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忽悠孩子

早年間，我做教師的時候，每每用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話，激勵學生不怕困難刻苦學習。那時，我真的相信“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什麽是大任呢？除了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方麵外，對一個民族來講，塑造精神靈魂的文化創造更為重要。曆史上文化創造者往往經曆了較多的苦難。司馬遷從自己的坎坷遭遇出發，列舉了周文王收押在監，完善了《周易》；孔子在陳、蔡之間被圍攻沒飯吃，修改了《春秋》；屈原遭流放後，寫出了《離騷》；左丘明眼瞎了，《國語》問世了；孫臏腳砍了，完成了《兵法》；呂不韋放逐到蜀地，他主編的《呂覽》大行於世；韓非身陷囹圄，《說難》《孤憤》完稿；《詩》三百篇差不多都是古代聖賢們處境不順，發憤創作出來的。他因此總結了文化史的一條規律：這些人都是不能走正常的人生道路，無法與人溝通，心中鬱悶糾結，便化為創作的動力，用“述往事，思來者”的方式宣泄。如果沒有經曆苦難，他們能否有那些成就，恐怕真不好說呢。學生們聽得熱血沸騰，當然下課後，很少有人願意吃苦，幹嘛呀，我又不瘋不傻，放著舒坦日子不過，非要為了可能不被世人肯定的成就委屈自己！不是有不少人粗製濫造，迎合社會低級趣味，換來吃香喝辣。死後“身與名俱滅”，說什麽自己都不知道了，活在當下最要緊。

後來，我不講了。因為我看到更多的不僅在創造前和創造過程中有許多磨難，而且創造成果也會被人篡改、歪曲、貶低和拋棄。我開始痛恨有意製造各種惡劣條件嘲諷、羞辱、圍攻、迫害文化創造者的社會環境。且不說統治者、權勢者，光是那些普通百姓就足以讓人寒心。伽利略麵對宗教審判所的指控，可以斷然拒絕懺悔。但是周圍朋友與家人的攻擊、責備、敦促卻讓他徹底崩潰了，當眾跪讀懺悔書，保證自願充當宗教的告密耳目。伽利略倒下了，意大利就隻剩下羅馬時代的殘柱頹牆。

壓力是超乎想象的巨大，我們不能輕佻地責備老科學家。塞萬提斯三次入獄，但丁被判過兩次死刑。現在聽著好笑，當年可不好玩！最起碼我是扛不住的。

這也許就是莎士比亞至死不願對家鄉和親人透露自己是劇作家的原因，以致人們風傳莎翁另有其人，絕不是這個出生小鎮，缺乏教育的劇場雜役。卡夫卡也是寧肯扮演保險公司職員，而不希望世人知道他曾經寫作。

由此，我又歎息有多少精英被社會扼殺毀滅，或者自己埋葬了自己。如果卡夫卡的朋友忠實地執行了他的焚稿遺囑，世人還曉得有個充滿創造力的文學家叫卡夫卡嗎？我們還知道文學創作可以有另類精彩的選擇嗎？

被埋沒的不乏沙金，殘留的則多是精華？戰國時的楊朱被後世封殺，我們從僅存的隻言片語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具有超時代自由思想的大師，其價值至少不在道、墨、儒之下。鄒衍紅過，也蹲過班房，其思想恣肆汪洋詭奇不輸莊子，其研究方法將自然史與人類史貫通一氣，更將諸子拋在身後。然而其著作也失傳了。不由人不猜想，究竟是被埋沒的精英多，還是殘留的多？

孟子的講法是一種激勵，但是激勵和慫恿、教唆、忽悠同室而居，出入異門而已。僅僅激勵容易產生錯覺，以為隻要不畏難，肯吃苦，就能有所成就，事實不是這樣。僅僅激勵，客觀上也是為統治者，為不公平的社會開脫。若再上講台，我要給學生潑點冷水，告訴他們激勵不一定有效，社會環境可能會將所有努力化為烏有，而且自己激勵過火，可能會產生盲目自大的副作用。我要對學生講調整心態。像孔子努力做的那樣，杜絕四種偏激情緒行為：“毋意”，凡事不任意而為；“毋必”，凡事可變，不要隻考慮一種可能；“毋固”，不要固執；“毋我”，不要自以為是。有些人解釋，孔子的本意是連“毋”也絕掉。因為“意必固我”本不該存在，沒有的東西，“毋”個什麽勁呀？這是用後來的禪宗“破空執”來說事了，並非孔子的本意。應該說禪宗是受了孔子的啟發。孔老師的“絕四”，打包歸一，就是現在說的平常心。這是一種有了年齡閱曆不斷碰壁之後修煉出來的平和心態，它寬厚溫潤，恭敬有禮，文質彬彬，豁達恬淡，既不惑、知天命和耳順，又隨心所欲不逾矩，既不樂觀到狂妄，也不悲觀到心死，境界不算太高，但要達到也不容易。孔子曾經評論過三種類型的曆史人物：“不降其誌，不辱其身”（死要麵子活受罪）的伯夷、叔齊；“降誌辱身”（放下身段委屈做官），言行一本正經的柳下惠、少連；和“隱居放言”（躲起來不說話），潔身自好的虞仲、夷逸，認為自己和他們的思想行為不一樣，“無可無不可”。孟子後來解釋孔老師的這段話是，“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也就是說一切視客觀條件而定，跟“四絕”一致。孔子本身並沒有完全做到，也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固執，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四絕”。

人生的道路千萬條，每個人都不盡相同，不能讓大家都照一個模子去做，那樣很可能造成邯鄲學步的結果。國內幾十年來學習這個榜樣，效仿那個楷模，不但沒有學好，連原形也走樣了。有鑒於此，我要向孩子們多介紹幾個不同尋常的路子。

據說，貝多芬臨終前說過：“鼓掌吧，朋友，喜劇結束了！”仿佛他的一生是岀喜劇。但是這句話有點可疑，因為他的朋友描述的是另一種情景：當時，天空電閃雷鳴，“貝多芬突然睜開眼睛，向空中伸出右拳並這樣過了幾秒鍾，神情嚴肅，臉帶怒氣。然後他身子跌回，半閉著眼睛，口中再沒一句話，心也不再搏動了。”每當我聽《命運交響樂》時，眼前都會情不自禁地浮現一個“狂野”（歌德語）的生命在生活的泥潭中翻滾、掙紮、抗爭的畫麵。我知道，貝多芬是在寫自己。正像他說過的那句名言“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從大量的回憶中可以看出，“怒氣”是他一生中表現最多的情緒，至死不渝。幼年時，那位嗜酒暴躁的“虎爸”沒少修理毒打過他，後來上層社會對他的歧視以及本身的病痛，在他的心底埋下了狂躁、粗俗、反叛、偏激等野性的種子，造成了他在生活和音樂中表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人。他不是沒有軟弱，在創作意氣風發的《第二交響樂》時，給弟弟的信裏卻充滿了悲觀可憐的語氣，以致人們給《第二交響樂》送了一個別名“英雄的謊言”。他曾經試圖向那些瞧不起他的貴族們靠攏，給權勢者寫過曲子，內心不願意教授那些毫無音樂才能的貴族小姐，卻也作過家教。但是他實在忍受不了那些與他格格不入的人，連老師批評他的作品，也會認為是嫉妒的表現。他告誡自己“雖說野性難馴，然而我本心善良”。在這一點上，魯迅先生有些類似，兩人都披了一身堅硬的外殼。所幸，貝多芬沒有被一些惡習吞噬，終於在音樂中發揮出自己最亮麗的一麵。不同的人生道路與性情人格，不是一樣精彩嗎？

應該指出，苦難不是創造的必由之路。苦難可能會毀滅天才，優裕也能成就功業。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給藝術家的創作投入大量資金，直接推動了文藝複興運動。曹植、李白、關漢卿、歌德、雨果、托爾斯泰等一群人都生活無憂，照樣出手不凡。所以隻要你是那個有能力創造的人，無論什麽條件，都有可能出彩。當然，人隻能做條件允許的事情，訂立條件許可的目標，即使完不成，達不到，也不必強求。天生我材可以有用，也可能無用。你在創造的同時，就否定和毀滅了其他創造。套用古人的句式：創造兮毀滅所依，毀滅兮創造所伏。明白了這個道理，也許我們就真正理解了“發憤”，容易接受理性的求索。

合理的社會應該是給人提供便利條件，營造出寬鬆兼容等適於創造的環境氣氛，而不是用苦難來考驗、折磨、摧殘、毀滅人才。

對學生和孩子說得多了，雖然是職責所在，符合教師和長輩的品德，“教不倦，仁也”。但也要謹防“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為人師常常表現為把一些自以為是的一孔之見灌輸給缺乏經驗與學識的人，誤導他們，結果害人不淺。

如果孩子們不愛聽，就當我沒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