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近現代史無甚光彩,看人也哭笑不得。
據一些學者研究,先秦時的“士”是在巫和史兩種不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融合了從神學演化出來的理想主義與從史官發展出來的現實主義,形成了春秋戰國時的士文化與思想學派。孔子也承認這一點,“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也”(馬王堆帛書《易傳》中的《要篇》)。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由此我們才能更深入地了解知識界與學者的特性。至今有些學者喜歡做預言式的推論,應該是巫的胎記未褪。而知識分子每每帶理想主義色彩,也是巫的本色。至於憂國憂民,愛議政事,則是史官傳統。由此我們也可以更多地理解一些文人學者的怪癖異行。
一
章太炎可算是民國第一怪人,人們熟悉他的革命家與學者的身份,熟悉他義正辭嚴的犀利文章,熟悉他的一群英才弟子,然而當聽到他的許多幼稚行為,真的很難與大名鼎鼎的老先生聯係起來。當年被袁世凱軟禁時,太炎先生不但在室內遍書“袁賊”二字,還在院裏挖洞,寫了很多詛咒老袁的字條,扔進洞,一邊燒,一邊口中念念有詞:袁賊,燒死了,燒死了!一個天真的老小孩。
章先生一半天性,一半故意。他曾自稱“神經病”,認為“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於是人們也以“瘋子”稱之。稱“瘋”,表示他思想行為與眾不同,常常出格,讓人意想不到。一般人不傻,但不瘋,也就不能理解大才,成就不了大學問大事業。有些人也瘋了,但依舊大事小事都做不來,那是真瘋。做大事大學問者,必得半瘋,才能獨樹一幟。
太炎先生把袁世凱送來的錢扔到來人的臉上,怒罵“袁奴滾走”的故事,流傳甚廣。然而胡適也談過另一樁事,章老曾要求袁世凱批準他向熊希齡內閣借款六百萬。人要他送計劃書來,他答曰沒空。問他為什麽借,老人家一點不隱瞞,回答讓人忍俊不禁:老實說,可得六十萬回扣。任憑人家怎樣耐心解釋都不聽(當然也不敢不耐心),說,為什麽黃興、孫文能弄到那麽多錢,我為什麽不行?氣鼓鼓地走了。第二天,又來了,人家幹脆問他需要多少錢,這回他說要十萬。財長梁士詒隻答應給兩萬,老爺子又大怒,“我不要你們的狗錢!”第三天,人不來了,寫了封信,隻說要一萬。梁像得了便宜似的趕緊送去了事。說老人家貪財吧,分明又有底線;說他不愛錢吧,又會仗著自己的名望聲勢理直氣壯強索。也就是他能幹這種事,人們不覺得無恥反而覺得自然好笑。換了別人,或能腆臉張口,卻一定被當作真的有病當場拿下送進精神病院。
人們大多欽羨章太炎“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而無人敢治其罪,但這是以其很早投身革命,“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者,並世亦無第二人”換來的,是當時的社會認可的。
統治者喜歡內心充滿敬畏的人。章老先生無所畏懼,所以袁世凱、北洋、國民政府都不待見他,但是基本上能保持禮讓三分。有一次在杭州樓外樓,遇到蔣介石。蔣主動上前問好,章卻大咧咧地端著架子,不鹹不淡地說,在靠一支筆騙飯吃。蔣提出用自己的車送章太炎回家,他一口回絕。蔣在尷尬之餘又提出把自己的手杖送給章,誰也沒料到,老先生一見便舍不得丟手,拿了就走,什麽客套都沒有。假若太炎先生長壽,活到49年後,也在樓外樓遇到毛澤東、、、、、、這個假想其實根本不成立,試想,省委書記江華連靠近毛住處的烈士墳都遷移了,8341怎麽可能讓個邋遢(章的邋遢不衛生很有程度)老頭出現在主席散步的兩裏之內?章太炎生逢其時,死得其所,大有福之人。
二
嚴複是武人出身,海軍前輩,與鄧世昌同級,是薩鎮冰師兄,留英學的還是軍事。不過,那時的海軍是抹在大清臉上的一道黑,是中國的恥辱,被人嘲笑為“欲禦侮而適以召侮”的桃木劍。
武曲無望,那就在文曲上發光吧。舊知識分子隻有兩條路,沒有下海經商的興趣,要下海就去開軍艦。嚴複的內心很苦悶,弄文就翻《天演論》,自己暢快了不說,把魯迅一代人鬧得都帶著一點猴氣,想安靜下來都難。嚴複自己也是一個多麵矛盾體。曾經上書光緒,主張變法革新,也曾參加“籌安會”,為袁世凱抬轎。曾經疾呼禁止鴉片煙,卻染上了毒癮,李鴻章訓誡也不頂用,終身吸食。他飽受西學熏陶,卻要求國會在憲法中明確將孔教定為國教。他在家鄉上的是新學堂,出國又在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取得優異成績,歸國後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校長,屬於正四品的道員,偏偏鬼迷心竅,跑去參加科舉,失敗,衝擊,再失敗,再衝擊,每次連鄉試都通不過,舉人也拿不到,事不過三,他竟考了四次,可見曆經風雨癡心不改對傳統科舉出身的迷戀。何苦來哉!我為老人家不值!從嚴複可以看出那一代學人的心中糾結成啥樣了!不過換個角度看,科舉在羞辱了嚴複的同時,也嘲笑了自己,有眼無珠。或者說格局太小,容不下大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