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正文
很難想像一部民國人物誌，少了怪傑辜鴻銘，還能成書嗎？
老外把他當作京城第一景，寧可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在中國人眼裏，他是中西結合的怪胎：“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發，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周作人）
年輕時，在國內看有關辜先生的事跡，印象不佳：一個病得不輕的保守黨。近年來，積攢了一些海外經曆，再看辜先生，感覺有點不一樣，好像可以進入他的心，理解的多一點了。
辜鴻銘與其他民國學者相比，太特殊了，一出生就跟別人不同：產於馬來西亞的混血兒。10歲隨義父去英國留學，自小紮下的童子功練成當時華人中的英語第一。按一般人的路子，不做腸肥腦滿的買辦，便是傳播西學的翻譯家。然而他的英國義父卻告誡不要忘本，要鑽研中華文化。（說奇怪也不奇怪，現在許多收養中國棄嬰的美國人同樣希望孩子保持華人本色，不辭辛苦，周末送孩子去中文學校，交華人朋友，參加華人活動，慶祝華人節日。以前我的一家老美鄰居也收養了一個中國女孩，每次見到，總讓女孩用國語跟我們打招呼。女孩見到我們也總是露出一臉燦爛的笑容，讓人格外愛憐。我想這一方麵是天性覺得我們親近，另外也一定是養父母教育她要知根知底的結果。這一點和華人的收養習慣不同，他們大多忌諱真相刻意隱瞞。）隻要看看他的著作中極少向國人宣傳西方，最多的反而是向西方鼓吹中華傳統文化，平日與洋人交往中，更是處處時時維護中華傳統文明，就可以知道，這番教導對辜鴻銘的分量：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
混血兒是一種有點尷尬的身份，很容易讓人產生“邊緣人”的感覺，遭到各方排斥。他在英國留學就沒少受同學欺負，曾經因為有辮子被故意推進女廁所羞辱。有了這種強烈刺激的經曆，要想不愛國都難（許多留學生的愛國熱情高漲，與此相仿）。辜鴻銘的中國心就是這樣煉成的。由此，我們知道，廣為流傳的辜先生嘲諷、頂撞洋人的故事，其實是對早年所受歧視的反彈或者潛意識裏就是報複。如果辜鴻銘幼時沒有去英國留學，而是歸國讀書，不難想象會遭到怎樣的白眼，受到何等歧視（我年幼時曾參與過起哄、羞辱華僑、混血兒的惡行，在此向他們鄭重道歉。這種情況，在中國很普遍），一定會造就出另外一個辜鴻銘。回國後，在國人圍觀的異樣眼神中，辜鴻銘心中的歸屬感便以偏執、誇張、憤激的形式（留小辮、讚纏足納妾、保皇等）表現出來，強調自己不是“邊緣人”，而是最正宗的中國人（49年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比誰都左，與此類似）。如果因此認為辜先生隻是做一些表麵文章，那是對他的誤解。他看不起所謂的新派人物，認為他們心中隱藏的傳統糟粕不比老派人物少。所以，當北大學生笑他留辮子時，能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聽到這句話，所有華人都應該和在場的北大學生一樣靜默沉思。
把辜鴻銘看作“享譽國際，憤世嫉俗的學者“（英國作家毛姆語）是片麵的，僅僅看到他身上各種矛盾的混合，如溫源寧所說“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隸標識（辮子）的獨裁者”，也是不夠的。胡適的眼光比較獨到，提供了一個認識辜鴻銘的正確角度：“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著辮子，談著‘尊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當初辜鴻銘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他壯年時，衙門裏拜萬壽，他坐著不動。後來人家談革命了，他才把辮子留起來。辛亥革命時，他的辮子還沒有養全。他戴著假發結的辮子，坐著馬車亂跑，很出風頭。這種心理很可研究。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
以保皇惡名著稱的老辜，心中確實有一個皇帝的尊位。曾公開承認一生保皇不變，連五四後，北大教師開會討論挽留蔡校長，他在發言中也要把校長與皇帝連在一起，“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弄得在場的一夥兒新派人物哭笑不得，想反對都找不到借口。但是，滿清時，湖北耗費巨資慶祝太後生日，作為香帥手下的小小“洋文案”（外語秘書），聽到宴會上唱新編愛國歌，詰問沒有人唱愛民歌，當場吟誦順口溜“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在太後氣勢最盛、皇權高漲的時候，他不抱佛腳，對金麵不屑一顧，你說，在他的心中，百姓與滿清皇家孰輕孰重？以後，袁世凱登基、張勳複辟與他半毛錢關係都沒有。說他是保皇派，沒有行動，光停留在口頭上，不足以判罪。
辜先生鼓吹孔教，也有點名不副實。不錯，他是翻譯過《論語》《大學》《中庸》，向國外宣傳國學經典。但那是因為不滿洋人的翻譯失準，立誌要推廣原汁原味（現在看來，這裏的原汁原味要打折扣，它開啟了於丹老師們的路子）。他曾把清朝外交官郭嵩燾在國外看到“各國風俗之齊整”，較之中國更有秩序，感慨“孔孟欺我也”，作為“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的典型，捧為最高的“上流人物”（下流為但誇己善，不服人善）。張之洞待他有恩，“雖未敢雲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少衰”（辜鴻銘）。但是，批評起來並未“為大人諱”。如張之洞在送鄂省學子出國留學時鼓勵學成歸來作大官，辜直指“未脫於功利之念”。揭露“文襄（張之洞的諡號）帥天下以富強，而富強未見，天下幾成餓殍。此蓋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民也。”
他對時弊的抨擊，也不比新派人物火力小。當我讀到：“今日欲救中國之亡，必從督撫不吹牛做起。”“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學生，以奴才待下屬。”“中國今日不圖富強則已，中國欲圖富強，則必用袁世凱輩。蓋袁世凱輩欲富其國，必先謀富其身。此所謂以身作則。（鄧大人或許受此啟發）”所受到的震動，不比當年看西單民主牆差多少。原來我們真的沒有看懂辜湯生。
胡適說辜鴻銘“久假而不歸”，其實，也有妄議之嫌。辜並不假，他所做的一切都出於自然，可以說他偏執、張揚，卻不能視為假。如關於辮子問題，他就不滿有些人隻是包裝新，認為“中國之存亡在德不在辮”。即使全都隨西方人穿著打扮神態舉止，也不能讓洋人“生敬畏之心”，而不“生狎侮心”。他喜歡《牡丹亭》中杜麗娘的唱詞“一生兒愛好是天然”。認為這就是《大學》裏“如好好色”的本意。他嘲笑“今日人心之失真，即於冶遊、賭博、嗜欲等事，亦可見一斑。”他甚至仿照孔子“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改變為“古之嫖者為己，今之嫖者為人。”諷刺之辛辣，讓人對人心失真的社會現象印象更加深刻。
辜鴻銘的偏執張揚有著“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味道，所以張中行說，“在舉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當中國知識界主流倒向西方，如饑似渴地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時，他卻拒絕“西化”，固守著破舊的家園，敝帚自珍。如果沒有這種人，中國就顯得太單調、太簡單，失去了許多色彩。
他堅持中國傳統（包括糟粕）也是為了區別於他所鄙視的那些隨波逐流的“賤種”。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中有《賤種》一文，借洋人之口，痛罵袁世凱一類人。當時，西方有一種辨識人品高下的標準：“貴種”無論到何地，都能保持自己的精神乃至體質的本真不變，而“賤種”相反，到異國異地，因貪圖便宜，放任自流，遂變得非複舊觀。像袁世凱人一闊臉就變，也是“賤種”的表現之一。
辜鴻銘認為自己也是不管在何時何地都能堅守中國傳統精神的人，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人。他在《中國人的精神》中說：“中國人身上有種難以形容的東西。盡管他們缺乏衛生習慣，生活不甚講究，盡管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有許多缺點，但仍然贏得了外國人的喜愛，而這種喜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得到的。我已經把這種難以形容的東西概括為溫良。如果我不為這種溫良正名的話，那麽在外國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誤認為是中國人體質和道德上的缺陷----溫順和懦弱。”“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著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著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著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黃興濤、宋上慶譯）我覺得這就是在說他自己，他對他所熱愛的中國百般維護，生怕外國人誤解，在承認有缺點的同時，更讚美作為中國人應有的精神上的完美和諧。當然這是一種美化，一種充滿感情的美化，是聖人欲“教化”的，佛教要“普渡”的，老蔣想規範的，老毛誌在改造的，是至今未實現且希望渺茫的。辜先生在講桃花源中人，不錯，不知漢晉的桃花源人，也是地道的中國人。
辜老爺子確實“立異以為高”，但絕非“久假而不歸”，而是“久真而不悔”。他的中國心絕非潔白無瑕，但是清澈透亮，真實可信。
一個站在近代門檻上的王朝 作者：吳鉤
一
研究宋史的張邦煒教授曾經感慨說:“從前人們往往一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其實何止是“從前”，直至今日，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當成是一個窩囊的王朝。然而，日本與歐美的漢學家卻普遍認為，唐代是中世紀的黃昏，而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
自從日本的曆史學家內藤湖南在19世紀末提出“唐宋變革論”（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以來，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漢學家講述宋朝曆史的最重要母題——
內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宮崎市定稱:“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複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並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複興時代'。”“宋代社會可以看到顯著的資本主義傾向，呈現了與中世社會的明顯差異。”
另一名日本學者攄藪內清也說:“北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曆史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複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上說:“11～13世紀，（中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經濟生活與前代比較，沒有任何一個領域不顯示出根本變化。不僅是程度上的變化（如人口增加，生產普遍發展，對內、對外貿易增長，等等），而且是性質改變。政治風尚、社會、階級關係、軍隊、城鄉關係、經濟形式均與唐朝這個中世紀式的貴族帝國迥然不同。一個新世界誕生了，其基本特點已是近代中國的特點。”
另一位法國漢學家白樂日也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係列重大問題。”
在中國知識圈很著名的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認為，宋代“包括了許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視其為‘近代早期'”。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更是幹脆地宣稱:“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鍾，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水密隔艙等，都於宋代出現。在十一二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裏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另一位美籍華人學者、曆史學家唐德剛先生也稱:“吾人如大膽地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製，在宋亡之後，就再次複古回潮了。”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則說道:“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總而言之，在海外漢學界，“宋代近世說”顯然要比“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更有說服力，更可能達成共識。
二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海外漢學家說宋代是近代開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邁入了近代的門檻呢?我們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標準，來跟宋代社會對照一下。
當一個社會從中世紀進入近代，總是會出現某些共同的趨勢與特征，我們試列舉如下:
商業化。商業漸次繁華，商品經濟逐漸取代自然經濟。
市場化。隨著商品經濟的展開，市場取代行政命令，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機製。
貨幣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不但使得貨幣成為市場交易的結算工具，而且國民的賦稅與勞役、國家的行政動員，也可以用貨幣結算，達成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數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來越多的人口脫離農村和土地，進入城市謀生，成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工業化。手工業發達，出現了以市場交換為生產目的、以手工業坊場為生產形態的手工業。
契約化。英國曆史學家梅因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從中世邁向近代化的核心標誌之一，便是出現了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係”的轉型。
流動化。由於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個近代化的社會必然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流動性，包括地域之間的流動、階層之間的流動。
平民化。世襲的貴族作為一個特權階層，日漸式微，平民階層的影響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長，最終形成一個平民社會。
平等化。貴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結果，是人與人之間基於不同出身的地位懸殊被抹平，階層之間的森嚴壁壘被打破。
功利化。由於商品經濟的滲透、社會風氣的世俗化演變，一個近代化的社會總是會產生出明顯的功利主義思潮。
福利化。近代歐洲的經驗表明，當一個社會開始了商業化、城市化、流動化的轉型，必然將誕生一個龐大的貧民階層，原來由宗教團體提供的救濟體係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必須由強有力的國家財政負擔起救濟的責任。
擴張化。這裏的擴張化是指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製可以自發地推動構建出一個近代化的經濟體係。但這從來隻是假想，而非事實。事實是，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的重商主義為先導，政府設立的經濟部門出現明顯的擴張，如此，才能為市場的擴張奠定基礎。
集權化。國家的權力結構從貴族封建製轉化為王權專製。有學者指出:“無論是遲是早，幾乎所有國家都必須在經曆了專製王權這個階段之後，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門。未完成由封建國家向專製製度的轉變，意味著未能進入近代政治的起點，從而意味著國家在近代化第一階段的完全失敗。”
文官化（理性化）。隨著王權製的確立，貴族的政治權力逐漸被一個科層化的文官體係所接替。在韋伯看來，文官製與理性化幾乎是一個同義詞，文官製的建立，即預示著國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權力的分配與行使由明確的程序與製度來規範，從而擺脫了私人意誌與情感的幹擾。
法治化。近代化的漸次展開，塑造出一個複雜化的陌生人社會，以及一個龐雜的治理體係，熟人關係、習俗與道德已不足以應對這種複雜性，因此，國家需要創製出更加繁複的法律，以適應時代的嬗變。
那麽問題就在於:這些涉及經濟變遷、社會轉型與政治構建的近代化指標，在宋朝一齊出現了嗎?是的，它們一齊出現了。
三
宋代是繼漢初之後的又一個商業繁榮期，商業化的浪潮席卷整個宋朝國境，“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閑著錢買金在家頓放”?宋朝人家有了閑錢，即拿出來投資。一些漢學家甚至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
既然稱之為“商業革命”，當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經濟表現。宋代在經濟上確實出現了革命性的變遷:
——“田製不立”，即國家承認完整的私有產權（中唐之前實行均田製，產權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製的）。
——農業生產力獲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別是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與複耕技術的推廣，讓同樣麵積的土地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從土地中析出更多的富餘人口與農產品，流入城市與工商業。
——原來束縛了商業自由的坊市製在宋代徹底瓦解，街市製開始形成，“自大街至諸小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空虛之屋，每日淩晨，兩街巷門上行百市，買賣熱鬧”。在宋代之前，這是不可想象的。
——海外貿易高度繁華，當時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市舶司（海關）每年從海上貿易中抽稅近200萬貫（明代在“隆慶開關”後，海關抽解每年不過區區幾萬兩銀），進出口總額約為2000萬貫。
——商業信用非常發達，從北宋到南宋，陸續出現了便錢（類似於銀行匯票）、現錢公據（類似於現金支票）、茶引、鹽引、香藥引、礬引（類似於有價證券）、交子與會子（法幣）等商業信用。如果沒有發達的商業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區域的市場交易是不可能達成的。
——商業化的深入，表現在國家財稅結構上，即農業稅的比重下降，商業稅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紹熙年間，來自非農業稅的財政收入接近85%，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這是中國曆史絕無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紀的晚清，洋務運動之後，清政府的田賦比重才下降至48%。
宋代商業化的展開，也是市場化不斷深化的過程。市場化不但表現為民間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過市場解決，宋代江南一帶的許多農戶，基本上已經不種田，“糊口之物，盡仰商販”;而且，國家也放棄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用市場機製獲取政府消費品、調撥公用物資，甚至使用經濟製裁的威懾來維持與鄰國的和平。
貨幣化的趨勢在宋朝也非常明顯。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鑄造巨量的貨幣來滿足民間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鑄幣量則是570萬貫，平常年份都維持100萬貫至300萬貫之間;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宋人用兩年時間便鑄造出來了。宋朝國家的稅收，也從以實物為主向以貨幣為主過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貨幣性歲入的比重超過了50%，王安石變法更將力役也折成貨幣結算，顯示出貨幣化已成大勢所趨。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現:城市人口的比重達至曆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時達到22.4%。如果據斯波義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30%。而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過是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
還有一些曆史學者認為宋代出現了“原始工業化”。一個最能體現宋代“原始工業化”的例子是鐵的產量:由於煤礦的規模化開采及應用於煉鐵，北宋的鐵產量表現出飛躍性的發展勢頭，而英國要到16世紀的工業化早期才產生類似的“煤鐵革命”。大量的科學技術也應用於手工業生產，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稱:“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麵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四
上麵我們從經濟變遷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現，接下來我們再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觀察宋代——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大變遷: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為門閥世族耕種的農奴，沒有獨立戶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備獨立的法律人格，不獨立編戶，是附依於主家的賤戶;入宋之後，隨著門閥世族的瓦解，部曲與賤戶都成為了自由民。宋代的佃戶與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關係，隻是結成經濟上的租佃關係，租佃關係基於雙方的自願結合，以契約為證。宋代奴婢與主家之間也不是人身依附關係，而是經濟意義上的雇傭關係，雇傭關係同樣基於雙方自願的契約。這樣一種結構性的社會變革，核心意義就是“契約化”——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係”轉型。
這個契約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平等化的進程。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屬於賤民，而這些賤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說，從前的賤民現在已經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擁有平等的法律主體資格:“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貴族的消亡，推演著一個平民化社會的來臨。宋代之前，政治幾乎為貴族壟斷，唐代雖有科舉製，但借科舉晉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數。宋代情勢一變，取士不問世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錢穆語）。據學者對南祐寶四年（1256）《登科錄》的統計，在601名宋朝進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門進士占了絕大多數。
作為平民社會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也一齊出現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貴族掌握著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而宋朝的學校則向全民開放，包括“工商雜類”的子弟均可進入州縣學校讀書。文學、音樂、美術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層人玩的高雅品，進入宋代後，才產生了完全屬於平民（市民）的文學、音樂形式，如話本、滑稽戲等;我們從宋代之前的美術作品上也幾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隻有展開宋人的畫作，如《踏歌圖》、《清明上河圖》，那種平民氣息、市井氣息才會撲麵而來。
同時，隨著人身依附狀態的解除，宋朝社會出現了廣泛、持續的流動性，這種流動化既包括地理意義上的橫向流動，即可以從一地自由遷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階層意義上的縱向流動，即固化的等級結構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上升的機會。
宋人發現，“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這裏的“近世”，當然是指宋代。用現代概念來說，宋人有了“自由遷徙”的權利。
宋人又發現，“先王之製，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這裏的“後世”，也是指宋代。“貧富貴賤，離而為四”的意思，是說從宋代開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組合，貧者可以富，可以貴;賤者可以貴，可以富;富者可能貴，也可能賤;貴者可能富，也可能貧;貧富貴賤處於變動之中。用現代社會學的概念來說，社會階層沒有“板結化”。社會也因此才煥發出活力。
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轉換，以及商品經濟的深入展開，也讓宋朝的社會風氣出現巨大嬗變——人們不憚於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追逐財富成為理所當然之事。拜金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大行其道，這種功利化世態乃是資本主義時代開始來臨的一般社會景象，不管是兩宋、晚明，還是近代的西歐城市，莫不如此。
五
現在，我們從國家治理功能構建的角度再來觀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現——
研究者發現，在16世紀的歐洲，當經濟結構從封建製度過渡至資本主義製度之際，也出現了一個特征，即由於經濟失調而產生大量都市貧民，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就是為了應對這種結構性的經濟轉化。英國也是在近代化開始展開的16世紀下半葉發布了一係列“濟貧法”，由政府負擔起救濟貧民的責任。中國的國家福利體係，也恰好在宋代發展至頂峰，這種“福利化”國家功能的出現並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產生的壓力催生出來的結果。
宋朝的貧民救濟主要由兩個係統組成，一是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施行的“惠養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後，各州政府“差官檢視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給米豆一升，小兒半之”。宋人對“乞丐”的定義與今日不同，凡貧困人口，均納入乞丐範圍;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頒行的“居養法”:各州設立居養院，“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簡單地說，“惠養乞丐法”指由政府給貧民發放米錢;“居養法”則指由國家福利機構收留無處棲身的貧民。
為了應對近代化的挑戰，國家不僅要發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經濟活動，包括征稅、借款、投資、開拓市場、調控市場、製訂商業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等，這便是重商主義下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化。宋朝無疑是曆代最具重商主義性格的一個王朝，政府設立非常多的經濟部門參與市場經濟，包括市舶司、鹽井監、樓店務（房地產公司）、酒務（釀酒廠）、曲院（製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務、紡織院、染院、磨坊（糧食加工廠）、茶磨（茶葉加工廠），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經濟部門就有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市易務、青苗法、檢校庫、抵當所等。
可以說，宋代的國家扮演了一個“超級商人”的角色，自由主義者可能會對此嗤之以鼻，但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業引擎，離不開以國家之力來啟動。一個對商業發展無動於衷、碌碌無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於近代化的擴展嗎?
正因為近代化的啟動與展開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支持，一國總是在完成了國家的集權化之後才有可能順利實現近代化，不管是先發近代化的歐洲大陸與英倫，還是後發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這一點。相比之下，中國的集權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縣製，即宣告王權製的來臨。早熟的集權化未必合乎曆史趨勢，因而中國在魏晉時期出現了貴族製的回潮，並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形成門閥世族。經過唐宋變革，“君主獨裁”政治才完全確立下來。
需要提醒的是，我們這裏所說的“君主獨裁”，隻是表示一種與貴族政治相對的政體，並不意味著君主不受約束，可以乾綱獨斷。恰恰相反，宋朝已經形成了一種“虛君共治”體製，君主“以製命為職”，但“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即由宰相執掌具體的國家治理權;如果政令“有未當者”，則由“台諫劾舉之”，即台諫掌握著監察、審查之權，以製衡宰執的執政大權;執政、台諫，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權相對獨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中國的文官製也建立得早，與郡縣製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製才發展出足夠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製的核心意義，即公務員的分類、職能、考試錄用、考核、獎懲、培訓、晉升、調動、解職，權力命令的發起、傳遞、審查、執行、反饋、問責，都有完備的製度與程序可遵循，從而最大限度隔離私人因素的影響。那些不欲受到約束的帝王，都會產生突破文官製的衝動，如西漢武帝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三公領導的“外朝”撇在一邊;明朝幹脆廢掉宰相，另立“內閣”，內閣實際上就是皇帝的秘書班子。惟獨宋朝三百餘年，沒有形成破壞文官製的“內朝”，文官製的運作非常穩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還有一個特點:法治化。今人多以為“法治”是西方特產，中國的治理傳統是“人治”，但宋人並不這麽認為，宋人自稱“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陳亮與葉適總結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所謂“任法”、“一聽於法”，套用現代的術語，就是“以法治國”的意思。
宋朝法製體係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許多人的想象。宋人葉適這麽描述道:“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誌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一個聰明人，窮盡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項立法，自以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匯編，卻發現類似的法條早已製訂出來了。
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備，民間租賃、抵押、出典、買賣、借貸、財產繼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給予規範。宋人自己說:“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為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發達的民商事立法讓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經產生了“法學近代化”的跡象。
六
如果我們同意前麵對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對宋朝近代化表現的描述，那麽我們應該承認，宋代中國確實已經邁入了近代的門檻。
請注意，這場發生在11—13世紀的近代化變革，毫無疑問，並非由西方輸入——此刻的西方，還在漫長的中世紀沉睡;而是基於中國文明自身的積累與演進，基於中國曆史內在的發展動力而形成的，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文明的積累與演進如同一個衝積平原，曆史是長河，時光的河水流過，不舍晝夜，不斷留下前人的經驗與成果，慢慢地便堆積出一個豁然開朗的世界。
今天大多數的曆史學家都相信，大約在11世紀發生了一場“唐宋變革”:中國曆史從中世紀的黃昏轉入近代的拂曉時刻。不過，不管宋代與唐代之間看起來有多麽大的差異，宋朝的近代性同樣是前代文明衝積的結果，比如從唐代的“飛錢”孕育出宋代發達的商業信用，瓦解於宋代的坊市製在中晚唐已經出現鬆動，宋朝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是繼承自唐朝設施。“唐宋變革”並不是斷裂式的突變，而是內在於文明積累的突破。
文明積累的假說與唐宋變革的曆史事實，首先宣告了所謂的“中國曆史停滯論”的荒謬。從18世紀起，處於近代化進程中的西歐開始出現了一種傲慢的論調:一些對中國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學家根據他們的想象，對中國文明作出了“停滯”的定性，如德國哲學家赫爾德稱:“拿歐洲人的標準來衡量，這個民族（中國人）在科學上建樹甚微，幾千年來，他們始終停滯不前。我們能不對此感到驚訝嗎?……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諷刺的是，這類對中華文明的誣蔑式論斷，居然獲得中國公知式人物的共鳴與讚賞。在中國網絡上，還流傳一句據稱是另一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的名言:“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被無數網友奉為圭臬、一遍遍引用。
然而，如果赫爾德與黑格爾（假如黑格爾確實說過那句“名言”的話）對中國曆史的描述是準確的，那曆史上的“唐宋變革”該如何發生?從盛唐的中世紀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這中間的變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這都能說是“始終停滯不前”，德國人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紀的歐洲更像陷入了“停滯”。
當然，中西的曆史都不可能停滯，西歐曆史以他們的軌跡演進，中國曆史也以自己的軌跡演進，經過漫長的文明衝積，“造極於趙宋之世”，產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們這樣的描述，也挑戰了費正清先生提出的“衝擊—回應”理論。
所謂“衝擊—回應”理論，簡單點說，即認為中國傳統社會隻有在經曆19世紀來自西方的“衝擊”之後，產生了“回應”，才會出現近代化轉型。顯然，“衝擊—回應論”的前提便是“中國曆史停滯論”:必須堅持認為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缺乏內在的近代化動力，“衝擊—回應”的模型才有解釋力。然而，當宋王朝在11—13世紀打開近代化的大門時，費正清所說的“西方衝擊”在哪裏呢?
七
我們還需要解釋一個問題:既然早在11～13世紀的宋王朝，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近代化，那為什麽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要顯得那麽艱辛、一波三折?這麽重大的問題當然不適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不過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曆史原因，我認為，那便是——“唐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後被中斷了，曆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
敏銳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與王夫之都察覺到，宋朝的覆滅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並論。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王夫之說:“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曆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時代的話語來說，叫作“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不妨稱為“文明的中斷”。
為什麽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請允許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曆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製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製度則是蒙古與金製的拚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製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製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曆史。我們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家產製”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製”，“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製”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役製，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製，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製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驅口製”的出現。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製，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製度，使奴隸製死灰重燃。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中被俘虜之後，被征服者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於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匠籍製”的推行。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雇製”與“差雇製”，“和雇”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雇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雇傭關係;“差雇”則帶有強調征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製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路引製”的實施。宋人擁有自由遷徙的自由，元朝則實行“路引製”來限製人口的流動性，元會典中有一項立法，叫作“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曆。……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介紹信，才準許放行、住店。
“籍沒製”的恢複。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沒收入官。秦漢時，籍沒製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大體上已經棄而不用了。入元後，野蠻的籍沒製度又死灰複燃，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說:“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這當然是財產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現。
“海禁”的設立。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元朝。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準出海貿易，“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海外商貿隻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治理體係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係，比如在法製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後，宋朝優良的司法製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移勘的製度。”
可以看出來，元朝征服者從草原帶入的製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它們的推行，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
八
元製的殖入，不僅僅影響於元朝一代，而且改變了後麵曆史的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於嚴重缺乏立國者的創製智慧，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家產製（分封製）、家臣製、廷杖製、諸色戶計、匠籍製、路引製、籍沒製、海禁製與粗糙的治理技術等製度遺產。
更要命的是，元製中保留下來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現，卻被朱元璋這個土包子堅決扔掉，比如重商主義的政策、對外開放的格局與寬縱的統治。朱元璋似乎下定決心要將中國改造成為一個封閉而寧靜的巨型農村，人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離鄉離土;這個寧靜的秩序不歡迎流動的商人、喧嘩的商業，不需要市場與貨幣，國家的賦稅也以實物稅與勞役為主。至於開放的海岸線與嘈雜的海上商貿，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揮:“寸板不許下海!”
元廷因為統治技術粗糙，表現出寬縱的特點。朱元璋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當上皇帝後，果然剛猛苛嚴，說禁海就禁海，說不許開礦就不得開礦，說廷杖就廷杖，說死罪就死罪。對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麵的控製，比宋元都要嚴厲得多。
明王朝的悲劇便是，它必須不斷突破朱元璋設定的“洪武型體製”，才可能艱難地回歸到“唐宋變革”的近代化軌道上來。到了晚明，隨著匠籍製與諸色戶計的鬆懈，月港的開放，海外巨量白銀的流入，“一條鞭法”的推行，“洪武型體製”才宣告解體，繁華的工商業終於脫困而出。一些曆史學者相信這一段時期出現了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
可惜，此時距明室傾覆已經為時不遠了。清人入關，中世紀製度又出現回潮。清王朝拷貝了朱元璋開創的製度，同時又將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國家的元首，還是日理萬機的政府首腦。明朝式的皇權專製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關係，致使整套體製顯得非常怪誕，也為清末新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我們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轉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憲製下的“責任內閣”。但清朝體製跟君主立憲製的距離實在是太遙遠了，改造起來勢必要傷筋動骨，於是主政者拚命拖延，在野者則等得不耐煩，最後一拍兩散。
追究起來，這首先應歸咎於朱元璋廢除了宰相製度，皇帝直接當上政府首長，等於抽空了“責任內閣”的製度基礎。清製因之，設軍機處，作為皇帝機要秘書處。軍機處與近代“責任內閣”的距離，甚至要遠於明代內閣與“責任內閣”的距離。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體下，將宰相領導的政府轉換為“責任內閣”，我相信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一部分知識分子受了歐陸啟蒙主義思潮的感染，又極不滿清王朝應對近代轉型的低能，開始思考一個沉重的問題:為什麽中國的近代化如此艱難?
但他們的思考不是從製度嬗變的角度做抽絲剝繭，而是直接將炮口對準了中國的傳統文明，認為是中國人的傳統構成了近代轉型的路障，是傳統文化阻止了近代化。
這樣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時期全麵爆發，在“破四舊”運動中達到頂峰，餘緒綿延至上世紀80年代的“河殤”症候群。這些西化的知識分子跪拜在“中國曆史停滯論”的腳下。順乎邏輯地，他們主張以全盤摧毀傳統的極端激進方式建立“美麗新世界”。他們控訴傳統婚姻家庭，拆毀祠堂，抨擊宗族，砸爛孔家店，消滅士紳階層，挖掘孔子墓，焚燒儒家經書，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改造國民性。
然而，他們設想中的“美麗新世界”直到最後，都未能建成。
震蕩的一百年過去，中國白了少年頭。“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是時候重新評估我們的傳統了，是時候重新發現我們的曆史了。
日本人宣揚：“崖山之後已無中國”，現在的中國人是“支那人”，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日本史學界認為宋以前的中國史是日本的國內史。
關東大地震後，中國傾國之力幫助日本。但是等日本剛剛恢複過來，立刻發動侵華戰爭來報答中國。
日本通過脫亞入歐，步入工業化步伐；卻忽悠中國要弘揚國學。日本隻是表麵上學習了中國文化，而其目的是為了侵略中國和培養中國的親日情緒、甚至漢奸。而中國被忽悠了的話，日本就宣揚原因是中國人的人種不行，所以應該被消滅。
而中國也開始學習西方，日本就立刻予以阻止。洋務運動和民國黃金十年就是被日本扼殺的。
另外日本真正的文化是武士道文化。日本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已經被徹底的閹割和改造，成為武士道精神和侵華理論的幫凶。
中國的儒家和佛教成了漢奸的思想支柱，為中國製造了在世界上蔚為壯觀的漢奸人數和讓世界歎為觀止的奴性。
參考：
《國學大師——辜鴻銘："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1-03-14/09542840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