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考試

說起考試，恐怕世界上沒有比中國人更熟悉了。從小到大，哪個不是身經百戰？哪個不是酸甜苦辣，五味混嚐？考試早已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伴隨我們生命的、不曾或缺的108個煩惱之一。人們甚至有理由懷疑，華人的黃皮膚是不是考試“烤”的？

現代人一說起考試，大概首先想起的是學校。但是最早的考試並不是發生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先秦時期，師生之間隻有傳承知識與文化的意識，還沒有“考試”的概念。比如孔子和學生主要采取比較自由輕鬆的問答方式，夫子說“每個人談談自己的想法”（盍各言爾誌）。聽起來親切溫和，像個慈祥的民主家長或主持座談會的寬厚長者。談完之後，先生點評幾句。評判的標準是合乎孔子的思想傾向，或達到了可以與孔子討論某類問題的水平與感悟能力。即使被罵兩句，也不影響學生在孔門中的地位。同時，老師被學生問倒的情況也是有的，並記錄在案。不存在故意刁難，給點顏色看的意思。因為孔子的學習理念區分三個不同層次的境界：知、好、樂。他最欣賞的是樂，與後世吹捧的懸梁刺股等恐怖刑罰式的學習和所謂刻苦學習截然有別。

那時也有考試，最早的考和試分用，都是針對執政者的政績。考是由老有經驗的人核查，試是評估任用期間的能力與績效，孔子說“吾不試，故藝”，就是沒做官。由於考是挑毛病，所以也有“擊”、敲打弱點的意思。考和試在先秦還可以稱為“計”，即審計審核。

據學者研究，考試二字綴合連用，始於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仍然是用於核查評估行政官員。有人認為考試是中國最先發明，後世風靡效仿的歐洲考試製度都是跟我們祖先那兒抄襲來的，孫逸仙曾為此很是自豪。作為最早考試製度的傳人，不知現在組織部門的官員是否在夜深人靜時捫心自問而羞愧？究竟是考試製度弊端叢生，還是不肖子孫把它糟蹋了？反正當今貪官汙吏層出不窮，組織部門的官員絕脫不了幹係。

自隋朝開始建立的科舉製度把知識積累、政治理念灌輸與領悟，直至分配到各級官吏崗位，修成一條培養選拔熟悉運用國家大計方針的管理人才的通道，考試就成為讀書人的家常便飯與奮鬥的跳板。從此，考試二字便深植於讀書人的頭腦中，連帶著把學習、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困難都被視為考試，期望能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

所以，中國人最熟悉的感覺之一是臨考前的緊張、忐忑、焦慮、壓抑、興奮、刺激、進入倒數計時的將爆未爆精神狀態。

細究起來，籠罩考場內外的是一種不信任、狐疑叢生，甚至審判、敵對的氛圍。所有的考試都是一方不放心挑毛病，而另一方拚命證明釋疑。考試對主考人來說是一種懷疑，翻翻字典，大凡動點疑心的詞，都和考有親緣關係：考察、考核、考績、考慮、考勤、考驗、考證、考古、考據等等。考試就是對被考者的質疑，所以需要測試。對被考者來說，考試是一種證明。證明自己合乎標準，達到一定水平，符合要求，打消主考者的疑慮。這和考試的起源有關，最早的考試，發生在國家組織形成初期。相對於封建世襲“你辦事我放心”來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此必須對異姓諸侯與異姓卿大夫實行監視檢查。如黃帝時設立的左右大監，其職責是“監於萬國”。堯對“四嶽”提名的舜，經過“試”和三年“考績”，才決定由其來繼位。戰國時，隨著郡縣製的出現，為了加強對地方官的管控，考試製度便進一步完善了。但是，不信任始終不曾消減。看看今天經常揣度“姓蔣還是姓汪”，糾結於“姓社還是姓資”，可知古代不會更省心，隻是與今天考核的內容不同而已。這種不信任直接影響著人際關係、文化心理與執政策略，是研究古今中國的一把鑰匙。

考試是一種分界線，被考者名超孫山，意味著身份、地位的轉變。“朝為種田郎，暮登天子堂。”師範生毛澤東從西柏坡登車去北平的時候，嘴裏自然流露出來的是“進京趕考”。這絕非輕鬆的調侃，而是沉重的憂慮，或者還可以說是一種對重蹈李自成前轍的深層恐懼。這是毛先生內心深處有中國式文人情結的反應，也是共產黨從在野黨升為執政黨的“登基前奏”。由於分界線兩邊的懸殊，誘惑巨大，考試的副產品----作弊便如影隨形，和纏繞大樹的藤葛一樣與考試伴生了。學生進考場有各種夾帶，官員則流行說假話，做假賬、辦虛事，上欺下瞞。從古至今，它挑戰著人類的智慧，無論怎樣的嚴刑苛法禁止不住。

考試是一種權力。被考者藉此獲得機會平等權。而主考者可將這種平等化為烏有，演變成權力的炫耀。文革時工宣隊用生活常識考問教授體驗羞辱人的快感，是在平等的借口下，避開了教授的專業，把他們的弱點與一般人的強項相比。一方麵試圖證明“卑賤者最聰明”，臭老九的確聞不得，另一方麵更是“領導階級”權力的“小試”。

考試還是一種比較，在比較中的高低輸贏刺激強烈，與娛樂的效果極為類似，簡直就是孿生兄弟。明朝張岱所說的“夜航船”中那些無聊人士習慣以相互提問知識測驗打發旅途時間，優勝者可在狹窄的空間裏洋洋得意地把軀體伸展得舒適些。當今考試滲透到娛樂，影視舞台，幾乎無處不在，和美女帥哥、奢華排場同為拉動收視率的秘訣之一。

考試的超限形式是拷問，最出格者是恐怖分子在肯尼亞商場以考試定生死。其實別說用槍頂著腦袋，就是在一般考試時，也會出現霎時腦子一片空白，平日背得滾瓜爛熟的東西一點也想不起來的情景。我估計那位冤死的印度人別說不知道先知穆罕默德母親的名字，就是曉得，也嚇傻了。

考試是相對於世襲、舉薦來說較為公平的選拔人才的方法，體現了人類追求的平等公正的原則。66年，文革開始。我一本正經地喊著堅決擁護黨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決定，心裏卻偷著樂，從此遠離了令人生厭的各科考試，再沒人用它壓迫我了。那時，學生們把“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兒、分兒，學生的命根兒”作為大批判的常用語，說得順嘴，喊得痛快，但對其中的含義並沒有過腦思考。幾年後我才醒悟，失去的遠比得到的多得多。眼看州縣舉薦、九品中正輪不到自己，對黃巾起義口號“黃天當立”背後的情緒就不難理解了。77年高考恢複，理所當然迎來從田間地頭、工廠車間發出的一片由衷的歡呼聲。

考試尤其是麵試，其實首先是檢驗主考人的水平，包括人才標準、知識技能衡量、識別能力、任用範圍等等。應該承認，識人很難，曆史上及格的不多。高水平的主考人清楚什麽是真才實學，什麽是華而不實，懂得把握主幹，舍棄枝節。春秋時衛國人寧戚。他在曆史上所以留名，源於懷著心機，趁齊桓公出行的時候，敲著牛角唱了一首歌：南山上的石頭，一點不中看，沒有生逢堯舜聖君謙謙。身穿粗布衣遮不住腿，晚上喂牛到夜半，漫漫長夜啥時太陽露臉？歌聲被齊桓公聽到了，覺得大有深意，是個非常人。經過麵試交談，很滿意，想給他一個工作職位。但是身邊的群臣出來阻撓，說不能貿然使用不明底細的外國人，應該先外調一下。桓公說，這樣不好，一打聽，難免問出點小毛病，因小惡忘大美，這是君王失天下的原因。人本來就難求全，還是先用他的特長吧。於是委以重任。後來專管農政，為桓公霸業提供了物質基礎。如果沒有恰好遇見桓公，桓公又不具備慧眼，寧戚還得繼續在郊野當他的牛郎。在這場考試中，桓公的高分得的漂亮。不過，善於識人的桓公，最終還是栽在識人失當上。

考試無非檢驗兩個方麵：相關知識、技能與悟性見識。這是考試的基本要素，是實行公平原則的保障，本無可厚非。然而，在中國這兩個方麵都被植入了超級病毒，嚴重摧殘了國人的精神世界。

作為教育輔助手段之一的考試，現在仿佛已經躍升為教育目的，成為中小學師生全力以赴的主要目標。於是青少年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備考中度過。這種狀態和教育附庸於政治的地位限定了讀書範圍、學習內容，甚至學習方法：基本靠背，理解不理解，先背下來再說。於是在考試中很自然地偏重於雞零狗碎的僵死知識。在此之下，又出現兩個傾向；一、說得好聽點是專業化，難聽點是知識偏門窄化。清代有的進士隻讀四書五經而不知《史記》，問道：太史公是何科進士？這也就罷了，取來略一翻閱，竟“棄去”，說“亦不見佳，讀之何益？”無知尚可原諒，鑒賞力差猶自以為是還有救嗎？現在的理科生缺乏文科修養，文科生則大多與理科知識隔膜，欠缺理科訓練，造成先天不足的畸形學子。二、對知識細節的重視程度超過對知識價值的探討。一些人在家長和個人興趣驅動下，擴大了知識範圍，也隻能達到古人說的“兩腳書櫥”的程度，說起來百科全書、“十萬個為什麽”難不住，但是若讓他“一以貫之”，構建理論體係、學術創見、曆史總結、思想前瞻、科學發明、實際操作，立刻蔫了。看看當下空前繁榮的圖書市場，不禁讓人想起漢代劉歆的話“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書被用來蓋大醬壇子，可能是內容過於艱深超前，罕遇知音；也可能是龔自珍說的“著書都為稻粱謀”，胡編亂造、東拚西湊、剽竊抄襲，於曆史現實國計民生文化文明都毫無價值，徒浪費紙張。試問當今有幾位作者具備揚雄的自信，聽到劉歆的話“笑而不答”？

考試為了公平，必須有標準答案。而標準答案的尺度，則是僵死的知識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或學術主流的觀點方法。如果不理睬標準答案，標新立異，那一定會考砸了，拿不到高分。在人生的關節點上沒有高分，那就基本上前途無“亮”了，或者說麵前的道路將會遇到更多障礙，會有更多碰壁的不愉快發生，至少起步就不平穩。如果習慣了標準答案，久而久之，失去自我就是必然的。隻會成為照本宣科，照貓畫虎，人雲亦雲，唯唯諾諾，不會思想的牽線木偶。這是李世民所說“入彀”的真正含義。即使考試壓榨出了考生的真實文化素養與獨立見解，還是不能把他與治國安邦的才能直接聯係起來。大文豪蘇軾首先就看不起考試中的文章，“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 專為考試備用的文化素養常常是一種門麵，一種情調，既不能“治”，也不能“平”。 聖人之後孔融，東漢文化名人，寫得一手精彩文章，然而治理地方卻是攪屎棍一根。明末有清譽的東林黨人也沒有強多少。大批沒有經過學校“正規教育”的人，卻能在政經、商業、工農業生產、文學藝術等方麵做出突出成績，早已成為一條曆史規律。後人總結的“劉項原來不讀書”，實在是中國教育以及考試製度造就的。

“五十少進士”，半輩子消耗在考試中；甚至“皓首窮經”，一輩子花費在“尋章摘句”的“雕蟲”行徑上，在許多人看來是不得已為之，是猥瑣而必須的“稻粱謀”。

也有人公然蔑視考試。聞一多先後在美國幾所著名大學學習，因為個性獨立，崇尚自由，不願“向學術紀律低頭”，沒有得到半紙文憑。陳寅恪在日、德、法、瑞士、美等國留學16年，憑他的刻苦與聰明程度，考取個把博士學位，那是手到擒來的小事一樁。對此，不會有任何人懷疑。然而他卻不屑為。他看不慣“吾留學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學，蓋惟欺世盜名、縱欲攫財之本領而已。”（與吳宓語）在他眼裏“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具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隻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答侄子陳封雄問）後來在當教師時，從不對學生搞什麽小考測驗，由於學校規章不得不舉行期末考試，也以短篇論文取代，並在分數上給得很寬，沒有不及格的。如果我們把他與吳晗比較一下，也許不無意義。吳晗對學生要求極嚴，每考少有及格。得四十分，學生已能長出一口氣；五十分，必雀躍歡呼奔走相告。這與他和陳寅恪在思想上的差別應有內在聯係，善考者，更傾向於“追隨”，與時俱進。按照陳先生的一貫思想，他看輕考試的根本原因，在於考試預設的標準答案和評判尺度，有違他堅持一生的價值觀，那就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是讓他鶴立雞群的底氣。

不錯，大多數人無法效仿陳先生。他出身官宦世家，無虞生計。而當時社會雖然看重文憑，卻也重視實際水平。所以，陳先生幸哉，生在那個家庭，活在那個時代。若是誕於當今，還輪不到社會怎樣踐踏，父母就先不能容忍，斷了你的糧草。

大多數人玩不起“自由、獨立”，隻能抓住考試這根稻草，誰要反對或取消考試，我們一定跟他急。原因很簡單，希冀借此走出山村，走出陋巷，換取尊重與生活保障。當然，因此也失掉了自我。有得有失，這是另一種公平。大多數人的無奈，正是唐太宗龍顏大悅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