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烈士

閱讀的魅力在於感悟。感悟的來源之一在於欣賞。欣賞則建立在對美的把握。

如果有一種閱讀，能讓人在沉重窒息中體味著粗獷的樸實美。或者說是散發雄性氣息的猙獰美、透出精神力量的魅惑美，以及難得重現的古典美，那就是《史記/刺客列傳》。

現代人讀《史記/刺客列傳》，恐怕更多的是震撼，而不是感動。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曆史上龍騰虎躍，風雲變幻，精彩紛呈的一幕。在社會大變革、各國爭強圖存的背景下，不僅造就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各界精英，而且出現了五位麵目嶄新並與後世冷血殺手迥然不同的刺客，他們是吳國的專諸、要離，晉國的豫讓、韓國的聶政與眾所周知的衛國人荊軻。他們的影響深遠，直到近代，仍然可以從刺殺滿清權貴的徐錫麟、汪精衛以及專讓軍政強人做噩夢的王亞樵等人身上看到影子。

司馬遷的分類發人深思，將思想行為相近的曆史人物分別劃歸“刺客”與“遊俠”兩個不同篇章中。在寫法上更耐人尋味，《遊俠列傳》夾敘夾議，有褒有貶，評論很多；《刺客列傳》則幾乎是白描，即不讚美，也不鄙視。評論少的原因，在我看來，是太史公有難言之隱，因為那些刺客無一例外都是下對上的傷害行為，都是對強權的蔑視與挑戰，不符合傳統的禮製觀念。但是從專門給這些人立傳，和特意點出每個刺客之間漫長的現身周期，都是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出現的罕見人物，可以品咂出一種深沉的敬重與感慨。

這些人並不是出身草莽的綠林好漢，而是社會中下層中的“士”，或者說是士中的武士。《戰國策/魏策》載，唐且把專諸、聶政、要離的刺殺行為，稱為“士之怒”，區別於“天子之怒”、“布衣之怒”、“庸夫之怒”。他有幾個特點：一、“若士必怒，伏屍二人”，就是被刺者和刺客二人的事，不殃及無辜。二、刺殺對象必定是有影響力的大人物，“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三、技藝精湛，勇氣非凡，勢不可擋，“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這是一種何等神奇令人血脈忿張的搏擊之美！難怪司馬遷禁不住衝動要為他們樹碑立傳。

司馬遷把刺客、遊俠區分開來，有身份地位的考慮，如布衣之俠、閭巷之俠、匹夫之俠。布衣之俠包括士和其他社會下層，而後兩者則不包括士。另外，遊俠與刺客不僅在傷害對象的地位上不同，而且精神境界也有差別。比如，遊俠像人迷戀容貌一樣好追求名聲，而刺客則對個人名聲不甚重視，持回避甚至刻意隱藏的態度。

如果我們仔細比較《刺客列傳》中的五位人物，與其說他們各有特點，不如說是代表了曆史發展階段的精神演變，似乎可以從中發現刺客精神的逐漸衰落。

第一位刺客曹沫的出現有點讓今人匪夷所思，不是刺客通常選擇的宴會、覲見、出行、家居等閑適放鬆的時機，而是選擇了古代十分神聖的盟誓大會，利用古人對天地鬼神名譽敬畏因而盟誓具有誠信的規則，以生死要挾齊桓公立誓讓利，歸還侵占的魯國領土。當桓公應許之後，立刻扔掉匕首，走下高壇，站回屬於他的“臣”的位置，“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這一份從容固然飽含了曹沫的非凡勇氣和淡定的處世態度，然而如果沒有古代禮製道德在背後的強力支撐也是不可想象的。刺客不傷人，已經不像刺客，而齊桓公也不像是受害人，他和管仲並沒有因栽了麵子便恃強淩弱采取當場報複的行為（連侍衛保安也沒有反應），而是兌現了對曹沫的承諾，盡管心不甘情不願，但為了提高盟主威望，取信天下，必須打掉牙齒往肚裏咽。刺客這種違反人類道德和古代禮製的行為，一開始竟是和嚴守道德同時出現的。這不是老天的玩笑開得有點大，而是符合曆史發展，合乎邏輯的自然結果。

第二位刺客的出現，竟然是在167年後。這不能說人才難得，而是禮崩樂壞的形勢發展並不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樣迅速（社會大變革都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社會需求不大。人們更傾向采取溫和手段或正常途徑解決問題，可是公子光和伍子胥急不可待，用伍子胥的話說是怕來不及實現報仇的願望，故而”倒行逆施“，於是他們選擇了專諸。專諸應該是第一位真正的刺客。他經伍子胥推薦，被公子光長期以優厚待遇豢養於家中。投桃報李，感恩戴德之情自然是免不掉的，為主分憂也是必須的。他的“魚腸劍”行動，實際上是家臣不辭赴湯蹈火向主子表忠心之舉。

以後，刺客出現的周期縮短了，七十多年後，晉國的豫讓閃亮登場。沒有人指使，隻是為了給把他當作“國士”看待的智伯報仇，不惜自殘易容貶低身份，三番五次謀刺趙襄子。“士為知己者死”是他的信條，這種觀念在春秋末期以前是沒有的，商周時，異姓士與諸侯、卿大夫的臣屬關係是通過包含盟誓、抵押等內容的“委質為臣”製確定的，一旦完成“委質為臣”儀式，終身不變。春秋末期，委質為臣製名存實亡，士們可以隨意更改，朝秦暮楚已成常態。更改的原因就是待遇，是人格上的尊重與物質上的滿足。“士為知己者死”是一種有條件的精神契約，也是一種有條件的道德約束。如果不知己，無善待，則士不會為之拚命。趙襄子從最初的容忍，到不再寬恕，預示了刺客現象的衰落。有意思的是，趙襄子雖然為了己身安全，派兵圍攻豫讓，但仍然為之“歎息而泣”，並且答應豫讓的請求，脫下外衣，讓豫讓象征性地完成刺殺行動。豫讓已經讓人唏噓，襄子何嚐不令人感歎！

四十年後，韓國的聶政讓刺客行動蒙上了一層汙垢。他刺殺俠累的同時開始濫殺無辜，“所擊殺者數十人”，然後毀容剖腹自殺。盡管如此，仍然有令人讚歎的亮點，表現在不貪財物和對老母、姐姐的孝養愛護，使無視自己與他人生命的冷血刺客保存了些許高尚和人性。

本來古代的刺客神曲到聶政應該是絕響了，但是二百二十多年後，沉渣泛起，又上演了一次拙劣的東施效顰鬧劇。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荊軻。其人幾乎沒有什麽可以稱道的地方，古代刺客不貪財物奢華，荊軻相反，沉溺於太子每天登門拜訪的尊榮，做大官，享富貴，好吃好喝，豪車美女，隨心所欲。他用淬毒匕首，開啟了刺客陰毒的邪氣；個人負氣上路，隨意多於周密計劃；既開送別會，又唱辭行曲，大張旗鼓，似乎生怕別人不曉得他要幹什麽，這大概不能用無畏來解釋，應該還是炫耀搏名。幸好那時通訊不發達，否則連潼關都進不了便交待了；不知時代變化，仍然寄望於效法曹沫，實屬不智；技藝不精，徒有匹夫之怒，除了敢於刺殺暴君的勇氣，還有什麽光彩照人的？司馬遷對荊軻雖然用墨最多，但是並無過多褒揚，並沒有表錯情，後世那些大肆歌頌者恐怕是會錯了意。荊軻不足為訓，而他的朋友田光為了遵守保密的承諾自殺，秦將樊於期甘願用自己的頭顱讚助刺殺計劃，知音高漸離忍辱負重在眼瞎的情況下仍以樂器撲擊贏政，倒是很有些古代刺客的遺風。把這三人的死，作為古代刺客的終結，比荊軻恰當多了。荊軻若有良知，前應愧負田光，中應無顏麵對樊於期，後應自慚高漸離。

許多人有個疑問，為什麽明明知道在戰國人眼中有個與專諸、聶政、荊軻齊名的要離，卻沒有將他寫進《刺客列傳》？大概首先是由於跟《左傳》中記載的慶忌之死不符，司馬遷認為可疑，不能確定。其次與其它幾位刺客相比，要離的刺殺對象是強權所指派，是上對下的迫害行為。最後可能是避嫌，因為要離自殘與司馬被殘，同屬殘缺人，突出要離，容易給酷吏和武帝造成忍辱負重，圖謀不軌的口實，使他失去完成兩代人心血流傳後世的機會。

然而，要離的名字並沒有因為《刺客列傳》不載而埋沒。不僅先秦諸子、秦漢學者不時提及，而且他的事跡在東漢時終於被《吳越春秋》較為完整地演義出來。

春秋晚期，吳國在禮崩樂壞強國環伺的巨大壓力下，統治集團內部從相互辭讓王位，轉為血腥爭奪。公子光用專諸刺殺了王僚，自己（闔閭）登上了王位。王僚的兒子慶忌避走外國，交結諸侯，企圖卷土重來。闔閭為除心腹之患，選派要離前往行刺。要離身形瘦小，慶忌則身強力壯，武藝高強。為了取得信任，要離不惜殺妻子，斷臂，采取史上最殘酷的苦肉計，完成了本來毫無希望的任務。感於慶忌不殺之恩，要離沒有返回吳國，享受榮華富貴，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這樣一個充滿不可思議謎團的神話般人物，他的事跡確實更像是傳奇，而不是真實的曆史。我能理解司馬遷不寫要離的苦衷，但也為他錯失了一個開掘人性的好題材而惋惜。有時候，我真的懷疑，我們是否完全出於淺薄狹隘的主觀臆斷，一方麵把傳奇淩駕於豐富多彩的曆史之上，而把複雜的曆史鄙棄於傳奇腳下。真實的曆史應該遠勝於傳奇，不是傳奇超乎想象，而是想象比曆史真相幹癟了許多。另一方麵否認傳奇蘊含的曆史真相，完全抹殺傳奇的史料價值。不可思議的傳奇往往是曆史真相的一角。

要離的刺殺對象等級與《刺客列傳》中的幾位不可同日而語，缺少向強權挑戰的意味。但是，我認為，僅就刺客而言，他是最傑出的。尤其是他身上那種閃亮的精神光輝，如講求忠信名譽，堅守道德底線，足以讓貪財害命的流氓殺手和動輒殃及無辜的恐怖分子羞愧無地。《呂氏春秋》把要離的故事放在《忠廉》篇中講述，稱讚“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

在要離的身上差不多集中了古代刺客所有的長處與特點：超常的勇氣，非凡的冷靜，善於把握時機，令人難以想象的承受力，罕見冷血，不貪榮華富貴，堅守道德底線。

要離不同尋常的地方在於，他不僅殺妻，而且滅子，應該更加冷酷沒有人性。然而他卻在慶忌寬容行為的的感召下，頓悟廉恥禮義，認識到自己觸犯了人生規則，回歸了人性，選擇以死相報。他的死是人性的升華，是精神光輝的耀眼綻放。

刺客的故事傳頌了兩千多年，除了本身情節的奇詭，主要的就在於人性反差與道德博弈的驚悚。作為刺客來講，其行為本身沒什麽可稱道的，都帶冷血特征，殺人不眨眼。都沒有政治和思想上的訴求，卻不乏犧牲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讓人肅然不忍嘲笑。犧牲精神是罌粟花，美麗芬芳，兼具觀賞與實用功效。它可以輕易給人提供足夠的刺激使熱血沸騰，一展英雄風采；也很容易讓人走火入魔，盡顯惡棍醜行。

一身毛病的偉人終究還是偉人，而畸形的烈士也仍然是烈士。刺客的行為可以模仿，但是刺客的精神卻隻能化為傳說，不可再生，不能複製。

[西門祝]

有理！

博主有感而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