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大談起

1917年，隨著蔡元培掌校實行的一係列“兼容並存”的措施後，北大扭轉了陳腐風氣，注入了新鮮血液，迸發了活力。

所謂“兼容並存”，意思是各方神聖均占一席之地。那時北大沒有一枝獨秀的現象，絕無“水至清”的環境，而是別處有的美玉珍珠石頭蛋，這裏一點兒也不少。別處釋放的功德禍害，這裏也不遑讓。功德不見得比別處更偉大，然而禍害起來卻公認更加慘烈。現在人一談起北大，都是千種好，絕口不提百般糟。這本身就有違蔡先生的原則。

“兼容並存”是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蔡先生所信奉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體現，而無政府主義是自先秦以來的隱士和喜愛陶潛“桃花源”理想的文人浸透骨子裏的偏好。這種偏好來自於人心險惡的黑暗世道。人心險惡的表現之一：長官意誌，說你壞，你就壞，不壞也壞。而且這種不容爭辯的意誌還往往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常識加簡單形式邏輯包裝起來，以便聽上去更加振振有詞，更加不容否定。

很可惜，打破偏執簡單思維模式的“兼容並存”在北大僅僅實行了一陣，沒有形成長期流傳的校風。它像“桃花源”的夢想一樣，活在人們心裏，死在嚴酷的現實社會中。

和許多北大畢業生相同，理工預科班出身的張國燾也沒有學好並繼承蔡校長的精神，尤其是在他主持鄂豫皖蘇區工作的時候，為了清除異己強力推行“肅反”，並且總結出判斷敵我的“四個必然”。據人回憶，張提出“知識分子必然出身富農地主，富農地主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顯然，這四個必然裏並不包括出身江西萍鄉望族的張本人。不難想見，這種由簡單形式邏輯推導出來的四個必然，對大部分是沒文化的單純農民的四方麵軍將士有多大影響力。白雀園掄起的大刀棍棒、砸出的石塊、勒緊的繩索、飛濺的鮮血腦漿足以證明。當時佩鋼筆、戴眼鏡都是階級異己的罪證，甚至由長得白淨漂亮也能推導出必生於富貴人家，因而不可靠的結論。蕭華的妻姐就是因此而被處死。而這不過是中共在江西、湘鄂西以及陝北蘇區同時或先後舉行的肅反的一部分。

在中共的曆史上，這種簡單的邏輯思維從來沒有提高過，而且直接影響了幾代人。

毛主席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我們小時候說：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大屁崩。

文革中，紅衛兵說：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現在說，隻要鼓吹普世價值、憲政、揭露時弊的，必然是受外國反華勢力收買指使的漢奸、帶路黨。

於是有這個不準，那個不講的規定。

大多數人絕非漢奸、帶路黨，他們不夠資格，也沒有那種願望，僅僅是發表個人看法。“薄言往訴，逢彼之怒。”這一怒是帝王發威，主子咆哮，抑或領導生氣？反正不是百姓冒火兒。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令行禁止從來刹不住極左傾向冒頭，更擋不住上下一幫人狂推整飭擴大化的巨大慣性。

統治者有沒有寬容的雅量，不單純是修養問題，更重要的是文明程度的體現。

壓製、打擊、封殺百家，摧毀的是什麽？贏得的又是什麽？曆史反複證明過了，除非視而不見。

簡單粗暴是文明社會的標誌嗎？為什麽總是有人要把思想的牢籠關得緊緊的？明明知道“定於一尊”萬馬齊喑將導致什麽結果，卻頑固地繼續推行早就被證明必定失敗的政策，是執迷不悟，還是另有所圖？走曆史的老路，會保“子子孫孫永寶”嗎？

“兼容並存”表現的平等反映了這樣一種認識或事實：現有的任何一種思想、文化、學說、意識形態乃至社會製度都是不完美的，，既有合理，也有荒謬。排斥扼殺任何一種不違背人類精神道德底線的思想文化學說在本質上都是犯罪。

“兼容並存”隻是人類精神世界發展的初步必要環境，更高級的形式是：相互為師、相互尊重、相互砥礪、取長補短。先秦時諸子百家局麵的形成，部分原因正是由於早期各家各派互相學習相互切磋琢磨的結果。從孟子開始惡毒斥罵別家學說，創下惡劣風氣，影響極壞，遺臭至今。

蔡校長走了，北大江河日下。我們活著，卻被人希望成為行屍走肉。

[京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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