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旁觀中國古代唯一一次朝野對吵

圍觀吵架，是國人的癖好。看別人劍拔弩張、臉紅脖粗、口水四濺，最好動手流血，才算過癮。

曾經深受同胞熏陶，自然免不了好這口。所以當我再次回顧《鹽鐵論》，依舊興奮莫名。興奮的原因不在於可以從這本書中看到漢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以及社會狀況，而是這次朝野直接對吵在中國古代十分難得，簡直絕無僅有。

中國古代文明的支柱是禮儀製度，而禮儀的核心是等級。等級規定著人們的上下、親疏、遠近，治人與治於人，統治與被統治關係。低等級的人隻能無條件服從高等級，不同等級的人不可能坐在一起平等對話，更不可能吵翻天。

戰國時，由於各國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從貴族集團中脫胎分化出來的士階層地位大幅提高，不僅繼續保持傳統的議政習慣，而且常常獲得向統治者直接進言獻策的機會，晉升為統治集團高層，參予國家決策的製定。

然而，低等級的貧寒知識分子集體直接與當朝公卿大臣分庭抗禮，戰國時沒有過，秦時更別提了，漢昭帝時卻發生了，而且是中國古代史上唯一的一次。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首都長安舉行的鹽鐵政策討論會，為中國古代民主提供了罕見的實例。參加會議的人由兩方麵組成，一方是朝廷代表，宰相車千秋、禦史大夫桑弘羊與他們的助手；另一方是由朝臣大官推薦的來自京師一帶的八位賢良和五十多位由各地方政府舉薦的文學們。

這次會議的記錄，經過漢宣帝時的桓寬增刪改寫，編纂成《鹽鐵論》一書，基本上保留了主要的辯論內容。從這本書既可以看出原始記錄的忠實詳盡，又可以看出桓寬的思想傾向。比如，在照錄辯論原話的同時，還描寫了對話人的神態反映。六十段中，有十六次記載了官員們傲慢、不屑、憤怒、焦躁、無奈等表情。這應該是原始記錄的遺留，是古代會議記錄的必備內容。據此推斷還應該有對賢良文學們的描寫，但是《鹽鐵論》中隻殘留了一次諸生集體起立抗議的行動，其他也許都被刪了，隻是沒有明言此處刪多少字。桓寬在最後一段《雜論》中推崇賢良文學，有保留地稱讚了桑弘羊，對其他官員則相當鄙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後世對鹽鐵會的評價。

會議是大司馬大將軍霍光以昭帝（時年14歲）的名義，為聽取民間疾苦和對鹽鐵政策意見而召開的。實際上則是在宮廷權力鬥爭中，利用社會輿論打擊對手桑弘羊（這一手段後世一些統治者仍樂此不疲。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北京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仍可看出它的影子）。會議上出現了大鳴大放大辯論的局麵，雙方言詞犀利，攻守兼備，結果取消了酒的專賣和部分鐵官，對國家經濟、政治、外交等政策基本未動。儒生們因後台強硬全身而退，桑弘羊卻陷入了霍光設計的危局中，一年後，以謀反罪被殺。也就是說，儒生們隻是被人當槍使了一回，所提意見霍光並不重視，依然實行桑弘羊的政策。歆慕商鞅的桑弘羊果真落得與商君同樣的下場，鹽鐵會不過是其成為宮廷鬥爭失敗者的預演。

研究鹽鐵會議反映的漢朝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是曆史學家的事情。我對專門從朝野對話的角度深入挖掘一下，更感興趣。就像街頭圍觀者，吵什麽不重要，關鍵是爭吵雙方的表演有看頭，越熱鬧越刺激。

朝廷一方由各項政策的製定者權臣桑弘羊唱主角，舌戰群儒，車千秋則是繼續保持一貫的縮在後麵、少發言、不搶風頭、不得罪權臣的做法，其他助手們更是被動辯護，敲敲邊鼓而已。

賢良文學們是各地對古代典籍有較深研究的文化精英，他們原本門派林立，人品蕪雜，互不服氣，有的一有機會就陷害同行。如從賢良升到宰相的公孫弘就對主父偃被殺、董仲舒被貶負有責任。然而這次會上，六十多人卻出奇的一致，你下我上，車輪大戰，互相補充，說抗議，立即全體起立，比朝廷一方狼上狗不上，氣得桑大夫點名督戰的鬆散疲軟狀況顯得抱團底氣足。應該承認，漢代的賢良中，人才較多，如董仲舒、詩學大師轅固等都是文化界的翹楚。從鹽鐵會上的發言看，賢良在思想認識水平上與文學們沒有多大懸殊，但對社會狀況的了解顯然較為深入。

參加會議的賢良文學們不畏權臣，公開發泄心中的憤懣，當麵刺譏公卿大員，反映了當時知識界的自我定位與精神風骨，為後世的社會“公知”們樹立了榜樣。不過，這一點卻跌入儒家祖師孔子所討厭的“惡居下而訕上”的小人堆裏去了。桑弘羊據此質疑儒生們“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哪還有“上下之意，君臣之禮”？幸好沒有進一步定罪，否則，賢良文學們慘了，不被殺頭，也要關進監獄。漢文帝時曾經廢除了秦代“誹謗”法，但武帝時又訂立了更為嚴厲的“腹誹”罪，魏其侯竇嬰被殺的罪名之一是聚眾“腹誹而心謗”。不說話都有可能被臆測定罪，賢良文學們的勇氣，讓人敬佩。會議期間，賢良文學為了自保，往往舉起“忠言逆耳”的擋箭牌，“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針石。”假如深究一下，諸生的直言不諱，其實真的沒有謀反顛覆（隻有公卿能辦到）的企圖，不過是顯示一下在磨道打轉的也有點強項執拗的驢脾氣而已。

從整體上看，這次辯論會上，尤其是文學們務虛較務實多。有學者指出，兩天的時間裏，意識形態爭執就占了近三分之一，集中在儒法評價、德治與法治、王道與霸道、重農與重商等等理論問題上。毋庸諱言，賢良文學們帶有強烈的複古與尊儒傾向，不滿現實，跟出身商家，十三歲就踏進官場繼承管仲、商鞅思想的桑弘羊格格不入，在情理之中。桑大夫指斥諸生“徒陳空言”“大言”，光耍嘴皮子，幹不了實事，不算冤枉。如文學認為討伐匈奴的政策錯誤，應該以德服人，行仁政才能無敵天下，那樣也就不需要維持高額軍費了。很顯然這純屬一廂情願，別說桑大夫斥為膝癢搔背，連我也覺得好笑。桑弘羊說“儒者不知治而善訾議”，確實一針見血。也因此，這次會議有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辯的色彩。

賢良文學采取的戰術之一是搶占道德製高點，動輒以“德”、“仁政”的旗幟和對“利”的否定來壓製對方。血腥醜惡虛偽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問題一旦上升到這種層次，還叫人怎麽回答？剛愎自用的桑大夫能以“默而不答”回應，已經很客氣，在中國古代的官員中算是能克製的了。

賢良文學們喜歡引經據典，大部分是儒家典籍。他們引用的目的是解釋闡發經典的微言大義，證明己是人非，並沒有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思想。可以說，從這些精英們的表現，足證此時華夏精神創造力已經衰退，隻能靠前人的陳舊理論作為精神支柱。對於桑弘羊推崇的鄒衍創立的宏大世界觀，他們嗤之以鼻，認為鄒衍不是他們服膺的孔子一類聖人，人們連眼前的事情都整不明白，“焉能知瀛海？”知道鄒衍的世界觀又有什麽用，“不如守小計也”。這種保守的態度限製了儒生們的眼界和思維高度。

嚴格講，賢良文學隻是相對於官僚上層較接近於民間，而不是普通百姓的代表，他們被當朝官僚和地方政府舉薦，是候補官僚、備用官僚。為了早日得到升遷，不能不依附於某些官僚集團。賢良文學在會上槍口一致對準桑弘羊一夥，不無投靠霍光之嫌。會上言詞激烈、場麵火爆，沒有霍光的背後支持根本不可能出現。即使有些人想保持獨立性，像轅固教訓公孫弘那樣，“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也是依附中有限度的獨立。那時真正獨立的，是不與朝廷政府合作，不接受舉薦的“隱士”們。隻是一“隱”之後，他們的聲音也大多消失了。賢良文學反對鹽鐵官營，抨擊國家與民爭利，實際上是為地方豪強張目，跟普通百姓沒有直接關係。頂多是捎帶著反映了社會下層的生活狀況。

和後世辯論差不多，鹽鐵會上也往往超出了學術之爭、理性辯論的範圍，演化為意氣之爭。

桑弘羊把本來帶有正確性的戰時政策推行為常規政策，而且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地方官吏徇私舞弊的行為，以致社會弊端叢生，麵對賢良文學占領道德製高點的攻勢，難免捉襟見肘，不得不擺出盛氣淩人的架勢，詰難諸生站著說話不腰痛，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甚至嘲笑儒生連自家溫飽都不能解決，憑什麽參與國事，完全不具備議政的資格，厲聲恫嚇趕快閉嘴，不要添亂。從桑弘羊多次沉默不語，而不是理屈詞窮采取“王顧左右而言它”的轉移戰術，似乎可以看出，他對霍光的陰謀有所覺察，所以會後迫不及待地與上官桀等人發動了叛亂。

儒生們在準確指出民間的貧窮是腐敗的官僚造成的同時，也會於情急之中，以前輩法家人物的悲慘下場，詛咒公卿大臣的寶馬豪車不足以承載未來必然降臨的災禍。這固然有儒生尤帶巫師本色的含意，但是可能也受到過來自霍光一方的暗示，所以膽大敢言。

為了證明自己正確，不惜編造謊言，是古今統治者和意氣相爭者慣用的伎倆。桑大夫吹噓外交軍事政策使民間富裕程度大大提高，建國初，公卿大臣也沒有馬車，而現在百姓都用上了北方來的良駒堅車，吃厭了南方產的橘柚。結果讓諸生立即抓住，揭露了在窮兵黷武橫征暴斂的政策下，百姓家中六畜五穀欠缺，連糟糠都不多，哪有吃厭橘柚的福氣！而儒生們自己也會避開不利事實，光談對自己有利的一麵。比如，對鹽鐵官營為討伐匈奴提供了資金，因而取得巨大勝利，儒生們就絕口不提，緊緊盯住鹽鐵均輸政策在執行中的弊病不放。

在激烈辯論中，有人注意到了情緒的理性控製與辯論技術把握。文學們提出辯論原則，要辨明“義”和“道”，應隻求真理而不單純求勝，能夠服從“義”，敗了也不丟人。不讚成花言巧語，以假亂真，得意於最後收尾停止辯論，取得表麵上的勝利。丞相的秘書說，辯論國事，應該慢慢講道理，何必擺出高喉嚨大嗓子死磕的架勢。辯論搞成粗野爭吵，不是講究謙卑推讓以理服人的儒者行為。車千秋引公孫龍的話，辯論是為了把道理搞清楚，解決問題，如果一味爭執不休，沒有妥協，就和野人沒區別了。這些從戰國就已形成的認識，聽上去都不錯。但是正如儒生們所說，“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行更難了。人類理性企及的高度，在行動中常常達不到。

中國古代完全不知民情的統治者，像衛靈公（在隆冬讓百姓挖湖，有人勸諫，他說，天冷嗎？我怎麽不冷？）晉惠帝（質疑饑民為何不吃肉粥）一類，大有人在。部分統治者也搞“采風”，搜集民間意見，但多像鹽鐵會後一樣，很少采納。這是集權專製政體所決定的。鹽鐵會議的出現，不是為了真正解決政策問題，而是為了掌握權力鬥爭的主動去造勢。但在中國曆史上已經是罕見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