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坐家
一無所長，唯餘文墨，一息尚存，筆耕不輟。
中國古代失傳的許多東西可以在周邊國家中找到原型，比如要了解古琴，那就去奈良的正倉院，一定讓你滿意。再如日本的煎茶與茶道讓我們看到唐宋傳統的遺風。
剛到美國時，在一些華人和東南亞人開的超市裏，見到許多添加了各種佐料的茶，如薑茶、橘子茶、苦瓜茶、棗茶、果茶、及攙入一些中藥（如人參、當歸、薄荷）的茶。添加的目的，是為了防病健體。我一時不適應，感覺這些泡出來已經不再是茶水，而是藥水了。當時國內特別是北方還沒有這些花樣，除了花茶，都是保持純茶狀態，南方主要是廣東則有一些藥茶品種，但也不如東南亞人的豐富。翻閱有關茶的書籍，知道這是比日本茶道更早的中國原創。細究一下，所謂東南亞出品，也是一些華僑在當地製作，應當是故土情結鬧騰的。在中國曆史上曾經遭排斥的東西，被保留在嶺南和東南亞，一方麵是當今養生健康時尚的需要，另一方麵也是傳統的頑固性。我開玩笑說，這真是“禮失，求諸野”的範例。
茶在最早發現地----中國，起初是作為蔬菜或糧食的替代品食用，至今有的地方仍說“吃茶”，或許與此有關。在長期食用中，逐漸認識到它對某些疾病的治療作用，因此在食用之上又增加了藥用。專做飲用，則是在藥用之後。目前很難準確劃分出各個階段的年代，一般認為至遲到漢代許多南方人家已經流行飲茶的習慣。不過那時仍然帶有食用和藥用的影子。三國時魏國人張揖編的《廣雅》記載了用蔥、薑、橘子為配料煮的茶可以醒酒，和後世的醒酒湯差不多。因為各地方言差異及茶的用途尚未明確，所以茶的名稱也不固定。魏晉南北朝時茶的名稱至少有五種以上。其中常見的茶、茗意思也較分歧，有的認為“”早取為茶，晚取為茗“（郭璞注《爾雅》），有的認為茶、茗是熱飲、冷飲的區別（《世說新語》）。
直到唐朝，茶的名稱用字與讀音才確定下來。那時許多人喝茶要放點鹽，就像現代人放糖一樣。
茶的傳播是從南方民間傳至上層社會，再由上層社會改造後推廣至大江南北。其中第一個環節的媒介就是道教與佛教。早期道教把茶當作靈藥，與羽化成仙聯係起來，“苦茶久食羽化”（《食忌》），“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雜錄》）這一點迎合了上層社會的心理。道教與佛教都和上層社會關係密切，來往頻繁，對他們的思想行為有較大影響。南北朝時，王子尚和王子鸞到八公山探訪曇濟和尚，曇濟請他們喝茶，王子尚大概初次體驗，大加讚賞，說這是“甘露”呀，怎麽叫個“茶茗”這種俗名。出家人的生活相比於豪門是清苦的，人們常說的“粗茶”與“淡飯”匹配，顯示了茶的出身低微，與酒肉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南北朝時很多人看不起喝茶的習慣，稱之為“水厄”。厄有災難禍患的意思 。“ 晉 司徒 王蒙 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候 蒙 ，必雲：‘今日有水厄。’”（《世說新語》） “［ 劉縞 ］專習茗飲， 彭城王 謂 縞 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洛陽伽藍記》）道教與佛教把茶引進豪門，一些達官貴人仍然把飲茶作為節儉的表現。如桓溫做揚州地方長官時，“性儉，每宴飲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直至唐代文人們最愛的是酒，一杯在手，精神倍增，不貪杯，無宿醉，沒發過酒瘋，都不好意思在文人圈裏混。唐代一位從小生活在寺廟的陸羽改造了文人圈中的時尚風氣，他寫的《茶經》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審美觀（如屈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醉心純自然的不加人工痕跡的美），擯棄了平民百姓的“粗”與道家的“虛”，把茶從藥中徹底分離出來，賦予茶一種獨立的清雅精神，大大提升了茶的精致品味。他十分厭惡用蔥、薑、棗、橘皮、茱萸、薄荷之類作茶的配料，不喜歡長時間地反複煮茶，說這樣一來，茶水等同“溝渠間棄水耳”。為了保持茶味純正，他特別講究用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嚴格煮法，認為水煮過三次以上就不可飲用了。陸羽的口味對後世影響極大，奠定了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體的飲茶情趣的基本內容。
北宋書法家蔡襄著《茶錄》，進一步闡發了陸羽的觀點，認為“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從此，凡是有關茶的著作，都把這一點明白列入。如：“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啜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香味俱奪。”（《茶寮記》）“夫茶中著料，碗中著果，譬如玉貌加脂，蛾眉著黛，翻累本色。”（《茶說》）可以說自陸羽後，文人士大夫都把最大限度激發並保持茶的本味真香作為飲茶的最高境界。
然而就像世間的其他事情一樣，當一個方麵式微，另一些方麵則會滋生發展起來。一個願望的實現，往往伴隨著許多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條件。比如吃飯是為了填飽肚子，偏有人要在餐具、環境、食伴、情趣、禮儀上做文章，總要把本不相幹的東西拉扯進來，搞得很複雜。茶一被文人士大夫相中，就不隻是在茶葉上提純保純與煮泡方法上精益求精那樣簡單了。
中國古代文人無論做什麽事都千方百計與道德人品聯係起來，他們看家的本事琴棋書畫中有人品，連吃飯喝茶也都打上了人品的印記。人品在他們眼裏不僅有雅俗、高低的懸殊，還有貴賤的分別。沒有飲茶時尚時，把茶作為與王侯的“八珍”根本無法相比的 下等人嗜好。染上飲茶習慣後，茶的品格等級立即提升了。不但要用潔淨的山泉水與精心的煮泡方法保持原汁原味，還要用茶具、飲伴、環境、時機等條件盡量彰顯靜雅的情趣，以便區別於劃拳牛飲開門七件事沒有情調的俗人。陸羽說：茶“最宜精行儉德之人”。陸樹聲的《煎茶七類》，第一是人品，“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塊壘胸次間者。”羅廩《茶解》：“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戰，聽鬆濤傾瀉入杯，雲光灩瀲，比時幽趣，未易與俗人言”。他們的本意是以飲茶表達清雅淡靜儉素的情趣，盧仝的《謝孟諫議寄新茶》也反映了這一點，“ 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房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麵。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膚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由精神潔癖到孤芳自賞，由此又連帶對茶友有所選擇。人數不能多，如“飲茶以客少為貴，客眾則喧，喧則雅趣乏矣。獨啜曰幽，二客曰勝，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茶錄》）。身份要篩選，《煎茶七類》第六“茶侶”有“翰卿、墨客、緇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軼世味。”與此相應，飲茶的環境也被刻意營造了。《煎茶七類》第五“茶候”開列“涼台靜室、明窗曲幾、僧寮道院、鬆風竹月、晏坐行吟、清譚把卷”諸項理想情景，要求很高，於是尋常人士便沒有資格同飲。這些本無可厚非，人以群類聚合嘛，但有些人進一步歧視不同階層的人則大不該。許次紓的《茶疏》，在“不宜用”條下有“粗童、惡婢”；在“不宜近”條下有“野性人、童奴相哄”等等。
飲茶被文人抬舉為高雅情趣後，奢靡立刻如影隨形，並且不再是依附而是高踞於飲茶行為本身。陸羽在《茶經》中列舉的茶具雖有廿四種之多，但很多是竹木器，他認為“瓷與石皆雅器也，性非堅實，難可持久。用銀為之，至潔，但涉於侈麗。”用銀做茶具隻是因為它結實，可以“用之恒”。這種態度與豪門的奢靡有很大區別。他對當時“城邑之中，王公之門，二十四器闕一，則茶廢矣”的狀況並不以為然。但是這位茶藝的總結推廣者根本無力也不可能阻止奢靡之風與飲茶時尚一起暴漲，唐宋金銀器的飛速發展除了和酒、宗教、中外交流有關外，茶的推動作用也不可小覷。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傳世或考古發現的唐宋金銀器中就有一些製作精美的茶具。
奢靡的同時，無聊也伴生了。宋代上層社會在皇帝的親自帶領下時興的“鬥茶”是從民間習俗轉化為惡俗的典型。鬥茶時，飲茶和茶的味道已經退居次要，茶湯及浮沫的顏色水紋則成為最受重視的因素。試想一下，幾個人圍觀分辨煮衝茶的外觀模樣，以此決定高下勝負，其做法、神態、氣氛，和鬥蛐蛐有什麽兩樣？鬥蛐蛐有專門的蛐蛐罐，鬥茶也有專門襯托最佳白茶色的黑茶盞。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說：“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皇帝老兒金口諭旨，尋常茶盞顯示不出競鬥的賽點，於是建窯的兔毫盞身價倍增。可是一般平民百姓是置不起的。這樣鬥茶在比茶湯及浮沫之外，還要鬥茶具，幾乎脫離了鬥茶的原來意義。結果鬥茶鬥的不是茶，而是拚身份，拚財力，和石崇鬥富一類醜行在本質上沒有區別。無聊而自命風雅，文人士大夫的毛病於此可見一斑。陸羽若看到這一幕，一定會痛惜，能與“醍醐、甘露抗衡”的茶，是天生絕佳的飲品，不是供人觀賞戲弄的玩意兒啊！
鬥茶雖然很快隨著宋朝的滅亡而逐漸絕跡，但是講究茶具卻成為中國文人的永久嗜好之一。清代俞蛟在《功夫茶》一文中特別提到“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紅樓夢》第41回描寫了妙玉設茶待客的事情，所用茶具都是名貴的瓷器、玉器、竹雕、古董等等，連水也有“舊年蠲的雨水”和五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兩種，當賈母把妙玉特意敬她的“成窯五彩小蓋盅”讓劉姥姥用過後，妙玉嫌髒了，掉價了，貶值了，竟然棄而不再用。這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飲茶情趣的生動再現，相信現代小資隻有羨慕嫉妒恨的份兒了，如果照樣實行，恐怕說矯情都太客氣。對環境心情講究一點還可以理解，個人喜好，各有道理。而對茶具則不必苛刻，隻要不影響茶味，用何種材質的器具有什麽關係呢？盧仝的大碗茶 不是照樣喝出了不俗的情趣嗎？
由追求保持茶的天然本味，到製定一大堆相關規矩，反而破壞了飲茶的初衷。東南亞和廣東在茶中添加佐料，增其藥用功效的做法也有越來越繁的趨勢，弄不好也會物極必反。
茶的功效就是解渴、提神，至於什麽防癌、降低血脂、血壓、血糖，恐怕都有誇大其辭，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茶和酒一樣，淺酌小飲，適可而止，自然暢意就好。
心君好，天災過去，恢複正常了吧？祝節日快樂！