子也倒倉了，因此沒有跨入歌壇，轉而把目光投向了話劇舞台。米勒曾驚奇地發現，有太多作家的背後都瑟縮著一位失意潦倒的父親，如福克納、海明威、惠特曼、契珂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這不像是一種巧合，他不知是幸或不幸也在這個名單中。也許是由於向往共產主義，他偏愛俄國文學，特別推崇托爾斯泰和契珂夫。米勒最初的劇本創作，如《並非歹徒》描寫了一個兒子在罷工事件中反對老板父親的故事；《桀驁不馴》則觸及了監獄的黑暗和囚徒們令人擔憂的精神狀態，醫生竭力防止正常人淪為精神病患者，終於無能為力。從中不難看出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那時他年輕，充滿激情，在各種思想混戰的密執根大學中，經常思索青年學子與政府的疏離對國家前途的影響，激進與保守交織糾纏究竟是美國成長的方式，還是生死的痙攣？年輕時的思考，凝煉為《推銷員之死》（49年）。這部堪稱二十世紀世界戲劇的經典之作，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充滿謊言、投機、貪婪、荒謬、淫亂、自私自利等醜惡現象，用米勒自己的話說“我偏要在那些新頭目和洋洋自得的王公麵前橫陳一具他們的信徒的屍體”。首演當晚，就被人定性為“一枚埋在美國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定時炸彈”。（多年後，米勒寫道，“一九四八年我在康涅狄格州寫這出戲時，完全沒有料到我竟會向一九八三年的中國傳遞一個複蘇個性的信息”，更沒有想到讓中國觀眾感動的是“因為我們也想出人頭地，富裕起來，獲得成功。”向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說出這番感想的中國青年，不知是否看懂了作者的本意？）美國輿論還算公正，憑借這部戲，米勒拿下了當年美國戲劇界最重要的三個大獎，一躍成為全球聞名的戲劇作家。

三四十年代，人們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還相當膚淺，連視共產主義為敵的英法等國都曾宣傳過“民主是萌芽狀態的共產主義”一類觀點，主張在落後地區和國家維持專製政體，防止民主化帶來的親共傾向。人們更多的是在與本身所處環境的對比中，把共產主義美化成了自己理想的影子。光看到了蘇聯早期經濟的飛速發展，而不了解內部的殘酷鬥爭。光看到了美好的言詞，而沒有在專製氛圍中生活的體會。

二戰後，社會主義陣營不斷擴大，尤其是中國易幟，在朝鮮與美國基本打了個平手後，美國的影響力受到直接威脅時，對共產黨滲透的焦慮，讓麥卡錫們祭起了專政的神幡。憂慮可以使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事情，焦慮更加刺激偏激讓不同的國家政治走向極左或極右。

米勒回憶美國知識階層的狀況，“五十年代初期，隻有很少人沒對蘇聯存過幻想，藝術界更是如此。”與此針鋒相對，麥卡錫主義也猖獗一時，他們借口清除“不忠誠美國的”異己分子、蘇聯間諜、共產黨和向共黨靠攏，甚至同情共黨的人，不但在政府機構和軍隊內部實行清洗，還將迫害行動廣泛波及到了文化界。為此目的專門成立的“非美行為調查委員會”大量使用了傳訊、解職、軟禁、拘押、鼓勵告密等手段，製造了大批冤案（知識分子從本質上是不滿現狀，不斷求知的。即使左傾也隻是個人情感認識，尤其是美國左翼知識人，並沒有對國家徹底失望，並不想顛覆政府，所以實在冤），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當時許多理由十分荒唐，比如在麥卡錫主義最盛的一九五三年，米勒應邀回母校密執根大學，一位女學生告訴他，因為沒有住學校宿舍另住在一幢分租的寄宿公寓裏，便被人看作必是共產黨的證據。有人趁機靠出賣別人做提升自己的墊腳石，一位學生竟自豪地介紹因寫文曝光了兩位激進學生，他獲得了一家報社提供的職位，而那兩個學生則麵臨被開除的境地。許多人的精神受到嚴重摧殘，米勒的一個朋友，60多歲的詩人兼電視節目主持人，原本主持一個相當火爆的節目，突然有一天在開播前被通知解聘了，原因是他上了一個會議讚助人的名單，那是一個全球文化人召開的反對冷戰爭取世界和平的會議。結果他“幾乎有一年半時間沒邁出家門一步，擔驚受怕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不單單是政治上的恐懼，實際上他還親眼目睹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多麽淡薄，多麽脆弱，這真叫他寒了心。”

在曆史的黑暗時期，受打擊最大、心靈最痛苦的往往是知識分子。麥卡錫時期也不例外。不過，與好萊塢和其他文化界被投監、開除的許多人相比，米勒還算是幸運的，隻是刊登他文章的雜誌報刊受到威脅（米勒說，那年月到處充滿威脅的氣氛），被凍結護照，不許旅行，並接受FBI的劇本審查和“非美行為調查委員會”的質詢。米勒不是不發怨言乖乖走進毒氣室的猶太人，他沒有退縮屈服，在麥卡錫主義甚囂塵上時寫出了抨擊製造冤案的《煉獄》，諷刺麥卡錫一夥采取的坦白認罪方式“完全按照宗教法庭審判異端分子的方式進行”。後來，他回憶，“每當《煉獄》忽然在某個國家上演，轟動一時，我便幾乎可以說出那個國家當時正處於什麽樣的政治局麵——它不是警告大家暴政即將來臨，就是提醒大家暴政剛剛結束。”（八十年代在上海上演，也有這種意味，當時有觀眾看後，覺得和文革太像了，簡直不敢相信劇本不是出自中國人的手筆。極左和極右其實是孿生兄弟）米勒還與麥卡錫們進行了麵對麵地交鋒，在國會公開拒絕提交一份參加某個會議的名單，絕不出賣任何人以換取自身安全。當時被定為“藐視國會罪”，第二年麥卡錫主義破產後，才由聯邦最高法院給予平反。在指控的罪行中有些完全是莫須有的，比如硬說他一九四七年去過捷克斯洛伐克，但事實上他根本沒去過，而且那時捷克還不是共產國家（1948年2月事件後，才正式成為共產黨的一統天下）。即便坐實，也不能證明他與共產國家有聯係。審訊他的人還質問，“你為什麽總是把美國寫得那麽淒淒慘慘？” “為什麽不拿出你那極好的才能來反擊共產黨的陰謀詭計”？要求他當庭作出保證，“今後不要再寫一直製造出來的那種調子低沉而悲觀的勞什子”（中國人對此一定不陌生，可見強權的共通性）。米勒奇怪，這些原本不該由議員向作家提出的無理要求，當時在場的其他袞袞諸公居然個個神態自若，十分平靜。這些自然引起了強烈抵觸情緒，但是米勒並沒有對美國徹底喪失信心，甚至由衷慶幸出生在美國，“她的締造者早就預見到權力其實是個白癡，必須不惜任何代價用規章法則加以約束”。原本對資本主義的憤懣不滿，轉為對國家體製的衷心慶幸；對馬克思主義的傾心，轉為對基本價值觀的回歸；意識形態的分歧讓位於對政治權力的約束，殘酷的曆史現實是讓左傾知識分子轉變的重要因素。後來由於麥卡錫越權過度，艾森豪威爾認為麥卡錫的權力已經超過了總統，美國上層也無法忍受，便製止了這次滑向法西斯主義邊緣的危險，解除了麥卡錫所擔任的“非美行為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參院還以壓倒多數正式譴責麥卡錫“違反參院傳統”。

一個黑暗時代結束了，但是經過麥卡錫時代的恐怖專政，和蘇聯、東歐、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教育，美國知識界的左傾思潮日漸沉寂，取而代之的是六十年代更具活力也更具號召力的人權鬥士。民主、自由、平等、尊嚴成為人們更加向往的目標。

米勒自六十年代以來，又創作了不少劇本，但是再沒有一部可以像《推銷員之死》和《煉獄》那般強烈震撼人心，他的時代，他的巔峰之作，永遠成為過去耀人眼目的掠空流星，留在了曆史檔案的卷宗中。

[acme]

謝謝 介紹，他好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