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正文
陝西臨潼的始皇陵。去過的人不少，若是在熙熙攘攘的遊客中采訪一下，你了解秦始皇嗎？你熟悉始皇陵嗎？恐怕沒有幾個答案是圓滿的。
除了少數曆史學家，大多數人心目中的贏政是殘缺不全的。
除了不多的考古學家，大多數人對始皇陵的認識是支離破碎的。
專注在考古發掘資料中的個別器物，那是古董商的興趣。
僅僅把考古資料作器物分類、組合、器型、斷代等方麵研究，那是考古研究的初級階段，僅僅是為更高層次的曆史研究提供了原始資料。
如果把考古與文獻緊密結合起來，全麵複原當時的思想、文化、風俗、科技、人物，那才可以說開始具有了認識曆史的眼光。
中國的考古，尤其是史前與先秦考古，長期以來深受“挖寶”，生搬硬套外國理論的幹擾，不是見物不見人，以偏概全，就是研究結果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嚴重脫節。應該大大方方地承認，我們對中國古代曆史，特別是精神文化的把握，很不到位，認識膚淺，理解偏差。原因不外文獻缺失，或語焉不詳。唯其如此，才需要進行研究。如果都說得很清楚，不可能產生歧義，那還要考古學家和曆史學家幹什麽？這還在其次，尤為重要的原因是史家才、識、德的不足，真相擺在麵前，仍然視而不見，或以一孔之見否定不同意見。人人都見過開水沸騰，但不是人人都能由此發明蒸汽機。
人們對始皇陵的認識，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從西漢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一直停留在文獻記載上，準確些說，受司馬遷引人入勝的描寫影響，人們對始皇陵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地宮的裝飾設計與隨葬財寶上，而對整個陵園的布局沒有清晰印象。
從七十年代發現秦俑，人們的目光開始轉向地麵，啟動了對陪葬坑的專題研究。
隨著在陵園內外發現的陪葬坑逐漸增多，人們對始皇陵的整體布局及其文化意義有了全新認識與探討的可能，進入了一個由朦朧逐漸趨向明朗的新階段。
目前我們知道，始皇陵除了高大的封土堆、地宮和二者之間的呈兩個“凹”型相對的九層高台，還有圍牆圈護的陵園、地麵建築群、陪葬坑，以及可以包括眾多陪葬坑的大陵區，遠遠超過了古代文獻記載的資料。
四十年考古發掘，揭露的新發現很多，但也讓人更加困惑。因為，數量和品類繁多令人眼花繚亂的陪葬坑，看起來似乎毫無章法，不少超出陵園範圍，隻能算作大陵區的一部分。即使不斷擴大陵區範圍，仍然無法與中國傳統的對稱美學統一起來。《周禮》所說“塚人（陵園規劃主管）”的職能之一是掌握王陵居中，“左昭右穆”的安排，除了有親疏輩分的區別，顯然也有對稱的意義。據河北戰國中山王陵出土的《兆域圖》，整個陵區的布局是嚴格對稱的，與始皇陵幾乎沒有相同的地方。相比起來，埃及胡夫金字塔的陪葬墓排列得十分整齊，倒有幾分《周禮》的氣象。對此，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呢？
按照一般說法，始皇陵園的布局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觀念，以及死後延續生前榮華富貴的欲望。這在理論上不能算錯，但是顯得空洞和抽象，沒有始皇帝的個人特征。
所謂“事死如事生”，並非始皇帝個人的觀念，甚至不是中國獨有的。世界各大古文明，哪個不是這樣？埃及、巴比倫、希臘、印度、瑪雅無不如此，每發掘一個陵墓，精美的隨葬品便引起全球同聲驚歎。這些隨葬品不就是為了使墓主人在另一個世界延續奢華的生活嗎？希臘古代首領的墓葬直接安排在城中心，擺出一副與故居臣民不離不棄生死相依的架勢，比其他文明葬之郊外或遠離城市的地方，更能體現“事死如事生”的觀念。
喪葬是文化的重要表現之一，是中國古代禮製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文明伊始，中國就與其它地區的古文化不同。當埃及正在地麵堆砌高聳的金字塔時，中國則流行“不封不樹”，即沒有地麵標誌，如隆起的土堆、樹木等。其它文明的喪葬一開始便尋求高度，塔尖和墓塚把人們的目光引向了深邃的天空。而中國則專注於地下，也就是陰間。陰陽懸隔，先人之鬼，生活於“陰宅”。漢代人說黃帝葬橋山有很小的丘隴，恐怕不一定可靠，大概是戰國人造的假古跡。截至目前，還沒有在殷商王陵、西周大型墓葬發現墳丘遺跡。漢代劉向說，從舜到秦穆公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都沒有墳墓，與此大致吻合。大約在春秋中晚期，出現了墳丘，戰國時則成為普遍現象。秦人“大作丘隴”，至遲到戰國後期惠文王時已經出現。
其他文明求高不是目標，人們心中渴望的是盡可能地接近生活於天上的“上帝”與各路神仙，方便溝通。在《金字塔銘文》中有這樣的話，“為他（法老）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天”。金字塔就是天梯的一種形式。中東地區的“通天塔”，最高一層是巴比倫的大神馬爾杜克休息起居的神廟。雅典城中的最高處，供奉的是雅典娜、波塞冬。羅馬萬神殿的穹頂敞開的圓口也是諸神出入的地方。瑪雅金字塔的頂端平台通常是挖人心獻祭諸神的場所。
中國古代與神交往也是在高處進行，多半是在山上，或築壇祭拜。在這一點上，世界各地的古人想法一致。但是中國墳丘的出現，與神沒有關係，主要是為標識地點，便於祭拜（如孔子為母修四尺之墳），對上層社會來說，尤為重要的是區分等級，不同的高度，代表不同的等級身份。這一觀念延續至今，“八寶山死人也分等級”，不獨是周恩來的感慨吧。
大概就是由於古人更加注重陰間生活，所以文獻上對始皇陵的記載多集中在地宮內玄妙的裝飾設計與無比奢華豐富的陪葬品，而忽略了地麵建築。當然還有地麵建築很快被焚毀與設計者保密及滅口，致使後人不甚清楚原有格局的意義等原因。
秦始皇是中國古代前無古人的統治者，具有鮮明的個人特點。始皇陵不僅前所未有，而且後無來者。不但中國尤其是宋以後刻板布局的皇陵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地球上除了埃及金字塔，沒有可與匹敵的。中國考古學家與曆史學家應該告訴世界一個獨一無二的始皇陵，不一樣的器物、組合、形製與文化思想。
值得欣慰的是，中國的曆史學家沒有停止過探索，前不久，《唐都學刊》2013年第29卷第2期發表的劉九生先生的大作《秦始皇帝陵總體營造與中國古代文明》，為徘徊已久的始皇陵研究，提供了全新視角和思路，打開了一扇封閉兩千年的大門。文章觸及的恰恰是以往的研究沒有揭示的，是秦陵考古的軟肋。自2009年，劉先生從發現秦俑不是兵馬俑，而是秦的禁衛軍“郎官”團隊，到揭示銅車馬並非始皇專車，而是獻祭昊天上帝的祭品，終於獨辟蹊徑，提出了始皇陵墓墳丘是仿神話傳說中的昆侖山堆造與陵園布局呈現了古代宇宙觀的新說。其中墳丘原有的三級分層式（如今已被自然風化侵蝕看不到了）分別代表了昆侖的三個境界，最高一層可供長生不死的神仙“太帝”居住。墳丘掩蓋的建於地宮之上的仿昆侖“增城九重”的九層高台，是始皇用於與昊天上帝交往的“地天通”。墳丘周圍的建築與陪葬，如秦俑、銅車馬、馬廄坑、珍禽異獸坑、百戲俑坑等，甚至排水係統都可與古人描述的四象五宮廿八宿一一對應。同時，始皇陵不是孤立的，它有專屬道路連接都城鹹陽，由信宮，後改為極廟（以象天極）直達麗山（秦時對始皇陵的特稱）。也就是說，從鹹陽到陵園都是當時人對宇宙天象認識的圖譜演示。我覺得這是目前對陵區分布狀況與總體布局的最合理解釋。天象不對稱，上應天象的陵區布局隻要方位準確就不必也不需對稱了。
據此，我想到現在考古稱作的“坑”，在始皇陵建造時，是覆蓋有地上建築的。它們作為星象通過地上建築顯示出來，應該是可以觀賞的。觀賞的最佳角度不在地麵，而在陵園背靠的驪山望峰。唐宋時傳說望峰的名稱由來是“言築陵者望此為準”，可能剛好弄顛倒了，實情應是望峰可以最全麵完整地欣賞陵園蘊含的星象圖。南美洲的納斯卡地畫、北美洲印第安人修築的禽獸形土墩，在地麵看不出所以然來，必須淩駕其上，高空鳥瞰，才能領略全貌。始皇陵園的布局是否也有這種意味？由此，我們似乎還可以進一步想到，重新考慮如何理解司馬遷記載的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含義，究竟是指墓內穹頂上的裝飾描畫，抑或是地麵的星象布局，或者墓內與地麵兼具“天文”？既然，墳丘與九層高台是仿昆侖，那麽是否可以認為，地宮中以水銀製作的江河湖海實際上是模擬蓬萊三山所在的大海？從始皇統一後出巡，11年間5次有4次都是東巡，而且在震懾宣撫關東的同時，不忘找尋仙人，索取仙藥，足見對東方蓬萊神學係統的傾心。他在晚年沉迷於神學，寧願放棄“朕”的尊稱，而改為長生不老的“真人”，“真人”這一名稱即來自東方神學。因此，在陵墓中融合西方的昆侖神學係統與東方的蓬萊神學係統可能性極大。甚至我們還可以發現始皇陵封土頂端“太帝所居”的地方，與中東通天塔頂端的性質相同，是否暗示著昆侖神學係統與巴比倫文化的聯係？而“地天通”九層高台與埃及金字塔的天梯作用相仿，二者之間又有什麽關係？如果我們在此基礎上再向前跨一大步，不能不讓人想到，華夏與西方的交流絕非始自周穆王西遊，交往的種族也絕非周原出土的蚌雕塞種人頭像那樣單一，就連一向視為荒誕不經的《拾遺記》所載始皇與乘潛艇、掌握神秘光源的宛渠國人聚會，聽他們神侃天地初開的親身見聞，是否也宣示著始皇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除了劉九生先生，沒有人從戰國、秦的神學係統與宇宙觀的角度重新全麵考察始皇陵的。這一新視角又是基於對始皇個人特點與當時人的思想認識水平及精神世界的深刻認識，與漢代人論及秦政弊端每每指斥其大興土木，積土為山，以仿昆侖相近。很顯然，過去人們低估了始皇對東西方兩大神學巫術係統融合的推動作用。更沒有認識到基於大一統政治思想產生的麗山陵園總體營造的主導思想，“是以比類取象為核心的天人相應或天人合一整體觀”。
始皇之後，再無人有咄咄氣勢、勃勃野心、昂昂自信與沉沉迷信建造類似的陵墓。漢武帝的茂陵封土在高度上幾可追平，幾座陪葬墓如霍去病墓仿祁連山型，衛青墓仿陰山，有點個性，帶著始皇陵封土“象山”的影子，但在文化意義上則差得何止萬裏，尤其是武帝墓內光顧填充財寶，以致最後塞都塞不進去，沒有一點空間，像個貪得無厭的土財主，與始皇陵地宮的奇思妙想更是毫無可比性。
經過四十年的考古發掘，現在人了解的始皇陵園與陵區布局遠較古代文獻記載豐富多了，足以激發人們提出各種猜想。不過，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巴比倫的遺址、克利特宮殿、希臘神廟、印度古史、瑪雅文明等至今存在大量奧秘一樣，始皇陵也離全麵複原的期待差得很遠，綜合研究揭開本來麵目仍尚需時日。
劉先生的大作開拓了思路，打破了多年來始皇陵研究的停滯狀態，但仍帶有推測成分，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證明。比如，按照中山王陵《兆域圖》銘文，對陵園的規劃設計圖應該一式兩份，一存國家檔案館，一留在地宮。始皇陵有沒有類似的圖版？將來條件許可，發掘地宮，或可大白天下。另外，雖然陵園總體設計的意圖是始皇授意或者親自製定的，但由於死後尚未最後完工，不排除二世有一些修改與遺漏的項目，所以很可能與圖紙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說一些陪葬坑的位置不一定能納入星象圖說。
古人對天文的重視程度，超出了今人的理解。瑪雅人神秘的天文知識，非洲原始部落對天狼星的傳說，讓人驚歎不已。古代中國人敬天畏天，謙卑地對天“察言觀色”，任何變化都會與人間的命運聯係起來。中國古籍對天文與“人道”的關係論述很多，如《易/係辭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陸賈《新語》說“先聖”時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天象與人道的對應，說起來複雜，其實民間一直把它簡化為“天上一顆星，地上一條命。”軍人死了，“將星隕落”；科舉、升學，文曲高照。文學作品中，諸葛亮臨終有星象顯示，梁山好漢36天罡，72地煞。這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特點之一，是巫史神學的傳統。如果說黃帝是第一個用天文氣象名稱命名手下職位的人，，那麽始皇則是第一個把當時人掌握的宇宙觀與神學係統全麵運用到陵墓設計上的人。這一實踐既彰顯充滿想象力的宏大構思與氣魄，又符合華夏文明傳統，既形象再現了《尚書》“天之曆數在爾躬”，又透露了自己是天地中心主宰的定位。你可以痛恨，可以批判，可以怒斥，可以嘲笑，可以不屑，但最終不能不讓人由衷感歎，千古一帝，豈是浪得虛名！
然而，曆史不是由夢想、願望、理想掌控發展的，自以為摸到了宇宙的脈搏，已經成為“真人”，可以主導天地萬物，以超人的精力拚命工作，“惡言死”，要傳萬世的始皇帝，絕不會料到，病逝不久，陵園尚未完工，起義軍雜亂的腳步便震響在“麗山園”地宮的頭頂，昆侖之上，太帝所居的神聖地，淪為凡人跳躍歡呼勝利的平台。始皇躺在水銀橫流的地宮中，想著自己精心布局的星象圖，大概會敲著銅棺痛心疾首地說，俄的神呐，天運變了，掃帚星又來了。
文章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