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看成嶺側成峰----幾位中國近現代學者側影（續）

三

吳宓有學問，是大家公認的。王國維遺囑讓陳寅恪和吳宓負責整理他的書籍，看重的就是他們的學問。

他晚年的遭遇讓人同情，失明、癡呆，文革結束後78年仍被遣送回鄉，尤其是臨死前最後一句話催人淚下“給我水喝，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

吳宓讓人費解的行為很多，既反對胡適，也抨擊魯迅；滿肚子西方文化，卻推崇文言文，鄙視白話文。

他最被人詬病的是其“作風”問題，“拍拖”無數，十足的風流情種。據說，他的名言之一是，除了學術與愛情，一概免談。他瞄準的對象，很多是其學生，壓馬路、談文化，請吃飯，甚至把自己的文章署上女生的名字，送去發表。然而，要說以教授身份玩弄女生，也是冤枉了他。吳宓在與女學生的交往中更滿足於填補精神空虛以及享受“護花使者”的榮譽。即便今天看他帶女生逛街，舉手杖攔住汽車，讓女生先走，也是一件極具勇氣的事情。如果在歐美，稀鬆平常。在中國，我想絕少不了挨司機的臭罵。那時，吳宓教授一定很像傳說中挺劍救美的大俠。

吳先生和許多文化人一樣喜歡《紅樓夢》，不同的是，他把自己比作紫鵑。因為他欣賞紫鵑對黛玉懷著一顆不摻雜念的純粹的愛護之心。在西南聯大，聽說昆明有家牛肉館冠以“瀟湘館”的雅名，怒不可遏，認為褻瀆了林妹妹的芳齋，是可忍，孰不可忍，急火火跑去，全然不顧教授形象，掄著手杖一通亂砸。由此或可說明，吳宓既不像辜鴻銘癡迷“品蓮”一樣怪異，也不像陳獨秀酷愛嫖妓一樣荒淫，而是另有一種名士愛美的情懷。這一點可能受其好友陳寅恪愛情觀的影響。

吳宓的日記裏多次提到陳寅恪獨特的情愛觀，如陳寅恪說:“(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織有素，而未嚐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這是當時知識分子中有代表性的充滿理想主義的情愛觀，吳宓特意記下，顯然是相當認同，至少對他觸動不小。觀其所為，我以為，吳先生可能最欣賞第二種情愛。

四

蔣夢麟在北大講演時盛讚蔡元培：“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之精神。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臘最好之精神。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萊最好之精神。蔡先生這精神，是那裏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當時聽者都認為是至公至當之論。蔣是蔡先生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時的學生，說起老師，自然滿口都是讚詞。但是說蔡先生的思想品德是從學問中來，大致不錯。蔡先生的學問新舊混雜，在社會中的身份地位也幾經轉換，按說很容易混成一個深不可測、老於世故的官僚，然而始終保持平實透明的狀態，實屬不易。

蔡先生的新舊混搭也貫穿一生。自幼學習傳統文化，二十歲前信奉程朱理學，本不想走科舉老路，一不留神，不但考取舉人，還拿下二甲進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升編修。任職期間，傾向變法。因感戊戌變法失敗，清朝無望，辭職回鄉。後來四十二歲時到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進修，廣泛涉獵文學、哲學、人類學、文化史、實驗心理學和美學等學科。這樣的學問道路，自然造就了特殊的孑民先生。其實還在出國前，蔡元培再婚典禮就新舊雜陳，禮堂正中掛著寫有“孔子”字樣的紅幛，當天下午，則舉行演說會，以代鬧洞房舊俗。

蔡先生從同情革命，到投身革命，最初也很激進，曾參加暗殺小組，學習組裝使用炸彈。以後才變得比較平和。

近現代的知識分子，熱衷把西方的價值觀與中國古代的遺訓相對接，蔡元培也不例外。他說：“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雖然今天看起來有點不倫不類，但在當時未嚐不是蔡校長為了打動老派人物的苦心設計。

五四運動前，蔡校長把學生骨幹請到家中，告知巴黎和會消息。當學生起來組織遊行示威，他又阻止。但學生被抓，他立即與其他學校校長聯名保釋。六四時的校長，小動作或者會有，公然與當局相左護犢心切，再無其人。

世人說起蔡元培，最重他主持北大這一段。我對他一生中頻繁辭職頗為關注。從24歲任浙江上虞縣誌局總纂始，蔡先生任職及兼職不下三四十種，每遇意見齟齬，人事糾紛，時事變換等等情況，往往辭職，毫不留戀。這裏麵蘊含了蔡先生追求獨立自由的精神，也是那個時期大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與生存條件的寫照。49年後，隻有坐等被開除全家失去收入戶口糧票的恐懼，沒有辭職另謀高就的自由。這一點直接影響了知識分子的精神。

五

章士釗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人物。作為名人，他沒有多少可稱道的，在個人品行上，五毒俱全，然而曆代政府，從北洋到蔣介石、毛澤東都待他不薄，出錢供養著他。他隻有一點讓我感動，對朋友真心實意，尤其是在朋友窮途末路、聲名狼藉的時候，不但不會落井下石，還會主動送上溫暖。

抗戰後，他曾作過漢奸殷汝耕、周佛海的辯護律師。

他和李大釗相互敬重，兩家來往密切，當李被捕，他奔走托人說情，死後，贈錢助葬。

章士釗很早就與陳獨秀相識，共同辦過報紙雜誌，雖然思想各異，但是當1932年，陳在上海被捕，由江蘇高等法院以“叛國”和“危害民國”罪起訴，公開審判，陳表示自己無錢請律師，章士釗聞訊後，不懼此案由何應欽主管，立即與陳聯係，義務為陳辯護。有評論說“顧章與陳之政見，絕不相容，一旦急難，居然援手於不測之淵，斯亦奇矣。”足見俠義心腸。

段祺瑞是章士釗的老長官，曾提拔他做了部級幹部，有知遇之恩。對此，章感銘終身。49年後，段祺瑞的名聲臭不可聞，殃及子女後代。那時沒有人有膽量敢於和段家有任何瓜葛，隻有章能仗義執言。當得知段的小兒子蝸居家中，生活困窘時，章向毛澤東反映了情況，毛親自批條讓人安排段的兒子夫婦倆作了小學教師。段的孫子倒賣小五金，東西被扣，因害怕治罪，跑到新疆，章出麵保下，才得以回家。段的孫女上小學時，受到老師和同學的嘲笑羞辱，因而害怕上學。章又向毛陳情，得到指示：段祺瑞是曆史人物，對他的後代不應該上綱上線。從此，段家後代的日子才好過一些了。

1936年，段祺瑞死後，蔣介石撥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錢，要在黃山購置墓地。段的長子不願葬在那裏，而且把錢揮霍了。於是靈柩運回北京，暫厝香山臥佛寺旁。盧溝橋事變爆發，安葬的事情便擱置起來。六十年代重提入土為安，還是章士釗領銜出麵，64年將遺骸葬於香山萬安公墓，並且，親自書寫墓碑。原來要題“故中華民國執政段公芝泉之墓”，後來考慮到當時的形勢與段的曆史地位及評價，隻寫了“段公芝泉之墓”。我想擱筆時，行嚴老的心裏肯定有些遺憾。但是兩年後，定會慶幸，不枉一番苦心，終免文革被紅衛兵搗毀之災。

作為“甲寅”派（複古派）的代表人物，章士釗日三省，當無愧於“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